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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我的八十五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1)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19117—19302）我的家乡在陕西省神木县乔岔滩乡桃柳沟村。乔岔滩乡建国前属于佳县，佳县也叫葭县。解放后，划归神木县。神木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东北端，黄河河套之南的长城脚下，北与内蒙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相望，是晋、陕、内蒙三省交界之要塞。据记载：“县东北杨家城，即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四十步，有松树三棵，大可两三人合抱，为唐代旧物，人称神松。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家乡人说，神木就是由神松的传说而来。自古以来，神木地区就是塞上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秦王过此点军；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路过神木，北宋范仲淹到这里巡边；杨家将镇守边关，在神木一带抗击契丹；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从神木打出陕北……黄河、黄土养育出陕北人的粗犷和豪情，高亢悠扬的陕北民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家乡情。一神木家事我的祖籍原是在临近黄河边的葭县贝干村，那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生活很困难。先祖张念功十几岁时，只身来到人烟稀少，山大沟深的桃柳沟村。他在这里开荒种地，娶妻生子，张氏子孙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张氏家谱按：“念进应汝守天继振仁有世步如鸿贤良访正开元龙品阁高……”排列，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我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父亲的长子。在我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皆因生活困苦从小夭折。这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7月18日），正是天气炎热的季节，母亲在地里干活时生下我，我全身沾满了泥土。村上老辈人说，这孩子沾了“地气”，命硬，长大必是个硬汉子。为了好养活，父母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地落”，学名按家谱排序叫张鸿毓。我的父亲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八九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这些豪绅丈量到我家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佳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佳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佳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1926年冬，父亲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财产分成两份。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和媳妇都能劳动，土地全由自家耕种。父亲分得几百亩地（当时值几百块钱），就他一个劳力，地种不过来，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两个长工，夏天锄地时还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父亲有了钱就买地，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父亲持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用积累的钱买地或放债吃利息。他常常对我说：“千两容易百两难。”意思是说积累一点是不容易的。父亲去高家堡卖粮，总是从家里带上窝窝头，离城约五里路时，边走边吃，在水井边喝口凉水，就算午饭了。卖完粮赶快买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在城里连用一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那时，农民到城里卖粮很遭罪，零卖一斗、二斗，还要给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当兵的或小官吏还被抓去当差。父亲又是一位淳朴、忠厚，深明大义的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对我说：民国十六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你可不敢参加革命。那时我还是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生，我向父亲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将来“平均地权”的道理。父亲小时的贫困生活和以后艰苦经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满贫富不均，又有封建的发家致富思想。他既对社会不满，又害怕儿子闹革命被杀。父亲对我说：“你只管念书，世上的事铁刮子也刮不平。闹革命是孙中山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图大事。”我加入共产党后，当然没有告诉他，只是向他讲一些苏联革命后工人、农民不受压迫的情况，和南方朱、毛红军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渐产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1930年初，我因参加革命受反动当局通缉和逮捕，父亲冒死相救。我离开家后，家乡开展游击战争，他拥护支援红军。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生了13个孩子，只活了五个。母亲勤劳善良，在别人有难处时，总是热心帮助。乡亲们都很亲近和敬重她。1936年，我回神府工作时，回家看望母亲，她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当说到父亲时，她哭成了泪人。乡亲们讲述了父亲被“左”倾肃反杀害的情况，有的说，把那几个人抓来偿命，有的说杀了报仇。母亲停止了哭泣，对我说：你在外面，可不能像他们那样乱杀人啊！我对父亲的被杀很悲伤，但听了母亲的这番话，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对她说：我不会那样做的。这时，我发现母亲瘦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可是她那和善的面孔一点没有改变。1939年，我在绥德特委工作，后来到延安中央党校。生活安定后，我将母亲接到身边。她总是惦念着家乡的亲戚们，常常和我说：“你出来了，要想着那些受苦的孩子。你大伯家的老二被错杀了，他媳妇改嫁，带上了老二的女子，孩子在人家受苦，快接回来吧。”我和程帆结婚有了家庭后，先后将我的弟弟、大伯家堂兄的四个孩子都接到延安上学。母亲看着一个个孩子念书有出息，满心欢喜。因为人多，分了两处住，母亲住在西北局招待所，常常为战士们洗洗补补。以后母亲随我到东北，生活好了，程帆常给她做几件衣服。她舍不得穿，都给了老家来的亲戚。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却总是为别人的事情操心。他们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八十五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2)二求学革命高家堡小学父亲很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出息有本事的人，决意让我上学念书。1919年，我八岁时，在村里私塾念了两年的冬学。1922年2月，父亲让我和堂兄张鸿恩一起到离家三十多里的高家堡小学读书。高家堡是一座古城，城里住着很多有钱人。学校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只有我和鸿恩是乡下人。由于路远，我们在学校住宿，从家里带来粮食和咸菜，自己做饭。每到寒暑假，我们都回家，和大人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在高家堡小学读了三年书。1925年春，我转到佳县高级小学上学。校长叫张镜川，他很喜欢我这个农村孩子，给我起了个字“秀山”，取自“秀甲天下，光耀山川”中的两个字。1930年以后我就改名叫张秀山了。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佳县高级小学。这时，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到我们学校宣传革命，我就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我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如：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同志纪念会等，并开始阅读一些宣传革命的书报，课余时间还读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初步懂得了一些民主革命的道理。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县党部里多是由共产党员在做组织工作。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1927年春天，我和同学们集体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4月，同学们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到乡下去做宣传工作。我们走了300多里路，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农民开会，宣传革命。1927年下半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局发生逆转，县党部里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工会、农会、学生会全被解散了，国民党特务在社会上到处抓人，一片恐怖气氛。我年少气盛，和一些胆子大的同学跑到街上，愤怒声讨蒋介石反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后来在学校无法呆了，就回到家中。这时我感到非常压抑和苦闷。榆林中学1928年春，我考入榆林中学。这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的最高学府。榆林中学相承于明代的榆阳书院，已有几百年历史。1918年，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杜斌丞先生接任榆林中学校长。他倡导科学民主，提倡教育救国，在学校推行以新思想、新文化为主的新式教育，反对旧文化和封建传统教育。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杜斌丞先后聘请了新文化运动干将、共产党西北党组织的创建人李子洲（陕西省委代理书记）、魏野畴等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气氛。榆林中学由此一改旧貌，成了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新式学校。在之后的岁月里，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革命战士，成为陕北革命进步文化的摇篮。在榆林中学，我感受到了这种新的气息，也产生出一种新的激情和力量。榆林中学的学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热情很高。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罪行，长时间激荡着社会各界，我们在县里多次开大会声讨蒋介石。后来，反动当局进行镇压，党组织因白色恐怖加剧转入地下活动。即使这样，1928年到1929年，榆林中学的党团组织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党在学生中仍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我在这个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我入校不久，学校几位党员教师向我推荐了一些革命书籍。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问题》等。这些书籍对我有着重大的启蒙作用，使我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对工人、市民、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城市里大批失业人员涌满街头，农民破产逃荒逃难。尤其令人憎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逮捕屠杀进步青年学生，更加激起我们的极大愤怒。1928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和几名同学一起去了太原，想报考北方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用枪杆子铲除黑暗。到了太原，北方军校的考试日期已过，没有办法，我们就报考了美术专科学校，等待时机再报考军校。我们在太原学习了半年，看到很多陕北来的进步学生被反动当局抓了起来，太原城里失业的人更多，连许多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工人、城市贫民家里吃不上饭，大人叫孩子哭的悲惨情景。而军阀、官僚，有钱人，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如此黑暗，不打倒这个社会，穷苦人民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冬天，我回到家，父亲知道我去太原的事，但他没有责怪我。加入共产党1929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榆林中学，插班继续学习。由于我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积极靠近党团组织，因此学校的党团员也主动地接近我。一到星期天，我常和党团员到城外，向农民宣传革命。这年的3月底，黄培中、李彦希两人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仪式是在榆林城南门外金刚寺里举行的，和我一起入团的还有曹华山。党组织对我们考查得很严，主要是考查我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入团仪式上，我向团组织表示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任何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奋斗终身的决心。入团以后，我的革命热情更高了，革命决心更坚定了。不久我就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干事。1929年下半年，党组织开始组织学习党的六大决议文件。通过学习，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等等一些重大问题。1929年的秋天，经过党组织批准，我由共青团转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榆林中学，是党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会的负责人大半是由党员担任。我们在同学中组织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并带动许多同学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问题》等革命书籍。针对各县来的学生，我们在学校还分别组织了“同乡会”，党员利用“同乡会”宣传马列主义。我们组织的“佳县同乡会”还出了会刊。我在会刊上写文章，揭露贪官污吏和佳县的北霸天、大土豪贺德广。我把他的名字写成“货都光”，其意是说他压迫农民得来的钱财将来都要光。我们党在榆林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晚上，我常常和一些同学到街上贴传单，白天也把传单折成小方块，巧妙地放入米店仓子内的小米里，以此来宣传革命，扩大党的影响。同学们都很关心南方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室里，我们把《大公报》或其他报刊上刊登的有关红军的消息，都用红笔框起来，以引起同学们阅读时注意。在学校里，党团员积极给校内的工友做宣传工作；星期天，组织学生去城里的工厂、作坊，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运动；到城外农村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农民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社会上开办平民学校，组织党团员给贫苦人家的孩子讲课，利用讲课传播革命道理。党组织还要求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井岳秀的部队里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我就在井岳秀的炮兵营里介绍了两个人入党，其中一位叫张怀树的，1932年被敌人发现，杀害了；另一个是佳县籍的士兵屈子荣，后来参加了红军。党团员对组织分配的工作都很积极，每天或隔一天就要向小组长汇报工作。到了傍晚，在学校的操场上能经常看到两个人边走边谈，那实际上是党团员在向组织汇报工作。《我的八十五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3)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他们总是假惺惺地要人们在大会小会上必须诵读《总理遗嘱》，这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反感。我们党组织就根据群众情绪，把国民党党歌中所写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尊，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冠冕堂皇的话，改写成：“杀民主义，狗党所尊，以卖国民，以坏大同，军阀官僚，残害人民，矢勤矢勇，屠杀工农。工农联合，狗命送终……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恭读遗嘱，阿弥陀佛”，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他们的罪恶行径。传单散发出去后，教师和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引起大家的共鸣，产生很大影响。榆林中学一位数学教员叫谢子恒，平时从不关心国事，看到传单后，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说：“恭读遗嘱、阿弥陀佛”这句，我实在赞成。这时，榆林的整个政治斗争形势对我党很有利，在社会上已初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就连党外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开始同情我们党。1929年春，杜斌丞先生从外地返回榆林。他不住在井岳秀的公馆里，而住在榆林中学事务处办公室的小炕上。办公室的人在办公，他也不厌烦，他对榆林中学充满了感情。他给同学们作讲演，讲到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时，批判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荒谬说法。他说：“党外无党，实际上是党外有党。比如共产党就是一个。党内无派，实际上是派系很多。蒋、冯、阎、李各成派系，而且蒋系内还有很多派系。”杜斌丞先生的讲演，对教育青年学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他的讲演也说明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遭反动当局通缉1929年11月7日，榆林中学的党组织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活动中，组织了五个飞行队，每队四人。我们这个队最果敢，趁着夜色，我们把革命标语贴满榆林城的大街小巷。第二天震动了整个榆林城，并很快传到了乡村，鼓舞了劳苦民众，使反动派坐立不安。反动派认定我是共产分子，以我在学校“佳县同学会”的会刊上，写出揭露佳县大地主、大土豪贺德广和其他贪官污吏罪行的文章为借口，佳县县长陈琯下令通缉我，堂兄张鸿恩、佳县同学崔继浩也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1930年2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正放寒假，我在家中帮助父母碾米。突然，三个衙役（警察）闯到院子里。他们什么也不说，先用铁链把我捆绑起来。然后，他们拿出县长陈琯通缉我的“红谕”，上面写到：“共产分子、张如德之子张鸿毓（我的原名）……”我怒斥衙役说：“走！现在就进城，去见你们县长，我犯了什么法！”衙役们都是些大烟鬼，走了两天路，来了当然要吃要喝，还要鞋脚钱。其中一个叫高喜的衙役说：“你们家请个人来，先把你保起来，我们明天再走。”我父亲就去请来村长张鸿元做保人。衙役把我身上的铁链解开，进屋吃喝去了。晚上，父亲对我说：“你犯的是共产党的案子，是大案子，可不得了，就是不死，一辈子也出不来。就是死，也得先死老子，哪有先死儿子的道理。你赶快逃跑吧，明天由我替你顶官司。”我不同意，说：“哪能让父亲受牵连，我自己顶着。”但是拗不过父亲。到了鸡叫头遍，父亲把我叫醒，硬是推着我从窑洞间的梯子爬到窑上，顺着后山的小路匆匆逃离了敌人魔爪。天亮后，衙役抓不到我，就把父亲和保人张鸿元抓往县里。父亲对衙役说，保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又给了衙役一些钱，保人便被放了。县长把我父亲关押了很长时间，老人受尽折磨，后经村人担保，花了很多银子，才放了回来。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很难过，这也是父亲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否则我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更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别。我逃出来后，又回到榆林中学。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