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是真相”，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8年的名言。
越南战争期间，正值影像和通讯技术发展高潮，彩色电视机普及，卫星技术用于广播电视，美国人可在家中通过报纸、电视获知最新战地新闻，迎来全新的战争资讯体验。
而越战影像资料中，在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留下强烈印象，甚至对社会观念有极大冲击的，莫过于如下两个：
美联社记者亚当斯抓拍的照片中，一位便衣警察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击毙一名被捕越共战士；美联社记者黄幼公抓拍的照片中，一名越南小女孩在轰炸中赤裸着身子惊恐奔逃，几位疑似“美国大兵”的军人在身后追逐。
这两张经典照片很快被符号化，意味着“南越对平民的无情屠杀”和“美军对越南村民狂轰烂炸”，作为反战标志广泛见诸全球各种和平运动及报章杂志之中，被认为是反战助推器，提前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两张照片的确极大影响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情绪，两位美联社记者因此成名，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谁知两张照片背后有颇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个中细节常被淹没在政治情绪与意识形态之中。
西贡街头：枪决越共上尉
1968年1月31日，越南农历新年初二。
尽管处于南北内战之中，但根据过去几年的惯例，双方都会遵守春节临时停火协议，好好过个节。整个南方沉浸在节日氛围中，一半的军人警察正在放假。为迎接新年，南越当局临时解除了燃放烟花炮竹禁令。
凌晨，首都西贡大街上突然“轰隆”作响，不少民众误以为有人放鞭炮庆新年，随着响声越来越剧烈，听出街上混杂着AK-47点射的声音，这才明白战争爆发了。战争不仅爆发，而且是越战期间最大的地面军事行动——越共著名的“春节攻势”。 他们为此战酝酿了数月，部分士兵早已伪装成农民、工人和休假军人，甚至藏身于棺材及运货车中提前混进城来。
在1月30日，越共军队已进攻了南部六个城市，美军和南越军虽取消了停火，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但他们似乎习以为常，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虚张声势的局部进攻，戒备仍相当松弛。真正的战争在初二凌晨3点才打响，超过8万越共正规军在游击队配合下，突然对南越100多个城镇同时发起全面总攻。西贡的总统府、机场、国家电台、美国大使馆、军营成为重点攻击目标，战况激烈。
这场战役致使1000多美军和近5000南越军人阵亡，越共士兵伤亡估计在4万左右，平民伤亡不计其数。有些地方的战斗只持续了几天，而旧都顺化的争夺战持续20余天，几乎化为废墟，12万平民无家可归，6000多人失踪。
春节攻势成为越战的转折点，其惨状通过媒体传回美国，震撼了民众。当年3月，总统约翰逊即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放弃总统竞选，越战成为当年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
2月1日西贡街头战斗中，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曾在南越军中服役，军衔为准将）正率部防卫一所医院，他的部下带来一名越共上尉阮文林（音译），经过简短问话后，阮玉鸾拔枪朝着对方头部射出一发子弹，身旁的美联社记者亚当斯迅速抓拍这一场景，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恰好也录下了这段视频。
亚当斯发回国内的标题是：《阮玉鸾将军对越共上尉执行死刑》。第二天，美国各报均把此照片登在头版醒目位置，全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播放了视频，脑袋开花，鲜血四溅的场景刺激了美国公众。未经判决便在街斗执行死刑在美国人看来，是漠视生命的残忍行为，何况对方穿着平民服装，美国各界为此事之争议持续数年。而且这张图片在全球经年累月的疯传中，或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在某些国家连原有的基本事实都被抹掉了，常被改为：“南越特务当街杀死抗议平民（异议人士）”。
这则新闻很快促使学生反战示威升温，逐渐遍及美国各大城市，尤其欧洲左翼人士更把照片奉为反战经典标志。一年之内，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从41%下滑到37%，此后各年一路走低，反战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不支持“自由之战”，而是厌恶了美国政府久拖不胜。
越共 “春节攻势”后西贡街道一景。
行刑者阮玉鸾和忏悔者亚当斯
因为这张照片，阮玉鸾的形像“走红”全球，令其声名狼藉。1975年西贡被越共攻占后，他移民美国弗吉尼亚，开了一间披萨饼店，1991年因身份被曝光，备受骚扰不得不退休。
到了美国，亚当斯与阮玉鸾成了好友，他回忆最后一次光临阮玉鸾披萨店时的情景，在卫生间的墙上，他看到一行字：“混蛋，我们知道你是谁。”
1998年7月，阮玉鸾遗下妻子和五个孩子，因癌症病逝。亚当斯送去鲜花并夹着一张纸条：“我对不起你，我的眼中含着泪水。”他在《时代》杂志撰文纪念阮玉鸾，盛赞：“这家伙是一位英雄，美国人应该哭泣，人们并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
认为自己一张照片毁掉了阮玉鸾的生活，亚当斯一辈子都在忏悔，多次向他道歉。阮患病期间，亚当斯数次致电慰问，希望能为对方做点什么，而阮则很宽厚地对他说，应忘掉过去，“当时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
“这个将军杀死了越共，但是我用摄影机杀死了他。照片在战争中是强大的武器，人们相信了照片，但是它撒谎了，哪怕它没被修改过，因为那仅仅是部分事实。”亚当斯说。
当年很多美国记者认为照片可调动人们的反战情绪，有意无意抹去其所揭示的全部事实，后来美国新闻界多次以亚当斯照片为例探讨职业操守问题。
那位被阮玉鸾粗暴处决的阮文林，在被警察抓获之前，刚刚处决了34个“反革命”，大多数为警察家属，其中一位遇害者阮遵中尉是阮文鸾的部下和好友，因拒绝与阮文林合作，全家老小六口被杀，包括80余岁的老母亲，只余一名10岁大的孩子受重伤躲过死劫。阮文林被抓捕后，对这一切事实供认不讳并引以为傲。
美联社摄影师亚当斯在战地。
实际上处决现象发生在整个春节攻势期间的各城镇，这些人并非死于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而是被越共有目的有组织大规模处决的平民，名曰对“反革命”的清算，事前早已制订出名单，主要针对公务员、警察、军人、宗教、新闻界不与之合作人群及其家属，同时亦有很多外国旅越人士遇害。战争后发现了遍布南越各地的部分埋尸坑。
最大最多的埋尸坑后来在顺化被发掘，约有近3000多人，另有3000人下落不明。遇害者包括三名在顺化教书的西德医学教授及其中一位教授的妻子。发掘出来的尸体不乏大量的老幼妇孺，多为被电话线、绳索、铁丝绑缚，杀死方式有勒死、刺死、枪决、活埋等等。
阮文鸾是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并深受部属民众爱戴的人物，每逢战斗必身先士卒；他在枪杀阮文林后，简短告知过亚当斯原因，这些情况后来皆被亚当斯证实。
美国外交与军事学者詹姆斯·罗宾斯，在其著作《这一次我们赢了：回顾春季攻势》中还考证了阮玉鸾更多事迹。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阮坚持着民族尊严，不准美军事当局干涉南越司法，抵制过几次美方的逮捕要求，强调在越的美国记者、军人皆要受南越法律管束，并对美国高层与北越的“秘密交易”深恶痛绝。阮玉鸾因此与美方发生龃龉，一度递交辞职申请，鉴于其威望与能力，南越政府拒绝了他的辞职报告。
“行刑照片”发表数月后，阮在西贡街头一次战斗中被机枪击中腿部，伤口血流如注，他则表情坚毅地躺在一位部下身上。这个情景被澳大利亚战地记者帕特·伯吉斯抓拍到，对西方左翼媒体是一次打击，因为他们渲染南越军人警察是没有战斗热情的，不过这张照片的长远影响力远不如“行刑照片”。
2009年，亚当斯这副作品的底片在一次拍卖会上卖出4万余美元的价钱。亚当斯从不希望人们把这张照片视为他的杰出作品。“我情愿人们更多去了解我的另一组作品”，他抓拍到48个越南难民架着小舟逃到泰国，但被泰国军方驱离到公海的场景，“因为我的这组作品及相关报道，说服了美国总统批准收容20万乘小船出逃的越南难民。”
“春节攻势”后，在南越各地发现大量处决“反革命”的埋尸坑，多为警察、军人、公务员、文化界、宗教界
不合作者及家属，其中有大量老幼妇孺。
1969年十月为其中250个死难者举行下葬仪式。
被挖出的“顺化大屠杀”的死难者尸骨
展鹏村上空的轰炸
一个小女孩赤裸着身子沿着公路惊慌地奔逃，身旁还有几个惶恐万状的孩子和疑似美国兵的人物，美联社记者黄幼公正好抓拍到的这个场景，长期铭刻在全球受众的脑海中。
在中国，对此照片最常见的表述是：久战不胜的美国军队在越战后期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对平民和村庄实施狂轰滥炸。
这位女孩名叫潘金福，生长在越南南方的展鹏村。当时的实情是，1972年6月8日，越共军队正与南越军队激烈争夺展鹏村，潘金福与村民及一群南越政府军原本躲在一个高台教寺庙里，一架南越空军飞机前来支援战斗，飞行员误以为是敌军，在他们附近投掷了汽油弹，然后他们疯狂向后方奔逃。
多年后，潘金福还记得当时嘴里不停地大喊：“好烫，好烫。”潘金福的这一小段奔逃，却与两位记者结下奇缘，从而改变命运。路上遇到英国独立新闻（ITN）记者克里斯多弗尔·温及其搭档，克里斯多弗尔赶紧上来帮助被烫伤的小金福，给她喝水并把水浇到她身上为其降温，ITN留下的这小段影像被广为引用。
黄幼公抓拍完照片后，送潘金福到英国人开办的西贡儿童医院救治。后来克里斯多夫亦到医院找到潘金福，要求院方对她实施特别照顾。
潘金福住院14个月后才康复回家，黄幼公经常前往探视，直到西贡被越共攻占。潘金福与克里斯多夫的再次会面则是在几十年后。
这张照片和这段影像轰动世界，被认为有力地推动越战提前终结。潘金福小姑娘的这段际遇，既是祸又是福，既是福又是烦恼。
她长大后，越共政府长期把她当做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在大学修医学专业期间，经常被政府要求回到村里拍电影，接受采访，潘金福显然对这种生活不满，希望摆脱“宣传工具”的角色。当然这也使她受政府重视，后来得以到古巴哈瓦那大学深造，并在哈瓦那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裴辉全。
1992年，潘金福与丈夫借外出渡蜜月机会，飞机在加拿大加油时，夫妇二人逃离飞机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定居多伦多。
英国独立新闻拍下的潘金福受伤时的视频。
英国独立新闻记者克里斯多弗尔帮助小潘金福。
美联社记者黄幼公
潘金福悲喜人生
据丹妮斯·约翰逊为潘金福写的传记所言，夫妇俩本来在加拿大默默无闻生活，谁也不知道她是当年轰动世界照片中的人物。1995年3月，英国《星斯日邮报》披露了这则消息，又把新闻转让给多伦多的《星期日太阳报》，该报花了两个整版报道此事，还刊登了她在多伦多推着婴儿车及父母亲在越南泥房子前的照片，潘金福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潘金福此后广泛参与国际公益活动，一一拜会了当年救治过自己的医生、记者，重叙前情。1996年美国退伍军人节，她在越战纪念碑前面发表演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缔造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这次演讲还引发了一段趣事，一位叫约翰·普拉默的美国越战老兵声称，他是当年下令轰炸展鹏村的人，要向潘金福致歉。随后他们被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晤，潘金福表示“宽恕伤害我的人”，不知催出了多少人的眼泪。加拿大电影摄制人把这次会面制作成纪录片，轰动一时。
潘金福其实被普拉默和越战老兵纪念馆的创建人斯克鲁格斯消费了，她本人对细节并不知情，记忆被普拉默等重新塑造。这出戏一上演，激起了好多美国人对潘金福的歉疚感，纪录片不仅四处卖钱，相关组织获得了大量捐款，本来穷困潦倒的普拉默也沾光走红，又是出书又是演讲。
此事很快引起争议，包括黄幼公在内很多知情者、当事人、老军人纷纷参与澄清，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亦介入调查。普拉默编造的颇多古怪离奇细节，均被揪出来曝光。
早有人向克里斯多弗尔提及，想安排他与潘金福会面，但他认为潘被某些商业组织过度消费，不愿趟浑水。直到2010年，在旁人一再说服下，他才在时隔38年后与这位当年救助过的小姑娘会面。
潘金福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亲善大使，并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潘金福基金会，专门对战争中的儿童实施药物和心理帮助。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推断，潘金福重新成名未必是被动或偶然行为，至少受到加拿大某些朋友的点拨，因为她被媒体披露的第二年即展开了频繁的走访与演讲活动，第三年就获得了加拿大居留权。
人生常有不可思议之事，虽曾受过战争创伤，却因成为一张经典照片中的主角，命运全然改变。潘金福先是得到越南党和政府的“关怀”，获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又在西方成为公益名人。
要注意，照片中还有些配角，有一对牵着手在潘金福左边奔跑的姐弟俩，他们是潘金福的表姐弟。西方媒体居然把这对姐弟也找到了，他们没有因照片而改变命运，甚至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庄，如今在老家摆小摊为生。
“潘金福曾经回来过，穿着好漂亮的衣服，差点认不出来，我们为她高兴，但我们也想知道，她的命运被那张照片改变了，为什么我们却被遗忘？”
美国越战术语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越共”，其实这一般不是指北越，而指“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从理论和表面上说，北越没有跟南越和美国发生过战争，在北越的宣传中是：“南方人民不断起义，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赢得最终胜利，然后再主动与北方实现了统一”。
事情看起来很诡异，有这么简单吗，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
那得先说说越共的来历。30年代法属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由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家构成，并无独立国家。中南半岛上有三个在共产国际前互相攻讦，争夺正统的共产党组织。
1930年共产国际派胡志明前往整合印支共产党组织，胡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名义上是越老柬三家共产党，实际由越南人主导，“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胡志明是地地道道“莫斯科空降干部”，离国几十载，长期在中国和苏联活动，本土根基不深。“印支共”建立后，发展亦不顺，胡一直未能把各派凝聚起来。
原本越南有个实力不菲的民族主义政党——越南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深厚，长期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帮助。但因多次从事大规模武装反法起义，遭法国严厉镇压，组织损失惨重，剩余党员撤退至中国云南境内活动。
1940年日本从法国手中夺过越南，越南境内并无实力强悍的政治组织，美国为了对抗日本，一度扶植过印支共，其势力稍有扩张。二战胜利，按照盟国的规定，中国国民政府派军前往越南北方受降，英法军队前往越南南方受降，中国政府一向同情并支持亚洲殖民地追求独立，所以对越南本地的政党组织重建比较放纵。
这个时候，在越南北方有两个“越盟”。
1940年底，“印支共”发动南圻暴动失败，总书记阮文渠、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被捕，胡再奉共产国际之命于1941年整合组织，奉莫斯科指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淡化“共产主义色彩”，而改用“民主与民族”的旗帜，成立“越南独立同盟”的统战组织。
另一个越盟是由越南国民党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
为了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和降低西方国家警惕性，印支共公开场合根本不谈共产主义，而是暂时打出斯大林提议的“联合政府”和“民主主义”旗号。胡志明给蒋介石写信说：“越盟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全民阵线，我们的口号是'联华、抗敌、独立’”。
胡志明甚至1945年11月宣布解散“印支共”，实际上转入地下活动。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将政权交给以两个越盟为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这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体制，国会中各党派均有席位，首届内阁由越南国共两党组建。“越共”这一招非常巧妙，几年前不过30多条枪，40年代中期也不过四五千成员，却以微弱的实力入主中枢，为今后全面夺取政权铺设了最便捷通道。
法国试图战后给予印支地区高度自治，但恢复保护权，法军一度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摩擦，爆发外交口角。1946年2月，法国请美国翰旋，以放弃一切在华租界和特权，把滇越铁路卖给中国为条件，希望中国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保护权。但中国自身局势已相当严峻，越南的事儿亦非自己能左右，在获得巨大利益情况后便开始撤军。
1951年，“越共”宣布重建，但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越南劳动党”，因为此时越南还有法军，外部要考虑美国的情绪，内部要打消“联合政府”内各党派疑虑，不能打共产主义的旗号。
“越共”的茁壮成长，得等到老二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老大哥（苏联）和老二哥大量的物资、武器、军事顾问源源不断送来，并打赢了反法战争，“越共”因此在联合政府中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五十年代，先后通过“三整”（整党、整军、整顿群众）、“土改”、“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把原先联合政府中的左右翼党派全部清除出去，在北方确立不可动摇的一党专政体制，同时也因此导致了上百万难民逃往南方。
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的国旗，也是后来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
越南共和国（即南越）的国旗，这面旗帜到今天在欧美越南中还在使用。
南越国徽，有浓厚的中华文化和民族主义色彩。
1954年，解决印支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法国收拾不了烂摊子，准备撤出印支半岛，根据决议，越南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然后以全国大选来决定统一，但选举问题上跟当年南北朝鲜一样，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南方指责北方没有新闻出版和结社集会自由，且北方可以在南方发展组织，这个选举不公平，没法搞，争吵的结果就是越南北部由胡志明政权统治，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最初由无实力的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吴廷艳在西贡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并当选总统，也即是南越。
南北越双方要互相撤出在对方境内的军事政治人员，“越共”名义上撤出，但留下了两万干部潜伏在南方，这就是“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班底，实际上就是“越共南方局”。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后，大哥二哥为了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形像，竞相大力支持“越共”夺取南方。
汲取朝鲜战争的教训，为避免欧美和其它东南亚国家恐慌，引起武装干涉，绝不大规模派兵越过17度线，而采取了更采妙的军事斗争和渗透办法；所以即便最后越战被迫不断升级，美军不断增兵，也未敢大举从地面进军北方，因为没有“理由”，只能变成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
西方左翼人士认为，为什么“越共”总是打不光，不断从林子里涌出来，这说明美国和南越丧失人心，南方人民不断起义，所以尽快远离这场战争。实际上他们中计了，这些军队不是“南方起义人民”，而是北京和莫斯科两位老哥统战了西哈努克国王，北越借柬埔寨边境内的“胡志明小道”源源不断把正规军和武器偷运进南越，中国史料估计在70万左右。西方左翼也不知道，整个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对北越的援助力度大得吓人，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西方反战人士，大致有几种成分，一种完全站在共产主义阵营这边，一种是和平主义者（其中不少玩世不恭的嬉皮士），一种是在发达的资讯技术和激烈新闻争夺战中被战争情景给深深刺激了情绪的人。
反战声势越来越高涨，主要因第三种人逐渐加入。越战不同于二战，二战是全面战争，事关盟国切身利益，实施了紧急状态和军事新闻审查（但美国的新闻审查效能仍低于英国，更远不及轴心国和苏联），好在西方达成了全民对二战的共识。越战表面上看“事不关己”，处于放任报道状态，苏东阵营大力渲染，西方左翼文艺新闻界跟着鼓噪，苏东渗透在西方社会间谍的煽动，对刺激公众情绪起到巨大作用。
北越自始至终在宣传胡志明，塑造出了有威望的领袖，建立了一个组织、宣传、动员能力极强的体系，党政军权力集中，步调一致，舆论统一，在战争中有体制上的无限优势。凭这个优势外加老大哥们海量军事经济援助，在最高峰时军力扩充到120多万，若只对付无外援的南越不成一点问题，但想跟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硬碰硬仍然吃亏。
越共发起的所有大规模攻势，从来没指望“军事胜利”，实际上都损失惨重，而主要目的在于取得“政治和宣传胜利”，并且“胜利”是在西方世界，不是在南越战场，当残酷的战争场面通过西方媒体传遍全球时，会助推反战运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政府每四年要换届，在竞选中，对于久拖不胜的战争，反对党总会以结束战争为口号使美国退出。
老大哥和老二哥交恶后，要求越共必须站队，最终还是选择坚定地站在了实力强悍，深谋远虑的苏联老大哥一边。历史证明它的选择是对的，总是在关键时刻跟对了老大。六七十年代，苏共已禁止在党内斗争中采用血腥手段大规模清洗，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越共的团结，所以越共从未出现过大内讧。而缅共和柬共在未夺得政权或政权不巩固的时候，却大搞肃反，发动文革，内部杀得血雨腥风，党政军干部和官兵不断叛变，成为失败的重要原因。
与期说越共的“超限战”玩得好，不如说老大哥指导有方，从20至70年代，苏联老大哥在全球创建了几十个共产主义国家，甚至在非洲、伊斯兰及阿拉伯世界这种具有高难度的国家都建立过短暂的马列主义政权（莫桑比克、南也门、阿富汗），功力相当之深厚。
南越从建立那天，国内的高台教、佛教、和好教及民间各派武装林立，互不统属，互相争斗，在美国的“高明影响”下，连军令政令统一问题都未根本解决。吴庭艳是越南老牌的民族主义领袖人物，美国暗中唆使军人政变搞掉吴庭艳后，整个南越政府连一个在威望上能跟胡志明抗衡的人物也不存在了，从此彻底一盘散沙，一直在频繁政变和示威抗议中过日子。
而越共秘密党员早已渗透到了政府、军队、宗教界、新闻界甚至西方驻南越的各种机构，甚至身居高位，在南越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统战组织……城市开辟“第二战线”，不停地策划爆炸、示威和抗议，把南越政府折腾得疲于奔命。
1965年3月30日，越共在西贡的美国驻南越使馆街道上引爆炸弹，行走在街面的路人全被杀死。这样的城市“超限战”非常频繁，尽管被炸死的越南人比美国人还多。
例如著名的“红色间谍大师”范玉草，不仅负责过南越的“战略村”计划，还担任过国家安全部门官员，槟椥省省长，他负责的“反共项目”之效果“一塌糊涂”，范与南越那些年轻稚嫩的将军们交情甚深，经常唆使这个今天政变，挑拨那个明天推翻政府，搞得政局动荡。先后为路透社、时代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过的范春安，认识几乎所有南越军政界重要人物，长期为北方提供军政情报，南越在越共面前几近于“裸奔”。
顺便值提一个插曲，美国自朝鲜战争后，对苏联阵营的扩充过度敏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原本想搞一条“中立路线”，但由于越战紧迫，山姆大叔想逼西哈努克站队，但自己对“统战”一窍不通，远不如莫斯科和北京高明，泡妞手法粗糙的结果是迫使在国内始终“反共”的西哈努克悄悄滴站到了苏联阵营一边，开放了胡志明小道。
发现了“胡志明小道”的奥秘，山姆大叔为此不得不策划搞垮西哈努克，这一愚蠢举措又让柬埔寨处于了吴庭艳之后南越那种混乱松弱的境地，加速南亚佛国的“赤化”。西哈努克被迫全面跟柬共（柬埔寨劳动党，即后来的红色高棉）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
原本实力微弱，“革命”长期无所进展的柬共如获至宝，利用西哈努克的旗号迅猛发展，越共为其打下东部几片根据地后，以此为根基，1975年4月，红色高棉比越共还提前九个月尝到胜利果实，攻下金边，推翻了朗诺政权（朗诺政权面临的问题跟南越大致相同，柬共对付朗诺的手法也是从越南三哥那里学来的）。
美国虽军事上未败，但在战略和政治上早已注定必败。一个心力憔悴至极的山姆大叔和一个自我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南越小弟，这战争的确没法继续。
但无论如何，越共与跟美军和南越军硬碰硬仍旧没戏。1972年3月，武元甲投入血本发动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规模的“复活节攻势”，最终宣告失败，损失估计超过10万人。但越共复活节攻势效果跟春节攻势相同，军事失败，政治大胜，促使山姆大叔重玩历史故伎，出卖朋友，把一切责任推到对方身上，撒手不管，能够不对盟友实施军事禁运，经济封锁就谢天谢地了。
北越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经过“复活节攻势”后需要时间整军备武，恢复元气，便向一直四处运筹越南和平的基辛格同志抛去媚眼，甚至不再坚持以前的“要南越阮文政权下台才可和谈”的要求。向基辛格抛出了九点和谈建议，其中包括：“美军撤出越南”、“各方均不得借用柬埔寨和老挝领土来侵犯别国主权安全”、“释放所有被俘被押人员”……基辛格大喜过望，甚至觉得和平的步伐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一面约束美国军方的轰炸，一面强力逼迫南越政府签约。
1973年1月，基辛格同志跑断老腿的努力下，美国、北越、南越、南解四方在法国签定了“巴黎和平协约”，随后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仅留下一些文职官员、顾问。
接下来的两年仍很血腥，越共游击战依旧在进行，北越又重新控制了南越大部分乡村，这个时候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已经发展成559号公路，老大哥和老二哥援助的重型武器如坦克等等已经可以直接从这儿开到南越了。从和平协定签署到1975年初，从这里运往南越的坦克700多辆，火炮1500多门，为攻占城市
1975年以后，北越从“复活节攻势”中恢复元气，开始发起全面总攻，外援断绝，内讧不断，虚弱无力的南越很快灭亡。1975年4月30，才当上总统两天的杨文明在电台宣布停火，准备谈判后半小时左右，一辆南解阵线的的苏式坦克压倒铁门冲进总统府，几位越人军官跳下车来，一面进入大楼叫杨文明投降，一面在楼顶上升起南解旗帜，南越宣告灭亡。
既然这是一场戏，就要把“南方人民起义”的假戏真做演到底。“越共”那是美方和南越对“南解”的称呼，人家从来不对外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只是南方人民的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
南解的领导人黄晋发和阮友寿两位“秘密党员”宣告成立“南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一直等到第1976年7月，宣告与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合并，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党恢复本名“越南共产党”。南方随之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和镇反活动，一百多万越南人和华侨逃离越南，Game ove!
南解阵线的旗帜，也是仅存在一年多的“南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旗帜。
山姆大叔打架，不是体力不好使，而是脑子不灵光，战略失当，手段错误，付出巨大的经济、人员代价介入越战，最后仅造就了一个“越共神话”，下了红色高棉和红色老挝两颗蛋蛋，最正面的成就是基辛格同志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内容摘要]：越南共产党因为其建党建国的特殊历史，没有出现 过“家长制”、缺乏党内民主乃至党代会召集随意等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较早就形成了一种在最高层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其高层权力的构成也有更明 晰的规律和制度可寻。而较少的历史包袱，也使越共在适应时代变革时，有更从容的空间，敢于采取更大胆的制度性尝试。
越共十一大中央政治局成员：
阮富仲：新任总书记，大选后将卸任国家主席
阮晋勇：现任总理，政府换届后将继续留任
张晋创：书记处常务书记，或将出任国家主席
阮生雄：副总理
冯光清：国防部长
黎鸿英：公安部部长
范光毅：河南市委书记、或将出任国家主席
黎青海：胡志明市委书记
苏辉锐：中央宣教部部长
新晋政治局成员：
丁世兄：《人民报》总编辑，越南记者协会主席
吴文谕：党中央办公厅主任
阮春福：部长、政府办公厅主任
陈大光：公安部副部长
丛氏放：国会副主席
越共十一大一如往届般“胜利召开”，产生由14人构成的中央政治局，基本勾勒出越南最高权力层的人事蓝图，同时也给越南未来的政治经济路径定下方向。国 会主席阮富仲成为新任越共总书记，这是十一大前国内外观察者人所共知的“秘密”。前总书记农德孟和现任国家主席阮明哲退出政治局，亦是意料中的事。
越共十一大未满足众多大力赞扬者的“变革期许”，放言在决不改变现行制度下继续进行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但越共相对缺少历史包袱，腾挪空间宽裕，未尝不会趟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路。
作为东亚最早形成“集体领导”的执政共产党，越共高层权力变动较早形成了一条有规律和制度可寻的脉络，纵有背后的人事博弈，但在公开层面，它的评议、投票、意识形态修补等环节仍有亮点，中央政治局的结构与产生也有独特之处。
而且，目前越共最高层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最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而不是“会后”。
高层权力安排的规律化
第十一届越共政治局名单为：阮富仲、阮晋勇、张晋创、阮生雄、冯光青、黎鸿英、范光毅、黎清海、苏辉锐、丁世兄、吴文谕、阮春福、陈大光、丛氏放。
十一大新当选的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阮晋勇、阮富仲、张晋创、阮生雄。
越共目前没有“政治局常委”，2001年越共九大取消了这个机构，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
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中央书记处并不等同于政治局常委，不过也不意味着越共没有了“核心之核心”。总书记为书记处成员自不必说，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内 政部长、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一般来说既是政治局委员也会成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其它书记处成员则未必来自政治局，但肯定是中执委(即中央委员)。因此，中 央书记处成员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构成。
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的唯一女性丛氏放，是八大、九大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但直到今年才进入政治局。
十一届中央书记处名单和工作分工也已揭晓，除阮富仲为总书记外，张晋创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公安部长黎鸿英负责内务工作、苏辉锐接管组织部 工作、吴文谕主政中央检查委员会、丁世兄管宣传，以上人员全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进入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的安排，其余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则为“选举”产生。
根据越共官方2月10日的说法，总书记阮富仲代表政治局签批了安排部分政治局委员进入新一届书记处的决定，但是1月18日的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了吴春历(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张和平(高法院院长)、何氏洁(民运部部长)、阮氏金银(劳动部部长)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们均不是政治局 委员。因此这届中央书记处有成员10名，比上一届多两名。
越共九大之后，“核心之核心”到底在哪里，一般被视为是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组成的“三驾马车”，不过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改呼声甚高，国会作用凸显，加上国会主席，也有了“四驾马车”的说法。这种权力“核心之核心”的转移，多少有“党化色彩”削弱的意味。
越共九大开始，高层权力变迁即逐渐出现有规律可寻的迹象。前任总书记农德孟曾经担任过国会主席，新任总书记阮富仲的职务目前仍是第十二届国会主席。
“四驾马车”一般都曾有担任过河内市委书记和胡志明市委书记的经历，1996年八大开始，这种规律日益明显。
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越南两大城市，当地党委第一把手的地位相当重要，有过两市市委书记的历练，进入越共核心权力圈自不在话下。这种惯例似乎可以追溯到越共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挣扎时期。
改革派干部阮文灵曾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因作风较为开明大胆，进行改革试验遭到保守力量攻击被免职，阮文灵邀请元老长征到胡志明市考察，争取到他的支 持;也因为深受从苏联和中国刮来的国际性改革风潮影响，随后阮文灵被启用，1985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86年六大当上越共总书记。
目前已从政治局退出，但还担任国家主席的阮明哲，曾经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刚上任的总书记阮富仲，曾是河内市市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晋创，亦曾是胡志明市委书记。
有趣的是，越南第三大城市，中部第一大都市岘港的党委书记及军区政委，八大和九大时曾进入过政治局，但之前和之后，再也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越共十一大，党的高层权力交接已经完成，职务分工也已明确，但是在“法理”上，中央政府方面的位置目前还各司其职，新的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还得等 到五月份第十三届国会产生后确定。虽说如此，但是总书记之外的另“三驾马车”的轮廓已相当清晰了，逃不出政治局成员的范围，更不会与现在的排名相去太远。
不出意外，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将接任国家主席，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将当上国会主席，阮晋勇还将继续留任总理。
若这“四驾马车”真的成型，来看基本背景：总书记阮富仲，北方人，工作长期偏意识形态;国会主席范光毅，北方人，工作性质同上;总理阮晋勇，南方人，军 人出身，当过封疆大吏，后来长期在政府部门主管经济;国家主席张晋创，南方人，当过经济中心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任过经济部长，后长期在中央主管党务工作。
再看老“四驾马车”中已退的总书记农德孟和将全退的国家主席阮明哲(党职已退，元首职务还未到期)，前者是北方人，技术型的农林干部出身，后者南方人，知识型的团派干部出身，老“四驾马车”的搭配方式与新“四驾马车”大致相同。
这样的最高权力构成，南北派干部搭配，新老混合，实干型与意识形态型官员平衡(外界认为是开明与保守之搭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班子。
分散的越共高层权力
越共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被认为对中共亦步亦趋，处处学习效仿，从很多方面来看的确如此。
不过越共也有较多独特之处，从高层权力结构来看，越共没有政治局常委，且政治局规模从来不大，仅有1996年的八大例外，出现了19人;总书记是中央书 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 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简言之，越共高层权力分配有相当程度制衡性，总书记弱势化，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2001年九大之前，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这三个重要军职中，国防部长必然要进入政治局，此惯例系受苏联国防部地位较高影响所致，另两位则或一位或同时进入政治局，亦有军区政委进入政治局的先例，到九大时形成惯例，只有国防部长进入政治局。
不过中央书记处总有一名成员来自军队，如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黎文勇在九大和十大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局。新一届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 吴春历，目前军职只是总政治局副主任。1997年12月的八届四中全会上，总政治局主任黎可漂曾接替杜梅当上过渡性总书记，成为继长征之后，任期最短的总 书记，九大即交棒给农德孟，这是军方人士最后的一次辉煌。
越南自1945年到1979年，经历了三次战争，因此军方在党内高层的势力 相当强大。告别长期战争之后，抓经济搞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党政系统干部地位上升，军方在高层地位下降;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随着年代推移，军队 出身的元老日渐凋零，影响力消退，党政系统自然成为高层人才吸纳的主要来源。
未来无太多悬念的“四驾马车”结构，现任总理阮晋勇可说 太过强势，他不仅是四任政治局委员，早在1996年的八大上，已成为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一员(第二年年底八届四中全会常委更换时退出常委)，挂帅中央 经济部，九大时成为第一副总理，十大之后当上总理，在越南公检法系统的根基深厚，于军中也有相当人脉。
阮晋勇还有“经济沙皇”和“改 革派共主”的别称，“经济沙皇”可能多少有点名副其实，阮是典型实干型官员和强势总理，系经济开明派，但“改革派共主”则是外间期许愿望过高者对他的浪漫想象。实际上，维护现行制度的稳定，以可控的民主和技术性修补来推动社会发展，乃是所谓“改革派”及“保守派” 共识。
根据越南的法规，总理有相当大的权限，可批准省级人民议会选出人民委员会成员，可自行罢免或革除人委会主席和副主席;省级人委会主席的指令，总理可停止执行或将其废除。
2006年1月，越南交通部官员裴进勇挪用800万美元政府援助开发款项赌球一事被揭露，紧接着交通部副部长阮越进涉嫌受贿被捕，部长陶庭平引咎辞职， 成为震动全国的大案。此事导致总理潘文凯道歉，与其他八位政治局委员未到任期即请辞。阮晋勇接掌总理之职后即挂帅反腐，成立防贪委员会，国会通过反贪法。 阮晋勇上任四个月，查办贪腐案1700余起，获得众多赞扬，但据BBC报道，在揭露贪腐方面最有力的越南《青年报》、《正义》周刊等媒体及记者亦遭到了严 厉惩处。
尽管越南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且越南国会近年在监督和选举改革方面亦有不少上佳表现，但实际上它仍是越共和政府决策的事后承认机构，所以国会主席一职还是较虚，权力主要仍集中在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驾马车”上。
越南国家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宪法赋予国家主席多项通过国会才能实现的行政权力，如向国会建议选举或罢免副主席、总理、两院院长等，但最终人选须得到由 党领导的国会“程序”上认可，而真正的人选决定由党的高层做出，元首又不是党的第一把手;所以，国家主席的权力，多具象征性。
国家主席还是“越南所有武装力量总指挥”及“国防安全会议主席”，是名义上的人民军最高统帅，但人民军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是越共中央军事党委，即中央军委，一向由总书记兼任军委主席，总书记才是军队实质上最高统帅。
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又非一人兼任，国防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是总理，其他成员还有国会主席、公安部长、外交部长等，国家主席并不能独自左右这个会议，仍然是“象征性”权力。
根据越共党章，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党代会选出中执委，中执委选出中央政治局，并从中选出总书记。2001年九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总书记任期不得超两届，算是对第一把手的限权。
总书记产生后，设立书记处，由总书记和政治局指定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以及由中执委选出的人员组成，在总书记和政治局监督下，越共中央设立了很多直属部门领 导各种工作，这些部门到底有多少个，是哪些，具体怎么活动?还有总书记产生的具体细节，权责范围，对外界来说仍然充满谜团。党章仅简单描述了中央军委、中 央公安党委、人民军总政治局等机构的职能。
有一点可以确定，越南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在党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有影响的人物，但在目前的权力分配关系和资历大致平辈的政治局架构下，决无也不可能有“独裁权”。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南，党委、行政、立法方面并不存在外界所过分夸 大的“真正自由选举”，但不可否认，在越共高层，从个人和条块的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既不同于朝鲜、古巴等共产主义国家，也不同 于民主国家，甚至与很多威权国家也不相似。
特殊历史造就的“越南例外”
拥戴“弱势总书记”在越共而言早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精通越南语、长期研究越南政治法律问题的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对十一大投入了大量精力观察，“越南媒体公开报道了政治局委员得 票排名，张晋创、冯光清、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上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吴远富认为，此次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独立意志增强，不完全受政治局摆布。据他了解，大会开幕前，政治局提名阮伯清(岘港市委书记)、阮善仁(副总理)、阮氏金银(劳动荣军社会部长)三人进入政治局，代替将退休的几名老委员，但提议被中央委员会否决。
越共高层原本想将政治局人数从14人扩大到17人，也被中央委员会否决，还是保持了原有规模。
党代会的作用此次更显得实化，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名新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十位部长候选人最终没有当选，包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计划投 资部长武宏福、交通运输部长胡义勇、内务部长陈文俊等，这些人落选，有年龄因素，也有因社会评价较差，被党代表投下反对票。失去中央委员资格的部长将在今 年5月召开的国会会议上被改选。
共产党国家很容易形成一个早期共有的特征，即因为战争原因，凭借着资历、军功、人事运作，总书记(或 党主席)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从而凌驾于中央委员会，若再借助残酷的清洗整肃，还可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出现万马齐喑、疯狂个人崇拜的景象。一旦出现政教 合一型的“超人领袖”，则党纪章程被彻底破坏，党代会召开与否或何时召开完全凭其个人意愿。
越共历史上不乏权争派斗，但表现形式总体较为温和，既未有过急风暴雨的大整肃，也没出现过“超人领袖”，即使“胡志明伯伯”亦是如此。相比而言，越共的意识形态一向也不是特别激进。
“越共例外”既非越共比较成熟，它的民族主义特性强过马列属性，亦非越南人性格温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复杂的历史机缘巧合。
从越共精神领袖胡志明在越共历史地位的形成即可见一斑：早年，胡志明在法国轮船上打工，得以游历欧洲，后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接下来，胡奉莫斯科之命回国 整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那三个在共产国际前互相攻讦争正统的共产党，1930年胡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名义上是越老柬三国共产党，实际 由越共主导，“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
胡志明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空降干部”，长期在中国和苏联活动，本土根基不深。“印支共”建立后，发展相当不顺，胡一直未能把各派凝聚起来，但胡大部分时间都是莫斯科认同和信赖的人，同中共交往也不浅，这是本土派干部所无的稀缺资源，胡一生都忠诚于莫斯科路线。
三十年代，胡志明曾在党内派系斗争遭排挤出局，丧失领导权。早期越南的“国共合作”中，反对派指控胡志明向法国人出卖民族老革命家潘佩珠(越南国民党创 始人)，“印支共”再度分裂涣散，胡在党内和莫斯科失势，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时，他居然成为自己昔日追随者黎鸿峰的顾问。
法国殖民和日 占期间，“印支共”并无太大发展，真正起家是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北接受日本投降。越南北方出现两个“越盟”，一个是越南国民党为首的“越南革命同 盟”，另一个是“印支共”成立的“越南独立同盟”。很长时期内，越南国民党的资历和实力远超过越共，但因多次组织城市暴力袭击和大规模起义，遭法国严厉镇 压，组织损失惨重，撤退至中国云南境内活动。
1940年底，“印支共”发动南圻暴动失败，包括总书记阮文渠、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 被捕，胡再奉共产国际之命于1941年整合组织，成立名为“越南独立同盟”的统战组织，举民族和民主旗号。胡志明于当年潜回越南领导越盟活动，这是他离乡 三十年后首次回国，也是他政治新生命的开始。
在1951年越共二大之前，胡志明其实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干部，从未担任过党首，二大之 前的三任总书记是陈富、何集辉、阮文渠，但在后来越共塑造的“胡志明传奇”中，第一任党首从胡志明1951年算起，相关的复杂背景及胡志明二大前的身份、 地位则模糊化处理。胡志明也得到了“胡伯伯”这个特殊的尊称。
“印支共”成立之初，并无完善的领导机构，一盘散沙。一大过了五年才召开，没有政治局的设置，只有中央委员13人，其中常务委员9人，候补委员4人。到胡领导成立越盟时，他的资本来自“莫斯科”，代理总书记是本土派的实力人物长征(邓春区，被视为亲中共派)。
中国国民政府撤军前将政权交给了以两个越盟为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此时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体制，国会中各党派均有席位，首届内阁由国共两党组 建。“印支共”的力量甚微，不过5000来人，为生存发展，消除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恐惧，宣布“印支共解散”，这是它得以参与组建联合政府的妥协结果， 更属一招妙棋，通过这个捷径最终获得政权。
“印支共”利用组织优势和中国政权更迭的国际有利机会，先后通过“三整”(整党、整军、整顿群众)、“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将国会和原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翼盟友全部清除，在北方确立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1951年“印支共”正式更名为“越南劳动党”，召开二大，始有政治局设置。1976年越南统一后，国名才更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共恢复“越南共产党”名称。
二大政治局“四驾马车”为：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二大开始，党主席、总书记并立，“长黎范”围绕胡为中心的高层权力结构成型，这个布局体现了“南北内外亲疏”综合平衡的特征。
长征是本土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为激进的亲中派，不过与“胡伯伯”“不太亲”;“胡伯伯”是“外来干部”，却有“莫斯科”大法统，他的外部资源其他人 无法拥有，越共更不可缺;黎笋是本土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较亲苏，可以帮“胡伯伯”平衡一下长征;范文同是“胡伯伯”的助手，关系亲密，性格随和中立， 务实能干(对手戏称他为“越南周恩来”，事务主义者)。
离开苏联的支持，中共革命不能成功，没有中共的成功和苏中两党支持，越共革命不能成功，越共不成功则柬埔寨老挝的革命也不会成功，至少80年代之前，是越共高层的共识，也是他们经常教导柬老两国兄弟党的战略。
因此，从二大开始至胡志明逝世，越共最高领袖，非胡志明莫属，越共一切以“胡志明传奇”为号召进行宣传和党建，通过胡能获得国际支援;然胡志明不过为最 高“精神领袖”，党政军实权与事务操于长征、黎笋、范文同之手，军队具体事务，则有武元甲等人操持。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党主席之职长期悬空(1985年正式取消)，“长黎范”组成三人治国小组长期领导越南。
实际上黎笋是党内二号人物，实权一号人物，担任总书记直到去世，他是越共历史上唯一的“强势总书记”。长征在1956年因“土改过左”，杀人太多，造成灾难，被黎笋派赶下了总书记位置，虽然始终留在权力中枢的政治局，在黎笋去世前权力比较虚化。
长征下台，胡志明一度兼任四年的总书记之职，但他是长期不抓实务的“外来和尚”，只能请黎笋协助处理党务，实际上黎笋是真正的总书记，1960年越共三大，“胡伯伯”把总书记位置让予黎笋。
黎笋的“强势”既来自他的资历能力，也来自于莫斯科的支持，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越共被迫向苏共一边倒，苏共坚决支持这位亲苏总书记，同时加大了对北越的 援助。尽管这位“强势总书记”未搞过什么出格的政治斗争，不是“超人领袖”，也被后来的越共视为不愉快的“前车之鉴”。
不能不提的 是，越共总是在正确的时间跟对了“正在正确”中的大哥。“胡伯伯”和越共崛起之际，处于苏共领袖换代时期，苏共高层权力机构和国际革命观念发生变化(输出 革命方式不再盲目和激进，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赫鲁晓夫掀起反斯大林化运动，警告过当时越共比较过火的“胡志明个人崇拜”宣传，越共立马认错， 大加收敛。
越共的土改、反右、改造、造神一样不少，虽然造成很多灾难和困难，但在苏联指导下相对温和并经常得到纠正。在后斯大林时 代，不容许(也无法再出现)用血腥清洗解决内部矛盾已成苏共上下共识。另外，越共从登上政治舞台直到80年代初，战争从未断过，外部带来的生存压力，也不 可能引爆激烈内斗;被迫向苏联一边倒后，战争中的越共更强化了对莫斯科的依赖性，必须接受其价值观(老挝共产党情况与越共类似)。缅共和柬共正好与越共相 反，选择了倒向当年的北京，走极左路线，遂有共运史上最残酷的自相残杀，直至四分五裂而瓦解。
“胡伯伯”在世时，他的另一个职务国家 主席亦具有象征性，他去世后这个职位更加虚化。先后有孙德胜和阮友寿两人担任国家主席，越共历史上只有这两位国家元首不是政治局委员，阮友寿甚至因统战需 要，表面上连党员都不是(阮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南解实际上就是越共南方局)。
长征从总书记位置下来后，先担任国会主席。越 共1980年效法苏联，修宪取消国家主席，改设国务委员会，长征遂又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时的国会完全是摆设，国务主席一职亦然。初期的国会主席除 长征外，很少有政治局委员出任，七大以后国会权力有所充实，此职必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才成惯例。
结束战争，越共刚效法苏联完全建立起一 套苏式政经模式，苏东局势发生变化，它又逐渐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不断改革的中共。1986年，担任26年总书记的黎笋去世，由老资格的长征过渡了几个月总书 记，在1986年越共六大上交班于阮文灵，由是开启改革开放时代。而集体领导观念、高层限权、交接班制度逐渐定型，并凸显自身的特色与规律。
从阮文灵上台起，总书记只有农德孟曾连任，其余都是五年一换。农德孟2006年越共十大连任被认为是差额选举的结果，并不是恋栈，因为九大时修改党章，明确规定了“总书记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不过越共十一大再次放弃了这种推举方式。
1991年七大规定，超70岁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目前来看，这个规定几乎未被破除。今年已经67岁的总书记阮富仲想要连任，可能性极小。
地方势力和红色后代崛起
有分析认为，越共十一大意味着地方力量的崛起：175名中央委员和其中25名候补委员，来自地方的委员为历届最多，约占49%。这届中央委员58%为连 任，42%是新人，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特征。除此之外，据吴远富的不完全观察统计，比较明显的红色后代出身的中央委员为数亦不少。
两颗最耀眼的越共红色后代明星，上为阮清谊，下为农国俊。
最耀眼的红色后代之星就有两颗，一是刚卸任的总书记农德孟之子农国俊，另一是总理阮晋勇之子阮清谊。1963年出生的农国俊，走的是共青团路线，曾任胡 志明市共青团中央书记，2009年4月走马上任北江省委副书记，不久前提为正书记，越南舆论对农国俊的评价认为其能力较一般。
总理阮 晋勇的儿子阮清谊则又是另一番气象，今年才35岁，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是一名“海龟”，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阮清谊成为中央候 补委员并非按惯例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来提名，而是在本次大会上直接提名当选。他在美国毕业后，回到母校胡志明市建筑大学任大学后及国际交流处处长(大学后 即研究生)，工作半年即升任副校长。如此的出身、学历和年龄，将来的前途难以限量。
另外的红色后代中央委员还有如：阮氏金进，卫生部副 部长，已故前总书记何辉集的外孙女;范平明，外交部副部长，已故前外交部长阮基石之子;阮志咏，国防部副部长，已故前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政治委员、越共 元老阮志清大将之子;陈士清(候补)，达力省委副书记，现任副总理阮生雄之侄;阮春英(候补)，岘港市连沼郡郡委书记，越共十大政治局委员、前中央检查委 员会主任阮文芝之子;陈平明，越南电视台副台长，前越南之声电台台长陈林之子。
吴远富说，针对此事，越南社会舆论有质疑：“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家治主义?”有趣的是，越共居然做出了回应，十一大前夕，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丁世兄(现为政治局委员)宣称：“只有共产党才成功领导了多次战争，所以，只有共产党才有权领导国家。”
而十一大结束之后，《青年报》更是直接问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阮清谊和陈平明：“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成功中占多大的比例?”而阮清谊则报以同样直接的回答：“我不否认我的家庭所起的作用，但在我看，更相信个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