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安子文追悼会悼词

安子文[摄于1956年中共8大时]

在安子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1]
(1980年07月12日)

胡耀邦[2]

　　安子文[3]同志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他的70年的岁月，有55年是同我们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他是我们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同志是属于党的。现在，他再也不可能同我们一起工作了，我们大家都无法抑制心头的悲痛。
　　子文同志早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就开始接受党的影响。1925年，他15岁，在北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以后，由团转党。从1925年到1936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这12年当中，他曾4次被捕，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比较成熟的革命家。
　　1936年，华北抗日斗争的形势日益成熟，我们党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经验、能够坚持党的路线、熟悉当地情况并且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来组织和领导华北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但是，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包括子文同志在内，当时还在狱中。党中央讨论决定，正式批准子文同志同殷鉴、赵镈、张友清以及狱中其他同志，由北平党组织全力营救出狱。他们1936年秋出狱以后，立即奔赴北方局指定的岗位，认真执行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定和刘少奇同志关于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意见，在华北各地举起了抗日救亡的义旗。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12·9”运动成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子文同志撤离北平，参加了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和晋冀豫、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子文同志的这一段历史，本来是一清二白的。但是，事隔30年后，林彪、江青和康生[4]，却歪曲历史，血口喷人，攻击党的正确决策，诋毁子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革命气节。子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蒙受了巨大的冤屈，受到了残酷的迫害。[5]安子文等同志在狱中的斗争是党和人民斗争的一部分。他们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党的光荣历史。党的11届3中全会决定为这一重大冤案彻底平反，受到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延安整风期间，子文同志在中央党校二部参加领导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方针，有力地抵制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
　　从1945年8月到1966年8月，子文同志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这21年中，子文同志都是根据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行工作的。每当党的任务确定以后，子文同志总是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同中央组织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及时地提出相应的组织工作计划，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他致力于党的发展和巩固，不断地为提高共产党员的标准而斗争。他特别注意做好挑选、配备和审查各级领导核心的工作，力求使领导权掌握在可靠而得力的干部手中。他在审干工作中，在领导全国“清理中层运动”中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对群众负责，严肃稳妥地处理干部、群众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关怀党的老干部，也积极负责地培养和选拔年轻优秀的新生力量。他以身作则，维护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认真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历史证明，1966年以前，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基本上是适应于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要求的，党和干部队伍是比较纯洁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同全党各级组织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的，其中就凝集着子文同志的心血。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对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都作过肯定的评价。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中央组织部和安子文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诽谤之词，应该统统推倒。最近，中央已经决定，为1966年前的中央组织部恢复名誉，为一切受过牵连的同志全部平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的。
　　作为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子文同志有许多特出的优点。
　　他大公无私。他为爱护人民的事业而爱护干部，为党的兴旺发达而团结干部。他熟悉的干部成千上万。他对党的重要骨干的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分析。他处理干部问题，只论原则，不问亲疏，不凭个人的好恶喜怒。他对干部既和蔼、又严肃，既宽厚、又有原则。许多干部受到他的严格的批评以后，心悦诚服，体会到党的温暖，增强了改正错误的勇气。他也经常鼓励干部，但决不搞庸俗的捧场。子文同志对待干部能够平等待人，干部有话愿意找他讲，他也经常抓紧各种机会同各级干部保持广泛的接触。
　　他实事求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子文同志强调在党内一定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上上下下都要互相讲真话。他自己向干部讲真话，鼓励干部讲真话，干部也敢于向他讲真话。这就使他能够较多地掌握真实情况，果断准确地处理问题。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他有根有据地向党中央反映了许多关于群众生活疾苦的极其重要的事实真相，也使他能够较快地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他坚决同各种反党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他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8月，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谓“2月兵变”的谣言，子文同志痛斥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胡说八道。9大前夕，子文同志已身在囹圄，康生为了陷害少奇同志，派人拿着“给你立头功”、“给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子文同志写假证明。子文同志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大义凛然，拒绝利诱，宁可挨毒打，决不做欺骗党的事情。
　　子文同志坚决维护党的3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进行了顽强的工作。他身患不治之症，去年4月以来，一直卧病在床。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剧痛，继续进行了许多对党有益的工作。他在党的11届5中全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他完全赞同并全力支持5中全会的各项安排。他在逝世前两个月，勉力完成了纪念少奇同志的文章，阐述了他对少奇同志建党思想的体会。不久前，我去探望他，他说，一定要为党的12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定要对林彪、“四人帮”的遗毒保持充分的警惕。他再三要求中央不要再考虑他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他说，应该把自己的位置腾出来，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他逝世前10天，彭真同志去看他，他说，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后来，宋任穷同志和陆定一同志先后去看他，那时，他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还用手势和断断续续的单词向他们表达：他正在继续考虑一些问题，想向党的12大提出来，向党缴最后一份卷。
　　安子文同志不愧是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我们悼念子文同志，不应该仅仅在子文同志遗像前表示悲痛，更重要百倍的是，应该学习子文同志的坚强的党性，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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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远注】胡耀邦：《在安子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1980年07月12日)，新华社北京1980年07月12日电，载《人民日报》1980年07月13日。安子文同志追悼会于1980年07月12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2]【常远注】 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3]【常远注】安子文(原名安志瀚，字浩然，1909.09.25~1980.06.25)，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陈家砭(此地后归子洲县管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等职，系中共第8届、第11届中央委员，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3、4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简历：安子文之父安庆云系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他童年时，家有耕地百晌，还经营着一间杂货铺。他12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他7岁进人村塾读书，次年转入绥德县城初级小学就读．1921年春，他与大弟安志铭赴米脂县借住外祖母家，在县城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在陕西省米脂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县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为绥德师范学校)，1924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思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安子文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并很快加人了革命团体“共进社”；1924年冬毕业后，年仅15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后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幼未被录取，遂到河北保定私立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受共产党员王敬臣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而被校方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住在吉安所左巷6号“共进社”机关内，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于06月07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03月18日，他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3•18”游行示威，被北洋军阀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开除，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26年0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机关，安子文被抓，10月被取保释放，组织上为防意外决定让他离京．1927年01月他到达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至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系进步人士)任政治处副处长，经常向师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东征河南作战；06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样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公开同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大革命失败。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抓捕安子文消息后急忙给安送信并赠银洋200元路费，劝其速离。安离开第三路军后未能走脱，旋被抓回送入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因吉鸿昌说情，他被放出“训练班”，复留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此时中共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中共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他担任第三路军内中共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获释后离开冯玉祥部队。1927年12月，他赴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他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他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1928年03月，中共开封市委因叛徒告密遭破坏，市委许多领导人被捕，安因住市委机关附近而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该案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他们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因安是作为嫌疑犯被逮，加之在狱中使了假名及假口供，且到开封工作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都不认识他，故只获判11个月徒刑，在狱中也相对自由。安在狱中利用有利条件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并主动担负“交通”任务，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手写的小纸头“刊物”，经其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共产党员中秘密传阅。不久，该监狱因犯人急剧增加，另又开辟一个分院，安被转押分院。后因狱外中共党组织营救，及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后形势变化，安及其他一些同志均获释放。安出狱后，于1929年秋天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上海担任党中央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递文件、指示及重要通知，护送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曾于1930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1930年04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军火的情报)。1930年08月，他奉中共中央指示到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昌留他担任该局交通科科长；10月，北方局经反复查证掌握了原中共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此时李仍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安子文受贺昌命，与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领导中共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今胜利桥)处死李纯．1931年01月安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不久被中共中央通知调往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此时叛徒张开运到天津担任国民党警察局侦缉队长，中共顺直省委要求安在离津前负责完成此项除奸任务；03月安带一位同志到中共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进门后即被预先埋伏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1931年06月，安与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被押送北平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冬季转送至北平草岚子监狱，该狱对政治犯实行“反省政策”，狱中建立的中共党支部(安任支部委员)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10多个被判刑者获释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还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牧师说教和强迫政治犯写“反省”文章等措施，党支部团结政治犯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还多次发动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取得不同程度胜利。1933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军法处接管草岚子监狱后，为逼迫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凡登“反共”启事者均可释放出狱；凡3次“审查”还不反省者予以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令敌无计可施。后狱中党支部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1934年12月19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政治犯开始绝食，他们用顽强意志绝食7天，迫使敌方答应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3次(每次1小时)的条件。1935年06月初，当局派宪兵三团主管监狱后发现了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团副向南京呈报将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单、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12人处死，因华北事变后日寇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使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致宪兵三团撤离北平，安子文等12人幸免遭难。1936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鉴于在“12•9”运动后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为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向中共中央请示，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五六十名中共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手续出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讨论后由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该请示报告，并指示北平党组织贯彻执行；同年秋，安子文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等52位同志按照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分9批相继出狱，随即立即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走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安出狱后以北平53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西安事变”后，他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工作，与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学联的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7个多月里，从学生运动骨于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发展了中共地下组织；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1937年04月，经孔祥祯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秘密加入中共)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竟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安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首先让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同志撤退，自己最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扒上一列货车，途经德州济南、徐州，又折向郑州、石家庄，辗转到达太原，向刚由平津地区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报到后被留在组织部工作，旋与几位同志被派往临汾建立后方，以防太原失守后将北方局迁址该处。安在临汾县刘封镇找到办公地点后，解决了生活供应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为北方局迁至临汾准备了良好条件。太原失守前夕，曾与安等一起坚持过狱中斗争的薄一波，奉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通过统战关系，担任了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保安司令，管辖沁县、沁源、安泽等13县。为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刘少奇找安谈话，让他随同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沁县协助薄一波开展工作。1937年12月底，安转赴晋察冀区，担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太岳工委)书记，领导白(圭)晋(城)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平遥、介休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广大地区的中共工作，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年01月太岳工委归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安自01月~08月任中共晋冀豫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兼太岳工委书记，02月~07月任中共晋冀豫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他根据晋冀豫省委“2月会议”精神，协助薄一波在太岳山区抓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作队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使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组织上的依托，太岳区“抗战动员”热潮从此日趋高涨；他还对阎锡山以及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勘、武士敏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力争团结尽量多的军队和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03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经安泽、屯留，进驻沁县，安经常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工作，协助薄一波进行统战工作和通过实行合理负担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04月，日军集中了3万多兵力，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第1次“九路围攻”。安与薄一波按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在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直接指挥下，通过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救国团体进行了反“围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因地方上做了充分支前准备，八路军、决死队和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20多天的奋战，歼敌4000多人，收复了晋东南的18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06月，安出席了中共晋冀豫省委在沁县古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朱德、彭德怀的参加指导下，经过20多天讨论，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即“6月决定”)，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与开展群众工作，开展游击战，把晋冀豫边区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按照“6月决定”，安在太岳区狠抓中共党组织建设，到1938年10月时，太岳区已先后建立了沁县广源、长子、屯留、平遥5个县委，还建立了安泽和介休两个县的领导机关，对浮山也建立了中共领导关系，全区建立了260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840人。1938年07月中共晋冀豫区太岳工委奉命改称太岳特委，安任特委书记；同年08月~1940年01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9年01月，中共晋冀豫区太岳特委改称太岳地委，安任地委书记，他主持太岳地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6届6中全会精神，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使全区的党组织遵循党的正确路线，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向前发展。1939年07月，日军集中重兵对太岳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第2次“九路围攻”，安子文、薄一波率领太岳地委和决死一纵队领导机关由沁县转移到沁源，沁源从此成了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局势更加紧张，安除协助薄一波工作外，还于11月间主持召开了太岳地区中共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中共党组织“发动广泛持久的反投降运动”，坚决反对和彻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因安子文、薄一波领导太岳军民做了以上防变准备，使阎锡山发动“12月事变”时，尽管太岳区境内也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但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1940年01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派遣陈赓率领八路军386旅开进太岳区，太岳地委升格为太岳区党委，安任书记至1943年01月，薄一波和陈赓也参加了区党委的领导工作，从事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第1次整党运动，清除了一批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处理了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全党同志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安将沁源县绵上村民兵药彦明空手杀敌夺枪的英雄事迹作为典型，广为宣传，并召开群众大会奖给药彦明一支手枪，号召大家像药彦明那样“拼死命、换活命”英勇斗争，克敌制胜。药彦明这面群众武装斗争的旗帜，鼓舞了太岳区的广大群众，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动报名当民兵，他们以石雷和刀矛土枪为武器，为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勇敢杀敌。1941年~1942年，因水旱灾害严重，太岳区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安与陈赓等在群众中大力提倡生产救灾和互助互济，领导全区人民，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优待军烈属以及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的措施来渡过难关。安与高扬文深入到沁县等游击区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采取符合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两面政权”的策略，“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敷敷衍衍，虚与周旋，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刻拔除日军据点。安提出的这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对敌斗争策略，易于群众接受，实行后大见成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赞赏，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听取汇报后明确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从1942年开始，太岳区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进行整风运动。安根据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和太岳区党内的实际情况，于04月27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列举“三风”在太岳区的种种表现，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掌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07月，安主持太岳区党委制定了整风运动计划，并在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中进行思想动员；从08月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区范围普遍开展。1942年10月，日军分兵7路“扫荡”太岳区，占领沁源县城，扬言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安和薄一波、陈赓等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后决定采取“围困战”的战术，断其路、绝其粮，强迫日军撤走；于是在沁源县成立围困指挥部，以八路军蔡爱卿团参谋长李懋之为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将沁源县城和“二沁”(沁县-沁源)大道两旁23个村镇居民疏散到群山之中，造成1个长约百里、横宽10里的困敌区，日军在被沁源8万军民围困了2年半后于1945年04月从沁源撤走，史称“沁源围困战”。1943年春，安奉调赴延安，在杨家岭养病2、3个月后，于07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张鼎丞主持日常工作。党校二部的学员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县、团级干部，入学时康生搞的“抢救运动”正在延安许多机关单位推行。安与张鼎丞等二部领导一起，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正确方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二部学员的政治状况，决定在二部不搞“抢救运动”，对需要审查的少数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也一视同仁，不但不歧视打击，还鼓励他们积极地配合组织把问题搞清楚。后来的事实证明，该部的审干工作，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1945年04月~06月安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毛泽东提名，安子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于08月17日报到，1月后，因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工作，遂自10月起主持日常工作(兼干部处处长)，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直接领导，从此除1945年08月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外，至1966年一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达21年之久。安初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就与部里同志经数月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调派2万名干部随主力部队赴东北工作的任务。1947年0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并在1947年07月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工委)前往华北，从事中央外派工作，安被任命为秘书长，随同刘少奇、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人离开陕北经晋西北到达河北省建屏县(解放后并入平山县)西柏坡一带。1947年下半年，革命形势发展，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接收新开辟的解放区。安再次承担干部选调任务，在刘少奇指导下，与华北各解放区组织部门一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派遣了5万名干部南下工作。在解放战争推进的同时，各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为了取得指导全国土改和整党的实际经验，中央工委决定由安负责组织两个以中央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工作团，分别在平山、建屏两县开展土改和整党工作，安亲自参加了建屏县南庄村的土改、整党工作。土改初期，建屏和平山都一度出现过乱斗乱打的“左”倾偏向，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与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一起向中央工委提出了采取“抽补调剂”办法分配土地的建议。实践证明，这种办法完全正确．1947年07月17日~0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中共全国土地会议，安作为中央工委秘书长，参加了会议筹备及会务工作。鉴于形势发展需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安以中共中央组织部名义在城南庄成立干部训练班，对刚刚吸收进革命队伍的石家庄、保定一带进步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后，派赴各地补充干部队伍。1949年03月，安列席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的7届2中全会，会后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安和中组部其他同志一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于09月2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仍由彭真兼任)及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11月~1955年03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书记为朱德)；1950年09月~1954年0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1950年11月~1954年10月任人事部党组书记．安在干部调配中始终贯彻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他常常强调“在党内一定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上上下下都要讲真话”。他反对对干部求全责备，他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考察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我们每天都会说错话、做错事。”他主张考察干部要看主流，看基本的方面，即使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他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成了“学员之家”、“干部之家”。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安中组部同志一起分析建国初期党的状况，于1950年03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召开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建议。1951年03月，第1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决定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1951年12月~1955年04月，安兼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1952年初，安担任中央“三反”、“五反”运动办公室主任．“三反”运动和整党结合进行，要求按照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编印了大批整党文件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他常常深入各机关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整党运动中的新动向、新问题。1953年01月10日，他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部学习会上作了《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党内积极的健康的因素是基本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接着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该报告经毛泽东指示印发全国，对整顿党的作风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中共7届4中全会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在邓直接领导下仍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安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选调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努力下，中央组织部前后向工业战线输送了16万名干部，其中为165项重点工程输送的领导干部就有3000多名。这就为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地创造了干部条件。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还选调了一大批干部加强文教战线，对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04月~1956年06月，安兼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安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1956年01月，他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专门作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其后又主持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要求各级党委提高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采取切实措施，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克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党的事业而勤勤恳恳地奋斗的知识界知名人士，如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钱伟长等，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后加入中共。1956年09月，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同年11月~1966年0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一直保持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未要求特殊照顾，他的专车从不让家人随便私用，就连眼睛高度近视的夫人刘竞雄单独外出看病，也得挤公共汽车。他严守纪律、严以律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的模范行动，受到了周围人的尊敬，毛泽东也多次赞扬他很能“克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安被“罢官”、“监护”批斗。1966年09月康生在安子文专案组成立会上曾说：“这个人起码是叛徒、黑帮、特嫌”，接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1967年04月，江青、康生因将刘少奇打成叛徒的证据不足，急派专案人员找安谈话说：“现在有件头等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轻蔑回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幽默地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大会上说：“安子文不仅仅是个叛徒，安子文手里有电台。”“他是不是利用组织部长职务进行现行特务活动？”于是制造了一起所谓“特务电台发报案”，将安子文打成“特务”，并于1968年01月21日将安正式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此后康生等仍不罢休，又造谣说1955年刘少奇曾指使安秘密销毁了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的档案，于是，一个纯系凭空制造的“销毁敌伪档案”罪名又加到了安的头上。面对残酷迫害，安始终坚贞不屈，在一次由专案组布置的追问“销毁敌伪档案”的群众大会上，他一连喊出了18个“没有”。备受摧残虐待的安子文被打掉了两颗牙齿，但从未讲过一句违心话。面对手提镣铐的暴徒，他冷笑着说：“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住过4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可手铐脚镣对我是不起作用的，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宁折不弯的品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1975年05月24日，安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1969年11月，当他听到刘少奇早逝的消息，禁不住痛哭失声；1976年0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他曾数日不思饮食。19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对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销毁敌伪档案案”和“特务电台发报案”等重大冤案予以彻底平反．1979年0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02月被任命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03月22日，他被发现身患不治之症，但仍以惊人毅力继续工作；05月被补选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06月被任命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09月他在中共11届4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09月在中共11届4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80年05月下旬，安病情恶化，他口述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建议，其中包括将靠造反起家钻进中央领导岗位者清除出去，口述完毕后，他以最大毅力，用左手托住近乎完全萎缩的右臂，在信末尾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写的3个字：“安子文”．此后不久，胡耀邦和彭真先后探望安，安向他们建议：不要再考虑他为12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1980年06月25日安子文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1980年07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安子文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说：“安子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他的70年的岁月，有55年是同我们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他是我们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不愧是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

[4]【常远注】这是在1976年10月06日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后，第1次公开点名批判康生。

[5] 【常远注】1936年0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等61人，可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正常生活和党中央正常领导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03月16日通过中发[1967]96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党批转了彭真专案组办公室1967年03月07日写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该《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诬陷61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这就是著名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文革”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面对平反该案的重重阻力，首先取得了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接着胡耀邦在1978年07月04日在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汇报工作时，反映了该案中许多人和死者的家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提出中共中央组织部准备进行复查。在得到华的同意后，胡耀邦立即委派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与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位同志全力进行“61人叛徒集团”案复查工作，并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11届3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4人小组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不畏艰苦，冲破阻力，高效奔波数月，找遍了61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并详细查阅所有相关档案资料，很快收集到大量历史材料，通过夜以继日的分析研究，形成了大量确凿证据。4人小组每次外调回来，胡耀邦均亲自听取汇报、批阅调查报告，并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10月，4人小组终于完成了全部内查外调工作。胡耀邦与4人小组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报送中共中央。该报告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等及其家属子女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问题的真象，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1978年6月25日，邓副主席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华主席1978年7月4日指示胡耀邦同志：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进行了3个多月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61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1978年12月16日，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该案彻底平反昭雪。该案是“文革”后全国平凡昭雪的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的第1大案。

【附录】

安子文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980年07月12日电】我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安子文同志因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的诬陷和残酷迫害，致成重病，经医治无效，于1980年6月25日在京逝世，终年70岁。

安子文同志是陕西省子洲县人。生前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11届4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是第2、3、4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张廷发、耿飚、彭冲、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黄克诚、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肖劲光、朱蕴山、史良、康世恩、薄一波、姬鹏飞、江华、黄火青、粟裕、韩先楚、沈雁冰、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也送了花圈。

华国锋、李先念、赵紫阳、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张廷发、耿飚、彭冲、万里、谷牧、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谭震林、康世恩、薄一波、江华、黄火青、粟裕、韩先楚、杨勇、王平、王首道、杨静仁、荣毅仁、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及安子文同志生前友好、安子文同志的亲属共1,200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致悼词。

悼词说，安子文同志的70年的岁月，有55年是同我们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他是我们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比较成熟的革命家。安子文同志不愧是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

悼词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对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都作过肯定的评价。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中央组织部和安子文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诽谤之词，应该统统推倒。最近，中央已经决定，为1966年前的中央组织部恢复名誉，为一切受过牵连的同志全部平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的。(悼词全文另发)

安子文同志逝世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安子文同志的生前友好，前往北京医院向安子文同志的遗体告别。安子文同志重病期间，他们曾到医院探望。

安子文同志的骨灰，按照他的遗言，将撒在晋陕之间的黄河里。

1949年0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作为“党派代表”参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集体照[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合影中无郑位三、王稼祥、李维汉(罗迈)3人]。
第1排(左→右)：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
第2排(左→右)：安子文、李克农、彭真、周恩来、齐燕铭(候补代表)；
第3排(左→右)：刘澜涛、陈云、邢西萍(徐冰，候补代表)、陆定一。
合影时，毛泽东、刘少奇坐在前排两侧，恭请美誉远播的“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中的四老(谢觉哉属作为“团体代表”参会的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端坐正中，周恩来立于四老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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