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49·2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解说】
1、这段话文字简明，意思清楚：古时民不争而自治，故赏罚不用；现在民相争，所以“倍赏累法”都不能让社会不乱，这原因则全在于那时“人民少而财有余”，而现在“人民众而货财寡”。我不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韩非子的这个思想，只想指出：他这看法是从他的老师荀子那里继承来的。《荀子·王制》篇中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足见荀子早就把“民相争”归因于“物不能澹”（此“澹”字通“赡”），亦即“人民众而货财寡”。不过荀子主要是用这个理论来说明“礼”的起源与作用（礼制的绝对必要性）。所以在《礼论》篇中，他又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韩非子对这个理论的发展，在于他主要是用来申说奖赏和惩罚的必要性。
2、这段话中也有几个词语值得注意：①“丈夫”与“妇人”并言，可见是指成年男子。②“事力”的“事”是“从事”义，“力”是指谓很费力气的活动，所以“不事力”等于说不劳动。③“养足”是同“财有余”并举，故是主谓结构，“养”是指人民得以生养的物质资料。④“不行”、“不用”实际上是说“不存在”：“行”和“用”在这里是同义词，都是运用义，但不涉及谁是施事的问题。⑤“自治”是个偏正结构，即这个“自”是副词，相当于“自然地”；“治”和“乱”相对，指安定而有秩序的状态。⑥几个“人民”都相当于今天说的“人们”。
【辨析】
1、注家们对这一节的理解不会有大错，翻译则多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把“人民”照搬到译文中，把“乱”译作“混乱”、“纷乱”，让“子又有五子”的译文读来像是陈述实然情况而不是表示假设，将“不行”、“不用”直译为“不实（施）行”、“不使（采）用”，等等。——译文中出现这种“小毛病”，也可能是因为译者没有把原文“吃透”。
2、张觉先生在译注完这段话后写的“说明”中说：“韩非的这种说法仅是一种简单的推理，即使在石器时代、狩猎时代，也不是没有奖赏和惩罚。那时的人们正因为仅靠狩猎而深感食物不足，争夺不已，才发明了谷物种植。谷物种植普及后，粮食的增多才导致人口的增加”。我以为，这个批评，或者说评论，是不中肯的。且不说张先生的说法是否可以成立，重要的是：这里，韩非子不是要论定古代没有任何奖赏和惩罚，他是要说，那时候不存在作为“社会管理机制”的“奖赏和惩罚”，而且还是特指物质利益分配上的的奖赏和惩罚。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确认了这一点，张先生的评论就没有了“指向”，就落空了。可见张先生写这几句评论，乃是基于对原文的误解——我写这段“辨析”，仍然是着眼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问题，不是要做学术探讨。
3、冯友兰先生征引了此节中大段文字，评论说：在原始社会，“禽兽之皮和草木之实，也都是需要很多的劳动才能得到，并不是像他所说的‘不事力而养足’。不过，韩非在这里接触一个真理，那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社会情况的变动而变动的，它是历史的产物。”这个批评和褒扬性肯定，显然非常正确，但在作引用之前，他断言说：“韩非认为决定历史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增长”（见739页），这作为对于韩非思想的“介绍”，就很不准确了：这里，韩非不是在一般地谈论历史变化的动因，正是把“人口的增加”当做“社会情况的变动”来陈述的，也即纳入到了“历史的产物”之中，怎么能得出他有这种“认为”呢？——这个小例子说明，大学者在介绍别人的观点时，也可能很不准确。
【译文】
古时候，男子并不耕种，因为野生草木的果实已经足够人吃的了；妇女也不纺织，因为禽兽的皮已经足够人穿的了；就是说，那时人们不要从事劳动，生活资料总是很充足的，即人口很少，财物有余。所以那时人们不会互相争夺。因此，那时候不存在奖励和惩罚，人们自自然然地过着安定平和的日子。现在呢？一人有五个子女不算多，每个子女又有五个子女的话，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辈了。因此，现在是人口多而财物少，人们从事着很辛苦的劳动，生活资料却很菲薄；所以人们就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予以奖赏，不断地实行惩罚，也不能避免社会的动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