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文字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
诸多学者说法不一，但都认为这时间大约相当于传说的五帝时期之初上至三皇时期。
二是文字创制的方法或途径。
在这个问题上，历代学者各抒己见，缺乏共识，这包括：
1，文字源于结绳。认为文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治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 。
2，文字始于八卦。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如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等。
3，仓颉视龟作书。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
4，文字、图画同源。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书亦画，画亦书。
5，文字源于图画。认为二者并不同源，图画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
6，文字源于先民的社会实践。认为文字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 。
7，中国文字西来说。认为中国的文字是从西亚或埃及传来的。
对文字起源的上述见解，在当代学术界仍没有就哪一种说法达成广泛的共识。
自打有了文字，人们对文字起源的探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最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则莫过于震惊中外的甲骨文的发现了。1899年，清代作家、学者刘鄂到北京的一家药店去为患疟疾的朋友王懿荣抓一服中药，在这服中药中有一种延用了几个世纪的“龙骨”，刘鄂站在药店的柜台前，看着伙计将“龙骨”捣碎时，竟惊讶地发现在“龙骨”上还有许多类似汉字的刻纹！正是这次抓中药的经历，直接导致了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甲骨文的面世。
1903年，刘鄂撰写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专著《铁云藏龟》正式出版，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此前，中国人对自己文字起源的了解都来自于公元121年的《说文解字》，而刘鄂则将汉字的起源上推到了3000多年以前！
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人们又逐渐认识到，文字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远在甲骨文之前。不过关于具体的起源时间，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始终未能取得共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都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经能被称为“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郭沫若、于省吾和李孝定等著名专家则明确提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
上个世纪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居中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对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对该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至7800年前的少量陶器刻划符号进行分析时，张居中等人确信，这些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最早的“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有可能就在贾湖。不过，囿于其他资料的限制，有关贾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至今尚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尽管如此，不少专家学者仍然对张居中教授等人的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探讨早期原始文字的交流传播与融合途径。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我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我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我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那末，我国文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学术界对这问题争议很大。我国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于省吾曾认为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但近年来根据一些学者的再研究，以为半坡符号以及在此以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刻划符号，“跟汉字的形成大概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国的“汉字形成过程”，是“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一种比较折衷的意见，则认为我国文字“在人民中萌芽”为6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
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是何年发现的？按照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王襄说：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8年冬末，而它的价值为人所知则在1899年秋。最早认识甲骨文的人，被学界公认为清末著名金石家王懿荣。王懿荣对金石素有研究，1899年他正在北京做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有一批商代铜器出土，就忙亲赴安阳。然而，他到达时铜器已为商贾运走，发掘处只剩下大批正准备作肥田和药材用的龟甲和牛骨。其中，有一部分较大的龟甲，上有“行列整齐，非篆非籀”的古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王懿荣共收集甲骨片1000余片，被认为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
甲骨文是一种什么文字呢？按照我国著名甲骨学专家胡厚宣的说法：“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殷朝人迷信神鬼，不论祭祀、战争、渔猎、出入、风雨、年成、疾病、生育，都要卜问“上帝”。占卜的方法是：在甲骨的背面用锋利工具钻两个坑，然后用火烧灼，出现纵横的裂纹，就叫卜兆。再由卜人根据卜兆判断吉凶，把内容契刻在甲骨上，就成为甲骨文。甲骨文里记录了商朝后期的大量史实，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后来，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人越来越多，前后对甲骨文研究作出贡献的有王襄、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刘鹗先后搜得甲骨文有5000余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问世。罗振玉获得甲骨更多，总数在3万以上，先后编成《殷虚书契》前后编等书。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于殷墟地点的考定，为后人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指出了可靠的和基本的方向。他们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也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殷墟”，是商代后期国都遗址。
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前后进行了15次发掘，共获有字甲骨2万4千余片，编为《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新中国成立后，对殷墟继续进行发掘，前后12次又获甲骨文字5000多片。至今，我国国内已收藏甲骨共达9万余件，分散于24省市39城市。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甲骨文，使甲骨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大型综合性的《甲骨文合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巨著1979年原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共选收4万多片有参考价值的甲骨，进行研究分析。这是甲骨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甲骨学现在已成为国际性的一门学问，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都有一批甲骨专家，都出版了有关甲骨和殷商史的专著。
汉字的演变
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字的发展经过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这几种字体的通行时间有时并非截然有前后明显的划分，而是并行或交叉的。
金文又称钟鼎文和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从商朝后期开始在青铜器上出现，至西周时发展起来。大体上商后期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不超过50字，西周末年的毛公鼎上铸的文字则长达497字。现在先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约有1万件以上。金文据古文字学家容庚所编《金文编》统计，大约单字共3000多个，其中2000字已经认识。金文的形体和结构，同甲骨文非常相近，基本上是一种字形。
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文字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时的文字趋向简化，各诸侯国因不相统一而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大体上秦国用大篆，六国用“六国古文”。六国古文也是一种“篆”。篆的意思就是把笔画拉长，成为一种柔婉美化的长线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规定通行全国的标准字形。秦始皇命令李斯等整理文字，改定字体，由李斯书写出标准字体《仓颌篇》，赵高作出《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让全国统一用他们简化后的字体书写，这就是小篆。
小篆又逐渐被更方便更简化的隶书所代替。据说隶书最初是由下层低贱的人们使用的，当时“隶”指“徒隶”，本来隶书这种简便的字是写给他们看的。后来在民间用得多了，盛行起来，连统治阶级也不得不用这种字书写了，到汉朝时就成为全国范围的正式书写体。现在流传下来的汉碑，就是由这种隶书写成的。
隶书后来又演变成草书。这是一种隶书的快写体，它发展成为独立字体，大约始于东汉。与草书同时兴起的还有楷书，它又名“正书”或“真书”，成熟于东汉时期，盛行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后出现于东汉末年的一种字体是行书，基本上是楷书的样子，可以说是楷书的一个支派。楷书、行书和草书，一直流传至今。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告别蛮荒走向文明理性时代的标志——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汉字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它的产生宣告了中华文明的开端，同时，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也使汉字本身蕴育出独特的书法艺术。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代典籍文献中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周易·系辞下》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上古结绳而治、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从文字发展史的立场来看，在甲骨文字体系产生之前尚存在一个漫长的前文字历史阶段，结绳、八卦显然即是指这一历史时期内产生的前文字意义上的替代性符号。但不论是结绳还是八卦都无法真正行使文字工具功能。结绳的非表意性它只能帮助记忆而无法表达思想，八卦通过对自然万象的高度概括，抽取出八个符号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并通过这八个象征符号的推演变化揭示自然、社会的运动规律，这使八卦在表意性方面比结绳大大迈进一步。但八卦本身泛自然物象征符号性质使它只具有表达类概念的功能，而无法从文字单元层面与现实语言发生对应。由此，八卦与文字的表意性仍相距甚远。
在战国中晚期曾广泛流行“仓颉造字说”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荀子·解蔽》说：“作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文字作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它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群际间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不可能由一人所独创。仓颉造字的传说至多表明仓颉作为黄帝史官对文字有搜集整理之功。由于上古文字为巫史所垄断，成为绝地通天的媒介，因而造成文字拜物教的产生，并进而将文字的创造归结为某一具有神异禀赋的人物的创造：文字的诞生也被赋予神奇怪诞的色彩：“(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栗，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其实，文字是浯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炼发掘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
撇开有关汉字起源的种种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不论，而是依据现存最早的原始文字资料考察、推断，汉字的起源可上溯到约公元前４０００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从半坡仰韶陶器刻符来看，这些刻画符号已具有某种抽象表意性质、而不是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写实性描绘；这些刻符大多刻在陶钵外口沿的黑宽纹带和黑三角纹上，结构简单，大多为单一的线条组合。郭沫若认为：“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其它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画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虽然从文字立场来看，仰韶半坡陶器缺少空间造型上的丰富构成，但对线的抽象把握却显示出先民的审美经验方面意识的复杂化，而以线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来达到现实自然的超越则更表明其在审美实践领域所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线条和色彩是造型艺术中两大因素，比起来，色彩是更原始的审美形式，这是由于对色彩的感受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作为直接基础。线条则不然，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间接和困难得多：它需要更多的观念、想象和理解的成分和能力。”因此，有人在思考——仰韶半坡陶器刻符本身最早昭示了先民对存在的思考，同时，它对汉字本质意义的揭橥也在冥冥中规定了汉字抽象表意的审美——文化选择。
继仰韶半坡陶器刻画符号之后，公元前５０００年的大汶口、龙山象形符号则显示出汉字的进化形态——“未必是同一脉络的进化，造型意识明显加强，像‘ ’‘ ’式的陶器文字符号已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和平衡、对称比例等造型关系”。山字于省吾释为“旦”，认为这个字的上部“O”像日形，中间的“ ”像云气形，下部“ ”像山有五峰形……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唐兰将其释为“热”，认为上面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像在太阳照射下，山上起了火，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这表明大汶口象形符号已超越半坡刻符的纯表意阶段，而进入象形表意这一新的文字历史发展时期。
从半坡仰韶陶器刻符到大汶口象形文字符号再到甲骨文字体系，汉字走得是一条由抽象到象形再到抽象的道路。这规定了汉字的抽象品格，由此也使汉字避免了在前文字历史时期因刻画符号过于单一向象形化努力而沦为绘画的危险。在文字发展史上一向有“书画同源”的说法，这种观念回避、忽视了汉字早期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只是注意到汉字发展早期历史的某种表象，因而并不符合汉字起源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汉字从一开始便与绘画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在仰韶、半坡前文字时期，汉字的抽象品格即已显露端倪，而在同一时期绘画的写实倾向也全面显现出来。如人面含鱼纹、牵手群舞的写实绘画形象便与陶器刻符的抽象、至简形成鲜明对照。
当然，不可否认，汉字在它的前文字时期曾依靠象形化来摆脱自身的生存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领域在不断扩大，思维、语言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许多新事物、新概念要通过语言文字反映出来，这便使刻符文字陷入困境，而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依靠象形来扩充字类。在汉字早期发展进程中象形化构成一个重要转折，它在汉字抽象表意的基础上为汉字字类的扩充、增殖提供了通道，从而使汉字建立起象形表意体系。郭沫若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归纳为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画先于图画”。这种认识无疑是符合汉字起源历史事实的。
象形表意审美这一文化模式支撑汉字走过从半坡陶刻符到甲骨金文的漫长发展历程，同时，也在汉字这一母体内孕育出独树一帜的书法艺术。在世界文字范围内，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字在公元前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年都经历过象形阶段，而这两种古老的象形文字之所以在公元后归于解体，就在于它们纯粹的象形化得不到抽象表意的支撑而沦为精确描摹客观自然物的绘画。以古希腊文为代表的西方标音文字虽然在抽象化方面与早期汉字不无相似之处，但却在书写方面缺乏独立的空间造型和构成变化，由此也与书法艺术缺乏亲合的可能。汉字之所以能够成为书法艺术的素材，就在于汉字的象形超越了被模拟的客观对象而获得了独立的符号意义。“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这种抽象化集约使汉字避免了沦入写实绘画的泥淖。同时，汉字的抽象化又以象形为基础，从而使大自然的万千形态为汉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本图式，这构成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