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细胞物种的进化机制 物种起源怎么终极进化

1．引言

在生命的进化史中，多细胞物种是如何诞生的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传统的进化理论是在近代分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为物种是垂直进化的，并认为物种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它们的内部存在随机变异的特性，而后通过外在的自然选择保留了有益的变异[1]。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益变异的逐渐积累导致了新物种的产生，因此，多细胞物种的诞生机制自然也不例外。这种完全忽视物种自主性学说观点导致生命现象中有一系统的问题无法解释。多年来物种的进化问题一直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有过大量的文献与著作对此进行过探讨[2,3,4]。

事实上，用现代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任何生命毫无疑问都是复杂开放的动态系统，是自然的耗散自组织结构，服从熵定律。前者是物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后者促使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转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生命是高度有序的结构，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时序上。序的错乱将导致一系列重大疾病的发生。在多细胞生物中，这种“序”的复杂性更为明显和重要，这可从多细胞生命复杂的调控机制上略窥一二。“序”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的？传统的进化理论显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做为复杂的动态系统，它们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而对于任何生命而言，它们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不是追求“高级化”与复杂化。在生存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只有那些竞争效率高的物种才有可能获得生存机会。这就意味着，物种是朝着提高生存效率的方向努力的。传统理论中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说明了这个事实。这些事实从逻辑上来说对于原始单细胞生命也是适用的。因此多细胞物种的诞生必然是原始细胞由竞争走向合作从而提高生存竞争效率的结果，这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不可能是完全被动的。

鉴于对上述的两个事实的思考，本文对多细胞物种的形成机制作了逻辑上的推理，依此得到6个推论，并通过列举诸多事实依据来证实逻辑推理的正确性。

2. 多细胞生物形成机制新观点

2.1 多细胞物种调控机制的产生是建立在细胞智能性的基础上的

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在原始环境中生存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原始单细胞生命（Primary single-celled life,PSCL）的生存效率表现于快速的繁殖能力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源。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所有的单细胞生物都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例如，大肠杆菌在营养良好的条件下每20分钟便可完成一个繁殖周期。然而，这也决定了它们的原始本性：笔者借用经济学名词— 利益最大化 —加以描述，即，它们是极端自私的。PSCL利益最大化与生存资源的稀缺性便构成了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的推动下，PSCL为了生存有可能导致几种结果：1、PSCL间你死我活；2、有些PSCL放弃竞争相同的生存资源而异化；2、通过多细胞分工合作获得比单细胞更高的生存竞争效率：原始多细胞团体的诞生。

有了这样的假设与推断，我们自然想到，由于多细胞生命的进化始于具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单细胞，那么，多细胞物种的出现必然面临一个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很显然，如果缺少一个合理的协调机制，放任原始单细胞的“自私”本性，那么将体现不出多细胞间进行分工合作的整体效率优势。因此，多细胞物种的诞生的前提必然是调控机制的产生用以保障整体的合作效率。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复杂多细胞生物的进化正是形成了这种整体有序性，从而为高层次的整体获取更高的生存效率。实现整体的效率，秩序与调控是必备的基础，就好比任何有组织的团队，团队的效率就是来自于秩序井然的分工合作并服从于统一的调度，一切以集体的利益为主。

那么，上述的调控与秩序是如如何实现的呢？仅仅通过原始细胞生命遗传物质的随机变异、传衍与自然选择就能把这种高度的组织性积累出来吗？显然不能。因为就单单形成一个蛋白质而言，一个有100个氨基酸残基的蛋白质分子，大约有10¹⁵⁰种不同的序列选择[5]，而事实上许多蛋白质分子氨基酸残基数量要比100多得多。这说明，如果在进化过程中，新基因的产生仅仅是随机的拼凑，则甚至连一个有特定结构的蛋白质分子也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是复杂的调控机制了。因此，实现这种组织化过程极有可能遵循着另一套机制。笔者认为，只有细胞具备某种智能性才能完成调控机制的建立。

受达尔文主义教条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除人以外的其他物种的能动性皆称为“本能”。对于单细胞形式的生命，就更惶论有“智能”之说了。笔者认为，智能与本能只是人为的一种划分。生命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活动。在现代的智能理论中，目的性恰好是智能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属性。

那么智能究竟是什么呢？智能(Intelligence)，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智力，原本属于心理学领域的概念。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心理学领域，至今对智能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它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法国心理学家比内把智能看作是正确地判断，透彻地理解，适当地推理的能力。美心理学家桑克代则认为，智力是从事实和真理方面着眼的适当反应的能力。英国心理学家布朗则认为，智力是学习能力，保持知识、推理和应付新情境的能力。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智力即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的综合，其核心成分是抽象思维能力。

不管智能所涵盖的内涵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智能是人类赖以认识物质世界、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提高人类生存竞争效率，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人类更好的生存。人类智能活动下产生的重大发明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提高生存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单细胞生命中也观察到了与人类高度相似的智能。

例如，细菌是生物界结构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即便如此，细菌也具有感受外界环境条件变化的结构，例如感受蛋白，能通过胞内的信号系统去感应，整合并处理外界的信息[6]。这意味着它们与外界已经建立好了完善的反馈机制，而任何智能的起点就是建立某种反馈机制。有了反馈机制，外界环境的信息才能被传递回到主体，而后做出相应的反应。正因为如此，细菌才有了趋利避害的能力，从而更有利于它们的生存。这也类似于有智能的人类诞生之初通过感官确定并逃避敌害，保障生存。

其次，我们知道，作为有智能的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除了各种感官之外，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更有效地沟通，从而调节彼此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细菌也具有与人类似的和同类或不同类细菌进行沟通的“语言”——信息素。通过分泌一种或多种自诱导剂（Autoinducer），细菌能够感应这些自诱导剂来判断菌密度和周围环境变化，当菌群数达到一定的阀值后，启动相应一系列基因的调节表达，以调节菌体的群体行为。例如，生活在海洋中的生物发光细菌——费氏弧菌（Vibriofischeri）,居住在某些鱼类器官中发光的费氏弧菌，只有当细胞密度达到一定阀值时，才会发光。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单细胞生物通过信息素实现群体效应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不同类型的细胞具有不同的群体效应调节系统。很多细菌分泌同一种诱导剂，以此调控不同种类细菌间的行为。[7]

进一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单细胞生物，甚至癌细胞，具有普遍的适应性突变的能力，通过定向突变以适应环境的变化[8,9,10]。这种定向突变是一种自主行为，也许从表面上看，我们仍然觉得它们是一种突变，但它的实现却是细胞生命系统在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时，通过某种机制主动完成的。例如，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lac^— 突变细胞在以乳糖为唯一碳源的培养基上，随选择时间延长lac⁺回复子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表明，这种适应性突变是通过DNA重组等机制实现的[11]。这说明细菌已具备自主解决某些问题的策略能力。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动物胚胎发育期间，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受到信号分子的调控，虽然信号分子对其有效作用时间很短暂，然而细胞可以将这种短暂的作用储存起来并形成长时间的记忆[12]。例如果蝇的成虫盘（imaginaldisc）是一些初级分化的细胞群，而在幼虫变态过程中，不同的成虫盘发育为成虫不同的器官，如腿、翅和触角等。人们曾把果蝇的变态前幼虫的成虫盘细胞植入成虫体内，连续移植9年，细胞增殖多达1800代，然后将这种成虫盘细胞再移植回幼虫体内则依然没有失去记忆，照例发育成为相应的器官[12]。虽然这不是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但因为发生在细胞层次，所以也不失为细胞具有很强的记忆力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更多证明细胞具有智能的证据来自于细胞内部的分子层次。EmmanuelTannenbaum[13]提出把细胞中的RNA视为一个“群体”，并把这个群体看作是细胞的“脑”，同时认为细胞的学习能力源于它们的这个“脑”。

总之，如果说感知物质世界从而认识主体所处的具体环境，解决问题，理解同类的“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从而实现生物之间有效沟通而后调节自身行为是一种智能的表现，那么有什么生命的智能还会比细菌（代表细胞层次）来得更快捷有效呢？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感知、辨知的物质基础（某些特化的感知结构）、沟通方式（化学信号语言）、实现途径（基因表达的调控）、智能作用的物质对象（环境与其它细胞生命）、作用的范围与尺度不同而就此否认它们的智能性。就智能所作用的尺度而言，人类同样也不能穷尽对宇宙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细胞生命具有智能。原始细胞必然也具有这种类似属性，这无疑对多细胞间分工合作并完成调控机制的建立有着重大的作用。

2.2 多细胞物种成种过程：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不断协调的过程

笔者认为，由于细胞具有智能性，因此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利用外界的物质按照一定规则构造自己的结构，也为细胞理解与协调自身与环境、自身与同类之间及非同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细胞“语言”——信息素等的使用将使细胞生命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成为可能，而后者所反馈回来的信息也进一步促进细胞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协调细胞之间、细胞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实现进行分工合作时集体共存的目的。上述的细菌群体效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效沟通为日后多细胞间实现分工合作打下了基础。

因此，在原始的多细胞走向分工合作，面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时，相互合作的细胞通过智能系统彼此调节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调节信息将通过细胞智能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被记载在生命的信息载体—染色体—上，于是相当于形成了一种合作模式的记忆。有了这种记忆，便为下一轮群体分工合作的调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根据这样的推测可以合理地回答复杂多细胞生物体中各种复杂的调控机制是如何起源的。可以想象，最初的这种合作模式是松散的，在激烈的竞争中合作与调控机制渐趋精致稳固。一旦这种稳固的调控机制形成后，就意味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新物种的诞生。由于环境的多样性，将有可能诞生适应各种环境的合作团体。这将使得物种多样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

对动物而言，细胞分工合作之后，特化产生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标志着更高层次生命智能的诞生。因此，对于具有神经系统的复杂多细胞生物来说，智能具有两个层次：细胞层次与神经系统层次。

按照这个进化模式，我们便可以勾勒出从原始细胞出现到多细胞物种形成的进化过程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如图1所示。

图1 复杂多细胞生物的成种模式流程示意

2.3 推论与证据

按照2.2逻辑推理的结果，笔者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推论。如果这些推论与事实吻合，也就证明了上述逻辑推理的有效性。

推论1，染色体是一种记忆体，它的进化绝不是随机突变，被动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实际需求驱动的，通过细胞智能系统实现的，细胞生命可以遵照某种机制自主地在记忆载体上面进行识别、启动、关闭、记录、编辑、修改等行为。染色体也不是生命起源的起点，而是信息的记忆载体。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出与此推论高度一致的结果。

首先，细胞中确实存在着复杂的识别、启动与关闭染色体基因表达的机制。[12]

第二，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地了解细胞智能系统如何合理地记载信息的，但是我们从细胞内基因的变化可以多少看出点蛛丝马迹。通过比较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发现从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动物到脊椎动物，由于加入了另外的基因，基因数目逐渐增加[14]。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似乎也暗示着，作为记忆载体的染色体，也遵循着最优原则：用最简洁的方式记录信息。因为记忆的内容总归是越简洁越好，如果仅仅是有益随机突变积累的结果，则数量上会出现如此巧合的规律性变化吗？我们也可以通过逆向思考，更清楚地看清事实背后的真相，即，究竟是染色体数量上的突变导致细胞的分工合作还是细胞的分工与合作导致染色体数量上的变化。显然，前者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随机的机制，而后者却是必然的过程。

第三，研究表明，基因组中的转座子可将其本身在基因组内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真核生物基因组有大量的各种不同的转座子，例如，果蝇含有50种以上类型的转座子，有几百个单独元件。这些转座元件可直接或间接启动基因组的重排[14]。反转录转座子因其转座机制涉及到将RNA反转录为DNA而出名。在总体结构上，真核生物的一些转座子通常与反转录原病毒有关，并以RNA为中间体进行转座。最简单的转座子本身并不具有转座能力，但它能作为转座底物，具有可被活性元件所识别的序列。这种RNA依赖型转座子范围非常广泛，例如，能自由地感染宿主细胞的反转录病毒自身；以RNA为中间体进行转座的DNA序列；以及本身不具有转座能力的元件。反转录转座子具有其他所有转座子相同的特征，即在基因组的插入位点产生短同向重复序列[14]。不仅如此，有些RNA还具有催化功能，其中包括I类内含子与II类内含子。某些I类内含子编码能使自身移动的核酸内切酶，移动的内含子可使自己插入新的位点，其所编码的核酸内切本科使双链在特定位点处断裂，然后通过DNA介导的复制机制转座入双链断裂的位点[14]。

转座子与反转座子的存在暗示着，细胞中染色体内容的“编辑”与“写入”都有可实现的物质基础。

第四，细胞中存在以dsRNA介导的特异性基因表达沉默现象，是生物界一种古老而且进化上高度保守的基因表达调节机制[15]，这是不是暗示着多细胞合作过程，细胞智能系统的dsRNA是参与调控机制的塑造的重要成员呢？

以上这些事实或多或少证明细胞智能系统的确能够通过某种机制对信息进行记录、编辑，修改等工作而且有着一套对记忆体——染色体——上的信息的进行识别、开关、表达等等的重要机制。

当然，细胞中的染色体的确会发生随机突变，但那是染色体作为一种不与细胞智能系统联系时独立的物质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因此，这种突变99.99%都是有害的，在进化的过程中，细胞中相应地形成补救这种突变所产生的危害的机制。只有无义突变或某些性状变异才得以保存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被选择出来，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由随机突变所导致的性状变异。

推论2，基因组如果是记忆体，则除了各种组成细胞生命的基石（各种蛋白质）的信息外，同时也记载了复杂多细胞生物在分工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协调信息，即分工合作所形成的秩序信息——时间序与空间序。

如果上面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假设基因组的确记载的是长期进化形成的“序”的信息，那么可以断定，除了无害的性状变异（不涉及调控机制的变异），任何偏离记忆规则的不正常的染色体变异，包括绝大部分的染色体的突变、断裂及异常复制等，就等于破坏了记载在遗传物质上原有的序关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在复杂多细胞生物体的个别细胞上，个体细胞就会丧失其在原有整体中各种正常关系的识别能力，其必然的结果有两个：其一、整体启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常机制清除这些病态的细胞个体；其二、如果个体突变后其破坏力超过了原有整体的约束力，个体恢复了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始面目，则将破坏了整体的有序性，其结果是整体的效率降低，甚至是整体的灭亡。

事实也的确如此。遗传学研究表明，99.99%突变都是有害的，不利于突变体的存活。即使是结构简单的细菌也不例外。同时，当高等多细胞生物体的某些细胞发生病变时，各种杀手免疫细胞对靶细胞进行攻击并引起程序性的死亡[17,18,19]；而人体恶性肿瘤的发生往往是变异的积累，致使其失去与正常个体之间的识别能力，最终恢复了原始自私的本性[21]，从而破坏了整体的有序性。这些都很好地验证了上述的推论。

当然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里是类似的：任何秩序破坏者要受到国家机构的制约，而如果他们的破坏力超过了旧体制的约束，将会造成原有体制的解体。

推论3，由于原始细胞利益最大化的本能，细胞生命间从走向合作一开始就埋下了癌症的可能性。

原癌基因的普遍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原癌基因最初是在人们研究人类致癌因素的过程中，在人体细胞当中发现的。它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表达或只是有限制的表达，因而对细胞无害。当这些基因受到化学、物理等因素作用而活化并异常表达时，则可导致细胞癌变。研究发现，人体细胞中存在数量众多的原癌基因，而且新的原癌基因正不断地被发现。曾有一段时期，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人体细胞中存在着这种看起来是有害的基因，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研究表明细胞原癌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大都表现出高度的保守性，即各种生物细胞中同一种原癌基因的DNA序列十分相似。有的癌基因如ras不但存在于所有脊椎动物的基因组中，而且在果蝇，乃至酵母中均存在[20]。从果蝇到哺乳动物的进化大约经历了六亿多年，但癌基因仍然显示出高度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似乎暗示着，这种“原癌性”是从祖先传承下来的，只不过随着细胞分工合作，“原癌性”受到相应形成的调控机制的制约。这些是不是可以很好地暗示原始细胞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同时意味着多细胞物种形成调控机制是多么的重要呢？

推论4，原始单细胞从竞争走向分工合作，直至形成一个具有稳定完善调控机制的合作团体，即相对稳定的物种，在基于智能的基础上，不是漫长的渐进过程，而是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即成种时间可以很短暂。一旦这种稳固机制形成后，生理周期与形态结构将有可能进入长时间的停滞期。而为适应各种环境而产生的多种合作团体是物种多样性产生的主要机制。

这个推论与点断平衡学说的观点是一致的。该学说认为，形成一个新种所需要的时间一般在几千年到几万年之间。因此，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新种的形成只是地史中的瞬间事件。新种一旦形成，其形态将在长达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历史时期中保持稳定，即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确表明，长期的形态停滞和迅速的形态变化的确是地史中普遍的生物演化规律。[21,23,23,24]

古生物学中的化学证据以及几次物种大爆炸，也很好地验证了以上的论点。多细胞化石并不支持达尔文的共祖与渐变假说。

“比寒武纪稍微早一点，首次发现多细胞生物的化石是在澳洲南部的埃迪卡拉山（EdiacaraHills）的石层中。继而在全球多处也找到。有些古生物学家辩称：埃迪卡拉生物（Ediacaran）是后来寒武纪动物的祖先。但其它的古生物学家却认为，埃迪卡拉生物跟任何其它形式的生命完全不同，所以应该归入另外一个新的生物界。英国古生物学家摩利斯（SimonConwayMorris）相信埃迪卡拉生物化石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动物；但他坚持寒武纪各种动物中并没有一种是埃迪卡拉生物的后裔。摩利斯于1998年写道：「除了少数仍然存活之外，埃迪卡拉生物属于一个非常离奇的世界，与我们较为熟悉的寒武纪化石相比，两者有很明显的差异。

在寒武纪之前，还有二条多细胞动物起源的线索。一是小壳动物化石群（small shellyfauna），其中有很多微小的、与现有动物迥然不同的化石。二叫生痕化石 （tracefossils），那是一些生物留下的痕迹，包括动物在海底沙泥中的爬痕及钻孔。这些可能是多细胞的虫类的爬痕。但是，除了生痕之外，包括少数残留的埃迪卡拉生物在内，并没有其它的化石证据能将寒武纪的动物跟更早的生物拉上关系。如今我们在前寒武时代已找到相当好的化石纪录，但它们并没有为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任何长期、渐渐分化的左证。”

根据古生物学家华伦泰等（James Valentine, Stanley Awramik, Philip Signor, andPeterSadler）说：“在化石的纪录中，那最可观的证据是（当寒武纪初期）：很多不同的现存的和已灭绝的动物门突然出现。在一段不及几百万年的时间内，很多不同的、属于门和纲的动物体形构造蓝（animalbody plan） 在那时首次出现。”华伦泰与同事结论说，寒武纪大爆炸“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更突然。”[25]

推论5，既然复杂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过程是协调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过程，从而形成稳固的时间、空间上的调控机制，那么，无论是空间调控机制出错，还是时间调控出错，都有可能打破原来所记载的协调机制，致使疾病的发生，甚至导致癌的发生。

这个推论与事实也十分吻合。研究表明，生物节律的失调将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26,27,28]，研究人员在认识生物节律的基础上，相应发展了各种时间治疗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十多年的原癌基因的发现，让研究人员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了寻找肿瘤相关基因作为药物治疗的靶标。但事实上，时间节律上的失调也会导致癌的发生。研究表明，生物的节律系统使生物体内的时序结构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一旦编码时钟核心组分的基因遭受突变，将导致癌的发生[29]。很好地验证了上述的推测。

推论6，既然分工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那么相应形成的调控机制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将以简洁优化的形式实现的。

这种简洁性与最优性的确是存在的，表现在生物体内可以通过种类不多的几种基本物质—buildingblock---组合出细胞中丰富多彩的生物大分子。细胞中20多种氨基酸通过4种碱基以3联体的形式编码被证明是最简洁的编码方式。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人体的胚胎发育过程中，组织特异性基因的表达可以用一个非常简洁的组合调控实现。人体至少有200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有500种以上）不同类型的细胞，如果每种类型的细胞分化都需要基因表达调控蛋白的活化，那么至少需要200种以上的调控蛋白，然而实际上是有限的少量调控蛋白启动为数从多的特异细胞类型的分化，其机制是组合调控[12]。

总之，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其推论与种种事实的吻合度上看，从原始单细胞走向多细胞分工合作的过程，确实是一个不断完善细胞间调控机制的过程，并且因此产生了调控记忆是通过细胞的智能系统以某种机制记录到细胞的染色体中去的。

作为与本文关系十分密切的题外话，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与生物进化惊人相似的历程。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人类认识人与自然及人类自身的关系，到理解人与自然、人类自身关系，再到协调这种关系的历程。所不同的是，承载着人类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信息载体是各种伦理文化。

无可否认，人是有智能的生命。同细胞生命一样，人类有着维持生存的本能，对物质生存资源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这相当于了人类贪婪的原始本性（利益最大化）。由于生存资源稀缺性与人性贪婪本性间的矛盾，使得人类文明之初，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人类自相残杀、战乱四起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悖论：本来，资源的争夺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自相残杀却使人的生存境遇更加悲惨，这就促使人类在群体生活中对自身贪婪的本性做出某种妥协，从而开始了对生存准则的思考，这相当于人类的反馈调节。宗教、道德观念及礼仪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生存准则的共识。在文明之初，宗教、道德及礼仪能够较好地约束人性的贪婪，提高人类共同生存的质量。然而，宗教、道德与礼仪的实施是个体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的前提下自觉遵守的。因此这并不是一种强有力的调节工具。而国家机器的诞生则标志着人类对上述各种共识的进一步强化。通过强硬的措施实现社会秩序，实现整体效率。各阶层利益不合理的分配所产生的矛盾必然进一步促使人们对上述伦理制度的反思与调整，从而又反过来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调节模式，因此二者呈现出反馈互动，共同促进的关系，促进人类实现和谐共存的局面。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人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各种有序的合作团体都是在短期之内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所有成功的合作团体，都在合作过程中建立了一套优秀合理的管理体制，这与物种的形成是高度相似的。有关人类伦理的演化，S.EBromberg [30]有过很好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原文。

通过上述的类比，似乎暗示着，智能生命从充满竞争的原始的无序的状态走向有序的合作团体过程遵循着共同的规律。这种暗示是否同时也意味着笔者前述观点的正确性呢？

3．结束语

对生命进化机制的探索需要我们勇于打破传统分类学所铸下的思想上的铜墙铁壁，超越以往线性的认识方式。自然，在笔者的理论框架下，也引发出了一系列有待求证的问题。例如，可能有人会问，我们该如何看待遗传信息的相似性呢？难道它们不能做为物种共同祖先的证据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是另一篇长篇大论。笔者猜测，因为细胞生命具有智能性，在效率的优化过程中可对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所以必然存在信息存贮结构的优化过程。那么，它们的贮存方式最终是否可能收敛到一个相似的“吸引子”—密码子上去呢？对这个问题的求证将涉及到复杂科学、控制论、信息学、计算科学、博弈论等等诸多的跨学科知识，这将进一步促进多学科交汇发展，有望更科学、更全面地认识生命进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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