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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沉默了两年之后，永远地沉默了。
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像平时那样的快捷和出人意料，以至于在他生病期间，我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甚至没能最后见上他一面……
无可挽回的终生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绪，像不能平静的海浪不断涌起；无奈的内疚一遍又一遍地责问着自己：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父亲远行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女儿，我对他的了解也实在是太少，太少。回过头去细细翻检父亲的一生，希望能够搜集到与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报章文件中的只言片语。许久许久，他的真正完整的形象，才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地勾画出来。
我想，应该把对父亲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的往事，和着泪水写成文字，为父亲诞辰90周年献上一份女儿的祭奠和思念。
记得早在1982年，父亲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功过是非，已经载入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印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
历历往事，皆成史话：一生功过，任人评说。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时开始的。1987年1月16日，当人们从父亲突然辞职引起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打电话、捎口信，想到家里来看望他。可他让家人一一婉言谢绝了，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几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有时我们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Bingo)”的扑克牌游戏，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或者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沉默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有一天，我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我看报纸上也讲了四点：发泄；倾诉；换环境；或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什么写诗啦，绘画啦。
不知道父亲是否听进了我的意见，不久后他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而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写给研究《离骚》的文怀沙先生的那首古风格调的诗，既显示出正在学习作诗的父亲的才情，又可能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
最后一个生日
父亲就像一匹圈在会计司胡同里的伏枥老马，静默到1988年秋天，心里忽然漫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几次说起特别想回湖南老家看看。这对父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期待已久的故乡之行，终于在这年11月成行。
11日，火车到达长沙站，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热情地欢迎他“到湖南检查指导工作”。父亲摆摆手，明确地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父亲外出散步回来，被正在这里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大家聚到宾馆的庭院里，热烈地鼓掌，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个影！”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一路走一路照相，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种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一再出现。
11月20日晚，父亲独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儿地吃着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父亲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天是父亲73岁生日。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号，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随行医生立即为父亲查体，当时的体温是38℃，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有少许湿 音，血压和心音都正常。这些症状和体征虽然都不很严重，但可证明有明显的肺部感染。医生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
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
此前，父亲每年偶染感冒一两次，都是因为烟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两肺以外，他全身器官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病变，所以母亲听说他病了，开始并不以为然。我了解到真实病情，却不敢对母亲直说，心里很着急，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亲赶快去看看。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
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心潮澎湃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我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
我和父亲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
放下电话，我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状况，特别想赶快回家。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祈祷。
直至14日黄昏——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母亲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不行！”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啪地一声挂断了。
父亲还在吗
仿佛是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枝利箭刺痛着我的心，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又惊动了整个修道院。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到我的房间安慰我。
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也赶来，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耐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询问来接我的人：
“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洗掉了所有的一切……
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摊，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
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
他跟随周恩来而去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而他离开家时，留在写字台上的，也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
不同的是，这次父亲住进北京医院时，住院大楼正在修建，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工地上终日夯声不断。
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正常的人，也经受不了这样的噪音和震动啊！”
结束了近两天两夜施工现场的嘈杂，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医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输液管被拔出来，输液停止了。
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七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
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还在想象着父亲病后的第一次下床活动，筹划着回家后的休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
极度悲痛的三哥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好大一棵树
这天上午，从万分悲恸中清醒过来的母亲向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表示：“耀邦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无愧于党和人民。他年幼时就险些在‘左’倾路线和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倒下，活到73岁也算高龄了。他去得利索，没有带给大家多少麻烦，也给了我们六天半的时间。他生前提倡丧事从简，我们家属希望对他的丧事处理，也一切从简。”
这天日暮，连续月余艳阳高照的北京，竟春雨潇潇。百姓们说：这是天人同哭。
这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
这一夜，诗人邵燕祥在北京长吟《从此》：一颗心碎了/使许多人心碎/方寸之间/天地之间……
诗人公刘在杭州赋诗《哭胡耀邦》：您爱人民/把它看做一块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岖/留下了战栗的温煦……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阴，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云是你的脚步，无论白天和黑夜，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后来，这首诗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17日上午，我乘坐的中国民航飞机终于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了。当我赶到北京医院时，父亲已在那阴森冰冷的太平间里独自躺了整整两天。一看到他那安详苍白的遗容，我又一次被自己的泪水淹没了。
父亲曾活得那样真诚、热情、宽厚、随和，生前没有一个私敌，一辈子都在用心拥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而他走得却这样匆忙，匆忙得没能等到与他惟一的女儿见上一面，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
家里人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
亲朋好友沉痛吊唁谁也说不清，一夜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的住址。从父亲去世当天4月15日起，就有许多人来到北长街，打听会计司胡同25号。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佩戴上黑纱白花，排着长队走向家里的灵堂。这个平时不起眼儿的狭窄弯曲的胡同，整日涌动着悼念的人流。到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灵堂内外，白花如雪，泪水如雨。无数的花篮、花圈和挽幛，将灵堂堆得只剩下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走道。我和三个哥哥轮流站在父亲的遗像下守灵，泪眼模糊地望着成千上万名北京的、外地的、熟悉的、陌生的、知名的、普通的，被轮椅推着的、被他人搀扶的，还有那些相互扶持的吊唁的人们，哀伤地从我们面前一一走过。
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父亲逝世消息和讣告的当天，不少群众便自发地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为父亲布置起一处处灵堂。两天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被堆成了一座花圈的山峰，佩戴着白花黑纱的人们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广场，用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深切哀悼和纪念。
追悼会里里外外
悼念活动在4月22日达到了高潮。
这天，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均下半旗向父亲致哀。这天上午10点，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族各界代表4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为父亲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大厅东门入口处横挂着一条20多米长的黑色挽幛，上面写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会场正中悬挂的巨幅彩照，遗像前摆放着母亲率我们众子孙献给父亲的大花篮，花篮上披着白色缎带，上面写着：“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安息吧！”
父亲身着那套生前只在重要场合才穿的深蓝色隐条细纹西服，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容安详地仰卧在杜鹃花、马蹄莲和松柏簇拥的水晶棺内。这原是为毛泽东逝世而制作的一个备份棺椁。
追悼会开始前，半夜时分就徒步赶来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学生和群众，不约而同地面朝人民大会堂肃立。当广场上的扩音器传来追悼会场的哀乐时，数十万人一起唱起了《国际歌》。我在追悼会上，虽然没能看到广场上的这一切，但是我能想象得到，数十万人同声高唱《国际歌》，该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
上午10点50分，追悼会结束，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以及治丧办公室的其他负责同志，陪同我们一家护送父亲的灵柩前往八宝山。
父亲的灵车由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缓缓开出，一直肃穆静候在大会堂北门和东门广场的人们涌动了。几十万在天安门广场苦苦等了一夜的群众，没想到追悼会提前召开并提前结束，也没想到灵车改变了路线，他们高声呼喊，紧追灵车而去。
从天安门至八宝山，三十里长街两旁的自行车道、人行道，楼群内外，甚至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和升降机上，都站满了为父亲送行的群众。
迢迢长安街宛如人潮涌动的河床，扎着黑黄色挽幛大花的蓝白相间的灵车，船儿似地缓缓漂流在这条悲伤的河上。
长街两边，一双双哭红的眼睛，一朵朵泪湿的白花。灵车行至六部口就开不动了，那些佩戴着白花黑纱的群众，潮水般地漫涌过来。他们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哀痛地拍打着车身，车窗的玻璃上印满了大大小小的手印和斑斑点点的泪痕。无数的人呼唤着、哭喊着这位即将远行的逝者，声音闷雷般地滚动在长安街上：“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可是车窗打不开，我们只能隔着玻璃泪眼相向，不停地朝他们招手。大哥坐在车的最前面，双手放在胸前，频频向车外的群众弯腰鞠躬，代表我们全家对悼念的人群表示深深的谢意。我那八岁半的儿子，将这感人至深的场面写进了他三年级的作文：……在通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西长安街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们等候在那里，大家非常希望能再送爷爷一程。当我们的车队驶过来的时候，人们向我们招手，我们也向他们招手。车好不容易来到了木樨地，群众一下子拥了过来，把车子团团围住，使车无法行驶。他们向我们招手，向我们慰问。因为车窗是密封的，双方都听不见对方讲的话，于是他们便不断地拍打玻璃和车身，表示他们的哀思。在警察同志的帮助下，车队又继续前进了……
我们在八宝山的告别室一一与父亲吻别，泪眼迷离地目送着他投身烈火，走向不朽。
下午，兄长们在宋平、温家宝等陪同下，将父亲的骨灰盒捧回家，母亲率我们众子孙在灵堂举行了最后的家祭。
家祭之后，母亲和我们商量，看父亲的骨灰放在哪儿好。母亲说：“你们的父亲偶尔和我谈到百年后事时说过，‘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我一直记着他这话。”过了几天，母亲告诉中共中央办公厅：耀邦生前曾经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的意向。
第二天，各大报纸都披露了这一消息：“根据李昭同志的愿望，胡耀邦同志的骨灰将深葬在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的绿林之中。”
就这样，父亲归宿江西，又回到了他60年前参加革命的起点。
贫苦的农家娃子
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有客家人的背景。
据考证，我的先祖是明末时为避战乱，由赣入湘，定居浏阳的。就此而言，国外出版的一些关于父亲的传记上说他祖籍江西，也算事出有因。
客家人有着一部漫长的迁徙史，其源可溯至秦，如被视为第一篇反映客家人历史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其中便有村人所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自太平天国以后，客家人有过四次著名的大迁徙，而小规模的迁徙则难以计数。正是这种迁徙，使客家人走出乡土故地的狭隘，养成了四海为家的胸怀，成为汉人中最具有拓荒精神和坚忍性格的一个特殊群体。因而，客家人中人才辈出，仅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就出现了孙中山、廖仲恺、邓演达、朱德、叶剑英、彭湃、叶挺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1915年11月20日，正是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愤而发起讨袁护国战争的前夜，我父亲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一个叫苍坊的小村子里诞生了。
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堂姐曾对人说：听婆婆（祖母）讲，生我叔叔的那天，婆婆感觉特别疲乏，就坐在院子里打盹，突然看见一个穿红衣红裤、官人模样的人，嗵地从屋檐上跳下来。婆婆一惊，醒了，接着便感到阵阵腹痛，大约个把时辰，叔叔就降生了。
母亲听见了，嗔怪堂姐说：“别再说了，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迷信？”
堂姐争辩道：“婆婆怀我叔12个月，怎么解释？”
母亲说：“那是婆婆营养不良。”
婆婆一辈子生了十二个孩子，六男六女，但活下来的就是我父亲和他的一兄三姐。
父亲在家里总排行第九，祖父母叫他九伢子。当时家乡有生子“三朝”（即生下三天）请邻里吃饭的习俗。父亲的堂叔父胡祖仪是全乡有名的读书人，来吃酒时，就义不容辞地给父亲起了名字。父亲应是“耀”字辈的，根据《诗经·大雅·文王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句，起名“耀邦”。他又说，“观国之光，首在君王。邦国安定，人民斯乐”，故字“国光”。
1996年底，我和大哥回浏阳老家时，从家谱里看到这些记载。
父亲出生时确实很瘦小，但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也是不争事实，五岁时被胡祖仪看中，将他收入“种桃书屋”，与大他四岁的哥哥一起开蒙。
1926年，读完初小的父亲刚好赶上家乡方圆百十里颇有名气的文家市里仁高小招生。远房长辈胡祖荣看到父亲学习成绩出色，一定要祖父送父亲去应考。当时考试要交一块银元的报名费，可是家里拿不出，另一个远房亲戚叫胡祖台的大地主说什么也不肯借，最后还是胡祖荣把钱借给了祖父。结果，父亲真的以第一名的成绩轻松地考上了这家学堂。
文家市在浏阳县东乡，是当地著名的集镇，但离偏僻的南乡有20里山路。父亲为了上这个高小，每天往返要走40里地，这两年的求学路，对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极其艰苦而又漫长的。也许正是经过这样长年的锻炼，使父亲形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作风，也使他终生健步善行。
1929年夏天，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恰逢浏阳公学创办招生。这所当地惟一的县立中学，那年共招收100名新生。胡祖荣坚决要求祖父，让我父亲和他的儿子胡耀清一起报考。这次，祖父又一次咬紧牙关，同意了胡祖荣的第二次坚持。没过多久，入学考试的成绩张榜公布在浏阳县城里，至今家乡不少老人们都还记得，父亲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浏阳公学这所远近闻名的学校。
浏阳县城离父亲家80多里地，他再也不能走读了。但在学校食宿，一个月至少得3块银元，加上每学期10块银元的学费，一年起码需要50块银元的费用。这在当时相当于25石大米，对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来说，委实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因此，国外出版的一些关于父亲的传记中推断，能承受这笔费用的胡家，不会是贫农，至少是个小康人家。
事实上，1926年父亲考上文家市里仁学堂时，就因家境窘迫，祖父无奈，停了伯父的学，以全力保证在学习上比伯父显得更聪睿、更有悟性的父亲能够继续读书。而学费也是由宗族和祖父一支五服之内的“久如会”（宗族内部的互助组织）共同平摊支付。
考上浏阳公学，胡氏祠堂族会再次开会，决定由胡氏宗族担负父亲上学的所需费用：祠堂负担2/3，“久如会”负担1/3。父亲每年那50块银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才有了着落。
捕风捉影的“肃反”
在中共党史上，湖南籍名人不胜枚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李富春、陶铸等。而我的故乡浏阳，则是湖南一方钟灵毓秀之地。从浏阳辐射出去，往西约100公里是毛泽东、彭德怀的家乡湘潭，往西北约100多公里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任弼时的家乡湘阴，往西南约120公里是罗荣桓的家乡衡东……
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父亲“1933年1月调到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而实际上，父亲当时是作为犯人被带到瑞金的。
当时，湘赣省委“肃反”搞得很厉害，从上到下大抓“AB团”，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AB”是英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B团”是1926年国民党在江西省党部中一些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极力向苏区渗透，窃取情报，造谣惑众，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193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肃反工作决议案》。“肃反”的重点就是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后来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肃反”运动不断扩大化，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不少人有口难辩，甚至屈打成招。一旦罪名成立，就有可能立即被杀害。
1933年，有人为了过关，供说父亲是“AB团”成员。就这样，父亲被省政治保卫局列入嫌疑名单。后与曾镜冰、曾涤一起被打成了“AB团”，经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批准，决定逮捕枪毙“一胡二曾”。行刑的前一天，时任苏区少共中央局副书记的冯文彬在湘赣边界一带巡视检查完工作，碰巧回到省委驻地，看到了准备枪毙人员的名单。他认识父亲，不相信这个17岁的红小鬼是反革命，就机智地对看守人员说：“这三个人问题很严重，我要把他们带回少共中央进一步审问。”
一到瑞金，少共苏区中央机关便把父亲送到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那里，准备随后再把父亲交送政治保卫局。
隔了半个多世纪，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他忍不住敲开了顾作霖的房门，与顾作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顾作霖问父亲参加过“AB团”没有？父亲反问，什么是“AB团”？父亲恳求说：“就想留在少共中央局，做什么都行。我会刻钢版，可以扫地、做饭。”顾作霖被感动了，他说：“我看你这小鬼很坚强，就留下吧！”
瑞金一带的住房多是木墙瓦顶，房间隔着一层不到一寸厚的木板，那边说话这边听得清清楚楚。一次在讨论到“胡耀邦问题”时，父亲听见顾作霖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是‘AB团’呢！他连什么是‘AB团’都不知道。我了解他，我可以对此负责。”
另一个人同意说：“既然不是，那就放了吧。但是不能重用，要再考验一段时间。”
父亲始终没有搞清后来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第二天，父亲被解除囚禁，暂时留在了少共中央局机关。
顾作霖把父亲交给时任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的张爱萍时，交代说：你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工作，张爱萍认为父亲“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孔夫子‘每事问’的精神；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加上张爱萍自己在这之前也曾被人怀疑是“AB团”，有过险遭杀头的经历，所以对随便审查人、整人、杀人的做法很反感。考验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就再也没有追查对父亲的“AB团”问题了。
父亲在少共中央局机关打了几个月的杂，大约是5月间，被派往福建长汀、宁化、清流一带巡视儿童团工作。
长征时还不满20岁
1933年初，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不久，党内“左”倾路线为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江西，坚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无端受到“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和小集团”的指控。当年5月，临时中央批准解除上述四人的领导职务，全部派往基层“改造”。此后，毛泽覃来到总同盟工作。
曾担任总同盟主席的蔡乾后来回忆说：“虽然我们一起在‘反帝同盟’中共事只有半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我，还有胡耀邦，经常长谈到深夜”，“毛泽东年轻漂亮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表示关心，常叫她的妹妹贺怡（毛泽覃之妻）给毛泽覃送些煎辣椒或鸡蛋。毛泽覃总是把妻子送来的东西拿出来请客。胡耀邦和我曾在那里吃过饭，非常丰盛，”“毛泽覃一有空总爱找胡耀邦对弈”。
1934年3月，父亲被调回团中央局，开始主编儿童刊物。4月担任秘书长，直到同年10月长征开始。
1934年，在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左”倾盲动，丢掉了大片根据地。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史称“长征”。
父亲9月接到中央组织部门的通知，要他做好转移的准备，并将他编入红星纵队中央工作团第二团，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
一过湘江就染上疟疾的父亲，抱病行进在红星纵队的行列里，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地走得摇摇晃晃。入黔时，杨勇骑着匹棕马过来，一眼看到他蜡黄的脸，吃惊地问：“耀邦，你怎么啦？”
父亲喘得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杨勇连忙跳下马来，将他托上了马背。父亲就这样骑一阵走一阵，赶到了遵义。这时，改变数万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是时部队进行改编，父亲被调到红三军团第五师，在彭雪枫的第十三团任党总支书记。
这年2月间，红三军团击败国民党王家烈部，再克娄山关，二战遵义城。红三军团在遵义西南十余里处集结时，遭到敌机轰炸，父亲没来得及躲闪，被一块弹片击中臀部。但到四渡赤水时，父亲又一瘸一拐地行进在队伍里了。
过草地时，天气变幻无常，沼泽密布，又缺吃少穿，不少人被沼泽吞没，或冻饿致死；活着的人也感到难以生还。父亲曾亲眼看见，有个连指导员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份苦，拔出手枪朝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但父亲常对走在身边的指战员们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不好好欣赏，过了这个村就找不到这个店了！他还问大家，是不是草地的月亮比草地外的大？一直努力做着细致生动的思想工作。
父亲年轻个子矮，在到达草地边缘过墨曲河时，张爱萍就用他的马把父亲和小通讯员们一趟趟驮过河。
在延安长征，是史诗般漫长艰苦的历程。
回忆起那个震撼世界的历程，父亲总会充满感激地念叨说，那会儿如果不是杨勇和彭雪枫时常将马让给他骑，不是张爱萍让他拉着马尾巴走，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翻过皑皑雪山，走出茫茫草地。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父亲，以惊人的毅力从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卓绝中奇迹般地走了出来。当他面色枯槁、衣衫褴褛地来到延安时，还不满20岁，瘦得只有不到70斤。在参加长征的8万多名红军将士中，父亲是不到8000名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时，他不是长征队伍里岁数最小的，但他与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和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在少共中央工作时，因为年纪太小，一直被称作三个“红小鬼”。
从父亲1937年在延安拍摄的照片上看，那时他简直就是个大孩子，稚气未脱，体形瘦小。可是，长征精神已经永远地融入了他生命的年轮，革命的发展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都蓬蓬勃勃地发育起来。
没见过这么年轻的首长
1936年2月，父亲带着一支精干的工作团，顶着呼啸的寒风，随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抵吕梁山区的石楼县，开展宣传、征兵和筹粮工作。
但在东征即将结束时，父亲却因积劳成疾和营养不良，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
5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瓦窑堡东征工作团总结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胡耀邦领导的那个团工作搞得最好。毛泽东听了，向台下大声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让我看看。”父亲从人群中站起来，毛泽东一看就笑了，幽默地说：“是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嘛！”然后饶有兴致地向父亲询问“扩红筹粮”的情况，并肯定了他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是父亲第一次直接与毛泽东对话，他们的再次会面则是一年以后了。
1937年3月，父亲被选送进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这一期抗大，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部分。大学部有14个学员大队，父亲在一大队学习。一大队、二大队学员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集结着陈赓、罗炳辉、杨得志、张震、何长工、梁兴初、余秋里、张国华、赖传珠等一批著名将领。
一大队的队长是陈赓，支部书记是伍云甫，父亲是一大队的俱乐部主任。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紧急调遣伍云甫去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所遗支部书记一缺，选来选去选到父亲身上。大伙儿都说：“胡耀邦年龄最小，就让他当吧！”父亲在抗大不仅是一大队、二大队中最年轻的学员，且以手不释卷而为众人所知。父亲求知若渴，勤于思考，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昌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抗大一大队担任政委时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并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而闻名。
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父亲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有些人不大赞成，认为父亲资历太浅，年纪太轻，还不满22岁。毛泽东坚持说：“你们反对，我就要他当。”而此后的事实证明，父亲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毛泽东很满意父亲在抗大一年半的工作，夸奖他工作干得不错。1939年5月，军委总政治部（简称总政）组织部部长方强，率战地考察团到前方调研，有人提名父亲担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临时主持全军干部的人事调配和政治思想工作。然而，有人担心父亲太年轻，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可毛主席说，“既然你们认为胡耀邦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不行，那就让他当部长吧。”不久，父亲便担任了部长。
这是父亲革命生涯中又一次大的飞跃。
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主要在军队，总政组织部管的干部比中央组织部管的还要多。所以那时父亲特别忙，不但要处理日常的干部调配任免工作，还要经常与团级以上的干部们谈话，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甚至帮他们找对象。而这时的父亲还不满25岁，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确实显得太年轻了，甚至闹出笑话。
那是父亲第一次接到请柬参加延安举行的晚会，刚在首长席坐下，就有一名警卫战士走过来，对他说：“走走走，到后面去，这是你坐的地方吗？”父亲说：“哎，我是有请柬的啊！”那个警卫战士看到请柬，更吃惊了：“怎么？你把首长的请柬都偷来了？”然后不容分说地喝道，“那也不行。去。到后面坐去！”父亲无奈，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到观众席去了。王维舟等领导入场时看见父亲，奇怪地问：“胡耀邦，你怎么坐在这儿了？”父亲把情况一说，大伙儿都笑了起来，说：人家警卫没见过年纪这么轻的首长嘛！
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1953年6月)
1952年7月，父亲奉调进京。
调父亲进京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动议，原拟让他到国务院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工作，但父亲到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党中央正在酝酿调整中央的领导班子，刘少奇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负责团中央工作的候选人名单，他建议在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三人中挑选一人。
毛泽东看后，拿起笔在父亲名下画了个圈，说：“团中央的工作，还是由胡耀邦同志来做好。”
这一切却是父亲没有想到的。他在离开川北时，满以为会像中央拟定的那样去建筑工程部当部长。他不止一次地向往着，如何亲手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不止一次地暗下决心，一定要使全国人民都住上漂亮的好房子。
可是，历史却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父亲到京后没几天，毛泽东就与他谈了话。
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方式问：“你敢在大庭广众作报告吗？敢和知识分子谈话吗？”
豪情满怀的父亲毫不迟疑地回答：“敢！”
毛泽东说：“好！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吧！”
父亲不知道毛泽东要他去哪儿。
刘少奇在一旁解释说：你年轻，又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的经验；你当过军委组织部长，人缘好。选来选去，就选中了你做团中央书记。
……
父亲回到位于南河沿的翠明庄招待所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
跟父亲一起从川北来京的曹秘书，看到父亲盘着腿坐在床上，一句话不说，忍不住问他：“怎么样，工作定了没有？”
父亲一脸不高兴地指了指身边熟睡的德平说：“让我当团中央书记……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当孩子王！他们（指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
不高兴归不高兴，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父亲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到团中央去了。
团中央的许多同志都还记得父亲第一次走进正义路机关大院时的样子：留着小平头，身材削瘦，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穿一双圆口布鞋，衣着朴素，像个风尘仆仆刚从山区回城的小青年。机关的同志们跟父亲接触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的平和与敏捷。他在大会上第一次阐述自己的工作设想后提醒大家说：“我的工作要是干得不好，你们就到党中央告状哦！”同时，他立下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
父亲在团中央工作了14年，从书记处的书记到机关干部，从秘书、公勤人员直至食堂的大师傅、传达室的老头儿，都亲切地叫他：耀邦同志。他不让开小灶，吃饭和大伙儿一样拿着碗上大食堂，一边排队一边与身边的人聊天或谈工作。
父亲去世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回忆说：“团中央至今不设小灶，不搞特殊化，同志之间不称官衔，就是耀邦同志那时开创的好风气。”
在团中央任职的十多年里，父亲始终把握住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个根本，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屡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
父亲去世后，中共中央对父亲在团中央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动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哪有这许多右派？
在党内高级干部眼里，父亲是很得毛泽东赏识的。可很多人不知道，在历次党内政治路线斗争中，父亲一直守身如玉，从来不肯趋炎附势。
共和国史上重大政治运动之一的整风运动，在1957年上半年全面展开，中共中央频频呼吁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批评党和政府的错误与缺点，鼓励他们投入到大鸣大放中去。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讲话，父亲预感到政治风向很快要有变化。但他却没有料到，形势会变得那么快。大会结束后不到半个月，6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严酷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而且规模急剧扩大。
7月16日，父亲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启程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待他回国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时，得知团中央打了一大批右派，他着急地说：“必须刹车了！”当下就往团中央机关打电话，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他想赶回去找中央书记处领导，尽可能地保一保年轻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中国青年报社成了重灾区，正、副社长和总编辑被“一锅端”，丁望、刘绍棠等17位著名编辑和记者被打成右派。其中有的是因为报道过某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的是在报上揭露了一些省、市委领导干部搞特殊供应的“秘密商店”，有的是写了篇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文，有的是仅仅给人事科贴了张大字报，还有的不过是说了一句“报社哪有这许多右派”，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在中央书记处给《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的问题定性时，有人提出他的问题是在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的报纸不能当传声筒、翻版书、留声机。
邓小平听了，问父亲：“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父亲马上替他开脱：“他这是糊涂俏皮话。”
邓小平想了想，点点头说：“噢，这是个糊涂人，总编辑就不要当了。”
于是，张黎群仅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团中央常委职务的处分，却幸免被定为右派。
在父亲的力保下，副总编辑钟沛璋的右派定性问题被拖了一年。但在随之而来的1958年反右倾斗争中，团中央有人翻出上一年的旧账，就钟沛璋不定为右派的事向父亲发难，认为这是右倾表现。最后终于把钟沛璋补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才告结束。这些人都是我们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出色办报人，却被一场狂风刮得满园凋零，父亲不由得连连叹道：“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
作家刘绍棠16岁被调到团中央工作。1952年起，他的文学创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神童作家”。1957年春，在北京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上他发言有些过激，次年被划成三类右派，开除党籍。就在他准备到大运河边的儒林村接受改造时，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父亲与他谈了一次话。父亲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习惯地回答：“我是因为一本书主义，堕入了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不料还没等他说完，父亲就打断他的话大声说：“你什么也不是，就是骄傲！”临走时父亲握住他的手嘱咐说：“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多年来，父亲一直为没能保护住这批知识分子而深感痛心。20年后，父亲有机会为这些并非右派的右派平了反，后来又找到机会和他们见面。父亲谈及此事时曾说：我很难过，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团中央一批很有才干的团干部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庐山会议
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震惊中外。其实，这次会议计划是纠“左”，后来却演变成一场意想不到的悲剧。这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时，父亲正在青岛忙于筹备召开共青团三届五中全会。全会之后，他带着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去了山东优秀回乡知识青年典型徐建春的家乡蹲点劳动。干了一个多星期的活，到了长山岛，父亲拉肚子拉得很厉害，只好就地住院治疗。
7月27日下午，北京忽然来电话，通知父亲8月1日之前赶到庐山，参加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第二天，还没等父亲出发，北京又来电话，要父亲29日上午赶到莱阳机场，有专机接他上庐山。
当父亲匆匆赶到机场时，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飞机上闷热如蒸，进了机舱父亲开玩笑地说：“哟，小高炉嘛！”
可惜没人搭腔。父亲立刻感到飞机上气氛不对。
同乘这架飞机的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父亲和这些将军们都很熟，尤其是许世友司令员。他是抗大第三期学员，父亲当过他所在一大队的党总支书记。老战友重逢，从胶东一路聊到江西九江。
可当晚乘汽车上庐山后，父亲却没什么话说了。
1957年大规模反右之后，全党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家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已经变得有些盲目了。这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看了，对“大跃进”一词大为赞赏。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毛泽东的激情也感染了父亲。在11月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父亲曾充满激情地作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
事实上，那年夏收前后，大跃进就已经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浮夸。
有一次谈起这事来，大哥问父亲：“那会儿你们真的相信有这么高的粮食产量吗？”
父亲说：“刚开始相信。那时候毛主席都相信嘛，还发愁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出用1/3的耕地种粮食，1/3的耕地轮休，1/3的耕地改种观赏植物，这样来解决粮食太多的问题。”
可是到1958年秋天，当父亲沿着毛泽东视察过的路线对河北、山东和河南进行考察之后，他就再也不相信那些高产的神话了
父亲来到河北的杨柳青，这个农民的儿子亲眼看到那些和他父辈一样也是摆弄庄稼的农民们，将60亩刚刚灌浆的稻子移植到一亩地里；稻棵密得光照不进，风吹不透，人们就用灯光照，用鼓风机吹。产量就是这样被60倍的谎报，效益呈60倍的虚假。
父亲说过：“五八年到河南，省里同志指给我看一条三尺多长的藕。看的时候，他们催我快走。我觉得奇怪，偏要仔细看看，结果发现是几节对起来的。到太康县时，给我看一串三十几斤的红薯，仔细一瞧是用线绑上连接起来的。”
越往南走，农业“卫星”放得越高。而当父亲在一个地区指出他们搞浮夸时，那个省里的领导很不高兴。
这趟南行，使父亲对大跃进的盲目、浮夸和虚假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和冷静的认识。
坐了两年冷板凳"
父亲上到庐山，形势已是一边倒。
8月2日正式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已基本定论。父亲只赶上听毛泽东8月2日上午措辞严厉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接下来，分组批判斗争彭、黄、张、周等人。一时间，庐山之巅风起云涌。
父亲在大会上始终保持沉默，只是在小组讨论会上简单说了几句。
在那种非此即彼、营垒分明的极端的政治氛围里，少言和沉默都是需要勇气和付出代价的。
毛泽东每天仔细阅读会议简报，了解与会者的态度。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一个月，毛泽东才将中央委员召集到庐山上来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当然是希望接上山来的人能加强批判彭、黄、张、周等人的火力。可是，一向思维活跃、善于言辞的父亲不但在大会上没有发言，就连在小组讨论的发言记录上也只是留下几行字。这自然让毛泽东很失望。
父亲说：“从那以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让我坐了冷板凳！”
此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很少通知父亲参加。
毛泽东70岁生日那天，不知为什么突然请父亲等三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面条。吃着吃着，毛泽东似乎并无所指地大发感慨道：“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自以为是，为什么就不能自以为非呢？”
父亲琢磨了一下，点点头说：“是的，主席。我以后要多一些自以为非。”
毛泽东显然对父亲的机敏满意了，呵呵地笑起来。
但是，这时的父亲已渐渐走出感性的误区，开始用理性的目光看着这位已经被神化了的领袖。
60年代初期，他开始对“毛主席万岁”的欢呼有些不以为然，说：“为什么要这么喊呢？哪有人能活一万岁呢！”那时，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父亲很赞同，并以此为题，让中央团校的学员进行讨论，多次倡导独立思考，而且提示说：“毛主席只有六十几岁，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科学知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得，都有办法。”
党内总有那么一些人，政治嗅觉相当发达。记得有些高级干部过去常往我家跑，总想从父亲那里摸点政治局的新精神。而庐山会议以后，他们觉察到毛泽东对父亲的冷漠，就很少到我家来了。
庐山会议之后，虽然党内斗争愈趋尖锐复杂，但父亲依然故我，从庐山下来一个多月，就到彭德怀的家里去看望他。
1961年夏天，我们到颐和园去游泳，父亲又提议：“彭老总住得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他吧。”
秘书扯扯他的衣袖，提醒说：“耀邦同志，不久前你不是去看过他了嘛，这个时候还要再去吗？算了吧！”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慢慢地自言自语道：“那……就算喽。”
直到1978年，父亲任职中组部部长组织平反冤假错案，最先推倒的大冤案之一，就是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案。
廼兹府关东店（上）
我们家是由婆婆、外婆、父母、兄长和一个堂姐组成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刚到北京时，我们住在团中央机关工字楼后的小院里，不久搬到百货大楼后面的大甜水井胡同，住了两三年，又迁到廼兹府关东店20号院。
那是一个有着三进大院和一进跨院的老式典型四合院，第一进院子住着婆婆、外婆、我们兄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第二进是中院，北房是父亲的客厅、书房和卧室；东、西两侧厢房分别是两位秘书的办公室和值班室；最后一进院子里，住着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一家。
当时母亲在北京国棉一厂当副厂长，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每周仅回来一两次。几个哥哥和堂姐都住校，星期六下午才回来。所以平时家里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就是父亲、婆婆、外婆和我。
我放学回来一做完功课，就满院乱窜。窜到父亲房里时，总是见他坐在书桌那儿看着什么。父亲听到动静就会抬起头，笑眯眯地问：“你来了。想要什么呀？”
我说：“跟你玩儿。”然后，就挤在他身上或在他坐的大椅子上爬来爬去。这时，父亲通常是埋下头去照旧看他的文件或是书，任我爬上爬下。我爬着爬着觉得没意思了，就蹦蹦跳跳地自己走了。有时候屋里有客人，父亲看到我进来，就会揿一下书桌上的电铃，把秘书或公务员叫来问：“有什么吃的？给满妹拿点嘛。”一会儿，我就能得到一个苹果或梨或糖块儿什么的，于是也就高高兴兴地被打发走了。
我们家外面100多米长的胡同里，经常停满了军委、国务院部委和一些省、市领导人乘坐的大吉斯、大吉姆、大红旗和伏尔加什么的小轿车。
叶剑英、李富春来过。罗瑞卿、萧劲光、李贞等，常常一拨儿接一拨儿地到我们家来。陶铸、柯庆施、李井泉等大区书记们到北京开会，抽空儿也会来家里做客。
我们家长年累月高朋满座，经常是第一批客人还没走，第二批客人又到了。喜欢打牌的伯伯们有时和父亲一起打麻将，有时打桥牌；喜欢聊天的，政治、时事、经济、历史、古文、诗词歌赋等，都是他们谈不完的话题。
有的客人在我们家一坐就是一整天，从早饭吃到晚饭。
一到星期天，客人们从上午就开始来，常常是吃完午饭的客人还没走，又来了吃晚饭的人。吃了晚饭的人，不到夜深人静要睡觉时不会走。还有几家人常常周末来玩，一来就是一家人，一呆就是大半天。
一看到有客人来吃饭，父亲总是叫公务员马上到厨房嘱咐炊事员：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
父亲一生热情慷慨，总是倾囊待客。来我们家做客的那些伯伯、叔叔、阿姨们都说：你爸爸好客，在延安就是这样。
父亲在抗大和总政工作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八路军官兵也发几块银元。发饷后的那几天，父亲就会让警卫员买几斤猪肉炖上，把一帮生死与共的朋友们请来，在他那弥漫着肉香的窑洞里打牙祭。
可不知为什么，父亲好像一直很少去别人家吃饭。
父亲虽然好客，但牙齿不好，饭菜到嘴里好像不怎么嚼就咽下去了，吃得特别快。所以，他总是要我陪着客人们慢慢吃，还要我不断给客人布菜添饭，说是要等客人们都吃完了我才能放下筷子，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有时我懒得陪客人，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吃那么快？嚼也不嚼，没礼貌！”
父亲却笑笑说：“湖南人吃饭都快。知道吗？毛主席吃饭也不嚼。”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家很少有仅是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似乎总有客人。常常是父亲和我陪着客人先吃，然后家里其他人再吃，这是因为晚上母亲多不回家，吃饭的客人又总是太多。
兹府关东店（下）
我们家的另一部分常客，是来自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
团中央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却习惯把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撰写文章。他的书房和客厅，简直就成了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
父亲到团中央不久，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个星期天晚上开会。那时，每周只是周日休息一天。这一天，团中央所属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编辑部的主要领导，总会自动到我们家来“务虚”和“务实”。“务虚”，是指由父亲传达中央的有关精神和政策；“务实”，是讨论如何宣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父亲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等单位的负责人谈道：“青年人的读物要加强知识性和趣味性，不能净喊政治口号。”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青年报》增加了副刊版，生动活泼地开辟了《长知识》、《原子时代》、《舞台与银幕》、《共青团》、《向日葵》、《接班人》等知识性、趣味性很强的专栏，坚持了十几年，形成一大特色，成为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大报。
父亲和客人们平等而投入地讨论，也时常为一些观点和提法发生争执。有一次，我在屋外的海棠树下玩，听见父亲在屋里面大嚷：“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和你们斗争到底！”
曾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孙轶青说：“我们团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都爱往耀邦同志家跑，他谈话有思想火花迸发，而且还可以吃到他家所有的东西。”
他们一来，父亲就让公务员把香烟、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炊事员则不停地烧水沏茶，忙着给他们做饭。中午一过11点，下午过了5点，父亲必定留大家吃饭，这好像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习惯。
父亲真诚地接待每一个来访的客人，从党政军高级干部，到普通司机、送煤工人，从无厚薄之分。
那年，张百发还在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当副经理。一个星期天上午他来看望父亲，谈完话已是11点多了，父亲照例留他和司机一起用餐。那个司机觉得跟首长们一起吃饭不自在，父亲看出来后对他说：“你是工人阶级嘛，同工人阶级一起吃饭，我感到光荣！”司机的拘谨一下子就放松了。
应酬客人，是我们家最大的经济负担。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文革”前的十几年，父亲虽然工资待遇很高，但我们家一直未能摆脱欠债的窘境。
母亲只顾工作，不理家务，父亲则是从来不过问生活琐事。他的工资一直由秘书管着，家里的伙食支出由炊事员负责，添置用具、哥哥们买衣服，都是公务员说了算。我从来没见父亲摸过钱。我琢磨着，他恐怕从来没想过，一个五级干部的工资，如何在养活这个九口之家以外，再来应酬这车水马龙般的客人。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有时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寅吃卯粮，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受林彪的委托，叶群也到我们家来过。父亲也去毛家湾回访过林彪。他第一次吃到栗子面窝头，就是林彪家招待的。林彪在抗大当校长时就熟悉而且很赏识父亲。
1962年，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当他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大红大紫时，父亲却在思想上和他分手了。什么“立竿见影”？父亲说：“完成某项任务可以这么说，培养一个理论工作者就不能立竿见影嘛！”
1966年初夏，父亲以前的一个秘书告诉他，《北京日报》上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父亲嘿嘿一笑，幽默地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劝父亲找“林副统帅”说说情，以便从那“莫须有”的罪名中解脱出来。可是接连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父亲，连想都不去想。
不搞阶级斗争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共西北局（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一职。
那时，正是三秦大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倾思潮蔓延最烈之际。陕西省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棉花132万担，单产只有40斤；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但全省在一期社教中共清出“四不清”问题的竟达17560人，逮捕了6470人，拘留了5000人，平均每天抓人30余名。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有1450余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有3200多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到了西安，父亲就为这难以置信的情况急得夜不能寐。他夜以继日地听取了47个厅、局的汇报。不到两个月，父亲走遍了关中、陕南的4个地区20多个县，平均每天处理10多封群众来信。他深感陕西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困苦和社教运动过火，于12月24日给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走马上任报陕情》的书面报告，大胆提出：“1、要正确估计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尊重现实；2、要正确估量和对待广大干部的缺点错误；3、政策界限必须慎重考虑；4、要下力量把生产搞上去；5、解决陕北极端贫困落后的问题。”
当然，这逆流而上的真言直谏，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相距甚远，必然束之高阁。
陕西的所见所闻整日煎熬着父亲。他实在憋不住，提出“社教运动不是育人，不是整人”，“对阶级斗争情势要具体分析，有多少说多少”。“大、宽、活”，是父亲治理陕西的三字方针。
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父亲当面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请求，把原定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同时希望中央能够拨款在陕西建几个化肥厂，以解决偌大陕西省连一个小化肥厂都没有而造成的化肥紧缺问题。周总理和李副总理十分同情并支持父亲的这两个请求。父亲回到陕西，要求把减少下来的3亿斤粮食征购指标层层分配到地、县、区、公社，直到生产队。减少征购粮食，增加化肥投入，群众高兴地称父亲为“胡青天”。
然而，当时西北局的主要领导对竭尽全力抓生产的父亲很不满意，批评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哪只手来抓阶级斗争？”
父亲在各地的讲话，很快被搜集起来，摘录汇编成两大本“言论集”，供大批判用。父亲不理那个碴儿，硬着头皮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2点以后睡觉，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作又不顺利，1965年3月下旬他病倒了。医生诊断：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生命危险。
然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父亲“不搞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越批越烈，直到召开了13次批判会，把父亲批至彻底住院。张爱萍将军视察工作到西安，看见父亲，感慨地摇着头说：“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
叶帅视察西北时，父亲颅压正高，整天头痛不止。叶帅去医院看他，说：“我听贺老总（贺龙元帅）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哪。”
父亲回答：“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
叶帅说：“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父亲摆摆手说：“我走不脱啊！”
叶帅临行前，要父亲送他去机场。到了机场，叶帅对父亲说：“再聊一会儿嘛！”便将父亲拉上飞机。父亲跟他进了机舱，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命令：“起飞！”
父亲这才明白叶帅的良苦用心，感激道：“叶帅啊，你看，我还什么都没带呢！”
叶帅得意地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虽然父亲在陕西任职不满7个月，但这年陕西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
为此，周总理多次表扬父亲，说他“半年就把陕西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了”。
10月6日，父亲到中南海参加西北问题会议。会没开，邓小平对来开会的人说：“你们的争论摆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他接着对父亲说，“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下，另行分配工作。”
风雨正义路（上）
父亲是“文革”开始后最早被拉出来示众、批斗的中央委员，也是被大规模围攻并直接遭受肉体摧残的领导干部。
1966年8月13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群众大会后，团中央便成了“文革”初期最早直接受到群众冲击的人民团体机关。当天夜里9点多钟，我记得正下着大雨，满院都是风声雨声，我已经睡下，忽然被一阵强过一阵的砸门声惊醒，一伙儿红卫兵湿漉漉地冲进来，把父亲和后院的胡克实揪走了，连同团中央其他几位书记，分别带到团中央机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批斗。
从那天起，团中央机关天天人山人海。机关院里、办公楼里人声鼎沸，口号震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遮住了所有的墙面；标语和口号贴满了机关院里院外的所有大树和电线杆。团中央机关的树上、窗台上、楼顶上，黑压压满都是人，整整一条正义路大街，常常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一天晚上8点左右，父亲带着团中央书记处的八位书记，来到机关大院办公楼接待红卫兵。他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双手作着揖说：“欢迎，欢迎红卫兵小将到团中央帮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团中央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沉闷，你们给我们带来了生气。工作组有很多缺点、错误，欢迎革命小将批评。”父亲洒脱的态度和诚恳的开场白，一下子竟使紧张了一个下午的对立气氛缓和下来。会议室里二百来号学生和满走廊的近千名学生渐渐平静下来。父亲接着说：“我们总是习惯用管自己孩子的方法去工作，告诉他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不对的，是会引起他们反感的。对我的孩子也一样。要开明些嘛！”在场的人有的笑了。父亲接着问：“谁有问题？谁先问？”学生们骚动着，时不时有同学提问，父亲一一解答。这时，有一个女同学反映：“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不称职，你下令把她撤了吧。”父亲问：“怎么不称职？”女学生回答：“她英文很好，但从不帮助同学。”父亲笑着说：“你可以给她提意见，帮助她嘛。但我不能撤她的职，因为不符合组织手续。团章上规定，支部书记和小组长都要选举产生。”父亲又问：“你是团员吗？”答说“不是。”父亲继续说：“团员帮群众，群众帮团员，大家共同进步。”父亲举了长征路上红军互相帮助，最后到达陕北的例子。学生们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怒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这时候，在场的机关干部提问了：“胡耀邦，你为什么保护右派？”“胡耀邦，你在长征中有两天不见了，是不是向敌人告密去了？”“胡耀邦，你是不是反对毛主席？”……父亲沉着地答道：“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有过大量的失误，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从来没叛变过，也从来没有告过密。在长征途中，我病得很厉害，因为生病，有两天没有赶上部队”。“如果说团中央书记处发生了错误，所有的和主要的错误我都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但是，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又有人问：“你跟刘少奇是什么关系？”“跟邓小平是什么关系？”“跟彭真是什么关系？”“跟杨尚昆是什么关系？”父亲仍旧平静地回答：“都是工作关系。”又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揭发他们？”“我没有看出他们有什么重大问题。”
……
学生们张口结舌。闹了一下午加一晚上的学生们累了。此时，已是凌晨3点钟，红卫兵们准备走了，人们渐渐散去。不知谁喊了一句：“不能让书记们回家！让他们留下做检查！”父亲马上接下来说：“好，我们今天就不走了。大家都住在这儿。”他转过身，拉着一个晚上交谈过的男红卫兵的手，低声问：“你能不能也留下来？我觉得这儿有点乱。”那个原本怀着对工作组满腹牢骚的红卫兵，早已被父亲的机智和胆识折服了。他看着父亲不容分说的目光，回答道：“那我就留下。”父亲立刻说：“我们大家都不要分开。三楼有一间小会议室，大家去那儿一起休息吧。”连父亲一共九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拖着疲乏的身躯向三楼走去。
风雨正义路（下）
开始，还只是在团中央机关大院批斗。8月下旬起，学校、其他机关和社会上的单位，竟来“借”父亲他们去游街、批斗。辱骂、殴打、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批斗回来还要写揭发和检讨材料。
进入10月，在“抛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父亲他们不仅被拉到学校去斗，新一轮的造反狂潮也迅速地扩展到各行各业。那天，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技工学校的造反派，开来一辆驮着个煤气包的大卡车，一大早就把父亲和胡克实、王伟从小黑屋里叫起来。当时父亲已被打得浑身是伤，因日益频繁的批斗造成的腰肌劳损和坐骨神经炎，使他腰腿疼得无法行走，便拄了根棍子。一个小青年冲上来，一把夺过木棍，啪地撅成两截，训斥道：“你还不肯放下当官做老爷的派头，这会儿你还拄拐棍儿！”
父亲腿痛得上不了车，两个大个儿男人拎起他往车上扔，一上车还惨无人道地用武装带抽打，用大头皮鞋狠踢。
还没开车，不知是谁用皮带的金属头把王伟的额头打破了。一下子血涌如注，殷红的鲜血顺着王伟的脖子一股一股流下来，很快染红了他的衣服。
一路上，书记们被游街示众。在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中，他们轮流被身强力壮的年轻学生们不断地殴打。
到了长辛店批斗会场，刚宣布批斗大会开始，造反派便凶狠狠地轮番质问父亲：“你是不是‘三反分子’？”父亲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一个学生跳上台来，用手指着父亲的鼻子质问：“胡耀邦，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父亲说：“我不反对毛主席，我也学习毛主席著作。”父亲认真地告诉他们：“毛主席的四卷我已经通读过好几遍，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造反派疯狂地打断他，说：“你就是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另一个学生吼道：“诡辩！反动派不打不倒，揍他！”造反派们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抡起皮带用铜扣那头儿猛抽。父亲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全身红肿，多处伤口流血，脖子被扭伤，双腿不能走路……
天擦黑儿的时候，我们正在家里吃晚饭，团中央机关五分钟打来三次电话，要我们家去人把父亲接回来。三哥放下手里的碗筷，急如星火地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黑夜中。
他还没到团中央机关大院门口，就见父亲蹒跚地晃动着；走近一看，父亲面如土色，身上露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刚换上的新绸衫和丝背心，全都被撕扯成一缕一条的；浑身上下满是血污、痰迹和汗渍。
三哥鼻子一酸，难过得掉下泪来。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断断续续地说：“哭什么？我们回家吧。”
三哥赶紧雇了辆人力三轮车，把父亲抬到车上，慢慢拉回家。我们将他安顿到长沙发上半倚着，足有半个多小时，父亲没有说出一句话。父亲没吃一口东西，只喝了几口白开水，喘息了很久，用手指指自己胸前的口袋，嘴角抽搐着，还是说不出话来。我顺着手势从他口袋里摸出一张叠着的薄信纸，纸上笔迹颤抖、字大行稀地写着
孩子们：
一、这是本月的生活费，希望你们节约使用，学会过苦日子；
二、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胡耀邦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父亲完全失去了自由。白天挨斗，晚上还要去清扫厕所，打扫大礼堂和机关大院。
九大落选的中央委员
1968年10月12日这一天,忽然接到中央通知,派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将父亲送到京西宾馆,说是要提审。可是当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父亲被从“牛棚”直接带到京西宾馆门口时,警卫人员将两位军代表挡住,通知他们在外面等候,只让父亲一个人进去了。军代表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等了一天,第二天才知道,父亲是来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至此,父亲的囚禁生活算是结束了。他被中央接管过去,在团中央书记处被停职的书记中第一个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工资也照发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党的九大召开前的一次预备会议,根据党的八大章程,全会决议必须经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表决通过。事实上,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除10人已经去世外,绝大多数都已被打倒,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余下的仅40人,不足半数。为了凑够半数以上,毛泽东提出解放几个人。林彪、陈伯达一伙儿这才临时解放了陈少敏、李志民、范文澜三人,又将10名候补中委补为中委,凑齐53人,刚好超过半数。毛泽东仍不满意,说:“不行,再解放一个。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么问题呀?他也算一个。”这样,才匆忙把父亲放出“牛棚”。
就在这次全会期间,发生了几件小事,影响了父亲的命运。
一件是在全会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时,陈少敏推说“不舒服”,竟在举手投票时两手往前面的椅背上一趴装睡,没有投票,这在代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后,权倾一时的康生责问她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正气凛然地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再一件就是大会中间休息时,康生看见父亲,老远地走过来要和他握手,父亲却装着没看见,扭头走开了,当着众人的面,将康生很难堪地晾在那儿。
还有一件是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江青对父亲说: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写个检讨就行了。当下就有人悄悄地对父亲说:“你写封信给江青同志,肯定能够当选中央委员。”但是,父亲拒绝做这种趋炎附势的事。于是在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有人指责父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够”,反对选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父亲说:“我不进可以。但是我建议选谭启龙同志……”
这次全会召开前,毛泽东曾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5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要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可是,由于发生了以上的事情,林彪、“四人帮”等极力阻挠父亲当选中央委员。结果,父亲成了为数不多的落选人中的一个。
开完党的九大,父亲被发配到团中央五七干校,开始劳动改造。
后来,父亲曾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谈过:“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而是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已经有所察觉。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叛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我早就了解嘛……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另一种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所在地)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父亲这一走,我再见到他已是五年之后。
“你们没有资格给我做结论！”
1972年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这天的报纸上，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那一长串名单里出现了父亲的名字。事实上，父亲从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返京后约半个月，中央组织部的人就到我们家找他谈话，准备安排他到甘肃省工作。当时父亲表示没有意见，只要能工作，到哪儿都行。但问题还是出在结论上。驻团中央的两个军代表拿着起草好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要父亲签字。父亲一看他们做的结论，就将报告递还回去，说：“你们这样做太不实事求是了嘛。”他逐条反驳，拒绝签字。
父亲与军代表对结论的分歧很大，说着说着父亲就动怒了，一拍桌子说：“我的事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也没有资格给我做结论！”这样一来，父亲的工作安排就又被搁置下来。那段时间他常自嘲是新“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怕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那几年父亲一直没闲着，除了读书，就是接待一批批的来客。
父亲在延安时当过六年的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军队干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文革”中专管军队将帅专案的机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及其所属的大小几十个专案组，几乎都反复多次地找父亲调查过。
而随着全国的解放，不少军队干部都转到了地方工作，这样父亲对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也很熟悉，因此来自全国各地专案组的调查人员也都来找父亲。
就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的前一年，“二办”贺龙专案组的几个人来外调贺龙元帅的情况，那几个年轻的专案组人员拍着桌子冲父亲吼道：“你知道吗？贺龙是土匪！”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贺龙同志绝不是土匪，他是共产党员！”专案组人员说：“这是被以林彪同志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了性的！”父亲还是不改口，平静地说：“这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邓小平的复出，给饱受“文革”磨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莫大的宽慰，使人们看到新的转机，预感到中国政局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1974年3月，可能是中央对父亲的工作安排有些考虑，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忽然来到我家，对父亲说：“耀邦啊，听说你检查很不深刻，革命群众不大满意，认为你没有触及灵魂哪。你是不是再检查一次，写好了直接交给我。”然而，父亲却倔犟地说：“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二天，三哥到一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家去玩，说起纪登奎来我家的事。那位副总长听了说：“赶紧传个话给你爸爸，让他做个检查，应付他们一下就没事了，这样好分配工作。”三哥将原话带回来，父亲却淡淡一笑，说：“我才不会无限上纲，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换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当当呢。”
科学院的早春二月
1975年5月，父亲和吕正操、程子华等一些“挂着”的老同志，被送到中央党校第四期干部读书班，学了一个多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期读书班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到会讲话，他忽然问台下：“胡耀邦来了吗？”父亲正埋头做记录，没有听到叶帅的问话，旁边的人捅了捅他：叶帅问你呢！有人恭喜父亲说：“耀邦，你快熬出头了！”
果然，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找父亲和李昌谈话，宣布了中共中央任命他们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通知，传达了邓小平对他们工作的三点意见。
父亲到中科院后，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和李昌等人着手起草向党中央汇报的指导科技战线开展整顿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同时，他们也向中央提出了“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建议”。在《汇报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要求“科研要走在前面”，要“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认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提出“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的……”
9月下旬，邓小平听了父亲等人的汇报，对这个《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嘛，科研不走在前面怎么行？我在大寨会议上说农业拖工业的后腿。科研上不去，会拖整个国家的后腿。”
邓小平特别赞同《汇报提纲》中谈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里的一个命题：“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时也同意“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此时，父亲不太清楚毛泽东的态度，仍大力着手恢复中科院的工作秩序。被鄙夷、凌辱了近十年的“臭老九”们，在经历了思想专制和科研管制的严冬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春天温暖的气息———这座死气沉沉的科学圣殿开始复苏了。
10月24日，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父亲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报告快结束时，父亲充满希冀地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25年后的今天，也就是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个大会。那时候再开这样的大会谁来当主席？恐怕是你们的下一代了，是二十几岁的共青团员。你们中在这25年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要请上台来，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父亲的话突然被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打断了！
中科院的同志说，好多年都没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了！
父亲摆摆手，接着说：“同志们不要鼓掌，对我来说，那大体上没有希望。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才把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奋斗的年轻人！”
台下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说：这是我们平生听到的最感人的报告！
民心不可辱！
父亲曾在9月26日向国务院汇报工作时表示，希望在中科院的工作是党最后一次分配给他的工作，他愿意在这个领域里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崛起干到老。然而，他只工作了四个月，就再次被打倒了。这一次对他的批判，又是近一年的时间。
1975年夏末，“四人帮”气焰嚣张地借毛泽东评《水浒》，又一次掀起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的恶浪；11月下旬，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从1976年1月开始，父亲就又见不到邓小平了。
持续了九个月的整顿，在中国经济明显回升时突然中断了。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地区停工、停产，铁路瘫痪，市场萧条，全国再度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父亲与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张爱萍以及教育部长周荣鑫，被痛斥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典型代表，并被冠以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又遭到批判。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1月8日病逝，全国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自发地与“四人帮”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抗争。北京、南京、贵阳、福州等地，相继出现指名道姓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大字报、小字报和大标语。在北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潮水似地涌向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张贴诗词传单，发表演说，与滥施淫威的“四人帮”抗争，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这场自发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了4月。
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悼念活动，使“四人帮”紧张之极，一时顾不上批斗“还在走”的“走资派”，父亲也就暂时被撂在了一边儿。
父亲静中思动，要我每天晚上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有些朋友劝他不要去，说广场上挤满了老百姓，“便衣”也很多，去那儿很危险。
父亲不在乎地回答：“怕什么？我也是老百姓嘛！”
那时，早晚天气还很冷，父亲因为烟抽得很凶，气管炎很严重。我就用一条灰色羊绒长围巾将父亲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我们每天早早地吃完晚饭，从南河沿走出去，拐上长安街，再走到天安门广场。我挽着父亲的手臂，挤在人群里到处看，在天安门广场一转就是一大圈。有时碰上熟人聊上几句，路上来回一个多小时，那感觉真是痛快至极。
每晚从广场回到家，父亲和我都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激动不已地把所见所闻转述给家人或到家里做客的朋友们。
4月2日那天，一支四辆卡车开道的庞大游行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在热烈的掌声中，一群年轻人从车上卸下四个巨大的花圈，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周总理画像下。
我和父亲走近一看，花圈的挽联上写着：中科院一0九厂全体敬献。
明知广场上“四人帮”布置的“便衣”密布，父亲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我说：“这叫什么？这就叫民心不可辱！”
群众悼念活动在4月5日清明节那天达到高潮。4月6日，“四人帮”终于下手了。
4月7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
半个月之后，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会，气势汹汹地大批所谓的“三株大毒草”。
然而，中国人民已经不甘受愚弄、被宰割了。批斗会时，群众要求父亲他们绕场一周，让大家仔细看看。可父亲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四人帮”组织召开的批判《汇报提纲》大会上，中科院的群众故意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想认识认识。那天，造反派们因担心父亲的出现会使他们不好掌握局面，没有让父亲到场，到会的只有李昌等人，他们在接受批判站起来时，台下竟然全场热烈鼓掌。
走进中央党校
10月8日上午，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突然来到我家，告诉父亲“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的大好消息，并代表叶帅嘱咐父亲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选宁还说叶帅要我父亲想想，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过两天他再来听父亲的想法和意见。
选宁走后，父亲激动得不说话，只是在客厅里一个劲儿地踱步。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可以看出，久违的笑容在父亲的脸上荡漾。
10日，选宁又来我家。父亲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个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请你务必要把我这几句话带给你父亲。”选宁满口答应：“我一定转告。”
这三句话是父亲费了好一番心思，想了一天一夜提出来的。
过后我们才知道，10月6日那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老同志们很快走动起来，我们家再度宾客如云。
有一次，一下来了七八位老同志，群情激愤地痛斥“四人帮”。
好像是程子华问父亲：“耀邦啊，‘四人帮’为什么这么恨你，是不是你反对过他们？”
那时，受过“四人帮”迫害或反对过“四人帮”，在人们眼里已是无比光荣了。
可是，父亲的脑子似乎从来不在这方面转。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没有反对过‘四人帮’，要不是主席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四人帮’呢。我也没有反对过江青，只不过不佩服她。但她是主席夫人啊，她不跟我握手，我也不能主动去跟她握；她不朝我点头，我也没有主动对她点过头，如此而已。到现在我也搞不清她为什么整我，大概是我不肯拍她的马屁吧！”
接着，几位伯伯又谈起父亲还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帽子的事。有位老同志提醒父亲说：60年代华国锋在湘潭地委给你当过副手，关系不是很好嘛。人家现在当领袖了，你去找找他，把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
父亲却断然回答：“我谁也不找。”
可是，劝他出来工作的人，劝他找人解决自己问题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并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有一次，他忍不住对前来看他的一个熟人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还要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才不干呢！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孙子。”
这时，虽已冬去春来，却还是寒意阵阵。人民群众已从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中冷静下来，很快发现有些中央领导无视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极力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无视广大干部的要求，反对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出来工作，整个形势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根本改变。
最让大家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经中央领导批准决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父亲认为，这个方针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实质上仍然是在维护个人崇拜，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第一的思想。
2月27日，叶帅约父亲到他家谈话，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已决定让你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去当常务副校长。你要去！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一番讨论之后，父亲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党校，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父亲任常务副校长。
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父亲组织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把这所培训全党高、中级干部的学校，建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加速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纠正颠倒了的干部路线
1977年初夏，父亲在家中客厅里与一位同志谈话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竞争呢？
现在看来，当时中央作出这一重要任命，除了与父亲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有关外，还与父亲在这一年里组织撰写发表了数篇重要文章有很大关系。
1977年7月，父亲将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和这三位中青年教员谈了两个下午，详细阐述了他的一些思考。父亲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倾主义猖獗，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谈起，一直谈到党要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就必须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将受迫害的同志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工作。
父亲说，这20年来，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趁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粉碎“四人帮”有了好转，但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要抓紧。今后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这就是后来被人广为引用的“四不主义”……最后，父亲要求这几位同志按他讲的思路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特别指出，文章中一定不要忽略一点，那就是党的十一大也提到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文章的题目嘛，”父亲想了想说，“就叫《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后，这篇理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此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有如茫茫冤海升起的一线曙光，使几千万蒙冤受害者看到了自己政治生命复萌的希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收到的信件装了一麻袋，纷纷表示拥护平反冤假错案。文章发表当天，有的家庭竟然全家人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然而，组织部门有些人却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理论权威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在说话？
那天晚上，本文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将这些情况向父亲做了反映。
客人们告辞时，父亲用苏东坡的一句话鼓励他们：“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父亲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指1936年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泄仓醒朐缫炎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