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堪回首，但也回味無窮！ 回味无穷捕鱼

往事不堪回首但也回味無窮

来自：zxcvbnm182

该作者是谁无处可查，但是我真地佩服和感激他。他能如此细腻地记载当年“日常生活”的种种“琐事”，生动而准确地再现那“不堪回首”的生活情景，让我们这一代“一路走来”的人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回味无穷”的陈年往事中。在百感交集、五味陈杂的感叹中又悠然冒出了一丝对往时生活的“流连”--那在逆境中求生的动力，在困苦中作乐的自嘲、在贫乏中“品尝”生活的乐趣，那为得到些微的“改善”而“激发”了的五花八门的“最高智慧”。是的，我感激作者把我带进了那段不堪回首却又回味无穷的曾经。

文革中的上海商品供应细事

近读到一些帖子，得知一些年轻书友，很希望了解一些当年情形。“十年”也者，只是对那个时代的笼统说法，不必拘泥。现拟随笔写一些“细事”，不想及“巨”，姑妄言之姑听之可也。“见微知著”，或者“抓了芝麻，漏了西瓜”，都非本意。尽管“漫录”所涉，力求“客观”；而白头宫女说开天遗事，前尘影事，怅触情怀，伤心“拥髻”，终是难免“有情”。年深日久，错讹乖谬所在多有，请高明补充指正。

上海是文革主要根据地，又是张、王的基地，当时有“全国保上海”之说，主要指的是精神和物资供应。另一方面，上海人出名的会精打细算，会巧作安排。所以，表面看来，上海的情况相对于其它地方会好些，以至好得多。“绝对情况”，则能够经过下述具体事项知悉。

当时的月收入：

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大学刚毕业：本科48.50元，大专约42元。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工程师：70－120元。

市民在第一百货商店选购手表

购买日用品

挑选布料

1．“衣”

普通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三尺？），普通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运用。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能够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侨汇票”能够购买到工业品和一些市场紧缺物品。

单位、工厂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有：工作帽，工作大衣，套装工作服，围裙，棉纱手套，套鞋，毡皮靴……不等。不收布票和钞票。（补遗：单位发放的还有手纸，女同志因另有卫生纸发放，戏称“大户头”）

“人造棉”布料能够不收布票，好看的就排队，售完为止。

“的确凉”（涤纶）布料，大概是按照其中含棉的比例凭布票供应。

零碎料子，会减收一点布票。上海人说：“合算”。

玩笑说：某人长得高大，是“费布票”的料，不吃香。

被子的芯子，凭“棉花票”供应。棉衣凭布票加“棉花票”供应。当时上海流行穿中装棉衣，外面加“罩衫”。男式“罩衫”蓝、灰两种色彩；女式“罩衫”能够花样多多，争奇斗艳。曾经流行女同志把衬衫领子翻到“罩衫”领子外面，一来好看，二来保护棉袄领子。

（补遗：冬天，文革中棉袄多用棉花塞里，文革后期开始用驼毛，高档一点了。条件好点的的人家，穿海军蓝呢子裤，或呢子中山装。）

天冷时，脖子上套上绒线领套或者围巾。耳朵戴上耳朵套。

彩色被面、呢绒大衣、呢绒中山装、绒线、羊毛衫、牛皮皮鞋、套鞋、尼龙袜子、卡普龙袜子等等，凭“工业品票”供应。“工业品票”的发放数量与工资收入“正相关”。

布鞋、棉鞋、布袜子凭布票供应。

有所谓“节约领”者，俗称“假领头”就是衬衫的“领头”，穿在里面反正看不见，能够省钱省布票。

又有所谓“765皮鞋”者，是猪皮制作，不须凭票，普通人买来上班，或者学生穿用。因为是统一定价每双7.65元,所以简称765皮鞋”。

“毛的确凉”（70% polyester , 30%wool）裤子每条约20多元。“棉的确凉” （70% polyester , 30% cotton）衬衫约10元。牛皮皮鞋每双约20多元。呢绒短大衣77元。尼龙袜子2。5元。羊毛围巾5－10元。混纺围巾2－3元。羊毛绒线20多元一斤，混纺的10多元。

当时曾经流行“元宝针”厚毛衣，男式的，一件需耗费绒线2斤。衬衫、夹克衫、卡其裤子等每件约10元。棉袄约15－30元；罩衫约10多元。

旧式里弄

2．“住”

本来打算按照“衣食住行”的次第，但是，“食”最琐碎复杂，不如参照考试的办法，先把比较简单的标题做了。

先说“住房”，上海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包吃包撒，并非稀有。普通情况，上海人多住在市区弄堂狭小拥堵的“石库门”房子。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户”，就是最简易的小房屋，普通都是“私房”?（补遗：走进这样的“楼房”，白天都黑咕隆咚的，地板叽嘎叽嘎作响，好担心这样的砖木结构房子，都是易燃的木头，失火了怎么办？）国家不情愿接收这种简陋房屋。

典型的传统弄堂“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底层：有前门和后门。前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4－6平方。然后进入“客堂间”，约20－28 平方不等。一般比较阴暗潮湿。再深入，经过楼梯和小卫生间，到达厨房，约6－8平方。厨房有后门。

上一道楼梯，到达“亭子间”，约6－10平方，朝北，阴冷，较矮。再上一道楼梯，到达二楼“房间”，面积与“客堂间”相等。

再上一道楼梯，就到了一个小晒台，也就是“亭子间”的房顶。再上一道楼梯，是“三层阁楼”，三角斜顶，“老虎窗”，人能够站得直得面积大约12平方。

这样得房子，原始的设想，是一家人居住。“客堂间”会客，二楼“房间”是卧室。“亭子间”和“三层阁楼”堆放杂物。结构和如今的“联体别墅”相仿。

大家知道，解放前，“亭子间”常常就是许多穷文人租住的地方。解放后，普通这么一个房子会住进四家人，最多的听说有七家的（子女结婚“派生”而来，用“硬件”或者“软件”隔开）。相对于“棚户”，这还算天堂了。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户”区，谈恋爱都大大的有问题：女方家长普通都要极力反对。当时人们说，你看到一位打扮时髦妖娆，举止似乎相当高傲的女孩子，很可能就是住在“棚户”区的，她普通不会让人知道本人住在那里，很可能吹牛说住在淮海路某公寓！

于是，你在“石库门”房子的厨房，会看到好几套煤气灶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锁，怕邻居偷着用。还有很多没有煤气，就是好几个煤球炉。每个灶台都有各自的电灯照明。烧饭时候，抢占水斗洗菜淘米等，难免磕磕碰碰。互不相让就会造成“邻里纠纷”。再“升级”，找人来打架，砸东西。“武斗”吃了亏的，可能会搞“阶级斗争”报仇??举报对方平时的“反动行动”，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聚集（其实是来往亲戚），是“反革命地下黑俱乐部”等等。由简单的“邻里纠纷”攘成大祸的，并不少见。

当然，邻居的主流，还是互相辅佐，互通有无。邻居有当医生的，当老师的，卖肉的，卖衣服的，都能够沾光。自然，你也得巴结着他们。普通的，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搞好关系。如今，人们住上了独立式的高楼大厦，怀念“石库门”房子的邻里热闹，天然就“过滤”了当时那些不方便的以至苦楚的回忆，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过，怀念归怀念，任谁也不会真正要“回去”。

住房困难，青年男女的约会，普通是“看电影”。当然醉翁之意，不是要敬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胡子啦。省钱的方式，是逛马路。再要省脚力，就是到外滩的凳子上坐着谈恋爱??那是上海出名济济一堂的“情人角”。普通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每张凳子上背靠背坐上两对。于是有传说，最后的结果，有对角线交错了谈成功的。这个当然很难排除，不过怕是想象力的成果居多。

恋爱成熟要结婚，是单位担任分配房子。单位先调查男女双方本来居住的房屋面积。如果比较宽敞，不予分配。但能够出证明，让房管所辅佐“间隔”分开。如果具备条件能够分配到一间8-10平方的“亭子间”作为婚房，就能够拥拥堵挤放进一套新家具和箱笼、缝纫机、马桶等物，床上堆叠摆放8床五光十色的被子（包括一条羊毛毯），8个枕头。当时算是十分荣耀，万分幸福的了。新婚之夜，洞房里的活计，首先要大费力气的，是把床上这堆被子搬开摆放到地板、沙发等合适的地方。

大街上常见的是“房屋交换广告”。有企图捐躯地段换取较大面积的，比如有子女要结婚。有以一换二，方便分家的。。。不一而足。如果认得“房管所”有权的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越换越好。

“寻租”，绝非自市场经济始。

小型三轮卡车

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的三指挥塔上指挥交通

3．“行”

先说市内公交。公交普通分段计费，大致每4个站为一段。当时上海有三种：

有轨电车，线路不太多，比较慢，但路线都是主要干线，比如1路车，由静安寺穿越整条南京路到虹口公园；8路车，由东新桥（广东路??浙江中路，靠近南京东路）经过秦皇岛轮船码头（往大连、青岛）到杨树浦底；而且价格便宜：3分，6分，9分，12分。。。

无轨电车，4分，7分，10分，13分。。。

公共汽车，5分，10分，15分，20分（这么长的线路不多）

上海人比较精打细算，普遍会前面走一站，下车后再走一站，省下一段的票价。如今听起来，就3分钱，太可笑了吧？昨天我去买菜，给两个5分的硬币凑一毛钱，人家还拒收呢。可是在当时，省这几分钱乃是上海人的共同实践，主要缘由当然不是上海人特别“抠门”，全部是由于经济条件啊！我们知道，当时工资收入的“流行配置”乃是36元！中老年人，家庭负担重的，还有不少是起早摸黑，步行一小时上班的。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省钱。

（补遗：读中学时，母亲每月给4元钱坐26路电车到徐家汇附近的学校上课，为了省这笔钱，每天和同学一起从南昌路走到学校，一面走，一面背外语单词，一不小心就撞到了电线杆上。有时，挡不住路边油煎糯米豆沙团子的诱惑，8分钱买个吃，结果一天的路费节约计划全泡汤。当然，最后这一学期脚下节约下来的车马费，最后到陕西路淮海路转弯角的无线电商店，仅仅买了一个13元的低频半导体三极管。）

说到公共汽车，上班的人不少有月票，每月6元（单位根据上班路程远近确定是否给补贴，老职工全贴，新职工贴4.5元），上车出示一下就行。有月票的人当然就不必考虑“省下一段的票价”，他们会想法尽量乘得离家更近少走路。但是如果用自行车上班，就不会有月票，由单位每月发2元自行车补贴。

当时自然没有出租车扬招。要车能够打电话预订，但普通视为奢侈，病人出院都不会叫车，只要产妇抱小孩回家，不愿吹着冷风，才可能会叫车，这种情况，邻居也能理解。结婚，是绝对不敢叫车的！

其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人力三轮车。再要省钱，单位或者什么地方借来“黄鱼车”（人力三轮运货车）用用也是有的。再其次，就是自行车带人了??警察要管的，最多带一段，看到警察下来走一段。过年的时候，一部自行车上面载着一家三口（一个小小孩子），车头挂着一盒大蛋糕，走亲戚，乃是当年上海的流行一景。

当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致是150??180元，凭票供应。这个价钱，对比收入，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本人的眼睛一样。每天上班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揩拭宝车的，大有人在。这样的男人，你让他为本人的小孩洗澡他还绝对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精细呢。还有自我规定下雨不骑的??不是怕风险，是爱护自行车。

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主要是有“外汇”收入的）会拥无机器脚踏两用车。轻骑牌或者上海牌，大约每辆600??800元。相对而言，其稀有和威风的程度，自然远胜过如今拥有大奔和宝马汽车！

市外的出行，主要是火车。上海到苏州，90公里，慢车票价1。2元。车行2小时，平均5分钟停一站。要乘快车，是以慢车票价1。2元为基础，加“加快费”0。6元（另外再给一张票），车行1小时左右。上海到西安，快车22元左右，车行约25小时。以上说的都不是卧铺，而是硬座。

那年头，不少人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花去很多的钱，夫妻分居两地，省亲假以外再想聚会的；上山下乡回家省亲的（大部分家庭都会有）。。。不少人会说：挣来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还哪有什么积蓄？

轮船比火车便宜，但费时间比较多，也有“水陆联运”的。上海到大连的船票，5等（散席）约9。3元，4等12元左右，大概是火车票的三分一。

4．“食”

这个真实牵涉太广，说来很难面面俱到，难免挂一漏万，看来要随时补充。

首先是粮食定量供应，普通每人每月27－31斤。最近才听到说，当年全国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半两”的粮票用途甚多，能够买一根油条（听说当时全国最大的油条是武汉的，一根油条要收二两粮票）；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鸡粥（广东的朋友千万留意了：上海的“鸡粥”绝对不是广东的那种。它只是一碗白粥，给浇上一点鸡酱油！当时每碗5分。要吃鸡得另外买）；或者一块“奶油”蛋糕（其实是蛋白蛋糕）。。。

要购买米，光有粮票不行，还得带购粮证，到家里附近指定得粮店才能购买。每人每月27－31斤得定量中，规定了供应大米和籼米的比例，这个比例每月在粮店公布。粮食不够吃的，会把自家的大米定量让给别人，交换得到对方的粮票。比如一斤大米可能掉换一斤半籼米。

基本上，一切点心类食品，包括饼干，都是要收粮票的。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了），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不超过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而当时对于猪肉的这些“施行总裁”们，气势之盛，也绝对不亚于水浒中的郑大官人！

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能够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这也是合理的，由于熟肉经过加工，售价里含有加工费，该当“折”成“净肉”收取肉票。熟食店里的鸡头鸭脚不收票，能够买来下酒??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也能够托人到山东买来“便宜”的花生，炒炒下酒，但是香烟和老酒也都要票。

买鱼要鱼票；买蛋要蛋票，买豆制品要豆制品票。。。只有蔬菜和酱菜不要票。

鸡鸭鹅每年大节日（春节，国庆）供应一次。按照户口分“大户”和“小户”，供应的份量不同。每到这等时候，小菜场里半夜三点钟开始排队，也有用菜篮子当作人参加站队的。要买到这个可怜的禽类过节，大致得花6－8小时，脚也要冻僵。家中人多的，还能够替换。排队过程中，当然争吵难免。整个菜场人头潮涌，兴盛繁荣，谁能不过节？谁能不抓住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比较好地打打牙祭？

（补遗：冬天半夜起来排队，天亮后可能买到2斤的青菜。我单位一位仁兄，用一根链条而不是菜篮子、砖头充当排队的工具，结果后来的人不认，他就抄起铁链子打人，被告到单位，受到了批评。更惨的是，一个少年半夜排队，在菜场的菜板上睡着了，捣蛋者把他搬到马路中间，结果昏睡中被汽车撞成重伤。）

这种肉食供应情况，终文革十年，还延长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好转。

所以，普通人都识相，非不得已，绝不到别人家里吃饭。

然而，自家人就不同。从外地回家，家长疼惜本人地孩子，常常把肉票用到刀口上。看到大家都不去碰那肉，家长作主，用筷子夹了肉往归来聚会的孩子碗里拣，同时也不遗忘拣给家中的小小孩??小孩子不懂事的，瞪着眼睛看，不能让他们向隅啊。大人们天然都相让。而外地归来聚会的孩子呢，长者赐，不敢辞，嘴里含着肉也不知肉味，眼里噙着的泪水，禁不住滴落到喉咙里，倒是咸咸苦苦的。这肉，是长亲和家人嘴巴里省下来让本人吃的啊，吃着，就有点像吃着亲人的肉?? 不是他们身上的肉，而是能够让他们身上长肉的“营养”精神。

多年以后，长亲墓木已拱。当年“推食”时的慈爱愁容，伴随着血缘中的遗传音讯，在后人的心底和身上，就一样留到了永久。

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

“女孩儿永久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不是“最小”，也要“偏怜”，更何况从小体弱多病，显得特别的娇。尽管家境不大好，父亲兜里只需有点钱，会带上女儿，来到淮海西餐馆，叫个汤和牛排，坐在一旁看着女孩儿吃的甜。终于，小女孩哭着撒娇：“爸爸，你不吃，我一个人怎样吃得下去？你不吃，我也不吃了，我们就耗着”。没有办法，爸爸老大不情愿地为本人叫了个汤，才看到孩子破涕为笑。。。父亲去世多年后，当年这一顿顿的西餐，还老挂在女儿的嘴上，说个没完。。。”

当年的上海，逛街，逛公园，妻子给丈夫和孩子买冷饮，本人欣赏着亲人吃的；或者丈夫买了好吃的单给妻子和孩子品尝而自得其乐的，不在少数。君子固穷，伤哉贫也！你没有任何办法改变本人的经济环境，别说努力了，要卖命也没有地方好卖（也有卖血的，天然得不偿失）。想做生意？那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找死！

上海人上班路远，半夜普通都吃食堂。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但要交油票。油票是每人每月半斤（也比不少地方多），到外地出差，要掉换全国粮票，也得按比例交油票。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肚子里缺少“油水”，每月半斤油是不够用的，只好处处留神节省着用。比如煎带鱼，锅子里只放一点点油，慢火，不时把锅子挪移，让油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一位长亲说，她至今不舍得把用过的油倒掉，虽然如今这么点油真实值不了什么钱，比起倒掉的剩菜价值差远了。这可能就是当年“油票”在潜认识中的影响。

食堂里一顿饭大概0.15——0.20元。标准配置为：一块肉0.8元，大排骨0.12元，一盘素菜0.03元，一碗汤0.01元；米饭每两约0.02元。

客亦知乎“汤司令”否？“汤司令”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是国军将领。他亮相时，卫兵喊：“汤司令到！”给人印象深刻。而现行的“汤司令”们，则是男大当婚的小伙子，为了省钱，食堂里每顿只吃一碗汤（0.01元）下饭。下班以后，还得本人动手，努力打制结婚用的家具，营养和膂力，天然都大大透支。若干年后，听到时代精英“英年早逝”的报道，总不由想到“汤司令”，一声叹息。

说到营养，当时牛奶是凭医生证明订购，每天早上送来或者自取。奶粉则凭婴儿出生证明。

探望病人，能够买听装“乐口福”，这是当时一种有点像阿华田的冲服饮品。

(补遗：当时病人发高烧，凭医生证明，可到水果店买西瓜一只。

冷饮——在工厂的，会把劳保的盐汽水带回家来共享。住在电影院边上的人家，会到电影院排队，买冰冻冷却水0.08元钱一热水瓶，是电影院空调副产品，然后到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店，买浓缩的酸梅汤、橘子汁糖浆，大约10多元1000cc,冲着当冷饮吃。当时光明牌棒冰0.04元，雪糕0.08元，还有大雪糕0.12元，当然，吃雪糕算是奢侈享受了。）

上海人走亲戚，看朋友，流行买“蛋糕”，有下列品种：

“小方盒”，每盒一元。一个半软硬板纸白色方盒子（价值一角），里面能够放：一整块的方形素蛋糕，或者10个心形蛋糕；或者10块蛋白蛋糕；或者10块“干点”，如“椒盐袜底酥”之类。

方盒或者园盒整个奶油蛋糕，大小不等，价格不同。过年用的，多数园形，直径较大，盒子也高。

水果蛋糕：这是一种高密度的蛋糕，咖啡色，很真实，油水也足，价钱最贵，外形像枕头面包，每个3??5元。

早餐。普通都知道，上海人习气吃泡饭，过饭的，能够是隔夜剩菜，或者酱菜。有时想开荤，买两根油条（每根4分，粮票半两），煎开成段放碗里，加点酱油，一家人尝个鲜。

破费点，外面吃的，有：

大饼：3分（补遗：解放初是2分一个），甜的4分，油酥大饼5分；糍饭团（里面包一根油条，加糖粉少许）约一毛几分，按糍饭团的份量而异（1两，1两半，2两……）；肉馒头5分；豆沙馒头4分；白馒头3分……。

（补遗：那时的糍饭糕、生煎馒头最好吃，似乎现在再也找不到正宗的香喷喷、金黄色的老到的糍饭糕了，生煎馒头也变了味。）

点心店里坐下来吃的，有：

生煎馒头，每客4个，0.12元；咖喱牛肉汤：0.12-0.20元（清汤，无肉的3分-5分）；大汤团，每个4分；煎锅贴；豆浆：淡浆3分；咸浆5分，甜浆5分……

小馄饨0.12元；大馄饨0.20元；阳春面8分（2两）；排骨面2毛……

热天供应冷面，清冷面，每两6分。加浇头有各种品种，另计。

能够带走或买回家吃的 ??－糕团

双酿团9分（里面包有酥糖盒豆沙两种馅子），黄团7分；豆沙条头糕6分；方糕5分。。。

小小孩总是嘴馋，母亲最会体谅，不时表示给孩子买块糕团。买到家里，孩子一看，欢喜雀跃，父母看着，当然都笑得灿烂，甜到心底……

下面说说“糖烟酒”，当年，这是一个“零碎”，另一个类似的“零碎”叫“五交化”，留待下文另说。

食糖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比较宽裕，由于亲邻常有买不完的，能够问人家要来买。

糖果凭证不凭票，前面注注兄曾经说过好多。普通的，有各种“什锦糖”，就是不同品种糖果的混合。上海人最喜欢的，是到淮海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哈尔滨食品店买的糖果。该店是上海糖果西点“第一块牌子”，前店后厂，食品都是本人制造，很有特征。路过“哈尔滨”附近，远远就能闻到香甜的气味，是挡不住的诱惑，脚，会很天然地迈进去。

哈尔滨的蛋糕、西点、巧克力、糖果，都有本店牌子的包装，糖果的纸头也书明“哈尔滨”字样。吃起来，和市面上的“大路货”有明显的不同，高下立判。价钱，也就稍稍贵一点点。那年头，任谁也不敢“脱离工农兵广大群众”啊。

从这里的跟帖欣喜地发觉，竟然还有这么多大白兔奶糖的同好。我本人是每年过年必买的。

香烟是每户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不同。普通是：

高端：牡丹、上海选一包，都是0.49元；中端2－3包：可选大前门、光荣。大前门0.35元，有锡纸的0.38元；光荣0.32元，有锡纸的0.35元；低端：飞马两角八分，有锡纸的0.31元。海鸥0.32元。可能免票的：劳动0.22元；勇士0.13元；经济0.08元。中华牌香烟只有节日才“放”出。有三种，最贵的一种1.35元，最便宜的0.58元。

普通的零拷酒有时也不须凭票。节日市场的长白山葡萄酒之类，大多敞开供应。瓶装上海牌啤酒，有黄啤酒和黑啤酒两种，是按户凭证供应的，每瓶0.28-0.36元钱。散装生啤每杯0.08元钱，需要排队买。

关于“食”，最后说说水果。水果大致总是凭证限量的。当时不少人都会有一个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水果吃个够！直到文革后期，水果店有厄瓜多尔香蕉敞开供应。不过这种香蕉个头大，卖相好，价钱也高些，没有香味，中看不中吃。

大体说来，当时上海的食品供应，都是凭票或者凭证。比如糖果，尽管有充足的货源，但还是凭证。我猜测是怕大量外流吧。该当说，从外地走进上海，到南京路看看，还是会觉得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的。一打听，才知道这也凭票那也凭证，有钱也不能买。

不时会有主要外宾到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参观。普通都安排好要参观的市场。这里面鱼、肉、水产、蔬菜天然供应充足，顾客不多，购物者也都是相关部门安排好的，假装挑选购买，事后再退还市场。普通上海人都“懂经”“识相”，哪敢去买？以至走近市场门口就有人出来“挡驾”了，弄不好还得担心事后会不会蒙受“调查”。关于当年这种“市场秀”，台湾出名女作家陈若曦于文革后写过一篇短篇，描写生动逼真。陈若曦于1965年随丈夫从美国到南京大学工作，好像是1968年离开的。文革后，她写过相关文革的短篇小说集《尹县长》，起初被认为是“反动小说”。后来她回国访问，遭到胡耀邦总书记亲切接见，耀邦同志当场表扬《尹县长》写得好，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关于“食”，拉拉杂杂就说这些了。

5．其它用品

日用品的品类纷繁，不胜枚举，就能够想到的言之，洗衣肥皂，是每人每月半块，洗衣粉好像是每户两袋；香皂凭证每户每月两块。另外，草纸，卫生纸、牙膏也是凭证限量供应，买线也要线票。

沪产自行车的顶峰是永久13型，这是文革前就有的产品，用锰钢制造的车架，车身轻而结实，踏起来明显的感到轻快不费劲。后来的凤凰12型、14型、18型；永久17型，都是13型的滥觞，售价均在170－180元左右。其它还有普通“蝴蝶头”26寸男女跑车；双管加固“支农型”28寸重型自行车等，都在150－160元左右。看似价格差别不大，但由于凭票，搞到票子就不容易，可不由你挑选。

于是人们“自行组装”。普遍都是到虹口的虬江路（四川北路口）市场淘零部件，逐渐收集。那里永久热闹非凡，许多人互通有无，交换部件。零件齐备，组装成功，需要照应主要部件的发票去“上牌”，然后才能上路。组卸车比整车大概便宜20－30元，但关键是不要“票”。也有组装好马上加价就地出售，或者卖到农村，然后再组装，以至事前接受农村或者外地的“定单”而组装的。

缝纫机大约和自行车同价，每台约150元，凭票。

国产手表的价格，大概从80元到120元，按钻数（17钻；21钻）、半钢全钢、防水防震等不同功能配置不同。进口手表售价最低者为英纳格，185元左右。其它如梅花、奥米加等，再加上日历、“双历”等等，就是300元以上了。进口手表是部队官兵、野外工作者、海员等收入较高而平日消耗不多者的爱宠。除了能够“摆阔”，还认为有“保值”功能。

国产照相机以120双镜头盒式的为主流，代表产品是上海牌120A/B/C，售价120－180元。其中120C能够方便地作12张/16张的转换，反而售价较低。都凭票。

（补遗：后来生产了海鸥DF单反机，算是高档产品，大约300多元一台？但故障颇多。）

收音机。当时，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早曾经进入平常人家。然而，作为家庭摆设和运用，还是以台式机为主。海燕牌全晶体管台式收音机是文革末年才出来的，当时普通还是以电子管的为主。售价从90多元（体积比较小的一种）到130多元。有红灯（上无二厂）；春雷（上无三厂）和南京产的熊猫牌等品牌，但总的说来，品类不多。

文革前夕，上海广播器材厂、南京无线电厂的电声产品，曾经比较接近国际水平（当时荷兰菲利普是老大）。说来话长，这里仅举其中一例：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牌133四喇叭收音机，造型紧跟国际潮流，相当美妙。有三排分立的琴键功能按钮和两组躲藏式高低音音调控制拨动旋纽；有双电眼，有内藏磁性天线旋转调理旋纽，调谐指示的玻璃板宽阔大方，除了多波段接收外，还有独立的长波和超短波调谐接收，音色也美焕美伦，整机高贵雅致，蔚为大观。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走向市场，就迎来了文革。而到了文革，如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东还怎样敢生产？于是低调地另外出了一种普通型的上海牌144型，其特性是面板上有三个琴键按钮，分别调控高、中、低音，售价145元。

文革期间，上海中国唱片厂的206电唱机几乎一统天下。它质量稳定，造型俭朴以至能够说不美妙，售价60元。全国各地的广播站都能够申请购买一台，作为宣传广播的有力工具。当时流行的薄膜唱片每张3角，品种不少，广受欢迎，所以206电唱机也走进千家万户。在上海也是凭票供应。

（补遗：当时很多家庭都时兴自己装立式大喇叭箱，用OTL线路，听听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音乐，算是那个时代的美妙享受。）

逛街购物，永远是上海生活的一个主题。当时上海有十大百货商店，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南京路上的“一百”和“十百”（原“永安公司”，现“华联商厦”）。此外，南京路上还有许多特地商店，如：第一食品商店；时装商店；老介福布店；恒源祥毛线商店；华侨商店；第一医药商店；蓝棠皮鞋店（南京西路）；音乐书店（西藏路）。淮海路上有：妇女用品商店；“二百”；第二食品商店；南北土特产商店；只怕你没有钱，没有票证。

值得一提的补充景观是“旧货商店”，那里似乎有着更热闹的人气。“旧货商店”不一定全部卖旧货，常常有各种“处理商品”在这些地方发售，适用，实惠，“合算”，而且“免票”，让人们加入长长的排队中去。

“旧货商店”，声名最著者为“淮国旧”（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它座落在淮海路－重庆路核心地带，店堂面积广大，商品众多，普通为生活用品，包括各种“三转一响”。比如外观略有瑕疵的套鞋，出口转内销的浴巾，工厂的次品，以及各种稀罕古怪的物品?? 会有文字告诉你：可作什么什么用。顾客遭到启发，一想，是啊，合算！

（补遗：“淮国旧”今妇女用品商店对街，偏东处，建南北高架时打断，现已消失。“淮国旧”后门是淡水路一带的旧家具、旧货摊贩。今天这样的烂货谁都会不屑一顾，想想真是沧桑巨变，不堪回首！）

其它较大的“国旧”还有：南京东路－山西路，一家；南京西路－青海路的“南国旧”，也是店堂面积广大，而且有楼上，门前还有宽广的场地，能够休息；襄阳路“国旧”，特征是有大量的电子原件、自行车零配件等供应，更是“有仙则名”。其次的，还有虹口四川北路的；提篮桥的。。。不一而足。

每家“旧货商店”都挂有大量的旧衣裳。如今似乎很难想象，怎样敢买来穿？可是，当时却是购销两旺的。不少人会把稍许穿过的衣服卖掉，另买新的，“翻行头”。买入的人呢，也知道这情况，买来能够省钱省布票。

华侨商店在医药公司（新永安大搂）底层，凭“侨汇卡”才能进入。里面供应的许多紧俏商品，凭“侨汇票”购买。这些商品的售价，比市场的便宜。比如半钢上海牌手表，外面卖80元的，这里是60元。所以，“侨汇票”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后来，华侨商店的门口，就有“黄牛”买卖。也正由于这样，普通都不会向亲友“要”侨汇票，那岂不等于问人家要钱？在我的前文和书友的跟帖中，有些商品价格似乎有差距，由于我叙说援用的，是该商品的“基本价”??尽管要用这“基本价”购买，需要“侨汇票”或其它特殊方式（比如部队供应、干部供应）

黄楚九和生煎馒头

有人说，上海人羁旅四方，闯荡天下，最不能释怀的就是泡饭。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带镬焦的泡饭。还有人说最想吃的是咸菜肉丝面、油条豆浆等，而据我观察，游子最想念的是弄堂口小店里的生煎馒头。生煎馒头是草根阶层的食物，不过比大饼油条来得高档，有点休闲小食的性质。旧上海，一般在老虎灶贴隔壁，开一家半开间门面的小店，店门口立着由柏油桶改制的炉子，上面置一口铸铁平底锅，里面是一张长条形的台板，两个伙计正低头包着馒头，不时吃吃地笑一声。最有人气的当属老板—也是当灶师傅，只见他将一只只雪白的小馒头在锅底排列整齐，浇一圈菜油，然后泼半碗水。只听得吱啦一声，一股香喷喷的蒸汽冲天而起，无数细小的油珠四处乱飞。得赶紧将油滋滋的木锅盖压上，再手垫抹布把住锅沿转上几圈。做生煎馒头用半发酵的面团，这是关键之一。发得好，韧软适口，不紧不松。关键之二在于拌肉馅，肥瘦肉按比例搭配，肉皮熬烂了，冷却后切成细末，再与肉汤一起煮透，待再次冷却后切成细末，方可与肉糜拌在一起。如此包进馒头里，煎熟后肉馅就被一包溶化了的卤汁包围。咬破皮子，卤汁立马喷涌而出，又烫又鲜，欲罢不能，予口舌无比痛快的享受。吃了皮子再吃肉馅，最后就吃馒头底板。这底板已经煎成焦黄，略厚实，硬得恰到好处，带了一点肉味和菜油香，一咬，咯嘣脆。这是生煎馒头高于所有馒头的地方。煎得好，这是做生煎馒头的关键之三。有时，刚掀开锅盖的生煎馒头在锅底吱吱作响，老板就用铲刀有节奏地敲击锅沿：当得当、当得当…当得里格当…这声音，这画面，这气息，久久地凝固在老上海的回想之中。后来，在稍具规模的点心店里，店家给生煎馒头配上了咖喱牛肉汤或油豆腐线粉汤，有干有湿，相当乐胃。上海人爱它，自有道理。旧上海，做生煎馒头最出色的是萝春阁和大壶春。萝春阁原是黄楚九开的一家茶楼，上世纪20年代，茶楼一般不经营茶点，茶客想吃点心，差堂倌到外面去买。黄楚九每天一早到茶楼视事，经过四马路一个生意不错的生煎馒头小吃摊，他也放下身段尝过几回，馅足汁满，底板焦黄，味道相当不错。有一天他却发现生煎馒头摊打烊了，老吃客人聚不散，议论纷纷。听那个做馒头的师傅抱怨，店主只晓得赚钱，偷工减料，他不肯干缺德事，店主就炒了他的鱿鱼。黄楚九一听，立刻把这位爱岗敬业的师傅请到萝春阁去。从此萝春阁的生煎馒头出名了，茶客蜂拥而至。开在四川路上的大壶春也是一家相当有名的生煎馒头店。1949年挤兑黄金风潮时，与中央银行一街之隔的大壶春生意奇好，因为轧金子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饿着肚子轧不动，就近吃点生煎算了。那时候，上海的每条马路大概都能看到生煎馒头的影子。最有名的是淮海中路上的春江，十年动乱时期，上海人也没有放弃吃生煎馒头的爱好，心甘情愿地等上半小时。还有金陵中路柳林路口的金中点心店，生煎也做得不错。最近二十年里，做生煎的点心店就更多了，还出现了虾仁生煎、蟹粉生煎，但吃下来还是鲜肉生煎最实惠，最经典。丰裕生煎是一家连锁企业，它的馅多汁满，皮薄底脆，配一小砂锅油豆腐线粉汤，花费不到十元，吃客很知足。吴江路美食街上的小杨生煎是新生代，店面极小，极脏，极油腻，但因为生煎做得出色，皮子薄，馅足卤满，而且个头大，渐渐地，白领们口口相传，加上小报记者的大肆渲染，小杨笑不动了。三鲜豆皮八卦汤　二十年前在淮海路上有一家江夏点心店，湖北风味，立身之本是三鲜豆皮八卦汤。三鲜豆皮是典型的湖北小吃，吃惯蛋炒饭的上海人以为就是鸡蛋包糯米饭，里面加一点馅料，其实并不简单。据我观察，原料中有猪肉、鸡蛋、猪肚、冬笋、香菇、叉烧肉等。有时还用猪心和虾仁。这些原料都须切成丁煮成半熟，拌了酱油、白糖、绍酒等待用。为了悦目，有些店家还会加些青豆，糯米是主料，浸泡八小时后旺火蒸熟，晾一下，再用猪油加少许盐炒透待用。倒是皮子的做法颇有讲究，大米、绿豆浸泡后加水磨成浆，而且越细越好。操作时灶上置一口平底锅，淋少许油，将豆面浆在锅中摊成皮，打入鸡蛋涂匀，烙成熟皮。再把糯米倒入铺平，在半边撒馅料铺匀，最后将浆皮与糯米对折叠起来，就像上海人摊荷包蛋一样。最后，沿豆皮边淋些猪油，边煎油切成小块，分装成小碟上桌即可，这一块即够胃口不大的上海人打饱嗝了。三鲜豆皮以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的老通城最为著名，那是一家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据说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曾两次亲临老通城，在品尝了三鲜豆皮后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后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等领导人也去“豆皮大王”品尝“皮薄、浆清、火功正”的豆皮，都表示赞赏。江夏点心店的豆皮吃过几回，金黄色的浆皮内嵌了软糯适口的馅料，吃的当中还不断有笋啦、肉啦、猪肚啦等馅料供我辨识，味道也确实不错。有一次还在那里喝到了八卦汤，乌龟切成小块煲得浓浓的装入炖盅里，混浊的汤色一眼看不清底，不过乌龟汤为何叫八卦汤，这个问题我到今天也没弄清楚。大隐于市的酸梅汤　提起酸梅汤，老人就会说：噢，北京有信远斋，上海有郑福斋。那东西真解渴，大热天来上一杯，那才叫浑身透心凉呢。民国那会儿，徐凌霄在他的《旧都百话》中对北京的酸梅汤有过描写：“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的梅汤为解渴之需。”梁实秋在客居台北几十年后还对信远斋的酸梅汤念念不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铺内清洁简单，地道北平式的装修。…（信远斋）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上海地处江南，天更濡热，更有理由喝酸梅汤了。于是，上世纪30年代，有四个北京人合伙在上海大世界西边开了一家郑福斋。老上海们回忆，那时候到大世界玩，或到东头的共舞台看京戏，站在路边喝一碗酸梅汤，也算老上海一景。老报人陈诏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想当年，大世界旁边的郑福斋，以专售酸梅汤闻名。每当夏令，门庭若市，生意兴趣。花上一角钱喝一大杯酸梅汤，又甜又酸，带着一股桂花的清香，真沁人心脾，可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如果再买几块豌豆黄之类的北京糕点，边喝边吃，简直美极了。”我小时候喝过郑福斋的酸梅汤，大热天，行道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着，我和几个哥哥躲在树荫下喝。钱少，凑起来的角子只能买一杯，几个人轮流喝，如今想想也俨然成了一份可贵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酸梅汤在市面上绝迹了，为可口可乐和七喜等饮料取代。前些天约了三五知己到静安寺附近一处饭店吃饭，看到邻桌每人前面放了一杯深红色的饮料，而且是杯身带棱的那种老式玻璃杯。我觉得奇怪，可乐有这样盛的吗？一问服务小姐，才知是酸梅汤。有酸梅汤？我一激灵，不信今天的上海居然还能喝到这老古董级的经典冷饮。马上要了一杯，一咂嘴，果然是久违的滋味，那种熟悉的冰凉的酸甜感一下子滑入咽喉，直沁肺腑，浑身舒坦，于是大家伙每人都要了一杯来喝，喝了一口也像我一样尖叫起来。据店里的老师傅说，酸梅汤的技术依据来自店老板上一辈传下来的独家秘方，绝对是“古法炮制”。他们从定点的供货商那里收购来上等青梅，在毒日头下曝晒数天，直至皮皱收汁，然后加冰糖和桂花等辅料熬制乌梅汁。熬好的乌梅汁沉郁墨黑，放在缸里散发着清香，每天根据天气状况兑成一定量的酸梅汤，冰镇后出售。有些老顾客就为喝这一口而专门来这里吃饭。西哈努克亲王与鸡鸭血汤　说起城隍庙的小吃，怀旧的老上海必定会提起鸡鸭血汤，那是经几代人的努力流传至今的呢。寻根溯源，是由一个叫许福泉的小贩首创的，他使用一个俗称“铁牛”的深腹铸铁锅烧汤，中间用铝皮隔开，一半烫血，另一半以鸡头鸡脚吊汤。有客人光顾，就从盛器里拨少许鸡心、鸡肝、鸡肫、鸡肠和小蛋黄，浇上一勺血汤，撒上葱花，淋几滴鸡油，红黄绿相间，煞是可爱。如撒一点胡椒粉，味道更佳。在城隍庙大殿前还有一个名叫“老无锡”的小贩，鸡鸭血汤生意也不错，心、肝、肠、蛋由客人随意挑选。近百年时光流转，这款价廉物美的风味美食越做越精，成了城隍庙小吃的经典，至今在老松盛等好几家小吃店里还在供应。在我家里，也做过几次鸡鸭血汤，鸡壳子吊汤，再买些鸡肫、鸡肠、鸡心等杂件，煮熟后切薄片，鸡鸭血切小块，事先在冷水里漂过，等鸡汤沸腾后投入即可。将鸡杂件分装在小碗内，将汤一碗碗地盛出，撒上葱花和鸡油，胡椒粉也是不可少的，味道绝对不比城隍庙的差。关键是血要嫩，有些小吃店用猪血代替鸡鸭血，味道就差了。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到上海访问，在此之前，亲王已经游玩了南京夫子庙，并在那里吃了十二道点心。此番来上海白相城隍庙，负责接待的南市区饮食公司接下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从区内各大饭店调集精兵强将，还精心设计了一份十四道点心的菜单。这十四道美点中就有一道鸡鸭血汤，这原是下里巴人的美食，用它来招待亲王，就得精工细作，如何个精法呢？师傅们三下南翔，寻找最正宗的上海本地草鸡，然后杀了108只鸡才找到所需的鸡卵—这个鸡卵并非成形的鸡蛋，而是附着在肠子里没有出生的卵，才黄豆那么大小。黄澄澄、规格一样的卵，配玉白色的鸡肠和深红色的血汤，相当悦目。当这道汤上桌时，亲王一吃，赞不绝口，一碗不过瘾，又来一碗。糜饭饼　我在读小学时，有个同学的母亲是做糜饭饼的。一大早她就得将炉子推到街角人行道上，炉子是用柏油桶改的。还有一麻袋刨花，烘糜饭饼一定是用刨花做燃料的，发火快。炉子上搁的铸铁平底锅也很奇怪，中间陷下去一个巴掌大的圆形，里面加水，沸滚后一直冒水蒸气，帮助将糜饭饼催熟。做糜饭饼的米浆是隔夜调好的，粳米与籼米按一定比例磨成粉，然后浸泡发酵，制作前再加糖精。用勺子舀了，一勺勺地浇在锅底形成椭圆形。然后往炉膛里添一把刨花，哄的一下，火焰蹿起来了。开锅了，用铜铲刀将糜饭饼轻轻铲起，饼面微微隆起，乳白色，饼底是焦黄色的。糜饭饼两个起卖，七分钱。所以，铲饼时总是将两个合起来，它们的边缘总是有点相连的，像快分裂完毕的两个细胞。旺火烘出来的糜饭饼很香，吃口甜津津，回味有点酸，那是发酵的缘故，这款街头美食的特点也在这里。冬天，糜饭饼的生意特别好。他母亲有时候忙不过来，我的同学就要起早帮她打下手。有时候风头突转，他躲不及了，就被熏得眼泪汪汪。校门快关上了，他才匆匆地赶来，书包在他屁股上颠着，两手冻得通红，捧着一个糜饭饼狼吞虎咽。大家给他一个绰号，“糜饭饼”。虽然并无恶意，但现在想想真不应该。他叫刘炳义。我叫他一个字：“Bing”，听上去像“糜饭饼”的饼，也像是“刘炳义”的炳。舆论和朋友两头不得罪，他认了。我也很想吃糜饭饼，就用母亲给我买大饼的钱去买这种吃不大饱的饼。有时兜里只有三分钱，就拖上一个同学入股，两人合买。看到帮母亲烧火的Bing，彼此都有点小小的难为情，我们拿了饼就一路小跑。后来，Bing悄悄地跟我一个人说，我可以单独以三分钱买一只。但我从来没有去享受这个特权。Bing的功课不太好，穿得也破，大家都不大愿意搭理他。不过Bing这个人，百科知识倒懂得很多，比如皮虫是怎么缩进树叶里的，来年又长成什么样；乌贼鱼是向后游的，在什么情况下会喷墨汁；人的头发在什么情况下会变直，并向上竖起。他甚至知道美国第七舰队的舰队混成。原来Bing看过许多闲书，我和他交上了朋友。Bing的家境确实不好，父亲长期卧床养病，他还有一个姐姐，好像功课也不行，全家都靠母亲做糜饭饼维持生计。Bing每学期要向学校提出申请，免学费和书杂费，但事后老师又会在教室里旁敲侧击地数落他。过年了，我去他家还一本小说书。一间暗黜黜的房间里，一家四口正围着吃饭，桌子中央只有一条红烧鱼，还是冷的!再没别的菜了。我回家后跟母亲一说，母亲就盛了一碗烤麸让我送给他们尝尝。四喜烤麸是上海人过年必备的年菜，里面还有金针菜和黑木耳，这两样东西要凭票供应。我家特别地道些，还加了花生仁和香菇，浇麻油，吃口更香。我跟他家相隔一条弄堂，送过去很方便，他们客气一番收下了，我如释重负。后来，我跟Bing进了同一所中学。有一年我们学校组织拉练，每个人都要去的。Bing由学校承担了一些费用，也跟去了。有一次大家饭后聊天，自然谈起了吃的，顺溜说到四喜烤麸。我就说，我最最喜欢吃四喜烤麸了。我是无意的，Bing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有一句话吗：贻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既然送人花了，最好不要当着他人面提起这档事，哪怕是无意的。这是我从这件事上获取的人生经验。粢饭糕　过去，一些小的饮食店门口，支一口铁锅，倒大半锅油，将粢饭糕投下去，油锅马上欢腾起来，汹涌澎湃的情状。不一会，粢饭糕在油锅里露出金黄色一角，师傅用火钳翻几下夹起，排列在抓住锅子沿口的铁丝架子上滴油。粢饭糕是长方形的，厚约三四分，像一副没拆封的扑克牌，炸得外脆里软，咬一口，咸嵫嵫的，还有一股葱花香。特别是四个角最先炸焦，有点硬，咬起来很过瘾。五分钱一块，清晨用大碗去买几块，与豆浆一起吃，算是改善伙食了。下午也有卖，纯粹作为点心吃的。那时候买食用油要凭计划，每人每月才半斤，每月的油票分四两和一两，一两的票可以买麻油。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油票的特殊设计，别的地方没有一两的油票，我不知道外地是如何买麻油的。上海人穷讲究，苦日子也要用麻油来增添一丝香味。一些老太太看到饮食店炸粢饭糕用这么多油，骇怕了，到处说这油锅里加了水。其实油水不容，哪有这个道理？炸粢饭糕时，会有许多碎屑掉在锅里，师傅要不时地用漏勺打捞上来，否则会焦糊成煤屑一样。碎屑在锅底躺得时间长，特别香脆。我最喜欢吃碎屑，碎屑也是卖的，一角钱一大碗，得候巧。师傅不会等你，积满了一碗就随便卖给顾客。我家弄堂口的饮食店一度有卖粢饭糕，我想办法跟师傅套近乎，终于买到几次碎屑，而且是满满一大碗。此事被我哥知道了，批评我嘴馋，这样好吃，将来干不成大事。他还很认真地说：伟大人物都有一种特别的意志力和自制力，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这么一说，我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再也不敢去买粢饭糕碎屑了。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欲望克制得非常辛苦。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读《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了。我不买粢饭糕碎屑，但并不反对自己看师傅做粢饭糕。做粢饭糕是很好玩的，大米与籼米按比例煮熟，起在另一口锅里，加盐，加葱花，用铜铲搅拌至起韧头。然后在洗白了的作台板上搭好一个大小与一整张报纸相当的木框子，将饭倒进去，压紧实，表面抹平。到了下午，师傅将框子拆散，饭就结成一块巨大的糕了。然后用一把很长的薄刀将饭糕划成四长条，每条比香烟盒子略宽，转移到一块狭长的木板上。接下来，师傅要切片了。许多人认为粢饭糕是用刀切片的，错了，你看他从墙上摘下一张弓，这张弓很袖珍，用留青竹片弯成，弓弦是尼龙丝，用这样的弓切粢饭糕需要技巧，起码厚薄一样，否则顾客会挑大拣小。师傅切起糕来，一张弓仿佛在手中跳舞，上下自如。如果用刀切，粢饭糕就会粘在刀面上。切好后的粢饭糕看上去还是并在一起的，但第二天用时一分即开。师傅说：“你怎么不来买屑屑头啦?”我很不好意思：“吃腻了。”师傅笑了，将一大碗碎屑再碾碾碎，和在一锅饭里，明天，粢饭糕的截面就会像加了金黄色的桂花一样好看。我克制了自己，但并没有成为伟大人物，早知如此就不克制了。现在粢饭糕少见了，外来妹也不会做，她们也没有绷紧了尼龙丝的竹弓。一些号称上海风味的饭店里偶尔会供应，价钱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些店家还会切成小条炸后上桌，蘸糖吃，成中带甜，名日：节节高。

观影往事

2011-05-20 郭红解 新民晚报

年少时，学业负担不重，课余除了玩弄堂游戏外，最期盼的就是看电影了。

那时，电影院分为首轮、二轮，甚至还有三轮电影院。首轮放映新片，二轮、三轮放映老片，称之复映片。首轮设施比较好，夏天还有冷气开放，当然票价也贵，像大光明、新华、国际等。我大都是在二、三轮看的电影，离家最近的有浙江、嵩山和城隍庙的文化电影院。最喜欢去嵩山，淮海中路龙门路口那座城堡式建筑的电影院，虽说是二轮，但里面的坐席不像浙江那样是硬板凳，而是软座。那时还常去挨不上轮的少年之家看电影，每张票只要5分钱。小学附近沪南电影院是首轮的，每年六一节学校包场观看。我在沪南看了《红孩子》《地下少先队》《英雄小八路》《花儿朵朵》。上次去城隍庙，特地去人民路上找沪南，已没了踪影，这一带成了大型停车场。

我把一点零花钱大都花在看电影上。那天，在街头报栏里密密麻麻的电影预告中，看到淮海电影院在放30年代的老片《夜半歌声》。早就听说这是部“恐怖片”，已很少放了，禁不住刺激和猎奇，下午做完功课后步行近一个小时赶到淮海，还生怕是小孩不让进去看。后来对同学说我看过《夜半歌声》了，他们都大吃一惊。以后拍了张国荣主演的新《夜半歌声》，迟疑了一下还是没去看，为的是保持儿时那份刺激的记忆。那时小小的黑白电影歌曲照成了学生时尚的收藏，照片除印有歌曲外，还有明星剧照。

“文革”中，很少有国产电影放映，倒是看了不少朝鲜、阿尔巴尼亚电影。至今还记得《卖花姑娘》放映时的盛况，车间里人手一张票，根据班头安排观看时间，有的甚至排在半夜或清晨。面对观众异乎寻常的观影热潮，电影院24小时循环放映，影院门口不时能见到帆布口袋里装着电影拷贝、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的跑片员。

那个年代语言贫乏单调，外国电影中的精彩对白带来了生动和幽默，成了互相交谈的经典话语。比如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对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郎。”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下班以后洗个澡,就像穿件大皮袄。”引用最多的是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有时看了电影想“有感而发”。1975年初，看了电影《创业》后，被气势雄浑的石油会战场面和以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豪迈壮举深深感染，于是有了写稿投稿的想法。为了在文中准确引用周挺杉在影片中的一些警句，又走进影院，拿着纸和笔暗中记录着。鼓着勇气寄给了解放日报，久久没有回音，不知为什么《创业》也停映了。那年一个夏日，工友拿着解放日报激动地对我说：“你登报了！”我一看，我的观后感《地位、荣誉和幸福》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后来才了解《创业》“封杀”和“开禁”的前前后后。没想到我的一篇观后感会与政治大背景相连。

1980年底，一封解放日报信函寄到了我就读的大学，告知我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影评准备刊用，由于作了较多改动，特地要我去报社看清样认同，信末署名张世楷。那天下课后，兴冲冲赶到汉口路上解放日报老楼，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主管文艺评论的编辑张世楷。“你原先是在益民食品一厂的吧？”见面后张世楷就问我。没想到，他还记得五年前我的那篇《创业》观后感，这让我深为感动。

这些年电影越来越多，越来越时尚，可惜能长留记忆的实在不多，也很少见到影评、观后感这类文章了。

照相忆旧

2011-02-25 新民晚报

兔年春节，在上海美术馆观看了“1949-1999上海照相馆人像摄影艺术展”，见到了久已疏远的、原先在照相馆大橱窗里随处可见的人像艺术照。如今，人人会照相，随时可照相。而在以前，照相是件很隆重的事。那时，一般人家都没有照相机，走进照相馆里拍张照、合个影，一定是有重要的事。照片印证着人生的转折和家庭的和睦，承载着幸福美满或离情别愁。

那年小学毕业，去离家不远的吉祥照相馆拍了登记照。那时师生离别，惟一的礼物就是送张一寸的登记照。学校里新来的教自然课的董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博学多才，寒暑假给我们讲很多古今中外的故事。毕业前夕，董老师组织我们自己印照片，节省了好多钱。在暗房中，红灯下，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在显影水中渐渐显现，心中流溢的是神奇、向往和友情。后来听说，董老师是原先在区教育局被错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我们学校的。

那时，有名的大照相馆集中在南京路、淮海路上，各式小照相馆则散落在街头巷尾。据史料记载，1955年全市照相业共有453户、从业人员2172人。当时南京东路上的照相馆和照相材料店就有24户，名气很大的有王开、科艺照相馆和冠龙照相材料店。当时“王开”的“门槛”很高，寻常百姓很少进去拍照。类似的高档照相馆还有南京西路上的“中国”“万象”，淮海中路上的“人民”“蝶来”。“科艺”不照相，以冲印放大精致而闻名，当然价格也高出好多。倒是“冠龙”最具“亲和力”，我们那时候进进出出常光顾。

到“冠龙”租相机，买相纸，拷显影、定影药水，是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是苦涩年代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当“冠龙”推出出租相机的业务后，最跃跃欲试的莫过于我们这些不满足于上照相馆“任人摆布”、“装腔作势”的年轻人。尽管租金不菲，但十来个同学、四五个青工合租一架相机，分担的费用也能承受。记得出租的相机135胶卷的是上海58II型；120的是海鸥4型，双镜头的，我们称为“方镜”，取景器在上面，很直观，但按动快门时要特别注意，一不小心就照糊了。135胶卷是要在暗袋中打开相机后盖安装的，都是由师傅代为安装的。看到师傅双手在暗袋中运用自如地装着胶卷，真是一种享受。那时胶卷很贵，一卷120的只可照12张，翻上两边的挡片取景成长方形，可照16张。每次照相都要算计着，往往合影的多。这样胶卷是省了，但印费却增加了，要按人加印。后来，我们想自己印照片，动手制作了一个印相机，到“冠龙”买来相纸，拷来药水，用毯子遮挡住窗户光线，用红领巾裹住灯泡，简易的暗房就有了。曝光、显影、定影、清洗，流水作业，情趣无穷。最为纠结的是，清洗不够，相纸上残留着药水就贴到窗玻璃上上光，干后粘着撕不下来，只能“望照兴叹”。

曾经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照相馆如今难寻踪影了，而留存的照片却越发珍贵。诚如摄影展结束语指出的：我们需要抢救、搜集和研究散落在亿万个家庭中的照相馆人像照片，需要对这些照片进行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解读，需要鼓励当事人或继承人说出照片中的故事。我知道，上海市档案馆这些年正在做这件事，征集和收藏民间的历史照片，使个人的、家庭的记忆转化为集体的、社会的记忆。

翼风航模店关门了

2011-04-13 潘丽达的博客

老潘

翼风航模南京西路的老店

昨天的东方早报说南京路的翼风航模店关门了，叹口气，南京路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记忆呢？

小辰光住在西康路南阳路口的南沙公寓，从西摩路小菜场散散步就过去，南京西路口先是太仓食品店，然后是富连布店、对面是平安电影院、沿南京路走是美琪大戏院，南京理发店，凯司令西点，少年儿童书店，再过去就是航模店了。如果一次性走到，在那时可是一次远征了。

航模店我从来不去，阿拉阿哥也不白相，用先生的闲话讲潘家门的人动手能力差。但是，阿拉先生是那里的常客，年少时有一点点零用钱就会去买航模，精心雕琢很是入迷。记得阿拉筹备婚事要打家具，现在年轻人是不晓得咯种事体的了。南沙公寓的房子因为我和哥哥都要结婚就调到天山新村去了，我和父母住在天山五村的两房一厅，哥哥住在玉屏路一室户，想想从小住电梯公寓房子的人住到这个地方也实在是不习惯的，但好坏结婚还算有房子了。

虽然爸爸妈妈不住在上海，但我们还是拿的两居室的朝北小房间，11平方米吧，现在不能想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就要精打细算，这个时候先生从小做航模的本事拿出来，先设计家具图，然后同比缩小做成模型，再找人打制家具。全部是时尚的西式家具，我的爷爷还应邀到上海来，在我的新房里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当时我们住得朝北房间对面有个地下室，是拆纱头的加工组，空气老差一直有飞尘出来，可惜当时根本不知什么叫环境污染。只是儿子小辰光一直生毛病，现在想想就是被污染的结果，搬到虹梅路以后，天地大了，空气好了，儿子身体就越来越棒了。

翼风航模店一定承载着先生很多童年的梦想，少年的憧憬，他这几天在新疆，讲给他听一定会感怀吧。西康路还偶然会走过路过，远远眺望自己曾经的家，那么多年过去了，南沙公寓还是很贵族气息地挺立着。梧桐树肥大的树叶还是把我曾经无数个夜晚躺着看天的钢窗给遮蔽。我们的后阳台以前是个幼儿园，高大的白玉兰年年开花，雪白的花瓣会随风飘进我们的厨房。那个时候三家人合用一个厨房，切磋厨艺还是很有意思的。小辰光我发戆脾气，会躲在厕所把门反锁了不出来，家里的浴缸很大，我会躺在里面休息，头顶上挂了许多毛巾衣服的，我冷了就拿下来一件件披在身上，妈妈是不会来睬我的，她从来不和我的坏脾气妥协。爸爸在家会心疼，在门外不断地敲门，丽达，丽达地叫，我总归要等爸爸叫够了才很有面子地出来。当年的邻居都还在么？一个都不认识咯。

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但是真难忘记快乐的童年，寂寞的童年。现在碰到当年农场的同事，总还要说丽达你们的地板比我们家的桌子还要亮哦。是啊，当年即便文化大革命，房管所每季度都要来打蜡一次，我们要把家里能够翻起来的家具都翻过来，床单全部翻起来，让房管所的人能够打蜡。我们要把地扫干净，他们工人来把蜡打上去，然后去休息，我们就蜗居在厨房随便吃点啥，等他们下午来用蜡把把蜡再擦掉，这可是力气活。就像皮鞋先擦油，然后用软布磨光一样。皮鞋多小，房间多大啊。

童年一去不复返，南京西路变化太大，故世的朱同学家门口的西康路小学老早没有了，变成恒隆广场了，波特曼大酒店把小时候我坐在窗前就可以看见的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馆）上面的红五星给遮挡了。这一路上走过去，熟悉的店家是荡然无存，满眼的顶级品牌与我何关啊。现在的小人也不搭航模，弄变形精刚了。前几日为送礼我去玩具柜领教过，那是应有尽有，全部仿真的，还按年龄段有难易度区分。大人要白相DIY么可以到宜家去买家具来玩拼装，设计和配置精良，不会多一只螺丝也不会少一只，按图索骥也好玩。所以航模店是可以关门了。

网上：

——关于上海模型店----翼风的一点回忆2011-1-25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出差去上海，慕名去了“上海翼风模型店”。那是第一次去这个店，很小的门头，“翼”字带有明显的文革气息，上面一个羽毛的羽，下面一道横。好像是在南京西路上（我记不准了），店内也不宽敞，货种很少，附近也不繁华，地处偏僻，店里的服务员一男二女，虽然年纪较大了，却非常和善，可惜没有请教姓名。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就当时来说，算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航模店了。至今还记得，当时买了10套弹射，10套海模，总共才三块多钱（已经是大价钱了，还是自掏腰包），分给学生制作。后来又陆续到上海几次，也是每次必去那个店看看，一是怀旧，二是浏览航模器材，算是对这个商店情有独钟吧。可惜的是，后来店员的接待态度大不如前，有搭没搭的，冷淡多了，现在是不是好多了，我不知道。将来回国去上海，我还是要去看看这个店的。

——应该在南京西路的“春雷”剧场对面，这个剧场现在如果还在肯定也不叫这个明显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了。

记得90年我在里面买过一台压燃的引擎，燃料要用乙醚和蓖麻油混合。

那时候每次去上海都回去逛一圈，现在好像还在，但是已经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了。

——读帖感动

小小翼凤店，

行人皆惦念。

莫道行人心太痴，

航模心相连。

——小时候买过的几本书，可惜都没有留下来，遥控飞机最终还是没能飞上天，唯一留下的仅有一台压燃式发动机，因没有燃料也从未转动过，数次搬家都没舍得扔掉。

——“翼风”这个老航模熟悉的航模商店对于我国开展航模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想问问：有谁知道“翼风”是何年何月开业的？一开业就在459号吗？又是何人创业的？这位老人还健在吗？我们大家都要感谢他！

——“翼风”是1953年开业的，老板姓郭。这位老人好象没见到过。主要是他儿子郭传龄兄妹二人管理。

——我家离翼风只有几百米，所以翼风开张以后就经常去。翼风开张以前我是到北京路陕西路口的美琪书店去买航模材料的。郭氏兄妹都见到过，我还看到郭传龄在画汽车的图，后来想想大概是在画玩具汽车的外形图吧。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美琪书店的伙计老黄来做公方经理，郭氏兄妹就不怎么见到了。

放假的时候我经常在航模俱乐部（离开翼风就一条街），外地航模俱乐部的人到上海采购航模器材需要带路，俱乐部的领导有时候就安排我陪他们去翼风，还去张小泉买斜口刀……。一晃六十年过去了！

——我真的记错了吗？怎么一说到翼风脑子里就立即会出现“新科技”三个大字？第一次和同学一起去好像就是按这三个字去找这家店的，大概是在1973或74年。

——我的第一架弹射模型飞机就是我妈妈去翼风买回的套材装起来的。

洗被子

曹丽华 新民晚报 2011-02-18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洗衣机，洗床单被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在我小时候，过年洗被子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所有的东西全靠手洗。要过年了，家里的被子要洗洗了，就盼着年前有个大晴天。洗床单被里的那天要早早地起床，在房子外面空地处的几棵大树之间拉起晾被的绳子，以免被别人占了先，到时找不到地方晾。早起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大多数家庭一条棉被就一个被里和一个被面，没有多余的，洗了的被里晚上还要用，所以当天洗，一定要当天干。起床后将要洗的被子拆了叠齐了放水里浸着，因为被里浸水后很重，用手搓很吃力，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一块洗被子用的木板。然后将浸过水被夹里放在木板上用板刷一点一点地刷，比较脏的地方多刷一下，刷好后翻个身再刷其他地方，全部刷好后漂洗干净就要拗干晾了。但是一个人拗不动并且拗不干，要两个人分开站，各拿所洗被里的一头往相反方向使劲，将被子拧干，然后就可以晾到早已拴好的绳子上了。以上这些事一般要在早上九、十点前做好，否则会耽误晚上睡觉了。到了下午二三点钟，晾晒的被子基本干了，晒着的棉被和洗过的被里被收了进来，开始缝被子了。缝被子算是一种技术活，会不会缝，缝得是否服帖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心灵手巧的试金石。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就已经开始帮父母干这些事了，大冬天里在户外洗被子，两只手冻得像胡萝卜，通红通红的，不过洗得用力，时间一长就不觉冷了。晚上睡在洗过的被子里，暖暖的带有一股太阳的味道，真是好舒服呵，这一天的辛劳就算有了回报。

后来有了洗衣机，开始是单缸的，然后是双缸的。但住房还是原来的住房，洗衣机在使用前要将它搬到水龙头处，洗完后要再搬回原处，也很费时费力。再后来住上了独门独户的房子，洗衣机被放在固定的地方，想洗，只要把衣被往洗衣机一放，到时洗衣机会提醒你将洗好并且烘干的衣物取出即可。

现在的生活真是方便。不过我仍不时会想起以前过年洗被的往事。

六十年代的年夜饭

2011-02-02金永康 新民晚报

我长期生活在远郊的一个镇上，对于上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年夜饭吃些什么记忆犹新。我将年夜大菜概括为“老四样”：一是油豆腐嵌肉，二是一碗红烧带鱼，三是一盆白斩鸡或酱鸭，四是线粉汤，大抵如此。除此四样，配以炒青菜白菜肉丝之类，便是一桌难得吃到的“年夜大餐”。不过，当时油豆腐、带鱼等物，还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有“大户”“小户”之分，若人丁兴旺的，可分到冰冻带鱼2条，少则拿到1条。冰冻鸡鸭也是如此，大户可分到一只大公鸡，小户可能就分到一只“小种鸭”。

十几岁的我很垂涎“老笋烧肉”，然而笋干是分配给烈军属的。当时商店里难见一粒花生米，乃至1980年我和几位同事去石化城玩，中饭时在一家饭店吃到一盆花生肉丁，我连呼“真香啊”，那一时期的物资匮乏程度可见一斑。

买肉皮

2011-02-02 史美龙 新民晚报

小辰光吃年夜饭，三鲜汤常常是餐桌上的主角，啥叫三鲜？油炸过的肉皮加上肉丸和蛋饺，用文火煮成一砂锅汤，再放些黄芽菜，一家门团团围坐喝得热热乎乎，年也过得滋润。然而在样样凭票的年代，肉皮是上海乡下头农户屋里厢的稀罕物，到过年辰光才能凭票买到一份。有一年，农户的运气不好，年货里肉皮消失了。

我家是农户，过年缺少肉皮，心里自然有些“挖塞”。为此，大人走东家穿西家打听买肉皮的门路，好让过年有点改善。隔壁小伙伴阿根是个“小灵通”，亮灯时分，伊端着饭碗头来讲：“明朝下半日，军大菜场有肉皮买，全部不凭票。”怕我不相信，伊居然口口声声赌咒：“假使有半句骗人的话，就从门口爬到村东头的小河浜旁边。”

军大菜场是为第二军医大学家属区服务的地方菜场，货源充足，多余的副食品经常让赶巧的外头人买到。但临近春节会不会让大家碰到好运，还真有点将信将疑。

第二天，虽然阳光灿烂，但到了中午路上冻土还没有融化。我和阿根踩着硬邦邦的泥土，赶了半个钟头路到军大菜场，果然早有先知先觉者在肉铺前挨个排起了队伍，所幸人还不多。天气真冷，我们在原地跺脚取暖，等着肉铺开秤。不一会，人越来越多，我和阿根被人流挤到队伍中间。好不容易等到开秤辰光，想不到的是前方突然有人叫道：“今朝肉皮无货，回去啰。”顿时，前胸贴后背几百号人的队伍像散了架。阿根呆呆看着我，惊诧之余又不乏尴尬和歉疚，看样子伊回去后要履行昨日傍晚诺言了。

阿根嘟嘟囔囔地走出菜场，我迟疑半天刚要举步离开，不料肉铺里间铁门“哐当”一声打开，胸前系着蓝围单的售货大叔探了探头，吹着口哨慢悠悠抱出一筐肉皮。我眼前霎地一亮，扭身奔向柜台，岂料塑料鞋底一滑，摔了个“啃泥地”，下巴和手掌顿时涌出血丝，痛得钻心。等爬起来，肉铺前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而且个个比我高出一头多。我忍着疼痛想挤到乱作一团的柜台跟前，无奈力不从心，只能在一边“观战”，眼巴巴地望着人家喜滋滋地买好肉皮离开。

“快来快来，排在我前面。”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转眼一看，是阿根冒了出来，伊的位置与柜台伸手可及。我来不及多想，闪身挤在阿根前面。很快轮到我，花2元钱买下了一份3斤多的油炸肉皮，顾不上油渍渍的，抱在怀里夺路而走。

在菜场门口，我等着阿根，不一会伊空着两手走来。我问怎么回事，伊叹了口气。原来，我离开后风云突变，已经买过肉皮的返身过来冲进队伍想再买一份，造成秩序再度混乱，阿根被挤到一边。轮到伊的辰光，恰好肉皮告罄。

回到屋里厢，母亲一边在我下巴和手掌涂上红药水，一边夸奖我为全家过个开心年立了大功。但一听我讲述买肉皮的经过，不禁皱了皱眉，随后把肉皮分成两半。我好生奇怪，因为吃肉皮的辰光还没有到呢。母亲笑着说：“这份肉皮要是呒没阿根侬也买不到，应该讲伊的功劳比侬还大，分出一点来，好让伊拉过年也能吃上三鲜汤。再说，好心应该有好报啊。”

三鲜汤还没吃，鲜味已在嘴里盘桓，我拿起肉皮赶紧朝阿根屋里厢走去。

规范：成长伴随着痛苦

——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回顾之二

2010-12-11 连建明 新民晚报

当年股民在深圳“人抱人”排队买新股中签表

当年万国证券门前投资者云集徐汇（西藏路上海工人文化宫）

银广夏造假事件触发了一场监管风暴

　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速度惊人，但在前十年，也曝出多起震惊世界的事件，原因就在于10年前朱镕基总理所说的“很不规范”。为了市场的规范，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是，换来今天的高速发展，这种痛苦还是值得的。历史表明，只有一个规范的市场，才有一个市场的大发展。

“深圳8·10”事件引发新股发行改革

新中国股市起步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那就是“深圳8·10”事件，随后就有了新股发行制度的逐渐规范。“深圳8·10”事件其实是由认购新股引发的事端，不了解历史的新股民可能会觉得奇怪，认购新股也会出事？现在认购新股很简单，只要点点鼠标或者打打电话，但20年前不是这样的。

深圳当时发行新股采用发售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准备1992年8月10日与11日发售股票认购申请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为中签表，中签率为10%。此前深圳已采用过这种方式发行新股，但这一次出事了。

出事背景与国内股票热逐渐兴起有关，特别是上海造就的认购证神话。1992年1月13日，上海发行认购新股的认购证，每份20元，有效期一年，可以认购1992年上海发行的所有新股。到2月2日发售结束，共发行207.6万份，由于认购量并不大，加上这年新股发行量大增，使得认购证的中签率几乎百分之百。3月2日和5月25日两次摇号的中签率分别是10%和50%，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倍左右，最高价接近10倍，认购证成为暴富的代名词，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后悔不已。

在新股暴富诱惑下，听说深圳发行新股认购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涌来。深圳显然对猛然爆发的新股认购热情认识不够，新股认购表发售点有300个，平均每处的认购者多达5000人。拥挤的人流为了防止被冲散，此时不分男女老少，前胸贴后背地紧紧抱住前面一人，全然顾不上酷暑和暴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签表。

8月10日中签表很快就发售完毕，让排了三天两夜队的股民难以理解的是，一些网点的抽签表很快发售完毕。数千人的队伍，只有前面几十人买到抽签表。但有的发售点刚宣布卖完，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张、上百张抽签表，以每张700元至1000元价格兜售，人们心中郁积的愤懑可想而知。8月10日晚，因为没有买到抽签表，超过万人的队伍打着“反腐败、反舞弊、要求公正”的标语，沿着深南大道，涌向市政府表达不满。深圳市政府紧急决定再发售500万份抽签表并彻查舞弊事件后，事态平息了。据事后清查的结果，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深圳8·10”事件震惊了国内，也震惊了全球。据说当时纽约的主要报刊连着三天转载报道此事。从该事件中，人们一方面真切感受到资本流动过程中形成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如果驾驭不当，其巨大冲击力也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年幼的中国股市，无论是管理方式还是监管体制，在这股巨大的冲击波面前显得较脆弱。

“深圳8·10”事件后，新股发行停止了一年，并引发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还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3年4月22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新股发行逐渐走上规范之路。在20年里，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次数最多，除了认购证、认购表，还有发行新股与银行储蓄存款挂钩的方式，甚至实施过短暂的上网竞价方式，从按市值配售到现在的IPO询价+网上定价的发行方式，一直在探索公平、公正的新股发行方式。

虽然目前市场化的新股发行方式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但证监会仍在不断完善新股发行制度，一项新股发行方式改革了20年还没结束，说明中国股市仍没成熟。

327国债期货事件使衍生品推迟15年

如果说“深圳8·10”事件涉及的是个人投资者，那么327国债期货事件更多涉及了机构投资者，更惊心动魄。发生在1995年2月23日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以其惨烈、惊心和对市场造成的严重后果，成为烙在证券市场上一道永远的伤痕，金融期货和魔鬼一度画上了等号。此后整整15年，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衍生品绝缘。

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向社会公众推出国债期货交易。为了推广和尽快活跃市场，上证所设定的入市门槛很低，买卖每口2万元合约只需500元，资金杠杆效应高达近70倍！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推出国债期货交易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国债发行困难的局面，在制度不完善、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金融衍生品的试验匆匆开始了。初期市场是比较平稳的，但由于当时国内通胀率很高，1994年财政部决定对3年以上的长期国债实行保值贴补，国债利率原来固定的天平被打破了，由此打开了国债期货投机炒作的魔盒。

国家是否会对327国债进行贴息，即327国债的利率会否从9.5%补贴到12.24%，是引发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导火索。以万国、辽国发为首的空头认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财政部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贴息，而多头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不以为然。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急剧增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2月23日一早，贴息传言得到证实，空头阵营瞬间瓦解。327品种一分钟内上涨2元，10分钟后又上涨3.7元。时称“证券王国”的万国顿时陷入绝境。按照当天持仓量和价格测算，万国亏损额逾16亿元。收市前8分钟，管金生孤注一掷，大量透支保证金，通过公司的两个席位连续23笔、每笔90万口，在327品种上抛出了2070万口巨量卖单，实际成交1044.92万口，将327品种从151.3元硬生生打到147.5元。此举导致当日开仓的多头全部爆仓。如按此价计算，万国反而能盈利42亿元。当晚10点多，交易所传来消息，当日16时22分13秒后属蓄意违规交易，为无效交易，327品种收盘价为151.3元。一代“证券万国”就此轰然倒下。

然而，当时市场的投机狂炒之风并没有刹车，各种利益机构都介入到了国债期货的交易中，上证所的国债期货交易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品种，局面已经完全失控。5月11日，319品种上演与327品种类似的严重违规交易，并直接导致我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国债期货在5月17日彻底关门。

327国债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痛，折射出的是人性贪婪的大爆发。万国证券的垮台，并不在于管金生对保值贴补率的判断失误，最主要原因在于大量违规持仓。如果当时管金生遵守交易所规定的持仓限制，即使判断失误造成亏损，也不至于公司垮台。而之所以持仓比例远远超过交易所的规定，显然是一种赌徒心理，把市场看成了赌场，这种贪婪造成的赌徒心态必然走向悲剧。事实上，当时持仓比例大大超标的不止万国一家，辽国发等机构都超比例持仓，以至于这些机构持有国债期货总量远远超过了国债现货总和。可以说，327国债事件是中国机构在20年里最大的一场赌局。

327国债事件的爆发，让人认识到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是多么重要。中国资本市场就是在这样一个个痛苦事件中不断规范，15年后我们有了金融衍生品——今年推出了股指期货。有了327的教训，今年推出的股指期货就稳健得多，规范得多。

银广夏15个跌停板 带来监管风暴

事实上，当时在股市进行赌博的不仅仅是一个管金生，透支交易、操纵股价的现象到处存在，这是一个庄家纵横的时代。

如果把中国A股市场这20年历史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可以说前十年是问题大暴露的时期，庄家操纵股价、上市公司造假、大股东贪婪占有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公司疯狂挪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问题，都发端于前十年。各种利益集团把股市当成自己的提款机，种种严重违规现象，甚至到了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地步，于是就有了后来一场场打击风暴。而后十年就是规范、发展的十年，特别是2005年之后，在初步解决了这些严重问题之后，中国股市引来了跨越式大发展时期。

转折发生在2000年。当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回答了股市问题，朱镕基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总理嘴中说出“很不规范”4个字，足以说明问题严重性。这一年12月25日，中科创业（现名ST康达尔）开始跳水，连续9个跌停板。随后，曾经的百元股亿安科技（现名ST宝利来）5个跌停板，意味着庄家走向覆灭。

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赌场论”，引发一场对股市定位与建设的大讨论。2001年3月，史美伦从香港来到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被委任为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港澳台专业人士。这位“铁娘子”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这一年也被称为“监管年”。

也就在2001年8月，出现监管风暴中最严重的事件——银广夏事件。银广夏严重造假事件被媒体揭露后震惊全国，股票连续15个跌停板，创下股市20年里跌停板数量之最。中国证监会最后查实认定银广夏在4年里累计虚构销售收入10亿多元，虚增利润7.7亿多元，一个胆大妄为、大肆造假的泡沫破裂了。

随后，一个个造假案件被揭露出来，虽然十分艰难。刘姝威揭露蓝田股份虚假会计报表后，一度遭到人身威胁，但这一切为后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下了基础。一个个庄家被扳倒，2004年最大的庄家——德隆轰然倒塌，“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连续跌停。虽然查处庄家的过程伴随着股市的下跌，当时很多股民不太理解，但这一切换来了后来股市的健康发展。

同时，对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清理，对于证券公司的整顿也在这几年进行，代价不菲。中国最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南方证券在2005年4月被宣布关闭，但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规范。一系列制度也逐渐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规范化运作理念也开始为市场接触。如今，“赌场”再也不能和中国证券市场画上等号，股市也没有“推倒重来”，而是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规范的过程伴随着痛苦，但是，唯有规范才能发展，中国股市近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规范，也是个漫长之路，今天，内幕交易等等毒瘤依然困扰着进入弱冠之年的中国股市。规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水龙头的前世与今生

2010-12-18 宗福先 新民晚报

公用客堂间（门）（油画） 蒋昌一

公用灶间（油画） 蒋昌一

独用水龙头（油画） 蒋昌一

看着蒋昌一先生的组画《邻里之间》那纠缠在一起的破旧水龙头，那老式宅库门、弄堂的门面和共用间，它们那么熟悉，熟悉得简直令我心里隐隐作痛；但是它们又那么陌生，陌生得令我觉得恍如隔世。

画里有六个水龙头，而我最多只有过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的经验。但是这个画面，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上海人，都不会陌生。还应该有一幅与之孪生的画面，就是纵横交错的电线、高低不同的灯头、一排排煤气表、明暗不等的灯泡与长短不一的拉线。记得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里去，他住三楼，楼梯之黑暗，便是白天也必须开灯。他家的路灯拉线就从三楼一直悬将下来。我摸黑找到那根线，拉亮了灯朝三楼爬去。爬到一半“啪”地一声灯被关掉了，眼前一片漆黑。幸亏朋友听见了，出门来拉开了属于他家的那盏灯，我才重见光明。朋友拉我进门悄悄地说：你开了人家的灯！我说：那么小气？

但是今天我不会再说这么不宽容的话了。他们是被那个年代的贫困逼出来的。一滴水、一瞬间的电流，是他们唯一能为自己节约下来或者说“挣回来”的财富。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发财的渠道与可能，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用在邻里之间的明争暗斗。厨房间里的矛盾与争斗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曾经是上海市民新闻的经久不衰的话题。

但是仿佛突然之间，这个话题消失了。再也无影无踪。

蒋昌一的《邻里之间》组画暗示我们，这些水龙头、这些宅库门有过辉煌的时刻，在它们面前曾经你来我往，人头攒动。画面上的每个龙头、每根水管，每个公用灶间等都通向一个家庭、一个故事。我非常想知道，那时它们的主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这里的？他们又是怎样如这些龙头般挤在一起生活的？这里的六个龙头之下、邻里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儿时见闻兴业里

2011-01-25 顾德惠 新民晚报

陪同自美国回沪探亲的老同学老邻居阿弟重游故地——儿时居住的延安东路835弄兴业里，地处旧时所谓“新城隍庙”一带。上世纪早期，在上海法租界有一处荒地，当时影界人士张石川与人集资，仿南市老城隍庙格局，构建了一座规模相对小得多的庙，时人将庙名及其周边地方称之为“新城隍庙”。如今，此地已改建成了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的延安路高架旁的绿化地带一隅。

兴业里弄堂狭窄，不过三四米宽。有五幢石库门建筑，前门常关。后面与淡水路一幢大住宅仅隔一条小夹弄，两端筑墙，50年代家家户户后门24小时敞开，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又是儿童的乐园。

新城隍庙中间大门处是“百花斤”，南北两端另有小门。内有小巷横七竖八，店铺鳞次栉比。“新城隍庙”东侧连云路旁有“大块头炒面”等喷香可口的小吃美食，还有花鸟鱼虫摊头顾客络绎不绝。令人回味无穷的还有延安东路相邻“新城隍庙”转角处的“洪长兴”清真牛肉面……

兴业里有些人事在上海滩留有些许痕迹。如：上世纪40年代，曾在兴业里短暂居住的顾志刚，与好友陈蝶衣、潘勤孟、冯凤三、谭雪莱、席曙天、黄彰才、韩菁清在“瑜伽精舍”佛堂义结金兰。此后，经小报记者撰文渲染，被冠以“洋场八仙”绰号。

上海的国际饭店底层本来没有名称，因为“洋场八仙”常去那里喝咖啡，所以也被人戏称为“八仙厅”。另外，一位画虎的名家、几位实业家与现在影视界的一位名导演等人均在此留下了昔时足迹。

上海国

2011/1/11（雷瑁梓发来）

闵行区：澳大利亚，注重环保与绿化，是房地产市场的新贵。多数建筑为新式的别墅,住房条件优越。

黄浦区：英国，老牌的国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吞并了北爱尔兰(南市区)，实力更加强大，堪称上海的代表。然而，毕竟黄河东流去，其往日的风光早已不在，被美国赶超了。

静安区：法国，堪称浪漫的经典，是上海幽雅生活的代名词。高大的法国梧桐，幽静的马路，精制的洋房，处处体现上海的怀旧品位。南京西路是上海最高级的三个办公区之一。

卢湾区：德国，并不是风格象德国，而是与德国的地位一样，卢湾对上海举足轻重。卢湾内敛，干净，与德国业很象。

虹口区：意大利，与意大利一样，虹口总是给人阳光灿烂的感觉，热情奔放。然而，虹口显然太奔放了，不太注重城区的规划协调，所以，虹口显得有一点杂乱。还好，不是太乱。

长宁区：奥地利+匈牙利，富有艺术气质，安静清洁，虹桥路一带电台、画廊比比皆是。而且与奥地利匈牙利相似，长宁的人口结构中也以老年人为主。

闸北区：中东地区、西亚阿拉伯诸国，原因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明白。

杨浦区：土尔其，与土国相似，杨浦的版图是算得上是大的，工业集中，然而，显得混乱，人口也太多。

普陀区：前苏联、俄罗斯，是上海重要的重工业区，这一点与俄罗斯相似。但是，污染严重，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普遍不高。在上海在普遍发展的时候，普陀的发展速度及后劲严重不足，这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境也是一样的。而且，普陀的民居也也很有前苏联集体农庄、苏联建筑风格，值得保留。

徐汇区：美国，是上海目前最发达的房地产市场，商业也是十分繁荣。徐汇是继黄浦之后繁荣起来的，和美国继英国之后的情况相象。

浦东新区：中国，毫无疑问，浦东是最能代表当今中国发展的地方，称浦东为中国，当之无愧。高速的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景，充满活力与机遇。然而，浦东缺乏内涵，没有很多的文化，没有浪漫的气氛，有的只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而已。浦东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冲突，就象中国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冲突一样。

宝山区：日本，新兴的发达国家，同日本一样，以钢铁为支柱，交通方便、生活高质量。但是人口严重饱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开始向小岛拓展了。

嘉定区：北欧三国(丹麦、挪威、瑞典)，一样是科教发达(800年教化嘉定)，工业现代化，环境优美，适合居住。然而，和北欧诸国一样，嘉定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商业太不发达，不够放便。

郊区:

金山区：巴西，发展中国家中的教发达国家，事实上金山的确挺发达。同巴西一样，金山也以石油为命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石油出口，一个是石油进口加工。

松江区：印度，同印度一样，因为是文明的发源地(松江自称上海之根)，对外有仇视，尤其喜欢与中国相提并论，这也一样，松江总是与浦东比来比去。不过，松江近3年的发展的确很快。注：松江话与其它地区太不一样，就象印度的英语一样难懂。

青浦区：韩国，一样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经济发展的同时业重视文物的保护。

南汇区：南非，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以前与南非一样不为人知，但随着开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块“世外桃源”。

(因宗族隔离制度，南非长期与其它国家没有外交关系。)

奉贤区：阿根廷，广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是农业大区。

崇明县：中部非洲国家，一样是欠发达地区，人口众多，但工商业不发达。然而，崇明同中非洲国家一样，拥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人民纯朴善良，语言有别于上海其它地区。而且，崇明中部非洲国家还有相似的是都拥有自然保护区

申城遍讲普通话

2010-12-31 吴莉莉 新民晚报

几位老太相聚，对当今年轻人说的沪语很是不满。甲说：哦唷，现在小人哪能啦，上海闲话讲得真难听，腔调一眼勿对。乙紧跟：电视里上海的小囡，打扮得蛮海派格，一开口，讲三句上海话就要带出一句国语。丙更愤愤：阿拉屋里的小姐还要好，廿几岁了，还把“我”讲成“无”，“外婆”叫“阿婆”；伊还有交关口头禅，啥个“隔手”、“挨下来”……小辰光被我打过，打也打不好，叫人听了难熬煞。沪生沪长的老太们，年纪已过一个甲子，从小受上海文化的熏陶，是吴地方言的忠贞捍卫者。话见不准则鸣，面对如今沪语的串味，牢骚几多，无奈几多。牢骚多了不好，在晚辈面前要担“九斤老太”的恶名；而无奈呢，还真不能嫌老太们啰嗦，这是关系到方言文化传承与延续的大事，必须引起上海市民重视。倘若任方言日渐式微，后果就麻烦。

从前弄堂里的邻居也是多籍贯的，宁波阿姆、广东阿妈、苏州好婆、无锡亲娘，哪家祖籍彼此都清楚，比户籍警还稔熟。各家孩子开口都讲上海话，啥人讲不好，要被小朋友嘲笑的。有童谣作证：“××人，到上海，上海话讲勿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大人们讲不准倒没关系，父辈、祖辈级的，各自乡音夹着沪语，洋泾浜的上海话开开，听得懂就是了。如今的申城海纳百川，上海人开口，想不操国语都不行。同楼邻居见面总要打个招呼，然而面熟陌生，哪晓得众高邻贵姓、贵籍？讲沪语吧，怕人家听不懂，弄不好还以为侬搭上海人架子，只好用国语；送快递的、换桶装水的师傅上门，也要交流几句，不用普通话就难为外来打工者。其实上海人讲普通话也不难，年轻人且不说，就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解放后上的小学，多少学过点汉语拼音，说普通话并不费力，若要标准，便有些勉为其难。有两个听来和看来的小笑话，算得经典：幼儿园有位老教师要上公开课，她让孩子们事先画好图画。上课那天老师说：“小朋友，把你们的小肚皮（小图片）拿出来给大家看”悉力索洛一阵响声后，孩子们全撩起衣服，露出他们的小肚皮！为师的说不好国语，沪语和普通话一团杂糅，真叫听课人哭笑不得；还有位主人陪外地朋友坐汽车去风景区玩，巴士上客人站起来看窗外景色，主人急得叫：当心，要睡觉（摔跤）的，当心睡（摔）下去！客人们却想，这么好的风景怎么不让大家看，还要叫我们睡觉呢，不理他！主人只好一个个地去拽人衣服，强迫大家坐下。语音不准，造成一场误会。解放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倡民族共同语，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现在国情、国力又上层楼，举国都用普通话，交流已不成障碍。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方言区域日渐缩小，上海小囡不会讲上海话就是例子。老太们有微词，语言学家更忧心忡忡。方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域分支语言，是一笔重要的非物质财富。保护中华民族财富，人人义不容辞。年轻的上海人仅是讲不好方言，而沪上的幼童已处于不会讲的尴尬。有个老太五岁的外孙不肯讲沪语，做外婆的开国语却有点累，孩子笑外婆把“晚安”讲成“饭碗”，老太的教育“权威”从此动摇。旁人劝：哦唷，侬吃力口伐？教伊讲上海话！外婆也为难：“我是逼小人讲的，伊半半六十日才蹦出几个字来，比方'我要吃巧克力’，前面几个字屏得吃力煞,后头索性出来'choco－late’”方言讲不来外语代，好罢，这小家伙连国语都不用了。

申城遍讲普通话是好事，这足以说明上海的开放与活力。上海人要保留沪方言，因为沪语是上海的“沪粹”（有别于国粹）。爱护沪粹，老上海人匹夫有责；学点沪语，新上海人也很需要。上海方言这份珍贵的非物资的财富，靠你、我、他大家一起来守才保得住。

申城街头忆旧

杨忠明 2010.11.26 新民晚报

　　秋夜，我在沪上大沽路老弄堂附近的街边徜徉，眼前，既熟悉又陌生，一边是儿时曾经排队买山芋的“大有康”米号的老房子犹存，一边是新楼高耸，怀旧，一种回味，一种逸趣，旧时的街景渐渐地在我眼前回放……

　　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我住在申城老大沽路马立斯菜场正对面的老屋，夏夜路边，昏暗的老式荷叶边灯罩的路灯下，有人在打康乐球，声声清脆，小菜场里咸黄鱼腥味丝丝袭人，路边，有人在吃小摊馄饨。跑马厅旁“人民大道”铁链条边一盏盏宫灯的座基上是周围蜗居市民享受快哉清风的消暑福地。白天此地，又是学生踢足球的好场地。儿时，我喜欢看黄陂路武胜路口解放军军营那几匹拉大车的雄壮威武的军马出现，路旁有间店铺，门虽设而常关，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好多中国画，数日一换，朱漆巨桌边有人忙碌着，后来明白，那是家裱画铺。暑天，路边的杨树上爬满天牛、金龟虫；草地上蚂蚱跳，蜻蜓飞。有时一场特大暴雨过后，人民大道周围的大小马路变得一片泽国，嘿嘿！这是上海小囡蹚大水玩的好时光，在污浊的雨水中淌来走去，不亦乐乎！

　　弄堂口小人书摊是上海小囡开心之地，那个矮长板凳乌黑油亮，书架上插满已经不知被多少人翻阅旧得泛黄的小人书，有些《七侠五义》《十三妹》等构图简朴，画法粗犷的武侠小人书，应是民国旧物；还有解放军战斗故事等书，摊主精明，一本厚书分拆成三，可赚更多钱。“老虎灶”里烧水的大铁锅有人定期把锅翻转来合扑在街边用铁铲刮灰，厚厚一层锅底黑灰，被铲得一干二净，小孩围观以为奇。

　　看“西洋镜”旧时街景之一，近十只漆成红色的西洋镜箱放在一个下有撑脚木架的大扁箱中，一分钱看一次，左手握盒仰头对着天空，眼睛对准装有放大镜的圆孔，右手旋动纽把，里面群魔乱舞、夹七杂八的图片跳将出来，哄得小孩是哈哈大笑！拉洋片则是一只大型箱子，前面几个观看孔给坐在凳子上小孩看，摊主边拉图片边说唱，那是沪上另一种街头玩意儿。

　　那年头，马路上的小生意吆喝声很好听，有旧货啊买烂东西、钉碗、箍桶、修阳伞、修棕绷藤绷、穿牙刷、卖熏肠肚子、山东人卖狗皮膏药、削刀磨剪刀。还有真正的高鼻头外国人磨剪刀，用一个脚踏轮子来带动砂轮磨刀，火星飞溅，煞是好看！我最喜欢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连云路新城隍庙街头一个山东口音、肥头大耳的胖子手舞足蹈的叫卖声：“来来来，瞧一瞧，杂杂（只只）都是活地（的）！”原来是一粒凸镜后加两片小玻璃夹着“烂稻草水”的土制“显微镜”，眯只眼往里一瞧，哈哈！一滴水中看世界，数不清的“小虫”在游动，从前沪上早已消失的街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修碗

2010-04-16邵毅平 新民晚报

对于阿南来说，我是万能修理匠。笔写不出字了，我甩两下，又能写了；本子散页了，我用胶水一粘，又能用了；童车龙头歪了，我扳一下，又能骑了……我想，在他心里，我无所不能。天崩了，我会顶；地裂了，我会补……我享受这种被崇拜的感觉。

然而有一天，他打破了一个碗，不仅没有丝毫害怕或歉疚，反而指着一地碎片，理直气壮地说：“爸爸修！”在那一刻，我终于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了。

碗并不是一定不能修的。小时候我就见过修碗的。那时候乡下不轻易买新碗，如果只是一摔两瓣，或者扳坏了一片，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都会请修碗匠把它修好。修好的碗，沿缝一排“钉书钉”，不渗不漏，功能如初。修碗好看，修碗匠聚精会神，“自顾自顾自顾自”，一修老半天；我聚精会神，“自顾自顾自顾自”，一看老半天。

可是，现在早已不是修碗的时代了；再说，我也从未习过修碗的手艺。我想对他解释，我其实不是万能的，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已经摇摆着走了。于是我明白，那句“爸爸修”不是商量，更不是乞求，而是信任与命令，容不得讨价还价的。我当然不能辜负了，于是就乘他不注意，把碎片悄悄地扔了。

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好在，对于修理的结果，他并不放在心上。

后来，渐渐地他不打破碗了。又后来，不打破碗的日子也久了。那天，我们边喝着咖啡，边像朋友一样聊天。我忽然想起了修碗的事，就问他还记不记得，他说当然记得。我得意地取笑他：“你小时候也忒戆了，还当我真的会修碗！”

不料他却诧异了：“怎么，碗不是爸爸修好的？”

这下轮到我诧异了：“怎么，你到现在还以为我会修碗啊？”

“家里碗不是都没少吗？”

“就不能买新的？”

“那么，那些碎片呢？”

“乘你不注意，我转手就扔了。”

他愣了愣，然后笑了：“原来如此。我还一直以为家里的碗都是爸爸修好的呢！”

那一刻，我若有所失。我想，他小时候的这些记忆，一直尘封在某个角落里，从未被“反思”过；而此刻，我把它们重新抖落了出来，让他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这样，在他心里，一个伟大的修碗匠的形象，一定已在瞬间轰然倒塌，就像神甫和上帝在亚瑟心里那样。

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必须的”。在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比尔不是说了吗：“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荡荡老底子淮海路

以前淮海路宽宽的人行道挤满了人，好像大游行，小吃店，西菜馆，中菜馆，皮鞋店，绸缎店，香烟店，电器店，旧货店，各行各业什么都有，购物贵廉都有，十分方便。兜一圈啥未事才买着了。现在呢，眼镜店，手机店，婚纱店倒是不少，还有不少二死店，你进去是你死，你不进去是它死，太高档了，人流却大大不及以前。如有不信者，不妨去荡荡老底子的淮海路。

　　从淡水路向西南转角老胡开文讲起，老胡开文是歙县徽墨名店，不过除文房四宝外，其它文具都卖。对马路的代销站转行的饮食摊，（或马当路角子上记不清楚了），文革中期晚上有现烧咖啡卖，十几只煤气灶头上过滤式咖啡壶，同时煮起来，老远就闻到香味。

　　老胡开文淡水路对面，最老早是一家礼拜堂，小辰光只要进去坐一息，就有饼干派,常去吃吃小点心。再朝西就是一间单开间熟食店，再就是老松盛本帮饭店。那里宵夜的单档双档（油面筋塞肉线粉汤）十分好吃。

　　老松盛隔壁就是上海钟表行，后来才搬过康绥公寓下面，记得那时放着英纳格的广告牌，灯光下发出悦目的荧光绿。钟表行向西就是淮国旧，最近的帖子上的照片已不是原貎了，前身是一家叫五星公司的百货商店，门面是纯白色的磨石子，不是现在照片中的颜色。淮国旧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暂不表。再过去是一家皮鞋或服装店，直到重庆南路角子，有家青鸟照相馆，靠重庆路白色的店面墙上有一只大鸟，似凤凰。

　　淮国旧对面就是徐重道中药店和四明里，重庆路上有沧浪亭卖糕点，青团，条头糕，定胜糕，方糕等十分有名。四明里有一代名医张尔梅，名骨医魏指薪也在稍远南昌路口处。

　　青鸟对面角子上是一家绸缎店，沿重庆路还有淮海理发店和永茂昌糕团店，里面的鲜肉汤团十分有名，夏天吃冷面，冷拌馄饨，还有现炒浇头面，鳝丝，虾仁，炸酱等等，不过最好吃的热炸大排面，送上来时大排上还冒沸油气泡，三角四分一碗，最好玩的是，伙计还会用地道的本地腔唱出某枱要什么给厨房听，十分动听，想来听过这种本地腔的人不会太多。绸缎店隔壁是一条短弄堂，弄堂口有一食档，日里卖煎馄饨和锅贴，夜里卖菠菜粗炒面，也有油头腐线粉汤卖，生意不错。现在还在。

　　弄堂过去就是采芝邨，卖苏式点心，秋冬有鲜肉月饼和一口酥卖，咬开有肉汁流出，西侧橱窗有另类熟食卖，记得除麻雀外，还有形如蟑螂叫龙虱的恐布物体卖，据说广东人喜欢吃，味极鲜。后来叫燎原食品店。最老早采芝邨旁有一间一开间门面的小旧书店，卖低档旧书，但很快便收档。

　　采芝邨过去是一家中华烟行，卖各种牌子香烟外，还卖洋酒和雪茄，烟斗丝。烟行过去有康歌无线电行，主要卖成品收音机，也有少量零件卖，康歌过去有一家百货店，记得好象是益民百货前身，益民后搬去稍西近思南路。

　　过康绥公寓后有一架小梯通往上面街面住户，再过去是一家上海旧书店，开架，但珍稀书刊则放柜，我常在此打书钉。渡过好多时光。旧书店原址现已被上海钟表行使用，前身应该是一家银行，旧书店过去就是一家叫群英的脚踏车行，当脚踏车还未凭票时，此地常有得内幕消息者通宵排队买永久26型。车行过去便是正章洗染店。

　　这一排对面就是全国闻名的妇女商店，自重庆路直到雁荡路（华龙路），雁荡路上有一级理发店叫中原理发店。淮海路上老克勒和时髦女士”才”到这丬店里剃头，妇女商店座落在培恩（文）公寓下面，夹雁荡路对面是永业大楼，永业下又是一间银行，反正都叫中国人民银行。银行朝西有培丽土特产商店，出售全国土产，文革中干脆改名为全国土产。

　　培丽隔壁是海影图片社，原专卖电影或越剧明星，什么赵丹，白杨，黄丹凤，金焰，舒绣文，戚雅仙，毕春芳，徐玉兰，王文娟等照片满店都是，也经营冲放，文革中八角五分一卷的120胶卷十分抢手，开后门兼排队才能买到。据说文革中改名曙光。

　　海影过去有一二家小铺不记得，然后是淮海中路派出所和春江饮食店，生煎馒头一角六分一客，牛肉汤一角。此地原是一家买处理电子零件的销售店，春江前身是在对马路正章隔壁的５２６弄和合坊过街楼下面，占约三分之二宽度有多，二只铁锅敲得銧銧响，吃一客还奉送一碗蛋皮汤，老板（小业主）亲自端来。

　　对面和合坊向西是一间二开间的叫康什么的服装店，常有木模特裸露着引起路人关注，服装店隔壁是华新茶叶店，老派作风，一只只大口瓶，上面有贴纸用隶书写着黄山毛峰，洞庭碧螺，西湖龙井，苿莉花茶等等，一张长柜台，旁边还有茶几櫈子。当时龙井也不过四元多一斤而已。二角几分有一包。

　　茶叶店过去是默林水果店，热天有堂吃西瓜留籽，冬天有美味滚烫的水果羮吃，一角一碗。默林隔壁就是大美摄影材料行，专卖摄影器材，胶卷，相纸和有关化学药品。大美隔壁５４２号就是飞龙大楼，五层高建筑，当时已算除培文，永业外淮海路中段的高楼了。飞龙下面就是野荸荠食品店，卖苏杭小食，秋冬也有鲜肉月饼卖，还有一大铁锅用黑沙炒糖炒栗子，粒粒爆开，店内还有寸金糖，胡桃云片糕，纸包素鸡，香豆腐干，密汁小方豆腐干，咸橄榄，玫瑰瓜子，酱油瓜子等等零食卖，因在电影贴隔壁，所以生意十分之好。

　　野荸荠旁边就是淮海（巴黎）电影院，东侧有小梯，上去则是一家弹子房，淮海电影院过去就是很少有人提起的东华俄菜馆，可算时白俄在淮海路上留下的唯一纪念吧，里面的罗宋汤三角五分一碗，是用厚边的白瓷碗装的，奉上时浇上一点鲜奶油，使汤色呈奶白色，上面漂着厚厚一层红油，十分悦目，正宗的罗宋汤必有红菜头，类似于萝卜，不过是紫红色的。卷心菜永远是软硬正好，是我吃过的西菜馆中最正宗，口感最好的一份罗宋汤。

　　成都路转角就是蓬莱大药房，对面现伊势丹地方应该还有几家店铺，但因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几块广告牌遮盖，据说要成立什么一大纪念馆的刘少奇版本，不过常看到绘图匠拎了油漆筒，不用脚手架就爬在竹梯上把巨大的广告画一笔笔画出来，足可以观看半日。

　　短短一段路，从重庆路至成都路而已，想得出的东西几乎都有卖，几化闹猛？

　　忒长了，息口气，有空再荡下去，淮海路真够长

半夜餐

2010-02-28 贺友直 新民晚报

我们下放时，还只是高级社，还只是土地归公，但毛病已显露出来了。最为突出的是生产上不去，缺粮少副食品，普遍的现象是吃不饱，那时的农民困难到什么程度？要寄封信筹措八分钱买邮票都没处去找。我等下放干部也只好跟着一起过吃不饱的日子。

但是我等有工资保证，有钱就有办法。不知哪一位消息灵通的打听到镇上的小饭店夜里十一点开门，供应菜汤面、肉包子，这是解馋充饥的希望之路。但是每逢开会，领队就三令五申下放干部务必做到与农民同甘苦，严禁到镇上小饭店吃喝，以免损害政治影响。

然而现实比大道理更起作用。我所在的队离颛桥镇最远，步行45分钟（迫切心情驱使下的速度）赶到镇上，小饭店刚开门不久，伙计还正在点火生炉子，那时镇上还没有电灯，点的叫“了泡”的煤油灯，灯光暗淡摸索上楼，刚上到伸出楼板，只见已有两位端坐在上，眯起眼睛收小光圈才看清，原来是常教训我们要注意影响的两位领队，看来他俩也发现了我等，什么表情没有看清，我自己是什么表情，没带镜子无法自见，只是心里在想：“原来如此。”

那晚，受钻在被窝里懒得起来的仁兄之托，带回来三只肉包子，他睡眼迷蒙地在被窝里把三只肉包子消灭了。

申城儿童零食小吃忆旧

新民晚报 2010.2.18 杨忠明

春节到了，瓜子零食年货必备。如今的孩子真幸福，天天像过年，满城尽是美味零食！大小超市数不清的零食堆成山，五颜六色看得人眼花缭乱肚皮饱……遥忆童年，弄堂口吹糖人摊边，孩童围观糖悟空、鼠偷油，摊主笑容可掬，一双油亮亮的手将竹签一拗两截，往饴糖锅里蘸上少许，小孩满心喜欢接过手来不停地搅动小竹签上那晶晶亮的麦芽糖，舔上一口，真甜！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沪城新年小街一景。

　　现在再平常不过的饼干、蛋糕、糖果、瓜子在那年头是过年美食。记得从前乘火车能买到一小盒蜡纸包装饼干，大人欣喜携回家，小囡好像中了大奖！上海小孩喜欢吃油氽臭豆腐干，那炸臭豆腐的油烟鲜香味弥漫整条弄堂，串在麦秆上的金黄色热气腾腾的臭豆腐引得小孩肚子里的馋虫纷纷爬到嘴边，一口咬下，鲜汁涌出，那股鲜香味儿在齿舌间盘旋良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申城烟纸店几格斜放的大口瓶里有儿童最喜欢的三角形纸包的零食：甜、咸支卜、咸、甜橄榄、盐津枣粒条、奶油桃爿、炒沙豆、鱼皮花生、梅饼、拌砂糖、汕头话梅、粽子糖、白糖杨梅干……至于点心小吃有大饼油条脆麻花、老虎脚爪赤豆糕、桂花糖粥粢饭糕、羌饼薄饼酒酿饼，刚刚出炉滚烫的葱油饼：葱色碧绿，猪油透明，咬上一口，脆、鲜、咸、油、香，味道好极了！“哈点来！”这是小学生向同窗讨零食吃的常用语，配合的动作是右手平摊向前伸出，有同学从家里带来香脆芝麻山芋干，一群小囡围着“哈点来！”之声此起彼落，后来才悟出，此话大概是老上海洋泾浜英语“half”（分我一点之意）。现在孩子喝雪碧、橙汁、椰奶是平常事，那年头，我们龙门民办二小有的学生用甘草粉冲成甜水喝，或是拿粒“盐水片”舔舔或泡水解暑。渴了，街口1分2杯的凉茶清心又降火，2分1片西瓜飒啦哩甜！1966年盛夏某日，我表弟从长春食品店里熟人处讨来一大杯冰水，几个小孩抢着喝，咦？冰水入口，感觉就像现在喝茅台，一条线沿着食管缓缓流向胃门……

　　芥辣菜、菜包菜、盐金花菜，是当年食品匮乏岁月里流行于上海街头供孩子们解馋的顶级时尚小吃，卷心菜烫后腌，卷成小卷，盛入小碟，浇上调味料，1分1碟，牙签代筷，入口嚼之，爽、脆、甜、酸、辣，五味齐全，放学小孩最中意。盐金花菜花头浓，一排长瓶好几个，摊主飞快将调料一洒，瓶底敲得乒乓响，吸引孩子来埋单。

　　1967年淮海中路“乐安坊”对面“光明村”点心店，热气腾腾菜、肉中包，每只5分钱，我最企盼有客光临，外婆拿出5角钱，我奔出去买回10只，招待来客。那个滚烫包子肉嫩菜香汁水浓，至今难以忘怀！最近我在苏州观前街搜寻儿时记忆中的味觉痕迹：胡桃软糖、蜜汁豆干、苏州麻饼、五香酱肉、焖肉面……

变迁

2009.12.31复旦报 华文

上世纪70年代初，才读小学的我便随父母一起告别南市老城厢，迁徙到父亲任教的复旦大学。

夜晚，当通向五角场的3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载着我们来复旦时，郊外的一切令我新鲜好奇。清晨，随着笼罩着田野的薄雾散尽，复旦这片土地向我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铁丝网勾勒着校园的轮廓，老旧的建筑，低矮的楼群，泥泞的街道，与复旦仅一箭之遥的五角场也是一派乡镇景象。商业网点奇缺，偌大的复旦宿舍区仅有一个白天营业、称作“合作社”的小店。一到夜晚，只有几盏路灯孤独地守候在街角。一些青年教师在熬夜读书后只能以饼干充饥，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夜晚校园里教学楼和科研楼依然灯火通明，一些不甘虚掷光阴的学生和教师依然孜孜于学问，艰难地进行科研攻关，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复旦腾飞的脊梁。

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奋发，六、七十年代的动乱，复旦终于迎来了八、九十年代的腾飞和21世纪的辉煌。岁月悠悠，我不断见证着复旦前进的步伐：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一大批博士点、硕士点相继建成，教学、科研成果不断创新，大批拔尖人才的引进，让名师荟萃、新秀辈出的复旦园，增添无限活力，“211”工程等的建设，使复旦朝学术型、研究型大学转型。复旦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复旦长高了：以前校园内多为二三层楼高的飞檐翘角的建筑，改革开放后文科大楼、文科图书馆、逸夫楼、李达三楼、光华楼等高楼先后崛起。复旦长大了：不仅与上海医科大学强强联手，还开发了江湾新校区，确立了以邯郸校区与江湾新校区为主体，以枫林校区和浦东张江校区为两翼的校园新布局，实现了复旦拥有国际一流医学教育与科研的梦想，并使高校科研与张江相关产业形成了紧密的结合。复旦变亮了，复旦的夜空霓虹闪烁，餐厅、超市、网吧、书店星罗棋布；夜晚的步行街流光溢彩，从6楼的家中遥望泛光照明的光华楼美仑美奂。复旦更美了，原先的工厂早已不见了踪影，校园里繁花似锦，绿树成荫，亭台楼阁精巧别致，校园里浓浓的绿色透过欧陆风情的黑色雕花栏杆露了出来，青青的草地上安放着白色长椅，莘莘学子晨读的身影隐约其间，如诗如画……

进入新千年，与复旦毗邻的五角场正处于历史的腾飞时期。经上海市委调研决策，决定将其发展为上海市除陆家嘴、徐家汇外第三个副中心。如今，五角场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夜晚从家中的窗户远眺五角场，那儿已是霓虹璀璨，一座座摩天大楼被点缀得如童话里的水晶宫一般。万达广场、东方商厦、巴黎春天、百联又一城等高档商场集中亮相在五角场，一个崭新的五角场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复旦也是国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一缩影，祝愿母校在未来征程上再铸辉煌!

从大锅饭到电饭煲饭

文/程乃珊 2010.2.4 新民晚报

上海方言一句“你吃啥饭？”其实寓意你从事何种职业。不过讲到“吃啥饭”，从中也可看到我们的城市生活轨迹。

　　大锅饭作为一种体制，确有众多弊病，但大灶头烧出的大锅饭，却是香糯可口之极，十里洋场上海，三代同堂大家庭只要不分家，就在一只锅里吃饭。所以就是那种老洋房灶间，不少厨房仍有大灶头的遗迹。现在想想，合家三代共吃一灶饭，多温馨！

　　我记忆中的大锅饭，是下乡时农民家大灶烧，用柴火烧出的大锅饭，特别是新米饭特别香，就几块萝卜干下饭都满口香喷喷的。

　　最难吃的大锅饭是食堂饭，一只只分二两三两装在被敲得斑斑驳驳的搪瓷碗里，大约为了求出饭率，饭都是烂拖拖的，沿碗边上一圈的饭又干硬得烙牙齿。搪瓷碗不保暖，在这样的大冷天，饭未吃完一半已冷了。不过想到当时内地不少地方还吃粗粮，心也平了。

　　人讲吃饭难，对上海过往众多生煤球炉人家，烧锅饭还真不容易。上海人家的好小囡第一学会的家务事，就是生煤炉，一般上海人每天清早上班前第一要做的，也是生煤炉。

　　有说，上海过日子，一只煤气灶比抽水马桶还重要。民以食为天呀！上海话“刁煤炉”就是要它旺时死样怪气，你急它不急，你不急着用火，它又旺得水开了一壶又一壶，弄得你冲也无处冲。因此“刁煤炉”在上海话中是一句较文雅的骂人话，意指专喜欢与人作对不肯配合之举。

　　笔者对铝制饭盒有份特殊美好的记忆，总觉得那是成长的象征。读中学时我们都时兴带饭的。早上将饭盒装好，学校操场上已有大蒸笼一笼笼放好，到中午时就能领到已蒸得热腾腾的饭，有股特别的温濡的木材香味。那时好像很多同学都带饭的，午休时候大家团团一起吃饭一起讨论功课，相对短短的十分钟课休时间，这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最易增进校园友谊！那时每天一只帆布书包之外，女同学多人手一只彩色编的网线袋装饭盒；男同学要“酷”多了，用几根帆布带子扎住像拎篮球样，这已成我们这代中学生特别的一道风景线。

对烧煤气人家，一切当然要方便多，但也得人守住炉子，一不当心水就会“潽”出来将炉火潽息成夹生饭，或者火太旺饭烧焦。

　　大冷天，上海人家必有只稻草焐窝，内外两层用旧布密密缝好还有只厚厚的盖子，以保证饭锅仍是热腾腾的。

　　对双职工家庭来讲，下班回家再淘米烧饭确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家务。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友间曾悄悄窃语，日本人发明一种饭锅，上班前将电插头一插，回家后一锅热腾腾的饭已好了！简直是天方夜谭！读者应记得电影《花样年华》，女主角的专做日本贸易的丈夫带回一只电饭煲大家好奇围观的镜头吧？

　　1959年，第一批日产乐声牌（松下）登陆香港，共24只，售价4500日元，相当普通人大半个月人工，属奢侈品。随着香港经济腾飞，职业女性剧增，电饭煲很快在香港普及，但十年后的上海，对此物仍十分稀罕，真是那个时代上海的悲哀。

　　其实那时上海一些有海外关系的家庭也有亲戚馈赠电饭煲的，不过大多作装饰品不用。一来那时工资低，相比之下电费显得比煤气贵。电饭煲一用再加上恒温保暖，这要用多少电！再者，不少上海人家都是小火表搭大火表，有的还算灯头加人头，总觉得上海人家算水电费，是一则最繁琐的四则应用题，你家里一只大多数人看不懂的用电的饭锅，不闹矛盾才怪呢！

　　现在讲起这些，恍如隔世！上海人家现今哪家不用电饭煲？连民工的出租房都用上电饭煲呢！电饭煲烧饭松软香，且没有饭焦。不过，很怀念从前家中的老焐窝，特别下午相对家务较清闲时分，头发斑白的老保姆戴着老花镜一面缝焐窝一面轻哼绍兴戏的景象。在电器化普及之前，连保姆，都像家人样一心呵护着这个家！真弄不清我们的文明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饭焐子

2011-01-24 陈光新 新民晚报

晚上，一家人围坐一桌吃饭。看到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80多岁的老母亲情不自禁发起了感慨：“现在的人真有福气，几乎家家都有电饭煲、微波炉，烧好的饭可以自动保温，热个菜只要三两分钟，即使三九寒冬也不必担心饭凉了菜冷了……”她的一番诉说，引起了我们对逝去往事的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烧的是一只煤炉，每天的烧煮顺序是先煮饭后烧菜。夏天倒还好办，到了冬天问题可就来了：等到菜烧好时，先前煮好的饭早就凉了。那个时候的保温措施，最早是用旧衣服包裹。母亲找出一件不穿的旧棉衣，一钢精锅饭烧好了，不管干饭稀饭，都立即端到旧棉衣上，把棉衣的几边和袖子翻上来，把饭锅包裹起来进行保温。一件棉衣很难把饭锅包裹严实，保温效果因此而大打折扣。后来，看到有农民挑着稻草编的草焐子进城来卖，母亲就按照饭锅的大小买回来一只，专门用来焐饭。这种用稻草编织的草焐子，被热锅烫了以后，草茎容易发脆、断裂。母亲就用旧的软布在里面“衬”上一层，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今年用过了，把它搁到一边，明年冬天拿出来接着用。

到了八十年代，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泡沫塑料的饭焐子，下面是圆筒形，上面一个盖子。把烧好的饭锅往里一放，盖子一盖，严丝合缝，保温效果胜出一筹。几年之后，随着电饭煲的面世和普及，这种塑料饭焐子也很快不见了踪影。造饭焐子的那些厂家，大概都与时俱进转产电饭煲去了吧？

又见“老虎灶”

———草根民生（1）

2009-12-14解放日报张春海尤莼洁

　　不知何时起，在上海的乡间，“老虎灶”又回来了。

　　与老上海人记忆中的不同，这些“老虎灶”经过了改良，铁皮做的小锅炉由电子控温，自来水管子直接入炉，外面竖着一根细细烟囱，并没有书中所载“灶行原类虎，水势宛喷龙”（据说这也是老虎灶名字的来源）的气势。

　　只是，还是一如既往的便宜，一瓶水1毛钱。在奉贤平安镇的一家“老虎灶”，我们问老板娘是否能赚钱，“利很薄的，不过生意还可以，平常一天能卖五六百瓶，过年的时候能有1500瓶呢。”老板娘姓万，是本地人，她和丈夫每天5点起床烧第一壶水，晚上9点熄火，守着老虎灶生活简单而又辛苦。老板娘还在旁边的小屋里支了一架织布机，做围裙，做床单，售价也便宜到最低几块钱。说是老板和老板娘，似乎更像以物易物时代的手工艺者，并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这里的水蛮好，滚烫。”一位骑摩托车来泡水的爷叔说，他就住在旁边的居民小区里，一张嘴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在家里用电或者用煤气烧，一瓶2毛钱成本总是要的，别看一瓶就省1毛钱，对我们小老百姓也是钞票啊。”

　　为什么“老虎灶”的开水可以这么便宜？老板家的院子里堆着废木材废纸板，小山一样，有些是问刚拆迁的人家买的废料，一车四五元，这些就是燃料，1毛钱的水价需要精打细算地维持，来满足同样精打细算的需求。

　　但烧废柴是否会加大碳排放、污染环境？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星翼前段时间考察过“老虎灶”，他认为，木柴和煤气、火电都是传统能源，碳排放的多少并不看有没有烟，而是看能源利用效率，“老虎灶”把众多家庭的需求集中起来，使用的又是废木柴，相比各家用煤气或电烧水，大大降低了单位能耗，因此，“老虎灶”其实是一种更节能的生活方式。至于“老虎灶”会产生黑烟的问题，戴星翼认为，这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在茫茫长夜，连都会霓虹灯都相继隐灭，惟他的腔内仍是通红，与我们相伴到黎明。”这是程乃珊在《逝去的上海老虎灶》中的描述。但再一次见“老虎灶”的景象，与诗意无关，与怀旧无关，如果非要描述，唯有“民生”二字：通过“老虎灶”每天能节省的那几毛钱，即使在今天这个物质并不匮乏的社会，对一些人而言，也许并不重若泰山，但也不是那么可有可无。

　　冬天的乡间，“老虎灶”的炉火虽微小却温暖，惠及的，或为普通平民百姓，或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勤劳、俭朴，对生活充满爱与希望，是草根，亦是国家与社会的基石。他们种种的生活需求，或可称为草根市场，虽无繁华夺目之处，但庞大而又值得尊重和关怀。这个市场的景象，不仅存在于乡间散落的“老虎灶”上，也在城市众多的角落里。今后，我们还会用镜头一一记录。对一个向来以节约为美德、人均财富也称不上富庶的国家来说，这些景象并不可耻，而是真实而坦然的一部分，我们为更美好的城市而继续奋进的动力与勇气，有一部分就来自其中，就好像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样。

“老虎灶”旁，一边是烧水养家的奶奶，一边是学着写字的孙儿。

烧开水的安徽阿婆，“老虎灶”内的火光照亮她的一张笑脸。

一位烧开水的老伯的手，布满捡柴劈柴磨出来的黑黑皱纹。

一个旧铝锅内装满了一壶一壶水换来的一毛一毛的钢儿。

一间“老虎灶”，不仅是冬天里大家买热水的地方，也是邻居乡亲相聚的温暖小屋。

一张旧船票

2009-11-15 张志德 新民晚报

这张旧船票，我已保存近三十个年头，几次搬家整理杂物时，都舍不得丢弃，因为它记录了我的一个荣耀。

1980年暑假，我应邀出席在青岛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离报到日期，还剩三天，但还未买到船票（当时还未开通上海至青岛的直达车，坐飞机，我没有资格）。

我即发电报给会议主办单位：买不到船票，不能准时抵达，放弃参加会议。主办单位回电：务必参加，你的论文已安排大会第一宣读人，并有科协领导作重要讲话。

那天早晨五时，我到金陵东路退票窗口排队，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希望能买到一张退票。苍天有眼，大约九时左右，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到窗口退票，是一张第二天下午开往青岛的二等舱船票。我对售票员说：“我买了。”售票员说：“你有证明吗？”我急忙出示参加会议的邀请函及单位工作证。她看了一眼问：“你是教授吗？”我如实回答：“讲师。”“那是不能卖给你的。”她冷冷地说。我苦苦恳求，又把主办单位回电函件给她看，这时候窗口内出现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仔细看了我的证明材料后说：“破格卖给你。不过你回单位报销可成问题。”我说：“我自己想办法。”

第三天下午三时，我坐进二等舱房间，真有别样的好心情。轮船起航了，我和其它三位旅客都没有出门，倚在席梦思铺位上聊天。船出吴淞口，我们彼此较为熟悉，初步了解到各人的现任职位。这时候，服务员送来开水。我自觉自己职位最低，年纪最轻，就要为各位长者泡茶，却被那位浙江省嘉兴地委书记阻止了说：“张老师，你不用忙，我给大家沏新上市的龙井茶，尝个鲜。”

我对那位南京军区某师参谋长说：“今天，我能同诸位首长同行，得感谢您的帮助。”原来那天退票的解放军战士是他师部的警卫员。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参谋长的爱人是驻地小学教师，适逢暑假，参谋长到青岛出差，爱人也回青岛探亲，后勤部就给他俩买了二张二等舱船票。参谋长知道了，坚决不同意，并对经办人说：“我妻子不能坐二等舱，我是师领导，更要带头遵守财务纪律。”于是，就有了退票的一幕。

那位上海汽轮机厂总工程师对我说：“要不再过几年，你就可以自由自在乘飞机，坐软卧出差。”我感慨地说：“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傍晚，地委书记建议：大家难得相聚，共进晚餐。我们到甲板餐厅坐定后，参谋长拿着菜单要我点菜。地委书记说：“不要浪费，四菜一汤就可以了。”总工程师买来了两瓶青岛牌啤酒，说：“平时，我是滴酒不染的，今天见到大家高兴，就破例了。”大家拍手鼓掌。不一会，服务员端上了回锅肉片、芹菜炒干丝、红烧鱼块、白菜煮毛豆、榨菜鸡蛋汤。参谋长见到后高兴地说：“张老师是个好当家，点菜经济实惠，营养丰富，我买单了。”地委书记发话：“还是平摊分账好，我们做领导的，先从管住嘴做起吧!”……

一星期后，我到学校财务科报销差旅费，我自觉地把十二元九角二等舱船票留下。后来妻子知道了，心疼地说：“这笔钱够你一个月在校的午餐费，下个月你要喝咸菜汤过饭了。”我说：“值得。这次青岛开会，我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这给广大知识分子是一个鼓舞；我能坐上二等舱，是一个国家进入新时代的变化；更为感动的是：我近距离目睹了共和国几位高级干部平易近人，严以责己的风范，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的。”

到了九十年代，我坐软卧到成都出席教材审稿会议，乘飞机到西安参加招生工作……没有留下票据，报销了。

电话逸事

2009-11-01 陈祖芬 新民晚报

1989年，我在京住的两居室月租不到6元，但是电话费每月要18元，可见电话之金贵。上图为电话费发票，下图为房管所月租收据

以上四图是前后两代电报的样式和封袋。那时，有些电话不好打的地方电报能到，电报是不可或缺的通讯手段

1984年4月18日的《光明日报》，给我一份惊喜，那240户装上电话的农民，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

随身带的人民日报社空白介绍信和随身带着写好的文汇报介绍信

那时北京人艺和中国儿艺都要调我去，有关负责人除了分别登上我那6楼外，还是只能靠写信，尽管情势颇紧张——因为我家没电话附近也没有公用电话

当时联系手段基本是通信,连只有一点点视力的骆宾基前辈也只能用斗大的字给我写信

◆陈祖芬

【作者简介】

陈祖芬自述：上海人把我当北京人，北京人把我当上海人。我早上醒来常常发现自己既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人家叫我作家，我作文常常不在家。我在上海读大学时想当剧作家。我高中毕业时想当翻译。我上小学时想读遍天下的童话。我两岁时是上海电影院的老影迷。我生出来的时候没哭，光笑了。

小引

周立波和1982年上海《新民晚报》的一则找对象启事

最近在网上看周立波讲30年，他是笑侃，我是笑翻。周立波在007的音乐中戴着大墨镜扛着道具枪酷酷地上场，他的功夫也确实了得。每天要看14份报，随处带着小笔记本随时记下闪现的思想，这些只是他的基本功之一二。有句话叫做：功夫在诗外。诗外的功夫焉是凡常之人能学到的？譬如阅历，譬如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是人人都拥有的，只不过周立波尽情地享用了极致地运用了。那就是今天才有的自由空间。老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想或可改成人生不自由事常八九。越是经历过太多的不自由，才越是会把今天的自由最大化，于是，上海出了一个周立波。

关于贫瘠年代的不自由，我随便拿出一张1982年11月5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面登载一家锻压厂为未婚男青年找对象的启事。“断章取义”如下：“本厂是上海军工小三线，全民所有制单位……距上海约400公里，每天有上海公交专车直达，乘车10小时即可到达……凡本市和外省市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未婚女青年（除大三线单位外）、上海街道、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及社会待业女青年……”

这是一则绕口令式的启事，若是译成外文，外国人面对这“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小三线”、“县以上”、“里弄集体事业单位”等等名词，肯定很雷很无奈。

当然，在当时登这启事，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工作做得细致，恐怕只有上海人才有这样的精细，用现在的语言，叫做：细节决定成败。

那时候除了这些“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等等的约束，还有太多的不自由，譬如要紧要命的时候打不到电话。

上篇

广州有一怪，电话不如汽车快

1984年我北京家中当然不会有电话。但是我外出采访前，不能不打一系列联系电话。而打公用电话就得等、等、等——占线的、没人接的、别人插进来打的。等着打电话的人，神情都是程式化的：心急如焚，头上冒火。我拨着电话，占线，占线，占线，占线……怎么哪个电话都占线？“你先打吧。”我对身后一个人说。他刚打完，一个反应灵敏的人一下把话筒抢到手，我只好仰天长叹：时间啊！

每每当我又要开始一次还漫无头绪的采访的时候，使我感到望而生畏的不是这个题材的广度和难度，而是：电话！

我原先以为电话是对劳动力的一种解放，可那时真觉得电话简直是对人的一种折磨。那年5月有一个信息对我太具冲击力。报载北京丰台区的蘑菇专业户走进市电话局营业室，拿出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要求自费装电话。而且当天下午电话局的师傅们就为他家安上了电话。

电话！我对电话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手段有着太强烈的感性认识。我真为这个自费装上电话的蘑菇专业户高兴！

但是，一个个电话打到了电话局：你们电话局是不是吃了他的蘑菇了？为什么我们申请装电话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上？

哪里装得过来呢。电话局采取过一个应急措施，全市在长安街、王府井、前门……装了一批铝合金投币式公用电话亭。但是北京最多的是胡同，怎么没见胡同里有电话亭呢？后来我走进胡同就明白了。有人为了偷电话机身里的硬币，把机身拆走了。怪不得电话亭不敢进容易出事的胡同。

1985年我终于可以从深圳先去广州采访电信。

那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晚上。我是说我乏得迷迷糊糊。不知什么时候，我朦朦胧胧地睁开眼，一座灯火辉煌的白色大厦充满了我的视觉屏幕。广州可到了。这是哪条街呢？这是……这还是在深圳到广州的深南公路上！眼前是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漆黑的夜里，“小面包”的尾灯和我这辆车的前灯，使那乳白色完成了从车体幻化成大厦的蒙太奇。

实在是我太困了，实在是车开得太慢了。深夜的公路上，竟还会像北京的闹市那样经常车辆堵塞。有一次我在车里醒过来，看见迎面而来的车流停滞了。前面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碎的事故。这条公路上每月都有死者。听说这年1月到8月，广东省的车祸一万多宗，死者一千多，伤者七千多。但是深南公路上，相向而行的两股车流以“前仆后继”的劲头奔驰不息。

湖南的车、香港的车、广西的车、广州的车、新疆的车……来自全国的车在这里各领风骚一瞬间，好像在举行汽车的“选美”活动。

我那车里的迪斯科音乐更在强化这种“百舸争流”的气氛。交通是城市发达的一个标志，车队像血液一样流动于广州的大街小巷。

广州好像没有夜晚。住进饭店，发现从凌晨开始，窗外是没完没了的汽车声，过道里是没完没了的走动声。广州的电话，白天打不通，晚上响不停。我很快产生一种心理变态：看见电话就怕。电话太跟不上需要，又太需要了。蕴含着令人激动不安的心态，充满着胁迫现状的动感。当然，静止的社会是扼杀创造性的，一个城市的问题，正是这个城市的机会。

广州人说：广州有一怪，电话不如汽车快。有一次我给广州的某单位打电话，拨了半天打不通，便想起了“广州有一怪”的“醒世恒言”。我坐上车赶到该单位，说完事再返回住地，前后不过半小时。呜呼!电话不如汽车快!

下篇

1989年夏，还是不敢相信家里能安上电话

任何事物都是由社会的需求量来决定它的价值的。

1989年夏，听我那塔楼里的住户说，使馆区所属的电话局要换程控。原来这个局的电话号码就让给这一趟街的居民。不用钻天打洞找头头走路子，电话就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于是纷纷登记，多交预收金，乐不可支。但还是不敢相信，电话这么容易就能装上?

电话工来了，正骑在电线杆上架电线呢。高高的电线杆下，集合着住在塔楼里的头等电话爱好者，譬如我。拔直了脖子，绷紧着身子，仰望那高不可攀、不可企及的电话工。没有人说话。生怕意外的嘈杂惊扰了超凡入圣的操作。

电线杆上的一个人把电话线奋力一抛，抛上了四层楼。电话爱好者们雀跃起来。真不容易!大家说。这是惟一可以说应该说的共同语言。表情也一律，像交流电。似乎只是为电话工抛掷技艺而高兴，为赞扬电话工而赞扬电话工，完全不与自己相关。然而各家冷暖自己知。那个十七层的靓女想着只要床头装电话，夜不成眠时就可以与远在深圳的丈夫说些亲亲爱爱的话。那个住在十八层的孝女想着客厅里装上电话，就可以时不时地向离休老父汇报小外孙吃了半只法式面包或是大便很乖。都是十万火急之事，都想第一个装上。不知为什么四层的一家先拉上了电话线。是和电话局有特殊关系，还是认识架线工?人们交换着探询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悟到他们是烧香了。

住一层的老教师昨天把在室外操作的电话工请到家中，沏上清茶，讲大课似的讲述电话如何重要对电工如何敬慕。今天步入楼道，迎面一个小伙子对他说：下午给您装。老先生一愣，不知说话者为谁，也不知是在与谁说话。定睛细看，似是昨天喝茶的电工，但神情庄严了许多。

老教师赶回家里与老妻加加减减地算了一笔账。譬如增加咸菜的开支，减少鸡蛋的供应，提倡多食馒头，制止面包之类的高消费。如此两人一月可省出五十多元。于是老两口上街用这笔钱买了一条阿诗玛香烟，准备接待电工。这当儿，楼里楼外，火火风风，各家都在各显神通。

随即有人在楼道里发布消息：四层那家装得快，是因为烧了大炷香——送了两条万宝路。

老教师的阿诗玛拿不出手了。谁能为阿诗玛提神壮胆呢?供在组合柜最显眼处的那瓶洋酒人头马，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焕发起金红的生命之光。然而这是老夫老妻的银婚纪念物。二十五年前结婚的时候，正打派仗。大家无非送些塑料布或者领袖石膏像。后来不知哪里去了，大抵随着那个不可一世的时代殉葬了。陪同殉葬的还有他们夫妻两人的青春。银婚这天，很想补偿一下，享受一番，疯狂一次。大学者王国维说得好：一事能狂便少年。朋友们很默契地送来一些他们最疯狂的想象力也够不着的东西。譬如一位当上科技实业家的老同学，送来了一瓶洋酒：人头马。这是洋人送给这位实业家而他自己舍不得享用的。银婚之后，银夫对银妻曰：这瓶酒要陪伴我们到死了。银妻不觉黯然，终究丈夫此生也不会享受，不能一狂了。

现在，狠狠心把人头马连同阿诗玛这马并那玛一起送给电话工吧?老夫讷讷，老妻默默。

两位芳邻长驱而入。这两天，原先每个单元如自耕自作的独家农舍似的高楼，突然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格局，如同面对空袭，生活在一个防空洞里的人们，再没有门户之隔。大家都不关门了。芳邻们两双纤纤玉手各抱着一纸箱的强力啤酒。到一层老先生家，一则喘口玉气，二则看看老先生准备了什么上贡的礼品。关心先生的礼品是否够劲儿，更关心自家的礼品是否高先生一筹。老先生如牧童遥指杏花村似的以童稚可掬之态指着他视为至亲至爱的人头马。芳邻一号大为不敬地一扭臀：电话工都是三个人一组，叫三个人怎么分一瓶酒?人家四层的塞了两条洋烟，我准备了三箱啤酒。不是这个强力，这是给他们干活时喝的，增加气氛。那三箱是进口的兰妹啤酒，人家送我公公的。借花献佛，整个儿一大送!

老先生不无感伤地望着人头马和阿诗玛：我家电话装成装不成，全看你俩的运气了。

这天下午电话工走进了老先生家。老夫老妻惊恐地手足无措。电话工说，昨天听您说得怪难的。四层那家更难，老人有心脏病，一发病就要打电话叫人叫车。我们就先给他家装了。

老夫老妻的眼神落到安然端坐在组合柜里的人头马上。

二十多年后

《北京晚报》2007年1月17日报道，北京人均手机1.2部。《华商报》2007年12月25日报道，手机短信走过15年，中国人变得爱“说”。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更有名言，“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器官”。2009年4月1日，中国经济网上有2009年愚人节超搞笑整人手机短信大荟萃。再回想“吃商品粮”、“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回想电话不如汽车快的年代，叫我想起一个夸张有趣的广告：我赚——钱啦，赚钱啦，不知道怎么花。我想现在的手机族是：我自——由啦，自由啦，电话随时打，短信发发发！

米缸

2009-10-25 沈嘉禄 新民晚报

过去，上海人家大多置有一口米缸，就塞在床底下。我小时候学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淘米。做完功课，暮色四合，是预备烧夜饭的时候。照妈妈的吩咐，我从菜橱里捧出一只钢精锅子，将床底下的米缸拖出来，问：“要淘几罐头啊？”

量米的是一只马口铁小罐头，根据当晚吃饭人的多少而定——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周末尤其多，故而有此一问。

淘米，须使劲搓揉翻旋，似有章法，陈年洋籼米淘出来的水是很混浊的。更须认真，一不小心，会有米粒顺水逃逸，那是要挨骂的。

我家的米缸高一尺，直径一尺半，缸外壁施祭蓝釉，有莹莹光泽。爸爸告诉我，这是解放前买下的一只炭火缸，冬天用来烤火。那么——我家先前也阔过？自我懂事后，家中再无烤火这回事了。有一次淘米时，罐头刮到了坚硬的缸底，发出刺耳的声音。“妈，缸里没米了！”我的声音带了一点欣喜。因为我很想攥着购粮证和钱去买米。这是我接触钱的好机会，可以体验一下交易过程，虽然稚嫩的肩膀只勉强负得起十来斤米吧。

现在想来真该打，我不曾想到妈妈听到这声“报告”时的惊心，也不懂得去察看妈妈脸上笼罩的愁云。妈妈放下手里的活——给外销毛衣绣十字花，带了一块手绢出门了。一刻钟后，捏着两张钞票回来，关照我去买七斤米。为什么不是一个整数？数了钱我后悔失口，就这么点钱嘛。

那情景，在我七岁时发生，我要用一辈子记住它。

我十岁了，国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家境也有所好转，淘米依然是我的任务。有一次淘米，意外地发现了虫子。它们从米粒中钻出来，突围似地爬到我小手背上。我惊慌地缩回了手，尖叫起来，很委屈的样子。

妈妈却不着急，居然还笑：“是吗，米缸里生虫啦？”

米缸生虫有什么好高兴的？吃下去要生病的吧。妈妈却说不碍事，米虫吃米，我们即使吃了它，也不会生病，再说大家扯平了。

过了两天我总算弄懂了，米缸生虫，说明我家的米缸很久没有见底了，陈米在缸底囤卧着，日久容易生虫。后来，根据妈妈的指示，将陈米清出，用湿抹布将缸内壁细细擦净，晾干后再盛米。这活比较麻烦，我为此出了汗，当然也很高兴。

我第一次看妈妈做饭，是做面疙瘩。卷心菜老帮子剁碎，入锅煮熟后，妈妈捧一只大碗，将事先拌和好的稀面浆，一筷一筷地夹入锅内。面疙瘩少油寡味，泛红的卷心菜帮子吃口有点棉。妈妈不时将自己碗内的面疙瘩拨给我一些，我不懂推辞，吃得稀里哗啦。吃面疙瘩，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十岁左右，我家又吃了几顿面疙瘩，是与咸菜肉丝共煮的，出锅前加一勺猪油，还加了佛手牌味精，肥肉丝漂浮在汤面上，鲜美至极。妈妈做面疙瘩时还哼了几句越剧，好像是《何文秀》。

前不久我去浙东临海古城游玩，拐进紫阳街，城墙下开了几家古玩铺，生意清淡。有一家，老红木八仙桌下坐着一口缸。对了，就是炭火缸——跟我家的米缸一模一样。现在我知道，那是宜均，非陶非瓷是谓炻。向老板询价，老板伸出一个手掌：五块。

古玩业的行话我略懂一点。五块，就是五百元。在我总角之年，家里所有财产加起来可能也不满一只手，虽然床底下就卧着这样一口米缸。

彩电，我的“红娘”

陈 奇 2009-1-11新民晚报

　　那是1989年，当时，彩电是我们上海人心中的“王子”。似乎年轻人要找到心爱的姑娘，必须先寻觅到彩电。因为，彩电不仅仅代表你的价值和实力，还代表着你的能力。

　　记得当时，我同琼的关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天，琼找到我，皱着眉对我说：“我妈不同意我们再谈下去了。”我忙问：“为什么？”琼说：“我妈说隔壁张阿姨给介绍的小伙子比你更好。”我感到十分奇怪：“你妈看也没有看到过我，怎么知道我比那个小伙子差？”琼说：“我妈听张阿姨说，那个小伙子的父亲是上无四厂供销科的，电视机票随便拿。”我听了，顿时哑口无言。

　　晚上，我一个人十分无聊地到处晃悠。走到华侨商店附近，忽然听见耳边轻轻地有人问道：“电视机票子要不要？”我眼睛一亮，马上问道：“怎么要法？”那个戴绒线帽的人四面看看，说：“800元一张金星票子。”我脑子一时失灵，以为听错了，忙问：“到底多少？”“绒线帽”说：“8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不要”，我一口回绝，要知道，800元，相当于我当时近四个月的工资呀，再加上买电视机的钱，我一年不吃饭也买不起。走了几步，一个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他比你好，因为他电视机票随便拿。”我一咬牙，再一次寻到“绒线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760元成交。约好第二天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第二天，我从银行取出多年的积蓄，再一次来到华侨商店门口。正当我同“绒线帽”交易时，不料被人一把抓住，原来“便衣”早就盯上了我们。就这样，为了一张彩电票，我生平第一次进了黄浦公安分局。在黄浦分局，我老老实实地交代了我的“问题”。当听说是为了不使自己心爱的姑娘离开自己，才被迫用高价购买彩电票时，公安人员非常同情。加上闻讯而来的单位领导证明，本人一贯是规矩人。所以，那一天，居然获得开恩，不仅予以释放，而且还破天荒地把彩电票还给了我。我如获至宝，于当晚自说自话地来到琼的家。琼和她的家人十分惊讶，而我却像一只斗胜的公鸡，高昂着头，向我那未来的丈母娘骄傲地献上一张18英寸金星彩电票。那一天，在眉开眼笑的丈母娘的夸奖中，我同琼的关系马上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升华。更妙的是，当这张彩电票在张阿姨、李阿姨等四邻八舍兜了一遍以后，还放在琼的家中玻璃台板下压了半年。当我和琼结婚时，彩电票才成为我们新房中的“金星”。

　　如今，虽然这台彩电在我家早已经“下岗”，42英寸液晶彩电已经是我家的“王子”，但我仍然舍不得仍掉那台“红娘”彩电，把它拿到我的小房间，经常独自欣赏——我深深地感谢它。

骑自行车的日子

陈吉汉 2008-4-9 新民晚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才十几岁，最崇拜当乡邮员的二叔，他骑着自行车能在一尺宽的田埂上行走自如，那辆特制的绿色专用自行车对我极具诱惑。在一次精心的策划过后，我偷偷地推出了二叔的爱车，在夏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骑跨在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双手扶把，两脚蹬地，滑行了很久，才渐渐把两只脚踩上了踏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功的喜悦——尽管换来一顿严厉的训斥。

　　哥哥结婚时买了一辆自行车，也圆了我的骑车梦。骑车的机会多了，车技也慢慢熟练起来，但第一次骑车带人，我还是闯了大祸。那是我骑车送妈妈去十里外的外婆家，因为我的力气小，控制车把的技巧也不够，妈妈在上我的自行车时，我一时没有把握住车把，自行车猛地一摇摆，后轮的钢丝刮破了妈妈的脚后跟，缝了好几针，至今都觉得实在对不起妈妈。

　　上中学时为了省下坐汽车的路费，我每周来回骑车数十里，从来没感到过累，但也没少闯祸。有一次，路上有一位养钓鱼鹰的渔民肩扛着一根长竹竿在前面走，我骑车跟在后面很好奇地看他肩上的鹰，一不小心，他那长竹竿的尖端绞进了我自行车的前轮，咔嚓一声，那个尖端就断了。老渔民说，那可是要花很多功夫才能加工好的特殊机关，没有它，就无法召回捕鱼的鹰。他拉住我的车不放，好说歹说我还是赔掉了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才被放过。

　　最倒霉的一次，我在街上撞上了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其实因为我刹车还算及时，仅仅把他的裤子碰上了一点泥土，他却不问青红皂白地扯下了我的自行车铃铛顺手扔进了路边的池塘里。因为车是借别人的，我只好花了两元钱赔了一个新铃铛。

　　要说自行车被盗那可是件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我回顾一下二十多年的骑车史，被盗自行车至少在五六辆以上吧。上大学时，朋友的自行车让我代管一下，我把它锁在宿舍楼下去午睡了，起床时哪里还有车？朋友不讲义气硬是让我赔了二百元，其实我后来知道他那只是一辆二手车，也不值这个价，我那时很穷，只好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咸菜，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赔给了他，第一次丢车也丢掉了朋友情分。

　　工作后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第一辆金狮自行车让我爱不释手，可就在我用清水认真洗刷干净的那一天，车却被盗贼瞄上了，后来我算学了一招，自行车那是越脏越安全，千万不能擦得太干净，因为小偷也不容易，总不能偷一辆破旧的车吧。

　　我住在一个小城市，交通状况很糟糕，自行车也算是专门为我等小市民制造的最完美的交通工具了，往大里说，环保；往小里说，省钱、方便。儿子上学，我是专职驾驶员，别管路有多堵，勇往直前。年近四十，身体开始发福了，再说多蹬自行车也少花点健身费用。这可是硬道理呀！

老屋

2009-10-08 林楣 新民晚报

每次从老屋回来，我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情绪。

我很认真地走完那段一边是25层高楼一边是低矮棚户的小路。高楼那边的人从别致的旋转门里进进出出，棚户房这边的人在露天的灶台上炒菜，一边还抖动着双腿嘴里咒骂着万恶的蚊子。从玻璃窗里可以看见棚户房的主人也在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铺了地砖贴了墙纸装了空调，可是，偶尔抬头望见近在咫尺的25层的高楼，他们的若有所失还是写在脸上。

小路转到大路上，我的老屋就在路口，据说是犹太人的房子，属于“红房子”。小时候，我们的院子里还种着葡萄树。十几平方米的老屋是我们祖孙四代二十几口人住过的小屋，现在租借给一对母子，我回老屋是收房租去。

小时候，我们老屋所处的那幢老房子是很有点级别的，除了我家是国家配给的，其他都属于私房性质，房主都是地主老财或是华侨商人，每家每户都守着好几间房，虽然没啥气派的家什，但是他们的房间都宽敞得让我好生羡慕。

我们家几代顽强地在小屋里生存发展，见缝插针地看着邻居的眼色忐忑不安地搭了灶间又装修了老屋，老屋就像一位上了年岁的贵妇面生皱纹却又不失端庄典雅。雪白的壁、红木的地、安静地默默地目送着我们陆陆续续离开了她住进了钢筋水泥的大楼里。

第一个离开老屋的是因结婚换房的叔叔。那时，他每每到老屋来看望我们，总会流露出对老屋的种种感叹，语气里有点嫌弃的意思。我不明白从小在老屋里长大的叔叔怎会鄙视或者嫌弃老屋呢？当然，在参观了叔叔的新居后，我们对他的“鄙视”是能够理解了。

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是我。我坚持到最后是因为此房离我上班地儿近，于是我就乐得其所地早早地成了“有房族”。我就像呵护自己的皮肤一样爱护着我的老屋，墙壁上从不戳戳钉钉，地板上也不划划敲敲，连带着将不属于老屋的楼道天井也维护得井井有条。老屋应该喜欢我这样服侍她。

离开老屋十多年了。皱纹斑痕甚至疮口四处可见。我知道房客不是故意，老屋体弱多病，涂再多的雪花膏也遮不了岁月的痕迹。老屋同处的一幢楼里，多了许多新面孔，当年的地主老财都不知哪里去了，这些房全部租借给了各类新住户。于是整幢楼里乱七八糟，人口密度极高，不要说葡萄藤了，估计再不整治连“四害”都要死灰复燃了。我惴惴地讨了房租慌忙地“逃”到了马路上，突然，我发现自己怎么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是与叔叔一样的那种“嫌弃”吗？那可是我的老屋啊！

当乘了车回到绿化丛生、高楼林立的小区，我好像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可是，一打开房门，我决然没有像爱护自己的皮肤一样去爱护现在这房子的冲动。我知道我是爱老屋的，但是爱恨交加。我对姐姐说：“如果有啥不开心，回老屋看看吧，很多的疙瘩会解开的。”

一种“嫌弃”的情绪让你知道什么是过好当下的日子。

日期：2009-10-11作者：贺友直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