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付晓东：建立系统比表态更重要
文/郝科来源《东方艺术大家》2012.12
面对近两年日益火热的“青年艺术”现象，身兼着“推手”与“旁观者”身份的付晓东并不希望用简单的表态来断定“青年”的概念或“艺术”上的孰是孰非，她视野中的“青年艺术”更需要有一种完整的体系建构来支撑，包括前期的调查研究与后期理论框架的分层展开等，甚至“青年艺术”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够单独成立的伪命题。所以在采访的过程中，当我试着将话题转向关于“青年艺术”概念的具体定义时，得到却几乎总是另一些完整却有些“答非所问”的严谨答案，而在各种问答差异的背后所表现出的是却两种不同的视角与目的——我更希望将问题转变成具有话题性的态度和立场，而付晓东所考虑的则是要去掉所谓“态度”之后真正“可能对未来的艺术产生积极影响”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也并不一定是以年龄上的“年轻”作为标准来进行简单划分的。
在付晓东看来，现在网络和各个媒体上关于“青年艺术”的话题有很多，但不管是骂还是夸，很多看似有鲜明“态度”的观点很快就会被注水，并淹没在对于“关注”本身的关注浪潮之中了，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其中很多关于年轻艺术家的争论和断代，更多是一种态度上的表达和立场上的占有，也有诸如“年轻人还需要努力”或者“年轻人妥协在商业系统中”等比较泛化的观点和情绪化的表态等，付晓东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年轻人”并不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并且在这种情绪中关于好坏的判断也往往显得过于简单和武断。当然“青年艺术”的热潮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就是大家终于把年轻人做的艺术当回事了，一个又一个展览和活动的层出不穷，且不论质量好坏，其中展现出的生态的芜杂性本身是件挺好的事情，它们多多少少都反应出了青年艺术创作的不同面貌与现状。而最初对于年轻艺术家的一些过分片面化的描述，如“卡通一代”、“自我伤害”等也在这种氛围中被弱化了，它们至少让大家知道了简单的风格归类并不能够代表年轻一代的整体面貌。
但付晓东认为用“亚文化”的理论系统来对青年一代的艺术现象来进行研究并不适合，它的理论体系更适合上世纪90年代的青年文化状态，包括2006年之前的文化转向等，而现在的文化环境变化非常大，甚至已经面目全非了。只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就像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价值系统总是从中央向边缘扩张的，同时又会不断地将边缘的东西纳入到中央，而年轻一代在社会的阶级体系中实际上是处于边缘的位置的。但他们是对当下的社会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对于前沿信息的反应速度也是最快的，他们代表着这个时代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同样年轻一代的艺术创作是有着最鲜活的创造性和革命性的，也一定是代表着未来主流的文化发展方向的，但其中哪些是可以持续产生影响的，哪些可能是昙花一现的，则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来帮助研究者进行判断，而这也正是研究青年文化最有趣的地方所在——“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应该站在具体的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而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实践、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现象和思潮等方面的研究，本身就需要做很多非常基础性的工作。除了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之外，更需要有理论系统的支持。年轻人的言论和实践都需要沉淀，才能拿出更有力量的东西来，并支撑起年轻人文化的价值系统。但在目前一片混乱的现状中，我认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被真正提炼出来，而这种碎片化的状态本身可能是网络环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其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在进行彼此的碰撞，在碰撞中也会逐渐呈现出作为不同脉络的清晰方向，年轻艺术家的文化贡献在什么地方：他（她）有没有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可能性等，这也需要被逐渐地澄清并分析出来。像目前这种有点虚无的、全面的破碎化状态我认为不会一直持续的。”
“每个个体被历史和时代选择都是原因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他（她）绝对是符合了当下文化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的。有的时候，大师的成长有可能在集体性的时候脱颖而出，获得现世成功，也有可能要靠偏执性的个人化选择，引导整个时代。而好的研究者则对此十分敏感，能够把握住时代前沿文化的潮流，通过观察和理论研究来找到那些携带着这种文化身份特质的艺术家和作品，并形成文化的导向力。策展人工作是在艺术家与理论家之间，并起到一种连接的作用。”——付晓东坦言自己的兴趣点更多地落在对于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系统的建立等方面，不单纯从艺术史和视觉的角度来出发，而是把整个时代当成一种文化背景，将视觉作为时代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和一种具体的体现，研究方法也更侧重于文化理论研究。她认为青年艺术作为青年文化现象中的一支，很难脱离整体性的文化社会背景，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艺术的现状依然不可避免的具有群体性的痕迹。而对于年轻艺术家的群体文化趋向，付晓东总结为两个大点，即“极端的个体”和“参与中的空间”。
简单来说，“极端个体”指的是个体在艺术实践当中一种非常规的个人化和边缘化的状态，以及他们对于自己艺术语言的建立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结构的根本性改造等，其中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分支：如“激进的性别意识”就是其中的一支，以代表着左翼的同性恋文化为例，与“卖淫者”等社会底层的身份意识相同，都是强烈批判社会主流的“第三文本”的代表；“赛博格（cyborg）系统”[1]也是一种代表着“极端个体”的新的身体意识，虽然源于科学实验的，但它本身在文化上已颠覆了传统的两性意识和阶级种族等既有的身份概念，而成为一种十分激进的身体意识：它弱化了过去对于人“主体性”的确立，并将“人”与“物”和“动物”等划入到平等的意识范畴之内等，这些都是以更加个体化的身份意识可能对未来艺术产生影响的种种趋势和表现，付晓东谈到之前她策划的“表象的歧途”展览就是符合“极端个体”理论中的一个部分的，即艺术家用个人化的语言的方式重新编造一个个体语言的世界，它不一定是血腥暴力的，但一定能在叙事性的描述之外创造出的自己的语言系统并与之平行发展的。
“参与中的空间”指的是不同层次的群体（包括极端个体）能够互动并在其间产生出新的话语系统的空间，这个空间更强调普通人的自我意识重建而不是单纯“精英主义”的颐指气使，具有一种“去明星化”的气质。如现在的电影也是一种参与中的公共空间，大家在看完电影之后在网络上讨论，并形成一种观念与信息的互换，而最终被广泛传播的话语或词汇正说明了它对于时代信息把握的准确，并成为描述当下的有效语言方式。同时消费和媒体等也是重要的艺术生产空间和公共话语空间，它们链接着不同的层次的群体，与“前媒介时代”的公共空间——报纸等——不同，现在媒体在表现出快捷与及时性的同时，也掺入了更多不准确和臆造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引发出更多的讨论和质疑，并在一个更为公众化的平台上生产出更多、更加个人化的语言系统，这本身也是与之前不同的一种“艺术”的生产方式，在很多时候在“消费空间”和“媒体空间”中产生的语言系统甚至比在展厅中展出作品更具先验性等。
最后，付晓东也表示“极端个体”与“参与中的空间”二者既有不同，同时又是一体的，而它们所出现基础正是时代内核的改变，从日常的生活结构到语言方式等的彻底改变，而艺术也会根据这种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包括艺术创作手段和观点的变化等）。而她的研究涉及到的理论关系比较复杂，之后她也会有详尽的文本来阐释两者的理论来源、层次推导及它们与时代文化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1]“赛博格”是英文“cyborg”的音译，“cyborg”是“cyberneticorganism”的结合，实际上表示了任何混合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生物。即是“机器化生物”或称为“电子人”，是以无机物所构成的机器作为身体的一部份生物（包括人与其它动物在内）。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藉由人工科技来增加或强化生物体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