爱华网朱绍良----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余汉谋-----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华南军政长官
胡琏----“不败将军”、中央军土木系骨干将领
胡宗南
胡宗南(1896～1962) ,别名琴斋，字寿山，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1896年生于浙江镇海（今宁波市），在浙江安吉县生活过一段时间，1962年2月14日卒于台北。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一期生。
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军中的第一个军长（1936.4），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堪称传奇（第一个师长的名头被范汉杰夺走，后范参加福建事变，不久重回蒋阵营充当胡的副手后，就再也追不上胡的晋升步伐）。
胡宗南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派系，是黄埔系内的一个小派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陈诚土木系，杜聿明第五军系是黄埔系中的几个实力最强的小派系。
生平简介
祖籍浙江宁波（北仑霞浦）幼随父叔迁居浙西孝丰鹤路溪（今属安吉）。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回孝丰当过小学教员，1924年得同学在上海做毛竹生意的章云家长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其身高不足1.6米， 体格检查时被淘汰，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被录取。1924年11月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军校教导团排长、副连长、营长等职，曾参加两次东征陈炯明及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
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5月任第1师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11月任第22师师长。
1928年4月参加第二期北伐。8月第22师缩编为第1师第2旅，任旅长,11月所部在蒋介石校阅中因训练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旅”。
1929年随蒋参加蒋桂战争。
次年率部参加蒋冯阎战争，战后任第1师师长。
1932年指挥所部参加“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派兵到四川松潘一带阻截北上的工农红军。1936年4月任第1军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17军团军团长、第34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等职，先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等。其间，曾派重兵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多次向八路军挑衅，制造摩擦。
1945～1948年，先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反共围剿主要指挥官。
1949年5～7月，所部在解放军发动的陕中、扶郿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后,陆续撤至秦岭、巴山地区。9月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成都战役中，所部大部起义或被歼，余部逃往西昌。
1950年3月由西昌逃往台湾后,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澎湖“防守司令官”、大陈“防卫司令”等职。这位曾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如今成为弹丸小岛的司令官，其份量何啻天壤之别。1956年后，胡宗南退休在家，以写毛笔看书报消遣时光，平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的几年。病故后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
回顾历史
1904年就读于私塾。1909年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1912年以第二名成绩毕业。1913年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1915年毕业后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1921年利用暑假时间到处游历。
1923年，因竞争校长失利及父亲包办婚姻，胡宗南离家出走广州，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2月去广州参加复试，因身高不足落选，却偶遇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廖仲恺的帮助下，4月胡宗南被录取；5月5日入校，编在第1期第2大队第4分队；6月16日正式开学，此间结识了“同乡”蒋介石；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毕业，胡宗南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1925年2月，调任机枪连中尉排长；3月参加第一次东征棉湖战役，因功升机枪连上尉连长，4月任第1师第2团第2营营副；6月参加讨伐杨刘叛乱；10月参加第2次东征河婆战役，升任第1师（何应钦）第1团第2营营长。
1926年初任第1军教导师第2团（团长胡公冕为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7月把同乡戴笠推荐给蒋介石，胡宗南在胡公冕的推荐下，升任教导师第2团上校团长；10月，胡宗南在南昌城郊使用火攻计，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孙传芳1个精锐师，俘虏军长李彦春等；11月教导师改为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1师，隶属东路军（何应钦）序列，进军浙江。1927年3月20日攻克上海；5月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将军；8月从杭州飞驰南京参加龙潭战役；10月26日，胡宗南升任第1军（刘峙）第22师师长；11月击毁直鲁联军白俄雇佣兵装甲车队。1928年4月参加第二次北伐，一举攻占蚌埠；5月1日进济南，5日撤退到曲阜整训；10月第1军第22师整编为陆军第1师（刘峙）第2旅，胡宗南任少将旅长；11月蒋介石亲临徐州校阅第1师，第2旅被誉为“模范旅”，其第3团受阅成绩列全国陆军第一。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胡宗南率军警戒武汉，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5月参加中原大战，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反蒋部队作战，6月7日胡宗南任第1师代理师长，沿陇海路迎击西北军孙良诚部①。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7月参加讨伐石友三。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5月参加“围剿”大别山的红4方面军，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际，将红军第10师和第12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6月红4方面军向西北突围时，胡宗南等几十万大军尾追拦截，与杨虎城部将红军压缩在漫川关，徐向前、许世友等几经拼杀才突出重围，不久率领第1师进入甘南布防。1935年2月任“剿匪”第三路第二纵队司令官；4月9日叙任陆军中将；6月积极参加拦截围攻长征红军，在松潘差点被活捉，部队伤亡过半；9月任“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在川西北地区阻击红军；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5届中央督察委员，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开始进入中央决策机构。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进攻陕北红军，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大败胡宗南；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宗南正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旋即赶到天水，支持戴笠赴西安营救蒋介石。1937年2月第1军开赴陕西凤翔，受顾祝同指挥，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4月24日辞第1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第1个军团长，由于第1军仓促上阵，两度参战部队损失很大；11月6日第17军团撤出战斗；12月回关中。1938年5月12日辞第1军军长，参加开封会战，指挥部下攻打兰封外围，扫清了通往城内的道路，但土肥原第14师团仍突围而去；6月18日兼任第27军军长；9月1日胡宗南辞军长，支援武汉会战，占领信阳，日军反攻信阳时，留守的团长马载文临阵脱逃，导致信阳失守，乃撤回西安。1939年1月14日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4日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集团军总司令；12月，胡宗南受蒋介石指使，集结部队准备向延安进攻。1940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蚕食5个县，并公开喊出“消灭边区”的口号，严密封锁，构筑了一条长达700余里的由碉堡、工事组成的封锁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1943年7月，胡宗南曾密谋突袭延安，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暴露而作罢。1944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不服司令长官陈诚，称病赴华山休养；5月日寇土肥原部调集12万兵力突然进攻中原，守军连失数城，土肥原率兵向西急进，如入无人之境，6月13日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胡宗南部猛烈反攻，取得胜利；8月17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陈诚数次冲突；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2月19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1945年1月12日就任代理司令长官，辖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5个特种兵团，计45万人；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3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8月21日被任命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地区的受降主官，向石家庄发动进攻；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本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共6万余人；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①，此时第1战区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势力分布到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晋东南地区；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1月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副主任；3月1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4月所部国军整编，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胡宗南部下20多万；7月4日整编第1军越过黄河，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太岳部队；9月，其部队分两路进犯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欲“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司令员陈赓），24日整编第1旅被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接着整编第48旅遭受歼灭性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胡宗南慌忙收兵。
1947年3月4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包围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3月13日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大吹大擂“俘虏敌5万”的“重大胜利”，被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24日胡宗南将其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到延安，并抽出5个整编旅的兵力守备延安，机动进攻兵力减少为只有10个整编旅；3月25日，第31旅在青化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此后胡宗南行动变得更加谨慎，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稳扎稳进，乃令刘勘兵团和董钊兵团进行“扫荡”，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次次扑空；4月16日第135旅在羊马河被全部歼灭，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蟠龙的众多战略物资成为解放军战利品；6月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8月6日，西北野战军为调动和牵制胡宗南主力，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进攻榆林，胡宗南令整编第36师等部队增援，12日解放军主动撤围，胡宗南令部队追击，22日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解放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2月，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整编第29军增援，在瓦子街被包围，至3月1日，整编第29军全部被歼灭，中将军长刘戡自炸毙命，整编第90师少将师长严明被击毙，胡宗南向南京请罪，被撤职留任；3月5日西北野战军包围洛川，胡宗南急调5个整编师解了洛川之围；4月21日整编第17师撤出延安，延安解放；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胡宗南列第30位。1949年2月1日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5月19日，解放军军突破西安泾河南岸的胡军防线，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向宝鸡转移，20日西安解放；7月宝鸡解放，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胡宗南窜逃汉中，从此离开西北，部队有第5兵团（李文）、第7兵团（裴昌会）、第18兵团（李振）等13个军40万人；8月，胡宗南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起晋见到重庆巡视的蒋介石，欲放弃西南转进滇缅，被蒋介石训斥责骂；9月8日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1月向成都转移；12月7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12月9日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云南也宣布起义，西南形势大变，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在顾祝同劝说下飞到西昌。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四十六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①，经蒋介石、陈诚、顾祝同、蒋经国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为“秦东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驻守大陈岛，指挥部队骚扰破坏大陆沿海。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军大陈岛，台湾当局撤消“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7月23日胡宗南飞回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8月进入“国防大学”进修。1954年2月从“国防大学”毕业，在台北家中闲居。
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晋任陆军二级上将。1956年4月以考察名义到美国访问。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1959年10月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2月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1960年9月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深居简出，郁郁寡欢。1961年身体出现高血糖。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总统府副秘书长”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2月15日以台晋字第198号令，“故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台湾成立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移灵台北市极乐殡仪馆，17日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挽“功著旗常”；3月13日颁发“褒扬令”②；6月9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
胡宗南可称得“天子门生”第一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乃至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战时避居西北拥兵称王，内战时则成了急先锋，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战略，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善恶，军事上远不是彭德怀的对手，部队被逐个歼灭，逃到台湾又被弹劾，狼狈不堪；著有《宗南文存》。
褒扬令
褒扬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气度恢宏，志行坚卓，早岁入黄埔军官学校研习军事，晓畅戎机。东征以来，参与革命奋战役，临阵奋勇，迭建奇功。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指挥镇摄为国千城。抗战胜利后，共军扩大叛乱为祸国家，该上将秉承方略，穷追逋寇，直捣其巢，丕振军威。政府播迁，率军殿后，艰危备历，劳瘁不辞。来台以后，整训队伍，巩固海防，咸收绩效。比年升任战略顾问，方质盖筹，期多献替，遽闻溘逝，轸悼殊深，除追晋一级上将外，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勋绩。此令。”
彭德怀与“西北王”胡宗南的生死较量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北，地处中国东西部结合处，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就有“欲统中国，必据关中”之说。
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在此胜利会师，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从这一天起，陕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竞技场。其中彭德怀与“西北王”胡宗南之间的较量，构成了西北战场上国共较量的主旋律。
山城堡之战，彭德怀初射天狼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著名的上将军之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周恩来曾评价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由于他骁勇善战，老谋深算，善于收买人心，为人狡猾奸诈，加之又深得蒋介石的宠爱，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军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稳了脚跟，成长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枭雄。
1936年9月，胡宗南率领第一军第二次入甘。第一军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国军中的精英，号称“天下第一军”，装备精良，人员充足。“西北王”胡宗南也是杀气腾腾，入甘后就展开了对红军的猛烈攻势，迫使红军不得不从已经占领的会宁、静宁一线向北撤退。胡宗南军则对北退的红军加紧攻势，步步紧逼。天狼在逞威。
胡宗南率领第一军二次入甘的消息传出后，曾在红军高层内部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张国焘先前领教过胡宗南的厉害，深知形势的险恶，对阻击胡宗南的战略决策犹豫不决；中央红军也曾有过深刻教训，对阻击胡宗南也缺乏底气。胡宗南确实是一只凶悍的天狼，不可轻视。
针对红军内部这种微妙的“惧胡”气氛，彭德怀挺身而出，欣然接受了“射狼”的重任，被委任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统一指挥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作战。
当时红军退到靖远后，已经无路可退了。靖远一旦失守，红军将落入被南北夹击的险恶境地。蒋介石也看到了靖远的军事重要性，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靖远。
面对胡宗南的步步紧逼，彭德怀制定了“射狼”的初步计划，为这只凶狠的“天狼”布好了口袋。彭德怀欲借胡宗南的轻敌情绪，诱其深入，断其数指。他在军中训话时说:“胡宗南是一只狡猾的狼，红军是一个猎人，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老猎人。”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然而，胡宗南狡猾成性，并没有轻易冒进，钻进彭德怀布下的口袋，而是多路并进，并由另一路攻下靖远。彭德怀第一次围歼胡宗南的设想落空。
靖远被占领，红军只好一路向东，且战且退。此时，胡宗南也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已经“不堪一击”了。他把第一军放在了追击的最前方，又兵分三路，直追东退的红军。
由于“狼群”紧紧咬住红军不放，彭德怀的处境更加严峻。红军再退就要将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暴露给敌军了，就意味着红军要放弃陕北，再做一次长征。此时，在保安的毛泽东、在南京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毕竟这一仗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不敢怠慢，几乎一日数电彭德怀，讨论围歼胡宗南的计划；蒋介石更是对胡宗南寄予了厚望，鼓动胡宗南一举而下保安。
再狡猾的狼，也躲不过猎人的枪。被迫背水一战的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比较，将设伏地点选在了山城堡，准备在这里给凶狠的“胡天狼”以当头一棒。
胡宗南与彭德怀之间的追击距离，始终只差1至2天的路程。红军指战员以极高的热情，率先在山城堡四周部署好了伏击计划。20日黄昏，胡宗南部冒进的丁德隆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21日黄昏，彭德怀一声令下，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发起猛攻。敌军除少数突围外，大部于22日9时被歼灭。山城堡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共歼敌一个旅和两个团，基本上消灭了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七十八师，在扭转恶劣局势的同时，大大震慑了“胡天狼”。
山城堡之战后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与山城堡之战的胜利不无关系。彭德怀在后来评价山城堡之战时曾说过:“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山城堡之战，客观上促使了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国共两党开始联手抗日。同时，也标志着彭德怀第一次“射狼”的胜利结束。
宜川战役，彭德怀打狼崽、钓老狼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渴求和平、希望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的迫切愿望，肆意挑起内战，西北战场再次成为国共较量的主战场之一。
时任中共西北野战兵团最高统帅的彭德怀再次展开了针对西北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胡宗南的“射狼”行动。
在“射狼”行动初期，西北野战军攻势凌厉，胡宗南又一次领略到了彭德怀这个精明老猎人的厉害，一失青化砭，再失洋马河，三失蟠龙，紧接着沙家店战役失败。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掩盖了胡宗南一举“夺取”延安的“辉煌功绩”，使这只凶狠的“天狼”气焰全失。
但凶狠顽固是狼的本性，面对颓败的形势，“胡天狼”仍在垂死挣扎。
1947年底，胡宗南在西北战场转入“战略防御”态势后，靠着其精良的装备，曾一度挽回了局部战场上的劣势，面对着“胡天狼”的垂死挣扎，彭德怀提出了著名的“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即消灭胡宗南剩余的两大主力之一——刘勘的二十九军，斩断胡宗南的手臂。
有经验的猎人，都会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狼崽子，结果便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成为猎人的猎物。彭德怀深谙此道，将其具体成了作战计划:打宜川，钓洛川，歼灭刘勘。
作为一只长期同中共打交道的老“天狼”胡宗南，对共产党的“围城打援”战术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西北战场上长期的军事失利，已经令这只老狼丧失了原有的沉稳理智，他开始一步步地走进猎人摆好的口袋。
1948年2月24日，彭德怀发动了宜川战役的外围战，“狼崽”张汉初急忙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刘勘的二十九军前往宜川驰援。2月25日，“老狼”刘勘被钓起，率领3万大军，驰援宜川。
长期接触共军的刘勘，深知彭德怀围城打援战术的厉害，虽然他自有一套作战计划和救援战术，却被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面对胡宗南的救援方案，刘勘虽知后果，但却不得不执行。
彭德怀早已在刘勘的前面布下了大量军队，2月28日，彭德怀挥军包围了驰援宜川的刘勘二十九军，并迅速于3月1日发起围攻，全歼二十九军。3月2日，又乘胜攻下了宜川。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宜川战役就以彭德怀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宜川战役，胡宗南损失了最精锐的二十九军，两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计2.9万人，首开西北战场上一次被歼灭一个整编军部的记录。彭德怀在这次战役中狠狠地教训了胡宗南一顿，既杀了狼崽，又钓了老狼，断了胡宗南的一条手臂。
西府、陇东战役，彭德怀“被狼咬”
但再精明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彭德怀也不例外。
他低估了胡宗南这只“天狼”反扑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轻敌，给了狡猾的胡宗南一次报复的绝好机会。彭德怀也由此在西北战场上犯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大失误，也就有了胡宗南后来大吹大擂的“西府陇东大捷”。
宜川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迅速出击，欲趁势攻取洛川。结果洛川一月未下，胡宗南也没有再让彭德怀钓走一只老狼。围城不下，打援不成，彭德怀便率军深入胡宗南后方。野战军西进河谷，初期进展顺利，接连攻克九城，切断了西北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后又攻克了西府重镇宝鸡，对胡宗南的大后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虽然西北野战军初期作战进展顺利，连战皆捷，但由于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胡宗南瞅准时机，连同马家军共11个旅的强大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两军行动迅速，作战主动，对野战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面对突然来临的危险，彭德怀第一次感到了紧张。他迅速组织分散的队伍进行集中突围，不得不毁掉大量缴获的军用物资。当彭德怀率军撤退到陇东地区时，又遭到了胡、马两军的第二次夹击，被迫与优势敌军展开了极为残酷的血战。
胡宗南一改过去的稳扎稳打的战术，对西北野战军展开了穷追猛打的凌厉攻势，加上马家军的全力配合，使得彭德怀深深地看到了“天狼”的凶悍:野战军主力部队与救援部队里外夹击胡、马部队，竟只能勉强突围，并且还是在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
5月7日，彭德怀又一次陷入了胡、马的包围，战斗异常残酷，形势十分严峻。所幸经过西北野战军第二总队的拼死掩护，主力部队才得以从胡、马军队的严密围攻中成功突围，回到关中地区。
对于这次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很是自责。两次战役虽然有所收获，但给西北野战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共计损失兵力1．5万人。后来彭德怀也谈到了西北战场上的两大失误:一是二打榆林，“近月未下，妨害部队休整训练”；二是西府、陇东战役，因轻敌而给胡宗南造成可乘之机而失利，“被狼咬了一口”。
胡宗南则借这次战役的“胜利”，向蒋介石大大吹嘘了一番，以此来重塑“西北王”的威名。但这只“天狼”却不去整顿军队，而是整日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以后遭到更大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拒绝彭德怀的策反，“天狼”黯然逝去
面对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作了深刻的反省。
他开始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对失职的将领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并进行了自我检讨。经过一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部队面貌迅速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地提高。
与此相反，胡宗南则在忙于以“西府陇东大捷”邀功请赏，部队作风更加腐败，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在西北战场上的较量日益剧烈，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越战越勇，锐不可挡；而胡宗南则是屡战屡败。尤其是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4个军被歼灭，在军事上处于绝境，受到蒋介石的一再斥责。蒋介石甚至产生了让胡宗南坐困挨打，为党国尽忠的打算。
1949年10月，国民党政权灭亡，蒋介石逃往台湾，胡宗南失去了靠山。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也已无处立足。念及多年的“交情”，彭德怀向胡宗南伸出了援手:“策反胡宗南。”这也是“射狼”行动的最后一步。然而胡宗南自知罪恶深重，无以面对中共，断然拒绝了彭德怀的援手，逃往台湾，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1962年，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台湾孤独谢世，一代“天狼”从此逝去。
西北战场上猎人与狼的较量，最终以猎人的胜利而告终。彭德怀虽然没能猎到胡宗南这只狡猾的“天狼”，但却使自己“猎人”的声名威震整个大西北。胡宗南晚年曾感慨地说:“我有两个克星，如果周恩来是我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可以说是我胡宗南的军事克星。”
胡宗南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为什么自己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条件下，还是输给了农民出身的彭德怀。他至死也没弄明白。对此，彭德怀一句话点破了天机:人和。历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了民心，无论你曾经多么强大，多么显赫，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中国的民心所向，当然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朱绍良
朱绍良(1891—1963) ，国民党高级将领。
原名宝瑛，字一民。 祖籍江苏武进，生于福建福州。字一民。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入福建陆军小学堂，后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1910年（宣统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9月回国，旋参加武昌起义。后到沪军都督府任参谋。1913年参加讨袁战争，失败后再赴日本留学。1916年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投黔军王文华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参谋长，随军北伐，参加汀泗桥、贺胜桥之役。1929年任第2军军长、第6路总指挥。次年随蒋介石参加蒋冯阎战争。之后，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1931年12月兼驻赣绥靖主任。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1935年兼任西北“剿共”军第1路总指挥。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任中央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1,940年兼陕甘宁边区总司令,指挥部队在绥西战役中重创日军。1946年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重庆行辕主任等职。1949年1月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8月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卒于1963年12月25日。病逝后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6年 5月 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毛泽东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人，进行了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给国民党很多将领们都写了信，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其中就包括朱绍良。
毛泽东致朱绍良函为：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 !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 !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启
蒋介石东山再起与朱绍良
1927年7月，蒋介石率10多万国民党军北上，不料在徐州被北洋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联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回南京。他原本想通过徐州战役来炫耀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增强自己在南京政府的实力地位。结果事与愿违，其部下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对蒋更加不满，都认为：败军之将，何以统帅。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把从前对蒋介石的希望，变成了对他的指责与愤懑。善玩权术的蒋介石遂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于8月13日发出下野通电，宣布回奉化老家，表面上不得不把所有军队和有关军事机构移交给何应钦。暗地里，却想通过黄埔同学会紧紧抓住其嫡系部队，寻机再起。蒋介石思虑良久，猛然想到了朱绍良。
朱绍良原籍武进县，原名宝瑛，字一民。1908年他考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同船赴日留学的还有何应钦和谷正伦，从此3人结为好友，后来又一起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何应钦一同回国参加革命，为此不惜中断学业，两人都投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时蒋介石也在沪军中任团长，他们由此相识。1924年5月，孙中山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任总教官，朱绍良也因与他们的旧关系而被聘为教官。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参谋长。后国民党内部纷争，他倒在了蒋介石一边。
蒋介石随即与朱绍良秘密交谈，任命朱绍良为黄埔同学会指导，曾扩情担任秘书。蒋介石之所以看中朱绍良，是他与何应钦历史渊源较深，不会使何应钦对黄埔同学会起疑心，自己可巧施暗渡陈仓之计。
蒋介石“引退”后，南京城内群龙无首，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利，无暇顾及军事。8月25日孙传芳部乘虚而入，兵临南京城。蒋介石叫何应钦将嫡系部队调往浙江，让桂系部队单独与孙传芳部作战。 后因多方压力，何应钦派军增援桂系第七军，获龙潭大捷，蒋介石极不高兴。此后，桂系又要何应钦将驻守在沪宁一带黄埔系军官带领的部队一律开往江北，把宁沪一带防地统交桂系部队接管，激起其部下的不满。蒋介石看准了这一良机，欲借此釜底抽薪，将实权握在手中，架空何应钦，于是，立即密电在杭州的曾扩情，即刻通知团长以上的黄埔同学到上海朱绍良家里开会，筹商对策，朱绍良一时成了决定蒋介石政治命运的关键人物。
为防走露风声，不让何应钦知道，当时同学会交通股长宋希派濂没有发电报通知与会者，而是自己昼夜奔波于沪宁、沪杭线，逐一当面通知参加会议的人。这次会议有20多人参加，由朱绍良主持，最后达成3点意见：一、坚决支持蒋介石，他现在暂时下野，不久必然会出来收拾残局，各同学所率部队，绝不脱离其领导；二、李宗仁、白崇禧阴险，何应钦忠厚，现在要我们将部队开往江北，极其危险；三、江浙地区富庶，是以后北进的后方，绝不放弃。通过朱绍良的这次努力，此次会议后确立了他在黄埔系至尊无二的领袖地位，而何应钦被架空却茫然不知。黄埔系军队牢牢掌握在蒋的手中，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强硬资本。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黄埔系军队团以上军官在朱绍良鼓动下，纷纷列名通电，拥蒋复职。而何应钦却迟迟不发拥蒋复职通电。蒋介石派人专门责问何：“我将即日入京，为什么你还不发，你何应钦打的是什么主意？”何应钦虽无奈发电，却不甘心失败。时值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在津浦线上作战，何便派了与蒋矛盾很大的副司令周凤歧坐镇南京。朱绍良深知贺耀祖对桂系掌权不满，便亲自写信给贺，转达蒋介石对他的封官许愿，让他率部回南京，然后到上海亲自召见嘉奖。于是贺耀祖率四十军第二师悄悄开回南京，部署卫戌事宜，本人则跑到上海向蒋介石效忠。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何应钦只好俯首称臣。
由于朱绍良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东山再起出了大力，所以深为蒋器重，被任其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成为蒋的左膀右臂。1928年调为第八师师长，次年又升为第六路军总指挥。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
朱绍良在西北
朱绍良任甘肃主席时的地方情况和一般措施
1933年春，蒋介石在南昌决定：令杨虎城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调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任杨虎城兼任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另调朱绍良接替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时任第六路总指挥，以甘肃地处边陲，民族复杂，地方秩序混乱，顾虑政令推行困难，一再恳辞。蒋介石以一时无适当人选，坚令前往。朱乃当面请求：暂准他到甘肃试办三个月，如果做不通时，望把他仍行调回。经蒋介石答应后，朱遂于是年到兰接任。后蒋又在兰州成立了驻甘绥靖公署，命朱绍良为该署主任，仍兼甘肃省政府主席。
朱绍良一到任，即调来胡宗南第一师的第五团杨德亮部，和另一宪兵营驻扎兰州。当时甘肃情况，确属复杂，民族的问题和浓厚的封建势力，到处存在；地方军阀把持地方行政，各据一方。马步青的骑兵新编第二师驻武威一带，马步芳的三OO旅韩起功部驻张掖一带，二九八旅马步康部驻酒泉一带，邓宝珊的新十旅李贵清部、新十一旅石英秀部驻定西、静宁一带，马锡武的东路交通司令部所属的一个团驻华家岭、界石铺一带，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驻岷县、渭源一带，杨渠统的陇东绥靖司令部所属部队，驻陇东各县。这些部队的饷项来源，主要靠就地拨款。当时在甘肃全省70余县、局中，凡是地方军队所驻的县份，县长和地方行政人员，多半是由驻军保荐的。地丁、钱粮，任意附加；临时派款，亦所在多有。土匪乘机横行，商旅裹足，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朱绍良主甘以后，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央的威信，表现他不负主子的恩遇，首先，以统一甘肃的军政为务。他的办法是：一、极力和地方士绅拉拢，建立私人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协助；二、对地方军队，则采取联络头领，建立私人感情的办法，以取得拥护；三、进一步和地方军队首领，分别协商，各县县长由省政府委派，钱粮税款，须按省政府统一规定，不得任意附加，收到的款须一律解交财政厅。关于地方军队所需军费，由省政府统一拨发；四、地方各军的编制和粮饷，应分别报请中央军政部核定。这样一来，甘肃的割据局面．便在表面上统一起来了，政令能下达了，治安也较好转了，但人民痛苦并未减轻。
那时甘肃各地，还公开种植鸦片，吸食极为普遍。不但地主官僚，吞云吐雾，即一般商业行栈，都烟具齐全，成为应酬往来客商的必需品。不少肩夫脚户，每到旅店打尖或夜晚住宿，亦以吸食鸦片为常。每到日落西山，兰州城中心的城隍庙(今工人俱乐部)内，就可看到三三两两、横陈竖卧在屋角簷下的人，公开吸食鸦片。其他如娼寮妓院，更以鸦片为招待客人的主要用品。大街小巷，随处可看到门口悬挂着“清水净烟”四字灯笼的烟馆。最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城内学院街(武都路)还有一个“甘肃省禁烟善后局”，该局有总办、会办等负责人，都系政府简派的，下面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外县还有分支机构，实际却是对吸食、贩卖鸦片者征收所谓“禁烟善后捐”的税收单位。据说当时甘肃省的财政收入“烟亩罚款”和“禁烟善后捐”要占半数以上。因此朱绍良到甘后，这个单位还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才结束，而代之以“甘肃省禁烟委员会”(起先在左公祠，后在五泉图书馆)。这个组织也相当庞大，有常务委员三人，秘书、科长等工作人员也有一大堆，但仅作了些“戒烟”方面的工作，如设立戒烟所、训练戒烟人员和制发戒烟药片等，这都是些消极措施，所以收效不大；对私商勾结军队贩运鸦片及陇南山区的私种罂粟，却一直没有根绝；即朱绍良的老婆华德芬，也一直是兰州的“头号瘾客”。
生活和用人
朱绍良从来自命不凡，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自许，并推崇黄老之学，表示与人无争。事实上这都是骗人的把戏。他自己知道争不过胡宗南，所以对胡就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正因为他能与胡宗南不争，才能在西北先后稳坐了12年。朱绍良自己虽标榜清高，不额外需索，但他和他的老婆孩子，生活都十分考究。他自己，烟非加力克不吸，酒非白兰地不饮。他老婆华德芬鸦片嗜好极深，且非云南土不过瘾。至于他的五个女儿更因过度放纵，淫逸骄奢，声名狼藉。因此他就不能不有意识地放任其老婆大开后门，巧取豪夺。华德芬大量收受贿赂，放高刹贷和公开走私，都是当时兰州人所共知的事。在解放前轰动兰州的一件大贪污案中，被枪决的八战区兵站总监班淦，便是因为给华德芬敛财而被牺牲的一个例子。朱绍良主要依赖内助为其聚敛，以供挥霍，因此他对老婆颇为恭顺，当时兰州官场有“朱绍良怕老婆”的说法。
谈到朱绍良的用人，由于他自己自负“才高”，对军事政治都有一套，认为不容易找到比自己更为高明的人，同时还认为部下有才，难以驾驭，所以他主张“用奴才，不用人才”。不问才学如何，只要对他“忠诚老实”，就为合格。他还有一个毛病，凡是找他求工作的人，他，总要表示慎重，各方考核，迟迟不予安置。因此，当时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叫“朱半年”。他还经常讲所谓“气节”，对蒋介石抱“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忱，从而也要求部下都对他忠诚。他初来甘时，以李拯中为省政府秘书长。李拯中系他陆军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他不得志赋闲时，李曾给他以经济援助，以后李又介绍他到陈铭枢的十一军当过参谋长，他们两人认识很早，交谊甚笃，所以对李是比较客气的。驻甘绥靖公署成立，又以李为绥靖公署参谋长兼省政府秘书长。
1935年9月，李因赴飞机场送客，在返城途中，覆车殒命。遂又以翁燕翼为省政府秘书长，章亮琛为绥靖公署参谋长。翁系福建举人，最善迎合朱意，唯唯诺诺，曲意顺从。惟贪财好货，在翁两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任内，苞苴公行，都装入翁的私囊。章亮琛曾任第六路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平庸无才，遇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章唯一的长处，是能绝对听朱的话，所以很合他的胃口。朱绍良第二次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虽曾一度以丁宜中为秘书长，但不久丁被特务密报，以其夫人王德谦有“共产党嫌疑”，为蒋介石勒令离职。丁离职后，仍以翁燕翼为秘书长。1938年第八战区长官部成立，朱蝉联副长官职位(1939年1月升长官)，仍以章亮琛为参谋长。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朱绍良带同章亮琛前往参加，章身体肥胖，且素来精神萎靡，正当开会的时候睡着了，一时鼾声大作，引起了会场上的注意。蒋介石正主持会场，极为震怒，故意问章：“在五原战役中傅作义的步兵和门炳岳的骑兵是怎样配合作战的”?章瞠目不知所答。会后朱、章回兰，接到据说是蒋介石亲拟的电报，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这样人如何能作参谋长?闻兄专好用‘拆烂污’之人……。”朱绍良于不得已之下，把章亮琛免职，调第八战区兵站总监张镒桂继任参谋长。张曾任第三军的参谋长，对朱的性格十分熟悉，当然他们是很能合拍的。
朱绍良用人好用奴才，他对部下也是封建主对奴才的态度，稍不如意，他就毫不客气，甚至拳脚交加。像上面说的班淦，本是他老婆华德芬的招财童子，对他当然奉命唯谨，但也常常难以避免他的耳光，于此也可证明朱绍良的‘宁静’只不过是一派伪装罢了。
策划解决孙殿英和阻击红军北上
蒋介石对所谓杂牌军队，自来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于利用后设法消灭。孙殿英当时盘据山西边境，拥有五六万之众，在地方筹粮要饷，一味自由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 1933年由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主持)发表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孙率部西开；而南京的蒋介石同时又密令朱绍良在西北沿途截击，务将孙部消灭。孙殿英也看透了蒋介石的这个阴谋，但他却自恃兵力雄厚，将计就计，要乘机先占取宁夏。他以先头部队丁绰庭师向宁夏假道，以夺取宁夏省城；又以芦丰年、刘月亭等师进占宁夏各重要据点，企图席卷宁夏全境当时宁夏主席为马鸿逵，对孙殿英的狼子野心，亦早有准备，集结了全省兵力，以作背城借一之计。
朱绍良于接到蒋介石电令后，即在兰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部署截击孙殿英的军事。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和驻在甘肃的各军事将领都参加了会议。朱绍良即席提出援助宁夏问题。他说：孙军西来，宁夏省城有被包围的危险，倘马鸿逵抵抗不住，使宁夏为孙所占领，继续向甘青前进，则西北全区均受威胁，我们必须不分畛域援助宁夏。马麟、马鸿宾等都一致表示愿出兵援助马鸿逵，共同击溃孙殿英。会后，马鸿宾的部队，首先由金积、中卫等地出动，驰赴银川增援；马麟也派兵两旅，开赴宁夏；朱绍良又令第一师胡宗南部的旅长袁朴率领第四团罗历戎部、第五团杨德亮部、骑兵团蔡仲部，开赴宁夏支援马鸿逵。
孙殿英的丁绰庭师围攻宁夏省城两个多月，未能攻下。因各增援部队开到，丁师腹背受敌，退逃无路，就投降马鸿逵。孙殿英的其他部队如刘月亭、芦丰年、于世铭等分别接洽投诚，经军事委员会分别改编刘、芦、于等部为独立旅，直辖于中央。孙部吕存义旅开到兰州后，由胡宗南的第一师改编了，李纯华旅被缴械编并。孙殿英见大势已去，偷偷地逃走无踪。至其后方械弹辎重，都为阎锡山所接收。朱绍良完成了消灭孙殿英的任务。
1935年，朱绍良为了堵截红军北上，指挥第三军军长王均率第七师曾万锺部驻天水、临洮一带；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协助新十四师鲁大昌部驻甘南岷县一带；三十七军毛炳文率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荫部驻陇西、定西一带；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驻平凉、固原一带；第六师周岩部和胡宗南的第四、五两团驻兰州附近。1936年冬，王均由天水飞兰，中途飞机失事毙命。
当红军经过陇南及陇东地区时，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只有经过甘南地区时，新十四师鲁大昌的部队和十二师唐淮源的部队与红军有几次接触。红军经过陇东固原一带时，曾被关麟征的部队阻截，经过短时间战斗。惟徐向前将军率领的红军进入河西时，被骑五师马步青的部队及马步芳的韩起功、马步康两旅截击，战斗情况较为激烈，使红军受到相当损失。
专任绥靖主任和西安事变前后
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对驻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的借故挑衅、阴谋诬蔑等事件，对策强硬，使日军感到头痛，于是威胁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蒋介石深怕惹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竭力敷衍，乃商得于学忠同意，将他调西北接替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则专任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朱绍良为蒋介石嫡系，于学忠出自东北军，由于派系不同，他们在甘肃分主军政，鸿沟很深。朱、于之间，很少私人往还，于访朱一次，朱始回拜一次，朱从未主动访过于。两人见面完全是一派客套，各存界限。于学忠的五十一军，本归绥靖公署指挥，但于学忠派到绥署的联络参谋，从未得到任何军事情报。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曾亲往绥署询问，而绥署参谋长章亮琛亦严守机密，一点也不告诉。因此于学忠和刘忠干都对章亮琛不满。当时驻兰州的中央部队经常和五十一军发生小冲突，双方均无法制止；马步芳和马步青驻在河西的部队，在朱绍良的支持下，把持各县行政，使于学忠的政令，在河西地区无法推行。因此于学忠的主席职权，一面受制于朱绍良，一面又割裂于马氏兄弟。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了西安，召集军政首领会议，朱绍良、于学忠都奉召到达西安开会，不久即发生了西安事变。据朱绍良自己说：他在西安住西京招待所，当事变发生的那晚，外边枪声乱响，并对着招待所一阵射击，他当时不明外边情况，只有躲开门窗，避在室．内，不敢妄动。以后朱绍良一直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另据他自己吹嘘，他在软禁期间，没有什么恐惧，惟警卫人员每到交班后，到各人住室查看，这曾使他一度意识到被暗暗处死的可怕。因为有天晚上，警卫接班时，变了方式，喊他们大家到室外集合，他以为是要把他们集体处死，感到死神将要降临的恐惧，一时思想上交织着阴森和酸痛。后来他又想，横竖是死，何必叫人另费周折呢?他就告诉警卫：“你们要收拾我，就打在这里，我是不出去的。”警卫笑了说：“我们为查点方便，才请你们到外边去，既然如此，不出去也就罢了。”最后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才恢复了朱绍良的自由，与蒋、张同机到了洛阳。
兰州市在西安事变的那天晚上，约7点钟左右，水北门一带枪声乱响，绥靖公署的官兵们正在开饭，一时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什么事故，仅据报城内和四郊都布满了东北军的岗哨，戒备森严，城门也禁止行人出入。于是由副官处长拜伟(襄华)亲赴五十一军军部找其参谋长刘忠干，当拜伟到五十一军军部门口时，兵卫森严，且架设枪炮，如临大敌。及至见了刘忠干，拜伟就问：“有什么事，等两位头子(指朱绍良和于学忠)回来再说，闹出事来不好”。刘说：“这是非常之变，我们是响应西安的行动，我们已经晚了些，西安是昨晚午夜就发动的”。拜说：“既然如此，总要以地方为重，不要发生骚扰，使地方糜烂。”刘又说：“两方面真要打起来，那也很难免了。”话后刘忠干叫拜不要走，怕出去发生危险，此时拜已意识到事变的严重性，乃向刘要求，暂住五十一军军部。
当晚东北军一部分攻进了绥靖公署。该署卫士曾进行抵抗，但寡不敌众，除死亡了几名 外，全部缴械。章亮琛等绥署处长以上军官，均被拘留在下水巷六号东北军招待所内。只有军需处处长王式辉是晚在西城巷绥署参议杨继高家，被五十一军军部的某队长跟踪，连同杨继高一起被枪杀在杨家。东校场驻的胡宗南第一师的骑兵团，被攻击缴械，团长蔡仲也被打死；又收缴了省会警察局的全部武装，逮捕了警察局局长史铭和国民军训处处长胡维藩。
在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正准备在次日开公民审判大会，并要当场处决几个人，据说其中有史铭和胡维藩，到了当天得到释放蒋介石的消息后，认为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遂停止开会。这天下午于学忠从西安返兰，马上释放了史铭和胡维藩，并把打死王式辉的某队长撤职了。
蒋介石回南京后，扭押了张学良，驻在西北的东北军，人心汹汹，蒋介石又把朱绍良派到陕西凤翔，集结驻甘的蒋军，积极部署攻击东北军的军事。1937年3月，被任命甘肃省主席。直到七七事变后，朱绍良才离开了凤翔。12月，正式就任省主席。
朱谷关系
朱绍良和谷正伦于民国初年在贵州就是同事，朱绍良当时任王文华部的参谋长，谷正伦任王部旅长，意见就不融洽。1940年11月，谷正伦接任了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朱就专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他们在交接时，．因私人利益矛盾，朱绍良的秘书长翁燕翼又在中间传话不实，曾引起双方很大的不快。谷不仅对朱绍良的政治作风和行政措施完全否定．他更露骨地以法西斯作风大张旗鼓地改弦更张。有一个时期双方矛盾愈来愈深，形成军政绝对分治、各行其是的局面。
朱绍良治甘的政治口号是：“安定中求进步”。他认为甘肃偏处西陲，地瘠民贫，军阀割据，汉回分歧，秩序混乱，他为实现统一，首先要求贯彻政令，他一面打着中央的招牌，一面依仗着胡宗南的军队，对甘肃地方武装采用利诱势迫的手段，使其先后就范。对少数民族，故意制造内部分裂，以便掌握，又极力培养马步芳为镇压少数民族的工具，使少数民族处在高压下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甘肃局面暂时呈现统一和和平的假象，朱绍良还自认为他的手段高明，不可一世。其实甘肃人民生活愈形贫困，落后情况有加未已。谷正伦认为朱绍良因循敷衍，没有魄力，所以他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进步中求安定”，故意与朱标异。谷还为表示自己求进步干劲大，在朱任内所派的县长中，凡是为朱绍良所亲信的都撤换了，并且还枪毙了陇西县长黄忻。一时雷厉风行，表面上看起来谷不瞻徇情面，实际不过是有意给朱绍良以难堪而已。
1942年，谷正伦乘物价暴涨，法币贬值的时机，成立了甘肃省平衡物价委员会(下称平价会)，把他的亲信余仲箎派为该会经济纠查队队长，对商人储存的货物，一律登记，不准私自出售。余仲箎挨户搜查，闹得商民惊心吊胆，人人自危。因为货物一经登记，即由平价会评定最低价格，由该会尽先提取，其他机关单位经平价会核准，仅能提取极少数货物。平价会把大批登记了的货物，集中送仓库储存起来。过了一个时间，由甘肃省政府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合作社，按最高价格零售出去，获得了巨额的非法利润，谷、余和三青团的寇永吉等借此发了一笔“国难财”。由于平价会“评价”的关系，商人再不愿到沦陷区去办货了，一时后方物资大感缺乏，物价更加上涨，人民怨声载道，谷正伦只好取消了平价会。这是谷正伦自认他比朱绍良敢干、能干的一件“杰作”，但结果是他自己发财。而商民大遭其殃。
1942年甘南临洮、岷县等地灾荒严重，民不聊生，谷正伦又不顾人民死活，大施其残酷压榨的政策，尤以田赋征实的任务最为严重。一般地方官吏乘机勒索，甘南人民实无法生活下去，迫不得已起来反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救灾抗粮”。到了1943年春天，灾民有10万余人，声势浩大，由甘南各地汹涌澎湃，发展到兰州附近，群情激昂，有进攻兰州之势。谷正伦慌了，他本来因与朱绍良政见不合，很少往来，此时不得已就赴城外邸家庄朱的私宅找朱面商办法。谷正伦向朱绍良说：“乱民势力很大，有进攻兰州之势，我为保卫兰州安全，拟加固兰州外城城垣”。朱绍良对谷一向的独断专行，极为不满，而且认为谷没有政治头脑，简直是胡闹，现在闹出事来了，才来找他，为了显示他比谷镇静而有办法，对谷说：“战区司令部驻在城外，如果战区驻在地保不住，城还能守吗?修城垣的事，太用不着了。”朱绍良还以虚伪的关心人民的态度，并表示自己宽大，继续说：“这是灾民不是土匪，我正在设法劝告他们回家，各安生业，我不忍使用大军进剿”。接着他又说出了实话：“万一劝告不听，那时再派大军进剿，很快就可以解决，你不要怕”。随后朱绍良果然采用了欺骗、麻醉手法，散发了劝告灾民书，还张贴了这类布告，这些东西本来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表现朱绍良的又一次欺骗罢了。
正在此时，兰州城内发现了许多标语，有“打进兰州城，杀尽南方人”、“打倒谷正伦，拥护朱绍良”等词句，这显然是起义灾民所张贴，为了利用朱、谷固有矛盾，有意扩大加深，使其自乱脚步。果然这些标语发生了作用。不仅朱、谷之间矛盾更加深了，而且引起了蒋介石对朱绍良的怀疑和不满。此后不久，蒋介石曾给朱绍良电令，饬朱将起义灾民限期剿平。朱于是派康庄、李英、盛文、吕继周、李世龙、张占奎等师和地方团队，分头进剿。这些揭竿而起的灾民，都手持戈、矛、刀、枪，那能抵抗得住这些武器精良的军队呢?因此前后只一月多的光景，便把十几万灾民镇压下去了。
在这次事变中，朱绍良有意识给谷正伦显示他的稳健有办法。表面上谷正伦对朱表示敬服，但骨子里却对朱绍良更加不满。谷正伦鉴于他过去一套生硬手法，往往会引起反感，从此他稍变以前作风，有事在形式上先找朱商量，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做法。他极力拉拢地方上的土豪劣绅，经常告诉新上任的县长，要他们登门拜访当地声高望重的人。谷正伦还有意迎合朱绍良，把已撤职的朱任内县长何世英找来，提升为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表面上似手朱谷关系改善了，实质上还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培养西北四马
朱绍良到甘肃时，青海省政府主席为马麟，1935年马麟赴阿拉伯朝圣，把主席职务交其侄一OO师师长马步芳代理。马麟朝圣归来，马步芳不仅拒不交代，且嗾使青海士绅和工商界控诉马麟侵吞公款，要马麟清偿赔款，马麟被迫回临夏虬藏原籍。此时马步芳派其驻兰办事处处长谢刚杰给他奔走活动。朱绍良为了利用马步芳，便保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并将一00师编为八十二军，以马步芳这军长，给马麟一个“国府委员”的头衔在原籍休养。
从此马步芳对朱绍良感恩图报，十分恭顺。蒋介石第二次内定贺耀组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马步芳为此曾电蒋介石，挽留朱绍良，反对贺耀组，出了一番力气。
马步青系马步芳的胞兄，头脑简单，且其封建专横作风，较乃弟尤甚。朱绍良初到甘肃时，马步青为新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驻扎武威，嗣由朱保升为骑五师师长，后又扩为骑五军，马步青仍为军长。因此马步青对朱绍良也感激之至。拜伟有次到武威去视察甘新公路，马步青曾对拜伟表示：“我坚决拥护朱主任，请转告他放心”。惟自马步芳兼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马步青颇不甘心，自以为他是马麒的长子，青海省政府主席应该由他继承，因此对马步芳心怀不满。马步芳沉默机诈，兄弟之间，互相嫉视，积不相能。马步芳不准马步青的部属进入青海，有次马步芳曾向朱绍良电告“马步青勾通敌人，有汉奸嫌疑”，朱曾派员调查，并无实据，知系兄弟不和而出此，亦未深究。
1941年抗日战争紧张，蒋介石为控制甘肃全境，要加强河西的嫡系力量，电令胡宗南调派精锐部队，驻防河西走廊。朱绍良遂电令马步青的骑五军和马步芳的一OO师韩起功部让。出武威、张掖、酒泉等地。马步芳想利用时机把骑五军也掌握在自己手中，乃电请朱绍良保荐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督办，把骑五军和一OO师一起调回青海。柴达木当时生活条件很差，运输上颇困难，马步芳令骑五师师长马呈祥到柴达木，马步青的军部和骑五军的新一师留驻西宁。马步青到西宁后，马步芳伪装亲爱，必恭必敬。并说：“爸爸在日，由爸爸当家作主，现在爸爸没有了，应该是哥哥你当家。抗战以来，有好多人当了集团军总司令，只要我们弟兄合作，你、我的两个军就可编一个集团军，我任总司令，你任副总司令，我实际负责青海省政府的责任，你掌握集团军的全权，你看如何?”马步青当时表示同意。经马步芳向朱绍良要求之后，朱就电保马步芳为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过了一个时期又以马呈祥升任骑五军军长，免了马步青的骑五军军长兼职。马步青当时十分生气。还是马步芳对马步青说：“是我电报请的，你已经当了副总司令，就等于总司令一样，你侄子继援当了八十二军军长；呈祥是姐姐的儿子，是我们的外甥，且跟你很久，我看这孩子也好，叫他当骑五军军长，一个侄子、一个外甥给你当部下，你这个副总司令岂不更加如意吗?”马步芳对其兄步步不让，着着相逼，甚至对马步青行动，也加以监视。马步青感到自己如不离开西宁，将会发生意外，便偷偷地离开西宁跑到临夏。后来朱绍良约马步青来兰居住，马步青来兰后还去过一趟重庆，向蒋介石诉苦。但由于青海大权已落入马步芳手中，马步青已失去作用．蒋介石和朱绍良就再没有支持他了。
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由于他父亲马福祥的关系和蒋介石早已．直接勾搭。马鸿逵的小老婆刘慕侠和宋美龄也有往还，所以认为朱绍良对于他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当孙殿英围攻宁夏时，虽经朱绍良调兵遣将，解了宁夏之围，但马鸿逵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意思，对朱并不感激。同时马鸿逵还认为朱绍良对他的十五路军的军需供应上不能满足，颇有微词。在来往公文语气上，对朱表示傲慢，朱绍良极力容忍，不与计较。第二次朱绍良来甘，又保马鸿逵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的态度略有转变。1940年天水行辕主任程带来兰召集军政会议时，朱绍良对马鸿逵屈意拉拢，尽情接待。马才彻底改变了对朱绍良的态度。据马鸿逵当时对拜伟表示：“我过去对朱的认识和估计都不够，今后一定要改正。”从此后，马鸿逵与朱绍良之间，关系就亲密起来了。
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堂兄，其叔马福祥在世时，对他颇为器重。马鸿逵心怀嫉妒，兄弟之间经常有意见。马鸿逵往往在公事上也给马鸿宾为难。例如在1944年上半年，马鸿逵不准宁夏粮秣分处给驻中宁的马鸿宾部发给军粮，军政部驻甘粮秣处长张鹤鸣解决不于，曾请示朱绍良，朱绍良亲笔给他们弟兄写信劝解，军粮问题才获得解决。朱绍良素来器重马鸿宾，在马鸿宾升任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后不久，又由朱绍良电保马鸿宾之子马惇靖升任八十一军军长。兰州在甘南民变闹到十分危急时，朱绍良曾一度想调马鸿宾率部来兰拱卫，后因民变平息，遂作罢论。
马步芳和马鸿逵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有一次马步芳由山西买了一批枪械途经宁夏，马鸿逵扣留不放，几经派员交涉，始行发还。朱绍良正是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矛盾，方能运用自如，故始终能得到四马的拥护。
解决盛世才和离开西北
在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盛世才任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朱绍良和盛世才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朱因此对盛尽力拉拢，曾给盛保升少将未成。后来盛世才要到新疆去的时候，朱还给盛路费500元。由于朱盛之间有这段渊源，朱绍良来西北后，和盛世才多有往还，新疆还在兰设立了办事处。盛世才在新依仰苏联，朱对此不以为然。1941年，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入莫斯科附近，盛世才认为苏联不行了，决定转向蒋介石，便想借朱绍良为引线，电请朱到新疆去面商。朱于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在1942年春到了新疆。盛世才对朱十分恭敬，每餐亲自奉陪，饮酒时都由盛亲自开瓶。每晚朱临睡时，盛必亲来招呼床铺。朱常微服外出游逛，盛一闻知，即派便衣卫士跟踪保护。并将自己在新疆的活动，完全报告给朱绍良。
朱和盛商量内幕如何，因朱极为秘密，不得而知。不久朱即由新疆返甘，随又飞往重庆给蒋面报，后来发表盛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朱由重庆飞甘后不几天即又赴新。从此时起到1946年将近五年的时间，朱绍良多时是驻在新疆的。
当苏联红军大举反攻，德国法西斯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盛世才看见苏联又胜利了，他又想倒向苏联。此时朱绍良正在新疆，据朱的随从副官王国强谈，盛世才此时和苏联又有联系，想把朱绍良收拾掉，摆脱蒋介石。据说，盛世才已决定在一次宴会上把朱绍良和罗家伦 (国民党新疆监察使)刺死，不知为什么原因，临时变卦没有动手。又有一天晚上，盛连请朱数次，声称有事商量。朱绍良颇为怀疑，唯恐遭其毒手，终未前往。可见朱当时在新疆的情况是不够美妙的。
盛世才的不顾信义，反复无常，朱绍良也看出来了，并报告了蒋介石。他们认为把盛长久留在新疆，是十分可虑的，遂决意把盛由新疆调开。因此积极布置实力，从1943年冬到1944年夏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陆续把胡宗南的四十二军杨德亮部和新二军四十五师谢义锋部以及甘肃师管区的几个补充团开往新疆，名义上是帮助盛维持新疆治安，实际上是监视盛世才。军事布置已经初步完成之后，在1944年下半年，朱绍良即赴重庆和蒋作具体计议，决定调盛世才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并为避免发生其他变故，令其克速动身履新。朱此次赴渝，事前是否和盛研究不得而知，但盛已有感觉，极力作离新部署，放起身炮。他惨无人道地恣意屠杀，以谋为其罪证灭口。当朱飞回新疆后，布置了一个兵卫森严的会场，临时请盛参加开会，盛到门口，即将其卫士挡住。
盛进会场后，见朱绍良戎装而立，他不知何事，想退回去已不可能，只得硬着头皮给朱行礼，朱即宣读命令：“调盛世才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限令即刻离新到任。”盛世才立正垂首，听罢命令后，向朱绍良说：“容我考虑一下。”朱绍良很严肃的说：“这是命令，不容考虑。”盛在威逼下表示接受命令。朱当时催促盛立即到机场动身，盛不得已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时，盛又犹豫不走，朱安慰他说：“我完全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有顾虑，我可陪你一起去。”在形促势迫之下，盛世才终于登上了这架飞机，离开了新疆，于第二天到达重庆。
盛离新后，朱绍良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代新疆省政府主席。据说，朱在盛走后，曾在各处检查，在某仓库曾发现一百多条麻袋，隐隐活动，及至解开一看，里边装的都是活人，手足捆绑，口内塞着东西，不能说话，这都是盛准备要于夜间运到郊外活埋的，朱都释放了。后来朱请蒋介石派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继续留在新疆。
1944年11月，伊宁发生了革命暴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先后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到1945年8月，起义军继续推进，距迪化仅100多公里。朱绍良迭电向重庆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蒋介石即派张治中赴新，除慰问朱绍良及驻新部队外，并查看战况。张抵新后将实际情况报告了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1946年4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宣布撤销，另成立西北行辕，以张治中为行辕主任并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调军事委员会任副参谋总长兼办公厅主任。朱绍良从此时便离开了西北。
余汉谋
余汉谋(1896.9.22～1981. 12.27 )，字幄奇，汉族，广东高要（今肇庆西门正街）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陆军总司令，并一度主政广东。
余汉谋早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之后到武昌升读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六期步科毕业。1919年入北洋军第一师任排长，1920年入粤军第三师，任连长、营长。1924年任广东宪兵司令部副官长。1925年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余任第11师31团团长，师长为陈济棠，同年参加粤桂战争。北伐时随第11师与李济深留守广州。1927年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副军长。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接受蒋介石命令率部入赣，参与围剿工农红军。1931年5月，陈济棠等反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余汉谋任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员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广州政府于九一八事变后取消。1932年任赣湘闽粤第六绥靖区纵队指挥官。1934年至1935年, 余率部参加围剿江西红军。 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8月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9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任四路军总司令。
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再度反蒋。余汉谋通电各广东将领支持蒋介石中央。陈手下之空军司令黄锐光亦带飞机飞南昌投靠蒋。陈事败出走香港，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主任，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广东军队参加淞沪抗战、南京抗战等战役。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两星期后攻陷广州。余汉谋被革职留任，更被讥讽为“馀汉无谋”。1939年，日军从广州向粤北韶关进攻，企图打开交通线，被余汉谋所击退，才复职，并兼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1936年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授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5月国共内战期间，余被任为陆军总司令。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南军政长官、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同年余部在广东、海南被解放军歼灭。余最终于1950年4月率残部逃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65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1981年12月病逝于台北。
曾被选为国民党第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8年日军南侵 广州守将余汉谋是否通敌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日寇长驱直入。同月21日，广州陷落。当局狼狈北撤，市民仓皇疏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莫希缺德。”难怪这样痛骂当局的新民谣马上流行开来。守军为何不堪一击？广州为何快速陷落？当时就已是众说纷纭，而战前广东守将通敌就是其中一说。60多年过去了，笔者接触了相关的若干史料，以为此说并非空穴来风，确实有些根据。
一
请先看《陈君葆日记全集》（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记载。陈君葆（1898-1982）是香港知名文化人和社会活动家，战时担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并在文学院任教，与许地山、陈寅恪等同事，又是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宣传方面的得力助手。他生前所留下被誉为“大时代的证言”的数百万字珍贵日记，已经出版了1949年以前部分，其中1938年10月的日记涉及广州沦陷的记载。
21日日记，记载作者对当天广州突然沦陷的沉痛感觉和对沦陷原因的猜测：“经过卜公码头买了张西报，十分惊人的消息——广州失陷了！没有的事！不敢读下去了，但也不能不按住情绪读下去，一边两手在那里颤动。汉奸……不，通敌……出卖。但是，不至于吧！我究竟分辨不出这时的心理是一种如何的心理。愤恨么？一路在车上只在紧紧地咬着牙关，眼是直望着面前，但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在经过。心痛么？但捶心挥泪可又怎样有补于大局？”
22日日记：“九点钟在中文学院门前碰到许先生（指许地山——引者注）夫妇，他们说：这是什么一回事呢？我答道：一定是通敌，不要再考问了。从十二日天未明敌人在大亚湾登陆到昨天仅仅十天便不费一弹不折一兵地在无声无臭当中断送了广州，这不是通敌是什么？小汉奸能这样干吗？因为要上课只说了几句便各自地去了。在上课前佛兰士面带愁容地——这是他头一次对我有过这样表示的——向着我面前行来，问道，广州这样便丢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啊！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把刚才对地山说的话，又对他说了一回，并加以解释道：‘我不是在九月初对你讲过吗？华南的独立组织早在酝酿中，只等在武汉陷落时便出现。这其间英国是否居间斡旋，抑扶翼诱掖，可不知道，不过像从前说过，罗富国之晋省拜会，吴铁城之报聘于此事总不无一点关系罢。余（指余汉谋——引者注）吴是何等人，迹其行事，又有何事不可为呢？在此时候才有此没心肝的行为，给抗战前途以一个致命的打击，其肉还足食吗？’”“讲了几句话，匆匆地上三年级的课，几乎含泪地对学生说：在广东的其他各地，今天这一课也许要成为最后一课了。敌人从大亚湾登陆是十月十二日早晨，从那时起到昨天仅仅十天断送了广州，这真是旷古以来莫大的耻辱，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在仅仅十天内，敌人不费一弹不折一兵便陷淡水、陷惠阳，入据广州，这是如何痛心的事。守土有责啊！”
是日日记还分析广东战前防御工事并将广东之役与京沪之役作比较，以说明守将通敌的可能性：“广东用在防御工事的，抗战以来，大约为数不下一千六百余万，这数目的大部分在防守大亚湾及保卫交通命脉之广九路又意中事，然而敌人登陆，陷淡水，惠阳、增城、博罗之马其诺线不守，不十日而入广州，究竟防御工事在哪里呢？我们试看上海之战尚且能支持三个月，然由大场退下来时，敌人以十五万之众，乘破竹之势以加于我，江南之地外沿京沪路一带皆平衍无险可守，尚且能限敌人之马足至一个月始得进据南京。现在淡水一带地势多山，丘陵起伏非江南可比，而以战舰掩护登陆，又不同于大场败下来的情势，乃有此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事，中外人士均为之口瞪目呆。任你如何辩护，通敌的嫌疑是无论如何洗刷不掉了。不过这通敌的是谁，现在虽然不能即为指出，但总为一等要员大概已无疑问。”
23日日记，记载作者与友人谈论谁是通敌的罪魁祸首：“伍藻池来访，我刚在洗澡。一见面，大家对于广州之失守又痛骂了当局一回。……藻池说，不过余汉谋虽然是不成器皿的人物，但何至于如此丧心病狂呢？我说：‘利令智昏，从前可以叛陈降蒋，现在何曾不可以叛国投敌？不过这事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在幕后策动，照我的看法，余吴也许均没有那样大的胆子做这样的事，这更大的责任似乎有更重要的人负去。’藻池说这话如何讲？我说：‘昨天晚报不是载着汪精卫又放出和平的空气的消息吗？这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不先不后广州沦陷之日发表，抑何等的凑巧！’‘那么你疑他通敌出卖广东吗？这在汪的地位来说，也许不至于吧。’我说：‘诚然，不过汪在政治史上的人格，你是知道的，他的亲日主张你也是知道的，你以为汪先生是有所不为的吗？’藻池找不出答话来。过了一下子，他说：‘这样，老蒋是应该把他扣了。’我说：‘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谁能保证蒋没有副作用呢？’‘然则吴铁城的责任如何？’我说：‘这也难讲，现在还没有充分据由似乎还不能十分确定他的责任，但他本来是因为利害冲突与余不大融洽的，但后来也卒以利害关系与他通力合作起来，此中消息明眼人自能见到。铁城与其说他是老蒋的人毋宁说他是孔祥熙的人。今次的事，即以最低限度来说，若果他全无所知则是瞎着眼做主席，有负中央之寄托，知而不言则等于与谋罪，也与通敌等。果道路传闻属实，铁城、香翰萍（屏）、顾（罗）翼群一班人，警号一解除便饮酒、玩女人作乐，在这非常时期尚且如此无心肝，又何事不敢为呢？’”
从25日日记看，陈君葆连日来的推测从他的一年级学生金应熙（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引者注）的口中得到证实：“这一次的事，与其说是军事的失败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失败。假使我们承认军事当局和守土有责者亦不能辞其咎，然而究竟军事失败所占的成分少，因为任何情况之下军事只是政治之一部分而已。”“从来不曾对一年级学生作过政治的演讲，这次忍不住对他们说了一大篇关于广州沦陷后的局势的话，大家都很动容。讲完，金应熙说他有几句要对我报告的，他说了出来我非常惊异，后来问他才知道他是金章的儿子，据他说，汪精卫的确来了香港，这因为他昨天到九龙塘看了他父亲，那时他父亲刚在和马育航讲话，由谈话中说出来的。金应熙又说，当局从日本方面受了多少代价无从确知其数，余汉谋一说受了两千万一说得了七千万，但只莫希德已经得了两百万，其他可推想了。汪精卫来港未必先亦已和陈廉伯、马育航等汉奸有了默契，但来港以后，这一批汉奸想和他合伙倒有很大可能。引敌兵由龙门抄过我军后路以趋从化的据说是陈维周，而陈济棠也预备重登政治舞台了。”顺便说一下，同日日记还有一段对研究金应熙个性很有帮助的话：“金生自言极不满意其父的主张，前曾因信仰与他发生过一次意见上的冲突。在个别辅导的钟点，他问道，要做救国工作是否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我看见他思想路线还不大清楚，因对他说：目前世界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对峙的局面，‘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绝没有中立的地位，共产不共产，仍是方法的问题呢。像张伯伦那样，投降到法西斯集团的怀抱自以为可以苟安，哪里晓得向火焰取暖的灯蛾，终招焚身之祸。以这情形看来金似乎曾从事过激烈主义的工作，后来大约因家庭环境的限制，和意志力薄弱的缘故，才埋头埋脑在书本上用功。”
二
其次，看看著名作家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第八章《“银弹”的秘密》，详细回忆他在广州沦陷前从日本驻港特务机关获取广东部队将领通敌的情报的经过。
当时黄秋耘由李少石直接领导，通过特殊关系并经过生死考验，打进日本在香港的一个特务机关并站稳了脚跟。这个机关设在香港山顶道上的一座豪华别墅里，头目叫户根木，公开身份是日本驻港副领事，他与土肥原贤二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黄秋雨回忆：
“户根木真是只老狐狸，关于工作问题，除了对直接有关的下属外，对任何人都滴水不漏，他听取下属的汇报时，偶尔插问一两句，但总是喜怒不形于色，叫人难于捉摸。作为特工人员，他是严守保密纪律的，可以说真是无懈可击。对于这样的对手，恐怕很难在他身上掏出多少东西。当时领导对我指示，在这种岗位上，要沉得住气，对一切问题最好都装作冷淡、漠不关心的样子。日本人有时会放一些并不重要的机密文献在你的周围，你最好望也不要望它们一眼，你一动手翻阅这些文件，就会掉进他们的陷阱里去。当然也不是一切都无所作为，要看准时机，选好对象，然后下决心进行突击。
“我经过长期的观察，选中了一个姓郑的翻译员，他是台湾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死心塌地无限忠于天皇陛下，可以说，他是敌人阵营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个姓郑的是个酒鬼，只要有好酒，他就神魂颠倒，喝得烂醉如泥，喝醉了他的舌头就开始跳舞，无话不说。他当翻译，职位不高，钱也不多，经常要向我借钱，可是由于工作关系，他接触到不少机密。
“一九三八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他在尖沙咀的一间富有异国情调的酒吧间坐到深夜，他已经喝到第八杯威士忌酒了。他忽然搂住我的肩膀，凑近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老弟，顶多在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广州吃三蛇羹下酒了。那时候，大日本皇军的太阳旗就会飘扬在爱群大厦的屋顶上。’
“当时有很多迹象，例如在台湾集中大量登陆舰等等（这是一个英国记者透露的），表明日军在攻占武汉的前后很可能会对华南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判明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可能是牵制性质的威力侦察，也可能是想切断广九铁路及其周围的交通运输线，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一场以攻略广州为目标的大规模战役。为了进一步判明他们的意图，我故意反驳他说：‘老兄，别吹牛，一个月，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算皇军今天在广东登陆，也不可能这么快拿下广州。广东军干起来可真有两下子，“一?二八”那时候，皇军是领略过的。’
“他趁着醉意大言不惭地说：‘也许那些丢他妈军队真有股蛮劲儿，可是咱们皇军有一种新式的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能够决定任何战争的胜负。’我故作好奇地问道：‘又是什么德国的老虎坦克吗？’当时日本军人吹嘘德国有一种老虎坦克，是任何反坦克武器都摧毁不了的。他醉得更厉害了：‘ 不，比德国的老虎坦克还要厉害得多。这种秘密武器不是给前方的军官和士兵使用的。瞧，就是这个东西，’他掏出一张百元面额的港币扬了一扬，‘假如你一定要给它起个名字，也可以叫它银弹吧。枪弹、炮弹是用来打士兵的，可是这种银弹连师长、军长和战区司令长官也同样可以打倒。说来也很简单，你在香港汇丰银行用某一位将军的太太或者姨太太的名义存上一笔定期存款，假如他在两军对垒时虚晃几枪，就赶快退避三舍，那么，三个月后，他就可以领到这笔巨款，这是谁都乐意做的买卖，就是那位统率着十万大军的司令长官，也派有代表长期驻在香港，跟我们密来密往呢！’
“他这一席话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不但判明了日军登陆华南的时间和意图，而且间接证实了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些高级将领已经被敌人收买，至少跟敌人进行过秘密‘和谈’。战后出版的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军方曾经与余汉谋的密使在香港进行过若干次‘和谈’，双方都提出过条件，至于有没有使用过‘银弹’，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
“余汉谋麾下的正规部队一共有十个师和两个独立旅，除了少数兵力北调到武汉战场的南浔线外，留粤的总兵力至少还有六七万人左右，装备按当时地方部队的标准来说，也算是不错的，有炮兵部队，还有少量装甲车部队。主力布防在广九铁路沿线，还有一部分驻守在惠阳、增城一带，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战而退，指挥上也混乱不堪。日军在登陆后的第九天（十月二十一日），就越过近二百公里的征途，除了在增城正果墟附近遭遇到一场小规模的阻击战，伤亡了几十人外（日方的广播电台说，好像给蚊子咬了一口），简直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攻陷广州。事后细细想来，那个姓郑的家伙所说的‘银弹’，恐怕也并非信口雌黄，毫无根据。”
黄秋耘还分析，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有一年多时间，中日双方在华南地区基本上是按兵不动。日本空军经常轰炸广州，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空战，但双方的损失都微不足道，后来中国空军就干脆撤出广州，飞到韶关、南雄和衡阳去了。日机主要在市区投弹杀伤成千上万和平居民，但对具有军事价值的重要目标，包括交通枢纽的海珠桥和广九铁路上较大桥梁都不加破坏。大概日军早把广州看成是唾手可得的囊中物，对于不久就会属于自己的东西，谁也舍不得随便加以破坏的。日军对国民党军在广九铁路沿线经营了一年多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根本视若无睹。甚至在大亚湾敌前登陆，也没有遇到过守军一五一师（莫希德师）任何有力的抵抗。这样大规模的登陆战和攻防战，几乎兵不血刃，在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广州沦陷后，在香港和广东未沦陷区就有人散发传单和小册子，指责余汉谋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要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这件事引起了户根木的注意，他认为很可能是他的部下有人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机密。那个姓郑的家伙直接参加过谈判，又不是日本人，当然有重大嫌疑。而黄秋耘平日跟那个姓郑的家伙来往较多，也成为被注意的对象。他发现单独外出时常常有人盯梢。这样地下党认为他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而且可能有危险，于是下令他迅速撤退并离开香港。
三
再次，看看《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该书原名《中国事变之回忆》，其作者今井曾任日本驻华使馆驻北平的陆军武官助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和政务的第二课长兼第四课长、派遣军报道部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及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等职，是日本军方高级特务。他自始至终地参与日本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到被迫投降为止的侵华活动。他由于积极执行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日本参谋总部的重用，一再委以重大的秘密使命。该回忆录里所记载的史实均系本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书末附录了若干相关原始文件。而无论他本人的回忆录正文，还是书末附录，都记载了日本特务机关与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余汉谋及其代表在广州沦陷前后的“和谈”活动。
据该回忆录正文记载，1938年夏，“华中派遣军送来了报告说：防卫广东的旧广东军长余汉谋已派遣使者到日本军来，应与其研究联络办法”。“恰好此时日本军队正从大鹏湾登陆，企图攻下广东。为了便于作战，迫切希望能与余汉谋取得联系。所以，首先派遣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和朝鲜人林当联络员，随后，我也同华中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一同去香港。因为有必要对余汉谋的联系工作的真正价值进行判断。”“……因为我已掌握了同余汉谋的联络情况，就把日后的工作委托给顿宫博士，随同高桥离开香港，于七月三日到了东京。”“同余汉谋的联络，后来由日华双方的联络人员往返与彼此之间进行工作。但由于这年的十月底，日军进攻广东时，余汉谋军几乎未加抵抗就撤退了，因此，在广东、香港地区有人散发了谴责余汉谋的传单，指责余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上述记载，提供了在1938年夏秋间，余汉谋通敌的若干线索，并隐约透露出由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受到谴责而使日本对余秘密工作增加了难度。
该书附录有关余汉谋通敌的文件与上文互相映证并且说明的若干细节：“今年六月上旬，由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通过朝鲜人林，向华中派遣军提出余汉谋有反蒋独立的意图，对此希能获日方意见，于是决定和余的代表在香港进行接触。六月下旬，由华中派遣军及大本营分别派出高桥大佐及今井中佐二人与林及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先后到达香港。但由于当时余的正式代表未能如约，按指定时日来港，致使会见中止，返回原地。”“日方派遣人员返回后，林单独留在香港，多次返回港粤间和余汉谋会见，但八月二十八日被英国官宪派香港警察绑架，送回上海。据林称，此乃出于中央系第四路军参谋长王俊的唆使。然而到了九月十九日，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及副官鲍毓光二人来到浙江省定海县，再次提出与林会面的申请，林亦于前往该地进行联系。这时,王等出示名片，作为代表余汉谋的证件。林因此劝说王等赴沪，但王等恐怕暴露企图，遇到危险，声称必须征得余的同意而返回南方。九月二十九日收到鲍某自香港的来电称：根据余汉谋的指令暂难赴沪，务希林及顿宫博士在汉口陷落前来粤。十月十二日鲍再次致电林称：趁日军登陆的良机，希速来粤。对此，我方于十月十六日由林要求余汉谋派全权代表来沪。十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的鲍毓光再次来电约日方代表去港，而我方则仍重复前述要求。”“本工作的成败，虽尚难预料，但至少将探知余汉谋的真意，特别是探知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白耶士湾登陆后其反蒋独立的意图，作为谍报手段来说，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因此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上引材料说明：第一，广州沦陷前余汉谋的确与日军勾勾搭搭；第二，余汉谋通敌谋求自保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中央系对地方派系的压迫。
至于谈判中有没有使用“银弹”的问题，正如黄秋耘回忆录说的：“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句，用钱收买的肮脏事，就是知道甚至做了也不会说出或记下。退一万步说，纵使余汉谋、莫希德等人没有接受日军的重金收买，但既然与日军勾勾搭搭，哪还有心思抗日，广州快速沦陷之谜也就解开了。
《今井武夫回忆录》附录还有其他电报说明广州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与余汉谋代表接触的事实：“林于十一月三日由上海急迫地前往香港，林及顿宫所商定的有关本工作今后的预定计划如下：甲、林通过在香港等待的余汉谋部下的引见访问余汉谋，由余汉谋手中取得反蒋通电后返回香港，向顿宫报告。乙、顿宫在收到该报告后，前往香港，在收到通电电文后，和林一起再次访问余汉谋。丙、然后，顿宫返回香港，见到通电实现后，即返回上海。……”“林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到达香港，曾来往港澳之间，与驻澳门的余汉谋代表鲍毓光进行畅谈。二十三日林又经由澳门赴肇庆以西的长岗，一月五日返回。一月六日余汉谋的代表余武祥亦来香港，今井中佐与其交涉，结果如下：一、余愿恪守去年夏天和日方交涉的各项条件，不抵抗放弃广东。今后尚希日方给予诚挚的援助。二、为了实现（建设新东亚）理想，余正在说服李汉魂、蔡廷锴成为同志。三、余目前虽无流亡日本之意，但鉴于蒋介石对余态度之冷淡，故应经常保持警惕。四、希望日本代表常驻香港。”这段史料除直接证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继续通敌并间接反映蒋介石和地方势力派的矛盾外，还证明广州沦陷前的1938年夏季，余汉谋与日方有过交涉，双方订有协议。
其实在广州沦陷前，中共有关组织也可能意识到国民党广东守军将领有问题。这些问题有对日寇为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唯一海上交通线而必然要很快发动攻占广州的敌情估计不足，也有不支持民众武装自卫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可能还有守将被不抵抗主义气氛包围乃至被敌人买通的可能。至于党组织当时是如何获得情报的，是不是从黄秋耘那里或其他什么途径得到的情报，未见明确记载的史料，黄秋耘的回忆仅仅说：“……这些情报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可惜那时候我们在广东直接掌握的只有小量人民武装，只能及时做些准备工作，要想进行有组织的、给敌人以沉重反击的抵抗是力所不及的。”就在日寇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于《新华日报》发表了《论日寇华南进军》。其中说道：“很奇怪吧！敌在华南进军，竟敢公开说出：‘对抵抗者，坚决予以打击，不抵抗者，则可予以宽恕。’我们在敌寇的狂吠声中，难免有人感觉到广东人民和军队，难道还有不抵抗分子存在吗？这无疑的是敌寇的造谣中伤和分化的毒计。我们相信华南方面行将到来的胜利，将给全世界全国人士证明：广东军民的团结，广东军民抗战的英勇。不论敌军行动如何，广东军队应当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所给予的任务，英勇抗战，保卫华南，为着保持国际运输线——广九铁路和海上交通而斗争！”这是一段令人费解和颇值得注意的话。在阅读前述有关广州沦陷前广东守将通敌的史料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看叶剑英是在辟谣，实际上他也在怀疑广东守将内部可能存在问题，只是大敌当前必须正面提醒广东当局和部队将领，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消除外界关于“不抵抗分子存在”的议论。这也好像一个人估计另外一个人犯有错误但还没有充分证据或出于策略考虑，不能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而只好从正面要求他应该怎样做。
抗战史上罕见的一幕 多党成员在余汉谋部合作共事
1938至1942年间，在余汉谋将军的部队中，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1930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第三党”)成员及无党派人士曾经有过一段难得的合作经历。这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各党派成员试图突破彼此成见，谋求合作抗日的一种表现。
抗日守土，余汉谋部广收人才
抗战前一年，“南天王”陈济棠因两广事变失败而下台，余汉谋入主广东。1938年6月，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3月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而此时，中共已在广东重建了组织，中共南方工委、广州市委、广东省委先后成立，并于1938年1月成立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
与此同时，第三党也在广东积极开展活动。
那么，在余汉谋部何以会一度出现多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合作抗日的局面呢?
余汉谋的部属不少人参加过淞沪抗战，有较强烈的抗日思想。作为广东的军事首领，余氏希望增强军力，激励士气，振兴部队，以尽抗日守土之责。所以，他在广东的抗日先进青年中广泛寻求支持者。
当时，中共在广东的组织虽未公开，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到处都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影子。中共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拥有一万多名队员，在各种抗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余汉谋愿意起用这些人，特别是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之时，更希望将这些人引进自己的部队。他曾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提出，希望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以“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遵照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党、友军进步”的方针，中共广东省委在党内提出了“到军队、自卫团中去”的口号，决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余汉谋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是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的同乡和同学，不少军官又是邓的门生故旧，与第三党干部有诸多交往，为增强抗日力量，李煦寰等特别属意于第三党，吸纳了不少第三党的干部到部队中工作。
就这样，出于余汉谋、李煦寰的主动引进和吸纳，在广州失守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第三党成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加入余汉谋部队。
1938年6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在其中工作的既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成员，也有无党派人士。中共党员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尚仲衣(留美博士、中山大学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石辟澜等是这个组的成员。著名学者钟敬文任上校视察专员。第三党总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任第十二集团军顾问，黄中廑任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秘书，在余汉谋部队任职的第三党干部还有郭翘然等十来人。第四战区的政治大队(“四政大”)也是由各党派的成员组成的，最初加入该大队的中共党员有李见心、汪绥祚等12人，后来增加到29人，几占全队人数(60人)的一半。“四政大”撤出广州后，第三党干部张育康任高要组、中共党员石辟澜任郁南组的领队。这表明，当日军铁骑肆虐、国难深重之时，“抗战高于一切”成为了各抗日党派的共识，并开始把这一原则付诸实施。
惠风和畅，粤北会战显示威力
广州失守后，余汉谋退守粤北，因失败而备受各方责难。为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他决心厉行整军，组建政工总队，举办政工干部训练班，以期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途径而振兴十二集团军。中共广东省委于是决定“大量帮助之”，派廖锦涛等二百多名党员，并发动六百多名进步青年(大部分是“抗先”队员)加入政工总队。“四政大”队员也集中到政工总队工作。第三党广东负责人陈卓凡、郭翘然先后担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这时应邀到粤北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还有王鼎新、廖辅叔、秦元邦、林楚君等各方面人士。
1939年3月，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训练班在粤北翁源县香泉水开班，这个偏僻小山村一时人才济济，聚集了大批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成员及无党派人士。
当时，李煦寰等以比较开明的态度对待各方人才，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陈卓凡总管部队政治教育，张育康任政工总队训育室总干事，郭冠杰、王鼎新等任政训班教官。“四政大”的中共党员，有的任训育室干事，有的分派到政训班各中队任指导员。他们同心协力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首先是努力刷新政治教育的内容，公开讲授“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认真学习北伐军、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还将延安“抗大”的教材搬了过来。中共党员、中队指导员李见心曾到“抗大”学习过，他大力宣传“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因此被写到政训班的墙壁上。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八百多名政工队员，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尊师守纪。可以说，在当时的香泉水，虽有**顽固分子的干扰，但总的说惠风和畅、一派生机，见证了各抗日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亲密共事、团结合作的动人场面。
政训班共办了八个月，在团结抗战和新型政治工作的新风中培育出来的政工总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业之后，政工队员被分派到第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师、旅、团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们深入部队基层宣讲抗日形势，与官兵广交朋友，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有效地稳定了部队，减少了逃兵，鼓舞了士气，使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1939年末和1940年夏的两次粤北会战中，各部队的政工队员纷纷走上第一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或在阵地上鼓舞士气，或协助官长指挥作战，或组织群众搬运弹药、抢救伤员。战事结束后，又参与清理战场、调查伤亡、慰问部队等善后工作。中共党员、157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英勇牺牲，在抗战中牺牲的政工队员还有黎景尹等人。中共党员、152师政工队员姜渭康在一次狙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的任务，自己负了重伤。当年的政工总队《队报》发表了《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赞扬他英勇打击日军的事迹。
1939年底，第十二集团军159师、160师奉命开赴广西参加抗日作战，两师的政工队随军出发，其中有中共党员杨重华、杨学基等人，他们经历了抗战史上著名的昆仑关战役。
对于政工队员的成绩，第十二集团军的官兵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余汉谋甚至表示：只要这些政工队员愿带兵，可给他们当连、排长。余汉谋、李煦寰分别于1940年初为中共党员廖锦涛、李信、张钊出具了两份“证书”，称赞廖等率领来自澳门的队员“加入本集团军担任政治工作，自去年三月以来均能实干苦干，努力负责，殊堪嘉许”。
由于在粤北的两次对日作战中显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余汉谋、李煦寰决定扩大政工总队，于1940年秋又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在始兴县东湖坪再办政训班。东湖坪于是又聚集了大批各抗日党派和非党人士。是年底，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第三党重要干部郭翘然出任政治部少将组长，在政治部工作的有第三党干部张奠川、梁劲夫，中共党员曾劲夫、廖锦涛、汪绥祚、何筱静、王珠等。
兄弟阋墙，团结合作遭遇障碍
然而，不久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内顽固派在粤北也掀起了**逆流，于1941年夏先后逮捕了廖锦涛、何筱静、王三珠，并将他们迫害致死或杀害。在第七战区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第三党成员被逼相继撤离(已分派到第十二集团军各部队及在东湖坪工作的人员，有的坚持了下来)。
抗日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和非党人士在余汉谋部队的合作，是抗战史上较为罕见的现象。虽然当中有曲折，发生了**逆流，但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去看，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当时各抗日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积极谋求合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壮举，值得后世子孙铭记和借鉴。
余汉谋的抗战部队：华南抗战史不应忘却的一页
抗战时期，在先后任第四路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的部队，有不少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今天讲华南抗战史，不应遗忘这一页。
抗战时期，余汉谋将军先后任第四路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共产党员之加入余汉谋的部队，主要是出于余汉谋等人的主动引进和吸纳。
广东省委提出“到军队、自卫团中去”
抗战爆发后，余氏要求增强军事力量，振兴部队，激励士气，以尽抗日守土之责。他希望在广东的抗日、新进青年中寻求支持者。当时广东共产党组织虽未公开，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到处都有共产党人活动的身影。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拥有一万多名队员，在各种抗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余汉谋愿意起用这些人，希望将这些人引进他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遵照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党友军进步”的方针，广东省委乃在党内提出“到军队、自卫团中去”的口号，决定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中共党员到余汉谋部工作，早在他担任四路军总司令时就开始了。1937年10月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护干班)成立，李守纯（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李云等奉省委之命到护干班工作。该班后改编为广东省振济委员会救济总队，在总队部的13名视察员中，有10名是共产党员。先后加入护干班、救济总队的共产党员，目前可以列出姓名的有78人。
1938年6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广东省委派党员尚仲衣（留美博士，中山大学教授，1939年初入党）、石辟澜（1936年入党，全国救国会执委）、孙大光、刘向东、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等，到政治部第三组工作，尚仲衣任上校组长。省委安排了一批党员投考四战区政治大队（四政大），开始时有12名党员被录取，后增加到29人，占全队人数的一半。还派区梦觉等到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并发动各地党员及抗日青年参加“动委会”所设之“战时工作队”。
共产党员投身抗战成为骨干
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州。第四路军护干班急赴增城，参加抗击日军，50多名队员英勇牺牲在战地上，当中有共产党员、区队长黄金龙等。在这一战役中，余汉谋部之151师被日军击溃，师长莫希德被撤查，部队于战事结束后集中新丰整训。“四政大”部分队员奉命到该师参加整训工作。他们向部队讲解抗战形势，与官兵广交朋友，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因而有效地恢复和增强了151师的战斗力，使之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粤北会战。
广州失守后，余汉谋退守粤北，因失败而备受各方责难。为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他决心厉行整军，组建政工总队，举办政工干部训练班，以期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途径而振兴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此时曾经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提出，请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以“帮助他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广东省委于是决定“大量帮助之”，派中共党员廖锦涛（曾任中共澳门工委委员）、陈中夫(“抗大”学员)、陈长源率200多名党员，并发动60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政工总队。四政大队员也集中参与组建政工总队。当时应邀到“十二集”工作的还有不少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和非党人士。1939年3月，政工总队训练班在翁源开学，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所由各抗日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合作举办的抗日干部学校。
共产党员在政训班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任训育室干事，有的任各中队指导员，大多数为政训班的骨干。他们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尊师守纪，处处起模范作用。中共党员、特别区队指导员李见心曾到延安学习过，他大力宣传“抗大”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因此被写到政训班的墙壁上。廖锦涛等人还到澳门、香港，将大批抗日青年带到政工总队，为“十二集”增添了新生力量。这个班共办了8个月，一支生龙活虎的抗日政工队伍在这里诞生。
出入枪林弹雨协助指挥鼓舞士气
政训班结业之后，政工队员被分派“十二集”所属各师、旅、团，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其中可以列出名单的共产党员共有260多名。他们将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新风引进了“十二集”，通过一系列艰苦深入的工作，努力坚定部队的抗日信心，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鼓舞士气，振作官兵的精神面貌。同时还开展了深入的群众工作，在各地建立“军民合作站”，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而将群众组织起来，使之在战时主动配合作战。1939年底和1940年夏，日军两次进攻粤北，“十二集”各部奋起抗击。政工队员纷纷走上第一线，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或在阵地上鼓舞士气，或协助官长指挥作战。中共党员、157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英勇牺牲。中共党员、152师政工队员姜渭康，在从化良口的一次狙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的任务，自己则负了重伤。当年政工总队的《队报》发表了《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赞扬了他英勇打击日军的事迹。当时受到表扬的中共党员还有伍兆辉、陈学勤、许暄广等。
“十二集”官兵曾经充分肯定和赞扬政工总队的成绩。参加过粤北大战的186师某团团长黄植虞说：当年在部队的中共党员“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地忘我工作，在提高官兵的抗战情绪和取得这次战斗胜利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余汉谋甚至表示：只要这些政工队员愿带兵，可给他们当连、排长。余汉谋还于1940年2月为中共党员廖锦涛、李信、张钊出具“证书”，称赞廖、李、张等“到部队服务以来努力尽责殊堪嘉许”。
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精神永存
由于在粤北的两次对日作战中显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十二集团军决定扩大政工总队，于1940年秋又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在始兴县东湖坪再办政训班。于是又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其中的工作。在第七战区政治部和政治大队，也有共产党员参与。然而，不久却发生了皖南事变，顽固派在粤北也掀起了反共逆流，于1941年夏逮捕了廖锦涛等，并迫害致死。
抗日时期共产党员加入余汉谋部队，在其中推动和参加抗日战争，前后介入的人数不少，涉及的部队较多，坚持的时间也较长，在抗日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故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看，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虽然当中有曲折，发生过反共逆流，但当事者双方在民族危难到来时积极谋求合作、想方设法打通合作渠道的行为，是有益于历史的发展进步的；他们当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英勇抗日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白崇禧、余汉谋两集团
我军挺进湘中、赣南以后，宋希濂部逃往鄂西恩施地区，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扼守川东门户；余汉谋部仍据守广东；白崇禧集团则退据以衡阳、宝庆（现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的“湘粤联合防线”，阻我南进。其兵力分布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部均位于衡阳，第四十六军位于乐昌，第九十七军位于郴县、汝城，第四十八军位于耒阳，第七军位于衡阳、泉溪市，第五十八军位于衡山，第一○三军位于湘乡西南的永丰，第七十一军位于宝庆东北的界岭、青树坪一线，第一兵团部及第十四军位于宝庆及其以北的新化地区，第十七兵团部及第一○○军位于芷江、安江地区。此外，尚有第一二六军和第五十六军分别位于零陵、桂林。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第四野战军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于7月16日就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致电第四野战军前委，指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中央军委、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方针，是针对敌人一触即退的作战新特点制定的，其基本着眼点在于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置敌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最后迫使其不得不和我作战。
依据上述方针，9月9日，即第四野战军休整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除留置河南1个军、赣西南1个军、湖南3个军担任工作队任务外，其余10个军可分三路向两广挺进。以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占领广州，然后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留粤，第四兵团由广州向桂南挺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协同第四野战军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待完成广西作战后，即由南宁西出昆明，占领云南。以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为西路军，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取道沅陵、芷江，沿湘黔桂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切断白崇禧部西退云南、贵州道路，和第四兵团形成对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以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为中路军，由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指挥，经湘潭、湘乡首先歼灭宝庆之敌，迫使白崇禧部向桂林撤退，尔后尾敌南下，会同西、南两路军各个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
依据上述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具体确定了东、中、西三路军的行军、作战计划，并以留置湖南3个军中的第四十六、第四十九军配合中路军在湘南作战，以第四十七军位于湘西北的永顺、大庸以南地区，监视宋希濂部，保障湘桂前线我军翼侧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前委要求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确保进军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
9月10日，部队结束休整。中旬，各路军依据新的作战部署，开始南下作战。
衡宝战役西路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于9月13日由常德、桃源地区向沅陵、芷江挺进。至10月5日，先后解放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地。敌第十七兵团西逃贵州锦屏。至此，我已从右翼突破了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截断了白部主力西逃贵州道路。
中路军第十二兵团，于9月中旬和下旬以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先后西渡湘江，集结于衡宝线以北的娄底、湘乡、中路铺一线；第四十六军和暂归第十二兵团指挥的第十八军亦展开于洣水北岸、湘江东岸，牵制衡阳地区之敌。10月2日，在西路军占领芷江的同时，中路军按预定部署，以主力分路向青树坪、永丰、自果市攻击前进。白崇禧发觉我主力南下后，急自乐昌、耒阳地区抽调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军等部加强到衡宝沿线，企图会同原在该线之第七军及第一兵团等部迟滞我军南进。
第四野战军首长获悉上述敌人调动情况后，判断白崇禧正集中全部主力，企图在衡宝线与我决战。遂于10月5日令中路军主力在现地停止待命，并指示，“如敌大举向我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同时，还令西路军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祁阳间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在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10月5日晚，第十二兵团主力依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停止于衡宝线以北待命，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三五师在急行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于当日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官殿地区猛插，楔入敌之纵深，对敌侧后造成了严重威胁。6日，敌集中数个师的兵力向我第一三五师猛烈进攻。该师在极困难情况下，激战竟日，终将敌人击退。此时，我东、西两路军已分别逼近韶关、靖县，威胁广州、桂林，形势对敌十分不利。6日午夜，白崇禧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7日，第四野战军首长发现敌已全线收缩，立即命令第一三五师在灵官殿地区坚决阻敌南逃，令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敌第七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三八、第一七六师在我军追堵下，于9日被合围于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铺地区。10日，我集中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九军对敌发起总攻，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11日，除敌第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两万余人为我全歼。我军乘胜解放了衡阳、祁阳、耒阳等湘南广大地区。与此同时，第十三兵团在武岗及其以北的石下江地区歼敌一部；第四十七军于16日解放了大庸、桑植等城。此时，白崇禧大部已逃入桂境，中路军随即于祁阳地区停止前进，衡宝战役遂告结束。是役我军共歼敌4.7万余人。
衡宝战役，我军虽一度受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追击时间，但由于第一三五师在敌纵深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又由于我军发现敌人撤退时，当机立断，立即迅猛追击，因而最后仍然消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4个师，沉重地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广西全歼桂系主力，以及第二野战军经湘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东战役在我西路军迂回湘西，中路军进击衡、宝的同时，东路军第四、第十五兵团也挥戈南下，挺进广东。
广东守敌连同由闽、赣逃粤的第十二、第四兵团在内，共3个兵团11个军约15万人，统由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余依据其国防部“巩固粤北，确保广州”的指令，决定以第四、第二十一两兵团共7个军，沿粤汉路韶关至广州一线布防，企图阻止我军南进，部署是：以第三十九、第六十三军位于韶关、南雄、始兴；以第五十、第二十三、第七十军位于英德及其以西、以南地区；以第三十二、第一○九军位于从化、花县、广州、增城等地。此外，还以第十二兵团的第十、第十八军位于潮安、汕头地区策应粤北作战，以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位于湛江、海南岛，保持退路。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于1949年8月1日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归华中局领导。9月7日，分局在江西赣州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强调了增强主力部队与华南敌后游击纵队之间、野战军党委与华南地方党委之间的团结；确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方案和接管广东等重大问题。作战方案规定：对于广东，应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三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4个军”；“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东路军依据进军广东的作战方案，决以第四、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分三路南下：以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为右路，沿粤汉路两侧南下，占领韶关，直趋广州；以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为中路，经翁源、从化等地南下，与右路军形成对广州的钳形合围，以两广纵队并指挥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左路，由和平、龙川等地进至东莞地区，断敌南逃退路。另以粤桂边纵队向信宜、茂名、电白挺进，逼近雷州半岛，配合主力作战。
10月2日，我军按预定部署向广东之敌发起进攻，粤北守敌纷纷南逃，广东北部门户洞开。7日，我解放韶关、翁源，随即向广州挺进。1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根据广东战役进展情况，及时指示林彪、叶剑英、陈赓：“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14日，我右、中两路进占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逼近博罗，从东、北、西三面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残存的国民党政府及代总统李宗仁仓皇乘飞机逃往重庆，余汉谋部则沿西江西逃。我第十五兵团一部14日晚解放了中国南疆的门户和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城——广州。
为追歼逃敌，第四兵团根据军委的指示，经四会向高要挺进。15日至17日，先后占领佛山、三水、四会、高要，敌除一部向粤桂边逃窜外，其主力转向阳春、阳江方向撤退，企图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我第四兵团跟踪猛追，又经7昼夜急行军，于24日将敌第二十一兵团部及第三十九、第五十、第二十三、第七十军等部包围于阳江、阳春间的平岗圩、白沙圩地区，经激烈战斗，于26日将敌4万亲人全部歼灭。驻守江门的国民党海军第四巡防联合舰队500余人（拥有舰艇11艘），于25日宣布起义。随后，我第十三军乘胜西进，至11月4日，先后解放罗定、信宜、廉江等地。此时，驻守潮安、汕头之敌第十二兵团已撤向金门，广东战役遂告结束，我共歼敌6.2万余人。这一战役，由于我军决心果断，部队行动神速，终于不失时机地追歼了广州逃敌之主力，为下一步迂回广西，协同第四野战军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西战役湖南、广东解放后，我西路、中路、南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围歼白崇禧集团。
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部，经过强行抓了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其分三南系江西南部尤南县、全南县、定南县三县的简称。
布方情况：第一兵团的第十四、第七十一、第九十七军及第十兵团的第四十六军沿湘桂路桂林至全州段布防；第十七兵团的第一○○、第一○三军位于锦屏、通道；第十一兵团的第五十八、第一二五军位于龙虎关、荔浦，第三兵团的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和第十兵团的第五十六军位于桂林、阳朔、信都、梧州等地。进入粤桂边的余汉谋所属第四兵团残都据守合浦地区，以确保向海南岛的退路。但是，敌人由于连续被歼，已成惊弓之鸟，士气十分低落。
针对广西敌情，第四野战军首长认为，广西作战的关键是取大迂回动作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半岛、退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并据此于11月4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广西作战的部署，即：以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迂回百色、果德（现平果县），断敌入滇退路，以南路军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由阳春、阳江等地西进郁林（现玉林县）、博白之线，阻止白部经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尔后视情况向南宁或钦州方向发展，以中路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军断敌退路后由湘桂边南下，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南宁、果德地区。另外，以第四十九军沿湘桂路两侧跟进，担任剿匪和维护交通任务。中央军委于6日批准了上述部署，9日又进一步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
按照上述部署，11月6日，我西路军由洞口、武岗向靖县、通道地区之敌攻击前进。守敌望风而逃，我军进占黎平、从江等地。与此同时，南路军主力亦开始向博白挺进。这时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突破敌川黔防线，一部已逼近贵阳、遵义。白崇禧集团在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决定乘我西、中两路军尚未进入桂境之机，以其主力第三兵团的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第十一兵团的第五十八、第一二五军，南下博白、郁林、岑溪，组织所谓“南线攻势”，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夹击我南路军，进而控制雷州半岛，打通逃往海南岛的道路。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1月24日致电第四野战军和第四兵团首长：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陈赓部“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国境内。第四野战军首长根据上述指示，决心击破白崇禧的“南线攻势”，就势歼灭敌第三、第十一两兵团于粤桂边境，进而解放广西全省。其部署：以第四兵团及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军迅速进至罗定、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一线，阻敌第三兵团等部南下并相机歼灭该敌；以第十二兵团及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九军南下桂林，荔浦、梧州及柳州，拊敌侧背，配合南线作战；以第三十八军继续挺进百色。
11月24日，敌第三、第十一兵团共五个军分别由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岑溪向化县、茂名、罗定一线攻击，遭我南路军顽强阻击。27日，我军发起反击，敌不支溃逃，我乘胜猛追，第四十三军在占领容县、北流、郁林等地，并歼敌第五十八军大部后，于30日一举突入博白，歼敌第三兵团部，俘兵团司令张淦。与此同时，第四兵团在占领陆川、公馆圩后，将敌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合围于博白地区，经激烈战斗，敌大部就歼，一部溃散。余汉谋残部于11月29日乘隙袭占廉江，我第十三军立即回师反击，歼敌“粤桂边剿匪指挥部”喻英奇以下7千余人，其余逃向海南岛。我粤桂边纵队随即解放雷州半岛。
在南路军围歼敌第三兵团等部的同时，我西路军和中路军分别由黔桂边、湘桂边迅速南下，守敌第一、第十、第十七兵团纷纷南逃，至12月2日，我军解放了东兰、宾阳、武宣、梧州以北广大地区，各追歼逃敌一部，余敌向南宁、钦州、防城逃窜，白崇禧则逃往海南岛。
第四野战军首长为防止白崇禧残部逃出国境，除以第十五、第四十一两个军留置陆川、博白清剿溃散之敌外，以第十三、第十四、第四十三、第四十、第四十五、第三十九军于12月2日分别由廉江、博白、容县、武宣、宾阳向钦州、南宁之敌实施猛烈追击。我军指战员不顾疲劳，兼程疾进，在进占合浦、灵山、横县、南宁后，于7日将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十、第十一两兵团残部、伪国防部突击纵队、交警总队等部围歼于钦州、小董圩地区。至此，白崇禧集团主力已被歼灭，其第一、第十七兵团残部溃不成军，纷纷向中越边境逃窜。我军立即以第三十九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三军一部跟踪追击，至14日，先后占领镇南关（现友谊关）和爱店，控制了中越边境，敌除约两万人逃入越境外，其余均被我歼灭。此役共歼敌17.3万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实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胡 琏
胡琏（1907-1977），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汉族，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科，南京步兵学校，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曾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军长，第十二兵团副司令，1949年去台湾后，担任过金门防卫军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及"总统府"战略顾问，一级陆军上将军衔。1907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生于陕西华县会同坊北会村贫寒农家。 曾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胡琏是中央军土木系的骨干将领，其指挥艺术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早年岁月
1907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生于陕西华县会同坊北会村贫寒农家，12岁进华县高等小学念书， 1925年小学毕业后，投国民二军冯子明旅当文书，1925年考取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入入伍生总队。1926年3月，军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胡被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七连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10月，胡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排，连长。1928年冬任第十一师第六十一团连长。后在陈诚的第十八军任营长、团长。1929年至1930年，随第十八军参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及中原大战。因作战勇敢，胆识过人，深受陈诚赏识，被升任第十一师营长。
1931年至1934年，跟随陈诚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因功于1933年8月升任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团长。1935年起，又随罗卓英在浙西南继续进攻红军。
抗战烽火
1937年初，淞沪会战爆发后，胡所在的陈诚任军长的十八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开赴上海，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胡团奉命守卫上海北面罗店地区。日军以罗店为突破口，派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六十六团阵地，施放烟幕弹，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胡琏组织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又组织机枪火力网封锁日军前进通道。有时组织部队主动出击与敌人进行肉搏战，以杀伤敌人。有时一昼夜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顽强地坚守了阵地。
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长。第二年胡琏随部挺进苏南开展游击战，重创敌寇。其部四零一团团长邱行湘直捣潥阳、宜兴一带，直逼苏浙边境张渚诸地，使日寇沪宁铁路交通受威胁。
1938年6月，胡琏司令部设在九华山，他亲自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发现日寇在江岸各地修碉堡，并有重兵把守。他为了配合海军特种部队在长江布雷，将沿线据点中的敌人引开。一天胡琏指挥部队突然向敌人据点发动攻击，迫使敌人放松对沿江的巡逻。扮成“船夫”“渔民”的海军特种部队乘机在江面布下水雷。一天夜晚，胡琏又派出一支部队向敌人碉堡突击，日寇摸不清中国军队的虚实，不敢出击，海军特种部队又一次在江面布下水雷。在胡琏部和其他部队掩护下，海军特种部队一年内在长江皖赣江面炸沉日军舰船六十余艘。
1939年，胡琏率部开赴湖南，参加第一次湘北会战并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方靖）。
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0年5月2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占领襄阳后，经宜城、南漳，直逼宜昌。第十一师奉命从长沙驰援湖北当阳。5月底，十一师在当阳构筑工事完毕，师长方靖在临战会上告诫：“当阳长坂坡，是当年三国时刘备破曹操处，此次战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西南，国家生死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做张飞、赵云，使日寇有来无回。”胡琏接着说：“我们就要想当年张翼德大闹长坂坡那样，杀的日本鬼子片甲不留。”
6月9日，日寇向第十一师阵地疯狂进攻，在当阳西北九山子高地，双方反复争夺。胡琏亲率第三十一团增援，同时派另一支小部队抄敌后路，敌怕陷于包围之中，慌忙撤退。方靖、胡琏在当阳与日寇激战一周，重创敌军。后撤至大峡口、风洞河一带抗击日寇。
1941年调任福建预备第九师师长。1942年调回第十一师师长。
1943年率部与日寇争夺石牌要塞作战中取胜，保证了鄂西大捷，因功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并于7月13日任十八军副军长。同年带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参。
1943年5月25日，在湘鄂边境德日寇占领要隘渔阳关后，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日寇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敌酋高木义人率领下，从南面沿长江进犯石牌要塞。
石牌是长江湖北西部的重要江防要塞，若石牌丢失，则日寇可直接窥伺四川，威撼西南。民国政府军事当局认为“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石牌要塞。
胡琏师接受任务后，带领全师将士祭拜天地，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胡以日寇大炮坦克武器精良，不宜硬拼，只能智取。他根据要塞一带山峦起伏地势险峻德特点，利用有利地形，制敌不擅山地作战之短，抓时机，歼顽敌。他将主力部队隐匿于要塞东南北斗冲一带，只留师机关及一部分兵力防守要塞。5月27日，敌第二十九、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向北斗冲发起进攻，当敌进至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时，一声令下，第十一师部队突然从四面八方将敌围住，杀声震天，敌伤亡惨重。
第二天，敌继续进攻，当部队逼近阵地山头时，他指挥部队与敌人拼刺刀，当敌人冲锋后修整和补充时，他组织兵力反击，夺回被敌占领的山头。他采用守攻结合的战法坚守了阵地。第三天，正当战斗方酣之际，第六战区指挥陈诚电话问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坚定的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石牌要塞之战，第十一师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大捷。此役胡琏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44年，胡奉调至重庆人侍从室参军，1944年8月13日出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参加湘西会战。1945年6月28日授少将军衔。
1945年5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进攻，指向湘西芷江空军基地，企图打通湘黔通道，进击贵州。胡琏率第十八军参加了保卫湘西的雪峰山会战。
6月13日，胡率部抵达溆浦后，详细了解了这次战役的计划，战场形势；敌军番号、数量、特点和动向；各友军情况。湘西的六月，气候炎热，加上道路崎岖，将士行军艰难，他根据当地昼热夜凉的特点，让部队中午休息，夜晚加速行军，终于提前到达目的地。立即指挥各师团向日寇据点攻击。十七日黄昏，将日寇进攻湘西的唯一交通线湘黔公路截断，与第四方面军将被围之敌分割歼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琏第十八军在长沙、衡阳地区接受日军投降。
“不败将军”
19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胡琏任师长。在解放战争中，率该师参加进攻苏北鲁南解放区，参加围攻中原解放军。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
1946年10月章逢集大战，中野主力近6万人（3、6、7纵），三个纵队围攻整11师32团一个团五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伤亡四五千人，11师32团伤亡2700余人，当时32团本不想撤退，因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两个连突围撤走，才不得不带余部撤走，战斗连头带尾总共5天。3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中野忙活了一大顿，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
1947年2月，胡琏率整编十一师参加进攻山东解放区。 1947年任整编第十八军军长。5月初，该师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新泰地区，由于国民党第三兵团迅速增援，胡师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1947年7月的山东南麻战役，胡琏判断华野可能集中部队攻击比较孤立他，于是花了20多天集中在南麻修筑了一系列的巧妙的防御工事，其中有大量的子母堡。
结果虽然华野集中了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胡琏，还有七纵一个纵队负责阻援！但是在胡琏的巧妙防御工事和顽强防守下，华野四个纵队连续猛攻三天三夜，始终没有没有打入胡琏的核心阵地。
此时国军黄百韬的25师和64师已经增援赶到，阻援的七纵不是优势敌人的对手，激战一通被迫后撤。其中战斗中纵队司令成钧还被国军25师的狙击手一枪击中，受了重伤。这是内战中第一个受重伤的纵队司令员！
阻援不住，主攻的华野四个纵队只得从南麻撤退下来。在激战中，华野主攻部队伤亡较重，阻援的部队也损失不轻，总数超过1万4千人！而国军损失大约8千人。
1947年9月曹县战斗，整11师孤军突出到土山集、大义集一带，华野急于报南麻一箭之仇，调动5个绝对主力纵队：华野1、3、4、8、10纵，中野11纵，设下口袋阵，严密包围，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经过3天激战，重创3、8两纵，同时大义集的11旅及时出击，打垮4纵坚强阻击，猛烈从后攻击3纵后方，华野见势不好，迅速撤退。解放军伤亡4413人，11师伤亡3000多。
进入大别山之后，18军这只猛虎更是威风凛凛，中野不但是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敢接战，如：
中野1纵绝对主力20旅于1948年1月在包信集与整11师遭遇，损失很大，其中一个主力营，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灭；
中野2纵也好不到哪里，在大别山里不停地躲避11师，基本上是11师追着打，追着包围的过程。
中野6纵虽然整天躲躲藏藏，但在1948年1月16日，在王家店宿营的中野6纵18旅还是被逮了个正着，旅长肖永银一听整11师来了，丢掉旅直属队，使300余人全部被俘虏，总算保全了18旅。王家店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
1948年9月22日授中将军衔。1948年9月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淮海战役所部被歼，胡琏乘坐坦克突围，仅以身免，而兵团司令黄维的坦克发生故障，被解放军俘获。
一直到18军淮海战场被歼之前，解放军数次企图歼灭18军的计划都没有成功，在此之前可以说18军对中野、华野基本保持了非胜即平的长胜战绩，虽说1946年底宿迁整69师被歼一仗不太光彩，但至少自己也没吃亏。
胡琏也被毛泽东称为“狡如狐，猛如虎”，即放在哪里，哪里解放军都头痛，属于“最不受欢迎的部队之一”。
尤其是18军118师“老虎团”33团，该团全部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作战时凶狠顽强，罕遇对手，堪称是18军之精华，在淮海双堆集战役中，成为12兵团的刀尖，当时33团守卫核心阵地大王庄，与解放军两个团血战大王庄，殊死肉搏，攻守双方几乎都拼光，此战为整个淮海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争夺之一，战况之激烈，以至吓得旁边85军一个主力团直接投降了事。 张凤集之战实际上是所谓“龙凤之战”的一部分，中野以一部（二纵）阻击国民党第五军于张固集以西地区，以第叁、第六、第七纵队求歼进至张凤集的整十一师之第十一旅。在伯玉的文章中，变成“中野3、6、7纵，叁个纵队围攻整11师32团一个团五天五夜” ，那么第十一旅的旅直和另一个团是什么部队在打呢？第十一旅西南之一一八旅又是遭到了谁的进攻呢？杨伯涛的回忆中都没有敢说中野打的只是十一旅叁十二团，伯玉却敢说，为什么呢？无非是欺负某些网友没有看过杨伯涛的回忆录。整个龙凤战役，中野伤亡4300余人，歼敌第五军和整十一师共5000余人，其中张凤集之敌叁十二团附山炮连2700余人被全歼，伯玉拿一个不准确的中野伤亡数目（3600人）和张凤集一地的敌人伤亡（2700余人）作比较，和上面所用的也是同一手法。这一仗，连国民党自己都承认是败仗，杨伯涛回忆录中还专门列举了此役后整十一师的检讨。刘伯承从更高的要求出发，认为这一仗打成顶牛，不合算。因为刘伯承连敌我伤亡二比一的战斗都觉得不合算，要总结经验，何况伤亡基本差不多的龙凤之战呢？（关于龙凤之战，杨柏涛在其回忆中写到“这次战役，是第一次与刘伯承二野交手，第五军攻龙涸集攻不下。整第十一师守张凤集守不住，有人称为“龙风战役”，以相讽刺。）
（以上内容，可参见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刘伯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刘伯承传》，另可参见李普所着《一代军事奇才──刘伯承元帅传》，《杨伯涛回忆录》或文史资料选辑第叁十一辑中杨伯涛的回忆）。 伯玉为了证明胡琏的“猛如虎”，还吹嘘 “11师进入大别山之后，这只猛虎更是威风凛凛，扫荡中野，中野不但是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敢接战，除了在北向店，为保卫刘伯承同志和中野指挥机关，不得不打了一仗，其余则能避则避”。11师在大别山是威风了一阵，但作者好象忘了那不是一个11师干的,而且时间也不长，47年10月刘伯承还打了张家店，高山铺，从47年11月11师开进大别山开始，12月份刘伯承就转出大别山了。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吸引了国民党大量精锐军队，改变了战役态势，这是主要的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时指挥的是小诸葛白崇禧，不是陈诚，刘峙。把所有这些功劳都算在胡琏身上，还敢说其威风淋淋，扫荡中野，只可怜我们很多朋友没有机会常接触史料，被那些文棍一搅就两眼发蒙，便有了“胡琏和解放军交手，只有平、胜，没有失败”一说。
死里逃生
1948年4月至10月任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1948年9月初，国民党军队取消整编军番号，恢复原来的军师番号。此月，国防部授予胡琏陆军中将衔。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番号撤销后，所属的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十师都并入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建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发表由黄维任兵团司令、胡琏任副司令。胡对此大为不满。但是，黄维是黄埔军校一期毕 业生，在十八军曾是胡琏的上级，声望比他还高，胡不得不表面恭顺，背后则满腹牢骚，不安于位。10月底，胡以父亲病重和医治牙病为由，请假离开部队跑到武 汉去了。
11月初，淮海战役揭开序幕。蒋介石命令黄维第十二兵团迅速开赴徐海淮蚌地区作战。第十二兵团11月8日由驻马店出发向安徽前进，18日到达蒙城的涡河、北淝河一带，即遭到中原野战军的进攻。25日，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第十二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发现胡琏不在前线，立即电召胡到南京面谈，问胡有什么办法能导致该兵团转为有利态势。胡认为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即向蒋表示愿意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鼓舞士气，调整态势。蒋极为嘉许，并指示第十二兵团：“要固守下去，苦斗必生。”然后，蒋命令空军用小飞机把胡琏于12月 1日送到双堆集前方。胡向黄维和军师长传达了蒋的指示后，马上到各军师阵地视察，并将兵力作了局部调整。
几天之后，中原野战军的攻势更加猛烈。第十二兵团粮弹匮乏，南京空降飞机有减无增，局势越来越严重。黄维决定派胡琏去南京，一则向蒋介石报告险情，催运补给，敦促救兵请示对策；二则要胡住在南京，以免和大家同归于尽。如果第十二兵团被歼，望胡能为大家处理善后。7日，胡琏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双堆集情况。 8日晚，蒋介石邀宋希濂、胡琏，蒋经国共进晚餐，并放映电影《文天祥》。蒋对宋、胡说：“这个片子很好。”暗示宋、胡为其政权“效忠”。9日，胡琏再次飞双堆集，向黄维等传达了蒋介石准许在危急时可以突围的指示。
12日，中原、华东野战军对第十二兵团发起总攻。15日，黄维突围的命令下达后，所部争先恐后乱成一团，结果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胡琏因害怕当俘虏，在突围前向医务人员要了大量安眠药，准备在不能脱身时，服药自杀。胡后来乘战车冲出了重围，遇到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不久，他跑到了南京。
最后一战
1949年2月，胡琏被南京国防部任命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负责收集从长江以北溃败逃至江南的官兵，并补充新兵。第二编练司令部设在江西南城，得到当时的省主席方天的许多帮助。不久，成立重建和督练第十八军及第十军。由高魁元、刘廉一分别任军长。是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后，代总统李宗仁要胡琏率部 进驻大庾岭，胡对李的命令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暗中却接受蒋介石的遥控指挥。5月中旬，南城解放。第二编练司令部改编为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司令。
9月初， 胡兵团撤往广东潮汕地区，旋从海上逃往金门。10月25日，胡琏第十二兵团与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村，阻挠人民解放军登陆金门，取得金门战役的胜利。这年冬，胡琏被委任为福建省主席兼第十二兵团司令。1950年初，第十二兵团改为金门防卫军，胡琏为金门防卫军司令兼福建省主席及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1951年，胡琏在金门成立“福建省游击队”，后改名为“福建省反共救国军”，他任总指挥。胡曾派遣小股特务潜入福建省，妄想进入戴云山区进行反共游击活动。但不到一个星期，祖国大陆的军民就将这些特务一网打尽。
晚年岁月
1952年10月，胡琏加授陆军上将衔。同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此后，他连任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4年6月，胡琏奉调回台北任第一野战军团司令。1957年又奉调去金门，再次出任金门防卫司令，1957年7月升任二级陆军上将。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次日，胡令所部向大磴岛进行炮击。金门炮战持续了四十六天，9月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兼金门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
1958年冬，金门防卫司令由刘安祺接任。胡琏擢升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61年12月入国防研究院受训。1964年，胡琏出任“驻越南(南越)大使馆大使”，在职八年。1972年胡琏被免职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他晚年爱好文学和历史，研读典籍，喜读古书，1974年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宋史和现代史。著《古宁头作战经过》、《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和《越南见闻》等书。1977年6月22 日，胡琏因患心脏病在台北逝世。
历史文献
胡涟将军与日寇决战前的祭天誓词：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涟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此为胡涟将军在展开石牌保卫战前一日的祭天誓词，亦为遗嘱。五月二十八日日军即开始进攻石牌，此役，国军以15万人面对日军20万人的进攻，连日血战，最终击退日军，粉碎了日军占领石牌进而威胁重庆的战略企图。
章缝集之战
章缝集（又名张凤集）是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镇，如果你拿出山东省地图翻到巨野那一章，才能在巨野以南找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这个小村庄因为整11师而闻名于现代史，因为11师11旅32团而青史留名。
50多年前硝烟虽然早已散去，在实地很难见到当年战场痕迹，50多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生死大战因为政治原因至今仍朦朦胧胧，不为人所知，使笔者深感责任重大，有必要将这个大决战清清楚楚一页一页展示给世人，告诉每个读者，让我们所有历史都真实、完整永远记载下来。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回顾这个大战，当年11师的官兵们、解放军的官兵们在这里，为各自的理想、信念是如何拼死奋战的。
内战开始后，刘、邓指挥英明，用兵神出鬼没，上党、平汉、定陶三战三捷，消灭国军10个师，势不可挡，继续寻歼国军主力。国军在中原战场形势顿时不利。
国军为了改变战局，占领中野鲁西南根据地，尽出五大主力之二，11师和5军继续向鲁西南进攻，11师于9月12日占领定陶，20日占领鲁西南重镇菏泽，随后即向巨野、郓城发起进攻，威胁鲁西南解放区重镇济宁。这时中野要再退，就要丧失鲁西南全部根据地，只有打，但是打哪个对手呢？当时是犹豫不决的，□□□想要打5军和11师，他认为刘、邓既然能消灭整3师，战斗力一定很强，那么消灭5军和11师不成问题，如果这个战略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局面。9月19日他问刘邓“我军与5军、11师接触试打如何？”
既然毛有这个意思，一向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刘伯承于20日回电，确定打5军和11师。
46年9月29日，定陶战役后经过20多天休整补充的中野决定动手，下达《巨野战役基本命令》，这个战役,解放军战史叫巨野战役,又叫龙凤大战。于是，国共内战史上中原战场上首次主力大决战在中原大地上徐徐地揭开了帷幕。
1.中野主力近6万人全部参战，计有：2纵（欠4旅）,3纵,6纵, 7纵,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具体任务为以十分之一的兵力2纵的5、6旅5千余人在龙堌集一线防御，阻击5军。
2、其他所有主力集结待机，准备消灭凸出的11师11旅。刘伯承精心设下口袋，以5万余人在大义集、棠李集设好了埋伏，等11师来钻口袋。9月29日龙堌集击战打响，经过刘伯承亲手调教的2纵成功地阻住了5军的进攻，一直成功地阻击到10月9日。
龙堌集虽然打得顺利，围歼11师的主战场却非常地不顺利，碰上了久经沙场的国军常胜名将——胡琏将军。胡琏这个黄埔四期的高材生，行动极其谨慎，偏偏不钻刘伯承的口袋，相反稳扎稳打，以其著名的核心机动战术指挥其手下各个部队都站稳了脚跟，当时整11师参战共5个团：
11旅旅长杨伯涛、副旅长王元直，
率11旅31团（团长黄健三）
32团（团长张慕贤）
118旅旅长高魁元、副旅长王靖之
率118旅54团（团长尹钟岳）
33团（团长李树兰）
18旅只有一个团参战，即52团（团长夏建勋），暂归11旅指挥。5个团加师直属部队,总兵力2万人左右。
团长张慕贤上校，是抗战名将，黄浦军校8期生，贵州人，智勇兼备，胆识过人，进驻章缝集后，已作了准备，这章缝集是巨野一个小镇，约有300户居民，300多幢房子和院子，是个不小的镇子。镇四周筑有传统泥土寨墙，西南方有护寨河，难以徒涉，东北地形平坦，射界开阔，解放军即从东北方向攻来，32团到达后，即在镇中大庙修筑了核心阵地，并在寨内外构筑大量防御工事，同时派出1营3连一个连，进驻王庄、毕花园作为外围警戒机动部队。
7纵全军为3个旅8个团，分别为19旅55、56、57三个团，旅长吴大明；20旅58、59两个团，旅长匡斌；21旅61、62两个团，旅长况玉纯，还有纵队骑兵团。司令员杨勇。
7纵以主力团58、59两个团作为突击团，于6月3日发起进攻，59团团长晋士林、58团团长吴忠这两个虎将恨不得一口吃了对手，迅猛进攻，可惜碰上了异常狡猾对手，有劲使不上，3日晚上，各部队出击都扑了空，白天侦察到村子里有敌人驻扎，可晚上打进去空无一人。有的部队虽遇上了敌人，刚一交手，敌人像泥鳅一样溜走，有劲使不上，反被敌人火力杀伤，损失不少人员。
4日晚上，59团进至章缝集以东的王庄，但见得寨门大开，空无一人，连个哨兵都没有。晋士林感到奇怪，命令部队进村搜索。部队进村后还是没有发现敌人，遂在村东集合。就在这时，照明弹四起，子弹如雨点般扫来，炮弹也从天而降。原来对手都躲在民屋里，在王庄设下了火力陷阱。59团一个敌人没看到，伤亡倒不小。晋士林气得肺都炸了，立即组织部队向村内展开反击。但部队还没冲进村子，敌人却溜走了，全部撤回了章缝集。
章缝集大庙团部内，团长张慕贤头戴大盖帽，身穿美式夏季作战军服，手拿指挥棒，站在地图前，身边围着几个作战参谋，正在讨论作战方案，这时一个作战参谋进来，大声报告；“报告团长，1营3连胜利完成警戒侦察任务，于王庄歼敌一部，胜利回来，除副连长许进安被俘外，其他无一损失，现共军主力已向我逼近。”张回答说；“很好，命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准备与共军决战。”
经过了3、4日外围窝窝囊囊战斗，5日拂晓，20旅总算攻到章缝集外围，占领西北角外围阵地姚庄，20旅全体官兵因为两次攻击收获甚小，气得一些指挥员直骂娘。他们不知道对手为对付共军的近战、夜战，也改变了防御战术，采取“大纵深的弹性防御”，其特点就是主要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其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得猛时，全部收回去，在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一下又反弹回来。对付这种防御，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这与一般国军部队作战有本质不同，即突破村沿强固工事即基本获胜有很大的区别。
5日拂晓，20旅部队从章缝集外围攻击出发阵地，不停顿地向村内发起进攻，但章缝集外围地形开阔，加上连日大雨，形成了众多水洼，地面泥泞不堪，淤泥没脚，行动非常困难，守军在村外设置三道鹿砦，火力配置严密。部队连续进攻多次，都无法接近寨墙。天亮后，国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低空轰炸扫射，20旅部队被迫转入防御，将章缝集团团围住。5日上午，7纵全军赶到章缝集，决定于5日夜对章缝集展开总攻，部署如下：
19旅56团从村东北角进攻，55团向南警戒担任助攻；主力20旅58团从正北攻击，59团从西北角突击，担任主攻，21旅61团、19旅57团、骑兵团三个团打援，62团为预备队，在西边警戒。
不幸的是5日晚上，19旅旅长吴大明在章缝集野外勘察地形，为进攻作准备时，被32团射手击中头部，当场战死，未战先折大将，实在是不祥之兆，刘伯承为此痛心不已，19旅士气也大受影响。
尽管如此，对章缝集总攻没有影响，仍于5日晚22时准时发起，为了确保成功，7纵副政委张国华于战斗开始前亲自下到20旅督战。
总攻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7纵所有迫击炮、山炮、小炮一齐发射，倾泻到村内，在全纵几百挺轻重机枪密集火力掩护下，各路攻击部队在积水中犁开一条条“水路”，汇成一道道水幕，向章缝集席卷而去。整编十一师的战斗力确实与众不同，32团虽然遭到了围攻，依旧没有慌乱，无数颗照明弹腾空而起，照得地面一片惨白，身经百战的32团士兵们不慌不忙、静静地等在工事中、堑壕里，解放军士兵弯着腰，成群结队往前冲，300、250米、200米、150米，32团士兵一直没有开火，村里安静的象没有人一样死寂，一直等到100米了，张慕贤一声令下；“打”，几十门迫击炮、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天崩地裂般轰鸣开了，在村四周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进攻的士兵被割草般地扫倒，成排成片的倒了下去，四野里都是伤员和濒死者痛苦的喊叫声、呻吟声，加上雨点般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章缝集笼罩在火光、水幕之中，在狱火中蒸腾。每次进攻被打退后，村外遍野都是流淌的鲜血和七倒八歪的尸体。
主攻方向58团二次突击受挫，团长吴忠急的烦躁不安，助攻方向56团也多次受挫，都没有进展，从32团一营牛镇江防守的东北角突击的59团倒是有了进展，团长晋士林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组织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一直把重机枪推到了距寨墙只有20米的地方,又悄悄地拉开了守军的第一、第二道鹿砦。在拉第三道鹿砦时,守军发现了突击分队,晋士林立即令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压制寨墙上敌人的火力,突击分队趁势发起冲击,一举打开了突破口.晋士林见突破成功,马上率二梯队进村,抢占了数处院落。这也是当晚章缝集各攻击部队打开的唯一一个突破口。 晋士林带着59团1、2营在村内站稳了脚跟，见此有利形势，7纵立刻命令预备队21旅62团从突破口跟进。同时命令吴忠率58团跟进，6日凌晨7纵突破章缝集，大战开始了，上面讲到与11师与5军这样对手作战，与一般国民党军作战有本质不同，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章缝集被突破不是战斗结束，而是好戏刚刚开锣。
守将张慕贤见解放军突破后，不慌不忙组织全团所有炮火，4门山炮，6门37战防炮，所有迫击炮、机枪一齐向突破口射击，组成了一道火墙，（而不是一般资料所说11师的炮火组成火力网，）阻断了后续部队的进入，这样已进入章缝集的59团2、3营，58团3营8、9连、团特务连，62团一营共4个营1千几百人反倒被包围起来，处境十分危险，这时突入的部队公推59团团长晋士林为临时指挥，再次发起进攻，扩大战果，企图在天亮前占领村内制高点，核心阵地大庙，但是连攻数次，伤亡累累，一点效果没有，天放亮前守军除了用火力封锁突破口，展开部队从两翼进攻突破口，重新夺回突破口，团团包围了突入部队。
晋士林、吴忠不得不带领59、58、62团突入部队依托已占领的5个院落转入防守，突入的1千几百人守在5个大院里，虽然在两个主力团长指挥下，构筑大量工事，将5个院落墙壁全部打通，使5个院落连为一体。还是施展不开，6日上午9点章缝集守军32团有组织地展开反攻，迫击炮弹、手榴弹雨点般落在5个大院里，战防炮在炮连连长林文模亲自指挥下，将战防炮抵近院墙几十米处射击，炮声响处，只见浓烟弥漫，房倒屋塌，院墙被轰开几个缺口，守军死伤累累，62团一营营长孟宗华腿被炮弹炸断坐在地上，32团士兵一涌而上从突破口进入，守军全部退入屋内防守，两个战士上前架着营长孟宗华往屋内跑，这时一个国军士兵从突破口进入，举起汤姆式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孟营长和两个战士全身中弹，倒在院内，当场死亡。屋内守军见状不顾一切发起反攻，重新封锁缺口。32团战防炮连长林文模在抵近射击时，也被守军打死。战斗进入拉锯状态。
32团从6日上午一直到下午，发动了3次进攻，都被击退，但这种凶猛进攻势头使得突入部队顶不住了，进攻部队每发炮弹都给守军造成重大死伤，59团突入两个营，伤亡大半，59团2营教导员、3营营长都在混战中被打死，工事全部被摧毁，院内躺满了尸体，满屋都是伤员在呻吟、哭喊。第3次进攻时，庄内临时总指挥59团团长晋士林和政委首先动摇了，6日黄昏时分，在团长晋士林带领下，撇下友军58、62团部队不管，自顾自突围逃命去了，整个突围过程损失非常大，在32团枪林弹雨中，死伤累累往外冲，团长晋士林、政委刘权都被打伤，团长晋士林被两个战士架着逃出了章缝集，这成了军政双优、解放军中极少有的大学毕业将领晋士林一生耻辱，并为此背上黑锅，战后被调动了职务，作为处罚，直到淮海战役前还是个团长。
59团残余部队突围逃跑后，32团迅速从两翼封锁突破口，并将留在突破口掩护的59团3营9连全部消灭，重新封闭突破口。
留在庄内残存的58、62团部队只剩不到300人，力量更加薄弱，守在几个大院里，危在旦夕。
晋士林突围后，司令员杨勇找他谈话，知道了村内的严重情况，并向中野做了汇报。鉴于7纵进攻章缝集失败，刘、邓决定将进攻更加不顺利的3纵全部（欠24团）调到章缝集，会合7纵，两个纵队合力进攻章缝集，将战略目标从歼敌一个旅明确修改为消灭章缝集守军32团一个团，救出吴忠等人。
就在9旅扫清外围同时，主攻东西蒋庄部队7旅、8旅也进到集结地域，不幸的是被守军提前发现，猛烈山炮、迫击炮炮火从天而降，一顿杀伤，还未进攻就死伤200余人，士气大受影响。安置完死伤人员后，7、8旅重新集结，于10月4日晚22点，再次发起总攻，7旅（欠21团）攻东蒋庄，根据11军战史记载：“4日22时，第7旅（欠21团）攻东蒋庄，19团担任主攻，其1营攻村北、3营攻村东，2营为预备队。20团在东、西蒋庄西北方向牵制敌人。战斗发起后，19团9连从敌鹿砦、暗堡间突入，由于敌暗火力点封锁突破口，被敌包围。该连临危不惧，依托占领的几间房间，与敌展开顽强拼杀，连长负伤，排长代替指挥，战至翌日拂晓，在2营1个班的接应下，该连司号员从村内出来带路，突出重围。21团1连也突入敌前沿阵地，攻占2个地堡，拂晓，亦撤出战斗。”
第8旅23团主攻西蒋庄，该庄守军环村设置鹿砦，房下构筑暗堡，火力组织严密。经彻夜激战未攻入村内，拂晓后撤出，战果更差，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连村边都没攻到，反倒死伤一大堆，进攻严重失利。
趁3纵进攻东、西蒋庄部队受挫之机，11旅旅长于5日早晨，亲率特务连从西蒋庄出击，进行反击，俘虏了100多名解放军，并将另100多人包围在蒋庄野地里，那100多人用了个缓兵之计，派1人到蒋庄守军接洽投降，这100人后来在援兵支援下，全部突围跑了。杨伯涛率部在东、西蒋庄的奋战，大获全胜，大大震撼了中野。
杨伯涛的英勇防守对战局影响很大，胡琏在战后11师军官总结会上说道；“这次东西蒋庄与章缝集地形都较疏散，东西蒋庄更散，兵力大致相同，都是攻击重点，但结果不同，主要原因是因为第十一旅杨旅长果断勇敢适时掌握战机，亲率特务连反击，而竟能固守，假如两地都被突破，那时结局将不是这样的。”
7纵围攻章缝集一个团失利，反被包围部分，3纵围攻一个旅部加一个团严重失利，面对这种严峻严峻形势，刘、邓不得不作出更现实可行的调整，即决定停止进攻东西蒋庄，集中3、7纵两个军以绝对优势进攻章缝集32团，接到命令后，3纵除留24团一个团监视东、西蒋庄，肖家堂的守军，其余全部8个团调到章缝集加入7纵的进攻。
章缝集守军因晋士林在6日黄昏突围逃跑刚变得的有利形势，由于3纵全军增援，变的再次严峻，面临更大的考验。
6日黄昏，作为第2梯队的3纵第7旅、8旅投入战斗，向章缝集发起了攻击。首先62团7连作为先锋重新对守军发动了进攻，与守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重新打开了被封闭的突破口，迅速突入村内。第19、20旅也随后跟进冲进村内，分头割裂围歼守军。吴忠团长和张兴臣参谋长等人也从村中配合夹击。
突入部队与守军激战，战斗进展缓慢，见此情形，3纵队曾绍山副司令员增加兵力，命令第7旅、第8旅之22、23团协同第7纵队向章缝集守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希望打开局面。6日19时，7旅第19团从村北沿第7纵队攻击，协同第7纵队对敌形成内外合围的态势。第19团3营向第7纵队58团坚守阵地方向的村头堡垒猛攻，该团第8连投弹1000余枚，占领了一个突破口，32团组织多次反攻。担任突击队的11连，由特等战斗英雄张配真同志带领一个战斗小组，迅速破坏了鹿砦，打开了通路。3纵7旅攻进村内后与7纵联合作战，与守军进行反复拼杀，进行巷战，将守军向村南部压缩，他们采取小兵群包围迂回战术，挖墙掏洞，逐屋争夺，最后在第7纵队的配合下，内外夹击，突破部分阵地后，与吴忠团长率领的血战了一昼夜的第58团的残余人员胜利会合。第19团3营继续向村内推进，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在拼杀搏斗过程中，第19团的模范战士张配真战死。
6日黄昏，在7旅从北面发起进攻的同时，第8旅22、23团从村西、西北方向向村内发起冲击，遭守军炮火猛烈拦击，但两团部队不顾伤亡、顽强战斗，22团2营4连和5连与第19团同时在58团指挥所院内会合。尔后，各团协同作战，与守军展开逐院、逐屋争夺。每占领一座院落，每攻进一幢房子，都要经过激烈拼杀，付出大量伤亡，每前进一步，都是用血铺出的路。战斗中，第22团4连和5连在战斗中缴获战防炮6门。就是如此，3纵7、8两个旅会同7纵还是无法解决战斗，消灭张慕贤的余部，因为战斗形式主要是村落巷战，村落巷战中，32团冲锋枪、卡宾枪威力更大，穿墙越户，排射或点射，近距离巷战作用远远大于步枪，占据上风，虽然人数少，但火力猛，给3、7纵部队造成重大伤亡。
32团在巷战中战术非常有特点，解放军沿用巷战老战术，即用炸药包先爆破房屋，然后突击组迅速冲锋，一般国军不降亦跑。11师防御方法在胡琏特殊调教下完全不同，针对解放军巷战特点，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造成解放军伤亡大增，对这种防御方法，解放军一时缺乏应对办法，巷战进展缓慢。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11师士兵士气旺盛，也有象解放军一样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精神，双方拼死搏斗，相持不下。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为了打破这种僵局，6日晚上，3纵命令9旅突入村内，接到命令后，9旅于6日午夜，命令3个团一起发起进攻，26团由北面进攻，27团由东北突入集内，随后9旅第25团又投入战斗，这样3纵3个旅全部冲进村内，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守军。6日一个晚上，在章缝集村内与32团余部展开了通宵的激烈巷战。整整一夜，双方逐屋争夺、短兵相接、隔墙叫骂，互掷手榴弹，3纵主要武器是手榴弹，战士蓝挑肩抗一筐筐手榴弹，大量投掷，根据以上记载；仅19团3营8连在一个突击中就投弹1000余枚，幸运的是根据地制造的手榴弹质量差，能够爆炸的很少，否则守军是难以承受的。
7日早晨，7、8、9旅和7纵经过协商，决定向守军发起强大攻势，随后展开了一个街道、一座房屋的争夺，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到了中午的时候，3、7两纵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逐渐将守军压缩于村西南角一座家庙（祠堂）内，即32团核心阵地内，守军凭借四周高墙，英勇顽强地抵抗十倍于自己的对手，他们用机枪、冲锋枪组成严密的火网，牢牢封锁住前进的道路，其战斗精神远远超过吴忠等180余人，因为他们面对的对手远比吴忠等180余人的对手要多的多。3纵多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再也啃不动这最后的阵地了。此时，3纵第20团于章缝集以西，21团西北阻击援敌。21团2营在北姚庄坚守阵地，多次打退11、118旅的屡次增援。
7日中午，战斗已集中在西北角一个区域，这时手榴弹大显神威。突入部队齐向守军占据的院里投手榴弹，某连长一气扔了30多枚，一个班长扔得更多，小手指都被拉火线勒出了血，守军形势危急。
虽然解放军3、7两个纵队全力围攻，有10个团攻入村内，（分别为3纵7旅19团、8旅22、23团，9旅25、26、27团，7旅20、21团在村外阻击援兵，7纵56、58、59、62团，而决不是一般正史所说的只有3纵7旅增援。）兵力占绝对压倒优势，32团士兵精神没有被压倒，也没有象一般国军部队动摇投降。他们非常镇定、勇敢，每幢房子，每条街道都不放弃，每个阵地里，对方冲进来时，伤员都拉响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在每个小院里，双方都要遗尸几十具，解放军由于伤亡远大于32团，战死的人数更多。
这种酷烈的生死搏斗，对每个人都是考验，都是试金石，国共双方都有勇士，都有懦夫。经过一夜的生死激战，战到7日早晨，32团部分守军顶不住了，一营营长牛镇江胆小动摇了、步晋士林后尘，撇下团长和友军不管，于7日早晨8点带一营2个连200余人突围逃跑了。使得32团余部在庄内处境更加困难。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胡琏及11师师部只知道东、西蒋庄和章缝集战斗激烈，具体情况、激烈到什么程度是不清楚的，由于兵力薄弱，只有118旅2个团在师部方向，同时师部方向受到6纵猛烈进攻，没有采取行动支援章缝集等。同时胡还认为，杨勇的7纵是保安团队改编的，战斗力弱，是一个歼灭战的好机会。
为了策应3、7纵两纵的进攻，6纵向11师师部和118旅方向发起猛烈进攻，牵制那里的国军，这个方面战斗非常有特点，王靖之回忆录有详细精彩描述，兹将此中详细情况介绍一下，以飨诸君，让大家对实际战斗有深入的了解。
解放军情报工作做的太惊人，当时副旅长王靖之率领3个工兵营组成的临时战斗团防守师部冯家沙窝外围的唯一一个小村子王家垓，屏障师部，竟然被中野准确地得到消息，派李德生6纵17旅进攻，出发前干部鼓动作动员工作。说；“要到王垓去拣枪，因为那里是三个工兵营。”胡琏接到高魁元电话，得知中野进攻王家垓消息后，惊讶地对11师指挥部众人说；“好家伙，真厉害，敌人真有办法，他怎么知道王靖之团战斗力弱呢？”可是6纵17师进攻王家垓却出乎意料遭受惨败。
王家垓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村，地点在东西蒋庄西面，但却是师部驻地冯家沙窝外围的唯一的屏障，关系十分重大，王靖之是个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军官，带三个工兵营入驻后，花了两天时间构筑工事，作了充分的备战准备。王垓外围第一道警戒，是哨兵，然后是照明设备，而后依次是绊发手榴弹区、地雷区、鹿砦、铁丝网地带，这个区域要有六、七百公尺，必须通过这个区域，才能接近阵地，接近阵地时，还有外壕和围墙的障碍；即使敌人突破围墙，但是与村庄内的核心阵地仍然隔绝，进入围寨内也无地立足，只有等待作俘虏。工事完成后，王很满意，问大家：你们谁能攻下这个村庄来？大家都摇头。于是王说，你们既然攻不下来，敌人也同样的没有办法。那么大家都回去吃饭休息，早点睡觉，准备打胜仗吧！
这正是一个上弦月的晚上，在一片寂静的声中，电话铃声吵醒了王靖之，西面守备的连长报告，当面的哨兵已经鸣枪示警后撤了，显示敌军果然来了。接着是该正面的照明设备点燃了，通天彻明，有如白昼。这样一来，把敌人吓得不敢前进了，所以西正面一夜无事。
按照明设备的用意，原是在敌人通过这个区域以后，用间接点火的方法，把它点燃，来暴露敌人的位置，再用火力消灭他。因为西正面点火太早了，虽然阻止了敌人前进，却没有达到消灭的目的。
也许是无巧不成书，东正面的哨兵撤回来了，敌人逐渐的接近，有时也听到地雷的爆炸声，偏偏照明设备始终没有点燃。（事后才知道，敌人有西正面的经验，所以在这方面于接近时就把它破坏了。）于是敌人就在东正面大举进攻了。整夜的激战，就发生在这方面。
午夜过后，月色尽没，敌人的攻击准备已经完成，于是忽然间枪炮声四起，急袭王垓的阵地，真有点象狂风暴雨的骤至。“王垓”的核心阵地中的欧阳营的营部，也中弹起火，对外的电话也全被切断了。就这样持续达两个钟头，敌人的射击停止，一度显示沉寂。可是也不过三十分钟，敌人又再度集火，其猛烈的程度，尤倍于前。大家都判断第一次的集火是掩护接敌，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联络，第二次集火，当是掩护突击。所以这次的时间也较短，当其停顿后，果然发现在我阵地铁丝网前，有敌人匍匐着。说明他们的突击没有成功，在我阵地前顿挫了。一时战场又现沉寂，枪声零星的持续。
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东正面的连长来电话，他说“敌人好象是要退却了。”王问他：“你发现什么症状？”“敌人后方远远的地方有嘈杂的声音，当面的敌人也有向后移动的模样。”
王当时对这位连长说，“你研判的很对。因为敌人经过一夜的攻击而不能得手，马上就要天亮，他非撤退；所以你要集中所有火力猛射1500尺以后的敌人，扰乱敌人的撤退，同时制压住匍匐在我铁丝网前的敌人，不但让他们不能撤走，连头都叫他们抬不起来，但是不要打死他们。”王把同样的话也转达给其他第一线各连。一时间沉寂的战场，又好象是天翻地覆，弹雨横飞。
经过一段的沉寂以后，这时对外的电话也接通了。头一个来电话的是军部张世光副师长，他以一种紧张能而激动的情绪，询问战况，深恐这一阵急剧的枪声，是被敌人突进来了。王当即告以“现在是我打敌人，用火力挽留敌人，不要让他走；不是敌人打我”。同时，王把一般情况也报告了一遍。张副师长才安心的放下电话。
54团天亮后进攻到离章缝集三华里的地方，遇到3纵20、21团的坚强阻击，战斗激烈，听到援军枪炮声后，章缝集内守军32团士气大振，更加顽强地战斗。54团在炮兵和空军掩护下，顺利地打垮3纵2个团的阻击，击溃了这两个团，在下午一点攻到章缝集南门，此时集内守军只剩西北角一块阵地了。此时援军适时赶到，54团1、3营从南门挖民房墙洞打开一条路，进入庄内与守军会师。随即马上与师部和118旅旅部接通电话，胡琏与张慕贤通话，胡问张说；“现在怎么样了？张说；还可以支持，敌人是从第一营牛镇江部突破的，对不起师长，我请求处分。”胡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张说；重伤人员需要后运，请补充手榴弹、冲锋枪弹，别的用不上了。“ 胡说；牛镇江马上撤职离开，你选个这次战斗表现最好的，立即到职。”张说；作战主任谌宪章表现最好，让他接替好吧。“胡说；那好，叫他立即到职，你报告杨旅长一声，就说我批准了，我也告诉杨旅长，我打算下午将你们撤回来。”张说：“山炮带不走，我不撤。”胡说：“你作撤回准备，山炮由我负责，你听命令。”经过于高旅长、李主任（果然）等研究决定：
1、 尹团的方、孙两营，暂时接替张团防务，入暮后留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撤回原驻地。
2、 尹张两团在下午4时前交接完毕后，张团应分数路后撤，待脱离敌火后，再整队经冯家沙窝北侧，移住李庄（冯家沙窝西南3里），到达后，立即构筑防御工事，将山炮主要零件带回，山炮连应即回东西蒋庄山炮营建制，该团向师部架线通信。
3、 将决定命令各旅照办。
张团在下午四点后撤退，54团接防阵地，张部约在下午6时顺利通过冯家沙窝北侧，率核心阵地200余人安全撤出，移住李庄。
10月7日4点后，32团撤出，几乎同时刘邓决定迅速后撤,再也不能打这种伤亡巨大的牛抵角的消耗战了，于7日晚9点全部撤完。战斗的结果如此无情，中野用劲全力，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中野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10月16和18日，整11师和5军分别占领巨野、嘉祥，10月24日，整11师占领郓城，战果辉煌，并从此扭转了中原战场的颓势。
人员方面，双方伤亡都很大，国军方面损失5300余人，解放军损失5000余人。其中5军因为打援损失比较大，伤亡2390人，2纵损失740人。而3、6、7纵与11师战斗损失远远大于11师，其中被俘270余人，伤亡4100余人，共4300余人，11师损失近3000人，其中主要是32团的损失，近2500人。
这次战斗中，中野唯一值得骄傲是，消灭了32团大部，即3000余人中近2500人。是11师在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次成建制重大损失，自那以后，11师再也没有一次营以上成建制被消灭记录，就是著名的南麻战役、曹县战役伤亡也很小，没有成建制被消灭的记录。
巨野章缝集大战从1946年10月3日开始到7日结束，从外围战斗开始，连头带尾总共5天。3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
可以这么说，这次战斗双方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从战略上分析，国军收获更大。
国军收获在于；1、占领了鲁西南全部根据地。将晋冀鲁豫根据地变成了晋冀豫根据地，解放军丧失赖以为生的最重要的兵源、粮源、财源之一的鲁西南根据地。2、重创了中野，使其在心理上长期蒙上阴影，一直避免与11师交战，北向店遇险后，刘帅批评部队：“是李逵背老娘下山，差点让老虎把老娘吃掉。”把11师比作老虎。
这次战役，解放军骨干损失尤其严重，让我们来看看营以上阵亡、负伤名单，对整个战役状况有所了解；阵亡如下；
师级；7纵19旅旅长吴大明。
团级；3纵7旅21团政委姚丕田。
营级；7纵20旅59团2营教导员刘波舟，
59团3营营长向青山，
62团1营营长孟宗华，
3纵9旅26团3营教导员陈大贵，
3纵8旅24团3营副营长傅家让,
6纵18旅53团二营营长邓兴袍
伤如下；
7纵
58团团长吴忠，
59团团长晋士林，
59团政委刘权。
3纵7旅19团团长李长林，
政委刘宣，
副政委燕登甲，
6纵
53团政委李震宇
副团长兼参谋长杨永昌。
连以下伤亡更大，这里从略。
刘帅战后痛心的说道；“此次我与敌陷于牛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敌人十分谨慎，迟迟不前；我则未能大踏步进退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反陷于被动。”。。“甚为不智。”
战后晋士林调一纵二旅4团任团长，实际是一种变相处罚，一直到淮海战役还是团长，此公命运多桀，在淮海战役开始不久在涡河黄家阻击战中，再次碰上老对头---18军，在战斗中当场被打死，他率领的团也基本被消灭。
吴忠因为坚守阵地，死战不退，成为此战唯一亮点，战后只能对此点反复宣传、报道，因为受到赏识，不久就升为20旅旅长。
解放军进攻章缝集战斗开始后，胡连续两次打电报给5军，要求向11师靠拢，5日傍晚5军复电；不能靠拢驰援。（实际他们受到二纵顽强阻击）。看完电报后，胡极为气愤的说：“邱清泉太自私了。”5日晚饭时，11师指挥部里气氛轻松，胡与大家说笑话，从前杨虎城被困西安，电某友军前来增援，友军复电不能前来，杨亲自起稿复电，内容仅十六字：“敌来打我，你则不管，我若一死，你也难免。”大家大笑不止。
战斗结束后，邱清泉前往冯家沙窝看望胡琏，先头部队由5辆汽车（一个步兵连）组成，到达后冯家沙窝后，一个军官报告胡琏：邱军长的3辆车，马上就到。不久邱清泉也到了。邱进屋向王敬久行礼后，与胡握手后说：“伯玉兄，你们辛苦了。”胡琏笑说：“不辛苦，就是命苦。清泉兄，你是怎么搞的？我越打电报给你，请你赶快来，你离我越远。”邱说：“我那儿也在打啊。”胡气愤的说：“你瞎说，你在打空气。”邱说：“我那里确实打的很紧，不过不如你这边急罢了。”胡又气极地说：“我完了，你也跑不了。”邱笑说：“真笑话，我哪能那样，以后你看我的事实。”胡又说：“看嘛！这一回就认识你了。”王敬久赶忙拦阻说：“别吵了。过去的事，越说越不好，都怨我，敌情况没闹清楚，如果没完成，你可别怪我报告薛主任。以后在一起作战，千万要注意友军的困难，及时支援才是。”胡、邱都不敢再言。在喝酒吃饭时，王敬久说：“这次战役，我很不对，没有及时来前方与大家一起共患难，都知道我是个懒散的人。”说毕哈哈大笑。邱说：“伯玉兄，名不虚传，与五六倍以上的敌人作战，能经得这一重锤，真不容易。”这就是邱、胡两人简单的口角过程，事后被一些无聊文人大肆渲染，成为大争吵，绘声绘色、添油加醋的加以发挥。
[发表时间：2005-12-22 17:04:53]
点评；此战国军方面最大缺憾就是对现代化战争理解不深刻，对突入的部队坚守院落，缺少解决办法，用炮轰，机关枪扫射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若用火焰喷射器轰击5座院落，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吴忠等人也无法坚持，战斗结果将完全是另一个局面。后来这个问题得到充分认识和解决，淮海战役前涡河黄家争夺战，使用火焰喷射器，很快就消灭了突入村内中野主力部队，占领了黄家。
点评；中野方面，虽然对杂牌军和整三师这样的嫡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完全是刘帅计谋出色，再加上战争开始后，国军不习惯解放军的战术。而从实质上看，中野当时水平，无论从总体素质，还是士兵个体能力，都还无法与国军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这是又一个“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失误。严格执行军委命令的中野义无返顾的做了一次尝试，交了一次学费，代价是很大的。
国民党军五大猛将让共产党自叹不如
国民党军第一猛将——薛岳
纵观国军战史，我认为国民党军的第一大战将是薛岳。薛岳年幼崇拜岳飞，取名薛岳，年轻时曾和叶挺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护卫营长；红军长征时期，薛岳指挥湘江战役，至使红军从8万人减少到3万人，后任追击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万家岭战役，消灭一万多名日军，几乎全歼日军一个整师团；后指挥四次长沙会战，消灭日军20多万人，取得抗日战争期间消灭日军的最大战果，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表彰。
国民党军第二猛将——胡琏
胡琏谐称“狐狸”，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十八军的骨干：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作风泼辣，性格骄悍，伟大领袖毛泽东评价胡琏“狡如狐，猛如虎”。
抗日战争初期淞沪会战中，整编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死几千日军，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
一九四三年，整编第十一师镇守鄂西石牌，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要塞，石牌保卫战日军付出七千多人的重大伤亡之后撤退，保住当时国民党陪都重庆。
1944年，作为嫡系主力，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和74军联手作战，整个战役历时55天，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23300人。
鉴于整11师（18军）胡琏在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原战场（近百战斗，战果自明），引起了我军极大重视，毛泽东特发通告给华野，中野。中野不但对整编十一师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与之交战。能避则避。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对金门发起进攻。苦战三天后，我英勇人民解放军九千健儿，血洒海疆。壮志未酬，魂魄不灭。重建的敌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金门战役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民党第三猛将——陈明仁
陈明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作风勇猛，性格倔强。黄埔学生军血战惠州，他第一个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
后陈明仁在军阀混战中屡立战功，1930年27岁任二十八旅少将旅长。抗日战争时期，陈明仁率部抗日。在九江会战中，参战的其它八个师均溃不成军，独陈部预二师完成了预定任务。次年春，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与日军奋战七天七夜，歼敌2000余，完成任务，1944年，陈明仁率七十一军进入滇西，滕冲一仗，歼敌4000余人，随后，他又指挥了围攻松山，出击龙陵，攻克回龙山等战役，每战皆捷，最后攻克日军的重要据点遮放，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完成中印两军胜利会师任务。由此，陈明仁被誉为“能战之将”。”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枢纽四平，陈明仁大战林彪。他以2万守军对抗第四野战军10余万人围攻，孤军坚守四平四十多天，巷战十九个昼夜，后林彪放弃进攻，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前夕，刘恃、杜聿明三次面邀陈明仁到徐州担任兵团司令，胡宗南电请蒋介石派陈明仁去西北任职，白崇禧亦推荐陈明仁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但是陈性格执拗，所以在国民党军界屡受排挤，和上司妒嫉。后陈明仁在湖南起义，55年获解放军上将军衔。
国民党军第四猛将——孙立人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于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毕业，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后回国，任职于税警总团。
１９３７年，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抗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
1941年底，蒋介石将税警总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由孙立人为首任师长，立即奉派赶抵缅甸八莫，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经过苦战，孙部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已的敌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曾轰动全球，使孙立人举世闻名。英皇特授予他帝国英雄勋章，美国政府也为他颁授了丰功勋章。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大举反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攻势厉。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孙立人命令参谋一律就地枪毙凡是到过中国的日军俘虏，因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当时的国际舆论际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50年蒋介石在台北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陆军总司令任内，得罪了蒋经国这位“当朝太子”。之后，台湾当局调查“孙立人案件”。事件后，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被软禁时间仅次于张学良的人。
国民党军第五猛将——王耀武
王耀武，蒋介石王牌部队第74军主将。
黄埔三期毕业,在第四次“围剿”战中率部孤军死守宜黄24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升任旅长。
1934年率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激战，将其主力击散，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红2师师长胡天陶被俘，后我军先驱方志敏被叛徒出卖被捕。
1937年由王耀武第51师合编而成第74军，74军不久参加淞沪会战，51师浴血奋战，表现出色。
经过补充74军先后参加徐州、兰封会战，在兰封会战中74军重创日军第2师团。
38年万家岭战役，74军作为核心主力，攻克张古山高地，给日军重大杀伤，次役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74军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伟。
1939年王耀武升任军长，参加南昌会战，所部攻克祥符关，重创日军。
41年参加上高会战，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与敌人进行7次肉搏，毙敌2000余人，为实施友军对敌人的包围，争取了时间。此役歼敌16000，缴获骏马2800匹，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被誉为抗日铁军。何应钦称之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随后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2年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中，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1943年参加鄂西战役中，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
同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57师固守常德18天，全师仅余数百人。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常德血战一时被广为传颂。
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45年王耀武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116师团，消灭日军3万左右，荣获两面“飞虎旗”。
王耀武为主将的74军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几乎是无役不予，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畏敬，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国军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