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19行情”爆发之前和跌宕之后
1999年的“5.19行情”是指1999年5月19日，中国证券市场在沉寂了两年多后突然开始了井喷式的上涨行情。
5月19日，在沪深证券市场持续下挫、接近前期最低点时，上证指数从5月18日收盘的1059.87点开始急速上涨，深圳成指从2534.72点升至19日收盘的2662.28点。5月19日当日沪深证券市场分别上涨50点、127.56点，涨幅都在4%以上。之后证券市场持续放量上升，到5月31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已攻破1300点，成交量平均每日100亿以上。
到6月30日，上证指数在盘中上涨到1756.18点，涨幅达65.69%。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沪深证券市场急挫，沪市狂跌128点，下跌超过7.6%，这也就宣告了“5.19行情”的初步结束。
一年以后，正当欧美证券市场早已回调一年有余之时，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冲到了2245.44点的历史最高位。自此，正式宣告从1999年5.19开始的大牛市真正终结。
此后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熊市。
2002年1月29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339.2点；2004年9月13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259.43点；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盘中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44点相比，总计跌去1247.21点,跌幅达到55.54%。
“5.19行情”中的政府行为
在这一轮牛市中，有几个现象和背景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出面发动证券市场行情。
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亲历股市十年风云，周正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新华网（2003年8月13日）稿件来源：中国证券报）
二是，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党报破天荒地高调出面直接讲话推动证券市场持续上升。
6月14日发表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讲话中提到“当前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是一种恢复性的，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插图1：19990614上证报，见右)
6月15日，也就是陈耀先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肯定了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对当前行情进行了利好评价，并公开了市场盛传的几大利好政策。(插图2：人民日报《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见下)
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这些带有强烈宣示性和引导性的言论，是这轮行情在历史上被冠之以“跨世纪行情”的直接因素。
三是，运用政策杠杆在1999年6月底本轮行情初步结束后再次推动股指上升。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这是在两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和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创新高的资金面的背景。
“5.19行情”演绎的制度性格轨迹
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政府监管部门在1997年以来一系列举措的体制性格轨迹。
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虽然危机被挡在了中国证券市场之外，但危墙不远。因为尽管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在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存在不少非法场外交易，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金融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顿：
*撤销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撤销29家证券交易中心及STAQ系统；
*整顿全国90家证券公司，清查1000余亿元违规资金，处罚君安证券公司；
*原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减至12个；
*清理原有50余只老基金；
*1998年开始新证券投资基金试点。
这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清理场外交易。据统计，当时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亿元的市值。如何做到既关闭了场外交易又保证这300万人的利益？
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和副主席陈耀先一起与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办法，除了一定要保证股民的分红权之外，对于在关闭这些非法交易场所的过程中引起的股价下跌，采取了具有“周正庆特色”的特殊干预方式。
几年以后，周正庆颇为自得地这样回忆：“股票的价格跌呢，要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是要让股票它缓缓下降，不断地倒手。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赔一毛。然后我4.9元买，卖出去4.8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l元多钱。这时就要求这个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钱把这股票收回来，用1块多钱你收回来。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一般的不是行家不知道啊。”（《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同样，由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对证券公司作了一次大范围的审计，当时的审计结果表明，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当时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挪用保证金，没有一家不挪用的。
对此，周正庆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于挪用得不是很严重的证券公司，大部分给了一个整改期。同时给两条政策，第一你可以增资扩股，把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补上；第二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让你赚了钱，通过当年的利润把窟窿都补上。
周正庆在多年以后很感慨地总结自己当年的做法：“你得有一个区别对待，你不能脑子一热全部处理，那处理了以后资本市场就完了。”
这种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目标而人为干预股价、用市场增资扩股的资金和市场上升的收益弥补机构违规亏空的做法，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中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政府监管特色。
两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现政府行为态度的前倨后恭
在1999年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政府行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两年前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模式。两年前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两年后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截然相反的形势判断；两年前后的政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行为态度更是冰火两重天的表现。
但是，在这背后的事实却是，这两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是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组织和策划。两年半前的1996年12月16日，发表《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针对1996年的大涨行情，认为当时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注意风险。那时候，该文策划者周正庆任职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9年6月15日，作为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组织发表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这篇文章则对当时由低迷转人上涨的行情给予充分肯定，指出“5.19行情”不是过度投机，属于恢复性上升。(插图3：人民日报《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尽管在此之前的三周内，证券市场已经涨了30%。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表达出的积极政策信号，仍然让股民信心大增，五天后，上海突破了六年来的最高点，收盘1564点，6月30日最高上到1756点。
周正庆始终认为：这次行情对国家对股民都是有好处的。股票可以继续发行了，股民被套牢的资金开始搞活了，他的财富又增加了。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到6月份把这个思想认识统一了以后，大家信心进一步恢复了，股市大概一直涨到1700多点，大体上把股民被套牢的股票都解决了。（《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尽管有种种猜测，管理层当时出利好主要是想发新股。但周正庆认为：我们搞资本市场，不但要关心通过资本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同时你也要关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市有涨有落，比如你搞了投机了，自己投资水平不高，人家赚钱你赔钱了，这是正常的，有涨有落也是正常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股民被套牢这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工作上有失误的地方。（《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对于市道不好，管理层有没有责任管的问题。周正庆态度始终明确：我们认为作为证监会应当管，不能置之不理，不能无能为力，不能无所作为。（《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从1996年第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严厉指责证券市场过热，到1999年第二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热情鼓吹证券市场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背景基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证券市场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政府部门如此前倨后恭，从根本上转变了对于证券市场的行为态度？
“5.19行情”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和证券市场直接相关的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1998年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的通知，要求对所有未经人民银行或证监会批准，擅自设立的从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联网交易业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票、股权证和基金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所属的证券登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并原则上要在1999年6月底以前完成。
这次清理整顿，共撤销了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和29家证券交易中心。
插图4：证监市场字（1999）20号文
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1998年真正取得证券市场统一掌管权力之后，所面临的不亚于证券市场创建初期的极其混乱和猖獗的证券黑市的问题。这里面的资金窟窿至今无人可以计算清楚。
第二件、也是更为重大的事就是对信托业的整顿。
1999年，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业进行了历时最长也最为彻底的第五次清理整顿。整顿的原则是“信托为本、分业经营、规模经营、分类处置”，信托公司被停止存款、结算业务，剥离证券经纪与承销业务。
在这次“跨世纪的整顿”中，中国信托业的格局被重新改写。
1999年全国信托投资机构一共有329家，经过第五次清理整顿后，重新获得登记的仅50多家，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这一过程伴随着众多令人瞩目的信托公司关闭破产事件，其中包括中农信、广信等震动全国的金融大案。
直到2002年7月18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一法两规”的政策框架形成，才意味着始于1999年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告一段落。
如果冷静地将这两个背景、证监会1997年以后的多项整顿和1999年-2001年证券市场的“跨世纪行情”关联起来分析的话，客观地说，中国证券市场在中央政府取得统一主导权之后不久，就用一次“跨世纪行情”的市场热潮，让证券市场和全体投资者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为巨大的资金和金融黑洞的弥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远超过6000亿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摇身一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5.19行情”预支了政府的信用
但是，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5.19”行情是靠政策强行“起飞”的，直接导致了“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的现象，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从2001年起持续将近5年的漫漫长跌，交易量萎缩、投资者离场、筹资功能退化、本土市场失去最好的发展壮大机会……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政府管理机构预支市场信用所酿制的“苦果”。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从48090.94亿元，减少到32430.28亿元，减少了15660.66亿元，将近缩水了32.6%；在这期间，流通市值从16087.52亿元，减少到10630.51亿元，减少了5457.01亿元，缩减了33.9%。
这从市场蒸发的5457.01亿元流通市值，基本接近信托业第五次整顿所核销的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而如果没有这“跨世纪行情”圈入、套住和蒸发的将近6000亿元流通市值，那么可以平心而论，中国信托业在1999年的跨世纪整顿中给中国金融和经济肌体所带来的损失至少要翻一番。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