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1]（The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Restoration,1862-1874）是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MaryClalaugh Wright 1917-1970年）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该书于1957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又出版修订版。在美国大学里，这部著作被指定为主修中国历史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可见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下面是笔者对该书内容、特点等作的简单介绍和评论。
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
同治帝名爱新觉罗·载淳（公元1856－1875年），在位13年，患天花而死（另一说为患梅毒而死），终年19岁。他继位时还是一个孩子，刚刚成年却又突然死去。所以他不必像他父亲那样为国事愁肠百结却享有中兴之名，看来个人之命运不可强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如龚书铎先生在前言中所说：“在《同治中兴》中，作者详细叙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大员为‘中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历史根由”。【2】全书共有十二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新纪元叙述了咸丰帝最后一两年清王朝所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的结果；第三章阐述了中外各国对于合作政策的反应；第四、五、六、七、八、九、十章叙述了文官政府的恢复，镇压叛乱，地方行政的重建，经济的恢复，自强运动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等内容，是本书的主干部分；最后两章是作者对同治中兴的看法和中兴的遗产。
二、本书的主要特点
第一，本书所引用的资料丰富详实，有中、英、美、法、日等国的史料和著作。外文资料以引用在华英人所办的《北华捷报》为最多。其次为英美法等国的政府议会档案，如《英国议会档案》，《英国议会议事录》，〈〈美国议会档案〉〉，〈〈法国外交档案，1867年〉〉，〈〈美国对华事务档案原稿〉〉等。公使及在华外国人之间的信函也有大量引用，如〈〈中国事务通信集〉〉，〈〈使馆馆员在北京-书信集〉〉等。除此之外，还有在华外国人的传记，专著，回忆录等，如方根拔男爵著的〈〈蒲安臣使节真相〉〉，宓吉著的〈〈阿礼国传〉〉，斐丽珠著的《赫德爵士传奇》，濮兰德与巴克斯合著的《慈禧外纪》，哈克著的《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伦敦，1891年），费孝通著的《中国绅士》，魏尔特著的〈〈赫德与中国海关〉〉，金斯密著的〈〈回顾1865年间有关中国与日本的事件〉〉，稻叶岩吉著的〈〈清朝全史〉〉，卫三畏著的〈〈中国总论〉〉（纽约，1907年版），丁韪良著的《花甲记忆》等。还有很多外文资料，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中文资料则更多，公文档案类的有〈〈清史稿〉〉，《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筹办夷务始末〉〉，〈〈清实录〉〉，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等。典章制度类的有〈〈皇朝续文献通考〉〉。史料汇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年谱有文祥的〈〈文文忠公自订年谱〉〉，董恂的〈〈还读我书老人自订年谱〉〉。时人文集有奕的《乐道堂文钞》，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郭嵩焘的〈〈养知书屋全集〉〉，薛福成的《庸庵文编》，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吴廷栋的《拙修集》，张之洞的《劝学篇》，康有为的《康南海文钞》（上海，1916年）等。传记有秦翰才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梁启超著的《李鸿章》，胡哲敷著的《曾国藩》（中华书局，1943年），恒慕义著的《清代名人传》等。专著有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香港，1949年），胡绳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上海，1948年；北京，1952年），金兆梓著的《近世中国史》（上海，1947），蔡东藩著的《清史通俗演义》（上海，1921年），王之平著的《曾胡左兵学纲要》（南京，1935年），朱其华著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蒋相泽著的《捻军叛乱》，罗尔纲著的《湘军新志》等。当然还有很多中文资料，这里不再罗列。
第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说，一些评论者指出她对朝廷一方有明显的感情投入，并因此被指责对中国人民持有敌意。然而作者指出“不管我们今天怎样评价太平天国起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中兴时代，中国人民是以惊恐和憎恨的心情来看待太平天国起义的”。【3】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结论并不统一。大陆在解放后热烈歌颂历次农民起义，作者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这样的书，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评价不是甚高，因此被指责对中国人民持有敌意是难免的。2001年龚书铎先生为本书写前言时，仍然指责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则肆意贬斥”[4]，可见中外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歧之深。对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蒋廷黻先生对太平天国首领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中他写道：“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5]他认为太平天国仍然是旧社会走循环套，“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6]陈旭麓先生也认为：“其（太平天国）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7]其实陈先生的观点和蒋廷黻先生的太平天国仍然是旧社会走循环套的观点是一致的。大陆解放后史学界对历次的农民起义的评价是较高的，在这里，政治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被纠正了不少。笔者认为，对于太平天国等诸多的农民起义，我们的史学界应该说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史学界会慢慢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观点的，而笔者认为蒋廷黻先生和陈旭麓先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们的观点与海外之观点亦相对的一致。
第三，对中兴领导人物的评价。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说她对中兴领导人物高尚品质的赞美受到了批评。在本书中作者重点讲述了中兴时期中央官吏奕、文祥和地方的督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事迹以及当时的人对他们的评价。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被视为中兴时期整个历史的时代豪杰，或者对共产党来说他们是反面人物的代表。对于他们生平的评价仍然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长期的问题”。[8]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这些人被定格为“卖国贼和刽子手”一类的反动人物。改革开放后，对他们的评价已有很大的改观，拿曾国藩来说，近年来一份研究他的综述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9]对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研究变化大致亦是如此，他们都从解放后形成的极为反动的人物行列中慢慢地解放出来了。笔者认为，对于他们的评论，大陆如今亦没有形成最后之结论，不像国外或者是港台那样基本形成定论。然笔者个人对曾左李诸人是极为敬佩的，相信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历史一定会肯定曾左李诸人对中国历史的前进所做的突出贡献的。
当然，本书还有许多特点，比如说晚清之际英美法诸国对华政策，作者用大量史料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关键性发展时期，英国政府自身所采取的并迫使其他列强遵守的是一项不干涉及有节制的合作的基本政策；与此同时，外国私人集团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而渔利的过分之举也受到有效的遏制”。[10]作者还用大量史实证明：“海关税务司曾被指控为维护外国利益的工具，这一罪名理应得到洗刷”。[11]此类的观点还有很多，和大陆几十年来形成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哪一种更接近事实还有待研究，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需要商榷之问题
第一，本书的书名为《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按书名的意思，同治时期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后来的如义和团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更为保守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对此，笔者很难认同作者的观点。虽然作者在第一章绪论中叙述了中国近代保守主义的发端，它的行为准则等诸方面内容，但笔者认为关键是她没有把中兴领导人如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导人物和以倭仁等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区别开来，作者更多地看到了这些洋务人物和顽固守旧势力的一致性，即他们身上都有的儒家保守性或者封建性。但对他们的差别重视不够，虽然她也看到了他们在同文馆等问题上的争论。对于这个问题，陈旭麓先生的解释是比较清楚的，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书中他写道：“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的人们中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文祥那样的人……二是耆英那样以苟且办国事的人……三是徐广缙、叶名琛那样以顽固为倔强的死硬派……这三类人中，能够顺乎时序而为中国谋利的，应当是文祥这样的人”。[12]陈先生说：“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封建主义同一性。但从两者的冲突，争论之尖锐程度来看，光说这一点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13]陈先生不仅指出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保卫封建的一致性，更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笔者认为陈先生的观点是比较中肯的。假如以同治时期为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那么后来在顽固势力反对下失败之维新变法，在顽固势力庇护下之义和团运动又作何解释呢？难道维新变法之失败和义和团运动之兴起不是顽固的保守势力的抵抗吗？所以笔者认为作者把同治时期作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是很难成立的。陈旭麓先生认为，顽固官僚代表了中国社会最落后和最腐朽的一面，而义和团运动的悲惨结局才使顽固派完全屈服。[14]笔者很认同陈先生的观点，义和团运动前之中国的思想界在夷夏之辩中难以脱身，中国的保守主义一直在拼死抵抗，一直在阻挠改革与变法，直到庚子之乱结束。解放后又陷入“主义”之争，而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表现亦可看作保守主义的极端回流。
第二，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15]作者的解释是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容。对此，龚书铎先生认为：“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除去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统治辩护不说，它至少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16]龚先生的政治立场比较坚定，我们暂且不作讨论。笔者认为，作者看到了儒家思想社会追求稳定的一面，但是对儒家的变通思想关注不够。
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是在变革中过来的。《易》曰：“穷则变”，《三国志》有云：“应权通变，弘思远毅”，近现代更有大批先进人士为改革变法而努力。和第一个需要商榷之问题一样，即要不要把中兴领导人如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人物和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势力区别开来，他们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都是儒家的代表也是毫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同是儒家的洋务人物是怎样认识中国的处境的，他们是如何认识中国的积贫积弱的，他们和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差别又在那里，他们的争论激烈吗？对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李鸿章诸人的书信。1872年九月十一日（10.12）李鸿章函丁日昌云：“仆每恨今世学人，侈诩著述，毫无实际，误尽苍生。又自恨久霸尘网，招不学之诮，未免矫枉过正。来示谓‘天下大局日难一日，人才风尚日坏一日’，二语实已勘破机关”。[17]1877年二月末，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自英国函李鸿章，论英国富强之业，实基于交通、铁路、电报、煤矿等，关系民生军计至为重大，殷望李以先知先觉自任，采择上陈，以裨国家。[18]同年六月初一日（7.11），李复郭嵩焘书，谓“沥陈煤铁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人才”，却无人能主持。[19]1878年正月廿六日（2.27）李致书兼充法使之郭嵩焘，论“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乃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20]1880年十二月廿二日（1881.1.21）复王闿运函，论变法之必要。书中有云：“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恶得而知其故耶。[21]1895年七月廿九日（9.17）日，英教士李提摩太访晤李鸿章，请介绍往见恭亲王。李记李鸿章谈话要点有：大臣昧于外情，无人读过《泰西新史摄要》；六部尚书均称西学为鬼子学。朝廷对明晓西学之士，未予重用；[22]九月廿二日（11.8），李鸿章致函新疆巡抚陶模云：“……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史抚膺衰疾，蒿目艰虞，独居深念，仰屋窃叹，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谈”。[23]从上面李鸿章诸人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倭仁等顽固势力同为儒家的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处当时之危局，却能做到改辙更张，积极地学习先进之西方。他们也认识到了改革阻力之大，而这改革的阻力，正是来自同为儒家的顽固势力。洋务派和顽固派虽同为儒家，但是他们之间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奕排行第六，又力倡洋务，于是被目为“鬼子六”；洋务能手丁日昌则有“丁鬼奴”之称；李鸿章一生事业与洋务相连，久被清议攻讦，晚期曾心酸地自谓：“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24]从以上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体系本身并不是近代中国前进最大障碍。那么近代中国不能成功的适应近代世界潮流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陈旭麓先生认为，顽固官僚代表了中国社会最落后和最腐朽的一面，而庚子之乱后他们才完全屈服。蒋廷黻先生认为，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是极为守旧的，而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25]我很赞同蒋，陈二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正是极为守旧的顽固官僚和他们所坚持的落后传统观念，而这种状况直到庚子之乱才得到根本改变。从现实来看，今日之台湾香港等地，他们一方面更多的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儒家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却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潮流，在事实上说明了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是可以并存的。所以笔者认为作者这个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作者为美国人，和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很多观点也和我们不一样，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读《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这本书，我们能深深的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用史料作文的良好作风。我们从作者所引用的史料和著作中可以看到，芮玛丽女士是花费了好多心血才写成本书的，作为一个外国人，能用这么多精力写成这样的著作很是难得。这本书为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同治时期中国的状况提供了借鉴。
参考书目：
[1]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同上书，前言第1页。
[3]同上书，再版序言第2页。
[4]同上书，前言第3页。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6]同上书，第57页。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8]同[1]，第92页。
[9]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网。熊吕茂、肖高华：《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网址，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RWYJ/05/15/2008/22915.html。
[10]同[1]，第25页。
[11]同[1]，第222页。
[1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04至105页。
[1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34至135页。
[14]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21至222页。
[15]同[1]，第11至12页。
[16]同[1]，前言第3页。
[17]《复丁日昌》（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73至474页。
[18] 梁启超：《李鸿章传》附录之敏章编李鸿章年谱，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19]〈〈复郭嵩焘〉〉（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20]〈〈复郭嵩焘〉〉（光绪四年正月廿六日）《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21]〈〈复王闿远〉〉（光绪六年十二月廿二日）《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46页。
[22] 梁启超：《李鸿章传》附录之敏章编李鸿章年谱，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23]〈〈复陶模〉〉（光绪廿一年九月廿二日）《李鸿章全集36•信函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2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