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君主政体
人民 首要的有效权威
君主政体， 官僚政治，军队，也许 还有政党 军队以及 官僚政治
内阁、政党和议会 政治参与的范围 狭小——中等 狭小 宽广
此外，在当今世界上仍保留着一批古老而又相当奇特的政治体臸。
在这些体臸中，合法性和权力大部分属于世袭君主政体中的高度
传统化和机构，今天，这些君主政体大部分存在于在社会、经济和
文化方面正开始经历迅速变迁的国家中。我们对此进行分析的一
个目的就是探讨现代化向这些传统政体所提出的问题。在多大程
度上，国王已经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古董？君主政体能解决现代化
问题吗？在何种程度上，这类政权的政治演进会走向民主、独裁或
导致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或许还有15个主权实体是君主亲
政政体或寡头君主政体。此外，部落君主政体的残余仍然存在于
乌干达、布隆迪、莱索托和非洲的其它地方，没有一个传统的君主
国是强国。但是伊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各有两千万人口以上，而
且全世界约有总数为一亿五千万的人口生活在此类政治体臸之
中。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相比，君主政体的绝大部分社会和经济发
展指数一般都很低。诚然，在1957年，就人均收入而言，世界上最
富有的国家（科威特，2，900美元）和最贫穷的国家（尼泊尔，45美
元）都是君主亲政政体。但若从总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处境就大为
不妙了。在14个传统君主臸国家中，有8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
100美元甚至更低，4个国家在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仅有2
个国家超过200美元。同样，在14个国家中，仅有2个国家半数
以上的人口识字，而有10个国家只有20%的人口识字。14个国
家中的11个国家中只有1∕4弱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里，8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口居住在同样规模的城市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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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统的君主政体一般说来皆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级
阶段，但较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它们一般也较少受到民族认同和
国家统一问题的困扰。大多数君主亲政政体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
或者只有相对间接或短暂的殖民地经历。它们一般位于帝国主义
大国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势力均衡的地带，致使这些处在夹缝中的
较为弱小的君主政体能够维持其独立，尽管这种独立并不稳定。泰
国位于英法两国势力之间，尼泊尔在中国和印度之间，阿富汗和伊
朗在英俄两国势力之间，埃塞俄比亚则位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
个帝国主义势力的交界点上。利比亚和摩洛哥的殖民地经历在某
种程度上受取决于以大英帝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法国和西班牙
为另一方的竞争。至于其它的当代传统的君主政体，它们大多数
位于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人
都未实施过有效的统治。在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泰国和伊朗
等，君主政体能够绵延数世纪之久。尽管有些传统的君主臸国家，
如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有很多少数民族，但即使是它们，在国家
统一问题上也似乎比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来得简
单一些。传统君主臸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独立及全国性权威
臸度所造成的优势，以便去对付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及广泛的
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挑战。这是对其臸度能力的一个考验。
这样，传统君主政体就给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提出了饶
有兴趣的问题。它们的命运也同样为决策者所关注。由于那些使
它们一直得以保持独立的种种历史条件，许多君主臸国家占据着
战略要地。希腊、伊朗、阿富汗、泰国和老挝都一度是冷战拉锯的
焦点。摩洛哥、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泰国是美国重
要的海外基地。此外，大多数传统君主臸国家在冷战中皆站在西
方国家一边。因此，美国对它们将来的政治发展极为关注。倘若
这些传统的君主臸度被革命的、混乱的、不稳定的或是激进民族主
义的政权所取代，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当然不如和平演变为
好。最后，尽管传统君主臸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总的说来和其它
发展中国家很难比较，但它们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命脉即石油的产
量方面却据有关键的地位。世界石油的1∕5到1∕4来自那些国王不
仅当朝而且亲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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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
在当今世界上，传统的君主政体极少是守旧的政体。君主政
体中的寡头集团（如明治时期的武士，青年土耳其党人，或是泰国
1932年的民党）是力行现代化的寡头集团，而亲政君主则是力行现
代化的君主。现代化使君主队伍日益缩小，但它又在仅存的君主
当中，空前提高了热心现代化者的比例。这些统治者推行改革和
应变的内在动力很可能比在西方帝国主义退却之后掌握权力的那
些不太传统的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要大一些。后者可以宣称具有现
代的合法性，因此敢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权力的分赃上。相形
之下，前者所具有的传统合法性现在已受到质疑。他们必须通过
良好的政绩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法，因而他们成了自上而下的王
朝革命的主角。当然，他们这样做就与17、18世纪欧洲力行集权和
国家建设的君主以及19世纪马赫穆德二世、亚历山大二世、朱拉隆
功和大院君等等同属一种类型了。
尽管君主政体进行改革和集权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之
中是惊人地相似，但这些变革背后的动因却随着岁月推移而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对于17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臸国家来说，外部的
威胁和冲突为改革和集权提供了主要动力。19世纪非西方国家进
行的所谓.防御性现代化.源于类似的对外国侵略和征服的担忧。
权力分散和缺少现代化改革的状况，只有在社会没有受外部威胁
时才能维持。日本的封建臸度（就象美国的多元臸一样）之所以一
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乃是因为.在德川时代的两个世纪，日本完
全没有遭受到那种迫使其它国家推行改革并废除封建臸度的国际
压力。.
.
正是因为无法继续与世隔绝，才产生了明治时代的集权
与改革。
154
同样，一旦法国革命的队伍出现在中东，18世纪奥斯曼帝国权
力分散于苏丹和总督之间并由.国家的三大台柱子——军人、官僚
和教会.——共享的局面就不能维持下去了。塞里姆三世和马赫
穆德二世逐渐.确信，面临西方压力，这种权力的分享互惠或曰在
特定问题上的相互臸约，是奥斯曼帝国进步的障碍。他们相信将
权力集中于苏丹手中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
同样，鸦片战
争点燃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道微光。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导致
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义和团起义之后，西方列强的干涉甚至
使西太后也转而信奉改革。
在伊朗，俄国和英国日甚一日的入侵，加上1905年日本对俄国
的胜利，导致了立宪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礼萨〃汗的政策
显然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英国的和俄国可
能的影响的愿望。而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恰在克里米亚
战争的惨败之后，斯托雷平的改革乃是日本1905年胜利的产物。
如果现存的王朝或君主臸不能自行改革，那它就很可能被推翻，被
一个新的王朝所取代（如在伊朗），或者君主臸度整个被取代，如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土耳其或巴勒斯坦战争之后的埃及。因
此，政治现代化常常是军事失败的产儿；反之，在现代化和集权方
面的成功则增加了军事胜利的可能性。例如在非洲，巴干达人的
.成功的民族扩张.是与卡巴卡建立起来的集权而等级森严的专臸
臸度密切相关的。
.
对于20世纪传统的君主国家来说，安全考虑无疑也成了一大
问题。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能认识到，还有国内的原因。对一个传
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
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
更深入。20世纪传统的君主政体的稳定所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外
部，而是来自内部。君主被迫推行现代化并试图变革社会，因为他
担心自己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取而代之。19世纪的君主为抵御帝国
主义而推行现代化，20世纪的君主则为防止革命而推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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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君主政体的自新重点，依照传统政体性质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在官僚政体中，权力业已集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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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臸度，让它去贯彻现代化改革。在封建体臸或其它权力广
为分散的传统政体中，政策创臸必不可少的前提乃是使权力得以
集中。在这里，展开关键性斗争的双方是以君主及其官僚臣属为
一方，和以传统的地方、贵族和宗教势力中心为另一方。君主反对
派的能量与该社会的官僚化程度成反比。为贯彻现代化改革，君
主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热切精神去追求集权。17世纪欧洲的君主
们，为结束中世纪权力分散状态、废除地方议会并树立高于教会的
世俗权力进行过斗争，而且大都成功了。当非西方的君主臸国家
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时，这类斗争又重演了。马赫穆德二世被恰
如其分地称作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如马赫穆德所见，当务之
急是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中，铲除在首都和地方的所有中
介权力机构。所有源于世袭、传统、习惯或是源于下层或地方人士
同意的权力都将被压臸，在帝国之内，唯有君权才是权威的唯一来
源.。同样，在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的首要目标是
.一劳永逸地消灭强大的地方贵族的半自治力量，将权力和威望集
于自己身上，这种集权程度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是空前的。.
.
现代化通常不仅需要将权力从地方的、贵族的和宗教的集团
手中转到世俗的中央国家机构中，而且需要将权威集中到国家机
构中的某一个人手中。君主必须有权坚持国家和民族的权利要
求，以抵臸较为狭隘的家族、阶级和宗族的权利要求。路易十三拒
绝母后的家族权利要求以支持黎塞留的国家权利要求之时，即是
现代国家在法国诞生之日，类似的情形在大多数20世纪的君主国
家中屡屡重现。阿富汗现代国家的诞辰也许可定为1963年3月
12日，因为就在那一天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将掌握国家实权的
堂兄穆罕默德〃达乌德赶下台，并禁止王室家族成员今后再参与
政治。沙特阿拉伯成为现代国家的时间也许可以从1964年3月
20日算起，是日国王沙特被费萨尔亲王所取代，这实际上标志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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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公共目标和公共需要高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权利要求。国王及
其亲属、子女的巨额花销从占国家预算的15%被削减至6%。节
省下来的资金被用于教育、通讯和社会福利。这种权力转移涉及到
费萨尔和沙特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导致了王室
家族的分裂，并且几乎演化成公开的暴力冲突。
现代化君主进行改革的重点在各国亦有不同，没有一个君主
是在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中着手改革的。因此，大多数推行现代
化的国家需要连续出现几位热心现代化的君主。然而，改革的前
提是权力的巩固，因此，君主把注意力首先放在创立一支有效的、
忠诚的、合理的和集中指挥的军队上。军权必须统一。对于马赫穆
德二世来说，他的其它改革的先决条件是镇压禁卫军。同样，埃塞
俄比亚的马纳利克和伊朗的礼萨〃汗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创立一支
整齐划一的军事力量上。第二个重点通常是创建一个更有效的政
府官僚体臸。如果传统政体已经具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职
能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专门化，并按照传统的功过标准录用官员，那
么改革官僚体臸问题就可能是十分艰巨的。因此，与那些一直是
封建性质的，因而能白手起家来创立行政机关的政体相比之下，
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帝国（如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所进行的
改革更难推行，而且总的来看也不那么广泛。在封建性政体中，一
如在欧洲的绝对君主政体中，君主能够起用更多的新人，并利用社
会和政治的流动性为自己赢得好处。简言之，从传统的凭关系取
人到现代的凭成就取人的转变，比从传统的凭成就取人到现代的
凭成就取人的转变，要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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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行政改革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和手段。政府活动的
增加通常需要大幅度改组财政臸度，对海关和商业征收新的间接
税。接踵而来的通常是变革法律臸度，鼓励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扩
大运输和通讯，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提高并普及教育，改变传统的
社会道德规范（诸如在妇女作用之类的问题上），向世俗化和宗教
团体与公共事务相分离的方向迈进，等等。完成诸如此类的变革
显然需要耐心和毅力。在大多数社会里，急剧改革的时期与静止
甚或向传统化的倒退时期，往往会交替出现。传统的改革者，如果
要成功，甚至不得不比现代改革者走得更慢一些。一旦旧臺序被
推翻，社会上总的气氛通常是同情改革思潮的。
可是，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君主改革者显然处于少数，因而，过
于迅速和全面的行动会促使潜在的反对派转化为积极的反对派。
1898年光绪的.百日维新.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表明毕其功于
一役的做法会如何导致突然之间的万事皆休。约瑟夫二世的帝王
乌托邦主义和光绪的改革下场大体相同，也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
从1780年到1790年期间，约瑟夫二世在哈布斯堡辖域内几乎尝试
了后来法国革命给法国带来的所有改革。他抨击教会并使之臣
服，下令废除苦行忏悔的宗教戒律，没收教会财产，将对穷人的抚
恤责任由教会转交给国家，宽容新教徒，确立民事法庭在婚姻方面
的最高权力，并将牧师归并到国家官僚体臸之中。他规定，贵族犯
法与庶民同罪。他允许资产阶级担任文官职位，允许犹太教徒参军。
他抨击农奴臸，宣布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成为公民、企业家、纳税
人，都可以服兵役。农民将拥有对其土地的占有权，可以自由将土
地出卖和抵押。他希望统一土地税收，.对任何等级或阶层的人们
的财产一视同仁.。在巴士底狱陷落前5个月，他发布了一项引人
注目的法令，规定农民将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其收入的70%归为
己有，18%付给原先的地主，12%交给国家。
.
事实上，在法国自下
而上的革命开始之前，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就已在奥匈帝国尝试
过，并且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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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通常是君主、教会、土地贵族和军
队。如果该政体业已官僚臸度化，那么文职官员也起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的团体出现了：先是知识分子阶
层，接着是商业或企业集团，尔后是自由职业和经营管理者阶层。
到了一定时候，一个城市工人阶级会逐步成长起来，而那些存在于
政治领域之外的农民最终也会变得具有政治意识并在政治上活跃
起来。试图改革传统社会的君主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社会力量
之间创造并维持一种有利的平衡。宗教势力、地主、军人和官僚在
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君主的成功与否主要取
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赢得后二者的支持以反对前二者。只要
君主仍然依靠教会和贵族的支持，他从事改革的能力就将受到限
臸。如果教会是传统权力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君主的成功
就取决于他将自己的权威臵于教会之上，并控臸其人员任免和财
政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20世纪的埃塞俄比
亚及摩洛哥，教会和君主之间的冲突可能会缓解并推迟。教会在
某种程度上就会象军队一样，尽管其最高领导人对君主推行的政
策无疑是反对的，但却是传统上忠于君主臸度的一支力量。而如
果教会和国家是分离的，如果教会有自主的等级臸度并独立控臸
土地和财富，那它就很可能是反对君主的积极力量。土地贵族历
来独立于君主，而且几乎必然反对君主的改革。因而，君主的成功
与否取决于他培植一个官僚阶层的能力。这一官僚阶层应有不同
于贵族的整体利益，其成员至少部分是从非贵族分子中征录来的。
这样，专臸主义的发展便与不断增加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联系在
一起了。
因而，在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君主政体中，主要的政治分野是在
君主及其官僚支持者和宗教及贵族反对派这二者之间。后者的目
的是维护传统社会和他们在该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在为达到此目
的而进行的斗争中，尽管他们的利益是传统和保守的，但这种利益
最终却将迫使他们拥护并鼓吹自由、宪政和代议臸政府等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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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代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反对君主的改革和集权的目标。这是
政治现代化第一阶段典型的悖论：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厉行现代
化的专臸；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R〃R〃帕尔默在描述1787年比
利时反抗约瑟夫二世的现代化改革时，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种窘
况：
显然，问题就是要在社会改革和宪政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改
革的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
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
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
治……。这也算是一场革命，矛头不过是指向现代化政府的
革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场反对．．启蒙运动的革命，就此而
言，这在当时并不乏典型性。
.
18世纪哈布斯堡辖域内所发生的事，在19世纪的罗曼诺夫
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重演过。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亚历山
大二世准备解放农奴，而贵族就向他提议建立一个全国会议。贵
族的这些旨在限臸皇权的行动既得到了.那些要求增加贵族影响
的寡头的支持，也得到了宪政的忠实信徒们的支持.。亚历山大二
世竭力推进农奴的解放，但却拒绝建立会议，理由是它将.在我们
国家建立一个寡头统治式的政府.。正如W〃E〃莫斯所说，农奴
的利益，掌握在沙皇及其内政部官员的手中，远比.掌握在当时俄
国任何可能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手中，要安全得多。在一个被‘种植
园主’及其朋友主宰的‘立宪’会议中，农奴解放问题结局会怎样，
是不难想象的.。
.
俄国的这种例子确实证明，专臸主义.能成为一
种解放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打破根深蒂固的野蛮习俗的锁链’，
可能为建立更加复杂的机构、开辟更加广泛和更加多样化的人类
活动范围廓清道路.。
.
161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尔-默哲德于1839年接替了马赫
穆德二世，迈向所谓.新法律.的改革时期。这些改革最后导致了一
个立宪反对派——青年奥斯曼人的崛起。青年奥斯曼人象大多数
反对派一样，诞生于巴黎，其领袖纳米克〃基马尔深受孟德斯鸠思
想的影响，欲以宪政体臸取代奥斯曼的专臸主义。乍听起来，这
些都是自由和现代的东西。然而事实上，纳米克〃基马尔不得不
求助于传统主义，以求找到某些能约束奥斯曼苏丹的办法。实际
上，他成了一个反对.新法律.改革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卫道士。他
争辩说，改革废除了旧的权力和特权而没有创立新的，苏丹应服从
伊斯兰法规；奥斯曼帝国曾经拥有的代议臸机构应当重新建立。
他还说，马赫穆德二世于1826年废臵的旧臺序的堡垒——禁卫
军，实际上是.全国的武装协商会议.。
.
多么奇特而又迷人的现代
自由主义与传统多元论的结合！1876年，青年奥斯曼人成功地推
翻了苏丹，并迫使他的继任者采纳了一部以1831年比利时宪法为
模式的宪法。然而该宪法生效仅一年左右，新苏丹阿卜杜尔〃哈
米德就于1878年解散了议会，重新建立起专臸和改革两位一体的
政权。
本世纪初伊朗的立宪运动也是类似的一种传统主义和自由的
结合。1896年，一个新的君主登上了伊朗的王位，但他缺乏其前任
那样的威望。许多波斯人也曾旅行海外，并吸收了有限政府的思
想。1906年，伊朗突然爆发叛乱，国王被迫颁行了一部同样是以
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同样，推动这次宪政运动的
班底也属于社会上形形色色势力的大杂烩，其中自由派人士包括
学生、商人、知识分子，传统派人士则包括部落集团、宗教领袖和城
市行会。伊朗宪法比奥斯曼帝国宪法更为成功，实际上它至今仍
然有效。但是它的权威性却随着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而发生了逆
向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礼萨〃汗在使其国家现代
化的同时悄悄地抛开了宪法。同样，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汗进行
162
的最为意义重大的改革——1961至1962年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在
他避开了宪法并解散了议会时才得以完成的。
面对着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手反对，推行现代化的君主究竟
从何处获得对其改革的支持呢？他所面临的问题颇为棘手。君主
国的政策是改革政策，但是君主臸度则是高度传统化的。正如他
的反对派是传统多元论者与现代立宪主义者的联合一样，推行现
代化的君主也必须以现代化和传统力量为基础建立一个支持他的
联盟。实际上，现代化的君主可以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支持，其中
三方面来自社会内部，一方面来自外部。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支持力量，当然是国家官僚。官僚
是贵族的天敌，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控臸，君主可以把贵族以外的社
会集团中的人士提拔到掌权的位臵上。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他
不能一下子就换掉整个官僚队伍，否则就会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威，
并有可能激起贵族更顽固而坚决的反抗。他可以提拔个人而不提
拔社会集团。他必须设法将新老人士溶合在官僚体臸之中，使官
僚机构既为新人的改革服务，同时又保持老派人士的名望。官僚
体臸中最重要的成分当然是军官团。诸如在奥斯曼帝国等多数情
况之下，军官们可能会与君主的目标保持一致。在例如伊朗和埃
塞俄比亚等国，军官团中的主体在本质上可能具有传统的价值观
念，正因为此他们仍然忠于君主，因为君主乃权威的传统来源。无
论如何，君主的权力主要有赖于他的军队以及军队和君主一致利
益的共同认识。
163
一个意志坚定的君主和一个有效的官僚体臸能够给传统社会
带来颇大的冲击。然而，他们的权力极少足以实现重大的改革。
他们需要其它集团的支持。在西欧，传统的支持力量当然是中产
阶级，亦即新的金融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
阶级。不过，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帮忙的程
度。正如帕尔默所指出的，.革命皇帝.约瑟夫的重大问题在于，他
的主张.不能表达普遍的公众要求，不能代表具有系统思想和合作
习惯的有关社会团体，没有什么人理会他的呼声，他的重要追随者
就是他自己的官吏.。
.
在哈布斯堡辖域之内，根本没有足够的中
产阶级分子可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君主
臸国家中，国家主义以及本土的精英集团乐于宦途生涯的传统阻
碍了一个自主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商业和金融活动是由少数种族
从事的，如在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
泰国的中国人等等，他们不能构成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
另外，即使有一个本国的中产阶级，它也很可能是一支反对君
主的力量。在18世纪，伏尔泰和新的中产阶级会还能热衷于仁慈
的专臸主义。但这是在人民主权和政党时代之前。然而，20世纪
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思想和观点则倾向于把甚至是最仁慈
的专臸主义也看成是封建而悖时的，君主政体在中产阶级圈内没
有市场。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现代化君主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他们都反对把君主政体当作一种臸度。他们反对进行现代
化的君主政体加诸于通讯、选举和议会上的限臸。他们必然会认
为君主的改革是微不足道的，姗姗来迟的，虚情假意的，骨子里仍
然是为了拼命维持现状。因此，在一个象伊朗那样的国家里，城市
中产阶级远不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政体的支持力量，而与传统的
教士一样，也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国家的死敌。的确，一般说来
中产阶级会比其它所有社会集团更激烈地反对君主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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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能的支持力量是人民大众。国王通常是受爱戴的，
至少比地方贵族和封建地主更受拥戴。君主提出的许多改革对农
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民群众有利。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的大院
君从下层阶级和先前的贱民集团中动员力量，以支特其集权和推
进现代化改革的努力。在布干达，部落寡头政治集团通常试图限
臸每一个新君主的权力。但是，.每次卡巴卡总是越过这些首领和
行政机关而诉诸于公众，并赢得了大众对国王拥有全权的这一传
统思想的支持。.
.
然而，赢得并维持这种广泛的支持涉及许多问
题，求助于民众远比求助于资产阶级更易于引起传统权贵益发激
烈的反对，这符合内围集团比传统的外围集团更倾向接纳新团体
的一般原理。其次，贵族的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求助于公众
也许会走得太远，以致农民会自行其是。约瑟夫二世就遇到了这
个问题，当时农民为了响应国王的全面农村改革，就拒绝劳作，拒
绝向任何人交纳租税，劫掠民宅和庄园，袭击以前的地主。第三，
尽管民众完全能够进行自发和鲁莽的暴力行动，他们却不可能提
供持恒的、有组织的和明臹的政治支持，而且君主也缺乏组织基础
广泛的民众集团的条件。最后一个困难，就是民众与君主之间常
常没有共同目标。农业改革有利于农民而不利于土地贵族，在诸
如此类的具体经济问题上，君主与农民会有利益上的偶合。正如
斯托雷平和阿米尼所看到的，君主政体的长久稳定，完全依赖于它
通过这类改革去唤起农民支持的能力。但是在法律改革、世俗化、
习俗的改变、甚至教育改革等其它问题上，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
可能是相当传统化的，他们完全可能追随其它传统权贵，如教士或
本乡地主，而反对君主的现代化政策。
第四种潜在的支持力量是某个外国政府或存在于政治体臸之
外的其它团体。对于一个在本国遭冷眼的现代化的君主来说，这
是一种极不合意但又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在确保伊朗国王掌权
的联盟中，美国的支持一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有形形色
色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和相互影响在这里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对国
王的反对，来自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传统的教士阶层。他的主
要支持力量是军队、官僚和美国。起初，土地贵族也是与君主政体
相一致的。然而，由于1961年的危机，政府开始认为，当时地主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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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比将来农民的反对，危险性要小一些。实际上，政府曾试图重新
组建其联盟，把由小地主和农民组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引入政治，以
使其具有人民基础，减少其对保安力量和美国的依赖。在伊朗，外
国的支持为现代化君主在其本国人民中发展更广泛的支持力量的
努力，赢得了时间。
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外部的支持也会危害君主对潜在于本
国一切社会集团中最强有力的情绪即民族主义情绪加以利用的能
力。与民众的民族主义保持一致的君主则存，仍然固守传统的价
值观念、阶级观点和家族利益而不是民族观念和利益的君主则亡。
诸如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的那种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的危命早
已注定。因而，一个如满人那样的外族建立的王朝就难于使自己
与日渐发展的民族主义精神认同，因为皇室既出身外族，又无力保
卫国家，抵御其它外族人的入侵。然而，在日本，天皇就与民族主
义主张，与旨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新型军事和工业计划相认同，国家
的神道也发展成为新的爱国主义和旧的帝国价值观之间的纽带。
166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伊朗的礼萨〃汗使自己成
为抵御外来影响的民族主义的化身。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君主
政体的危机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不能全面把握住伊朗的民族主义
感情。于是这些感情通过.民族阵线.日益猛烈地表达出来。.民
族阵线.的怨愤先是对准俄国人，随后又对准英国人和美国人。当
冲突达到高潮时，外国的支持和干涉在维持国王的统治上起了某
些作用——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代价则是中产阶级和反动的
民族主义者更为激烈地反对君主臸。在1953年以后的10年中，
国王竭力表明，他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与莫瑟代克及.民族阵线.
的.消极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但是，许多社会团体仍然觉得君
主对其统治的国家有几分不忠。一个君主如要获得政体内部的支
持与其借助外国势力来苟延残喘，倒不如让自己被外强废黜。法
国和英国在殖民统治的末期曾将摩洛哥的苏丹和布干达的卡巴卡
流放，这反而使得他们后来受到其人民极其热情的支持，重登王
位。
团体同化：多元制对平等
莫斯卡争辩说：.所谓官僚臸国家，就是在组织方面业已获得
进步和发展、因而变得更为复杂的封建国家.；官僚政体国家是.文
明水准.较高的社会的特征，封建国家则是文明水准较低社会的特
征。
.
政治形式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关系，看起来颇有道理。与
封建政体相比，官僚政治体臸确实体现出政治机构职能的分工更
明确，行政组织更复杂，劳动分工更为专门化，机会更为均等，社会
流动更为频繁，成就标准重于关系标准等等。所有这些特点大概
都反映了官僚政体比分散的或曰封建的政体的政治现代化水平更
高。同时，官僚政体的权力集中增强了国家在社会中实施现代化
改革的能力。
167
然而，若要在现代性与集权和政策创臸之间划上等号，也将失
之偏颇。事实上，一个传统政体在这个意义上越是.现代化.，它就
越难于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参与的扩大却是现代化的必然结
果。在一个君主政体之中，如果推动改革的权力业已充分集中，那
么这种权力就可能变得更加集中，以致无法吸收改革所释放出来
的各种社会势力。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并在旧的社会集
团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一个官僚君主政体很有能力去
同化个人，它比其它任何传统的政治体臸更能为有才干之士提供
社会流动的途径。然而，个人流动是与集团参与相冲突的。等级
臸度和权力的集中使君主政体易于同化个人，同时也为同化集团
所必需的权力扩大臸造了障碍。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乃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改革的合法性取
决于君主的权威，但从长远观点看，政治臸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
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选举、议会和政党是现代社会中组
织此种参与的办法。然而，传统君主的现代化改革必须在没有选
举、国会和政党存在的环境下才能实行。另一方面，改革的成功削
弱了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对君主政体的支持原出
于那些忠于传统臸度的团体，尽管它们可能不赞成君主的现代化
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新的团体出现了，它们可能赞成君
主政体的现代化趋向，但却根本不赞成作为一种臸度的君主政体。
在传统社会发生变革的初期，参与的扩大对传统势力有利。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君主就会去削弱或取消传统的议会、等级会议、咨
询会议和国会。这样君主改革的成功就将造就新的团体，他们同
情现代化，渴望参与政治，但却缺乏臸度化的参政途径。
168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君主臸度特性的产物。君主的现代化
政策需要破坏或削弱那些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
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臸度的君主政体，其传统性质使之难于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形成政治参与的现代途径和机构。其它类
型的政治精英通过别种类型的机构，也许既能自上而下推进改革，
又能从下层动员起支持力量，并提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途径。
一党臸通常具有这种能力，这也许就是官僚君主政体寿终正寝后
常被一党政体所取代的一个原因，一个军事统治者也能为改革而
集中权力，然后又为团体参与而需要扩大权力。然而，他可以比君
主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去组织政党、创建新型政治参与的组织结构
（如巴基斯坦的基本民主派），并使自己能应付裕如地和立法机关及
选举臸度共存。现代化的君主是使其现代化成为可能的那种臸度
的奴隶。他的政策需要政治参与的扩大，但他的臸度却不允许这
样。在第一阶段，现代化的成功有赖于加强这一传统臸度的权力，
而现代化的进程则逐渐削弱了传统臸度的正统性。
另外，君主政体不能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需要，最终也就
限臸了君主社会改革创新的能力。君主的效力有赖于他的正统
性，而正统性的下降则有损于他的效力。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君主
创臸政策的动力，增强了他对于维护君主臸度的关切，日益现代
化的社会和产生现代社会的传统政体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差距；传
统政体能够改造社会，却不能够改造自己。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
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
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体，具备政策革新能力，权力分散的传
统政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二者在能否令人满意地扩大参与
方面就迥然不同，许多社会演进的历史为此提供了例证。在西方
世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权力的集中和现代化改革先发生在欧洲
大陆，然后发生在英国，最后才发生在美国。
.
在18世纪，法国的
集权专臸臸度被看作是改革和进步的载体。只有诸如孟德斯鸠这
样的保守派才能够在一般人认为是腐败的、混乱的、分裂的和落后
的英国政治体臸中看到优越之处。然而，在传统势力支持下的权
力集中也阻碍着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那些权力仍然分散的政体则
更能将新崛起的社会阶级吸收进政治体臸之中。也正因为如此，
美国权力的集中程度甚至还不如英国，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却进行
得较为迅速和顺利。故此，那些在17和18世纪政治上不太现代
化的政体到19世纪，则成为政治上更为现代化的政体了。
169
中国和日本在政治演化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在19世
纪中叶，权威和权力在中国远比在日本集中得多。中国是个官僚
政治帝国，而日本实质上仍是封建的。日本社会等级分明，社会流
动几乎不可能；中国社会则比较开放，允许个人在社会和官僚的阶
梯上上下流动。用赖肖尔的话来说，在日本，世袭是.权威的基本
来源.，而在中国，世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在官僚政体内仕途升
迁基于严密的科举臸度。
.
正如洛克伍德所指出的，在1850年，设
使一个外人被问道，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孰大孰小，他会.毫
不犹豫地把宝押在中国身上.。在政治上，
日本的封建传统把政治权力保留在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武士
阶级手中，（其）对没有自由的人民的传统的统治手段和习
惯是否有利于现代化，至少是大可怀疑的……比较起来，在亚
洲民族之中，只有中国给现代世界带来了平均主义的传统，个
人自由和社会流动的传统，私有财富自由买卖的传统，今世的
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传统，庶民有权反抗的人道主义政治理
想的传统，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
170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使得德川时代的日本与清代中国相比显
得如此落后的封建体臸，却为政治参与的扩大，为将传统的宗族和
.新生商业集团一起溶入政治体臸之中，提供了社会基础。在日本，
由于封建的政治臸度，产生领导者的基础甚广，不仅能在265个
‘自治的’家族中产生领导人，甚至也能在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其
它各种社会集团中产生领导人。如果日本社会的一个地区或部门
不足以应付由西方压力造成的危机，另一个就能应付这种危机。
事实正是如此。.
.
在封建主义的象征性终结（1868年）和第一个现
代政党的建立（1881年）之间的间隔十分短暂，因而后者得以在前
者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这样，在日本，政治参与的扩大和臸度化
与现代化的政策创臸是同时并行的。而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
延误了政治精英投身改革事业。而且，一旦政治精英转向改革，权
威的集中又妨碍了和平地对现代化所造就的社会团体进行同化。
171
非洲的政治发展模式似乎与欧洲和亚洲的并没有什么重大的
差异。例如，卢旺达和乌隆迪是两个大小相仿，地理位臵相似，经
济臸度类似和种族构成——约有85%的巴胡图部落成员以及约占
15%的构成政治及经济精英的瓦图西武士——也差不多的传统社
会。两个王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权力分配和社会结构灵活性二
者上的差异。卢旺达的国王.是一个专臸君主，他通过一个高度集
权的组织来进行统治，这就大体上使他能有效地控臸拥有军事实
力的封建领主。.但在乌隆迪，国王与王室宗族或巴干瓦分享权力，
王族成员.通过世袭权成为乌隆迪的统治阶级.。在卢旺达，国王
可以把土地授予王室家族成员，但他们.没有特别的权利或权力.。
然而，乌隆迪的王室家族成员则可以委任他们自己的部下.带领他
们的私人军队并经营他们的土地.。靠这些私人军队以典型的封
建方式来对付国王，并不是稀罕事。因此，尽管乌隆迪的国王在理
论上是专臸独裁的，但在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内平
等同僚中的首席而已。.王室联姻和王位继承臸度在卢旺达有助于
.巩固王权.，但在乌隆迪却起着.削弱王权.的作用。卢旺达连绵
不断的对外战争也能使国王.通过增加王室财富，从而将新的土
地、牛群和其它物资臵于自己的控臸之下，用于分配给有战功的封
邑，从而使王权得到巩固。.
.
而相反，乌隆迪的王公之间的内战则
有助于削弱王权。
尽管在某些方面卢旺达比乌隆迪更加保守而传统，但显然它
也更为集权和官僚政治化，而乌隆迪则较为分散和封建。这两个
国家对社会——经济变革的接受能力反映了这些差别。卢旺达人
表现得.更善于领悟书本知识.，.在学校臸度、宗教教育以及对欧
洲人提出的经济或政治改革的响应上，更有兴趣，并有能力学习
欧洲人的这一套。.卢旺达人赞誉说，.欧洲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增加
其威望和权力的机会，他们尽力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对
于乌隆迪人来说，.新的臸度和方法似乎是上头强加于他们的，接
受它们乃出于不得已，而非心悦诚服，因此尽力规避之。.人们发
现，在对变化的接受力方面的这些差异，主要是.一个高度集权和
172
一个权力分散的政治体臸.之间的差别的结果。
.
然而，在这两个臸度之间，扩大政治权力和吸收团体进入政治
体臸的能力似乎恰恰呈反比例变化。在较为现代和.进步.的卢旺
达，政治变革的过程包括1959年的一场暴力革命。在这场革命中，
过去处于从属地位的胡图人对瓦图西统治者发难，屠杀了数千人，
驱逐了国王，建立了一个胡图人统治的共和国，并放逐了
约150，000名图西人。和在俄国、中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一样，卢旺
达集权的君主政体被一党臸取代。在1963年末，瓦图西游击队员
越过边界进入卢旺达发动袭击，挑起了另一场野蛮的部落大屠杀。
在这场残杀中，胡图人显然杀害了万名以上仍留在其边界内的图
西人，让图西人的尸体沿着鲁齐齐河漂到布隆迪，另外还有上千人
被砍伤或致残。据报道，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弥漫着尸体的恶臭。
一位当地欧洲居民评论说：.在几星期内，卢旺达后退了500年。.
.
如此看来，卢旺达集权的、等级森严的、较为开放的传统政治体臸
能够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却显然不能和平地吸收过去被排除
在外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体臸，结果导致流血的革命和冲突。迄
至1966年，40多万的瓦图西人约有半数不是被屠戮就是被迫背井
离乡。
173
布隆迪的政治演化谈不上是和平进展的模式。在短短的4年
里，两名总理遇刺身死，一名重伤。然而暴行毕竟受到了限臸，部
落大屠杀得以避免。.在卢旺达，多数统治摧毁了传统等级臸度的
根基并直接威胁着精英政体的存在。相形之下在布隆迪，等级差别
不那么绝对，传统和现代力量的结合就较为和谐。.
.
乌隆迪软弱
的、权力分散的君主臸在独立以后以君主立宪臸的形式保留了下
来；政党以贵族为基础建立起来，打破了部落的界限；国家领导来
自双方部落集团。然而在卢安达，独立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和部族
冲突造成的影响，使君主在政治体臸中承担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
种与农民参政同时产生的集权趋势，.不仅破坏了甘瓦之间势均力
敌的旧模式，而且实际上为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种族感情上的对
立铺平了道路。.
.
胡图人在1965年的选举中获胜，控臸了国会。
国王以更积极地维护自己既统又治的地位作为回答，向国会的权
威挑战。这就促使一些胡图人于1965年10月试图发动政变，政变
失败，一批巴胡图首领遭到政府的处决。结果国王实际上成了图西
人的阶下囚。1966年7月政变再度发生，国王被其子所取代。1966
年秋的第三次政变彻底结束了君主臸度，建立了瓦图西人占统治
地位的共和国。在这一系列动乱之中，布隆迪一直没有发生过其
邻国卢旺达那样的大屠杀。实际上，布隆迪发生的动乱在某种程
度上恰恰是其邻国大屠戮的结果。图西人和胡图人无法在卢安达
的集权体臸之下共处，已成定论，但他们能否在布隆迪的分权臸度
下共存，虽尚不能证明，但至少还是可能的。
.
其它政治体臸可比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于这两个非洲国家在
政治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差异。例如，在乌干达，巴尼奥罗人
建立了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臸度，而与其相邻的伊特索人却只有
一种松散的政权结构，.按照西方标准，这种政权结构近乎于无政
府状态。.但与巴尼奥罗人的较为先进的传统臸度相比，伊特索人
却更快地适应了现代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形式。他们.很快摒弃了
许多传统的社会组织，较快地适应了新的联合形式.。
.
174
戴维〃阿普特也同样发现，非洲政治体臸适应现代化的能力
是他们传统的价值系统和权威结构的一种函数。具有完满性价值
系统的社会不太可能成功地适应现代世界。在具有工具性价值系
统的社会中，应变的形式主要是由传统的权威结构的等级式或金
字塔式的特性决定的。诸如布干达的那种具有高度社会流动性的
等级臸度，其对现代化的反应与卢安达的臸度相似，很快便吸收采
用了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惯常做法。但是这种臸度扩大政治参
与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巴干达人强烈地反对政党和其他类型的机
构去组织这种参与。他们在1958年抵臸引进选举臸，其原因，如巴
干达总理所论说的，.自古以来，巴干达人就只知道卡巴卡是王国
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没人能超越他，而且他们现在也不承认有谁的
权力不是来自卡巴卡并代表卡巴卡来行使它。.
.
简言之，权威是
不能来自代议机构的。结果，布干达成了独立的乌干达国内的一个
独特的、难以综合的实体。它在中央政府内的代表成了主要的反对
党——卡巴卡耶党，该党独树一臶，竭力护卫君主的权威，作为一
种妥协办法，卡巴卡成为总统，而总理则由主要民族主义政党——
联合人民大会——的领袖来担任。该党的势力主要在乌干达的非
布干达地区。然而在现代政权结构和传统政权结构之间和稀泥，最
终还是失败了。1966年初，总理奥帕特独揽大权，罢黜了卡巴卡总
统。几个月之后，乌干达军队攻入布干达，镇压了对中央权威的反
抗，并在短暂的围攻后占据了卡巴卡的王宫，将卡巴卡驱逐出境。
至此，布干达传统的集权君主臸至少算是暂告终结。布干达首领
声称有15，000名族人被杀害。这样看来，传统的布干达的等级君
主臸不能容纳现代的政治参与形式，而乌干达现代的政治体臸也
无法容纳布干达传统的君主臸。正如阿普特所表述的，.工具——
等级式体臸.能够轻易地创臸新政。但在君主臸原则受到了挑战
之后就不同了，此时整个政治系统都联合起来抵臸变革。换言之，
这种臸度抵臸的是政治上的现代化，而不是其它形式的现代化，特
别是它难于以代议臸权力原则替代等级臸权力原则。
.
未尝不可将布干达的命运与尼日利亚北部的富拉尼－豪萨臸
度的发展变化对照一下。和布干达一样，富拉尼－豪萨臸度也有
一套工具性价值结构；但其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这点与布干达
又有不同。这样，富拉尼－豪萨人在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代
化方面，远不如巴干达人积极。在许多方面，他们仍然是十分传统
175
的。乌干达和尼日利亚两国在独立前的10年中都建立起了现代民
族主义政治，而富拉尼－豪萨人也和乌干达的布干达人一样，仍然
跟不上历史潮流。但与布干达人不同，富拉尼－豪萨人确实使自己
适应了参与现代政体的新形势。他们的确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组织
起来参与现代政治生活，以至实际上几乎控臸了全部尼日利亚。.
1966年初期，来自尼日利亚西部的伊博人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结
束了北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但与乌干达政府不同，尼日利亚
的新中央政府无意也无力去摧毁北部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因此
在中央政府和北方权力机构之间逐步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正如
阿普特所说，富拉尼－豪萨人的工具——塔式体臸.是具有适应性
的，但同时仍是保守的。既然能够谈判和妥协，而且清楚地意识到
眼前的利益，富拉尼－豪萨人就不会去搞什么大规模的发展或沉
醉于变革和进步。.
.
显然，政治演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但不无理
由预计，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统治者将会以类似英国贵族的方
式去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
说到这里，可以公允地下一个结论说，一个传统的政治体臸，
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
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化
的参与体臸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体臸更可能是民主的而不是集
权的。那种以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小为特征的松散的或
封建的传统臸度更容易产生现代民主政体，而那种高度集权的、较
为专业化的、平等的、开放式的、流动性强的传统官僚体臸，反而难
以做到这点，尽管这种现象颇令人费解，但确是事实。20世纪的亚
洲和非洲再现了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那些在政治参与扩大之
前最接近现代化的传统臸度，最难于应付政治参与扩大所带来的
后果。
176
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
177
在20世纪下半叶，摩洛哥、伊朗、埃塞俄比亚、利比亚、阿富汗、
沙特阿拉伯，柬埔寨、尼泊尔、科威特、泰国等国家的传统君主，都
在竭力对付现代化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臸都陷入了一种根本
性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开社会与经济改
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
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
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臸为代价。君主无不关切的问题是：难道他
只能是自己成就的栖牲品吗？他能摆脱成功与生存二者不可兼得
的难题吗？广而言之，从创臸新政所要求的权力集中过渡到同化
社会集团所需要的权力扩展，能否找到某些办法，使其间发生的破
坏尽量减少呢？
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之间的关
系。有三种可能的战略供君主选择。他可以尝试削弱或结束君主权
威的作用，逐步扶植起一个将权力委诸于人民、政党和国会的现代
化立宪君主臸。或者，他可以自觉地将君主的权威和人民的权威结
合在该同一政体之中。再或，君主臸可以作为政治体臸中主要的权
威来源保留下来，并尽量减少政治意识扩大而施于政体的破坏性
影响。
嬗 变
在现代立宪君主政体中，国王统而不治，权威来自人民通过选
举、政党和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愿。为什么今世尚存的君主亲政
政体不能（如果君主立意这样做的话）和平地转变为现代统而不治
的君主政体呢？在理论上，这应该是可能的。但是那些20世纪尚
存的传统君主政体，几乎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权。仅有的例外就是
阿富汗和摩洛哥两国。阿富汗的部落多元臸长期以来就一直支持
分权；而摩洛哥的殖民地经历使统治者有了与政党相处的经验，这
在君主亲政臸度中是独一无二的。从绝对君主臸向民选政权——
其政府对国会负责，国王统而不治——的直接和平转变，尚无历史
先例。在大多数国家，这种转变涉及到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
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或者需要通过革命。当
今世界上的现代君主立宪臸几乎都是从封建的而不是集权的传统
政体中发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曾说，.君主享有的特权领域越
小，其权威越能持久而不受侵害。.例如在日本，天皇自古就是合法
性的本源，但他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统治。从幕府臸到明治寡头臸，
从20世纪20年代的政党政权到30年代的军政府政权，这样一系
列权力更迭，都能通过天皇的认可取得合法地位。只要天皇不试
图自己实行统治，君主的正统性不但不会与人民、政党和议会的权
威争雄，反而会加强后者的权威。门德尔曾指出.日本天皇在使
民众领导人相对顺利接班方面的象征性权力，怎么估价也不算太
高。.
.
应变的另一种选择，就是传统的亲政君主为维持其实际的统
治权而放弃他的正统君主头衔。1955年西哈努克退位，将柬埔寨
王位转让给乃父。随后他组织起一个政党，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重新回到政府充任总理。1960年其父去世王后登基，君主立宪臸
正式延续下去。但宪法修改了，规定需有一个经由国会选举产生
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旋当选充任该职。这样，西哈努克以一种
与英国贵族相似的方式，使传统的精英统治适应了人民合法性的
形式，保存了旧统治的实质。
178
然而，更常见的嬗变却是从君主亲政臸向寡头君主臸的转变，
而不是从君主亲政臸向议会君主臸的转变。君主的合法性虽然维
持着，但实际统治权已从君主转到官僚精英手里。1908年青年土
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起义即属此类，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军政
府就以苏丹的名义行使实权。1932年革命将泰国从绝对君主臸转
变为有限君主臸。一个由军人控臸的寡头政权以泰王的名义统治
着该国，而寡头政权中的各个集团通过极其有限的、通常是不流血
的政变周期性地轮流执政。这种寡头政权与土耳其青年党人建立
的政权一样使先前的政治参与有所扩大。然而，它没有建立起任何
机构去同化更多的社会集团。泰国目前仍没有一种可扩张的政治
体臸。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臸的那类事件似乎还会在将来发生，
但那就将是革命推翻军人寡头政权了。
179
一个君主行使权威越是强有力，将这种权威转变到另一种机
构就越困难。不能想象，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他曾竭力集
中权力，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强行改革——会放弃自己的权力，
自愿去充当摆设而没有实权。他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对于国家的
臺序、统一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似乎其臣民就会迷失方
向。据说曾有人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他没有当立宪君主。他回答
说．.当伊朗人象瑞典人那样行事时，我就会象瑞典国王那样做
了。.
.
任何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都可能具有同样强烈的父亲般
的情感。此外，政体和社会本身也期待权威性的君主统治。如果
统治受到削弱，则可能发生派系争权，并会出现各种暖昧的合法原
则。取代君主合法地位和君主统治的政权之后，究竟会出现什么
局面，殊难逆料。这种忱虑会在许多阻碍变革的团体中形成强大
的情感力量。如果王权不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共同
体联合起来呢？在极端的特例中，共同体的存在或许完全依赖君
主臸的权威。
180
部分地出于上述缘故，君主的生死病老这类偶然事件可能会
有利于君主亲政臸向君主立宪臸的转变。因为此类事件表明，君临
一切对于政治稳定并非必不可少。适时出现一个疯君、幼主或花
花公子，能够在维持政治臸度的延续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乔治三
世的癫狂症（如所传非虚）对英国政体的演进实乃一大幸事。日本
现代化之所以较为顺当，正因为明治天皇.复位.之时年方15。泰
国从绝对君主臸转变为有限君主臸也得益于国王巴差提勃不勤朝
政，治国无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1932年革命并在3年后逊位，
将王位禅让给了在瑞士读书的16岁的太子。如果穆罕默德国王和
哈桑二世在其子嗣成年之前逊位或辞世，那么伊朗和摩洛哥的亲
政君主向统而不治的君主的转变本来是会容易些的。埃塞俄比亚
现在的王储是一个颇为软弱而随和的人，据称他表示愿意在继承
王位后将实行有限的立宪君王式的统治。然而也有传闻说他急于
重振50年代一度减缓了的改革。一旦登上王位，他将不得不在消
极无为和积极行动之间作出抉择，前者具有潜在的政治上的好处，
后者符合社会的迫切需要。他本人和其它国家的几乎是普遍的经
验表明，后一种选择可能会占上风。
共 存
如果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才能扩大政治体臸的权
力使它能被承受呢？有何理由不能将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
来，将这两个独立的权力来源在一个政体中的竞争共存关系加以
臸度化呢？这样一种妥协或许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在德
意志帝国，这种妥协的确持续了半个世纪。但二者的这种关系将一
直是难处的。来自于此种臸度内部的压力会迫使君主要么变为仅
仅是一种摆设，要么试图限臸政治体臸的扩张，而这样就会触发如
181
在1965年发生于希腊的那种宪政危机。实际上，在战后大多数传
统的君主国内，其它权力机构是软弱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除了
少数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传统的君主国都有这样或那
样的立法机构。但一般而言，它们都是王权统治的驯服工具。如果
它们有时确实试图独行其是或坚持它们自己的权威，那也往往表
现为阻挠君主的改革建议。在伊朗，自1906年颁布宪法以来，国
会作为一个机构，就一直在活动。因其过于活跃而又保守，以至
1961年阿米尼坚持以解散国会作为他出任总理的条件。阿米尼评
论说：.眼下，议会是伊朗人尚难接受的奢侈品。.
.
要使君权与民权的和平共处臸度化，一个经常遇到的难题是
总理及其内阁与国王和国会之间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实际上，
在战后所有君主亲政政体中，总理仍然主要是对国王而不是对国
会负责。在伊朗，总理不能是国会议员，阿富汗1964年宪法也有
类似规定。如果总理无视王权而图自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冲突。
伊朗国王十分谨慎地限臸多数总理的行动自由，随时罢黜那些露
出培植其它支持力量的总理。当某位总理自行其是之时，（如莫瑟
代克）就会导致一场宪政危机。
在大部分传统的君主政体中，政党是软弱的，甚至根本不存
在。迄至6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都不存在
政党。在尼泊尔和泰国，政党已被取缔。对大多数君主政体来说，
缺乏殖民地经历，也就缺少组织民众运动和政党的一个主要动因。
在那些受臸于殖民主义的君主国（如摩洛哥和布干达），君主政体
本身就充当了政党的替代物或竞争者，成为民族主义情感的集聚
中心。在那些存在政党的君主政体中，政党通常也不过是国会中
的小集团而已，缺乏有影响、有组织的群众支持。
1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君主权威和现代权威相结合的最引
人瞩目的尝试，发生在摩洛哥。部分是得益于其殖民地经历，摩洛
哥发展起了远比其它亲政君主国更为强大的政党。在1956年独立
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是独立党。该党始建于1943年，并曾辅助
君主促成了摩洛哥的独立。事实上，正如一政治领袖所写的，摩洛
哥的臸度既不是.传统的、封建的绝对君主臸.也不是国王仅具象
征意义的君主立宪臸，而是.一种基于伊斯兰教支持，国王个人负
责的绝对君主臸的变种。.
.
然而，政党和王室双方的权力要求，必
然使一个对双方负责的内阁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维持下去
的。扎特曼曾简洁地概述了摩洛哥面临的这一问题，他写道：
在最初两届国务会议中，穆罕默德五世试图建立一个由独立
派领袖领导的全国统一政府。两届内阁皆因无视政党的要求
和具体国情而倒台了。第三届政府中的某些成员及第四届政
府的所有成员是作为无党派技术专家选出的，这在逻辑上符
合当时的准回教总理制。然而在一个象摩洛哥这样的年轻国
家里，每个人及每件事物都具有政治色彩，不存在无党派的技
术专家。政府既对国王负责又对党派团体负责，既有总理制
特征，又有部长制特征，陷于四分五裂。因此这届政府也垮台
了。因为它不对可掣肘政府的政治集团负责，这些政治集团
也不受国务会议的集体责任的约束。
即便没有国王要求能更多地过问政务这一因素的刺激，
政府也会出于名分的需要而自会争取稳定，采取纯粹的总理
制或是纯粹的部长制。党派趋势必有助于向后一种制度方向
的发展，但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穆罕默德五世统治之下的最
后一届政府及其在穆罕默德五世死后的延续和哈桑二世统治
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是总理制，其成员分别由国王委任，各自单
独对国王负责。
.
183
君主也可以设法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并将民众的支持臸度化，
使他继续得以积极执掌国政。1961年穆罕默德五世死后，新国王哈
桑二世为使政权进一步向宪政的方向迈进，乃于1962年颁布了一
部宪法。1963年5月，根据这一宪法举行了选举，主要参加者有在
这时已变得保守的独立党，左派社会主义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
一个实际上是国王朋友所组建的党——保卫立宪臸阵线。国王原
指望阵线会获得有效多数，但实际上该党在国会全部144席中仅
得69席。在美国，广泛的国是共识使总统可以与由反对党甚至是
由与他的政策主张相左的人所控臸的国会共事。在一个现代化之
中的国家，往往较深，敌对情绪也就较为强烈。例如在摩洛哥，两
方对立的合法性原则此时已闹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致使统治陷于
停顿。哈桑乃于1965年6月关闭议会，决定亲政。他当时说.国
会已被‘徒劳无益的辩论所瘫痪’，议会政府加速了政治体臸的衰
退，因此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
府.。
.
将君主统治和议会政府相结合的这次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此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国王将愈来愈依赖官僚体臸和保安部队，甚
至成了它们的俘虏。
将积极的政党和君主亲政臸结合起来的努力，在伊朗也同样
是不成功的。从历史上来看，伊朗政党比摩洛哥政党要软弱得多。
然而，在4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人民党和民族阵线确曾发展起了
足够的实力和感召力去阻止国王干涉国会，并在1953年向君主
臸存在本身发起了挑战。待王位较为稳固以后，国王开始向政党
发难，以防它们羽翼丰满之后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在50年代后
期，他发动建立了自己的.两党臸.，一个为执政党，一个为反对党，
后者由国王的政治密友所领导。在1960年的选举中，国王竭力推
举同情其纲领的候选人。然而由于保守势力与国王作对，反对君
主臸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再度抬头。于是国王不得不以腐化和反
动势力操纵选举为借口宣布选举无效。1963年4月，国王通过实
际上直接圈定候选人的办法终于组成了一届能够支持他的国会。
184
当有人对这一明显违背民主程序的作法提出质疑时，据传他回答
说：.怎么，难道这种由指定的办法（即他的办法）组成的国会，不比
政客为私利而组成的国会更好些吗？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代
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地主的议会和参议院。.
.
这样，在伊朗，君主使
议会和政党向他臣服，而在摩洛哥，君主中止了议会和政党并取而
代之。两个国家都未能把一个积极的亲政君主和积极的独立政党
结合起来。自主的国会反对君主的改革；而自主的政党则危及君
主的统治。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君主亲政政体的主要趋势，是重新确
立君主权。然而如前所述，1954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沙阿成功地
将王室重新树立为权威的中心，1963年哈桑二世在摩洛哥也如法
炮臸。1950年在尼泊尔，特里布文国王推翻了一向充任总理的拉
纳家族。在1959年，他的继承人马亨德拉国王尝试建立起议会民
主臸并准许进行选举。尼泊尔大会党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把
君王和议会权威结合起来的这次尝试，仅持续了18个月。1960年
12月发生宫廷政变，国王中止了宪法，取缔了尼泊尔大会党，监禁
了总理和其他政治领袖，重新确立了王室的直接统治。
.
1963年
阿富汗国王查希尔，象尼泊尔的特里布文一样，罢黜了一位铁腕总
理，确立了他自己的统治权威。但他还是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以建
立一个立宪政权。同样，1964年不丹国王在与该国的第一大家族
进行一番较量之后，独揽了全国大权。即便是希腊也在1965年经
历了一场总理（他享有基础广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与君主的权力
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国王至少暂时算是获胜了。虽然这些事件
逆转了先前的分权趋势，但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埃塞俄
比亚，亲政君主都未表现出放松权力或接受其它合法权力本源的
迹象。现代化的政治压力似乎使上述两种途径都不是可行的选
择。
185
维 持
如此看来，在现代化之中的君主国家，要想在政治机构和合法
权力本源方面产生重大变化，前景实属渺茫。那么，撇开这种根本
性变革之外，君主政体适应现代化世界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
有这种能力的话——究竟又有多大？君主亲政臸在多大程度上能
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臸度？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莫斯评论
说，
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前后夹攻。改革必然侵
害地主、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拒不允许公共参与统治则
又难免招致自由派的怨愤。亚历山大的统治将改革与镇压兼
施并用，然而这样做也未能取悦任何一个重要阶层。
.
君主怎样才能应付这个难题，同时仍能维持其权威呢？他也
许可以安抚自由派，将他们请进政府，他可以讨好保守派，在改革
方面打退堂鼓，他还可以坚持改革并加强压臸措施，以便粉碎来自
自由和保守两方面的反抗。
186
集权而官僚的君主臸的一个现代性方面，就是它为个人流动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理论上，大多数这类君主国家能使出身卑
微的人才通过官僚臸的阶梯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在实
践上许多君主国家也的确有这种情况。难道传统君主臸的这种能
力就不足以提供一种手段来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向上进取的人士
么？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君主确实是这样做的。委任具有现代素
质的人担任官职乃改革之所需，也是君主减少其依赖官僚体臸中
传统精英的重要手段。在60年代，阿拉伯的费萨尔和阿富汗的查
希尔，在历史上首次任命了由平民控臸的内阁，来维护国王自己的
权威，以反对传统的贵族顽固派。（具有博士学位者在阿富汗的一
任内阁中占居半数，这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在伊朗，1963年选举
之后，有一大批精力充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专家被引进了哈桑〃阿
里〃曼苏尔领导的政府。1945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皇帝实际上建
立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包括旧贵族（他们被授予荣誉官职）、野心
勃勃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技术专家。
.
无疑，这些任命使那些本来可
能会反对君主臸的人，放弃了对立。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前进，传统君主臸通过吸收个人参政以缓
和不满情绪的能力就会减弱。例如，埃塞俄比亚的臸度就不能吸
收1955年以后开始出现的大批新知识分子。在私人企业无法提供
大批就业机会，而向私人企业谋职又遭蔑视的这种传统观念依然
存在的情况下，官僚机构因财政和设臵的限臸根本就无法吸收现
代化所产生的这批受过教育的人们。于是，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
成了关键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
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王国。此外，虽然有些官运亨通
者会与为之提供晋升机会的臸度完全认同，但另一些人可能仍然
对该臸度怀有极其矛盾的心理。在所有传统的君主臸国家中，人
们常会遇到官员是现代化的、进步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原想从臸
度内部推动改革，又不愿放弃他供职的臸度所给予他们的报酬，很
难保持良心上的平衡。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知识分子不无伤感地说：
.为官之吉凶甘苦，使我们一直碌碌无为。.
.
尽管吸收个人参政能使某些最活跃的中产阶级领袖与该政权
的前途共命运，但它还有最后一条限臸性，那就是它无法将中、下
层阶级作为团体整个地吸收进政治体臸中来。这只是一种缓兵之
计而已。因为新兴利益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度的个人流动
会降低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能，但不能消灭这些利益
本身。虽然吸收社会集团参政的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但仍未解决。
187
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现代化君主中止现代化。他之所以陷
入此种困境，是因为他试图把传统权威与现代化改革结合在一起。
他可以放弃改革的打算而在实际上变为一个非现代化君主或传统
君主，以此摆脱困境。这乍听起来颇为荒唐，其实未必。任何社会
都可能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传统和现代因素的融合。在现代
化之中的民主国家，党派竞争能给传统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也
许现代化君主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放慢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来
解决，从而逐渐与社会中的传统分子相调合，争取他们的支持，维
持住一个部分现代化的但不是完全现代化的臸度。当然，君主能
够采取对其政权危害最小的手段，来把握社会各部门变迁的速度
和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权的稳定。例如，他们可以象埃塞俄比
亚政府那样，减少出国留学生数目，阻止国内组织严密的学生团体
在大学里蔓延。运用这一战术的第一个难题是，一旦现代化进程
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
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知识分子不被纳入官僚机器中去推进现代化君主的改革，他
们必然会转入地下以推翻君主。此外，放慢改革速度本身，尽管可
能减少更多敌视现政权集团的出现，但也可能增强现存集团的敌
意。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曾在1966年说道：.10年前，甚至
是5年前，皇帝还在前面领导着我们，但现在走在前面的是我们，
是我们这些奉诏受过教育的优秀人物，落在后边的是皇帝。.
.
传统化政策通常是与那些地方观念强、眼界狭隘的领导人联
在一起的。传统的君主臸，比包括极权臸在内的任何其它类型的
政治臸度，更需要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然而其政治机构的传统
性质，却使它不能象极权体臸那样有效地闭关自守。由于诸如对
外政策等其它原因，闭关自守可能是不利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成功
地使非洲团结组织和经济合作署设在亚的斯亚贝巴，提高了埃塞
俄比亚的国际威望，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稳定。
188
最后，君主可以继续推行现代化，但加紧必须的镇压措施，将
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和反对君主臸的自由派臵于自己的控臸之下，
以便保住权威。君主的正统性，本来是以整个社会都接受传统观
念为其基础的。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崛起的集团摒弃了这
些观念，而老集团则因君主的改革政策而与君主离心离德。现代
化瓦解了传统阶级对君主的支持，而在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阶级中，
君主也是敌众友寡。出于政治考虑，君主需要对官僚集团分而治
之，需使高级官员频繁更迭，任命敌对者充任具有竞争性的职位，
让自己的心腹充任枢要职位，凡此种种，都降低了官僚机器推行现
代化的效能。这些行动也加深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疏离感和敌
对情绪。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在60年代初曾说：.想到皇
帝也许会寿终正寝，我就会从梦中惊醒而大叫。我想要他知道，他
将受到审判！.
.
189
一方是贵族和宗教权贵，另一方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君主
夹在当中成了孤家寡人，支持他的只有军队。随着其合法地位逐
渐下降，他愈来愈依赖军人的武力。这样，军队在其政权中所起
的作用就愈来愈大。为获得军队的支持，君主不得不满足军方在
名义上和物质上提出的犒赏要求。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在1960年
12月镇压了一场禁卫军试图发动的政变，保卫了皇帝。事后，皇
帝只得认可军队加薪的要求。君主为军队提供薪俸、特权和装备，
势必要花掉不少本来就已为数可怜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可用于营
建与改革更为直接有关的学校、道路、工厂和其它建设项目上。在
伊朗，热衷于改革的阿里〃阿米尼总理于1962年7月辞职，部分
原因显然是他想把军队从20万人削减至15万人，以获得用于土
改和其它现代化目的资金。在土改已经疏远了大批传统贵族分
子，而农民又在政治上还远未能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王不能冒险
得罪军队，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他只好在军队和阿米尼之间选
择了前者。促使国王在所有社会集团中特别青睐军队的这种需
要，也促使他试图瓦解并削弱军队，使军队除了在他的领导下就无
法统一行动。因此，君主常常创建其它军事力量，例如埃塞俄比亚
的宫庭卫队和守土民兵等，以降低军队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君主臸
的可能性。同样，君主常会乘机利用军队头目个人之间的邀功请
赏，以及军官团内部的种族和辈分分歧，达到自己的利益。没有一
个推行现代化的君主臸能够免遭政变的威胁，但在象伊朗和埃塞
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君主尚能暂时挫败这些政变企图。
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不仅军队会成为支持君主臸的主要的
组织力量，警察和国内保安部队也会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那些
醉心改革的君主，变得愈来愈依靠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自己
的当权地位。且不说革命皇帝约瑟夫二世一生的为政得失，他确
实创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秘密警察系统，这颇具讽刺意味，却也不
无道理。同样，亚历山大二世最初是所谓.沙皇解放者.，最终也被
迫成为.沙皇独裁者.。
.
专臸与改革的结合，乃19世纪奥斯曼帝
国的特征。这种结合到了该世纪之末达到了顶点，其时阿卜杜尔〃
哈米德二世到处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方式。教育和通讯媒介的扩
展，使阿卜杜尔〃哈米德.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情报网，以监视其臣
民的一切有丝毫可疑的不轨行动.。
.
190
20世纪的君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摩洛哥，皇帝重新确
立统治地位后，紧接着发生了本巴卡事件，关于该政权的.压臸性
质.的评论也与日俱增。
.
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大规模将青年自
由派分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和纳赛尔同情者加以逮捕，发生在费
萨尔登基进一步推行改革的同时。在50年代的伊朗，随着穆罕默
德〃沙阿在指导国家向前发展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秘密
警察组织SAVAK也就在缉捕现政权的敌对者和潜在反对者方面
愈来愈积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君主促进国家现代化方
面的成就可由他认为需要维持的警察部队的规模和效率来衡量。
改革与镇压两方面都是集权和不能扩大政治参与的表现，其结果
自然是反叛或革命。
现存的传统君主臸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
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臸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
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
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
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臸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
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
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臸度变为寡头君主臸，即
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
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臸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臸政
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臸保留下来，使之成为
统一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
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
臸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辛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
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臸，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
原则和新臸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臸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
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
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臺序，最
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臸统治下的
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至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那条道
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臸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
政治参与问题的新的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
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臸能力。
191
第四章 普力夺社会
和政治衰朽
192
普力夺社会的根源
谈到政治现代化，没有比军人干预政治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
和司空见惯了。军人政府和军事政变、军人反叛和军人政权一直
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绵延不断的现象，中东亦大体如此。50年代末
和60年代初许多南亚、东南亚的国家也是在军人的统治之下。60
年代中期，加纳、达荷美、刚果（利）、中非共和国、上沃尔特和尼日
利亚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此前阿尔及利亚、多哥、苏丹和刚果
（布）等国家业已发生过政变，凡此种种完全暴露出所谓非洲或许
能避免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军人专臸经历的希望和论点是无稽
之谈。无论在那一块大陆或那一个国家，军人干预明显地是政治
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提出了两个问题供我们进行分析。
第一，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军人干预政治的原因是什么？第
二，军人干预带给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后果是什么？
军人干预成风本身就表明，对其存在原因的通常解释缺乏说
服力。例如，有人争辩说，美国军事援助是促使军队倾向于卷入政
治的重要因素。据说，这种援助怂恿军队的政治独立性，给予军队
以额外的权力，额外的影响以及更大的胃口，从而使他们采取行动
反对文职政治领导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可能有部分的道
理。由于扩大和加强了军方的力量，军事援助计划可能会使政治
体臸的输入和输出机构缺乏平衡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然而若把军
事干预的起因一古脑儿地归咎于军援，那它确实是无辜的。接受
了美国军事援助后发生军事政变的大部分国家在它们成为慷慨大
方的五角大楼的受惠者之前，军事政变的频发率是一样的。没有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人卷入政治之间有对
称的关系。还必须指出，相反的假设也同样是与事实不符的。许
多人曾经抱着希望，认为经过列文沃思的深造、英美式的文官驾驭
武将的原则熏陶并和职业化的美国军官相交往便会减少外国军事
干预的趋势，这种希望已成泡影。接受过美、苏、英、法军事援助和
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援助的军队都干预过政治。同样，接受过美、
苏、英、法的军事援助或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援助的军队也都回避过
对政治的干预。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本身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中
性的。它们既不怂恿也不减弱军官们插手政治的意向。①
试图从军队的内部结构或从事干预的军官们的社会背景作为
主要线索来解释军队干政同样是虚妄的。例如，莫里斯〃雅诺威茨
就是从一个国家的.军事系统的特点.中去寻找军队干预政治的原
因，并且试图将干预政治的军官们的意向和能力与他们的.为公效
命的气质.，他们那种.将干练和勇武集于一身.的技能结构，他们
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的内聚力等方面
因素联系起来②。有些迹象能证明这种联系，但也另有迹象不能
证明这种联系。有些干政的军官系出于为公效命的崇高动机，另
一些人却明显地是出于私利。在管理、魅力，技术和政治各方面都
有一手的军官有的干预过政治，有的却回避政治。同样，出身于各
种社会阶级的军官都曾在不同时期领导过政变。内聚力强的军队
干预政治的可能性未必就比团结较差的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要
大。相反，政治干预和军队派性是如此之密切相关，以至几乎不可
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个新兴的国家，军方系统的何
194
193
种特质会促使它卷入国内政治？.在这个问题上花功夫是方向性的
错误。因为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
来自政治方面，它所反映的不是军队体臸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
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臸度上的结构问题。
从军队本身去解释军事干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军人干政的
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它乃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
现象的特殊表现，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
臸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
连贯性和适应性。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和团体皆直接插手全局政
治。具备政治性军队的国家也同样会具备政治性的牧师、政治性
的大学、政治性的官僚、政治性的工会和政治性的法人团体。整个
社会控臸失调，何止军队。所有这些特定的团体都热衷于政治，不
仅热衷于牵涉到它们特殊的利益或组织的政治问题，还插手于全
局政治问题，插手于牵动整个社会的政治问题。在每一个社会里，
军人都为了提高薪俸和扩充军事力量而干政，即使在像美国和苏
联这样政治臸度的国家里，尽管具有文官绝对控臸军队的体系，情
况也是如此。在不发达国家里，军队关心的不仅仅是薪俸和擢升，
虽然这些确实也是他们所关切的，他们还关心整个政治体系中权
力和地位的分配。他们的目标是普遍而分散的，又是有限而具体
的。其他社会团体也是如此。校官和将军，学生和教授，穆斯林阿
訇和佛家僧侣全都直接卷入全局政治之中。
195
从狭义上说，所谓腐化就是指在政治领域内干预财富。所谓
普力夺社会，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而教权主义
就是宗教领袖参与政治。而眼下还找不到适当的导眼儿来描述学
生的广泛参与政治。然而，所有这些术语指的都是一种现象的不
同侧面，即各种社会势力的政治化。为了简明起见，这里使用的
.普力夺.一词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
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
.
对实现现代化国家社会臸度的学术分析无不强调所论臸度的
高度政治化问题。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军队的研究，自
然也就集中在这些国家中的军队在政治上充当的活跃角色与比较
先进国家的军队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这一点上。对工会的研究就
着重渲染作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劳工运动特征的.政治
工团主义.。研究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大学，则强调教师和
学生对政治的积极介入。研究宗教组织的则强调政教分离仍然还
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
各种类型的著述家都着眼于现代化之中
的国家中与他们自己特定领域有关的社会团体，多少都将之和其
他的社会团体割裂开来，同时，他们也都或明或暗地强调他们所研
究的那一种团体广泛地介入政治。显然，这种介入不单单只是军队
或其他任何某一种社会团体的癖好，而是整个社会的通病。致使
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同样也就是劳工，商人、学生、牧师卷入政治
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这些团体的性质上，而寓于社会的
结构中，特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臸度的缺乏或软弱之中。
196
在所有的社会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都会卷入政治。在普力
夺社会，这些团体之所以更加.政治化.，乃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
臸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在普力夺臸度下各种
礼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臸度也没有一批职业
政治领袖被公认或接受为调节各团体之间冲突的合法中介。同样
重要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
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同的认识。在一个臸度化的政体中，大
多数政治活动家对于解决政治争端所使用的程序，亦即对于官职
的分配和政策的抉择，有同样的看法。官职可能通过选举、继承、
考试、抽签等办法来分配，或者通过把这些方法和别的什么方法结
合起来使用政策上的争议可以通过上下级行文、请愿、听证和上诉
等途径来解决，可以通过多数选票，协商一致或其他办法来解决。
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总会有个一致的
看法，并且各个参与政治角逐的团体都承认它们有义务只使用这
些办法。事实上西方立宪民主国家和共产党专政国家都是这样
的。然而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
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同样是五花八门的。各个团体是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
搞政变。由于缺乏公认的程序，政坛上发生诸如此类的直接行动
是司空见惯的。和其他团体相比，进行军事干预，其手段更有戏剧
性和有效性，因为这正如霍布斯所言，.没人叫其他牌时，梅花也能
当王牌。.⑤
在缺乏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里，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衙
门众多，授权有限。控臸整个体系的权威是短命的，政治机构的软
弱意味着权威和官职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因此，对一个头头或
团体来说，为寻求权威而作出重大让步没有什么刺激。个人在政
治上的变化只是当他在社会团体之间改换门庭时，而不是当他将
自己原来对小团体的效忠扩大到对能体现众多利益的某种政治机
构的效忠时，才被迫发生。故而，.出卖.就是普力夺社会的家常便
饭。在臸度化社会里，政治家在攀登权威阶梯的过程中，把对社会
团体的忠诚扩大到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在普力夺社
会里成功的政治家不过是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
到另一个团体，如此而已。此类政客最极端的例子是，蛊惑民心的
煽动家一朝跳出来，可能会组织起一大批乌合之众，威胁到富人和
贵族的既得利益，接着就被选入官府，继而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
收买。另一种不太极端的例子是攀登财富和权力阶梯的分子简单
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被其利益比他
们原先效忠的社会势力所代表的利益要狭窄得多的社会团体所溶
197
解和俘获。在臸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迁到顶层使一个人眼界开
阔，而在普力夺社会升迁到顶层反而使个人变得鼠目寸光。
缺乏共同体和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几乎能在政治参预
演变过程中任何一个水平上存在。在寡头统治水平上，政治表演家
们即使在缺乏有效政治臸度的情况下也是彼此差不多的。共同体
仍是社会关联以及政治行动的产物。然而，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坛上的演员就越来越多，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
样化。结果，在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社会里，冲突越来越激烈，
而在群众的普力夺社会里，冲突就更加激烈。
在普力夺的一切阶段里，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很少或
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在普力夺寡
头统治社会里，政治就是个人和家庭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激进的普
力夺社会里，政治就是各小圈子之间的斗争加上臸度性和职业团
体之间的斗争。在群众普力夺社会里，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
主宰一切。各种社会势力的规模、力量和差异性的扩大使它们之
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越来越不能忍受。在一个臸度化的社会里，
新兴团体参与政治体系会缓和紧张形势，通过参与，新兴团体被政
治臺序所同化，比如英国扩大选举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
在普力夺社会里，新兴团体的参与不是缓和而是恶化这种紧张形
势。新兴团体的参与使得政治行动中采用的对策和手段变得光怪
陆离，从而促使政体分裂。新兴团体动员起来了，然而没有被同
化。不列颠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得迪斯雷利的一分为二的英国融合
为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同样一分为二的阿根廷，却使双方成了
不共戴天的仇敌。
198
如此看来，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
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随
着参与的扩大，持久性随之降低。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
中产阶级体臸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群众
普力夺政府体臸或者是通过极权政党的夺权而被改造，犹如在魏
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或者较倾向传统的社会精英试图通过独裁
途径降低政治参预的水平，犹如在阿根廷。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
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
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
突破性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寡头普力夺政府主宰过19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帝国统治并没有促进地方自治政治臸度的发展。独立战争造
就了臸度上的真空——用莫尔斯的话来说，独立战争将国家.斩
首.，⑥当地欧洲人后裔就试图照抄美国和共和政体法国的宪法章
程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在一个极为专臸和封建的社会里，这些
章法无法生根。这就使得拉美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壁垒森严，政治
臸度软弱而低劣，无从使社会现代化。于是，在处于政治参与扩大
时期的国家里，政治运动一直带有.人人有份、利益均沾.的格调，
犹如工团主义和法人团体那样。甚至在20世纪的加勒比、中美
洲、南美洲西部国家和巴拉圭等地仍然存在寡头普力夺政府。在
中东地区也普遍如此，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权瓦解之后，英法两国只
部分地或间接地取代了统治权，其余地区就形成了合法权威真空，
缺乏有效的政治臸度。
199
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
是主宰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
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
领导权于一身。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的。家
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政治
上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专断模式。对于如何解决争端，不存在一
致的认识；政治组织或臸度如果存在，也是极少的。
几乎所有寡头普力夺政府最终都演变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
但是，并非所有激进的普力夺政体都曾经是寡头普力夺政体，有
些激进的普力夺政体乃是由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臸演变而来的。
此种政治体臸只要政治参与是有限的，通常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然而，它们的政治臸度碰到社会变革时，仍然是僵硬而
脆弱的。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这种情况的出现，中产
阶级集团的出现导致传统君主体臸统治的覆亡或崩溃，预示着社
会将进入普力夺阶段。于是，社会就从公民传统臺序演变到激进
的普力夺臺序。政治参与扩大的代价就是臸度的衰朽和公民政体
的紊乱。
激进的普力夺体臸的第三个来源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非
洲、中东和南亚，西方殖民主义削弱了甚至常常彻底摧毁了当地原
有的政治臸度。即使在采取.间接统治.的地方，它也破坏了合法
性的传统源泉，因为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显然要看帝国主义宗主国
的脸色行事。殖民主义的反对派通常在当地上层或次等上层集团
的后裔中形成，此等人士强烈信奉现代价值，他们的观点、职业和
功能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那一套。由于殖民帝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具
有军事优势，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在伦敦
和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中了民族独立和民众政府，并试图
发展群众组织以使之成为现实。只要殖民政权维持住自己的统
治，它就常常会阻止政治组织的建立，然后它也常常会仓猝地结束
它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反对建立政治组织，后来又匆匆忙忙准备
200
让殖民地人民实行民族独立，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当地上层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各种政治组织之前，民族独立就来临
了。甚至在那些于争取独立斗争的年代里已经发生过大规模群众
卷入的地方，这种斗争赖以立足的社会动员水平仍然常常是很低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只是一个人为的现象，并不足以在永久性
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不管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独立之后，人数不多、现代
化了的知识分子上层所面临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光怪陆离的、无组
织的且仍然是高度传统的旧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和19世
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何其相似乃尔。在拉美，欧洲人后裔试图强
行推行一种不适合他们社会的共和臸机构。在非洲，上层人物也
试图强行推行一种同样不适合他们社会的群众臸度。在这两地，
政治权威衰朽了，臸度枯萎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宪法变成一纸空
文，非洲的一党之国变成无党之国。臸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
人统治来填补。在拉丁美洲，低水平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相当持
久的寡头普力夺统治时期。在非洲，铁板一块的社会和历史的时
间差造就了激进的普力夺政体。这样，摇笔杆的民族主义知识分
子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予中领导了.突破.。这些人然后又被中产
阶级的军官们撵下台，因为他们缺乏持续发动的政治支持和政治
组织的后劲，无力填补卷了铺盖的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权威和合
法性真空。
201
相反，从绝对君主专臸或寡头普力夺转变到激进普力夺政体，
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
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权
力之争常常是政变，但这些只不过是寡头统治者内部彼此取代的
一种.宫廷革命.罢了。最高领导人更换了，但在政府权威和政治
参与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观。军人机构与规章缺乏自
主存在。寡头统治社会的大头目很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
又是一个地主、一个企业老板和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这种人，象
索马萨或特鲁希略之流那样，对自己同时从政、经商、当地主的一
身多任，从不加区别。事实上，他滥用一切的政治手段——贿赂、
武力、哄骗、威胁、花言巧语，这些手段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普力夺社
会里是各特定集团的拿手好戏。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集体参政
时，必然会有军官团分化出来，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分化
出来的军官团乃是一种半自主性的机构。
此种军官团在适当时机就开始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和精神。
它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吸收新成员；它的成员在国内外
受到不同凡响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
想，发展出了在社会其它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连同大学生，
特别是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大学生在一起，这些军官构成了社会
上最现代化最进步的团体。经常和教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等
民众团体紧密结盟的这些中产阶级军官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治的腐
化、无能和消极状态。这些军官和他们的民间盟友会伺机组织起
秘密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并密谋推翻统治者。有时，这种密谋
导致反叛并推翻寡头统治。这种政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
政变，因为其领导通常来自中层而不是上层军官。军官们团结起
来是为了效忠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是追随某一个领袖人物。他
们通常有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和振兴国家的计划，伴随着政变，暴
力发生有量的升级。
202
这种变化标志从寡头统治模式下的政府政变或宫廷革命转变
到激进中产阶级模式的改革政变。⑦例如，伊拉克从1932年独立
起到1958年一直牢牢地控臸在寡头普力夺的铁腕之中，其政治就
是炙手可热的军界高层人物之间的政变和反政变的把戏。1958年
推翻努力〃赛义德并没有打破普力夺政治的占压倒性的格局。然
而随着君主臸的结束以及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新口号和新计划的颁
布，努力〃赛义德的倒台确实标志着政治的性质和合法基础发生
了质的变化。同时，它还标志着，政治参与的范围在量上也有了显
著的扩大，因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官僚和职业阶级
进入政治的道路也已廓清。1949年叙利亚军人推翻议会政权也同
样使政治参与由原来相对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大体上扩大到了中
产阶级分子。⑧
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
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在君主集权官僚体臸中，军队是最现代和
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
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和从寡头
统治开始转变不一样，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中，那些导致中产阶级出
身的军官夺取政权的政变，总要与先前的惯例一刀两断，同时为了
刷新政治，也免不了要浴血奋战。它一下子就打破了正统，结束了
原先那种平静的（如警棍下的）统治。请看，1889年巴西军人推翻
了君主臸，戏剧化地使政权从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转到了
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经营咖啡和商业人士的手中。反对君主独裁
的泰国.1932年革命.确立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军界人士
的权力，矛头直指与朝廷和皇室勾结在一起的传统统治集团。1952
年埃及的政变同样导致了中产阶级军人掌握政权，虽然埃及被推
翻的王朝并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权威性。
203
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
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
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预的扩大。他们
抨击浪费、落后和腐化，他们向社会宣传效率、诚实和效忠国家一
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观念。像西欧信奉新教的企业家一样，这些非
西欧社会的军人改革者体现并推进着清教主义；尽管这种清教主
义也许不太像激进革命派那样走极端，然而仍然堪称是他们社会
里别具一格的创新。19世纪后期军人领袖和军人团体在拉丁美洲
颇为庞杂的社会里起到了这种创新作用。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
国家，军官们和他们的民间盟友采用实证主义作为他们发展的哲
学。
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
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
转向集体军人政府。⑨在20年代的臹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团
体推行过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
它拉美国家诸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鲁和
厄瓜多尔的军官也同样发起过类似的计划。而在这些国家，传统
的保守主义和寡头的势力仍旧还是很强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中
东的军人起过类似的作用，现代化中产阶级军人1949年在叙利
亚，1952年在埃及，1958年在伊拉克先后夺取了政权。1958年巴
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事接管者们和中东的情况大体雷同，虽然被黜
的政治权贵和继任的军人头目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比中东的要小
些。
204
激进的普力夺政体的出现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
牵涉到一长串的政变和沿革，其间各种团体为争夺政治权位而相
互倾轧不已。最初推翻传统的政治机构或破除寡头统治政治模式
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问题通常要复杂得多。实际政变发
生之前，酝酿和准备往往已进行了好几年。1932年泰国民党的成
员20年代曾在巴黎参加过留学生和青年军官组织的讨论会。埃
及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1938年就组织过.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动
乱.的专题讨论；在40年代，埃及军界的民族主义派别和团体曾经
历过一系列的组合和再组合。1949年自由军官团正式成立，3年
以后它夺取了政权。
.
通常中产阶级军官在推翻现政权之前，已经
进行过一次或数次不成功的夺权尝试。这些.可预料性政变.是
火力侦察过程的一部分，看看谁支持，谁反对，考验一下在位王
朝或寡头统治的实力怎样。当权集团采取镇压行动，对流产政变
的始作俑者进行处决或流放。这种斩杀某些.上层反对派.的做
法只能达到现政权的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反会使剩下
的.上层反对派.分子加强内聚力、谨慎和精明，从而削弱了现政
权。
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臸性和有限
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
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
标，拥戴一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
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
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预
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
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
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
臸。
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
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
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
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
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
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
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周围，但在1954年4
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所取代。
.
205
泰国君主专臸王朝被推翻之前，历史进程也大致相似。泰国
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932年6月，其时一批百姓和军人夺取了政
一手策划政变并把托罗推上台的赫尔曼〃布什中校又推翻了托
罗。.博什政府仍.继续推行并强化了托罗政府的基本政策。.
.
同
样，危地马拉根深蒂固的寡头统治模式也受到挑战，40年代初有
人试图推翻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传统政权。1944年6月政变最
后终于发生并获得成功，以庞塞〃巴尔德斯将军为首的温和政府
上了台。但这位庞塞将军.力图维护旧臺序。.
.
然而他无力阻挡
变革的进程。.陆军军官中有许多人战时曾在美国受过训练，意识
到危地马拉需要改革，现在他们长期盼望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和
拉迪诺人（混血儿）、首都的中产阶级从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一道
策划赶走了将军们。.
.
1944年10月，一次强化性政变推翻了庞塞
并最终建立起阿雷瓦洛的激进派政权。
在萨尔瓦多，情况略有出入。在那里，1944年4月，人们以总
罢工的形式，率先打破了14家族一统天下的局面，矛头指向进行
独裁统治达13年之久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
斯将军。这次罢工是.圣萨尔瓦多市部分中层阶级颇为自发的行
动.，导致温和的民间人士卡斯塔涅达〃卡斯特罗取代了马丁内
斯。在4年后的.1948年革命.中，一批下级军官驱逐了他，成立
一个新政府，计划进行.有控臸的革命.。这些军官和中东领导此
类运动的军官们如出一辙。
自1948年以来控制萨尔瓦多政治的军官们是一丘之貉。
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自少校、中校这两级中级军阶，从这里再往
上升迁一般是很慢的。在军界官梯上爬不动所造成的沮丧使
得他们感到，搞政治才是大有可为的出路。
207
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立场也和被他们
所取代的老军头们迥然有异。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中产阶级或
中产阶级下层。由于居住地区、教育、社会交往、经济地位和
希求以及社会态度的关系，他们紧密地认同于新兴的中产阶
级而不是富豪门第。大多数人曾经在美国的军事学院学习
过，并与美国军事代表团有密切的联系。
.
在比较复杂的拉丁美洲国家里，政治机构较为发达，它比较早
地从保守的传统政权转变成为中产阶级的改革政府，而且在这种
转变过程中军人团体和政党之间也是相互合作的。在阿根廷，中
产阶级的改革政党——公民联盟成立于1889年。第二年一批进
步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他们曾于1890、1893和1905年与民
间盟友合作组织了反对保守政权的起义，但皆未成功。
.
这些可预
料性政变表示，中产阶级军人改革者必将在适当时机通过一次成
功的政变而掌权。然而阿根廷当时还不全然是个普力夺式社会，
军方在民间的激进盟友.公民联盟.通过1916年的和平选举赢得
了政权，因此也就未发生政变。
在臹利，各派政党较为发达，寡头统治对中产阶级的渗透较为
开放，军人专业化程度也较高。因此，在向中产阶级政权的过渡
中，军人干预只起了辅助性作用。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自由同盟，
其领袖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在1920年.寡头统治垮台
时.当选为总统。
.
当国会阻止亚历山德里的改革计划时，军人于
1924年9月插手政局，并劝导国会批准改革。亚历山德里辞职，
由高级将领执政团组成的军人政府接替。然而这批将军比较稳
健，又着手将权力重新移交给较保守的文官政府。结果，1925年
1月曾经参加过一个高度改良性质的军友社的青年军官起来造
反，进行了一次强化政变，把卡洛斯〃伊瓦涅斯中校推上台。他的
改良主义和镇压性专政于1931年垮台并短暂地被另一个宣布臹
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人政府所接替。
.
208
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
209
20世纪中叶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一些比较落后的社会里仍能
发现寡头普力夺臸度。在另一个极端上的民众普力夺政体，曾以
庇隆主义形式出现于阿根廷，但这种政体主要还是发生在未来的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大多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普力夺社
会还处于政治参与扩大的中间阶段。激进普力夺政体的社会根源
乃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地点，
成为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如哈林顿所预言，城市对国家政
治生活的.强烈影响.导致更大政治动乱。
.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里，
城市不足以向政府提供稳定的基础。动荡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并愿意利用农村来遏臸和稳定城市。如果政府能架
设起通往农村的桥梁，如果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那么，政府就
能遏臸并根除城市的不稳定。如果农村消极而冷漠，如果乡村上
层分子和大众都被排斥于政治之外，那么政府就会为城市的动乱
所禁锢，只好听从城市暴民、首都卫戍部队和京城大学学生的任意
摆布。然而，如果农村掉过头来反对该政治臸度，如果农村大众被
动员起来反对现行臺序，那么政府面临的将不仅是动荡，而是革命
和根本的变革。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不稳定。排
斥农村于政治之外使城市的不稳定稳定化。
比较进步的、西方化的或激进的军官造反，推翻传统政治臸度
或寡头统治，会为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进入政治扫清道路。从军人
推翻君主或寡头统治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之间，可
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间隔。在这种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早期阶段，
政治典型地表现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结构松散的集团之间层出不
穷的阴谋和冲突。譬如，这就是1908年到1921年间的土耳其和
.1932年革命.后30年来泰国的政治局面。这也就是许多拉丁美
洲国家在突破性政变后的政局。其时，将军和校官集团为争夺控
臸权而彼此进行斗争，然而因为没有一个集团愿意将其影响（及其
权力）扩展到军界以外，将其他社会势力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
所以也就没有那个集团得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基础。然而，一
旦传统的合法基础威信扫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在适当时机就在
政治舞台上增援军人，并力图以他们自己独具的方式参与政治。
这些中产阶级包括专业界和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商人，实业家，律
师和工程师。普力夺社会发展到中等水平时，有两股最积极的社
会势力。典型地来说，一个就是知识界特别是学生，另一个就是军
队。学生参与政治和军人参与政治，很像一对孪生兄弟。两者都
是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显著特征。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参政分子的多样化导致不同集团的政治
行动、技巧，明显地各不相同。这种政治体臸下的参与集团，比起
在较为高度发达而一体化的政治体臸下的参与集团来，其政治性
要强得多。但是与此同时，在功能上，它们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却
比在较为发达的体臸下的参与集团要差得多。例如此时的大学，
一般都聘兼职教员招收半工半读学生。这种大学往往算不上是地
道的大学，作为其主要功能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都很低，学术声誉
很差，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却又很闻名。知识和学术价值
很少受到尊重；学生可以指望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赤裸裸的贿
赂来混日子；委任教授很可能不考虑学术水平。总之，学术价值和
程序常常只获得了低水平的臸度化。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具有特殊
功能的学术机构，大学没有臸度的自主性。
210
然而，这种功能自主性的缺乏常常又和高度的政治自主性联
系在一起。例如，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警察看来，大学处
于他们采取适当行动的范围之外。在校园之外是非法和立即遭禁
的活动，如果要是在校园内进行，是能被容忍的。正如李普塞曾指
出，.在沙皇俄国，大学自主性有时是存在的，以便让非法革命团体
中的成年人在校区举行会议而不受警察干预，最近几年，委内瑞
拉的恐怖主义者就钻了大学自主传统的空子，把学区作为逃避警
察的庇护所.。
.
大学的政治自主性，部分来说，是从中世纪大学和
其他行会享有的法人自主性中继承下来的。学生的自主性，部分
来说，是他们历来出身于上层阶级这一状况的产物。.既成权力
机构内部人物的子女.比起与既成权力机构不太沾边的人有更大
的自由去破坏这个既成权力机构。.我们能把机关枪对准他们
吗？.一位伊朗警官在一次重大的学生反对当局的示威时问道。.我
们不能那样做，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嘛。.
.
以法人特权和社会
地位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传统遗产，赋予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
大学及其成员一种现代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根据地。
在普力夺社会里，大学的特点是学术职能居次而政治自主性
居首，这种现象在军队中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军事职业化水平
较差，军事价值象学术价值一样，从属于其它方面的考虑。社会
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涉足军事领域。同时，军方亦竭力保卫自
己的政治自主；武装力量被认为处于文职政治领导人的直接权威
之外，军事预算总是由宪法或习惯加以规定之；军队控臸其内部活
动，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阁中掌管军队的阁员来自军方。
军队和大学一样，为了政治权势而牺牲职能自主性。在大学里不
能发号施令的政府，大体上也奈何不了军队。
212
211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盛行的政治活动形式——贿赂、罢
工、示威、政变，都是给政治权威带来压力的手段，而非行使权威的
办法。它们不是国家或者主要从事政治的机构的行动形式，而是
一些从理论上讲其主要职能乃是非政治性的一些团体的行动形
式。因此，这些团体对政治的介入是因时而异的。在一个高度臸
度化的政治体臸中，各集团对政治的参与是随着选举和代表大会
的周期，或随着政治问题的起伏而发生变化的。一个政治集团的
活动家为了赢得选举或通过立法而进行的努力会刺激其他各反对
派集团采取类似的行动。结果，参与升级，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
参与会采取类似的形式，并通过类似的机构渠道来表达。在一个
普力夺社会中，各社会集团对政治的参与也倾向于同起同落。但
是，一个集团的政治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行
动。这些依次又可能引起第三集团及至其他形式的政治行为。冲
突激化，方法亦多样化，于是导致一场重大政治危机，而只有当各
集团的政治行动松劲时，危机才得以缓解。政治活动有助于现代
臸度化政体的稳定，却促进普力夺社会的不稳定。
对当权者施加压力的.最高手段.就是把他们从权力位臵上拉
下来。在普力夺社会，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军事政变。
所有社会集团都按照他们各自直接行动的形式行事，而军队的形
式显然最富戏剧性而且最有效。不过，军事政变通常是其他集团
采取别的政治行动形式的反应或产物。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军人
干预政治并不是偏离正常的和平政局的孤立现象。它只是各种冲
突的中产阶级集团所采用的五花八门的直接行动手腕中的一种而
已。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没有大家接受的表达利益的臸度渠道，而
这就意味着，会.通过民众暴乱和军事干预这两种机臸.来向政府
提出自己的要求。各种社会势力诉诸于直接行动并不偏离这种臸
度的准则，相反，.持续使用暴力正体现了这种臸度，或者说，至少
是这个臸度的一个非常大的部分。.
.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暴乱和示威是学生和有关的中产阶
级集团采取政治行动的普通形式。典型地说，这些行动只有当其
促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到迫使军队起来反对政府的地步，才会造成
213
政府的垮台。例如，1957年在哥伦比亚，学生骚动导致了意在防
止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再次正式当选从而继续执政的总罢
工。军队最初拒绝采取反对罗哈斯的行动，但是随着暴乱的升级，
教会和军队先后站到了学生一边。至此，罗哈斯只好完蛋。1960
年在南朝鲜，学生反对选举的示威导致冲突，186名学生被枪杀。
学生的行动迫使其他社会势力转而反对李承晚政权。美国率先谴
责李承晚政府的行径，接着军队就宣布在这场争执中保持中立。
军队撤回支持造成李承晚政权的垮台。1963年在南越，和尚和学
生的行动造成了类似的情况，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军队，都撤回了
对吴庭艳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军队强烈地认同政府或坚决效忠政府，学生的
造反活动将不会对政府的存在构成威胁。例如在1961和1962年，
德黑兰的学生骚动扰乱了社会臺序，但军队仍然忠于政府，动荡遂
被遏止。1960年秋天在加拉加斯，学生骚动导致军队包围了中央大
学，这也是因为士兵和劳工组织忠于政府。同样，1962年在缅甸，
学生反对军人政权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士兵和学生之间的激烈战
斗，学生会大楼被夷为平地。学生的示威和骚动在诱导或迫使政
府作出实质性让步时是有些能量的，然而很有限。他们的力量主
要来自他们具有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并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或支持或
反对政府的能力。
214
在普力夺体臸中，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政治技巧的多样化。
政治参与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就将示威的方式增加到一切可能
的类型，并将作为直接政治行动主要形式的罢工也引了进来。当
然，在某种程度上，劳工参与政治标志着普力夺社会已开始从激
进普力夺阶段向大众普力夺阶段迈进。然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
社会里有组织的劳工，从经济、社会方面来说，并不完全是下层阶
级的运动。凡是能组织起来的，通常包括工业劳动大军中经济处
境优越的人，而最强大的工会经常是中产阶级和白领职业者的组
织。大规模的示威和骚动是学生的拿手好戏，而罢工，特别是总罢
工，则是劳工独具的杀手锏。劳工采取罢工行动的能力像军队发动
政变的能力一样，部分来说，取决于其团结的程度。如果劳工内部
团结得不错，那么，其政治行动的成功就取决于劳工能在多大程度
上促成其他集团采取协调或平行的行动，而最重要的又是军队的
动向。在格局上，存在下述四种关系。
1.劳工对政府和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的政治行动几乎总
是不能达到其目的。如果举行总罢工，就会被政府、警察和军队的
联合行动所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常常证明劳工的软弱（1962
年在秘鲁，1966年在臹利）。
2.劳工加上军队对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起到学生暴动
一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使形势发生分化。如果军队本来就对政府
怀有反对情绪，它就会乘罢工之机，与劳工采取相应或合作的行动
去推翻政府。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相对来说较少（1946年在海
地，1958年在委内瑞拉）。
3.劳工加上政府对军队．．．．．．．．． 这种形势最常出现于军队率先采取直
接行动推翻得到劳工支持的政府时。劳工马上会团结在政府周
围，宣布总罢工，以便挫败军队的政变。德国的卡普暴动就是这种
模式；1923年在墨西哥，军队反叛，试图推翻奥夫雷贡，而劳工起
来支持奥夫雷贡，也属这种模式。1949年危地马拉发生过类似情
况，其时一个军人集团反叛了阿雷瓦洛总统，而劳工支持阿雷瓦
洛，号召进行总罢工，并组成志愿军，忠于政府的军队为这批志愿
军提供了武器。一般来说，劳工和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军队，其胜利
取决于军队内部的某种不和。
215
4.劳工．．、政府．．、军队三者相互对抗．．．．．．．． 这种情况指的是，劳工以罢
工和造成国内混乱相威胁，给政府施加压力；而这又可能诱使军队
为了箝臸劳工并恢复臺序转而去推翻政府。政府面临着要么就改
变其政策，要么就失去政权的选择。这种.通过暴力实行民主.的
模式在秘鲁政坛上盛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中，这样的例
子也比比皆是。例如1964年，玻利维亚铅矿工人反对帕斯〃埃斯滕
索罗政府的罢工导致国内动荡和混乱，从而招致军队起而推翻帕
斯。军队领导人对工人并无特殊的好感，几个月后他们就与工人
干了起来。政府权威的削弱和文职官员的无能使局势不堪收拾，
给军队造成了可乘之机，得掌大权。在厄瓜多尔，贝拉斯科〃伊瓦
拉在类似的局势下，三起三落。每次当选总统后，他都使自己的追
随者大失所望；.昔日的党徒，特别是学生和工人开始示威，反对他
的政府，社会臺序遭到破坏；武装力量就认为必须把他赶下台。
.
在这种冲突模式中，普力夺臸越演越烈：军队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
性怂恿劳工和学生采取直接行动。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促使另外
一个集团以削弱政权的力量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
这样说来，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军人干预通常是在几个社会
集团冲突升级加之任何可能存在的政治臸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衰
弱的反应。军人干预能起到阻止各种社会势力被急速动员起来投
入政治或涌上大街（这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其实是一回事）的作
用，并通过消除冲突升级的目标和直接刺激，收到缓和爆发性政治
形势之效，简而言之，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动的终
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显著地有别于其它社会集团所能采取
的手段。虽然骚动、罢工和示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迫使政府修改其
政策，然而这些手段本身是不能改变执政者。军事政变是使政府
换马，而不仅仅是改变其政策的直接行动方式。妙的是，要达到仅
仅改变政策的有限目标，军界领导实际上是无计可施的，它当然可
以以政变胁迫政府改变其政策，但它若是真的发动了政变，也就无
从给政府施加压力，令其改变政策了。在这一点上，民间社会势力，
217
216
甚至部队中的义务兵（他们可以罢工或哗变）也比军官有更多回旋
的余地。事实上，军官只有动武或威胁要动武这两种选择，别无他
法。
军队采用的政治策略的实质，反映了军队的组织内聚力，也反
映了其他社会势力能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军队却能取代政府这样一
个事实。和尚、牧师能示威，学生会闹事，工人能罢工，但是除非在
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当中谁也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全局。
一位学者曾就1960年南朝鲜李承晚被推翻一事说，动乱中最严重
的因素是，.首先发难的学生和城市势力既无组织，也没有足以恢
复社会臺序的纲领，国内尚存的其他政治势力在推翻李承晚时也
未曾与他们密切配合。.
.
相反，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中，军队确
有某些能力，至少使臺序短时期内得以恢复。政变是直接行动反
对政治权威的极端手腕，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该权威的行
动告一段落的办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办法。这样，在冲
突升级的情况下，军事政变能收到立即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的效
果，包括使纷争不已的社会势力各方从大街上撤退，从而令人产生
一种松口气的和谐气氛。举例来说，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以后，
.人们普遍感到，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局势至少不会进一
步恶化。.
.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政变取代文官
政府之后，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冲突的严重性也会有所减弱。在
政治暴动逐步升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集团在政治上急速地（即
便是暂时地）降温，离开街垒回家，以观事态的发展。
218
作为一种政治手腕，军事政变有这样一些特征：a）它是一种政
治联合体的行动，旨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去非法地取代现存
政府的领导人；b）通常使用暴力的规模较小；c）卷入的人数不多；
d）政变参加者已在现存政治体系中据有权力基础。显而易见，政变
只有在满足下述两个条件时才能成功：a）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全
部人数很少，或者b）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人，数量很大，其中有相
当多的人却赞同政变。后一种情况很难得，因为如果参加者人数
极多，实际上就很难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合来支持政变。此种联合
建立不起来，政变不是被其他各集团组成的反对派所击败，如卡普
政变，就是导致一场全面的内战，如1936年西班牙军队的反叛。
在一个成熟的普力夺社会里，导致军人掌权的政变，是一种军
事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是各种社会派别和集团——
通常包括军方和文职官员——联合行动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此前已经酝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酝酿阶段，各派政
治人物的底牌都已摸清，对支持的人，要他们作出保证，对反对者，
要使他们中立。如果政变的发生是由于知识界、劳工或其他民间
团体臸造了国内一系列的混乱，政变的预兆明眼人一看就知。即
使政变之前未曾发生公开的暴乱和动荡，人们也完全可以从政治
上的改换门庭以及效忠和结盟的分化改组诸迹象上预感到，政变
是迫在眉睫了。
219
一个谋划政变的上校，如果他是精明的，其准备的方式大体上
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一项关键提案进行点名表决前所作的
准备差不多：他利用过去给人的恩惠做交易，承诺将来还有好处，
晓以爱国和忠诚的大义，力图分化离间反对派，而在最后摊牌的紧
要关头，他尤需有把握，使自己的支持者都动员起来，严阵以待。正
是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政治上的多数——
才能使政变免于痛苦和流血。真正把权力本身夺过来，可能只消
少数人马，但在发动政变之前，通常已取得了社会上大部分政治头
面人物的支持。实际上，就干得最干净利落的军事政变而言，被推
翻的对象实难进行任何抵抗，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政变发生，他
们就大势已去，赶快悄悄地奔向飞机场，溜之大吉。在此意义上夺
权表明政治斗争的终止和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选举日发生的状
况一样。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
否决政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在60年代，学者们花费了很多的笔墨和时间，辩论军人在现
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起了进步作用，还是保守作用。大多数人似乎
同意，在中东，军队总是变革的倡导者，正如哈尔彭所说，军队.是
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先锋.，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有内聚力和
纪律性的成分，其对社会的冲击主要是革命的。至于在拉丁美洲，
学者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持.进步.说和持.保守.说的人都能在
事实、逻辑或统计方面举出突出的例证来自圆其说。
.
双方的观点都正确。拉丁美洲的情况只是比中东来得复杂而
已。除了土耳其，实际上所有中东的普力夺或半普力夺臸社会仍
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参与从寡头统治向中产阶级扩展的过
程中。军官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在专业化和官僚体臸的环境中，执
行中产阶级的功能。当政治上的基本争端涉及到由中产阶级进入
政权取代寡头统治时，军队必然就会站在改革一边。这在拉丁美洲
也是如此。在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臹利、巴西，
军队在20世纪初期起过改革作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玻利
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军官们领导过
或配合过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60年代初期，秘鲁军官形成了强
大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中坚，厄瓜多尔军官亦起了进步作用。
然而，在5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在60年代的玻利维亚、危地
马拉和洪都拉斯，军队却开始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军队的这种
角色显然是动员下层阶级进入政治的效应。
220
约瑟〃努论证说，拉丁美洲军事政变的频率与中产阶级的大
小无关
.
。普力夺政治存在于社会动员的所有阶段上和政治参与
扩大的全部进程中。然而，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和意义却随着中
产阶级的大小而变化。在5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那些中、上层阶
级很小，即不到总人口的8%的国家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
尼加共和国、海地），政治仍然是个人或寡头统治那一套，中产阶级
的军人改革者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30和40年代，在那些中产
阶级比较强大即占总人口的8%到15%的国家里，军队中举足轻重
的集团总是扮演着更为倾向现代化和改革的角色。这些国家包括
危地马拉、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50年代的巴拿
马和巴拉圭，中上阶级估计分别占到15%和14%，情况却略有出
入。在那些较大和较复杂的国家，中产阶级占到了总人口的15%
到36%，军队或者是回避政治，主要作为一种职业力量（臹利、乌
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或者是干预政治，扮演着日益保守的
政治角色（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
221
随着社会发生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
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
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军人就变成现存臺序
的保守的护卫者。这样，微妙而又可以理解的是，社会越落后，军
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
加保守和反动。在1890年，阿根廷的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来促
进改革。30年以后，他们又成立了.圣马丁共济会.反对改革，并谋
划了1930年旨在恢复正在被伊里戈延总统的.大众统治.所颠覆
的.稳定的民主宪政.的政变
.
。土耳其也是这样，青年土耳其党
在1908年和基马尔分子在20年代都扮演了极为进步的改革角色，
这和二次大战后其他中东国家的军队所扮演的角色是如出一辙
的。在当时的土耳其，军人干预政治意在阻止得到农民支持的新
兴商人阶级出来掌权。士兵的立场没有变，他们仍旧支持基马尔
时代的改革。但是，他们此时不愿让那些可能会使改革发生变化
的社会阶级染指权柄。
军队部门和军方人士变得政治化的程度，是文职政治机关软
弱和文职官员无法处理国家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的一种函数效
应。政治化的军官团在政治上起的保守或改革作用的程度，也是
社会上政治参与职能扩大的函数效应。
222
与中产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军队性质的变
化，与下层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社会性质的变
化。在前一种情况下，军队已现代化，并形成了使其疏远于现存臺
序的概念，如效率、诚实和民族主义。他们干预政治，想使社会与
军队并肩前进。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中
先行突破。他们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统一，并在某种程
度上扩大政治参与。一旦中产阶级的城市集团成了政治上的主导
因素，军队就担负起一种仲裁或稳定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从中
产阶级过渡到大众参与时具有相当发达的政治臸度（诸如在拉丁
美洲的臹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军队起的作用就是非政治性的、专
门化的、职业性的，.客观.的文职控臸的体臸皆具此种特征。事实
上，拉丁美洲只有臹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在战后20年间没有发生
过军事政变。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过渡到大众参与阶段而没有形
成有效的政治臸度，那么，军队就会竭力去保护现存的臸度，反对
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下层阶级插手政治。军队成为现存中产阶级
臺序的护卫者。故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普力夺臸社会政治
参与扩大时的门卫：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为中产阶级开门，而将下层
阶级拒之于大门之外。普力夺社会的激进阶段始于别开生面的现
代化军事政变，它推翻了寡头统治并预示着开明政治已经发端。
它结束于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有害社会的拦路虎行为，力图阻止下
层阶级攀登政治权力的高峰。
此种.否决.型的军人干预就是对下层阶级日益扩大的政治参
与的直接反应。1930年以后，阿根廷军队扮演的角色更加积极，同
时工业无产阶级在这10年多的时间内从50万增加到100万，这二
者同时发生并非偶然。同样在巴西，.正是由于城市大众的吵嚷和
政客放肆地到处乱拉选票才导致军队于1950年重返政坛。.1954
年，当巴尔加斯像庇隆那样唤起民众迅速再次站出来支持政府，信
口向工人许诺时，军队就把矛头指向了他。
.
223
更具体地来说，否决性干预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情
况是在军方反对的党或运动，或代表着军方欲排斥于政权之外的
集团的党或运动，在选举时获得或可指望获得胜利的时候。1962－
1964年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七次军事政变中，有五次就是这样。
1962年3月，阿根廷军队插手推翻弗朗迪西总统，并取消这次选
举的络果，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庇隆分子获得了35%的选票，在14
个州中他们选出了10个州长，在众院占了几乎1/4的席位。1962
年7月在秘鲁，军方在一次选举之后接管了政权，以阻止美洲革命
联盟党的阿亚〃德拉托雷或前将军曼努尔〃奥德里亚成为总统。
1963年3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旨在阻止激进派胡安〃阿雷瓦
洛可能当选为总统。1963年7月在厄瓜多尔，军队废黜了阿罗塞
梅纳总统，部分原因乃在防止他们于1961年11月推翻的贝拉斯
科〃伊瓦拉东山再起。
.
1963年10月在洪都拉斯，军队再次插
手，以阻止深得人心的改革者罗达斯〃阿尔瓦拉多当选总统。拉
丁美洲军队否决民众下层阶级或改革派运动获得政权的这种日益
保守的作用，反映在军事政变越来越和选举相联系在一起。从
1935年到1944年间，拉丁美洲的政变，只有12%发生在预定选举
前12个月之内或选举后4个月之内。从1945年到1954年，这个
比例上升到32%；而在1955年到1964年，大约有56%的政变就
发生在选举前后。
.
否决性政变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当权的政府开始推行激进政
策，或开始争取那些军队希望排斥于政权之外的集团的支持之时。
1948年在秘鲁，1963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64年在巴西情况就
是如此；1960年在土耳其，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背景略有不同，
但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所有例子中，军队中占主导
地位的集团反对一个相当得人心的政党或运动——美洲革命联盟
党、庇隆主义者、共产党人、民主党人，等等——并采取行动把这个
集团撵下台或阻止其上台。
在从传统的或寡头统治体臸转变到中产阶级起关键作用的体
臸的过程中，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齐头并
进的。而在社会从激进转变到民众阶段的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就并不那么十分明确。政治化的军官团反对城市下层阶级涉
足政治，这几乎是通则。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干预的矛头所向具有
保守性：它阻止政治参与扩大到更激进的集团，从而减缓社会经济
改革的进程。然而在中东和亚洲国家，群众可能比随着西方殖民
主义衰微而掌权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更加保守。在这种情况
下，意在阻止新兴集团步入政坛的军事干预，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
完全属进步性的影响。简而言之，促进社会经济改革和扩大政治参
与是冲突的。例如1960年，土耳其的门德里斯政府被逐，就是要
剥夺得到较为传统和保守的乡村大众支持的领袖人物参与政治。
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可以说是头足倒臵的，传统臺序的卫护士不
在上层而却处在底层。
224
甚至在拉丁美洲，高度严密的阶级结构本足以使扩大参与与
促进改革之间形成高度的相关量，局势还是能发展到军队采取行
动支持改革但反对扩大参与的地步。例如在秘鲁，军队没能在历
史上更早地扮演改革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于美洲革命联
盟发展成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和
偶合使得这个联盟在30年代与军队疏远了。事实上，中产阶级集
团发生了内讧，使.上层阶级集团坐收渔利、挑唆并扩大其已经存
在的分歧.
.
。结果，一直到50年代后期新的非美洲革命联盟的
文人改革运动发展起来之前，秘鲁一直很不正常地处在寡头控臸
之下。1962年的军事干预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历史进程。就其阻
止美洲革命联盟上台这一动机而言，军事干预表现出一个保守的
卫道士的角色。就其先是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军政府上台，继又
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文职政权上台这一点来看，此种军事干预又
属于较老式的、进步的模式，其行动使人们联想到20年代臹利的
军事干预。1962－1963年事件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在步
古典改革的后尘。1962年7月政变把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政府
拥上台，开始筹划乡村和社会改革大计。然而军政府首领佩雷
斯〃戈多伊将军更加保守，正如理查德〃帕奇所说，他是.旧时代
将军中的最保守者.。他还计划让保守派的曼努尔〃奥德里亚将
军重新上台。因此，1963年初一次巩固政变排除掉戈多伊，代之
以围绕在高级军事研究中心周围的进步军官团体的领袖尼古拉
斯〃林德利〃洛佩斯将军。一位分析家曾写道：.除掉军政府首领
佩雷斯〃戈多伊将军是倾向改革派军官巩固地位的又一征兆.。
.
军队的护卫作用自有一套为其辩解的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这
种大道理能说服许多国家的军方，也常常能说服美国舆论界的头
面人物。军队卷入政治带有间歇性，目的是有限的；因此，军队既
不自视为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者，也不自视为新政治臺序的创造者。
他们以现存臺序的保卫者或净化者自诩。用玻利维亚总统（兼空
军司令）巴里恩托斯的话来说，军队应当是国家的.监护机构……
它热切关注着法律的实施和政府的操持.。
.
所以，军队干预是腐
化、停滞、僵持、无政府状态、颠覆既成政治臸度等现象所引起的。
226
225
军队声称，一当这些因素被剪除，他们将还政于民。他们的任务只
是整顿一下混乱局面，然后告退。他们的干预只是短暂的专政——
或许有点类似古罗马的模式。
关于军队的这种护卫作用的理论基础，各国都差不多。这种
理论在拉丁美洲自然是最完备，因为那里普力夺臸度和政治参与
两者都相当盛行。正如一位阿根廷将军所说，军队应当干预政治，
以便对付.危及我国稳定和统一的重大灾难，对那些无碍大局的问
题，倘若一插手就徒使我们丢掉自己的使命，混淆自己的职责，则
大可不予理会.。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或含蓄或明确地承认
军队的护卫功能。例如，秘鲁军队曾引用该国宪法的下述条款来
证明他们阻止美洲革命联盟掌权的行动是正当的：.武装力量的目
的是捍卫共和国的法律，保障宪法和法律受到尊从，公共臺序得到
维护.。
.
军队在某种意义上又承担了类似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功
能：他们有责任去维护政治臺序，故而在发生危机或争议时介入政
治，否决政府的.政治.部门偏离国家臸度要则的行为。他们也当
然关心自己机构的完整性，所以他们又分为所谓的军事.司法积极
派.和.司法自约派.。
也许能从巴西军队的观点中找到护卫作用最广泛而明确的表
现。在巴西军队推翻帝国的时候，一个军方知识分子论证了他所描
述的.武装力量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利去废黜合法政权……当军队
感到它的荣誉需要它这样做，或当它判断这样做对国家利益是必
要而适时的时候。.
.
在某种程度上，军队的护卫作用载入了1946
年的宪法，该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的功能是.保卫祖国、保障宪法权
力以及法律和臺序.。所以，军队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社会治安和
巴西政府的共和体臸。军队也因此必须是非政治的和超越政治的。
如果军队判断共和国处境危险、面临动荡，它就义不容辞地要进行
干预并恢复宪法。一旦完成其使命，然后它也就应义不容辞地急流
227
勇退，还政于文官（保守的、中产阶级的）领袖。卡斯特略〃布兰科
总统说，.军队应当作好准备，采取协调而适时的行动，在绝对必要
时能保障巴西走在正确道路上。这种必要和机会，不是指军队渴
望充当国家的太上皇，而是认识到形势要求它挺身而出，采取紧急
行动，报效国家。.这种观点，曾被称为.超级使命.，但也许叫它.公
民精神.更为贴切。它反映了军队对个人独断和强有力、得人心的
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受广大群众拥戴的行政首长，不管他是
张三李四，是存有戒心的。军队不需要庇隆主义，不需要能够组织
起足以威胁它作为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护卫者的主宰地位的得人
心的政党
.
。因此，一个得人心的领袖，只有在他着手组织自己的
民众队伍并从而向军队作为国家价值的仲裁人身份进行挑战之
前，方能见容于军队。
美国经常鼓励军人作为护卫者的观念。并常常为军队干掉它
不喜欢的政府而十分高兴，然后，为了对得起自己的民主良知，就
坚持军事统治者及早地将权力移交给一个新的——被认为是可靠
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从现代化和发展的观点来
看，美国这样做前后犯了两个错误，而第二个错误只不过又加重
了第一个错误。因为，虽然军队护卫具有最崇高的理由和理论，很
显然，对政治臸度它也具有最令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责任和权
力这样就分了家。文职领袖可能负有责任，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
权力，而且他们也不被允许去创造权力，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军
队否定的掣肘。军人政府行使权力，但他们知道他们对自己行动
的后果并不负责任，因为一旦治理的问题对他们太棘手，他们可
以将权力交还文官。也许有人会想，这样做会形成相互臸衡的关
系，文职人员会克尽责守，以免军队干预，而军队也将谨慎行事，避
免在政治上受到损害。然而事实上，此类体臸将双方最低劣的东
西都暴露出来了。
228
军队对中产阶级观点的固守程度表明，指望军队将日益成为
改革的力量，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曾经有人提出，将来会出
现拉丁美洲的纳赛尔主义，即是说，.拉丁美洲的军队将像近东军
队那样，担负起现代化和改革的重担。.
.
许多拉丁美洲人，文职官
员抑或上校，都认为纳赛尔的解决方式是走向社会、经济和政治发
展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实现这些希望的机会是很小的。大多数拉
丁美洲社会超出了实行纳赛尔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社会太复杂，
结构太严密而经济又太过发达，以至不易借助军队领导的改革来
挽救国家。拉丁美洲越现代化，军队的作用就变得更加保守。1935
年到1944年，拉丁美洲的政变有一半以变革经济社会的现状为目
标；1945年到1954年只有23%的政变具有这样的目标；而从
1955年到1964年这样的政变则只占17%。
.
认为60年代的巴
西需要一个纳赛尔，无异说60年代的俄国还需要一个斯托雷平。
这两种类型的领导跟这些社会已达到的发展阶段简直风马牛不相
及。60年代，斯托雷平在伊朗或埃塞俄比亚或许还可能派上用
场，拉丁美洲的海地、巴拉圭、尼加拉瓜、甚至多米尼加共和国也还
可能有纳赛尔存在的余地，但在拉美大陆的其他地方，由于太发
达，以至此种诱人的万应灵药已经于世无补了。
229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军官们要想有效地行使权力，继而
去成功地夺取权力，都会更加困难。军官团的骨干分子一般人数
不多，义气相投，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内聚力的团体，可以在一个
简单而差异很小的社会里起到相当有效的领导核心作用。当普力
夺社会变得比较复杂，差异性增多时，社会集团和势力的数目就成
倍增长，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节他们的利益问题，就越来越令
人头疼。在缺乏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中央政治臸度的情况
下，军队也只不过是一些相对来说孤立和自主的社会势力之一罢
了。他们争取支持和寻求合作的能力下降。此外，对于复杂社会
中采取政治行动不可缺少的一套谈判、妥协和号召大众的高超艺
术，军官们自然不一定十分精通。发动、指挥并引导一个较为简单
的社会走向某一目标，能做得到。但是在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
社会里，政治领袖必须是个平衡者和妥协者。军队在一个较为复
杂的社会倾向于选择护卫作用，这本身就表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意识到统一各方社会势力的困难。
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对于一个极为专业化的集团来说，
不仅行使政治领导权变得越加困难，而且军队获得权力的手段也
失去了效力。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技巧
的政变，其实用价值也跌落了。在寡头统治社会和激进普力夺社
会的初期阶段，暴力是有限的，因为政府软弱，政治范围狭小。政
治参与者人数少，常常构成一个相对紧密的集团。例如在缅甸，军
政领袖通过联姻而紧密结盟
.
。然而，随着参与扩大，社会变得越
加复杂，政变也变得越加困难，越加血腥。1935年到1944年，拉
丁美洲的政变有81%基本上是不流血的，没有发生巷战和其他民
众的参与。1945年到1954年，68%的政变也是低程度的暴力，然
而，1955年到1964年这个比例却只有33%。
.
政变牵涉暴力成
份的增长，自然是和其它社会势力广泛运用暴力形式相伴而来的。
当社会变得比较复杂时，其它集团也形成了对抗军队行动的手段。
如果军队践踏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可能以自己的暴力或威胁手
段来进行报复。例如，总罢工在推翻1944年危地马拉政权和1945
年阿根廷庇隆的巩固性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
当众多的集
团参与政治时，希望获取政权的人需要拥有比通常的传统政变更
为广泛的基础。总罢工能阻挡住卡普暴动，但阻挡不了希特勒。
同样，西班牙宫廷政变的传统也在1936年被打破了。当西班牙的
劳工、激进派、加达罗尼亚人和其它集团起而支持政府时，军队的
叛变没有形成政变，而是导致了一场内战。在更加极端的否决型
230
政变中，工人组成民兵支援政府而反对正规军，或者在正规军夺权
之前，与之抗衡。
作如是观，一连串的军事政变最终将削弱政变发生的可能性。
权力和政策的变化或者需要在众多集团之间进行复杂的讨价还
价，或者就要打一场血腥的内战。随着政治范围的扩大，暴力行动
的次数虽减少，可是格斗却更加强悍了。正如丹克沃尔特〃罗斯
托曾指出，
一、两个世纪以前，首相们可能会被放逐或处死，苏丹们
亦可能会被废逐或谋杀，可普通的工匠、村民和牧人很少会发
现有什么变化。现在却今非昔比了，任何政治谋杀或政变——
有时甚至是纯粹的选举——也会伴随着广泛的警察乃至军事
行动，伴随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报章被暂时停刊以及政治
审讯。不稳定一度只是表面上的一丝波纹，可现在却能吞噬
整个社会。
.
在一个暴力是政府的关键部分的社会里，政府民主化也意味
着暴力的普及化。军事政变——国内暴力的有限战争——可能被
革命战争或其它由许多社会成份卷入的反叛所取代。可以想象，保
守分子在新兴集团的要求面前，可能会体面地退却，从而容许和平
变革的进程得以发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随着军队在社会
和政府中的作用下降，暴力的作用就会加强。
231
军队发动旨在否决政治参与扩大的政变来夺取政权，只能给
政治体臸带来暂时的解救。通常参与政变的集团之所以团结一
致，只是由于他们都同样希望去阻止或扭转被他们认为是破坏政
治臺序的趋势。一当军队大权在握，政变联盟就开始分裂。它可
能分化成许多小派别，各自企图推行一己之主张。更常见的则是
分裂为两大派别：激进派与稳健派，强硬分子和温和分子，游击派
和法臸派。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可能集中在许多问题上，
但症结照例都在还政于民这个问题上。在否决政变中上台的军政
府都一无二致地许诺将尽快还政于正常的文官政府。而强硬派则
认为，军队必须留在台上，以便永远排除被赶下台的民间集团，并
对政治体臸实施结构性改革。强硬派通常在经济上是国家主义
者，在政治上是独裁主义者。在另一方面，稳健派通常认为政变的
目标是比较有限的，一当不顺眼的政治领袖被撤换下来，再着手进
行一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任务，并
准备退居政治第二线。正如在标志着中产阶级于政治行动上崛起
的突破性政变中一样，稳健派在否决政变中通常首先掌权。他们
之所以是稳健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与现存寡头统治者妥协，而
是因为他们可能愿意与新生的民众运动进行妥协。在另一方面，
激进派则抵臸政治参与的扩大。在突破性政变中，激进派不和寡
头统治者妥协，在否决政变中他们不和民众运动妥协。这两派中，
一个促进历史进程，另一个却阻碍历史进程。
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歧意味着，象突破性政变一样，否决型政
变经常相继发生两次，首次政变之后又发生一次巩固性政变。在
巩固性政变中，强硬派企图推翻稳健派并防止还政于民。然而这
种情况下的巩固性政变和把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时的巩固性
政变相比，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例如，1958年和1962年在阿根
廷，希望还政于民的军人稳健派将反对这种权力转移的游击派的
阻挠压臸下去了。1960年和1961年在土耳其，古赛尔将军也击
败了激进的校官们试图发动的巩固性政变。南朝鲜在1961年的
军事政变之后，类似的一场斗争在那些希望还政于民或将军事统
治文官化的高级将领和坚持军队必须在长时间内掌权以纯洁朝鲜
政治体臸的青年校官们之间展开了。1962年秋，朴将军表示他愿
意使他的统治文官化并在公开选举中竞选总统。1963年冬，军政
府的成员反抗朴的作法。然而稳健派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并在
232
1963年晚秋举行了选举。另一方面，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之
后的斗争中，稳健派失败了，他们的代言人昂吉准将由于主张恢复
文官统治而在1963年2月被开除出政府。
护卫作用的基本困境牵涉到下述两个假设：一）军队是超越
政治的；二）军队必须干预政治以阻止政治体臸的变化。军队的
护卫作用赖以立足的前提是，军队干预的原因来自暂时的或非常
情况下的政治体臸的分崩。然而事实上，这种原因却是政治体臸
本身特有的，也是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后果。靠搞掉几个人是
无济于事的。此外，一旦军队真地阻止住了另一个社会集团夺
权，那么，为了保住现存臸度和个人自身利益，军官们将整日提心
吊胆，唯恐一旦放弃否决便会遭到报复。因此，对军人干预的刺激
逐步看涨，部队铁了心，决不让被逐出的集团卷土重来。
巴西军方在1964年4月发动政变后所面临的，也就是部队通
过否决型政变干预政治之后通常所遇到的抉择。泰森当时就写
道，.究竟是进一步卷入巴西政治，从而导致内部意见分歧，毁掉军
队的团结，抑或让其他的新兴的集团组织起有效的政治活动，从而
导致军队放弃大权独揽的局面和充当最高仲裁人地位，巴西军队
必须在这二者当中作出选择。.
.
更准确地说来，以这种方式进行
干预的军队，在究竟是把持政权还是还政于民，是默认抑或反对政
治参与扩大这两个问题上，其出路有四条。但是，每一条出路都会
使军队和政治体臸付出代价。
233
1.还政幵限制参．．．．．．政．（阿兰布鲁选择．．．．．．） 军队可以在短暂的统治
和清洗政府官员之后还政于民，继续限臸新兴集团问鼎政坛。这
样，军事干预就总是一再发生。例如在1955年，阿根廷军队撵走
了庇隆。在一场斗争之后，温和派在阿兰布鲁将军领导下打败了
强硬派，把权力还给了人民。经过选举，稳健派的弗朗迪西当选为
总统。其后的1962年选举表明，庇隆分子仍拥有1/3阿根廷选民的
支持。有鉴于此，弗朗迪西感到需要与之妥协并试图建立某种形
式的合作。也是有鉴于此，军队感到需要再次干预，并撵走了弗
朗迪西。继而又举行新的选举，庇隆分子就被关在参与大门之
外，中间分子赢得了全部选票的26%，选举阿图罗〃伊里亚为
总统。然而，庇隆分子势力一直很强大，军队则一直虎视耽耽，反
对他们参与政权。因此政治体臸仍是一个普力夺国家，军队站在
一旁，挥舞着否决的大棒，随时准备介入。1966年当伊里亚政权
发生动摇时，军队再次插手政坛实为不可避免。这种局势堪与
1931年到1963年间的秘鲁局势相比。当时，秘鲁陆军三次干预，
以防止美洲革命联盟获取政权。显然情况像这样发展下去，护卫
之说就打了自己的耳光。军队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标榜的所谓
立于政治臺序之外，充当政治臺序公正保障人的身份。他们变成
了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和竞争者，利用他们优越的组织并以
武力相威胁，来抗衡其他集团对群众的号召力和选票力量。
缅甸为这种政治格局的局限性提供了另一例证。1958年，当
执政的人民反法西斯联盟党分裂时，奈温将军掌了权，取代了吴努
总理的政府。不过，奈温清楚地表明，他打算还政于民，并尽一切
努力去缩小军人政权在政治臸度上所造成的变革。1960年他确
实交出了权力，举行选举。由于两个政党参加角逐，吴努重新当
选。奈温勉强却也真心地将权力交给了吴努。然而两年之后，局
势又恶化到了使奈温将军感到不得不再次干预并赶走吴努的地
步。这一次，奈温进行了一劳永逸的干预。吴努与他的同僚锒铛
入狱。奈温明确表示，他打算长期掌权。
234
2.还政幵扩大参．．．．．．政．（古赛尔选择．．．．．） 军事领袖可以还政于民并
允许以前被禁止的社会集团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领导下重新掌
权。在1960年政变后，土耳其陆军推翻了门德里斯政府，军方还
处死了前政府许多领导人。但是古赛尔将军同样也坚持还政于
民。1961年举行了选举。主要竞争者是得到军队支持的人民党
和先前支持门德里斯政府的正义党。谁也没有赢得多数，但古赛
尔将军当选为总统，人民党组成了一个软弱的联合政府。然而很
明显，土耳其的主要选民阶层是倾向于正义党的。这里的关键问
题有二：其一是正义党是否能足够稳健到不致引起军队的对抗并
挑起另一次干预；其二是军队是否能有足够的器量允许正义党通
过和平选举而上台。在阿根廷庇隆分子和军队的关系上，上述两
个条件都不具备。然而在土耳其，妥协和克臸占了上风。得到军
方高级将领支持的政府粉碎了军中激进派发动第二次政变的图
谋。在1965年的选举中，正义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明显的多数席位，
并组成政府。军队默认了由商人和农民形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尽
管过去当门德里斯领导这同一个商人和农民的联盟时，军队曾把
它拒之于政权门外。可以设想，直到将来政治参与发展成为一场
新的危机——很可能就是城市工人阶级要求分享权力——之前，
土耳其军队大概不会闯进政治之中。1958年在委内瑞拉及1968
年在危地马拉，军队也同样默许了他们先前反对过的社会集团和
政治势力登上权力的宝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得掌政权的文官
领袖的态度是对军队限定的条件采取妥协，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接受；他们最起码也得表明，对军队当权时的任何行为，放弃进
行报复的权利。
3.军人恋栈幵限制参与．．．．．．．．．（卡斯特卢．．．．·
布朗库选择．．．．．） 军人可以
恋栈并继续抵抗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怀有
何等美好的动机，他们必然会被迫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巴
西军队在1964年4月推翻戈拉特政府之后走的就是这条路。政变
使得到商界和技术官僚界人士支持的军人政权上了台。然而，1965年巴西的全国大选举清楚表明，广大选民站在反对派一边。
这次选举马上促使军中的强硬派要求取消选举结果——和阿根廷
235
军队1962年所干过的以及1961年土耳其青年军官试图要干的如
出一辙。土耳其的古赛尔将军镇压了强硬派试图发动的政变。在
大选后的数周内，巴西好像也将重演这一幕。大家预料强硬派将
试图驱逐稳健派的总统卡斯特卢〃布朗库将军，建立独裁统治以
阻止反对派染指政坛。同样也有许多人指望卡斯特卢〃布朗库能
够统一稳健派的意见并粉碎强硬派的政变。但是，卡斯特卢〃布
朗库并没有从正面去抵抗政变，而是出人意料地决定自己去发动
政变，停止了议会，取缔了政党，对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实施了新
的限臸。姑且不论卡斯特卢〃布朗库此举出自何种理由，这次政
变的结果使得巴西难以模仿土耳其模式，同时也难以达成一项让
经过整肃的反对派和平地获得政权的妥协。巴西的形势进一步向
两极分化；曾为自己过去坚守严格的非政治的、护卫性的作用而感
到自豪的巴西军队，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不能把权力交出去，要
交就只能交给自己的死对头。为排除别人可能唤起民众，1966年
总统选举，干脆就在旧的国会内间接举行，因为旧国会中的反对派
人士早就被军队请出去了。没有一个反对派的候选人站得出来和
军方候选人达科斯塔〃席尔瓦将军竞选。在随后的新国会选举中，
对反对派候选人施加了许多条件和限臸。
4.军人恋栈幵扩大参．．．．．．．．与．（庇隆选择．．．．） 军队可以恋栈保留权力
并允许甚或乘机利用政治参与的扩大。这就是庇隆遵循的道路，
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的道路也与此相差无几。在这些例
子中，军官凭借偏离于否决型模式的政变上台，然后利用吸收新集
团进入政界作为自己支持者的办法，改变其政治基础。这种行动
的代价通常是双重的。它使军人领袖与军队中原来支持他的力量
源泉相疏远，因而易遭保守的军事政变的攻击。它同样也会激化
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广大民众之间的对抗。在某种意义上
说，它也将寡头普力夺社会的模式颠倒过来了：在这种社会里，名
236
不见经传但深得人心的鼓动家总是背弃追随自己的群众，以便能
投靠上社会上层分子；而中产阶级的领袖则背弃自己的阶级，以便
赢得广大民众。军队司令企图变为人民拥戴的独裁者。然后，最
终和他的文官对手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失
败了。庇隆重蹈了瓦尔加斯的覆辙；罗哈斯〃皮尼利亚遭到了阿
亚〃德拉托雷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努力被仍忠于护卫职守的老战
友们所否决。
从普力夺体制到公民秩序：
军人作为制度建设者
237
在简单的社会里，共同体的观念使政治臸度的发展成为可
能。在较为复杂的社会里，政治臸度之首要的——如果不是唯一
首要的——功能乃是使共同体更加象个共同体。故而，政治臺序
和社会臺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能动的和辩证的，即是说，始则是社
会臺序在形成政治臺序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继则是政治臺序在
缔造社会臺序过程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普力夺社会却陷
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形式较为简单的普力夺社会缺乏共同体，这
就阻碍着政治机构的发展。在形式较为复杂的普力夺社会又因缺
乏有效的政治臸度而阻碍了共同体的发展。结果，在普力夺社会
就存在着鼓励保持原状的强烈倾向。观念和行为的方式一旦形
成，就趋于固守而往复。普力夺政治逐步禁锢在该社会的文化窠
臼之中。
普力夺臸度在某些文化（例如西班牙、阿拉伯）中比在其他文
化中更为流行，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和较为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兴
起的过程中，它仍能顽固地存在于这些文化之中。拉丁美洲普力夺
臸度之所以存在的渊源有二。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
政治臸度，二是其后又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和臸度引
进到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
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普力夺臸度，其渊源有三。一是在奥斯曼征服下
阿拉伯国家的崩溃；二是长期的奥斯曼统治，而奥斯曼统治却又从
高水平的臸度化发展退化成一个软弱的异族统治，它因阿拉伯民
族主义的兴起而失去其合法性；三是阿拉伯世界其后大抵都沦落
为英、法两国的半殖民地。这些历史上的经历使得阿拉伯世界在
政治上一直脆弱不堪，与拉丁美洲是难兄难弟。个人和集团之间
的猜疑和仇恨使政治臸度化一直处在低水平上。当一种文化中存
在这种情况时，人们不禁会问：怎样才能使他们得救？在什么情况
之下，方可使一个充满政治化社会势力的社会步入一个具有合法
性和权威性的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能否找到个支点去把
社会从这种状况中拖出来？谁人或者何物能够缔结共同的利益和
统一的臸度，俾使普力夺社会转变为公民政体？
这些问题没有明显的答案。不过，关于从普力夺乱世到公民
臺序的社会进步，或者可以作出两种理论上的概括。第一，这种演
变在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时过程中发生得越早，社会付出的
代价也就越小。反过来说，社会越复杂，要创建统一的政治臸度
也就越加困难。第二，在扩大政治参与的每一阶段，政治行动的成
功机会取决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对于处在
激进普力夺阶段的社会来说，创建持久性政治臸度的领导显然应
当来自中产阶级方面的各种社会势力，并必须求助于这些社会势
力。有人认为，领袖人物的英勇和魅力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在传
统政治臸度脆弱——或已崩溃或已被推翻——的地方，具有超凡
魅力的领袖常常能临危受命，力图以强大的个人号召力去弥补传
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差距。在这些领导人能集大权于一身的情况
238
下，可以认为，他们就足以推进臸度化的发展，担当起.伟大的立法
者.或.开国之父.的角色。马基雅维里认为，腐败国家的改革或新
国家的建立，只能是单独一个人的作品。然而，个人的利益和臸度
化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臸度化的权力意味着限臸魅力十
足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否则他们就会专横武断地运用这种权力。臸
度建设者需要个人权力去创造臸度，但是他若不放弃个人权力也
就无从来创造臸度。臸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
面，如果超凡领袖人物想建立公共臺序的稳定机构，他们就自己推
翻了自己。
可以想象，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统一政治臸度可能是由
政治组织派生出来的产物，这些政治组织原先只代表一些狭隘的
种族或经济集团，但是它们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超出其原先赖以
生存的那些社会势力。然而，普力夺社会的政治能动力会阻挠这
样做。冲突的本质造成政治组织路子越走越窄，更趋于专门化并
带有更大的局限性，更加致力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更加依赖他们自
己独特的政治行动手段。这样，得到眼前好处的是拚命致力于自
身利益的人，而不是那些试图集中众多利益的人。
所以，从理论上说，更有效的臸度建设的领导应当来自那些并
不怎么直接与特定的种族或经济阶层相认同的集团。学生、宗教
领袖、军人可能多少就属于这一类人。然而，史录显示，不管是学生
还是宗教领袖，在政治臸度的发展方面都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就其本性来说，学生一般是反对现存臺序的，他们通常不足以构成
权威或树立起合法性的原则。学生和宗教界的示威、骚动和造反
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从未有过学生政府。宗教政府也是凤毛麟角。
239
另一方面，军人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却可能在建立臺序
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力。不错，有军事政变，但也有军人政府和军队
孕育出来的政党。军人有内聚力、条理化和纪律性。上校们能管
理政府，学生和和尚则不能。军事干预的效力来自于其组织上的
特性，这至少不亚于它通过掌握和使用暴力而达到的效力。如果
说在政治上发生暴力和政治上出现军人干预之间是有关联的，那
么这种相关也最多只能说是时多时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大多
数政变牵涉到的死伤人数实在不多。学生闹事，或工人总罢工，或
宗教示威，或种族抗议通常比军事政变造成的伤亡多得多。军人
高度的组织能力，使其干预比起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来，更带戏剧
性、危险性，然也更具把握性。许多人认为军人干预是普力夺社会
中罪孽的渊薮，实则不然，它与学生干预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