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101734沈晓霞
龚自珍诗歌的艺术创新在我国诗歌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代爱国诗人林昌彝说他的诗“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龚自珍的诗歌在语言、风格、意象、形式等方面都有了创新，别具一格。
龚诗具有一种“尚奇”、“尚新”的浪漫主义风格。无庸讳言，龚自珍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具有《庄子》的诡谲与恣肆，《离骚》的幽怨与“美人香草”的象征和李白的雄放与奇丽等特性，此外还有一些“风发泉涌”、“不堪一世”的狂放气质和“高吟肺腑走风雪”的人生追求和审美趣味。
诗人善于借用神奇的想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诗歌显得绮丽鲜奇，气势磅礴，千奇百怪，大放异彩。例如：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
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
“月光”、“花影”都是平常易见的景物，但在诗中，都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想象出人意表，新鲜奇特。这种“神奇”的想象，在《西郊落花歌》中尤为典型，诗人把生活中落花的衰败景象升华为诗的境界，想象奇特，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了艳丽鲜奇的落花景象，并假借对仙境的向往和对落花的留恋，含蓄地表达了要求变革的愿望。
龚自珍作为首开风气的一代大师，最先“于无声处”感应到了时代深层意向的萌动，在他的诗作中适时地制造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崭新意象，来抒发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现实的政治色彩，表现出鲜明的爱憎感情。以“风雷”“剑”“箫”等意象尤为突出。《已亥杂诗》中有多处运用“风雷”，“中有风雷老将心”（《已亥杂诗》第六十一首）“眼前二万里风雷”（《已亥杂诗》第四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雷”等，“风雷”凝聚了风的浩荡强劲的动荡和雷的除旧布新的摧破力，没有风雷鼓动，社会便没有生气，就会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可悲状态之中。诗人渴望“春雷”的早日到来，表明了作者热切盼望变革的决心。运用“风雷”作意象，使人读后感受到气势磅礴，回肠荡气，诗人对改革时敝的热情呼唤，也形象地突现出来。“剑”和“箫”是龚诗中经常吟咏的对象，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剑”大多象征豪情壮志，“箫”寄寓着幽思哀怨。唐代“诗仙”李白就有不少借“剑”抒情的诗。龚自珍也常把“剑”“箫”作为感情的寄托。“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已亥杂诗》第九十六首）。借“剑”“箫”吟咏的诗句，大都交织着诗人的豪情壮志或理想受到压抑的忧愤之情。“剑气”表现的是诗人对放诞不羁、弘毅任侠的狂放风度的追求。“箫心”表达的是诗人对悱恻情怀、凄美境界的流连。这样，通过“剑”“箫”意象，诗人就极好地寄托了其欲图以正气侠骨扫荡卑琐麻木陋习，救人醒世的心志和以奇情幽思唤起人们忧患之感受的双重意图。以“剑”“箫”为意象让人觉得气势雄壮，正义凛然。
龚自珍诗歌的另一大特色体现在他的诗歌形式上。龚诗的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
龚诗形式的新变首先表现在句法结构上。与传统诗歌不同，龚自珍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句法成分完备、而又位置得当的散文化句式以及用来帮助表达诗句意义的助词。散文化句式如:“寺僧两侮之,谓一猿一鹤。”(《丙戍秋作……惘然赋》)“。“癸秋以前为一天，癸秋以后为一天，天亦无母之日月，地亦无母之山川”（《元日抒怀》），至于《行路易》、《伪鼎行》、《馎饦谣》等古体诗，更是以散文化句式构成了全诗的骨架。助词运用如“矣”、“之”、“而”、“者”、“哉”等，以“矣”为例，就有“落月逝矣，如之何勿思矣”（《琴歌》）、“臣请逝矣逝勿还”（《行路易》），“丁君行矣龚子忽有感”（《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等等。灵活多样的诗体和句数参差不齐，是龚自珍诗歌形式的第二个特征。龚自珍曾说：“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从诗歌体裁来看，龚自珍诗诸体皆备，但写得最多的是绝句和歌行体。就绝句而论，《已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构成大型组诗的形式，可谓是一大创举。其中每首诗都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组成了一个错综繁杂的总体，构成了当时历史的一个横断面。这样反映现实，抒情述志，其意义更大。龚自珍在诗体上最具革新意义的则是歌行体。龚自珍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在充分发挥了歌行体富于铺叙的特长，在铺叙事景中给人以鲜明形象感的同时，又溶入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以自己的方式把铺叙事景与抒情言志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一种新鲜的活力。如：《西郊落花歌》和《三别好诗》等。从诗歌的体裁着眼，龚自珍在铺叙事景上尚奇，在塑造意象上尚新，在艺术形式上求异的这些作法，打破了传统歌行体艺术的思维定势。龚诗的字数句数较之前人有所突破，前人的诗歌一般以七言为限，超出七言的也有但很少见，而龚诗则不受限制。他的诗往往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八言、十言、字数长短毫无限定，一切都是信手拈来，水到渠成。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行路易》和《西郊落花歌》，这两首诗绝大部分诗句的字数都在七言以上。我们知道，清朝自康熙以来，为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沈德潜的格调说被奉为正宗，大多诗作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篇章。而龚自珍则主张用诗歌揭露现实、批判现实，与这一派是针锋相对的。“定庵诗佚宕旷邈，而豪不就律。”其意是指龚诗的狂越内容已为传统的形式所无法承载，传统的格律规限已有所突破。一部分龚诗已不再符合传统诗歌格律的规定，而是随着自己情感的变化而“如奔如雪如流泉”（《元日抒怀》）地自由抒写。在他的《已亥杂诗》中有些突破了平仄、韵律的限制。如以《己亥杂诗》一首为例：“猰狳猰狳厉牙齿，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请于帝诅于鬼，亚驼巫阳莅鸡豕。”该诗用的是仄声韵，而且平仄全不合律。又如：“登乙科则亡姓氏，官七品则亡姓氏。夜奠三十九布衣，秋灯忽吐苍虹气。”（《己亥杂诗》第七十四首）“一客高谈有转轮，一客高谈无转轮。”（《飘零行·戏呈二容》）它们得来完全是兴情之所至，毫无刻意谋求之迹，它们完全摆脱了格律的束缚。
龚自珍的诗在近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后人的创作影响极大。龚自珍的诗歌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特色上成就都是很高的。他诗歌的内容与现实紧密结合，揭露现实，批判现实，打破了当时诗坛的沉寂局面，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龚自珍诗歌在艺术上的一些创新，使其诗歌向自由体白话诗迈出了极有价值的开创性的一步，它影响到了整个中国近代诗坛，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片崭新天地，启动了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历程。今天看来，龚诗仍堪称为优秀的诗歌遗产，值得我们分析研究，批判地加以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