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父亲
祖母怀父亲只七个月，就生了他。父亲很瘦小，手和鸡爪一样。祖母没奶，嚼米糊喂他。见上门讨饭的妇女奶孩子，祖母便多供几餐饭，请她给口奶让父亲吃。无论米糊，还是别人的奶，父亲的小嘴都咂得“嘣”响。
父亲四岁时，祖母就去世了。不久，一群东洋鬼子在村里“叽里哇啦”地嚎叫。他们把铁丝穿进一个乡亲的锁骨拉着，鲜血在乡亲赤裸的胸前奔涌，乡亲的裤子血糊糊的。屋内一只鸡，伸直脖子向外飞冲，正闯近家门的鬼子挥起又长又白的刀，“嚓”地砍下鸡头，鸡颈“咕咕”地喷着血，向前蹿了一段路，才栽倒在地。祖父浑身打颤，旋即搂着父亲，钻进床底下的薯洞里。祖父的嘴凑在父亲的耳边：“别哭!”父亲瞪着黑亮的大眼睛，牙齿咬着嘴唇，嘴唇冒血了，也没出声。
父亲六岁入学。每天清早上学前，后祖母总怂恿祖父老早赶父亲起床捡粪。大冬天的，父亲穿着露大洞的单袄，缩着脖子，跺着脚，捏耙提篼在黑乎乎的村巷里转。有时看不清是猪粪还是泥团，他鼻孔凑近去闻。天还没亮，父亲常常捡了大篼的粪回。他轻轻地推开门，悄悄地拿起书包去学校。父亲放了学，也得先捡一大篼粪，才能吃饭，并且只能盛饭中的麻子茅芋头。这芋头，尽是结巴团，又硬又涩，只咬一口，嘴就麻半天。父亲把饭瓢往白米饭上舀，祖父大叫：“谁该替你吃芋头?”父亲一哆嗦，随即把瓢里的饭倒掉。他大口地吞芋头，浓黑的眉头皱都没皱一下。父亲如没捡满一大篼粪，回家罗罐便是空的。他低头找半天，才在灰箱里找到小半碗冰冷的芋头。父亲只上两年学，后祖母就要他离校放牛。
父亲十四岁时，六月天还穿着角子大的补丁连成厚厚的青大布褂，捂得满身绯红的痱子密密麻麻，像锅巴。父亲有烧热病，挑着大担的稻，在毒日头底下走，身上一滴汗都不出，只得张大嘴喘气。他放下一担稻，刚站到稻堆旁的阴处解开烫手的褂襟扇风，祖父就吼：“再不走，老子一扁拐捅死你！”父亲赶紧低头跑了，边跑边撩起田沟的水往大布褂上泼。可沟里的水被晒得冒气泡，泼到身上“嘁！”地起烟雾。
与我家田地相连的邻村外公注意到，父亲国字脸，天庭饱满，浓眉大眼，在全垸的孩子中做事最麻利，并且一天天磨炼得手臂凸起结实的肌肉团，便把母亲许给父亲，还叫父亲跟他学泥瓦匠。
母亲兄妹十个，外公养不活，原把幼小的母亲送给我垸石横做童养媳。石横的父亲要八九岁的母亲在地里干活儿，母亲挑着大篼的土跌了一跤，不等母亲爬起来他就踢母亲，外公遇到只得流泪拉回家。后来母亲长大了，见石横尖嘴猴腮，更看不中。听喇叭喊新政府婚姻自主，她立即丢下塘岸上正洗的衣裳，甩着手一阵风去乡政府，开回盖着大红圆印的条子，从衣柜底下找出外公与石横父亲交换的红纸帖，两下撕碎了。
父亲十七岁与母亲成亲。后祖母见母亲回娘家了，饭中的芋头便放得少些。有点什么好吃的，后祖母老避着父亲藏起来。夜里父母饿得睡不着，父亲爬起来，钻到床底下拱起床，把坛子扳倒，倒出一葫芦瓢爆米花。母亲缩在被子里：“我不吃，娘会骂。”父亲说：“不怕!她骂，俺爹会打她。”母亲买来轻薄的洋布，自己裁剪缝制衣服给父亲穿，还在野外采黄黄菜给父亲垫肚子，父亲才慢慢着了些肉。
母亲笑谈，父亲原订过亲，姑娘嫌父亲黑瘦，便算了。父亲说那是很早就订的亲，后来姑娘的父母没生儿子，要父亲倒插门，而父亲是独苗，这亲事便告吹了。吹时，几个老人带父亲去姑娘家。一个老人伸手去拔姑娘头上的金簪子，父亲立即说：“算了!”起身就走。这老人跟在父亲的身后：“你这败家子，金簪子哪是大水淌来的?”父亲只顾加快步子，头也不回。
评家庭成分时，石横被评为贫雇老子，后来当会计、队长。因祖父年轻时与别的女人有瓜葛，祖母气得上了吊，祖母娘家整个垸的人冲到祖父家，曾祖父卖地杀猪，办流水席谢罪，把祖宗勤扒苦做的一点积蓄，消得只剩下巴掌大的薄田，祖父便被定为中农。外公也是贫雇老子，二舅斗地主积极，当了乡长、区长。特别是父亲身强力壮，泥船陷在烂泥田里，父亲抓住船头拖起来。大伙儿打赌，看谁最有劲，在代销店拿发饼当奖品，父亲小指挑起大秤砣还伸得秤杆一样直。挺棍时，父亲一只手握着桑树扁担的一端，另一端顶在石横的肚子上，石横的弟弟紧靠在石横身后打桩。父亲只“嗨”地一声，石横两兄弟就四仰八叉了。幸亏别的干部正直，父母才不至于被石横踩上一只脚批斗。石横多派父亲干重活儿，少记工分，老找茬儿。
大哥13岁在队里做工，一天两分工。一次扯秧，他刚随手把秧田边的几根草带进去，石横就注意到了，连忙叫大家开会。石横把那几个秧往稻场中间一丢：“大家看看，这也是个种庄稼的干的!”父亲的眼瞪得像酒盅底，“嗵”地一拳把大哥砸倒，随即喝令他“站起来!”母亲说大哥还是孩子。父亲咬着牙，从牙缝里迸出：“做事，就得做好!怎能留话别人说?”从此，无论什么事，大哥从不马虎半点。大家比赛背“老三篇”，大哥白天歇间掏出“红宝书”看，天黑煤油灯下默诵到半夜。结果，他一口气背下来，没错一个字，全大队第一名。
姐12岁时，在全垸出工的姑娘中最小，但秧插得最直最快。你看不清她手指的分秧插秧，而觉得像鸡啄米，只听到一片紧密相连“叮叮叮”的水响声。父亲抿嘴微笑。石横却捏造姐出工晚了，在大会上批评。姐气得流泪，父亲只得找别的干部评理。
父亲一年到头从不缺工，还常加夜班。到荆竹挑水库，去长江对岸山上砍柴，要十天就十天，要半月就半月。大担的土挑起来飞冲。那次与石横轮班驾船，石横只弄两下，船就摇晃起来。眼看水从船舷往舱里灌，石横越手忙脚乱，柴堆成山的船在激流险滩中越晃得厉害。父亲一个箭步跨过去，一掌推开石横，只把一下舵，摇两下橹，船便悠然平稳前行了。本想混父亲卖柴钱的石横浑身颤抖，捏着瓢把舱里的水往外舀，再也不敢随便混。
每年大队评劳模，从没漏掉过父亲。我家堂屋的正墙上，总是满墙“奖给：毛新云”的红旗奖状，过年不用买年画。
1954年，大哥出生只几天长江就破堤。垸里的房屋都冲倒了，水淹到树梢。树梢上站着鸡，缠着蛇。我们全家搬到山上搭棚。父亲整天在外挑坝。后祖母每餐是大罗罐的干薯藤叶麦炸粥，见父亲回了，便揭开罗罐盖，拿大瓢连连地往里加水。父亲望着四面透风漏雨的破棚，哇哇哭的大哥和瘪着奶的母亲，急忙说：“娘，你少加点水，我少喝一碗。”碰巧，发大水时有鱼赶浪头。父亲拿网出去，天黑提回半箩活蹦乱跳的鲶鱼、黄鸭鱼。饭桌上，母亲便能见几个鱼头。
1958年，麦炸粥都没喝的，好多人吃树皮、白土，拉不出屎，活活地憋死了。父亲上有老，下有小，越焦急越想吸烟，越吸越上瘾，只得卷干荷叶当烟。他长长地吸一口，吸得“吱”响，伸长颈深深地吞下去，抿嘴憋半天鼻孔才慢慢地放出气，而没见一丝烟。他经常呛得连声咳嗽，鼻涕眼泪直流，但鼻涕眼泪还没擦干，手上的干荷叶烟又往嘴里塞。
三九天，父亲拿着有一排倒挂须的铁钩耙，在湖边港汊扒鱼。有时，父亲邀几个不怕冷的乡邻，只穿条裤衩，把石头系在猪血浆过的粗长麻绳的两端，横着在港底浮泥上拉动，赶起委泥的鱼，拿大篾罩子罩，伸长赤裸的手臂，在罩内搅着圆弧抓那冲撞的鱼。父亲偶尔抓起背脊立着一排刺似尖刀的锯鱼，手被割开了大口子，还连连从水里“哗”地提起罩子，又“扑”地按下去。随着父亲手飞舞的水成了彩带。
父亲的手掌常裂大口，像伢儿嘴。他在煤油灯旁烧“猫儿粘”，烧化的大团滚烫的液体，带着“吱吱”叫的鲜红火焰，“嘶”地滴进裂口内的嫩红肉上。父亲飞地一巴掌，颤抖着捂紧剧痛的裂口，咧开嘴唇，咬牙吸冷气，缩着脖子蹦跳。一会儿，他张开手掌看裂口粘上没有。没粘好，他再滴滚烫的液体，再咧嘴咬牙吸冷气，缩脖子蹦跳。
三伏天，父亲身上往往生疖子，有时生在肩头高高耸起。父亲挑稻时，把两头翘起弯成“V”形的扁担拐弯处，往疖子上一压，紫血立刻从肩头涌出，疖子平下去。父亲还挺着腰肩，“嘿哟，嗨哟”哼着简短雄浑的调子，一步一步走得高高翘起的稻捆，一上一下地舞动，谷粒有节奏地“沙沙”响。远远望去，田埂上长长的一大队闪动的金黄稻捆中，翘得最高，舞得最优雅的，就是父亲挑的。
父亲的赤脚，不时被田里的碎玻璃或碗片割破。一次脚跟割得露出骨头，父亲用布片包扎着，穿上高统靴继续耕田，一拐一拐的，但扬鞭赶牛，“得!叱”的吆喝声还照样清脆响亮。后来汗水、泥水把脚跟浸透了，父亲觉得碍事，叫我拿剪子剪。看着那翻着的裂口内，一层一层浸涨了的白皮肉，像切开的竹笋，也像山谷口的风化崖层，我剪一下，“嘁”地一声，至今“嘁”得我心绞手颤。
我上小学时，队里收工后，父亲天天挑担窖泥水去自留园，摸到月上中天了才回家。大热天夜里，他用两根篾片弯成的篾络儿，挑起几个大冬瓜，吱呀吱呀去二十里外的县城。作年豆腐时发酵的豆渣，几分钱一碗，父亲常起五更用大碗盛给城里人。有时起得太早，到街上天还是黑咕隆咚的，不见一个人影。父亲怕我冻坏了，便带我到工厂的火炉房，双手敬烟给烧炉工人。
母亲常生豆芽，让父亲提到街上卖。城里老少妇人一大群，穿得漂亮极了却闹哄哄地抓抢。本来秤杆翘上天了，有的还要抢一撮豆芽，父亲装着忙得看不见。有的甚至拿走豆芽说马上送钱来，却不再露面。父亲等一晌又问旁人，最后只得摆头离去。
父亲在街道上遇到两个人，说父亲的豆芽他们单位食堂全要，叫父亲跟他们去。到一间小房，他们从口袋里掏出红袖章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豆芽都扣下，随便开个白纸条给父亲。父亲气得眼睛充血，但也只得咬牙气呼呼地走开。
一次，父亲到百货大楼买东西，口袋里七借八凑的60块钱不见了。父亲想起有几个留卷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在他身旁挤撞过，便一下子腿发软：“年纪轻轻的，怎不干点正事?”父亲一天没吃没喝，跌撞回家的路上，他掐指反复计算：60块钱，能买种子多少斤、肥多少袋、油多少瓶、盐多少包……算一笔账，他就捏拳“咚”地砸一下头。到家，他的头都起包了，但他叫我们别说出去让邻居“笑落下巴”。他拿起铁耙在门口的石板上“砰”地一磕，大步踏向野外。
妹幼时手脚僵硬，父母今天请这个医师抹，明天求那个郎中蒸。小弟气管炎，憋得半夜哭叫：“你们都睡觉，只我一个人喘。”给秧田打完水的父亲，刚回家在门板上躺下，又爬起来，坐到小弟旁边，睡着了自己不知道。我生骨髓炎，三年脓血未干，父亲把我背到这里，抱到那里。一次五更，父亲想赶回队里上工，只见眼前是白路，但他背着我走到天亮，才知道在原地打转。
姐的对象是祖父提议的。1954年发大水我们家在山上搭棚时，祖父的朋友在附近山村，接我们全家吃了几餐饭。那朋友有个独生子，相貌还行，但脾气很暴。姐受不了，要离婚。而父亲说：“爹孙几代的老交情，不是开玩笑。过去那饭就是命根子。”父亲多次劝教独生子，却没用。最后，姐说宁愿钻到汽车底下也不去他家。父亲只得长叹：“无脸见人!”不再去那山村，实在要路过，也低头绕一脚。
我读高中时，每两个星期回家拿一次菜钱。为了那两三块钱，父亲常常急得团团转。有时卖苦力，有时搓草绳卖，有时卖本来不够吃的米，有时东挪西借，有时提前给大队书记帮忙干活儿，再找出母亲治病的药费条，求书记批了，领回几个少得可怜的报销的钱。父亲从没让我空过手，他对母亲说：“哪怕拆屋，也要供孩子上学!”
那夜，我们兄弟和妹围在堂屋大方桌旁煤油灯下做作业，父亲同母亲在房里小声商议半天后，坐到大门边连抽几根烟，干咳几声，强装笑脸对读小学三年级的妹说：“妹，不上学，回家捡粪行么?”妹低头做作业，咬牙不吭声。父亲连忙把烟往嘴里塞，划了几根火柴也没点着烟：“你想上学，就上吧!”父亲还说他明天帮人做屋，叫大弟跟他去搬砖：“那红砖又不是搬不起，嘴总混出去了。”
母亲说姐已出嫁，为了能供我读高中，我们家实在没办法。妹低声说：“那我就捡粪吧。”几天后，妹与伙伴比赛，天不亮自己爬起来捡粪。她歪着身子提大篼的粪回，坐在椅子上张大嘴喘一晌粗气，呆呆地望着面前的地愣半天。父亲闭紧眼，跌到一旁去抹泪。
每年大年三十，母亲拿竹篙绑扫帚扫屋梁上的灰尘，父亲用石灰水刷墙。他们边做边说着七事八事的，就争吵起来。一次吵火了，父亲气呼呼地找粗绳子，没找到就在门角落扯轭头上的犁藤吊颈。祖父后祖母边手慌脚乱地解犁藤边嘟囔：过日子怎能这样?母亲流泪挎篮跌撞去菜园，父亲喘着粗气扛上铁耙去地里。西斜的太阳苍白地照着桶里石灰沉淀了而清冷的水，我的眼泪打碎水面的太阳。
每年正月，父母总是小铁锅堆尖招待亲戚，不断往亲戚碗里夹肉。亲戚一放下碗筷，父母就把剩肉夹起来。他们连汤都舍不得喝一口，老咽腌萝卜、辣椒。父母每年还要请我们的老师。一群老师有说有笑地进屋，出门时脸庞红得发亮，拿稻草剔牙，夸父母礼节周到。父母搓着满是裂口的手，说我们淘老师却没什么孝敬老师。
六几年，大哥从学校带回“红卫兵”袖章，说学校明天不上课而批斗老师。父母连忙说：“儿呀，斗老师有过!我们去割谷。”
大哥一天天地长大，越来越英俊。考兵时，母亲赶着给他提褂领，拉褂后摆。接兵的首长指点着大哥：“这小伙子不用考。”我们大队民兵连长说：“新云哥生的孩子，个个是好苗子!”父亲望着高大的大哥，笑得眼眯成缝。
可仅两年，大哥二十岁，在部队正要入党提干，却突然病故。父亲乌黑浓密的头发，一下子粘在枕头上、脸盆里，父亲的头顶显头皮了。但他在人前从没流过泪，还小心地把边沿没脱的几根头发往秃顶上遮盖，把印着鲜红“劳动模范”“贾家大队革命委员会奖”的白汗衫下摆，扎入染过还隐约能见“日本尿素”字样的黑尼龙袋长裤，腰间系着大哥那宽厚发亮的棕色皮带，照常挑呀驮的，并摸夜给生产队仓库粉水泥门框。
父亲经常无偿地给大小队干部、老师、亲戚六眷、孤寡老人、乡邻等，做屋打灶，从五更摸到半夜。双抢时，父亲更是日夜连着挑稻、打水、耕田，眼睛血红，吃剩饭，没菜咽，不时渴了喝田沟和港里的水，一年又一年，他竟熬过来了!
双抢缺水，父亲整夜地车水。父亲无心观望天上密密麻麻似痱子的星星，不管头顶大团凉湿的像汗珠又像泪滴的露水。他伏在水车的横杆上，发出粗长的喘息声，盖过吱呀的水车响和哗哗的水声，以及此起彼伏的蛙鸣，而他的脚还在均匀地踏动。与父亲并排的我，有时踏空，父亲的脚照样连连地踏动木踏，带动长长的水车跑，把塘里或港里的水源源不断地车到田里。
一次牛脱了鼻，好几个人吆喝着赶到这里追到那里，半天穿不上。父亲路过，一下抱住牛头飞快地穿上了。而牛拱了他一下，他的胸口喘不出气来，抹很久才好。
七几年，国家出钱根治血吸虫病。父亲与几个农民住在宽敞洁净的房里，坐靠在床头聊天。不用日晒雨淋，不用烦心，却有白米饭、白豆腐块，每天还得整个的工分。父亲惊奇：世间竟有此等福享!别人老叫那药又苦又涩，吃了绞心。父亲也瘦了些，但他的脸上整天洋溢着微笑，俨然在天堂里当神仙，不时叨念我们在尘世受苦，寻找机会让我们送衣服什么的，也去享受他分内的白米饭、白豆腐块。
后来分责任田了，父亲在稻场打谷，每次是把谷装得箩口堆尖再挑给祖父。母亲说讲定了几百斤，堆尖一担不止一百斤，而我们家大口阔，吃粮的多，打仗的少，要减点尖。祖父说一担没一百斤，便在稻场上追打父亲。祖父气喘吁吁，父亲脸颈红紫，他们都一脸的愁苦无奈。我说：“这不非常简单吗?”拿来秤平息他们多年就有的争吵。父母却教导我：“给上人东西，只能凭心，不能用秤，用秤有过。”
祖父去世时，坐在椅子上，拄着拐棍撑着头，张大嘴流涎。父亲一见就涌泪变腔大哭：“我爹呐!什么解哟?”我粗声说他：“爷爷还是好好的，怎么可能死?”后祖母望望门外乌云翻滚的天，说起风暴了。祖父连忙催父亲去捆稻。父亲只捆两捆稻就丢下往家赶：“我回去!搞不好送不到你爷爷的老。”他还没到家，祖父就停止了呼吸，父亲一下子瘫在地上。多年后，父亲还责备自己不孝，祖父只他这个儿子，他在家竟没送祖父的老。
父亲再碎谷，总是把米扇得干干净净的，大插箕放在后祖母的门槛上：“娘，这米你拿去。”后祖母说还没吃完，父亲说：“多拿点，你换点豆腐块咽。”父亲再忙，也要把后祖母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八十多岁的后祖母去世前病了五六十天，也遇双抢，父亲白天时时抽身去看，夜里整夜守着。后祖母大小便失禁，父亲从田地里回，每次是先把手插到后祖母屁股下摸被单弄脏没有。一点脏湿就换干净的，还给后祖母擦屁股，轻手轻脚。后祖母怨自己不早死，父亲劝她：这是命定的寿数，做儿子应该的。后祖母临终前眼定着，气还在喘。有人对父亲说，抱着她一抖，她就断气了。父亲瞪着那人：“催命鬼到了?”父亲给后祖母穿好寿衣，守在她面前。连续三天三夜，父亲眼都没闭一下，一直守到后祖母断气。连后祖母的娘家人都说：“亲生儿子也没这么孝道!”
1982年，分责任田。双抢季节几家共一头牛，这家解落轭头那家又套上，白天黑夜连着干。牛倒在田里，鞭子又抽它起来。见牛起不来，共牛的人还挥鞭猛抽，父亲当即大骂：“你真是杀牛的心!牛也是条命呀!”父亲牵起牛，坚决要让它休息一天：“如果把牛累死了，谁也别想用!”见牛肩上的一块皮磨掉了，露出鲜红的嫩肉，在冒白血，父亲把正准备贴自己手上伤口的胶布，贴到牛肩的伤口上，还轻轻地揉牛那肿起的肩峰，再拿棉花纱布包好轭头，连碰牛脚处的小横杠也包纱布。
轮到我们家用牛，父亲与牛并肩拉犁，扭头对牛说：“你比我还吃得苦!”父亲看着笨重的老犁，再寻找合适的歪脖子树，最终自制了小巧的犁。他自己先拉，觉得轻快多了，不禁笑起来：“这才差不多!”然后让牛拉，并教乡邻学做这样的犁。夜里，父亲顾不上吃晚饭，饿着肚子给牛添草，点草把熏牛栏里的蚊子。草把熏不走大麻蚊子，父亲便在草把上撒一些“六六六”粉。浓烈的毒药气味，使人喘不过气来，父亲再拿大蒲扇往外赶毒气和蚊子。
一次，父亲在大群的人中挑稻。我们与别人共的那头牛，被人系在路旁的树下。它见父亲来了，就“哞哞”地叫。父亲开始挑着稻没在意，后来转身，那牛又对父亲叫。父亲见它昂头眯眼，张大嘴叫得悲切，树下没一丝风，就牵它去塘边。它低头“咕咕”喝了半天水，才抬头长哞一声，伸鼻头来蹭父亲的手。乡邻笑道：“这牛晓得新云哥心疼它!”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请四舅弄轻活干。我跑了多次路，替四舅挑了无数担粪去菜园，但“轻巧事儿”还只挂在嘴上。父亲说我小时生过病，身子骨弱，重活干不了，轻活想不到，求四舅得赔小心……说着说着，父亲哽咽起来。母亲甩着鼻涕骂他“老不中用”。父亲哭着腔：“我心里难过哇!”
我决定搞文学，选脏活重活抓紧时间干完，便坦然地回房看书。父亲见我看书就摔东西：“看书，讨得到饭吃?”我问他：“祖父和你，一生劳苦得变了形，得到了什么?”他愣半晌，才吐一句：“祖祖辈辈都这样。”“我绝不走你们的老路!”“有本事你就考上大学嘛!”“我自学!”“滚出去!”“滚就滚!”外面滚不开，我又挨回家。
乡邻在我家门口聊天，说世上没有不爱钱的。父亲立刻指着房里看书的我：“我家就有不爱钱的!”有时我正与文友或小弟在房里谈文学谈忘了形，就放开喉咙“侃侃而谈”。房门突然被撞开，父亲板着脸瞪着眼：“谈得禄位高升!碗里扒的不知哪里来!吃屎要人屙!”我认为父亲是我文学的死敌，便写小说《杀父》。
我多次与父亲针锋相对，顶撞得他躺倒了几次。时间不长，他爬起来，看到脸皮耷拉眼眶青肿，就洗个脸再出外干活儿，遇到乡邻他还是响亮地打招呼。弟妹们见我老坐在房里看书，便偷懒贪玩。
那天，父亲冒雨在田里搞一天，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摸黑跌撞回家，见我们正拿碗筷，他用那被雨水浸得发胀发白的手，一下按住罗罐盖，瞪眼吼道：“不做事，哪来吃的?”看到我们都愣住了，他便走开，边脱贴在身上湿透了的衣服边说：“我一个人在外一天做到黑，死了还没人晓得。我就是头牛，也要喝口水吧?你们都这么大了，不能只晓得吃饭，应该晓得饭是怎么来的!”这时，邻居喊有鸡猪在我家稻田旁糟蹋稻谷，父亲拔腿往外跑。他忙活半天，才到饭桌旁坐下，吃了几碗冷饭剩菜，喝了两碗水，又扛着锹出去。
每当切完条条笔直的沟，割倒并摆齐了一田的稻，栽下一地碧绿的油菜，或堆起一座金山似的稻堆，扬净一堆瓜子金似的谷粒，父亲常在田埂或稻场就地坐下，掏出一根纸烟，“嚓”地划着火柴，把烟吸得“吱吱”地响。在缭绕的烟雾中，有时衬着西下的夕阳，父亲眯眼欣赏自己刚干完的活儿，不觉翘起一丝嘴角，忘了尘世的一切烦恼，他那宽阔的面庞泛出古铜色的光彩，他就像勤快的下凡神仙。
父亲交公粮，历来是大太阳烤得干干的，大风头上扬得净净的，粒粒饱满，咬一口，谷壳“嘣”地炸裂，米粒白亮亮齐整整的，像瓜子银。可那验收的人，拿个长竹扦闭眼往袋子里一戳，懒洋洋地拉出，斜眼一扫，含糊地说不够标准，要扣秤。父亲刚说“我的谷晒得最干……”他就扭过头去验收别人的谷，不向父亲望一眼。父亲只得叫在房里看书的我去交公粮。父亲说我不像种庄稼的，那验收的人可能不会小瞧。而我排队还拿着书，过秤时秤都没看，交完粮不知多少斤，父亲又急得打头。
见我太痴迷书，父亲有时跪在地上“嘣，嘣”地磕头，有时要喝农药，有时拿锹追杀我。而听说我在房里看书时被雷击昏，正在野外干活的父亲立即跌撞着往家跑。狂风暴雨中，父亲倒在泥地上，起来又跌倒，跌倒又往起站，实在起不来，便往家爬。他的指甲又宽又厚，手指粗壮，像虎爪，把泥地扒出深深的显出干硬白土的沟。
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父与子》，就是写父亲与我的矛盾。父亲见我写时，瞪着眼：“发极了!不怕羞!”后来发表了，他把崭新的散发油墨香味的《长江文艺》，放到鼻子下连吸几口气：“好香!”轻轻地翻开，伸直他那裂着大口、大口中填塞着泥土的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读：“父……有……子……”小弟说是“父与子”，父亲笑道：“没有父亲，哪来儿子?”妹说写的是他与我吵架的事，他却扬起刊物：“写得好，上书了!”见刊物上有“国外发行……”父亲立即竖起粗壮的大姆指：“连外国人都看!”
房子与我家在一块儿的村主任，让我当小组会计。父亲非常高兴，起早摸黑帮主任做事，不管事的大小，他都笑眯着去做。但我开会时看小说，连账都不愿算，更没心思管队里杂事，从没为主任拈过一根草。
组里开会，有时在我家。父亲连忙摆凳办水。冬天烧大罗罐的开水，拿大蓝边碗双手端给乡邻：“暖暖身子!”夏天挑来大担的凉井水，招呼乡邻：“喝点水凉快些!”会议扯长了，父亲把半担水倒掉，再去挑新的。我常在会上念乡邻的工分或上缴款，父亲总叫我“声音放宏亮些!”见我随便，他弯着腰扯着笑，立在我面前轻言细语：“银儿，认真些!”散会后，父亲捏着稻草扎的扫帚，弯腰低头扫地上的烟头等垃圾，他噙着的烟时暗时明，照见他嘴角的笑纹，像灿烂的放射线，他像在稻场上扫拢刚打的金黄谷粒。
改革开放，准允农民进城时，我请四舅帮忙，上街开理发店。我挣了几个钱就买书，常关理发店的门去书店。因我痴心于书，父母只得先给大弟订亲。媒人说有个伶俐的姑娘夸大弟好伢儿苗，父母笑得合不拢嘴：“俺穷家薄业的，竟有好姑娘看得中俺儿子。”父母倾尽家里的所有，再找亲戚六眷借，终于热热闹闹地接回了大弟媳。别人逼债时，父母才觉得娶儿媳的“礼儿”太多了!
三个月后我结婚时，只几本破书一沓退稿，已负债累累的父母简直是过难。父亲去我岳父家，我岳父留父亲吃饭，父亲本觉礼数不到无颜以对，但不端碗又太生硬。而我岳母说“八字没一撇，七字没一勾；一个在太白湖，一个在横岗山，不晓得你我怎么开起亲来!”使父亲不晓得自己怎么放下碗，又怎么离开我岳父家的。
我找四舅贷款，四舅特地要父亲去，当面粗着嗓子斥责父亲不让我听他的安排。父亲白天卖工夫，晚上走向县城，来回四五十里。深夜我们走在漆黑的天地间，坑坑洼洼的路上，父亲低沉地说：“我受惩没什么。你现在晓得锅是铁做的吧?”结果，绝大部分结婚用品，只能借摆一下。
我家有块田二亩七，每年双抢时，割谷，捆稻，挑稻，打水，耕田，插秧，父亲总要连续忙几天几夜。后来姐妹都出嫁了，我们兄弟都结婚分家了，父母的年纪也大了，父亲把田耙完，累得实在受不了，坐在田岸上叫母亲出钱请人插田。别人都不肯来，他们知道父亲做事太认真，谁插了绵水秧或插稀了，父亲都要一株一株地拔起来再插。他要每株直立，每行笔直，株与株、行与行的距离相等。
母亲抱怨每年田地的收入，顾不了土地费、化肥农药等的开销，还有每年冬天的水利建设等义务承担不起。最后，父亲只得把一田金灿灿的稻谷送给乡邻收割，才把这块田转给乡邻做。父亲这才少做田地，常买纯谷酒喝。父亲去世前说他享了18年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一次，父亲提着酒壶去打酒，乡邻五喜翘着嘴角：“新云哥，你做么事?”父亲挺着腰板：“我打酒哇!”“你钻土哇?”父亲盯着比他小十多岁的五喜，响亮地说：“你钻了土，我还没钻!”五喜偏着头：“我们打赌?”父亲当即拈起地上的稻草，掐了一长一短的两根草筒，上端摆齐，捂着下端，叫五喜拈。五喜抽出一根，父亲亮出另一根，五喜是头阄，父亲朗声大笑：“我说你先钻土吧?哈!哈!哈……”父亲挺直腰，一摇一晃地走了，手中的酒壶摔成花儿。
不久五喜真的病了，瘦得皮包骨。父亲慌忙买了冰糖罐头去看他。五喜望着父亲流泪叹气，父亲赶紧握住他的手：“小弟，我们那是开玩笑!别当真!你比我小十多岁呢!你绝对能好!”母亲怨父亲老爱打赌，父亲抡起巴掌扇自己的嘴。后来五喜康复了，父亲拍着他的肩：“我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我们兄弟在县城做生意，三年之内，在村东连竖三幢楼房，占了村东的一角。因小弟做屋没拍主任的马屁，主任便以没批为由，不准小弟建，建了也要拆。主任原来私得了大弟的钱，便让大弟的房没批却在良田中建起。而小弟只是拆旧屋稍移地基重建。
主任整天推着自行车，请村书记、乡长、镇长、土地管理所所长、土地局局长、法官等，开小车，拿红文件本、白记录纸，甚至下了“镇人民政府”的“停建通知”，还准备开两车武警来……
我找县里当干部的老师帮忙。小弟正带一大帮徒弟，腰系红带，赤着脖，在门口“哼，哈”踢打沙袋。特别是父亲，蹦跳起来，向吊在两棵喜树间的大沙袋，飞起一脚，随即伸出大锤一样的拳头，猛地一拳，结实的大沙袋便“哗哗哗”地往下掉沙。父亲摇晃着指骨凸突的老拳：“我六十多了，那杂种也不是我的对手!只要他敢动我屋一块砖，我就要下他的头!”
土地局局长私下问主任：“这屋没么大碍，拆了会出大祸，怎么办?”主任咬着牙：“拆!”局长说我们回去商量。此后，再没见一个干部的影子。而主任的老婆在外面说：“已拆了!”周围几十里的农民们纷纷赶来看。
父亲一挥手：“放电影!让大家看个够!”父亲把好几丈长的春雷挂在靠近主任屋的树梢上轰。那天，主任正嫁女儿，亲戚们躲在房里不出门，小孩却蹦跳着：“我要看电影!”不少外乡人把自行车停靠在主任门口，大声议论：“那老农民厉害!”
我们的房子当时在村中最高，父亲老登到楼顶平台上晒谷，乘凉，观野景。见有乡邻从下边路过，父亲大声干咳嗽，惹得乡邻仰起头：“新云哥，你儿子这楼房，我望得头发晕!”父亲压低声：“一般般，你儿子的楼房今后会更高。”
夏天，每到太阳落山，父母就早早地吃了饭去长江大堤，看竹竿挑着的灯泡下的人唱老戏，或坐到宽阔的江滩边的圆石凳上看露天电影。如今的江堤比公路还宽，比楼房还高。靠江水的那边严密地铺了统一的六角水泥板，堤面上是平坦的水泥大道。走在高耸的江堤上，俯看白亮的江水，沐浴着清新凉快的风，就像踏上了通向天堂的路。父亲倒剪着手，边踱步边笑：“再大的水，也不用担心了!现今国家的力量太大了!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今年七月中旬，我刚回乡，父亲骑一三轮车装着稻草，在村旁的小沟处翻了，胯摔痛了。请乡邻抹不见好，上街找医师越治越痛，夜里跪在床上哭爹叫娘。小弟带父亲到武汉同济医院检查，医师对小弟说：肺癌晚期!没治了!小弟不信，再请专家诊断。专家一致断定肺癌晚期，是烟吸坏的。只得开点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
小弟刚出医院的门，坐在门口的父亲就立起身，迎着小弟：“怎么样?”小弟气呼呼的：“叫你莫吸烟，你老吸。肺熏黑了一大块!”父亲的脸立即惨白，慌忙掏出上衣口袋里的半包烟，飞快地一摔：“我再也不吸烟了!永远不吸!”他随即解开手提袋，掏出整包的烟要摔。小弟连忙和缓口气：“医师说现在吃消炎药慢慢治，只是得好长时间。你那整包的烟丢了可惜，可以送给别人。”父亲望着小弟，口气像孩子一样柔软：“送给别人哪?那就不丢。”颤抖着手，把烟塞回手提袋。三年前就开始干瘦弯腰的父亲，更显瘦弱弯曲了。
我接父亲到我租的房子住，打吊针方便。在他不太痛时，我请他谈谈他的过去。他认为过去吃的苦，没什么不得了的，只随便谈几句。他说他的肺，是1958年点干荷叶吸伤的。
父亲病两个多月后，叫我拿镜子给他。他仰躺在床上，枕着两个叠起的枕头，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按按脸庞下巴，说脸塌，下巴尖，眼凹陷，是死人相。我说是他长时间没吃饭造成的，好人不吃饭也要瘦，何况他病了。我拿来热水给他抹脸，还给他刮了胡子，再拿镜子叫他看。我说只是瘦了点，他似乎默认。我劝他咬蛮吃饭，身体才能好起来。他本已好几天没吃一点东西了，而此时他说肚里发烧，几大口吃下大半碗冷井水浸的饭。
父亲病三个月后侧卧在床上拉大便，常常没垫好，流到被单上沾到手上。母亲有时对来看望父亲的客人说：“糊一手，两天后还臭得刺鼻。”父亲闭紧眼假装睡着了，等客人走后，叫母亲今后别说了，“我羞得钻地坼!”
几天前，母亲准备把父亲留着做的几块菜园给别人，父亲也这样阻止，并说：“我做了一生的田地，不是上交公粮，就是交土地税。眼下做田不交税，反而有补贴，我却老了!”政府给父母每人每月的抚恤金，过去只一元两元，如今增加到三百多，基本上可以供养他们，而父亲却不能消受了。父亲还说现在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餐餐有鱼肉，天天比往日过年强。
几天后的夜里，父亲说他会去世，叫两个弟弟回。父亲望着并立在床前的三个儿子：“你们怎么这么孝道?”父亲平静地嘱咐我们：他下葬的石灰适当买多些，在阱的外围多放些，今后把母亲的寿方与他的挨在一块儿。父亲还叫我们给抬寿方的八仙们的白球鞋、白毛巾、烟等，都买质量好的，酒席也办丰盛。这些钱父亲都要归他掏腰包。我们兄弟已出了父亲治病的几千元钱，可父亲坚决拿出他和母亲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还给我们。丧事的费用，父亲早办好了，不要我们出一分。只是乡俗认为立墓碑谁出钱谁得福，父亲才让我们意思一下。
我问父亲还有什么愿望，有什么要紧的话趁早说。父亲声音清朗：“我一生活得硬气，很满足。你们兄弟间别算账，都凭心，自己吃点亏更好。保本分，就是过分。”
母亲说那天早上我一离家，父亲就叫我给他穿寿衣，说他要走。母亲埋怨他，我在家时他不言语。父亲细声细气的：“银儿得做生意。”
天黑了，父亲吐音更含糊，母亲更听不清。父亲焦急地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又指一旁的衣柜。母亲一时没明白，打电话给小弟，小弟的电动车在半路上没电了。母亲浑身打颤，跑到堂屋哭。
等小弟和大弟到屋，父亲的眼珠不大动，气微喘。小弟叫他，他似乎微微地动了一下头。母亲慌忙打开衣柜，拿出父亲的寿衣。小弟和大弟七手八脚地给父亲穿寿衣，母亲赶紧烧纸。寿衣刚穿好，父亲就头一歪，停止了呼吸，眼还睁着，眼角似乎有泪，小弟给他抹闭了眼。此时是2007年12月4日夜里7点50分。父亲阳寿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