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战期间蒋介石居然给日本伪军发放军饷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作战系列里，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他们不是日本人，却与日军共同作战；他们说着中国话，欺压起中国人来，却比日本人更凶狠。
他们就是被老百姓称为“二鬼子”的伪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总人数高达210万，甚至超过了日军数量——资料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因此，那些戴着布帽子，穿着杂色服装的伪军，便成为抗日战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各位也许会纳闷，如此之多的伪军来自哪里？正如一首歌所唱，“伪军哪里来呀，伪军哪里来，伪军来自国民党的部队里……”没错，虽然伪军成分芜杂，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国民党将领率领成建制的正规军部队向日军投降，也是抗日战场上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养伪军杀中国人——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
这是编造的故事吗？非也，是国民党投降将领们亲口告诉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的。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白纸黑字记载：“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这段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岂非咄咄怪事？
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所以，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伪军之间从未真正交过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抵抗、消灭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共毙伤、俘虏和迫其投诚118万余众。另外，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伪满军队全部和伪蒙军队一部共8个师又12个旅，约2万人。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淞沪会战”是一出苦肉计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可获知，他希望最好能到1939年或1940年才开始对日作战。但人算不如天算，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计划。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没有办法再拖延了。七七事变之后的一个月，蒋介石就主动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中日由此全面开战。蒋介石在上海投入精锐主力七十个师，牺牲三十万人以上。这场战争异常惨烈，中国军队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的高强度火力。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淞沪会战”是一出苦肉计。蒋介石发起淞沪会战的目的有三：一是用这个大战略和苦肉计来拖住数十万日军，延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二是逼迫日军改变战争轴向，沿长江由东向西去侧攻武汉，而非原先由北平沿着平汉铁路迅速向南占领武汉；三是牵动英美在上海的利益，希望引起国际注意，英美能够干涉。
淞沪会战是一场中国必败的会战，从这个战役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的。因为二战时，已经不是单纯的陆战，而是一个陆海空三军作战的联合作战方式了。而上海这个城市，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三面环海。一片平原，城市为主，郊区全部是滩涂地。典型易攻难守的城市。中国的海军肯定不能和日本竞争的，日本的海军当时规模世界第三，战斗力世界第二。中国的海军总吨位加一起，都没有日本两艘大型战舰吨位大。日本的空军更是比中国空军强大，当时中国空军刚刚起步，日本已经是很发达了，而且当时日本的航空母舰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最强的。陆军方面呢，日本人的远程火炮火力和近距离作战的火力都比中国人要强很多。
所以当时的将军们，像李宗仁，像白崇禧，像张治中都劝蒋介石，仗不能这样打，李宗仁甚至说，你要打可以，上海的部队全部拉出来，在南京来打，保卫国都好好打一仗，也是个办法，蒋介石都不听，直到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以后，抄了国军的后路。
淞沪会战中，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些，可能都是蒋介石当初始料之未及。
鬼子投降前1个月：国民党丢18城共产党光复16城
延安作风，昭示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探寻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作风怎样影响了民族的前途命运
枪炮声渐渐隐去，刚刚解放的大上海，晨光熹微。
推开窗户，老百姓惊讶地发现：昨夜进城的解放军官兵露宿大街小巷，并没有打扰梦乡中的市民。此情此景，令他们在沉思中断定：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这一幕，发生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3年多以后。八年全面抗战，共产党以劣势装备越打越大，越打越强。随后几年，同样以劣势装备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这一切，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共产党靠“延安作风”带领亿万同胞浴血奋战，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作风，将直接影响这个政党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展望强国强军伟业，我们不禁由衷感慨，年初习主席重回延安时，为什么语重心长地叮嘱全党全军：要不断接受“延安作风”的精神洗礼……
1、抗战初期，陕北窑洞里的共产党并没有吸引世界的关注
1935年的一个冬夜，瓦窑堡一间窑洞里。
油灯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此时，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人数不到3万人。
这是一支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队伍，是一支衣衫褴褛甚至饥寒交迫的队伍。
抗战初期，敌我两大阵营，虽然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战场对抗击法西斯的重要。可是，这支住在陕北窑洞里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吸引世界的关注。
国内的大批捐赠，像潮水一般涌向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重庆成了全国的战时政治、经济中心，吸纳了全国的财力。而共产党偏居延安一隅，穿衣吃饭都成问题。
国外的大批援助，都倾斜给了国民党。八年全面抗战，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2亿多元，侨汇高达96亿元。这些海外捐赠，绝大部分都给了国民党。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也普遍看好国民党政府。仅1940年，美国对国民党提供超过8亿美元和大量武器援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的一枪一炮。
抗战期间，甚至连苏联也将大量枪炮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
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同样也没有将共产党这支队伍放在眼里。
然而，住在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和住在窑洞里的共产党，却在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地位与作用产生了鲜明对比。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全国陆军整编成178个师，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然而，国民党正面战场22次会战，除台儿庄大捷等外，多以失利撤退告终。
我们不能忽视正面战场的一次次血战，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国民党将领，带领官兵展现了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然而，从整体上看国民党军队，有的打，有的撤，有的降，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2亿人口的国土曾相继沦陷。
与此同时，“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等重大胜利。在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日军遭到重创后惊呼：“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事实证明：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一天天响亮起来。
2、是什么改变了世界的目光，是什么决定了人民的选择
国防大学教授乔良的一篇帖文《鬼子投降前一个月，国共两党各自在干嘛》，文中有这样一组数据：
1945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重庆政府，仍然一片败绩：福建云霄县城沦陷、浙江金华县城沦陷、江西万安县城沦陷……在日寇锋芒已去、败局已定的最后一个月，国民党正面战场连丢18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战场捷报频传：新四军收复扬中县城、八路军山东军区收复郯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收复山东武城县城……一月之内，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日军手中连夺16城。
“缘何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乔良分析认为，“腐败的作风锈蚀战斗力，是其重要原因。”
获悉不少援华军用物资被一些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走私倒卖，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怒不可遏，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措辞严厉地谴责这种贪污行为。贪污腐化的军队何谈战斗力？焉有不败之理？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具有鲜明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
相反，共产党的“延安作风”连国民党人士都为之赞叹。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前往延安考察，见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穿粗布衣、吃百姓饭，感慨赋诗：“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不仅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世界看待共产党的目光悄然改变。
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在《1945年的延安》中写道：“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作风连着人心。人心向背，影响着战争胜负，决定着政权兴亡。历史的镜鉴，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启迪。
3、从黄土高坡上的“关键少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作家王巨才在散文《回望延安》中深情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贫瘠的黄土高坡，共产党人身上的“延安作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魅力？也许，旁观者的描述最有说服力——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从中发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慰问抗日将士。毛泽东在窑洞前，用自己亲手耕种的蔬菜招待陈嘉庚，总共才花费了2毛钱。而在两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隆重设宴款待陈嘉庚，一顿饭便花费了800大洋。两相对比，陈嘉庚十分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斯诺和陈嘉庚，正是从“延安作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在共产党人身上。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览墙上，悬挂着当年被人普遍称颂的《延安的“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个没有”的“延安作风”，与当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重庆作风”，恰恰形成了鲜明对比。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
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重庆去的不到20％，投奔延安的则达80％。
“打断骨头还有筋，剥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大批热血青年沿着泥泞小路，奔着宝塔山而来，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延安，这座战前仅有3000人的小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多名知识青年到来……
4、“延安作风”的火种，给了共产党人“星火燎原”的力量
延安市北二道街，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展馆内，悬挂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校训即是校风。抗大的校风也是“延安作风”的一个缩影，这所“造就成千成万的铁的干部”的著名军校，将“延安作风”的火种，源源不断播撒到广阔的敌后战场。
“抗大创建时‘一没教材二没校舍’，完全白手起家。”中央党校教授李庆刚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抗大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这批干部奔赴前线，也将‘延安作风’带到了前线。”
抗大纪念馆负责人介绍，抗战全面爆发后，抗大办学达到了高峰期。抗大举办的八期学员班和12个分校共为抗战培养了10余万名优秀指挥干部。他们是十万粒火种，使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在敌后战场，哪里有共产党员，哪里就有“延安作风”。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延安作风”的宣传员、播种机。
冲锋，拼杀；流血，牺牲。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延安作风”燃起的抗日烽火在愤怒地燃烧……每一块根据地，都是一个“延安”的缩影。
“延安作风”就是共产党的作风。从左权、“狼牙山五壮士”，到彭雪枫、“刘老庄连82烈士”……每一个英雄名字背后，都是“延安作风”的生动注脚。
正是依靠“延安作风”的赓续传承，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越来越大，部队越打越强，从抗战初期的3万余人发展到抗战后期的120万之众，凝聚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
5、有了“延安作风”，共产党才有顶天立地的本钱
延安市市长梁宏贤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为八路军120师指战员讲话的照片，带给记者深深震撼。
照片中，讲台上放着一个泛起锈迹的搪瓷缸，毛泽东棉裤的膝盖部位，是两个大大的补丁……
作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作风，考验着一个政党的大是大非，决定了人民的立场和选择。
从国民党和共产党怎样对待两个“理财人”，人民看清了哪个政党值得信任——
一个叫孔祥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此人一直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直到国民党溃败台湾。
另一个叫肖玉璧，共产党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1941年12月，肖玉璧因贪污3050元，被判处死刑。尽管他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全身有90多处伤疤。但法纪如山，共产党绝不给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从共产党和国民党怎样对待两个“杀人犯”，人民看清了哪个政党值得拥护——
一个叫黄克功，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因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黄克功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后，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戴罪立功战死沙场。毛泽东却为了教育党，教育红军，从严整肃军纪，将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
另一个叫张灵甫，国民党高级军官。因枪杀妻子，激起了社会公愤，状纸直接递到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手中。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蒋介石下令交军事法庭严办，但最终又出面庇护，提前释放了张灵甫并委以重用。
一个政党，能不能有“顶天”的大担当，取决于有没有“立地”的本钱——人民的拥护与信任。正是依靠“延安作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最深厚的伟力。
6、抗战烽火见证，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宰历史沉浮的，始终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人心之水”。人心向背，才是历史兴衰转变的深刻答案。
丘陵起伏，树高林密。记者一行来到陕西铜川市照金镇田峪村，一方已经半塌、被浓密的蒿草掩盖的旧窑洞，曾是当年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受伤后的藏身之所。
抗战初期的一天，习仲勋骑马返回根据地途中，被敌人击伤。村民余得海将习仲勋掩藏在自己家里疗伤……
“敌人悬赏80大洋捉拿习仲勋。习仲勋当时藏在我爷爷家，周围群众都知道，但没有一人去告密！”采访中，余得海的孙子余联盈告诉记者：年仅21岁便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一心为老百姓谋福祉，被乡亲们亲切称作“乡党主席”。他的伤情牵动着乡亲们的心，乡亲们悄悄送来自采的草药，对习仲勋的藏身养伤始终守口如瓶。
这并非特例。不论在延安，还是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建立了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
1945年，新四军攻打淮阴城时，6万支前民工自发支援，奋战三天两夜，挖出了一条33里长的排水沟，赶在攻城前把淮阴城壕内的水统统放光，为新四军拿下淮阴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一心为了劳苦大众的共产党，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
相反，受贪污腐化影响，重庆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作风涣散，军纪败坏，同人民离心离德，这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
1944年，国民党汤恩伯部40万军队抵挡日寇15万人进攻，结果不到1月便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写道，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其背离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7、接受“延安作风”洗礼，就是坚守我们的精神“根据地”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今天，我们回望抗战，一些被峥嵘岁月尘封的话语，仍然会敲击心扉，让我们丝毫不敢懈怠。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显得忧心忡忡：“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从“渐渐好转”到“渐渐放下”，多少王朝帝国、多少王师劲旅，最终没能逃脱“历史周期律”。70多年来，这一历史担忧，一直如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共产党人。
抗战中期，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参观，回到重庆一致称赞：“延安干部亲民廉洁”。谁知，宋美龄冷冷地回答：“如果你们所说是实，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我们不能忽视宋美龄这句“刺耳”的话语，她质疑的是面对“权力的考验”，共产党能否保持“延安作风”？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本色——
抗战时期的一天，萧劲光来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大白天盖着被子在炕上读文件。一了解，才知道毛泽东将仅有的一条棉裤洗了正放火盆上烤。萧劲光要去军需仓库给毛泽东拿一条新棉裤，被毛泽东果断制止：“共产党人不能为己谋私，一丝一毫也不能多占！”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作风失守是最严峻的危险”。让我们追问一下苏共的演变——
苏共早年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告别了饥寒交迫，过上了富足安定的生活。然而，各种各样的诱惑也在考验着党员、干部，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保持“延安作风”，才能永远掌握“制胜密码”。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从血火中走过来的共产党人，如今仍然要拿起“革命”的利器，同各种违背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现象作斗争。只有不断接受“延安作风”的洗礼，打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我们才能守卫精神“根据地”，才能实现强国强军的伟业，才能始终成为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当年我们靠“延安作风”养育，今后我们也离不开它的滋养。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