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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世界及革命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十一，一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资格最老、历史最长的民主党派。它“创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10月，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国内的谭平山、张曙时等人积极响应，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中华革命党’虽然有名称，但各地未统一使用；有纲领，并未讨论通过；有组织，也未正式成立。”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对中华革命党进行了改组，“十九年（1930）九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一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之后，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1927年5月，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先后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
在出走前几天，邓演达就曾经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即商议，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为了复兴中国革命，有必要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关于这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宋庆龄说：“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提出：“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经过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由邓演达起草宣言。起草好的宣言，邓演达曾给丘学训看过，“上面还有他们三人的签名。”
8月15日，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9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到达莫斯科。10月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1月1日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著名的《莫斯科宣言》）。12月底，邓演达旅居德国。此后，邓演达几乎用1928年全年的时间，致力于新党的纲领、组织法、成立宣言等文件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到年底，详细的宣言和政纲成型，他就将其寄回国内，由谭平山主持讨论，征求意见。1928年9月，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在柏林召集国内各省市联合办事处的代表正式会议，决定以后进行策略。
1929年，邓演达又出版了《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海外三年，是邓演达从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到领导“第三党”开展平民革命的重要过渡阶段。他的平民革命理论体系和革命方略，便是在此期间成型的，为回国后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平民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奠定了党的思想格局。
1929年2月，党的活动已经“甚难”，邓演达致信丘哲并转君达：“望即拨付五百元”交谭平山使用。下半年，中华革命党的境况渐趋复杂而混乱，一些地方组织和活动多遭到打击；上层领导人之间，有些人对谭平山的主张和做法越来越感到不满，首先离开的是马哲民，接着邓初民、张曙时也走了。此外，活动经费没有来源，谭平山很少筹措的办法；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已束手无策。在上述情况下，谭平山已不能应付当时支离破碎的局面，章伯钧等人也反对谭平山再搞下去，中华革命党内部便无形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谭平山为首的一些人，如黄慕颜、鲁明山等；一派是章伯钧、王枕心、肖炳章等。为了解决矛盾，重整组织，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王枕心、肖炳章六人曾两次举行密会，决定劝谭平山“暂休”，请邓演达回国，并由章伯钧函促邓演达“早日回国主持党务”。谭平山对此拒绝接受，并愤然向章伯钧摊牌说：“这个党是我谭平山搞还是邓演达搞？如果邓演达来搞，就要接受我的领导！”
1929年夏，传来中山陵竣工的消息。宋庆龄要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典礼活动。邓演达考虑自己暂时还不能回国，而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又不便在国内从事具体的组织工作，因此派黄琪翔作为宋庆龄的秘书陪她回国，一方面照料她的旅途生活，另一方面回国进行联络工作，为回国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准备。10月，邓演达起草《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反动统治不是个人所造成，不是推倒蒋就可以打破反动局面，而是要推翻整个“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行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
10月24日，邓演达致函季方：“现在和你谈我们的工作进行计划及步骤。我们的目的是：由文化工作到社会运动到政权夺取。我们的手段是：第一步吸收进步的穷苦的青年子弟。联络海外华侨进步分子，占领海外的华侨书报社及教育机关。及出版刊物，集中干部人材，训练干部人材。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以一步（部）留上海，作联络及维持国内组织用，以大部准备到日本。日本的生活资料得到，主要在作教员，目前日本中小学教员及最近将来的南洋各殖民地教员，我们可占领的很多。日本方面大约十二月底决定可介绍的数目。大概奇兄（黄琪翔）不日可先行到日去，你和松堂（郑太朴）应预明年夏间再行。……我最近有信复聘三（谭平山）兄，系由松堂转交，因为信上说的很坚决，所以松堂不敢交，把它压起来。我以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有路线，不过聘兄的焦劳穷苦我是十二分钦佩的。必要时请你援助他，当然是量力而已。庆姊（宋庆龄）等重来，谅日间可以在巴黎相见，我们只希望她能原则上的积极，并不必强她怎样具体的去出力工作。她是中国革命的表徵，我们应当尊重她。”
1929年，邓演达在英国期间，接到宋庆龄来信，信中说她到巴黎时，汪精卫也在巴黎，汪多次派人找她，要拉拢她和邓演达，被她拒绝。宋庆龄于11月由巴黎抵柏林，应宋之约，邓演达12月6日晚由伦敦飞抵柏林，商讨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进行革命斗争等具体事宜。宋庆龄后来对于“第三党”的态度有些改变。因此，邓演达说“我们只希望她能原则上的积极，并不必强她怎样具体的去出力工作”。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在部分地方开展了斗争，但是由于它基本没有接近工农，缺乏严格的统一指导，在近两年半时间里，组织上近乎限于零乱的局面，革命活动陷入低潮。因此，党内不少同志提出希望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邓演达亦有此打算。邓演达向宋庆龄表达了回国领导革命的想法：“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的，而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以后我就再没见到邓同志了”。
二
1930年5月初，邓演达由加尔各答乘船抵香港。与彭泽民、丘萼华（丘新民）等会晤。邓演达与彭泽民进行了长谈，邓演达告以中国革命不能中断，须共同奋斗，以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复兴中国革命。同他自己家族中人及其夫人郑立真，均未谋面。
邓演达是乘坐德国轮船回国的，据彭泽民夫人翁会巧回忆：“轮船途经香港加油停留一晚。邓先生秘密登岸，立即托同乡来找彭老，彭老此时不能公开活动和行医，晚上去陈伯坛中医专科学校进修学习。彭老上课去了！我深知事关重大，便立刻出门一路小跑。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上环医校通知彭老。我见到彭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先生回来了！’彭老很高兴，抬脚就走。我们边走边跑来到中环僻静处一家日本式旅馆。见到邓先生，彭老握着邓先生的手又惊又喜轻轻地说：‘你回来做什么！’邓先生回答说：‘我回来办党。’彭老接着说：‘在香港办罢！不要回上海了！’邓先生连连摇头，笑着说：‘你太小心了！’彭老说：‘不是的，因为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啊！’他们越说声音越小，我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在一旁独自回味着方才他们的交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邓先生不怕危险，回国振兴革命，感到邓先生真坚定！真勇敢！为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邓先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邓先生办党，很及时啊！”
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与季方、郑太朴赁屋同住。白天潜居寓所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革命问题，起草政治纲领；夜间外出与“第三党”同志或同情者联系，探讨如何开展反蒋活动和从事党的中央机构的建立。“见面的方式很特别，登门拜访，怕连累老朋友；到自己住处来，万一机关被破坏，对老朋友也不利，所以常常是‘人约黄昏后’在僻静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聊天。如果老朋友懂德语，干脆就用德语交谈。”邓曾戏称这种昼伏夜出，过的是“耗子生活”。
邓演达到上海过了几天，即召见邓次侯，陪同邓次侯去的是章伯钧和郑太朴二人。邓演达对邓次侯说：“你是伯钧、太朴两先生的高足，关于你的情况我了解，我今天对你谈的是：目前形势十分紧张，预计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出兵侵略东北，国难当头，我们要群起做救亡工作，唤起农工平民大众共赴国难，同心同德，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争生存，这艰巨的任务就要落在青年学生身上”。
邓演达曾希求同共产党组织联合战线。6月间，邓演达约中共负责人谈判合作反蒋。但当时正是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对其他党派的政策不加区别，把它们一律看成敌人，没有理睬邓演达的建议。邓演达说：“我回国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谈判合作反蒋。但他们不理我。这个问题，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了。”“要是毛泽东在中央掌权，国共合作的局面就会到来。”“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着意于联合的前途。”周恩来认为：“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在5、6月间，邓演达与旧属陈诚（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秘密通信，就中国革命形势和前途交换意见。陈复信表示钦佩，并拥护其政治主张。
6、7月间，邓演达一边起草党的政治纲领，一边就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革命的性质、未来的政权性质、土地、资本、外交等问题，于每周星期六邀郑太朴、李世璋、朱蕴山、章伯钧、谢树英、季方、万灿、罗任一等在拉斐德路翁洲饭店进行讨论。有时陈翰笙、杨杏佛等也参加。邓演达要求大家畅所欲言，特别是对党的名称、党的指导思想等问题要认真思考。邓演达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下不断挣扎而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用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实现社会主义。邓演达多次到姚主教路找陈翰笙谈教育问题。陈翰笙说：“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苏联是个教条主义。”邓演达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说：“我们两个都不要。”对从日本回上海见他的彭秋萍说：“孙子说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你回日本以后，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各军系的学生联系上，一个个将他们的永久地址记起来。”“重点有两个：西北系的冯玉祥，西南系的陈济棠。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
6—8月间，邓演达起草并主持、讨论、修改《我们的政治主张》。纲领的中心口号，是要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动统治。
邓演达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党的名称问题，以谭平山为首的一些人认为：自蒋汪叛变革命后，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而是反动组织的总称，国民党已失掉人心，而且我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可以表示我们与反革命的国民党决裂，而且还可以说明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邓演达认为：“党的名称，要么是革命的国民党，要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遗训，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决定还是沿用《莫斯科宣言》所用过的名称，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说明将来取得政权时，还可以加以更改。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讨论，统一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酝酿就绪。
8月9日，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1930年9月1日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正式发表前，经中央各部门联席会议决议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会议选举了中央干部会干事25人，邓演达被推荐为总干事。
至此，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樊振）
本文主要参考拙著：《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1927—1930》（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