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能经过东汉卫宏修改。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其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后世关于“赋、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尤其是对‘比’和‘兴’的说法,争论更大。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但是,相当一部分汉赋由于专门去铺采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比如郑众的解释:“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
根据以上的了解,我想,能不能,在历史记录和文字创作中,都可以这样认为:逻辑和事实,或者思想、情感和故事(想象力下的冲突+圆满)——这即是“风雅颂”;而:表现技巧,道具人、物,背景衬托——这就是“赋比兴”。当然了,历史和故事的主角永远是人,虽然这个‘人’无时不刻不在环境之‘势’的影响甚至左右中;而且,这个‘人’的心志所之,必是发乎于情,这个‘人’的心志所止,也须是止乎礼义(礼义的内涵可以更宽更广,例如泛指理性或真善美)。事实上,人的行止全在于大脑的情感、直觉和理性(对客观环境的正确或者人道认知并采取谨慎行为),既然如此,世事运行也就表现出‘发乎情止乎礼’的特征,并作为道理规律又被人们思考总结。
人的理性和直觉;——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不同时代个体的功绩,包括留存下来终归于人类整体的工具、方法、制度、理论、精神文化;——文明积累之上的人的理性和直觉;——新一轮循环。这是一个永恒循环的过程,当下的人用‘历史’和‘当下’来划分出一时一人的能动性和局限性;然而从上面俯视人类社会:对于‘当下’和‘历史’,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以人观史,以事观史,以理观史;同时也就是以史观人,以史观事,以史观理。让历史走进当下,让当下走进历史。以人-事-理,观经济、政治、文化;以经济、政治、文化,观人-事-理。
人类的情感和直觉思维或许千年如恒,但是人类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无疑是建立在自身实践行为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也正是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真善美被用于实践的过程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真善美被逆用于实践就会带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