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偶然间发现《新语丝》2014年3月15日，“网里乾坤”栏目里，刊登了一篇肖舜旦写的评论，“《丰乳肥臀》：怎一个‘黄’字了得？——莫言病态美学趣味剖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
ddwx/2013/0824/90532.html，以下简称“《黄》文”），原文发表在2013年8月23日的“共识网”上。标题常常是文本的眼睛，使用一个“黄”字，来剖析《丰乳肥臀》所谓的“病态美学趣味”，恰恰折射出作者自己病态的美学观、批评观。联系作者其他一些相关主题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的出炉是完全合符其自身的思维逻辑的。
什么是“黄”？不外乎就是作品中的性爱、色情描写。描写色情、性爱就是“病态美学趣味”？这种论调常常在文革年代里不绝于耳。那个时代把《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等描写性爱、色情的作品，一律踩在脚下。光看作品描写的题材，不分析这种描写背后的文化取向，就来判断一部作品的美学趣味，我们恍若穿越时光进入了那个文革时代。
著名评论家王云缦先生，在评论电影《红高粱》时认为，它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常有的艺术震撼力。“这种艺术震撼力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它对一般具有凝重、传奇色彩的生活，作了独特而深刻的发掘；二是采用了极富造型力的电影语言，创造出电影艺术所特有的审美意境。”“艺术真实可以有多种形态。不少影片贴近日常生活，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发掘真和美，这是一种真实。而《红高粱》以第三代人回叙老奶奶古老故事的口吻，将一段人所鲜知的、奇特的生活展现在银幕上，也自有其真实的价值。人们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着劳动者的创造力、抗争力，以及民族的凝聚力。”“影片中出现的这种对原始劳动和生活方式的‘崇拜’，在世界乃至我国不少作品中成为一种风尚。但，我以为问题不在取材和表状，而在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和态度。《红高粱》意在从这些古老、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形态中，发掘出那些被扭曲、仍不失劳动者本色的人物精神美，力度美。”（王云缦.富有艺术震撼力的电影《红高粱》[J].红旗杂志，1988（6）.）可见，“一个‘黄’字了得”，是一种对作品极为肤浅的概括和聚焦。
任何角度、品味、格调的解读都是自由的。它是评论者的一种艺术再创造。我们应该允许各种评论声音的展示。但是，任何人的评论都将无法改变作品自身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一个作家所讲的故事一旦形成文本，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它不再受作者解释的影响。作品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连作者自己都不能完全意识到。保罗·李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本。“一旦一个讲话被记录了下来，它就脱离了这个讲话者和产生讲话的情景。”“文本从情景中脱离出来被称作距离化。文本具有的意义与原作者的意图无关。……原作者的意图就不限制文本可能被解释成什么意义，而且任何读者的独特理解也不会限制文本本身想说什么。一旦写了下来，文本就可被任何有阅读能力的人利用，提供多种可能性——而且多次阅读（意义）是完全可能的。”（[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明，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78.）这就是作品大于思想，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审美等信息是极为丰富的，必然会远远超越作者自己的主观意识。
任何文学故事都不会限制读者的个性化解读。文学故事中的形象必然包含不同程度的未定性，因为它是意义的意向性投射。文本中不可能使用许多细节来填补所有“间隙”和“空白”。无论多少细节或暗示都无法消除未定点。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个人物或场景，都包含着无数的未定点。因此，读者最重要活动就在于排除未定点，填补空白或文本中的图式化环节。这个过程英加登称之为“具体化”。没有这种具体化过程，文本及其表现的世界就不会从图式化结构中呈现出来。任何的具体化都同读者的个人经验、心境和其他偶然因素相联系，是一种读者个体的独特介入，因此必然纷繁多样、各呈异趣，决不会存在相同的具体化，即使它们是同一读者具体化的产物。作品的意义决不是文本中固有的，而是从阅读的具体化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种具体化也不是主张文本意义阐释的无限性和随意性，恰恰相反，“文学作品意义的具体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它遵循着沉淀在审美原则的形成与变化中的特定‘逻辑’。”（[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85.）如果离开了读者的介入，它无法产生独立的意义。文本的意义产生，只有靠读者阅读的具体化才能实现。文学文本只是一个空筐，它需要读者往里充填意义和内容。文本本身的价值和视域是有限的，而读者的具体化结果和充填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则是无限的，读者的视野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离开了读者，任何文本都无法存在，只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学作品。
二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评论者莫衷一是，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黄》文例举军旅作家彭荆风《莫言的枪投向哪里?——评〈丰乳肥臀〉》文中的观点：“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并说这种立场代表了那时许多老一辈作家文人的共同立场，著名的就有陈荒煤、刘白羽、端木蕻良、程代熙、纪鹏、柯原、陆宁等。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单纯的以政治立场来否定一部作品的态度自然显得有些迂腐甚至可笑。”这种所谓鲜明和激烈的批评“很快就成为明日黄花了”。
其实，当时不少著名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评论。所谓《丰乳肥臀》“黄”字了得，也是老调重弹而已。为了尊重评论者的人格，还是匿去姓名展示一下有代表性的言论吧。
《求是》杂志主办的《红旗文稿》撰文批判莫言污蔑中共“共产共妻”。“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有人认为刊登《丰乳肥臀》，“现在的文学圣坛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悲。”
“《中国航空报》除发表莫言那篇文章，还登了一批捧场摘语。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培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对《丰乳肥臀》的批评非常好，非常必要。现在文学界的确有股歪风，香的香不了，臭的臭不下;良莠不分，甚至黑白颠倒。”
“这次看了你们的会刊，使我有瞠目结舌之感，就像听见《废都》作者自己划框框删节一样。《金瓶梅》是后人作的删节，作者本人自己删节也确实费解，你不写就行了，这不是故弄玄虚吗?说故弄玄虚还是褒词，实际是故意引诱青少年想入非非。现在有些所谓文学作品没法说。”
“我觉得《丰乳肥臀》获大奖是可悲的。”
“如果让这一类的作品充斥文坛，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就会变色了。建议对《丰乳肥臀》的讨论和批评，要造成更大的声势，像‘严打’一样，刹一刹这股歪风。”
“关于《丰乳肥臀》的讨论文章，我认为彭荆风的写得最好，汪德荣的文章我最欣赏的是：‘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我们的文人(且不说还是个军人)竞堕落到如此(包括政治上的堕落)地步。”
（佚名.听《大家》的，还是听大家的?[J].云南当代文学，1996（32）.）
但是，谁也无法遮掩一些有头脑、有良知评论家的真知灼见。刘再复：“莫言的深邃精神内涵和‘莫言’这个名字所呈现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在政治高压之下，有这种勇气和水平很不简单。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也都直面中国国民性的黑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唤，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火热的正义感与道德感。”“小说中的中国人是那样贫穷，那样可怜，那样卑微，那样悲惨，那样无助；而站在中国人头上的乡村小官僚又是那样凶恶，那么残忍，那样虚伪，那样狡黠。读了莫言小说，再麻木的心也会哭泣。”“莫言在写作中把个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发挥到极致。作为作家，莫言时而像大魔术师，笔下的语言魔术、情节魔术、主题魔术、手法魔术等变幻无穷；时而像“撒旦”，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讲起故事更是“颠覆性叙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完全颠覆了。”“莫言的代表作全是既有现实的深广度又有想象的视野。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在这里。他的震撼力来自开掘现实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莫言给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迪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的创造完全可以像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手法均推向极致，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应是文学创作的文本策略。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全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丰乳肥臀》，此部长篇把《红高粱》的历史解构推向极致，尤其是把中国人种退化的叙事推向极致。这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薛莉，陈亦珈.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EB/OL]. FT中文网.[2014-03-2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541.）
下面，是《作家》杂志给予莫言10万元大奖的评委们的中肯评价：
徐怀中：“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像的巨流，即或可以指出某些应予收敛之处，我仍然认为是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五十万言一泻而下，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苦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写得尤为真切凝重，发人深思。”
汪曾祺：“这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这是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书名不等于作品，但是书名也无伤“大雅”。“丰乳”、“肥臀”，不应该引起惊愕。”
谢冕：“大地和母亲的永恒的颂歌，作家的执著相当感人。这篇小说在历史的纵深感、内容的涵括性，以及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方面，标志着莫言创作的新高度。”
苏童：“我欣赏此作所保持的莫言一贯的泥沙俱下的激情，这种激情中有金子的闪光，有对民族、人类、社会的宽阔的审视角度，尤其众多的女性形象所投注的母子之爱，这种爱经过变形、夸张，但仍然是有深度的，富有诗意的。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会引起歧义，但这不应影响对小说本身的价值判断。”
刘震云：“《丰乳肥臀》以浑浊而堂皇的笔触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文风恣肆汪洋，时出规范，是部风格极端个性化的作品。鉴于《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是莫言在文学情感与世界通道上极富总结性和伸展性的并富于大家气派的作品，我同意将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颁予莫言。”（佚名.听《大家》的，还是听大家的?[J].云南当代文学，1996（32）.）
百度百科：小说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生命的沿袭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在小说中既表现为“种”的生殖与繁衍）。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真实，不带任何偏见，再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小说中通过母亲，含辛茹苦、艰难的抚育着一个又一个儿女，并且视上官金童为生命一般重要，其用意在于说明：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是第一本位的，“种”的繁衍生殖（即上官金童的重要与受宠）自然就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生命的承传、沿袭是人类赖以永恒存在的源泉。小说揭示了：人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美的主体、生命的承传、延续是当最受到礼赞的。没有生命的宇宙和世界，无论美与丑、纯洁与肮脏、卑鄙与高尚，都不再具有意义。纵观整篇小说，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力度与厚度的作品，它蕴含了作家对生命、母亲、历史的深沉思索，对于社会历史与时代问题的独特、新颖的思考与探索，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与独创性。
那么，《黄》文自己是如何评价《丰乳肥臀》的呢？评论认为：所谓“史诗性”的深刻、母爱的“伟大”以及对于女性的“赞美”之类，犹如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实全属别有用心、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完全可以归于现代“莫言神话”一类。《丰乳肥臀》体现的思想价值观极其暧昧，或者说极其混乱。我们几乎找不到作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代表真善美价值的东西，其负面因素也远远大于其正面意义，充其量是一个鱼目混珠、妖魔化了的现代文学怪物。但又不得不承认，最终还是“赞美”的声音占了上风。
《黄》文篇末竭力推崇的两位评论者的言论也是极为片面的。他认为李建军在《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中的观点，即“在写作过程中，他缺乏最起码的自我约束和朴实态度，有一种刻意为之、故意卖弄的倾向；他更喜欢天马行空的臆想，而不是脚踏实地的体验和观察；……他总是想用可怕的画面和极端的事象来吓唬人，总是想给人留下心惊肉跳的恐怖感觉和深刻记忆。莫言对人性中凶暴而狰狞的一面特别迷恋，这便使他在自己的叙事中，过多地渲染了人性的黑暗，过多地叙写了生活的腥秽，——他以夸张而简单的方式，以令人惊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无情、恣纵无忌、心智残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蛮、畸形变态、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批评莫言的观点中最全面、深刻，最一针见血的评论。这种评价可以说让人嗤之以鼻。
另一位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观点：“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一个普通人都不会如此，更不要说还是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他没有思想，这是简直就是小孩梦话。除非他是一个老年痴呆。莫言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艰难思想探险。莫言说“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顾彬就信以为真了？这是一句充满潜在话语和隐喻的表达，浸透着深刻的复杂思想。
还是让我们看看有见识的西方评论家的中肯观点。据东方网记者蒋泽2012年10月12日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在西方读者眼里究竟是什么样？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2005年5月号的《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是对莫言最中肯的评价。他这样介绍莫言：“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的莫言，借助残忍的事件、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崇拜、自然描述及意境深远的隐喻，构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平台。”“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丰乳肥臀》一开始，我们就见证了两种难产，一个是一直生不出来、痛不欲生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另一个是一头黑驴的头胎初养。”“这些活跃得有些异常的比喻，如果称不上伟大，也算得上是相当有野心的一种追求了。莫言的小说试图以一个不屈的女性形象，来包容1900年以来主要的中国历史。”“放纵虚弱自私的本性以及天然的诗性，对人间地狱的社会展开批判。”葛浩文教授（莫言作品英文译者）在导言中阐释说:“莫言通过对男主人公无情而又真实的描写，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所看到的人种退化及中国人性格的衰弱上。”他还说，在如此众多的混乱闹剧中，在乳房的猥亵描写中，这种道德历险丧失了。疲惫不堪的读者终于明白，在开始于封建统治苟延残喘的上一世纪里，中国存在的宿命性苦难，与《我的帝王生涯》（苏童）描绘出的帝国苦难巧妙地吻合。《我的帝王生涯》和《丰乳肥臀》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古代的，一个是20世纪的，都充满了杀戮、痛苦、饥荒和洪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又加上惨无人道的苦役。他们放纵虚弱自私的本性以及天然的诗意，使他们得以对这个人间地狱的社会展开批判。
三
《黄》文对莫言所谓“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说法的理解，可谓是门缝里看人，用浅薄去揣测智慧，显示出作者的混乱逻辑和愚昧无知。《黄》文理解的审美判断是：在文学的面前，世上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即便神圣如“上帝的金杯”，文学照样使它丑态百出，穷形尽相，而这正是文学的职责。以此来观照莫言的美学特点：“撒尿”、“叛逆”与“审丑”，三者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个整体。接着连篇累牍地加以发挥、抨击，评论者对“上帝金杯”的崇拜袒护、顶礼膜拜可以略见一斑。
“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涉及到文学的根本功能。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为了疗伤、揭露、质疑、启蒙、宣泄、警示等。文学绝不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颂扬、歌功、美化、迎合、献媚、捧场、粉饰等，绝不会成为文学的主调。正如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讲话所说：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莫言. 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 [EB/OL].
2010-12-04.[2014-04-02].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702293.)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是一种文学的比喻，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莫言这个说法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文学不是卫道士，而应该干预社会，扬善抑恶，颠覆僵化传统，挑战现存秩序。
《黄》文认为莫言的美学特点：“撒尿”、“叛逆”与“审丑”，三者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个整体。这种说法充满混乱的逻辑，三者是并列关系的逻辑对象吗？尤其是对其中的“审丑”理解，更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黄》文所谓的“审丑”，就是“不惜一切地亵渎神圣，亵渎崇高，并以‘亵渎’为美，以‘淫邪’为美，纯粹自然主义的以‘丑’为美，甚至以‘丑’为‘真’，为‘善’”。“审丑”就是以亵渎、淫邪之类的丑为美？《黄》文作者根本不懂得美学上“审丑”的真正含义。这种论调纯粹是对美学思想的无知和亵渎。“审丑”是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百度》“审丑”条目明确写道：“以一部《丑的美学》而被奉为现代丑学开创人的罗森克兰兹说，‘吸收丑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丑’。丑只能代表人性的负面，是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扭曲与异化。作家应当具有‘精神的明辨力’，要担负起义务与责任，以审美态度去审视、选择、提炼‘丑’。只有当丑与恶成为被人掌握的积极力量，即通过对丑恶事物的厌恶，唤起对美与善的渴望与追求的时候，丑才能有审美价值。”（百度百科.审丑[EB/OL].[2014-04-0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xb611-goJJ_LDS_8xDYBrV_rD9VnI7avp2ysgccYPr0_z34IZZhi_DQ2fZ6y8SJssVoU_ur0Yq0pnvdUup4j_.）“审丑”决不是单纯为了刺激和震撼，为了标新立异，夺人眼球，它与审美的终极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真、善、美。
四
莫言在《丰乳肥臀》的序言里写道：“此书不仅是献给我的母亲的，也是献给天下母亲的。我知道这样写更会被某些人耻笑甚至是辱骂，那就请吧。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尽管这样一个母亲与以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差别甚大，但我认为，这样的母亲依然是伟大的，甚至，是更具代表性的、超越了某些畛域的伟大母亲。”
莫言已经为这部小说确立了明确的基调。下面让我们来看看《黄》文是如何误读和曲解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叙述的。他通过所谓一个中学生的“童言无忌”，“莫言的小说怎么这么‘黄’哈，比郭敬明、韩寒‘黄’多了”，得出了结论：“中学生的看见了‘黄’，却歪打正着地击中了它的致命软肋，何况，顺着这‘黄’色挖掘下去，作品中穷形尽相的千姿百态、林林总总的污泥浊水，又怎一个‘黄’字了得？”《黄》文只看到一些所谓的“黄”的表象，而对这种表象下面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麻木不仁、一无所知。
《黄》文是如何颠覆作品中上官鲁氏的伟大母亲形象？他说：“首先，上官鲁氏的家庭就完全缺乏传统中国家庭的那种朴实敦厚和睦的氛围，而是一种典型的暴力、残忍、病态的‘地狱’式环境。这个家庭的男人既无能又邪恶（犹如吾乡方言中的‘又蠢又恶’），而当家的上官吕氏也是能干中充满一种暴戾邪恶的魔鬼气息，对儿子、丈夫完全缺乏一种母性或女性的情感，而是像魔鬼一般的控制丈夫和儿子。而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伟大”的母亲上官鲁氏，自然也少不了一种暴力邪恶的基因。”莫言还让她生生杀死了她的疯癫的婆婆。婆婆当时或许是出于喜爱亲吻的目的紧咬住幼童上官玉女的耳朵不放（因为婆婆已经疯了），孩子当时吓得直哭，生命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母亲是出于解救玉女的目的而杀死婆婆的。整个过程中母亲是充满了一种报复仇恨的心理，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深刻地说明了上官鲁氏具有一种报复杀人的潜在动机及其暴戾凶狠的一面了。莫言明显觉得不过瘾，所以，特别在小说的主线叙事结束之后，在结尾特意辟上几个“专章”来为母亲的形象进行一番“情色”的涂染，以所谓被迫“借种生子”的名义，让母亲的形象沾染上许多潘金莲式的淫荡妖冶气息，以满足他的性幻想的张扬恣肆，而这正是莫言的强项。
把上官鲁氏与婆婆上官吕氏、丈夫上官寿喜的“暴戾邪恶的魔鬼气息”相提并论，完全是是非不分，抹杀了封建压迫与被迫反抗的区别。上官吕氏和上官寿喜是封建压迫的凶手和工具，他们本身也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而上官鲁氏失手打死了婆婆上官吕氏，完全是一种长期遭受虐待后火山喷发式的反抗。
看看作品中上官鲁氏是如何受到婆婆及丈夫施虐的：初夏，八年没有生养的上官鲁氏，生出她的第七个女儿上官求弟。上官寿喜冲进屋，掀起破布一看，往后便跌倒了。他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抄起门后捶衣服的棒槌，对准老婆的头砸了一下子。鲜血喷溅在墙壁上。这个气疯了的小男人，恨恨地跑出去，从铁匠炉里夹出了一块暗红的铁，烙在了妻子的双腿之间。一股焦黄的烟雾蹿起来，烧焦了毛发和皮肉的臭气弥漫全屋。母亲惨叫一声，便滚到了炕下。她的身体弯得像弓背一样，在地上抖动着。
上官鲁氏在什么情况下打死上官吕氏的，情景清晰地映在她的脑海里，虽历久而弥新。
那时母亲正拖着肿胀的腿在院子里清扫羊粪，突然听到从正屋里传出一声尖叫。她扔掉扫帚跑回屋，看到上官吕氏用她枯藤般的手臂搂住上官玉女的腰，那张缺失了门牙的嘴，含住玉女的耳朵，像羊羔嘬奶一样，巴唧巴唧地嘬，或者说是咬。当时上官玉女发出的尖利可怖的哭嚎激起了母亲对上官吕氏的满腔怒火，新仇旧恨，涌上她的心头。她记得自己怒骂着：老畜生啊！玉女像杀猪般嚎叫，上官吕氏的嘴还在蚕食着她的耳朵，巴嗒巴嗒的，仿佛在咀嚼一块咬不烂、咽不下的滚刀肉。母亲手足无措地团团旋转着，嘴里无伦次地胡骂着，而此时，玉女的喉咙业已哭哑，身体的挣扎也显得软弱无力了。就在这时候，那根粗大的、光滑的擀面杖从瓮后滚出来，好像一个成了精的活物，自动地跳入母亲的手中。想当年上官吕氏曾卡着它擂打上官鲁氏的脑袋和屁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天旋地转，尊卑颠倒，母亲卡着它感到得心应手。她迷迷糊糊地抡起擀面杖，擂在上官吕氏被揪去了白毛的头顶上。这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行凶打人，自然也是第一次听到棍子打在秃头上的奇特声响。咯唧！是不响不脆的、令人牙碜的声响。她感到擀面杖在掌中抖动了几下，从婆婆的肉头上反弹开来。那肮脏丑陋的头顶上明显地被擂出了一道半圆形的凹痕，像棍子擂在柔韧的面团上留下的痕迹。上官玉女在上官吕氏痉挛着的沉重躯体压迫下，发出了垂死挣扎的尖叫。母亲双手抡起擀面杖，噼噼啪啪地打下去，对准上官吕氏那胶泥般的脑袋。
接着通过上官鲁氏咒骂，揭示了她所遭受到的非人待遇：她越打越有劲，越打越生龙活虎，越打越神采飞扬，随着棍子的频繁起落，嘴里也嘈嘈不休地骂起来：“老混蛋，老畜生，你也有今天？自从我嫁到你们家，吃了你多少苦头！你让我吃剩饭，你让我穿破衣，你不拿我当人，你用这擀面杖打破过我的头，你用滚烫的火钳烫烂了我的腿，你唆使儿子作践我，吃饭时你夺过我的碗，你骂我只会养女孩给你们上官家断了香火绝了根，不配吃饭，你把一碗热菜粥泼到我脸上，烫了我一脸燎泡，你心狠手毒啊，老东西，你知不知道你那儿子是个骡子？你们一家人把我逼上了绝路，我像只母狗一样翘着尾巴到处借种，我受尽了屈辱，我为你们上官家，遭了多少不是人遭的罪啊，你这老畜生！”
母亲的棍棒和压抑了几十年的仇恨冰雹般落到上官吕氏的头上，她的身体渐渐瘫软，瘫软成一摊臭气逼人的腐肉，成群的虱子和跳蚤从她的身体上乱纷纷地，或爬或蹦地逃离了。腥臭的、腐乳状的脑浆从她的被打裂的脑壳里迸溅出来。母亲剥开上官吕氏鹰爪般的手指，把奄奄一息的上官玉女解救出来。上官玉女的半轮耳朵被上官吕氏没牙的嘴咀嚼得粘粘糊糊，好像一块霉变的薯干……
读者如果仔细读读作品，就可以得出结论，究竟是谁受到了虐待和欺压，究竟是谁暴戾和凶狠？我们该站在上官吕氏和上官寿喜一边，还是应同情上官鲁氏？给上官鲁氏扣上一个“报复杀人”的罪名能够成立吗？
《黄》文接着还说，“特别在小说的主线叙事结束之后，在结尾特意辟上几个‘专章’来为母亲的形象进行一番‘情色’的涂染，以所谓被迫‘借种生子’的名义，让母亲的形象沾染上许多潘金莲式的淫荡妖冶气息，以满足他的性幻想的张扬恣肆，而这正是莫言的强项。”这种评论观点如果不是浅薄无知的话，就是刻意掩饰、歪曲小说的深刻立意。上官鲁氏的八次借种，究竟是为了尽快生养一个男孩摆脱自己苦难的命运，还是《黄》文所谓的“放纵淫乐的苟合”、“色诱”、“迷恋式的偷情”？这种评论的口气，完全是一副封建卫道士面孔的腔调。评论者不仅不同情上官鲁氏在那种年代中的苦难遭遇，而且对上官鲁氏在借种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对爱情的某种向往和追求，进行肆无忌惮的性幻想。这个“借种生子”，完全是被封建观念所逼。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上官吕氏对上官鲁氏说：“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你立马就是主。我说的话你信不信？信不信由你，其实也由不得你……”它导致了上官鲁氏坎坷悲惨的经历，受尽了蹂躏和苦难。甚至包括上官吕氏和上官寿喜，也是这种封建观念毒害的牺牲品。我们可以说，恰恰是评论者在看这部作品时，具有张扬恣肆的“性幻想”。
《黄》文认为，她的众多女儿总是在每个不同时期都能分别与当时的得势者或出类拔萃的“能人”发生恋情，因而使一家人的生活得到接济甚至有了充分的保障。至少这些当时当地的“精英人士”的强大背景以及提供的巨大经济帮助，使得母亲获益不小，其生存条件远远优越于其他普通的民众。某种意义上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并非贫困挣扎中的善良母亲的代表，而是具有特权背景的上层家庭生活主妇的象征。她的一个个女儿们的滥情纵欲的表现就绝不能作为她“伟大”母性教育的“优秀”例证；其次、这些女儿不分善恶是非的疯狂追逐各类“精英人物”，包括汉奸、土匪头子、共产党干部等，也不能为她的“伟大”的母亲形象添彩；其三、母亲最钟爱的宝贝儿子金童，其实是一个最病态、变态也最无能的人物，一个“伟大”的母亲倾其一生之爱，结果不过就是产生了这么一个顶级“废品”？这是不是有些太离谱！此外，在哺育金童的过程中，乳液也从来只向金童输送，而孪生姐姐玉女却不曾享受过一滴母乳，这种典型的重男轻女的偏颇狭隘观念与母爱的朴实、善良、无私也是距离遥远的。
我们怀疑《黄》文作者是否仔细阅读了这部小说的全文，竟然得出如此歪曲作品原意的结论。作品中的八个女儿是否都是“滥情纵欲”、“不分善恶是非”，疯狂追逐各类“精英人物”？大女儿和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私奔，解放后重新嫁给残疾军人孙大哑，受尽肉体虐待，爱上被拉到日本做劳工的鸟儿韩，生子鹦鹉韩，后因情杀被处决。二女儿丈夫为抗日别动大队司令司马库，最后在交战中中弹死亡。三女儿深爱的鸟儿韩被俘虏去日本后精神错乱，后嫁给孙不言，坠崖而死。四女儿因战乱饥荒将自己卖进妓院救治全家，反右后返村途中被公社干部洗劫财产，又遭受批斗，旧病复发而死。五女儿嫁给政委鲁立人，担任过卫生队长、区长等，文革中自杀。六女儿爱上美国飞行员巴比特，婚后被鲁立人俘虏，逃亡途中被一寡妇带到巴比特藏匿山洞，寡妇拉响手榴弹三人同归于尽。七女儿4岁时卖给流亡的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做养女，反右运动时期被打成右派，在农场改造时因饥饿暴食生豆饼胀气而死。八女儿天生失明，三年困难时期投河自尽。这些女儿的悲惨遭遇，正折射出那个时代民族的灾难，而《黄》文作者基于自己的审美趣味出发，看到的却是她们所谓的“滥情纵欲”，她们的无奈、苦难、屈辱、迷茫却一概视而不见。而且，还使用一些简单僵化的政治符号，如“汉奸”、“土匪头子”、“共产党干部”等，来判断作品中人物的是非、立场和态度，来划分鲜明的阶级阵线，做出好恶的判断。并从而得出上官鲁氏“亲近国民党”而“疏离共产党”，“并非贫困挣扎中的善良母亲的代表，而是具有特权背景的上层家庭生活主妇”的结论。
《黄》文又继续发论，“很难想象莫言的情色想象能力可以发展到这般没有底线的程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救司马库的两个无辜的女儿，来弟当众脱去上衣裸身与执行枪杀命令的枪手哑巴孙不言当众交合，一方面是惨绝人寰的杀戮，一方面是惊天动地的情欲张扬，其间居然还夹杂着某种正义行善的因子……实在是五色迷离的现代感官刺激大片的最佳综合汇聚。”可以说《黄》文真是断章取义、信口雌黄。作品明明已经交代，来弟“她是做为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免于参加斗争大会的”。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出于保护孩子的冲动，她径直扑向池塘，挡在了两个女孩的前面。“杀我吧，杀我吧”，而那刽子手哑巴孙则举起枪，阴沉地威逼说：“脱——脱——脱——。”而且还是哑巴主动去猥亵强暴来弟，这就是《黄》文认定的“情欲张扬”、“感官刺激大片”？真是有什么样的眼睛和情趣，就会看出什么样的结果。这是《黄》文作者擅长“性幻想”的真实写照。正如《黄》文自己所写，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真是太对了！
《黄》文还嘲讽般地继续调侃：“曾经拍过‘情色爱国主义’大片的张艺谋真的可以再好好地与莫言形成最佳搭档，弄出一部既有‘丰乳肥臀’，又有偷情纵欲，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照耀下的母爱正义的‘情色母爱’大片，保证票房空前绝后。”在《黄》文作者眼里，小说中的所有情景都是扭曲、变形的。把小说标题“丰乳肥臀”，看作是“情色”而决非“母爱”，是“偷情纵欲”和“情色母爱”的象征。《黄》文作者不仅把脏水泼向莫言，而且还殃及导演张艺谋及广大的电影观众。把老百姓的观影趣味、格调贬得低级下流，可以说《黄》文作者的下流视野和性幻想，无人可以超越。“丰乳肥臀”果真是“黄色”的、不堪入目的标志？许多人由于受到自己视野和观念的局限，对它的解读走向了邪路。恰恰相反，“丰乳肥臀”是女性强大生命力的象征。“丰乳”是孕育下一代的重要保证，正如莫言在小说《蛙》的结尾，在戏剧形式的结尾是姑姑与蝌蚪的一段对话：“姑姑：小狮子分泌奶水了吗?蝌蚪：分泌了。姑姑：奶水多吗?蝌蚪：非常旺盛。姑姑：旺盛成啥样儿?蝌蚪：犹如喷泉。”
这是母亲奶水充沛、哺育力强的体现。而“肥臀”这是强大生育力的表征。莫言要把此作品献给母亲，就是要歌颂、膜拜女性强大的生命力。上官鲁氏在那苦难无边的恶劣社会环境里颠沛流离、逆来顺受、坚忍不拔，生育了如此多的儿女，完全是一种民族命运的艺术象征。
五
怎么看小说中的金童形象？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人物解读和判断中的错误，先看看此文是如何评价金童人物形象的：《黄》文认为《丰乳肥臀》的主角并非母亲，主题也并非母爱，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应是金童。金童的“情色”天才从他一出生就有了。让一个婴儿就具有这么缜密轻佻的情色思维和流畅的叙事能力，这应该也是莫言的创造。关于金童与独乳老金的关系，这是小说的情色线索的主干，也是小说审美（或“审丑”）情趣最病态、最变态的地方，是一种带有乱伦性质的畸形的“情色恋”。老金对他的情感竟然会是一种母亲与儿子情感的混和。金童最感兴趣的只是她的乳房乳汁，本质上又是性无能。在金童和老金的关系以及作品中其他众多情色描写中，我们只看到了粗俗、淫荡、无耻、低级下流……毫无任何美感。也不知道莫言在这里究竟是想借“魔幻”来发泄性欲，还是以“情色”来升华“魔幻”？
《黄》文常常把作品人物当做现实人物来进行道德评判，甚至攻击作者的低俗。殊不知金童的人物角色具有深刻的艺术象征和哲理寓意。在一定程度上作者是在批评自己内心中懦弱的弱点。他认为上官金童是自己的精神写照。莫言在《丰乳肥臀》序言中写道：“十几年来，我听到和看到了许多对这个人物的解读，我认为读者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文学的魅力之一，也许就是可以被误读。当然，作为著者，我比较同意把上官金童看成当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化身。”他认为，金童身高体大、身材魁梧，长得也非常英俊，按说应该是非常杰出了，但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所以这种具有了生理方面的优势的人，在心理方面的发展就是病态的。他是在类似贾宝玉一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家里有八个姐姐，一直是娇生惯养，受这种家庭和母亲、姐妹们的呵护，吃奶吃到了十几岁。但是社会上又是那么一种不正常的环境，结果他非常病态。解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文化，也都有很好的国学基础，但他们实际上依然表现出像上官金童这些懦弱的东西，就是因为在后天没有一个供他们良好发展的社会环境。莫言认同记者所说的，金童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政治符号，已经从生理融入到社会现象之中了。（邱晓雨.莫言：上官金童是我的精神写照[J].淮海晚报，2011-10-31：18.）
人性的懦弱和病态，常常是病态社会的产物。我们要消除人性的懦弱和病态，必须从社会的改革入手。
六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授奖词中特别提到“《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佚名.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EB/OL] . 深圳特区报,2012-12-12 .[2014-04-02].http://www.tetimes.com/content/2012-12/12/content_7491991.htm.)
《黄》文也不得不承认，在莫言的许多重要作品中，都涉及到当代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诸如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计生政策、改革开放后的腐败现实等。然而笔锋一转开始信口雌黄，说什么小说的叙述只是一种莫名的荒诞感，却很少有一种真切的历史真实感。对于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所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也仅仅只是莫言虚构的荒诞故事，给人的感觉不过荒谬、怪异、好玩而已，可见，真正的历史沉重感已经在莫言的变形叙事中被无形地消解了。由此可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的历史叙事不是在再现历史，而是在幻化历史，淡化历史，甚至是戏说历史。
小说的叙述果真是在编造历史吗？《黄》文作者显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极为荒谬绝伦的时代，而他所了解的历史，可能就是经过美化、掩饰过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吧。让我们来看看《黄》文例举的作品几个叙事细节：
一是关于养鸡场人们偷吃鸡蛋的细节。作者认为实在荒诞得离谱：鸡场所有的人都在偷喝鸡蛋，从场长到工人；而“偷吃”的结果竟然是“鸡场的女人都营养过剩”了。而技术人员乔其莎的偷蛋，竟然是先用细针将蛋内的内容抽出喝光，再用注射方法将水注入蛋壳内，使蛋的外表毫发无损，以蒙骗过关。
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那是一个人祸加天灾的年代。农场养鸡的员工偷吃鸡蛋的背景是什么呢？农村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农场工人一天只有6两面，可以想象人们饥肠辘辘的感受。科研人员乔其莎使用注射器来狸猫换太子，抽取蛋清蛋黄来果腹，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反抗。所谓的“营养过剩”完全是一种黑色幽默，还信以为真了？《黄》文作者竟然羡慕“专业”偷蛋是那么轻松、惬意、神奇，抨击为荒诞得离谱，是历史魔幻写照。可是，对于小说中真正荒诞的做法，如马队长命令配种员把马精授进母牛中去，牛的精子去包围绵羊的卵子，让绵羊的精子和家免的卵子结合，驴的精液射进猪的子宫，猪的精液射进驴的生殖器官，对这些荒诞的始作俑者却是一言不发。我们不禁要问，《黄》文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判断是非的？对那些接受所谓改造的不幸者，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还站在调侃和对峙的一面。
二是关于龙场长与金童的情事描写。两人与一只神奇偷鸡的公狐狸争斗，而有“神枪手”美誉的龙场长竟然屡击不中，原因竟然是因为龙场长和公狐狸是同伙，龙场长在不经意中暴露出的原形竟然是一只母狐狸，二狐狸之前曾多次在朦胧月色下在宿舍内幽会。这种魔幻真是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母狐狸龙场长竟然不满足于与公狐狸的偷情，而一心恋上了金童了。面对性无能的上官金童，绝望到极点的龙青萍扣了扳机。“上官金童怀着深深的内疚，紧紧地抱着她，在她的身体还没丧失感觉之前，满足了她的愿望”。这就是后来作为“奸尸犯”罪名坐牢的金童的基本“犯罪”“过程”和“事实”。那么迷离、疯狂而变态的情欲涌流，它们对于所谓“史诗性”的历史叙事究竟有哪些象征性意义呢？我都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积极正面的意义！
看来《黄》文作者还是没有看懂小说的深刻寓意。作品中描绘两人与一只神奇偷鸡的公狐狸争斗的魔幻情节，确实是非常的神奇，具有深刻寓意和艺术象征。它是龙场长被严重扭曲和压抑的情感欲望的艺术写照。而且还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创造力衰退的一种表征。大家知道1960年大跃进和大饥荒年月，可以说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时候张扬的是政治主旋律，个人的情感欲望完全没有表达的空间。正如作品中龙场长“悲凉地”地说：“龙青萍啊龙青萍，你三十九岁了还是个处女，别人只知道你是个女英雄，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你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呀……”那时，一旦涉及个人情欲，就会被随意扣上“滥情纵欲”、“情色迷离”、“淫秽丑陋”、“色情糜烂”、“色胆包天”等吓人的大帽子。甚至会出现像小说中缺乏生命活力的、金童角色那样的“性无能”。上官金童这个十分变态的人物形象，正是那个畸形社会的产物。这个人物形象正在警示我们，如果不变革社会僵化体制，革除封建旧有观念，涤荡腐朽垃圾糟粕，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将萎缩和退化，就会削弱在世界之林的竞争能力。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其三是关于七姐乔其莎的被“玷污”描写。炊事员张麻子利用“职务之便”诱奸女人。“张麻子终于把馒头扔在地上。乔其莎扑上去把馒头抓住，往嘴里塞着时，她的腰都没顾得直起来。张麻子转到她的屁股后边，掀起她的裙子，把她的肮脏的粉红色裤衩一褪便到了脚脖子，并非常熟练地把她的一条腿从裤衩里拿出来。他劈开了她的腿，然后，掀起她的无形的尾巴，便把他的从裤缝里挺出来的没被一九六〇年的饥饿变成废物的器官插进去了……任凭着张麻子发疯一样地冲撞着她的臀部，她的前身也不由地随着抖动，但她吞咽馒头的行为一直在最紧张地进行着。她的眼睛里盈着泪水，是被馒头噎出的生理性泪水，不带任何的情感色彩……张麻子为了不脱出，一手揽着她的腰，一手从裤兜掏出一个挤扁了的馒头，扔到她的面前……这时她的嘴吞食，她的身体其它部分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摆布来换取嘴巴吞咽时的无干扰。”《黄》文认为：这是太幼稚太拙劣的“魔幻”想象；冰清玉洁的乔其莎一下子就沦落到猪狗不如的惨状，如此轻易的甘愿成为恶的阶下囚，实在是对人性善的一种极其恶劣的践踏；“诱奸”的细节展示与其说是审丑，还不如说是“炫丑”，“颂丑”，如此没心没肺地平静地描述甚至欣赏这种伤害良善的“恶行”“丑行”，实在已大大越过了人伦道德的底线。莫言的文学“尿液”又一次让美丽正义蒙羞，让丑恶情色彰显。
《黄》文对这个情节的抨击，还是说明了对小说的解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停留在情节的表面层次，而忽视了情节的深刻内涵。这个情节的呈现，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这是莫言许多作品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红高粱》、《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小Jamal为了得到心爱的明星签名，鼻子一捏跳进粪坑的情节，就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小说中乔其莎为了得到一块馒头，居然能够不顾廉耻和女人的最后隐私，小说意在揭示那个时代的荒谬，人们已猪狗不如、濒临死亡边缘，维持生命的食物已成为人生存的最重要东西，开始压倒了人的尊严、隐私和脸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堕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读到这个情节，可以说心都在流血。《黄》文作者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饿死了多少皮包骨头的冤屈鬼。他看到的仅仅是“诱奸”细节和“情色彰显”。
七
莫言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到《大家》杂志的10万元奖金，应该说其小说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至于那些贬斥、嘲笑和抨击的声音，也是不足为奇、十分正常。而且，这种局面还会延续下去。
莫言小说究竟做出来什么贡献，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莫言小说的的最大成就，就是创造了新的小说文体。也有的认为他具有讲故事的天才，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汪洋恣肆，结构鸿篇巨制，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我认为，莫言小说的成就主要的不在作品的细部，不在于体裁、语言和结构的创新。李建军认为，莫言小说就像别林斯基在评价杰尔查文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而恰恰相反，莫言小说的巨大成就，体现在作品整体的主题和立意，是在颠覆我们传统腐朽的文化观念，挑战封建僵化的社会体制，给人们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他的作品真正实践了他所主张的文学功能。莫言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形象的艺术写照和缩影。不够莫言使用了魔幻式故事叙述，它仍然是真实社会的艺术投射。莫言小说的艺术成就，应该说已经超越了目前国内作家的小说作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但是，莫言小说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和发展空间。首先，小说中许多具有震撼性的情节描写，需要增强其艺术性。目前莫言作品的描写手法，是与我们社会发展的不完善阶段相适应的。前面已经讲到，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指出，“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这是十分中肯的批评。任何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现实社会的艺术投影，并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历程，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资本原始积累色彩。在有些层面上充斥着粗野、暴力、血腥、污秽、专制等现象。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和跨越的阶段。因此，现阶段文学作品中出现非“端庄得体”的因素，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我们的文学在艺术性方面必然会有大的提升，并跻身于世界级的文学之林。
其次，小说表现题材需要加强现代色彩。莫言本质上是一位农民作家。他小说所创作的题材内容、艺术视角、表现手法等，必然受到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教育程度、个人经历、文学素养、生活环境的制约。莫言对他所生活的山东高密地区的农村极为熟悉和亲切。后者也是他创作的源泉和资源库。但是，莫言小说的题材仍然缺乏我们转型期社会的现代色彩，而且对于网络时代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可以说是一个盲区。我曾经认为，不同的媒介会造就不同的作家。现在网络文学的作家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与传统作家是两支队伍。虽然《丰乳肥臀》小说后七个补充叙述带有超链接的性质，但与网络文学中的超文本小说，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正在日益现代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要求文学题材的现代性也是十分正常的。当然，这不是说要求题材内容写什么和不写什么，而是强调小说表现的视角、色彩、主题、结构、表达、语言等方面的现代性。
再次，莫言小说的建构模式正在受到强劲挑战。过去有影响的一些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特定地域范畴的文学标识，或者说文学地理色彩。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山东高密）、贾平凹的商州三录（陕西）、阎连科的耙耧天歌（豫南地区）等，相当部分作家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但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网络时代主导媒介的转型，文学创作的特定王国正在受到颠覆和质疑。“进入新世纪，随着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作家的崛起，我们发现，他们对虚构‘文学地理’、搭建‘文学王国’的兴趣并不大，他们的写作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刻意设计一个地理世界，将故事纳入其中来演绎。这种变化，是偶然还是必然，里边是否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是否意味着虚构‘文学王国’这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终结？”“这种变化发生在年龄断面分明的两代作家身上，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里边一定含有深层次的原因：它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书写从乡土世界真正转向了城市生活；意味着家族记忆、乡村/小镇记忆在新一代作家那里被渐渐淡忘；也意味着19、20世纪那样博大、庞杂的文学图景的终结，替代它的将是既简单又尖深、既平面又开阔的城市新经验的表达。正是这种种“意味”，让虚构“文学王国”的写法和思维不再受作家“追捧”。”(石华鹏.虚构“文学王国”的写作方式的终结[J].文学自由谈,2014(1).)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和令人回味的。网络新媒介正在消除不同领域的界线，时空已经被压缩为零，再遥远的世界都可以呈现在我们面前。作家创作所局限的地理王国势必也将颠覆和瓦解，这是十分自然、不言而喻的。文学创作正面临时代转型的严峻挑战。但是，不管今后文学如何转型和发展，已有的优秀文学佳作的艺术生命和文化意义，将是永恒不可替代的。
2014年4月7日
《新语丝》2014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