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多年以前，人们不愿忍耐乡村中机会与公平的匮乏，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机会被越来越拥挤的人流稀释，公平也逐步触顶。人们却也无处可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有一天，一个朋友有点小激动地对我说：你还别说，快速公交一开通，上班用的时间果然短多了！
我问：缩短了多少时间？
他说：半个小时。
我问：那你现在上班得多少时间？
他说：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时不到两个半小时而兴高采烈。
我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乡的县城逛个来回不过一个小时。大城市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和幸福感受。而这，正是我们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即使这样的快乐生活，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最东部，过去叫通县。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总是从此路过。现在，每天有大批白领从这里出发，进城上班。这里小区成片，房价相对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朋友上班，总是先乘坐公交车到达东三环的国贸，再搭乘地铁。
前段时间，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区的快速路上，划出公交专用道。朋友正是因此节省了时间，可私家车主们因此骂声一片——网上有图片，小车们被堵在路上，而旁边的公交专用道空空荡荡。
无论对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车主，还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两个半小时而窃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该如此。
正因类似原因，每每有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利好消息，总有人愤愤不平。
不过，有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大城市的人口不断激增。
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广东省3000万的流动人口，70%来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华的珠三角地区。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来自外地人，外来常住人口已达到897.7万人，接近人口总量四成。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961.2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达704.5万。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给人口总量划了个红线——2020年之前不超过1800万。
去年年底，人们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而统计数字证明，这只是小小一股支流。更大的趋势仍然是“挤入北上广”，而挤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十年前，我来到北京时，一个月的收入和三环周边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等值。而10年后，媒体工资几无变化，房价已然翻了六七倍。对于大部分进京闯荡的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几成空想。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长辈来到北京时，已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教师，她决心来京是为了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为了孩子能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为容易。她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只有先行考学。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户口调到北京，毕业后找到份工作，彻底安下家来。她的女儿也顺利地在高考前成为北京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大学。
这不只是一个颂扬母爱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在家乡的事业已经稳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现在，他们两地分居。
依我看，这是为了某种人伦而伤害另一种人伦。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丝邪恶的意味。
机会被稀释，而公平呢？后者，曾经是大城市更闪亮的招牌。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里获得一切。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中国梦”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公平，是支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
而当社会进展到更文明的阶段，对公平的更多渴望越来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车——公认为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载体——的命运是个最好的注脚。过去十年间，北京私家车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在北京，尾号限行和摇号买车制度，限制了汽车的权利。公开的解释，这是道路资源匮乏所致。而同样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对2006年底的一路畅通印象深刻。当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总统们来京期间，大量公车入库封存。面对空荡荡的大街，人们才意识到，北京公车数量之巨大和他们对交通拥堵的“贡献”。
私车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车改革则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基本数据都不明不白——这个城市到底跑着多少辆公车？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级国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在道路上实行单双号限行。“好像温水煮青蛙，已经有点麻木了。”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私家车主说。
北京车轮的缓慢，还有无处不在的交通管制。就在6月份的一个雨天，一个在机场高速路旁高楼上班的白领，发出一条微博：
刚刚在三元桥的办公室内，居高临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个小时，其实只是为了五辆车的一路畅通。因此造成的机场高速主路的拥堵，恢复起来至少还要半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晚点。
而即使你到了机场，出行的权利也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手剥夺。
央视一名记者应该是在困在机场时，发出这条微博：
在机场，遭遇国航的各种霸王条款，作为弱势小乘客，纵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万般无奈。想起某重要人物为了登机，能够让深圳飞北京的飞机中途改降武汉，空中大鸟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叹，霸王条款正为了霸王而存在。这告诉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就只好做规则中的强者。如果做不了强者，就只好做忍者。
为什么要做忍者？
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中国的少年干嘛“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也如像古代的皇帝，问饥饿的国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于可以不忍，当我们囿于乡村的禁锢，可以拔脚进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城市总有千般不妥之处，仍然是中国资源最丰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难戒除。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让我们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愿地被大城市生活“绑架”。
我们因此成为城市忍者。
为了某种美好而暂时忍耐，几乎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关于忍还是不忍的一场争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个我们的老领导来北京，他曾经在河南新闻界掀起巨澜，我们叫他马老爷子。
啤酒喝了一轮又一轮，马老爷子兴致大增，从行囊中掏出本书，给我们朗读痛快的章节。不知怎的，谈到了媒体的隐忍。马老爷子很决绝，认为一味隐忍，不能说真话的媒体应该马上死去。而我们——他昔日的属下——则认为，如果过于激进，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旷阔的空地，但我们也相信，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形——忍着忍着，就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向何而去。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得非所得，这是忍耐最坏的结果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人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怎样会更加合理？
或许，只有时时想到初衷，忍耐才有价值。
媒体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时，他们悄然返回北京。逃过一次的人，才更明白大城市意味着什么。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从家乡到北京，从北京回家乡，然后再回北京。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姬之幼和陆顺梓又回到了他们开始的地方。
初闯北京
2006年春天，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
小时候，父母带她来过一次北京。她一直记得那一幕——在北京的街头，迎面开过来一辆带辫子的公交车，里头坐着一个穿雪白衬衣的男孩，她看见了他隔窗眺望的眼神，明亮而清澈，好像对未来充满了无边的希望。“当时我就想，自己的未来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长大后，她迷恋演员黄磊，甚至为了来看他，一度想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来北京后，她认识了北影毕业的山东男孩姬之幼。现在，他已经是她的老公了。
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小姬那边更惨。2007年3月的一天，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离开与回头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去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重启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呆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彼时，喧闹的奥运会刚刚开始，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都市生活的变奏脚步不停。2009年7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汽车视频网站继续奋斗。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四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并不习惯，顺梓并没有长期打算在上海久居。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四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2004年的一个早高峰，天通苑通往市内的唯一一条道路立汤路，几乎挤成一个移动的停车场。陆岗 摄
2010年9月4日，计划在天通苑内修建的医院依然是一个大坑。60万人居住的天通苑内至今没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陆岗 摄
2011年3月16日，地铁天通苑北站，不堪忍受分流排队的人翻越栏杆。
天通苑，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小区，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地方，分明就是一个城。60万人的居所，公共服务设施和机构的缓慢跟进，让居住者只能忍耐，等待它越来越像个家园。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下车了！”
司机一声吆喝，358小公共停在1999年12月底的一个普通冬日午后的风中。没有固定站点，随叫随停，报站靠喊，这趟从北京二环安定门开往小汤山的民营中巴，似乎更应该出现在偏僻乡间。
26岁的楼必成下了车。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城市社区，北京的。”
脚下的路让他想起农村老家的土路，路边立着众多小建材店简陋的招牌，陈营村和立水桥村两个村子卧在两边，不远处是大片尚未返青的冬小麦。唯一富有生气的，是建材店里传出的讨价还价声。
沿着土路，楼必成往北走了大约15分钟，一座高大、贵气、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大门，出现在他眼前，他心头一振。走进大门，欧式风格的高大楼房让他的眉头完全舒展开来。在首次选房半天后，楼必成当即决定买下其中一套房子。
离开时，楼必成忍不住转身回望，三个金色大字映入他的眼帘——天通苑。
12年后，年届不惑的楼必成回忆起那个冬日的感情起伏，仍像一个小青年般激动。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吃惊：“我实在想象不出当年的天通苑，会是今天这么大。”
“孤岛”蛙声
一套四区80平米的房子让楼必成成为天通苑最早一批居民。80平米，是一个局促甚至是寒酸的面积，要知道，在这个被誉为“民心工程”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140平是常规面积，两百平米也不稀奇。
楼必成1995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那时，北京还没有大肆兴建向普通人销售的商品房，只有亚运村地区，建立了一批外销房，售价每平方米5000多元。
1999年开发的天通苑2650元每平米的价格符合楼必成的承受能力。他在北辰集团从事通讯工作，一个月的工资2000出头。
他是合格合法的经适房购买者：北京户口，年收入6万以下。后来，楼必成了解到，他的邻居们很多不是标准的购房者，当时天通苑的房子是“不分户口、不分套数，甚至还可以讲价”，据说有人买下了一个单元的房子。
再后来，在北京市房协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开建经适房小区天通苑，并不全是为了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更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
这都不是楼必成所关心的。像其他居民一样，他关心的是在孤岛般的天通苑如何生活。
358大公共和358小公共，成为最初三万多居民进城的仅有的两个选择。在楼必成的记忆中，入住之初，358大公共永远都是一盒拥挤的“沙丁鱼罐头”。而“过路车”358小公共，每人收费2块钱，如果没有座位，站票一块钱。
小卖部和饭店一度是天通苑内的稀罕物，拥有四张桌子的饭馆就可以称为高档饭店了；居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跑一趟9公里外的北辰购物中心，把一周的生活用品一次性买齐；公立医院数量为零，银行只有一家农行，小区自备井的水浑浊得让人生疑，只能买桶装水喝，这让“什么都缺的”天通苑就是不缺水站。
夏夜青蛙的叫声是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楼必成说，在2001年之前，晚上能听到周围农田里传来的一片蛙声，算得上“真正的田园风情”。有时候，蛙声也会淹没在咣当咣当的铁轨声中，因为京包线从附近穿过。
所有居民都对天通苑早日拥有完备的配套设施渴望不已。楼必成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寄托：奥运会。
1998年11月，北京递交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
在楼必成的构想中，天通苑社区的命运会和这个国家极有可能举办的世纪盛事有着密切联系：北京肯定会拿下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根据舆论预测，处于上风上水的天通苑很有可能成为奥运大型场馆的修建地，大型场馆一建，周围配套肯定会上去。
“我决定赌一把。”他说。
结局让楼必成感觉复杂：北京果然拿下了2008奥运会举办权，奥运大型场馆也会在上风上水的北边修建，可是它们最终建在了一河之隔的朝阳区最北边。天通苑与其擦身而过。
而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2008年将是北京市格局定型的最终时刻，奥运会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最好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这样一来，“孤岛”天通苑似乎失去了其成长中“最好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堵城”噩梦
就在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资格那一年，天通苑也开始大规模扩建，从最初规划的70万平米一路扩建，至如今的600多万平米规模，成为亚洲最大社区。
围绕最先建好的南区，先往东，再往西，再一路向北，一个个巨大的塔吊矗立在昔日的农田上，塔吊上的照明灯发出耀眼的光芒。天通苑就像一个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孩子，日夜疯长。
楼立起来，夏夜蛙声弱下去，直至消失。与此同时，楼必成的邻居却越来越多。
陆岗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10月，陆岗一家三口搬进天通苑，房子面积135平米，11层。此前，他们一家住在团结湖30平米的一居室里。“女儿大了，不方便，我只能到客厅打地铺。”
身为自由摄影师的陆岗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摄影棚，由一间25平米的地下室改造而成。与楼必成一样，陆岗甚是喜欢天通苑洋气大气的欧式风格，特别是一面超大阳台，“到了冬天，都可以晒个大太阳，顿时觉得生活美好了很多。”
一场“非典”让本来春天就能入住的陆岗到8月才拿到钥匙。“熬着。”陆岗说自己是幸福的等待。他想不到的是，熬着，成为今后家住天通苑的一大生活常态。
在陆岗拿到钥匙的那个8月，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按照原来的分析，这一数字应该在2010年才会达到。200万辆的背后，是日日不休的交通拥堵。
为了装修房子方便，陆岗也买了车。“不得不买，要不然一天干不了一件事。”
没等房子装修好，岳父岳母就提出要来看看女婿陆岗的新家。挑了一个周末，陆岗把兴致勃勃的老两口从海淀师范学院那边接过来。老两口都有心脏病，除了速效救心丸，还得一人带一罐氧气。
过了清河，陆岗的车速明显降了下来。车子在立汤路上挪了两个多小时后，眼见都瞅见自家楼了，可是死活走不动了。岳父岳母的氧气快吸完了，眼瞅着快倒不上气了，吓得陆岗赶紧找一岔路口，调头把老两口送回家。
“老两口差点没死我车里。”回忆起当年惊魂一刻，陆岗叹了一口气，“立汤路就是我们的噩梦”。
立汤路是天通苑地区居民进出城区的唯一主干道。每天清晨6点半左右，一幅奇怪的景象就会出现在立汤路：出城方向，小轿车、公交车、面包车等各种车辆，让马路成为移动停车场，堵得水泄不通；而进天通苑一边，车辆少得可怜。
“生活就是这么变态。”楼必成的口气带那么一点点恶狠狠。
“变态的生活”不断挑战着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谁也不知道那一根崩了很久的弦会在哪一刻断掉，天通苑居民渴望着一个临界点的出现。
“箭头”上的等待
“咚咚”的打桩声在2005年8月的某一天，再次震得陆岗耳膜不舒服。
“不会在马路边盖楼吧？”陆岗跑去问正在施工的工人，对方告诉他，不是盖楼，是修铁路。修铁路？一番打听之后，他终于确认了：地铁5号线终于要修到天通苑了！
陆岗一下子就激动了。他跑回家，抱着相机，冲到马路边，对着工人和桥墩一阵猛拍。后来，陆岗全程记录了5号线修进天通苑的整个过程。
5号线是纵贯北京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与13号线交汇于立水桥地铁站。因为13号线的形状像一把张开的弓，所以穿13号线而过的5号线一段被天通苑居民形象地称为蓄势待发的箭头。
箭在弦上。身为天通苑最富人气的社区网站“家住天通苑”创始人的楼必成说，长久以来，地铁是支撑绝大多数人生活于此的最大希望，他们憧憬着地铁带来的有保障的时间。“地铁修到天通苑，我们感觉离北京更近一些。”
桩打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架梁，站名叫什么，试运营在何时……每一条关于地铁的消息，都能强烈地牵扯着天通苑人的视线，引发一轮热议。
可他们很快发现，按照规划，天通苑地区只设一站，而西二区、西三区和北一区组成的人口最密集的中间部分，并没有设站。
能不能在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加上一站？
在“加站小组”的带领下，天通苑居民通过各种努力，让加站成为事实：在西三区和北一区附近增设一站，名为天通苑站。“5号线加站”被媒体誉为“社区民主运动的奇迹”。
“5号线加站”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上海卫视著名深度报道栏目《1/7》派来采访小组，楼必成作为“加站小组”领导人之一，陪记者去拍摄5号线。他特意挑了一个非上班时间，可是他和上海记者，都惊了。楼必成说：“密密麻麻都是人，没有半个小时上不去啊。”
5号线刚开通，《焦点访谈》两次采访身为“加站小组”成员的陆岗，“他们实际上是让我畅想一下地铁开通后的美好生活。”
陆岗对《焦点访谈》说，我的心情确实很激动，可是我的话比较超前，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播，地铁两块钱随便坐，交通成本很低，不久以后，就有人沿着地铁来天通苑找房子了，天通苑就逐渐成为“难民营”了。
后来，《焦点访谈》并没有播出陆岗这番“不合时宜”的发言。
“添堵怨”
对于天通苑居民而言，除了地铁修进天通苑，在2005年，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北苑东路北延正式开修。
如果北苑东路北延完成，从天通苑最东南边到五环，只有4.5公里，估计10分钟就可以到五环，成为天通苑地区与立汤路比肩的进城大动脉。按照楼必成的测算，最起码可以分流立汤路三分之一的车流量。
那一段时间，一个段子正在天通苑社区网上流传：美军希望从天通苑这边攻进北京城，可是怎么也过不了清河，甚至有一个军事爱好者，从专业角度论述了若干种攻城方式，最终结论是攻不进去。
楼必成说，刚开始，大家觉得段子只是对于天通苑进城难的调侃，“天堵苑”、“添堵怨”的叫法应运而生。
实际上，大约从2003年开始，交通拥堵已经跃升为罹患多种“大城市病”的北京的头号难题，“一场大雨或小雪的袭击就足以使它崩溃”。
因此，天通苑居民对于北苑东路北延给予的关注不亚于地铁修建。“只要在社区网站上发个帖子，说哪条路什么时候通车，应者如云啊。”楼必成说。
可是至今为止，开工六年之久的北苑东路北延工程仍未竣工，甚至一度停工。
楼必成联合了几位热心社区公益的居民，成立了一个类似于“加站小组”的“交通小组”。他们找到北京市规划委、昌平区规划委、北京市政和具体负责的公联公司，一圈下来，他们从公联公司得到的答复是“无可奉告”。公联公司负责人甚至说：你们操这个心干嘛？
可邻居马季的去世，却实实在在地触动了天通苑居民的心。2006年12月18日，家住天通苑一区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在上厕所时，突发心脏病，后抢救无效去世。
马季的去世在天通苑居民心里打上了两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能及时送到医院，有没有可能抢救过来？如果天通苑社区内或者附近有大医院，希望会不会更大？
这并非对于医学问题的妄自讨论，而是对于天通苑医疗长期缺位的直接拷问。自建成至今，这个亚洲最大社区没有一家大型公立医院，要看稍大一点的病，要去12公里外的安贞医院。
拷问结果之一，是一些家里有老人的居民选择了直接搬走。
其实，在地铁修建之前，一家高水平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就在规划之中。医院选址在现在天通苑南站北边，塔吊矗立，挖了一个大坑，堆着土，一副势在必行的样子。望着大坑，天通苑的居民很高兴，“终于要建传说中的医院了”。
两年过去，塔吊撤走，土依然堆在那里。失望的天通苑居民称其为“天下第一坑”。
“饼画得永远圆满，现实总是让人唏嘘”，楼必成至今认定天通苑没有医院，“大病看不了，突发病看不了，再加上路途耽搁，肠子都悔青了，毁一辈子啊！”
去年，沉寂许久的“天下第一坑”进行了热闹的奠基仪式，可是仪式一过，工程又停了。官方的解释是原定的施工面积少了一些，被开发商拿去盖住宅楼了，需要重新规划。
就在最近，“天下第一坑”重新热闹了起来，部分地面建筑也拔地而起，天通苑居民又看到了希望。
可是一些人已经不想等，或者等不及了。
楼必成说，十年前，二十多个哥们一起讨论把“家住天通苑”的社区网站建立起来，现在只剩下三个还住在天通苑。范围再放大一些，“最初的一批老邻居，多了不敢说，起码三分之一搬走了”。
陆岗的感受也差不多。“我的好多朋友、邻居，要么卖了房子，直接搬走，要么把天通苑的房子租出去，到市区去租一套，能走的都走了。”
陆岗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举家搬走的朋友：“背井离乡”。尽管他们只是跨过清河，从天通苑来到市区。
更难的事
网友“虫虫”一家是“背井离乡”中的一员。
“虫虫”选择离开天通苑，是因为孩子的教育。2009年，为了让上小学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卖掉了天通苑的房子，去海淀世纪城买了房子。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虫虫”曾是致力于天通苑公立学校建设的发起者之一。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东区小学于2005年成立，改变天通苑没有公立学校的历史。
此前，民营中山实验学校是天通苑唯一的学校，学费一年一万多，面向全国招生，是一所贵族学校。
天通苑最初规划一共要建五所配套学校。除了南区中山实验学校和东区小学，西区公立小学和北区公立昌平一中分校相继建立，中区学校至今没有动静。
楼必成说自己查过相关文件，在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例规定是7：3。按照这一比例，天通苑地区目前的公私学校比例符合规定。
“规定是规定，可现实的需求也不能视而不见，现有学校的承载量和教育质量离居民需求还差得远。”楼必成说。目前，他的女儿上的是每月2000块钱的私立幼儿园。至今为止，容纳60万居民的天通苑没有一所公立幼儿园。
面临“入园难，入园贵”的不单单是天通苑，而是整个北京。近年来，类似“天价入园赞助费”、“家长为孩子连夜排队”的新闻从未间断。
据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全市注册登记的各类合法幼儿园共1266所，此外还有1298所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合法幼儿园只能满足一半入园要求。
2010年，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北京论坛上表示，未来五年，北京将投入50亿元，解决入园难问题，“老城区没有幼儿园的要补上，幼儿园不够的要补足，新区建设时在规划上幼儿园建设问题都要跟上。”
天通苑人曾经想搞一个“义务教师团”。在楼必成看来，天通苑里退休的特级教师和高级教师很多，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义务教师团”，帮助苑里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想法得到了退休教师的积极响应，可是楼必成他们去找学校谈，校方没有反应。
“天通苑人对于自己社区的事情都很积极，大家已经把天通苑当成了第二故乡。”楼必成创立的天通苑志愿者协会是天通苑里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曾经帮助一家失火的居民在一星期内重建家园，也曾为一白血病家庭在一周之内募捐到十万块钱。
楼必成说，目前，在天通苑内，一人有难、全苑支援的观点已经被绝大部分居民认可。
在天通苑这个公共设施、机构一直缓慢跟进的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助程度远远大过城里的居民。楼必成说，只有理解了这种情感，才能理解对于那些搬离天通苑的人，“背井离乡”四个字的意味深长。
对于这个位于北京边缘的超级社区，楼必成和其他居民一样，期盼它能够早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心灵上的归属感，大家差不多都建立了，我们就是在等政府把物质层面的建设早日完成。”
可是楼必成也知道直接管理者——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政府的“力不从心”。他为其抱不平：“一个正处级的镇政府，来管理天通苑，天通苑放在国外都是一个小国家了。”
后来者
陆岗那番没有被《焦点访谈》播出的话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冲着相对低廉的房租和相对快捷的地铁，越来越多的人来天通苑找房子，蜗居天通苑，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
天通苑人估算，60万人中，超过一半是青年租客。
25岁的侯晓威是其中之一。老家河北邢台的他，2007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专业是土木工程。2009年2月，他来到了北京。
侯晓威选择天通苑，一是因为房租便宜，二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老乡在这里。老乡2001年左右来了北京，2004年在天通苑买了经济适用房，至今单身。
老乡跟他聊起自己的“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到北京，拿到北京户口；第二个五年规划是挣钱，买房，找媳妇；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养老。
老乡最终放弃了找媳妇的规划，因为北京很难找，男女压力都大。学哲学的老乡对侯晓威说了很多深刻的话，其中一个是“推石头”的故事。
“他说，在北京生活，就像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坡，每天推啊推，爬啊爬，想要歇一歇，一骨碌，石头就滚下去了，又得重新来。”侯晓威后来知道那个“推石头”的人叫西西弗斯，这个古希腊传说中的人物，因为得罪了天神，才获此惩罚。
侯晓威在北京很快找到了工作，公司是一家国营装饰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南部的亦庄。
相对于全新的工作，侯晓威说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来适应北京的生活：“我这样的专科生在北京肯定比北京的沙尘暴还要多吧？我想留在北京。”
他很快领教了天通苑地铁的“威力”：“太恐怖了！天天早上跟春运似的，或者跟春运在火车站买票似的，从队头看不到队尾。”他一般在天通苑或者天通苑南站坐车，坐到亦庄，再倒一次公交，一切顺利的话，加起来一小时四十分钟左右。
侯晓威只坐了几天地铁就不坐了。他无法忍受地铁的拥挤，“(坐地铁)常常觉得没有尊严”。他决定骑自行车上班。
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美利达公爵山地车。这款山地自行车，以善爬坡、刹车好著名。
第一次骑车上班，他提前看好地图，五点钟就从天通苑出发，一边骑一边问，骑了两个多小时，走了40多公里。从此，他就开始坚持骑车上班。
侯晓威承认，骑自行车比坐地铁累，后背经常湿透了，可是他还是喜欢骑自行车，因为比坐地铁自由，心情也舒服。
6月12日这天晚上，北京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侯晓威十点多才从亦庄赶回天通苑的房子。他说，最近一个周不准备骑自行车上班了，“太累了”。
而在一个多小时以前，陆岗坐在自家11层超大的阳台上，等着和朋友聚会的女儿回家。“现在她可以回来晚，有地铁了，搁在以前，7点就得赶紧往天通苑赶了。”
说完，他望向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在9点零9分。此时的侯晓威，正骑行在风雨交加的路上。
2010年12月20日，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政策前日，在花乡机动车交易市场，办理购车手续的场面热火朝天。一层过户大厅，人们在取号机前争相取号。图／CFP
汽车，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象征，在中国大城市越走越慢。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拥堵绝不是限制汽车权利的唯一因素，各种利益诉求，政策限制对汽车的伤害同样严重。比起他们的主人，那些打着“京”字头、“沪”字头烙印的机器，更无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只能忍耐。
拥堵前传
2001年12月7日下午，一场再普通不过的降雪，导致北京“世纪大堵车”，很多上班族不得不放弃公交车、出租车，步行回家，而驾驶私家车的人们没有这种选择，有些人在车里枯坐至凌晨。一位车主回忆说，那是她“一辈子看杂志最仔细的一回”。
这是十年前的光景，北京的机动车辆才刚刚迈过100万辆的大关，私家车也就接近46万辆。拥堵，这一交通难题却已显端倪。
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鼓励轿车进入家庭”。
时代在飞速前进，私家车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在1950年代严加限制，“文革”时彻底“自绝于人民”。直到1994年，国务院公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才第一次确认了个人购买汽车的合法性。资深汽车媒体人李安定说，对私人汽车近半个世纪的压抑，为交通拥堵埋下伏笔。
2000年，成为中国汽车消费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在北京待了12个年头的魏浩南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尽管是辆二手车，“挤公交的时候，做梦都想有一辆汽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不到300万辆。
汽车，很快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鼓励汽车消费，鼓励人们购买大排量汽车——在北京，一度禁止小排量汽车驶入主路——成为政府重要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北京城市道路建设显然滞后于汽车的增加，这座城市的交通变得越发脆弱。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梁思成去世前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新城，北京将会怎样？……北京城不会得感冒，但总有一天它的交通会得心脏病。”如今，这一预言正在实现。
李安定解释道，“私家车从限制到放开，来得太猛烈”，拥堵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决定生活在此的人们，只得选择接受与忍耐。“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时不时地遭遇堵车，渐渐地也就麻木了”，魏浩南心有感触。
踩刹车
进入2003年，人们明显感觉到北京的堵车情况急速加剧，北京市政府不得不出台大量的交通治理措施。2004年，北京市启动了由“摊大饼”变“多中心”的规划思路；2005年，提出优先发展公交的政策。即便如此，对堵车的恐惧感早已渗入北京市民的心中。
2008年7月20日，打着举办奥运会的旗号，北京市顺势推行了机动车按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的政策，以缓解交通压力。机动车尾号限行，在北京市政府治堵的招数中，堪称一剂猛药。本是一项过渡性措施，如今，却经过三次延期到2012年4月10日。“限行就是公然剥夺汽车的使用权，”李安定说，“就像你自己的住房，莫名其妙地被规定你一周只能住六天。”
官方提供的交通调查报告称，限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李安定颇感气愤，“这只是拥堵缓解的假象，限行能缓解拥堵，于是又开始鼓励购买私家车，甚至买第二辆车，就带来了车辆的爆发性增长”。2009年底，魏浩南的座驾再次换代，同时也为妻子添置了一辆新车。就在此时，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00万辆的大关。
今年5月底，北京市政府再下猛药，将适时在拥堵路段实行单双号限行。评论者称，这种强制性手段，已经“是没得招数了”。
在庞大数量的机动车“压力”下，尾号限行效果已经被“抹平”。2010年9月17日，一场小雨就足以让北京的交通陷入“瘫痪”——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过140条。
这起“瘫痪事件”，引来了“摇号”治堵政策。2010年底，北京宣布2011年只发放15万—24万个车牌，对“车牌”将配套实行“摇号购车”。限制买车的措施，不会缓解拥堵本身，不过是缓解奔向更加拥堵的速度。并且，由于北京买车摇号中签不断降低，车市已经出现了买高不买低的趋势。小排量的中低端车市遭受冲击，油价和停车费的上涨，提高了用车门槛，普通家庭的购车梦想一点点成为泡影。
管制与公车
北京有车族的内心郁结并不限于拥堵，还有频繁的交通管制。
对于一周两到三次临时性交通管制的遭遇，魏浩南已经习以为常，“遇到了也没得办法，忍着呗”。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统计，北京市每年交通管制的次数为：2005年136次、2006年124次、2007年146次、2008年120次、2009年131次。总体来看，年平均交通管制在130次左右。也就是说一年365天，北京的有车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遇到交通管制。
车主们开始意识到，“在北京大街上的临时交通管制已有从临时向永久演变的趋势，范围从长安街东西双方向也逐渐发展到二环机场、进出京高速、西四环……”
与此同时，细心的北京车主发现，有关方面一面用各种办法限制私家车，另一面却纵容着公务车。公车庞大的数量、肆无忌惮的违章，和“让领导先走”的特权，令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街道不堪重负。
2010年11月初，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在此之前，这是个讳莫如深的数字。公车占北京机动车总量的近15%，且主要集中在城区。长期关注北京车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透露，“有调查显示，早晚高峰的机动车中，有30%的车是公车……一些交通部门的缓堵政策仅对私家车奏效，往往对公车网开一面，影响了政策效果。”
北京的公车改革从2000年启动，媒体用“十年原地踏步”形容。2010年12月13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文件指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将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仅此一句话涉及公车治理，具体措施却语焉不详。今年3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市财政局在千呼万唤中首开先河公布全市公车数量。此外，关于公车改革再无最新动向。
在缺乏公平的道路上，汽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昂贵的铁皮
在上海，汽车以另一种方式艰难行走。
2009年3月，俞磊下定决心购买了一辆经济型轿车，11万左右的东风标致。对车牌牌照价格走势几经观望的他，以28500元“蛮低的价格”拍得牌照。在上海某高校团委工作了五年的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私家车的方便。但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并不是谁都能这样“好运”，今年5月的车牌价格已经逼近5万。
上海，我国唯一实行私人轿车牌照拍卖的城市。在上海，你不但要花钱买车，还要花钱买车牌。1994年，上海开始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
从1994年发端的拍牌制度被上海方面定性为“过渡性”或“阶段性”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一实施却已经迎来了第17个年头。李安定认为，“上海用高门槛限制私家车的使用，百姓拥有汽车的权利一开始就被剥夺，这是错在一开始。”
车牌拍卖最初是针对交通的公共政策，很快，就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帮手。1998年初，上海推出针对上汽出品的桑塔纳轿车的私牌拍卖，该牌照2万元起拍，只适用于沪产桑车(1998年底上海通用投产后也适用于别克)。而如果要购买非沪产车(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则须10万起价竞拍。拍卖制度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遭受各方诟病，也为此上演了一场汽车贸易战。
2000年1月，时至入世前夜上海才开放市场，所有国产车才得以公平地无底价拍卖。不过，进口车牌照另行拍卖，拍价在5万元上下。直到2003年3月，迫于入世的压力，进口车才开始享受“国民待遇”。
可就在2000年，“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背离“总量控制”的初衷，被拿去刺激房地产业。是年，为拉动房地产销售，“车房组合销售”措施出台，购买内环线以外3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一套，购私车牌照仅需5000元；如购买的是浦东指定楼盘中的商品房一套，同时所购轿车是沪产桑塔纳或别克，私车牌照免费赠送。这一政策的荒唐如此明显，当年10月就被叫停。
2004年5月24日，上海“车牌”拍卖史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的黄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上表示，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上海市政府却顶住了各种压力，高调回应：“经过请示全国人大、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各方都认为上海拍卖私车牌照的做法没有违法。”
此后一段时间，车牌价格开始回落。一直到2006年之后，牌照额度价格大涨的局面再度出现。2007年12月，平均中标价更是高达56042元。此后因为金融危机居民购车意愿的萎缩，“车牌”价格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低迷后，在2009年中期又踏入上涨轨道，如今又逼向5万元大关。于是，说到这块“世界上最贵的铁皮”，上海人总是难免“一把辛酸泪”。
2010年12月29日，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起诉上海市政府“私车牌照拍卖法律依据”案再次让人们关注该制度的合法性。在该起案件中，上海政府方面称相关法律依据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拍卖法》。而斯伟江认为，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上海车牌拍卖法律依据的信息，相反，恰恰提供了上海市车牌拍卖违法的依据。案件最终以律师的败诉收场，“牌照拍卖”制度继续运转。
如今，拥有私家车的俞磊会去关注拍卖资金的流向，却也仅限于粗浅的了解。他像绝大多数上海人对车牌有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买之前希望下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等买回了牌照，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今后抛出去还能挣钱。”
“我们要在上海生活、买车，没得选择了，只得妥协。”俞磊说。
6月一个周五，深夜11点，北京建外SOHO的写字楼上，办公室里依然亮着加班的灯光。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假如四大生涯是本账，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将其兑平，即使是最优秀的注册会计师。”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 聂若曦 北京报道
“雁渡寒潭”是一个网上论坛的名字。
这个最初由安达信人创建的专业论坛，从2003年3月17日开始，见证了安达信时代会计师事务所低调却诱人的风光，也经历了金融危机“四大”(安达信因安然事件关张后，余下的四个全球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和安永)彻骨恸心的重创。
“雁过潭而不留影，风过竹而不留声”，经济复苏，“雁渡寒潭”依然安在，迎来一个又一个渡过或将渡“寒潭”的人。
2011年4月10日，一个叫做潘洁的女孩子的突然死亡，使得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那些活在“寒潭”的人们身上。
为你疯狂
潘洁，25岁，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普华永道初级审计员，因为连续加班，突发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潘小迷糊”是潘洁的网名，这个自命为“爱幻想的娃”，留给网络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各个都说，别干了……”
“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家人的希望？”某网友不无痛惜的指责，为各大媒体纷纷引用。
这样的工作，好吗？
![[转]很有感触的一篇文章——既来之则安之 既来之则安之 英文](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124538t01fe39453b0613f93e.jpg)
“我觉得至少在进入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五年，可以说是不错的”，一位就职于某四大北京办事处的员工，肯定了记者的疑问。
对于那些能力出众但尚无社会根基和人情网络的年轻人，四大提供给他们的，是一条相对公平且有所保证的职业晋升道路。以毕马威为例，新人在头两年以A级相称，由低到高分为A1和A2；工作到第三年的员工，则几乎都可以升至B级，即助理经理，B级下设三个级别，如果工作用心、聪明勤奋，完全可以升至B级的最高级别，B3。
在四大，工作三年以上的员工已经会接到来自各方猎头的电话。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B级员工可能已经拥有了掌控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盘：留下，跻身经理甚至高层；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财务或内审部门出任一官半职；加盟一线外资风险投资基金、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甚至日进斗金的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四大人的常见出路。
自然，伴随职业晋升的还有薪水的“级级跳、年年涨”。根据资料，金融危机以前，四大员工连续数年都能拿到30%或以上的薪酬加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中，员工的晋升空间几乎完全和个人绩效挂钩。
“因为大家实在太忙”，这里也鲜有办公室政治的发生，工作环境相对单纯。对于那些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四大犹如保护伞，隔绝了与人情关系有关的复杂与龌龊。离开四大的人都会被称为alumni(校友)。每个alumni离开之前，都会群发一封farewellletter(告别信)给所有同事，大部分人都会在信里提到离开四大才算真正进入社会，因为“这里更像一所学校”。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这些毕业于名校、能力过人的年轻人，只要继续做一个好学生，就能在最初的几年平步青云，收获良多。
曾就职于安达信和普华永道的杨佳川，即是一位“校友”。在她那篇红遍网络的帖子《活在安达信的日子》中，杨佳川写道：“这种生活也有着它无形的价值，我开始不惧面对压力，我开始自信地认为我可以handle(应付)各种各样的客户，没有人可以质询我的工作能力和承压能力，就像我们在深圳培训时常放的那首歌一样‘SimplytheBest’(就是最棒，意译)”。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四大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和业务性质，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短短几年内即迅速成长为成熟的职业人。
为四大疯狂，也就并不难理解。
2011年5月由欧洲顶级就业调研机构GTIMedia与Trendence联合推出的“2010年中国毕业生调研”结果显示，普华永道依然入围“会计与专业服务业”中“最受中国毕业生关注的雇主”。
“我觉得我来四大，主要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顺便镀个金”，一位2010年10月入职的四大员工告诉记者。
镀金的代价
镀金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某互联网职业社区关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的一次非官方匿名投票显示，有85.77%的员工需要加班，近10%的人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一共有512名用户参与了投票。
这只是平均值而已。
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业务关系一般都面临忙季与淡季，潘洁倒下的四月，正属普华永道的忙季。“很多时候我们忙的程度也是取决于客户的，比方说我们要求客户周一准备好的材料数据，他们周五才给我们，那周五我们肯定就做疯掉了。”某四大上海员工告诉记者，除了客户要求的不确定性，员工还面临“不同人不同命，有人会特别特别辛苦，也有人比较幸运，分到些好项目”的情况。
一位四大内部人员向记者回忆：有同事从2009年12月到2月做年审，夜夜加班至夜里12点，之后连轴转，因为接了最忙的IPO项目，又开始了三个月没日没夜的工作，终因无法忍受历时半年的超高强度工作，于2010年1月离职；至于那些忍耐并留下的同事，亦留给他深刻印象，“上回做项目，来了两个深圳的女同事，一个是一岁孩子的妈妈，一个初为人母，刚休完产假，都说不能甩手离开深圳，但出差到北京后，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以后”。至于这位员工本人，则直言自己和有些同事比“幸运得多”，因为项目的原因，“最多连续加班至每天半夜12点，只有一次因为赶报告加班至凌晨2点”。
由于身体连续超负荷运转，颈椎病、肠胃病和神经衰弱是四大人躲不开的职业病。预防颈椎病的电脑支架，是“办公标准配置”，有些人甚至需要定期去中医院按摩才能一时缓解。更有甚者，需贴着膏药上班，因为脊椎变形压迫神经会导致肢体麻木，头晕目眩。至于饭食不按点也是常态：“加班时经常几分钟解决吃饭问题，实在不行就买饼干凑合”。纵使忙季每天睡眠时间只能保证四五个小时，但还是有人睡不着觉，年纪轻轻就神经衰弱。
“我们这里，因为工作压力大，男生会越来越瘦。做项目时许多客户会说，‘哎，你们公司的人怎么都是一条杠’，我们一个男经理，一米八几的个头，却只有一百斤多一点，而女生则容易发胖。”这位员工补充道。
上司的垂青，是一把不断被拧紧的发条：忘我工作、能力出众的结局，除了晋升和加薪，是更加紧迫的工作时间表和更大的责任。留给人的选择，实属两难：得到晋升，继续拼命；原地踏步，卷铺盖走人。
每年的八九月份，通常是四大各个部门开“小黑会”决定人员晋升与否的日子，经历了最初的层层筛选，从B级迈向经理的路途开始变得艰辛，而高级经理的竞争更是惨烈，原地踏步的“留级生”越来越多，能力不足而被反复delay(推迟升迁)的人，会选择默默离开。留下的，都是精英，也都是最能拼命的人。
但还是有人拼不过，倒在了这个战场。潘洁突然离世的前一个月，一位28岁的大连普华永道的员工从森茂大厦跳下，后来证明他长期患有抑郁症；今年年初，香港一间四大也曝出员工过劳死事件。
假如四大生涯是本账，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将其兑平，即使是最优秀的注册会计师。
兑不平的账本
首先兑不平的，就是眼下每个月的那笔账。
刘洪涛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副总裁。2000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安达信工作，月薪为税前3800元人民币，第二年被评为A级员工，月薪升至税后5000元人民币。而他所租住的一套位于团结湖的八十年代高层公寓，当时月租只需要500元。
十一年后，一名四大初级审计员的入门工资只比刘洪涛当年多了一千多块，团结湖一带类似的房子，租金却已涨至三四千元。四大多选址于城市寸土寸金之地，单独租住在公司附近上下班，成为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对于因为加班披星戴月的四大夜归人，又无疑是最大的诱惑。
底薪当然不是四大人收入的全部，由于经常加班，加班费成为四大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收入，甚至成为某些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笔占据总收入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强的收入，却时时面临被打折的危险。
“实际加班了20个小时，经理会从上面控制成本的需求适当打折，情况好打个8折，不好打个5折，总之填上一个合适的数。”除了受限于公司控制成本的客观条件，人为因素也直接影响加班费的多寡：“比如香港经理是没有加班概念的，觉得加班很正常、是义务，发放加班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四大员工向记者透露。
令四大人情何以堪的，还有公司其他的“发明创造”。2008年8月，德勤第一个取消了加班费。随即，其他事务所也相继出台了旨在控制成本的“被休假”政策：例如毕马威的“弹性工作制”(PPL)，公司“建议”员工一年休假20天，期间公司除了交纳员工的五险一金，支付给大部分员工的月工资大约只有1000多块钱。“全公司上下都非常反感PPL，”一位毕马威员工告诉记者，“许多同事因为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不得不在休假期间主动来公司加班，把工作做完”。尽管毕马威在2010年为“被休假”员工补发了一部分加班费，但金融危机的震后余伤使得员工们不再具有安全感。“那几年，找工作的，不是大四的，就是四大的。”他说。
“还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吧，因此和我同一拨的，有几个人回到家乡所在的二线城市，当公务员去了”，一位2009年进入四大的员工告诉记者，言下多怅然。
越来越多的四大人意识到，“工作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的，而公司是别人的。”更多的人选择跳槽国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尽管最初他们的想法也许并非如此。现实照进年少的梦想，自我实现以外，还有许多牵绊。
几乎每天，在北京的财富中心、东方广场，上海的外滩中心、恒隆广场，在四大汇集的写字楼内，夜深后，总能看到加班的灯光。活在“寒潭”的四大人，仍如雕塑般，守在电脑前，丢弃在身后的，是八个小时的睡眠、父母双亲、丈夫、妻子、孩子，是健康、是感情，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的生活。
没有好工作，住在地下室，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
研究生毕业两年的王倩似乎应该“逃离北上广”，可她从来没想过离开。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很长一段时间，王倩不把居住的半地下室称之为“家”，她把那里称之为“我住的地方”。
简单的休整是为了“每天出去打仗”。对手是谁？“北京700万外来人口都是我的对手。”王倩说，看似更多的工作机会，除以人口基数，落到自己身上的，没几个。
好工作是什么
2009年7月，王倩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和很多高校毕业生一样，毕业意味着“归零”。身上的名校光环、接触的名师和高端论坛、憧憬中的美好未来，全都消失不见了。2009年，北京地区有20.4万高校毕业生，2010年北京高校及科研院所毕业生达21.9万人，2011年高校毕业生21万，其中，研究生7万。像王倩一样，大部分毕业生都不愿离开北京。
“我不知道文科生能做什么。厨师会炒菜、医生会治病、工科生会编程。我呢？ 没有一技之长。”
尽管读了七年的传媒，王倩没有选择纸媒、电视行业或者影视公司。她的理由是：电视编导需要常年熬夜剪片子，而对一个女人来说“十二点不睡就是不要脸，凌晨三点不睡就是不要命”；影视公司跟剧组太过漂泊和不稳定；纸媒需要有相关的实习经验。在她与工作的彼此选择中，机会渐行渐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阳光卫视”的品牌推广。“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平台。”由于没有经验，王倩在部门内做“小妹”，打杂。七个月后，公司裁员，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裁员名单中。
回忆起裁员，王倩觉得像是老天的一次捉弄。“房东和老板像是商量好了，同一天，房东通知我，女儿要用房结婚，请你们离开。”那天，她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慌张。
几天后，她搬到现在租住的半地下室。三室一厅，有厨房和独立卫生间。王倩和另外两位同学分摊房租。她住的朝南的房间，月租950元。同住的同学形容这里是“地下行宫”。跟地上的房子相比，这个房子的性价比太高了，除了寒冷和潮湿。
停暖后的3月15日到4月15日，是这所房子最寒冷的日子。寒入骨髓的一晚，王倩为了完成公司的任务，在凌晨两点还在做PPT。窗户糊上了，门关得紧紧的。王倩穿了三条保暖裤、三层袜子，穿着棉拖鞋、戴着手套，敲击着键盘。每敲一下，都伴随着身体的颤抖。为了节省，她没有买电暖气和空调。
被裁员后，王倩通过朋友介绍，临时在一个小公司工作。月薪1500元，没有保险金，每天饭补4元。公司做什么？“如果哪个乡哪个村想开一个纪念馆，可以找我们。”
让她受不了的是公司把加班当成理所应当，并没有加班费。让她更为吃惊的是，所有的员工都积极主动地去加班。
找到稍微好些的工作，王倩就离开了小公司。现在在一家出版社，薪水2500元，扣除保险后，拿到手2000元，交房租和吃饭，只能月光。王倩总结这三份工作的共同点：都不是想要的工作；薪水都不高、都是宣传类职位；全是从打杂的“小妹”做起。
王倩不怕做“小妹”，只要是她喜欢做的工作。可她认为的好工作是什么呢？她一再提到龙应台对儿子安德烈说过的一段话：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至于具体的好工作是什么，她还不知道。想象中，那个好工作应该在一个大的平台上。而这个平台为何接纳她？她还没有好的办法。似乎学跳舞和学日语也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积累。
诱惑
王倩的业余生活安排得很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跳爵士舞，免费的。周六学日语，还不定期地参加日本文化交流中心的活动，观看免费电影。日语班是王倩毕业之前报的，要是现在，她肯定是拿不出那笔学费。
业余生活让她很开心，很舒展。只有在北京，她才“终于活了”。
来北京读研之前，王倩认为自己是一个活在瓶子里的人。高考复读的经历让她的大学四年一直在辽宁大学的自习室里度过。她不断地用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她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就是寒冷，每个冬天她的脚跟都会被冻裂。四年里，她没有谈过恋爱。
本科四年，王倩每个学期都能得到一等奖学金。她参加了北师大的研究生保送考试，带着荣耀来到了北京。
“本来是准备夹个本儿在北师大自习室继续过三年的。”王倩发现，北京的学校和辽大完全不一样。“啊，原来北京是这样的啊！”她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原来，学校的电梯是所有人都随便坐的啊。而辽大的教学楼有九层高，电梯只给领导坐。她看到了北京的温和与平等。
“北京能看到大使，别的地方能吗？”中美电影活动周，王倩在学院里帮忙，她见到了美国大使。这让她看到北京的平台有多大。
她开始注重自己的打扮了，尽管不买名牌，但她把自己装扮得更为得体。而在辽大时，她可以好多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在辽大，她是一个四年说话不超过500句的人。到了北京，所有同学都认为她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儿。
毕业，巨大的落差。现在的工作，薪水低不论，每天工作的内容都“没有意义”。王倩承认自己没有尽百分百的努力，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消耗。所以，她要找一个更大的平台。她要工作、生活在北京，分享这里的资源。
没有工作、无家可归的时候，都已经度过。王倩不忌讳对自己用“惨”这个字。但是，她说，“在北京受苦也是一种滋养。”她期望有一天，可以做领导，指挥别人做事。可以随便地出国，可以度假，不受约束，很自由。不过她也承认，“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
“这种诱惑也许是一根吊在驴子前面、诱使它不断前行的胡萝卜。”王倩说。诱惑在前，想退回，越来越难了。
有家难回
王倩的家乡，在辽宁省西部一个三线城市。儿时的记忆，很多都已经模糊。唯一刻骨铭心的，是小时候坐在母亲的自行车上，母女俩的一段对话。
那晚很寒冷。东北的冬天，晚上八九点就很少见行人。母亲带着王倩，骑着自行车在转盘一圈接着一圈的绕圈。王倩说：“妈，好冷，咱回家吧。”母亲说：“王倩，咱不能回，回不了家啊。”为了躲避婆婆的责骂，王倩的母亲宁可游荡在大街上，也不肯回家。
如今，王倩一样不肯回家。由于父母常年吵架，而母亲又总是把她当作孩子一样的管束，她很难和家人相处。“国庆回家七天，打了七天，你说我能回去吗？”
目前的境遇，父母是知道的。越长大，越发现父母不过是两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女，“他们能帮上我什么呢？”
而母亲也会质问王倩，为什么她身边的孩子都结婚生子，王倩却连男朋友都没有？“为什么你那么废物？”
在一次遭遇街头抢劫，打电话回家寻找安慰时，母亲对她说：“多大个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前几天，母亲不小心摔了跤，就在QQ上责怪她：“都是你不让人省心，我才摔了一跤。”母亲晒黑了，抱怨说是为了给她攒钱，舍不得买遮阳伞。
王倩曾经想过，假如有一天她得了急性阑尾炎，她能给谁打电话。想来想去，也就是同住的姗姗，或是几个要好的同学。尽管诸多埋怨，王倩和父母还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母女经常在QQ上聊天，母亲觉得上网比打电话便宜。在QQ上，母亲告诉王倩，姥姥做了一个梦，梦里王倩在北京又黑又瘦，就要饿死了。醒来后，姥姥无比担心，要让王倩回家。
过年回家的时候，姥姥会拉着王倩的手劝：“回来吧，家里有发展。”王倩笑着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劝她说家乡有发展，她能信吗？
父亲不止一次地问，北京有什么好？王倩反问，家里有什么好？
刚毕业的时候，家乡曾有两个工作机会，父亲问她要不要去。一个是军工单位的文职，算体制内的工作。另一个单位在海边，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王倩对父亲说：“我在北京挤地铁，回家还去挤公交车，我何苦？”在听说两份工作还都要花钱找关系，王倩断然拒绝了。名校研究生毕业，凭什么还花钱？而且，这些工作是那么琐碎无聊。
她已经很久没有愤怒，甚至认为面对所有事情都是应当应分的。
快乐是什么？王倩想了半天。最后，她努努嘴：“毕业后，真的好久不知道快乐是什么了。”
离不开的北京
“哪个来北京的人不要强？”在北京生活，更像是实现自己的一个“美国梦”。王倩说，高考是改变自己的手段，文凭是达到想去地方的梯子，北京就是期望和梦想。
“家”是她最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爱人、房子、车子，她一样没有。爱情，她想知道是什么。她期望中的另一半要完全信赖自己，有成熟的价值观，有智慧，能引领自己，要是一支蓝筹股。问她在乎另一半的物质条件吗？王倩哈哈大笑，这样的人，物质条件也差不到哪儿去。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最宝贵的东西。这种尊严又似乎和工作贴得很近。王倩认为，工作不是糊口的手段，是事业，是成就感。有了成就感，自然有尊严。只有北京，才会给她这个平台和机会。我问她：“北京对你依然有吸引力吗？”王倩敏感地反问：“你这问题似乎在问一个已经离开北京的人。”
“我回不了家，没有退路。如果离开，也是去上海、广州、香港或者国外更好的城市，有更大平台的地方。”
“假如五年、十年后，你还是目前的状况，你会不会离开？”
王倩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么远。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奋斗的资本。
“世间无常，人都是善变的。也许两年后，我的答案和今天就不一样。但今天，我不知道。”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是去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
这也是个古老的愿望。“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亚里斯多德说。
也是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到城市的目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生活在城市，越来越多人像我当年一样，来到城市，寻找自己的梦想。
但生活是不是更美好了，却未必。
1
1989年6月中旬，学校来电报催我们返校，其时我正在苏南乡下的农田里插秧。
“这辈子再也不种田了！”
当最后一株秧苗插好后，我直起弯了几天的腰，把手中剩下的一把稻秧撒向天空。
考大学，进城，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像电影《决裂》里上大学穿上皮鞋，曾是我们这些农村人最素朴的想法。
那一年，我留在了北京工作。
我的生活里，确实再也没有插秧割稻收麦子和挑粪了，也终于穿上了传说中的皮鞋。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到处泥泞，连裤腿上都沾满泥巴了。
不过，城市很快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
我学会了站在公交车上睡觉，习惯了上班要穿越一座城市，习惯了公交车地铁上的摩肩接踵，习惯了每天很晚到家很早出门，甚至一场大雨堵上七小时也要安之若素……
这很正常。
圣人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益其所不能。
如果家里没有黄金权力为你铺就的道路，你就得努力，就得忍耐，就得接受磨练，学会奋斗……
我一直相信瓦西里同志说的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2
我很幸运。
当我来到北京时，除了健康的身体，健全的智力，身无长物，也无位高权重的亲朋好友。
但这个陌生的城市确实向我展示了它的魅力。
它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遗产，还有中国最现代化的各种设施，机关、企业、医院、学校、商店等等，虽然大多数时候与我并无关系。
更大的魅力，是这个地方遍地都是机会，哪怕你祖辈都是农民，只要你努力，你就可能拥有你追求的东西，实现自己的梦想，不仅是物质的，同样还有精神层面的。
故乡的城镇也越来越现代化。不过，它们并没有打破传统习俗稳定的平衡，生活依然是熟悉的不紧不慢，到处都能遇到认识你祖上三代的熟人，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没有什么私密。情感是这个熟人社会的最大关系和主宰。
我当初选择北京，也是为了挣脱熟人社会。这恐怕也是现代年轻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北京这样的大都会却不是这样。在这里，最大的关系是契约精神、职业要求和专业水平。所以，理性才是最大的主宰。而自由，也是大都市文化的特质。
这也是支撑现代大都市年轻人梦想的支柱。
北京这些年的变化实在大。从亚运会，到奥运会，投资一茬又一茬，城市大饼越摊越大，职业和社会生活迅速丰富多样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每次回家跟同学聚会，我都很自得。我们总会比在老家的同学多知道早知道一些信息，哪怕很八卦无用。毕竟，生活也总是需要一些无用的东西妆扮一下的。
如荷尔德林所言，我们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3
但大都市生活并非全是光鲜。
城市理性的另一面是残忍。
理性和契约精神意味着只重视交换价值，而非情感。
大都市生活中，整个世界似乎转换成了一道算术题，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数学公式中。
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量的价值，可以用货币来度量。
高速节奏背后，是漫长的征程，是各种无望的忍耐，是亚健康，甚至猝死。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女人怀了孩子，不敢生。
为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生孩子了，她的工作谁承担？别人承担之后，她又回来怎么办？要生，先辞职。
所以，在一些单位，许多育龄妇女，为了保住工作，不敢提生孩子的事！
虽然，这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甚至违反了人性。但人家单位，可没有明示说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知道，很多单位，加班加点是常态，但却没有人提加班费的事，虽然国家有规定。
不想干？想干的人多的是！
对人的尊重和社会保障，似乎永远不能和城市的现代感并驾齐驱。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活动会议、交际应酬，与你的专业无关，与你的职业操守也无关，但你却同样必须参加，不得请假。
没有人再去反对。慢慢地，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包括那些不正常的坚忍。
慢慢地，每一张原本光鲜的脸蛋，千面一律地漠然，眼神空洞。他们冷漠地去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原本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忍，变成了中国式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人们孤独地生活在喧嚣的都市环境中。面对强大的都市力量，个体毫无对抗之力，被降低至一个实际上无能的层面。曾经渴望的熙熙攘攘的繁华成了一种折磨。
生活如此异化，看不见尽头，但还得继续。
4
不忍，怎么办？
朋友来北京看孩子，孩子大学毕业坚持留在北京，宁可住4.2平米的地方，也不愿意回故乡去住大房子。
朋友的孩子说，如果未来出国，签证也还是在北京方便。
我跟许多年轻人聊过类似的话题，为什么北京环境这么差了，还要来北京？
回老家能干什么？如果老家没有关系，现在连乡镇文秘都干不上！甚至，连代课教师的机会也未必有！
得到的回答大抵如此。
我想也是。当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大学生还不多，回到老家城市，即便没什么社会关系，干个几年，也能熬出来。
可如今，各种社会资源在冷酷的理性计算下，越来越集中于大城市，大企业，大机关了。
虽然地方城市也在发展，但其投入和速度却有限，而且能够提供的机会和空间也是越来越狭窄。效益好的企业极难进去，稳定的机关事业单位早就人浮于事。
自主创业？环境和政策、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真去做了，还不知道多少虎狼盯着你！
所以，宁可一边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忍受着缺少尊严的生活，一边做着“面包会有的”的绮梦。
毕竟，在大都市，他们还能有梦想，还能有机会。
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稳定。最需要年轻有创新能力的人的中小城市，陷入了熟人社会相对封闭自我消化的近亲繁殖，接纳能力更趋衰弱。
而蜂拥至大都市的这些人，原本他们代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未来，也是这个社会现实的中坚，但大都市生活无法选择的隐忍，不仅过早地透支了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逐渐放弃了应该坚守的理想，甚至放弃更多，浸入到一种看似光鲜的“活着”的状态。
唯一守护他们的，是对大都市物质精神生活的繁华的期待。也许到最后，他们会发现，所得并非所求。
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国家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