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教你观眼识人 曾国藩的识人和用人

曾国藩指出，眼神是我们判断人心地的重要依据。古人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观察，把眼神区别为清与浊两种，清与浊是比较容易区别的，但邪与正却不容易区分，因为邪与正都是托身于清之中的。考察一个人眼神的邪正，要从动静两种状态入手。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有光，宛如晶莹玉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运动观物状态时，眼中光华生辉，精气闪动，犹如春水之荡清波。或者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清莹明澄，静若无人；处于运动状态时，锋芒内蕴，精光闪射，犹如飞射而出的箭，直中靶心。以上两种表现，澄澈明亮，一清到底，属神正的状态。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像萤火虫的光，一点柔弱却又闪烁不定；处于运动状态时，目光又像流动的水，虽然清澈，但游移不定，没有归宿。以上两种目光，一种属于奸巧和伪善的神情，一种属于奸心内萌的神情。处于安静状态时，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运动状态时，又像受惊吓的鹿，总是惶恐不安的样子。以上两种神态，一是聪明而不行正道的表现，一是深谋内藏、又怕别人窥探的表现。前一组神情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的表现，后一组神情多是奸心内萌、深藏不露的表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奸邪神情，由于二者都混迹在清莹之中，因此必须仔细、正确地区分。按照曾国藩的经验，一个愚笨的人，在不断的训练中，如果大脑升华了，人也聪明起来了，眼神也会由浊而清。也许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由浊到清的人。

　　曾国藩7岁时，他父亲因多次童试未果。愤而设立私塾，起名叫“利见斋”，曾国藩就开始随他读书，前后共8年。他父亲自信心连遭重创，因此自卑，自认天分有限，教书的秘诀就是不厌其烦，重复是记忆之母。父子俩同睡一床，同行一路，时时不忘考曾国藩功课。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弟子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并不聪明（至少在童年时没有表现出聪明），才思也欠敏捷。一天，他与妹妹随父亲外出，一路上学习作对联。父亲随景出上联“狗尾草”，妹妹立刻接口说出“凤冠花”，父亲点头说：“也还工整。”曾国藩却答不上来。过一座桥时，父亲又命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未对出佳联。一天，曾国藩跑去对父亲说：“对‘听月楼’。”父亲一时间竟没想过来，继而点头赞许他的倔强。并说他的这种性格深受母亲的影响。他自己也讲道：“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19岁时，他与弟弟曾国潢去衡阳，师从汪觉庵。弟弟聪明伶俐，深得汪觉庵的欢心，常受夸奖，而曾国藩却默不好言，老师对他的功课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了事。

　　一次，他背书不畅，老师训斥他说：“你将来要是会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好，曾国藩就记下了这一句话。

　　金子的闪光总会被人发现。24岁他去长沙参加童试。父亲的朋友欧阳凝祉出题面试。写成后，欧阳称赞道：“这是金华殿中人语气！”并表示愿为他说媒。不料长沙的“名门闺秀”都看不上这个乡下人。欧阳便学刘邦的丈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由此看来，曾国藩的天分，要么是乡下众人不能识别，要么他是大器晚成。但他的岳父欧阳凝祉当然是识人高手了。

　　一天，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来，请曾国藩过目以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刚吃完饭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所以那三人就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惊讶，曾国藩说道：“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低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人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他的功名，将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开发台湾有功的刘铭传。

　　缓行三千步，不过一小时的光景。就这一小时的光景，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有人也许要说，这曾国藩，也太绝对了吧。其实，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看出来的。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他在缓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因此，三个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

附：曾国藩教子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阔宏、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庭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注意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雕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能有所作为，就不悉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作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不少高于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因此，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

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自己的父亲的声誉。所以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凡要求小孩于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但是一有时间，就给小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象和座标。

　　如今，有些父母往往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有些自己游山玩水、挥霍乱费、嫖赌逍遥，却要求孩子好好学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有些家长自己看不起读书人，却要自己的小孩子学有所成；

有些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却不关心孩子的操行；等等。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其子女反其道而行之，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言教，而不注重身教；或者只注重他们的学习，而忽视他们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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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曾国藩《三十六字诀》

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珍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道著名的遗嘱。他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得归纳为四条，并将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悬挂中堂，每日诵读，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这是一个令曾国藩悲痛的日子。15年前的二月初四，他的父亲去世了，这天，他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他对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曾纪泽双手把纸展开，以颤抖的声音念道：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功而见用，逸则无为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待儿子念完，曾国藩努力把手伸起，指指自己的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曾国藩脸上露出淡淡浅笑，便溘然长逝了。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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