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古希腊《通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前言
◇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
第一章 赵构导演的冤案
◇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附号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
第二章 圣人的道德谎话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
◇刘裕终于把桓玄架在了火上
◇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第三章 专制下的洗脑术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二哥何以幸福
第四章 英雄们的空手道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身陷大话君不悟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篡权者造神运动
◇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
◇一个灵魂性人物很重要
◇善用鬼话不可或缺
第五章 技高一筹的治术
◇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
◇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第六章 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
◇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
◇严重的自卑心理
◇过快活风流的日子
◇一颗雄心两套准备
前言
◇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最广阔的通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十年的时间修成的。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来支持的！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几不可治的痼疾。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王符叹到：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人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汉、王符的定律，在周奎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本质之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又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怎么到了国家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最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最兴盛的信仰说教与最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唯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的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是一样的。我所反对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最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降对待秦桧历史评价的一个缩影或最简洁注释。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辅助作用而已。”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叹圣大骂《水浒传》教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在文学之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他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说事”，则很困难。在中国，唯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分。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血腥的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何尝又不是林冲、杨志们的真实文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最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斯的佚名作《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甚至在加强。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强力而思不逞之民。”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故而，古典四大名著，唯《水浒》家喻户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最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以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性生活的好处。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最大的成本。漕运之败坏概由此者。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线彻底失败。《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全场性经历。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与与被动两不相容的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极端；在后果上，趋向于更加严重。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国家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娱乐工程。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让最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窳政”。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的绵长。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我们真地有义务来学习历史，以便把这些体悟传给后人。在你与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的晚辈的言语交谈中，在让他们得知您的史学涵养的同时，他们自然会认识到“窳政”的危害。倘使受益的他（她）日后成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也是我们无形之中做出了贡献！倘使他（她）日后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其思维方式良好、史学心态正常，那也是我们为他们开凿了幸福的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史学心态不正常的群体做出的种种荒谬行为，许多人为之忧心乃至汗颜，而行为者们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最典型的就是“愤青”现象。这种病态人格的形成首先是史学心态不正常所引起的，就像历史上具有病态人格的帝王所产生的强大幻觉是由文化优越、地理广袤、时间绵长共同产生的一样。
玩味历史，不只是为了兴趣上的满足，更在于我们从历史中习得真知以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美好社会。此中以史寄实的愿望早在爱默生那里就有所表现，他在《历史》一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綦彦臣
2003年9月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5年1月改于小城泊头
第一章 赵构导演的冤案
◇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附号
误读点评
◎秦桧在中国忠奸对立的文化传统中成了坏蛋们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并被掳至敌国。他后来的弱势和平路线即主张对金的和谈，是南宋王朝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正如《水浒传》的英雄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宋以后的中国也是“只反秦桧，不反赵构。”事实上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在赵构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你岳飞迎请二帝还朝，把我赵构放在什么位置？”
◎中国人权欲强烈，岂不知掌权也是围城状态。没权的人一旦掌了权，会发现掌权是少有快乐的事情。读过《水浒传》的人总为宋江没当皇帝为憾，殊不知宋江聪明无比——“我才不费劲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秦桧”已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符号，是自他以后的一切奸臣的代表，恰如民间把工于心计又不说理的人叫成“曹操”一样，同成抽象概念。
然而，秦桧远没曹操那样幸运。曹操曾统一了中国北方，并试图统一全国，因此多少带有“民族英雄”的光环，还有他那万世不磨的文采，让后人永记。秦桧呢？在民间被用于外号儿的频率虽然没曹操大，但却被深毁重辱。河北东南部有一种吃鸡头的方法，叫“剥秦桧儿”，就是把脑壳挑开，把鸡脑剔出，送入口中。此法起自何年，尚无可考，但由此足见历史对秦桧的判定。至于秦桧夫妇代赵构受过，跪在了岳飞墓前，就自不必说了。
不仅秦桧本人要承担历史的成本，就连秦氏后人，也无法幸免，除有秦氏后人云：“愧姓秦”的说法，还有“秦岳不通婚”的习俗。社会进步了，亦未见此时更改。
中国人历史中毒，已到了神经末稍。
秦桧作为历史的存在，无法删，但是后代人却尽量地改写他、抹杀他。
比如姓氏辞典中，涉及秦姓，都回避他；又比如历史文学创作中，又都一味地贬低他，《说岳全传》是个代表作了。
单说姓氏辞典一则，就让人感到中国“杀父文化” 【注1】的厉害。
一本到目前编篡最全、作品质量最好的姓氏辞典，是由汪宗虎和陈明远编写的《中国姓氏辞典》（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秦姓条目，该辞典自孔子门徒秦非记到明代秦良玉，计10人，时间跨度两千年，只字不提秦桧。
历史何以对秦桧如此不公，竟不能给一个死了近八百五十年的人一点客观的地位？！
连现代“奸臣”林彪，都能得到黄克诚将军“不写林彪，中国革命史就不真实”的客观评价，知识分子却何以对秦桧一点不宽容？！
秦松究竟何许人也？何样本来面目？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秦桧”条目，诠释如下：
秦桧（1090－1155）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字会之。政和进士。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因上书金帅反对主张邦昌，被俘至金，后为完颜昌（挞懒）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军攻楚州，被挞懒纵归，诈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绍兴元年（1131）任参知政事，旋拜相。次年，被劾专主和议而罢。八年再相，前后贬逐张浚、赵鼎，独相十七年，
【注1】“杀父文化”是即指子女对祖先没义务，一成人便背叛父母。中国的家族谱系（牒）学是“杀父文化”的一个变种。明人黄伯善最先总结过这种现象，书云：“夫人不善，见弃于子孙，天下后世，其谁不厌之？”黄伯善之说，非为一时示警之言，不用说祖先是巨恶大奸，就是颇有成就者，往往也因本身“出身不好”而被后“杀掉”。南朝时，就出现过一个笑话：刘裕建宋后，自觉功绩赫赫，建了一个纪念馆，把自己为人打工时使用过的灯笼麻绳放在馆里。他死后，孙子刘骏去纪念馆转了一番，看见灯笼麻绳，觉得十分难堪，手指祖父遗像说：“一个庄稼汉子混到贵为天子，岂不太过分了。”刘裕身起寒微，拼智拼力，创建了一个国家留给子孙，想不到还被后代讥笑。清乾隆年间，秦涧泉由金陵（今南京）结伴与友人游西湖，同伴在栖霞岭下指着秦桧跪像说：“涧泉兄，尊祖竟是这般模样，你可题他一联了。”秦涧泉略作思索挥笔写下：“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悔姓秦。”
“杀父文化”的另一种现象是乱认祖先，连曹操及其后人都在所不免。曹操自称是周文王第十三子曹叔振铎之后，就是说与姬姓同源；到了他孙子魏明帝曹睿时，又称出自舜即出自妫性。祖孙二人自认的祖系竟然不一致。唐代文豪白居易自称白氏出自白公胜（春秋时楚平王的孙子），然后白公胜又生了白乙丙、白起等后人。但是，白乙丙早在白公胜之前一百四十八年前就死子。白乙丙乃孟明视之子，孟明视为百里奚之子。如此有名的大人物还要“杀父”，平常人就不用说了。
收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将兵权，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与高宗共主持议和投降活动，向金纳币称臣，订立“绍兴和议”，两据相位，历封秦、魏两国公，结纳死党，控制台谏，屡兴大狱，斥逐异已。深受高宗宠信，卒赠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1206）追夺王爵，改谥谬丑。
对秦桧的整个评价基本是否定的，但并没否认一个事实“因上书金帅反对立张邦昌，被俘至金”。这一事实是说明秦桧于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才致使被掳的。
北宋王朝的最后一年，也就是靖康二年，即公元127年，宋钦宗赵桓给金国人上了降表。金主吴乞买收到降表，就把赵桓与共父赵佶废为庶人，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彦宗请求再立一位赵氏宗族为宋朝皇帝，金国人不同意。
接下来就是双方争执，以及皇室被掳，迁往金国。
虽有兵部尚书（相当于文职的国防部长）孙傅坚决不从金人之令，且吏部侍郎（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李若水以刎颈抗议，但并没能阻止金国人废赵的决心。
这年整个二月份，余下的宋庭官员都为这一个事忙得焦头烂额。金国人逼着翰林承旨（相当于主管文秘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正仲、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莫俦召开百官会议商量立张邦昌为皇帝的事。迫于金人的压力，大多数官员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金人已给了百官威摄，把不想签字的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委副主席）张叔夜给抓到金营去了（张叔夜刚升此职不久）。不仅抓了张叔夜，连文职国防部长孙傅也给抓起来了。
在王时雍率先签字之后，百官默认。但是总有慷慨之士，不想背负此辱，尽管他们是少数。御史（监察官）马伸大叫：“我的职责就是做个诤臣，岂能坐视不管！”就和另一部监察官吴给与他们的部长秦桧联系,一块起草了个议状对金人表示抗议。他的抗议书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对金人晓以利害。特别是后者，成为金人日后废弃伪齐刘豫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在抗议书中说：
今之致书，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赵自祖宗至今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误主丧师。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人臣安忍畏死。然两国之胜事，岂可一城决废之？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西汉之绝于新室，复由光武；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篡，乃有李克用推其世序而继之。故云：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附权贵为蠹政，虽今国倾之倾非一个所为，然邦昌罪在其中，且大矣。天下方视之如仇，若付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起而诛，终不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
桧不顾斧铖之诛，言两朝利害，愿复嗣君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抗议的后果是可怕的，金人抓走了秦桧（可能由于马伸与吴给的职务较低，没抓）。
孙傅、张叔夜、秦桧被抓，成了阴暗、腐败的政治的一线少有的亮光。那时，北宋人的政治道德太败坏了，几乎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在钦宗皇帝仓促接位的时候，就有讽刺为政者们的谚语，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格局：自从金兵侵边犯境（宣和七年，1126）以来，朝廷多资下达征求直言的诏书，但局势稍一缓和，就暗中加以阻挠压制。
良好的个人表现少而又少了。李若水刎颈断舌自杀时，金国人议论说：“辽国灭亡，死难的忠义之士有几十人，南朝（宋朝）就只有李待郎一人。”
与李若水相比，秦桧略逊一筹，但要与当时的王时雍、张邦昌、徐秉哲及那些为自保而在金人政策的百官相比，毫无疑问，秦桧是一个正直且负责任的人。甚至说，不会耍滑头。若是他把马伸、吴给的意见给推掉，不与之联名并带头，也许不会有被掳金营的遭遇。
与秦桧相比，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兼警备司令）徐秉哲，他接着金人的命令，搜捕诸王、皇孙、王妃、诸王之女，并让这些人把衣袖拴在一起，把他们一并送往金营。退一步说，秦桧也比稍他之前以功臣自据的童贯【注2】强多了。就在一年前，获封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以接收土地特使的身份和金人接洽，非但一寸土地未得，反而弃太原城，单骑逃回东京。起初（宣和七年，1125），金国派遣使者来宋朝，答应割让蔚州、应州和飞狐县、灵丘县（蔚州治所灵仙县，即今河北蔚县；飞狐县，即今河北涞源县；灵丘县，即今山西灵丘县），徽宗相信了，派遣童贯前往接收土地。到了太原，听说粘没喝从云中县（即今山西大同市）南下，童贯就派马扩、辛兴宗前往，向粘没喝告以交接土地的事宜。马扩到达以后，粘没喝说：“你们还要这两个州两个县吗？你们另外再割让几座城送来，可以赎罪！你们这些人就赶快走吧！”马扩返回报告，请童贯赶快作好防御的准备，童贯没有听从。随后粘没喝派遣王介儒、撒离拇带着书信来到太原，指责宋朝违背盟誓招降纳叛等事，用词傲慢不逊。童贯问他们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撒离姆说：“已经兴兵了，还告诉你什么！应该赶快割让河东、河北，以黄河作为两国的分界，借此保存宋朝的宗庙社稷，这就是你报效国家了。”童贯听了以后吓晕了，极力地定了定神儿，就想假借进京禀告商议为名，逃回京城。太原府知府张孝纯阻止他说：“金国人违背盟誓，大王应当会合各路将士极力支撑抵抗。现在大王一走，人心必须动摇，就等于把河东路送给金国。河东路一旦失去，河北路难道可以保住吗！希望您先留下来，共同图谋报国。而且太原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人们也习惯了作战，金兵未必就能攻克它。”童贯发怒，斥喝他说：“童贯是受命来宣抚的，不是来守卫土地的。一定要我童贯留下来，还设置统兵大臣干什么？”于是出发返回京城，张孝纯叹息说：“平时童太师的威望达到了何等程度！等到有事，就通缩畏惧，抱头鼠窜，有什么面目再去见天子呢！”
没办法，那个社会的主流就那么个样子。
秦桧的不幸，并不因为他的正直与负责任而始，而完全是由于他主张了一条弱势和平的路线并与赵构达成一致，而代人受过，成了所谓千古罪人。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秦桧被掳到北国，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力量，自知无力实现一统梦想，便走了弱势和平道路。这又有何不可？
秦桧似乎经历了北国磨难，仍未放弃敢言的性情，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冬十月，他从金国逃回，赵构让他先去见宰相，秦桧对宰相说：“如果想让天下无事，必须南自南，北自北，宋金双方互不侵犯。”
这种说法很现实，但又很不符合民族主义感情高涨而实无能力的上层官吏们的口味，因此遭到了怀疑：
“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定、建立功名，在于有优秀有将领，不可不做慎重的选择呀。我又听说用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有三条：一是取得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演习；三是武器锐利。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能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了。我又听
【注3】韩侂胄（1152－1207）宋相州安阳（今河南）人，字节夫。韩琦曾孙，以策立宁宗有功，自宜州观察使兼枢都承旨，累迁少师，封平原郡王，除平章军国事，执政十三年，势焰熏灼，序班丞相之上。排斥大臣赵汝愚，贬逐朱熹、彭龟年。斥理学为伪学，兴“庆元党禁”。开禧元年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次年，追封岳飞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兴兵攻金，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初战略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夏震把他拥至王津园杀死，函首送金廷乞和。
说，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国应有的决策。当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的不一样。翻山越岭，跨河跳涧，险道危径上，一边奔驰一边射箭，风雨疲劳，忍饥挨渴，仍坚持战斗，这些都是匈奴的优点。至于平原大地，轻车快马，强弓长戟，都可以在远距离造成杀伤，士兵下马格斗，剑戟相接，这些是中国的优点。帝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有万全之策。现在降服胡人、义渠，来归顺我们，他们的优点同匈奴一样。可以发给他们盔甲，强弓利剑，再拨给他们边塞战马，平原地区道路通畅则轻车、力士对付敌人，这样两军互相声援，各自发挥长处，这应是万全之策。
刘恒对晁错的建议大为欣赏，亲笔回信，以示宠爱。在“以胡制胡”政策得到充分肯定后，晁错进一步地扩展了他的弱势和平路钱，提出实边策略，他给刘写信说：
胡人扰乱边境，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他们就会乘虚而入，如果不救援，那么边塞的人民就会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求援，等赶到边塞胡人也早就溜之大吉了。集结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胡人就会再度入塞侵扰。几年下来，那么中国就会被搞得国库空虚，人民更加贫穷不安了。陛下有幸忧虑边境之事，征调士兵，
治理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很大的恩惠。然而现在规定，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都要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能力。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器物，一切准备就绪，就召募百姓。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日用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于秦桧有失公平。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这决定了岳飞政治上的不正确。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以秦桧与韩侂胄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注4】 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家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注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尚书。景帝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身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持，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番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家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战略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已。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恢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年，在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的扩大化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绘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秦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力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货赇无度，唯有秦桧算个例外了。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勔、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勔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不惜力量打击异已。但秦桧与四人最大的区别又在于不贪。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唯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从历史逻辑角度来讲，秦桧的南归确实是金国主和派完颜昌的一个战略设计。绍兴初次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就主动提出归还宋之陕西、河南两地。该两地原为叛国者刘豫（伪齐）所据，完颜昌主动议和前已经削去刘豫的帝号，废为蜀王（最后徒临潢即今内蒙巴林左旗，改封曹王）。由于归还陕西、河南两地一年之后，金国内发生政变，主战派完颜宗弼杀了主和派完颜昌，金人才复夺陕西、河南两地。
处于弱势中的南宋对于崛起中的金国是无可奈何的。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南宋勉强维持不致全面崩溃的局面，再次回应金人的议和的要求（绍兴十一年），不过，这次制定谈判方针的是金国的主战派。万不得已情形之下，南宋只好以土地换和平，割唐、邓、商、泗四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划定了西起大散关、东沿淮河的边界。
南宋不甘受此辱，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为了挽回历史的“面子”，他们不怕重复联合灭辽的后果，在以后又联蒙灭金，终于把自己置于了蒙古的全面威胁之下。
如果一定要点明整个南宋所犯的战略上的致命错误是什么的话，那么非联蒙灭金莫属。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要比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坏百倍有余！
当然，秦桧并非“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身上所带有的文化烙印特别深刻。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排挤乃至陷害，接续了庆历以来北宋文人整体道德水平的先天缺陷。也正是这一点，说明秦桧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反面教材”。他的身上即有范仲淹的大话主义又有王安石的偏激急躁，王拱宸式的心胸狭隘也在他身上表露无疑。
“城门开，言路闭”的国家政治性格在他身上也表露无疑。当他除掉政治对手岳飞之后，开始了收紧言论的行动，请求赵构下令禁绝野史。收紧言论是外交环境的一个产物，也是封闭社会的一种习性，作为遗传因素它已深入到知识分子心目当中。言论几乎不具备任何道德性，只是斗争的工具而已，因此封闭社会对待言论的态度也是机会主义的。在秦桧主张禁野史之后，著作郎林机又建议加大收紧力度，他说：“有些不得意的人，隐匿在附近的地方，窥视朝廷之事，私下编写野史，以兜售其邪说，请求加以禁绝。”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道德水平之低下，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那又是事实。从历史长轴上看：中国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经历一次整体大衰败后，至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初期再一次大跌，并且对后世的负面影响至今而不绝。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岳飞已经死了（被害）十四年了，竟然有人请求将岳州改为纯州、改岳阳军为华容军，因为带“岳”字就与岳飞有关系。多么荒唐，与以后秦涧泉“愧姓秦”何其相似乃尔！
不管时人如何议论，后人怎么评价，秦桧始终是赵构主和的助手。奇怪的是没有痛批赵构，反而一味地将罪责全归于秦松。整个文化体系，就是一部《水浒》写真版“只反贪污（奸）官，不反皇帝。”从本心上，赵构也不希望为秦松开脱什么，只是到了秦桧已死，有人试图在建议废主和政策时，他才讲出了问题的实质。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天，秦松刚死不到半年，进士梁勋上书，劝赵构作好防御金国兴兵的准备并批判秦桧的主和政策。赵构明确反对改变既定方针，把上书的梁勋流动到千里以外，向天下发诏说：“讲和之策是凭朕的意志决定的，秦桧只是辅助而已。怎么能因他的死活改变国策呢！近来无知之辈，鼓吹荒诞无据的谣言蛊惑人心，朕感到很惊骇，今后如再有此类事件，一定加重处理。”
秦桧死后的政治待遇的反复变化，几乎重复了王安石死的故事。王安石在主战派眼中成了与主和（时人认为主和即投降）同样有害的祸源，就在钦定赵桓正式即位的第一年（1126年）面临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大臣们还争议王安石的政治地位问题。杨时上书指出蔡京是今天乱局的制造者，而蔡京推崇王安石并给了王很高的政治荣誉（加封王爵，配享孔庙），因此王是今天败局的理论祸源。
赵桓就下诏停止王安石的配享资格，降级为从祀。这时，王安石学术地位的问题的斗争并没因此而止，到了赵构时代又发生了王居正与秦桧“交火”事件。王居正受杨时之托，用了十年的功夫完成《三经义解》，主要目的就是消除王安石理论的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年）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居正指责秦桧的过失，被秦桧排挤出朝任温州知州；后又被秦派御史中丞何铸弹劾，撤消了知州职务。王居正衡量秦的标准是他批判王安石的理论体系。
由庆历经元丰而绍兴，宋朝发生了一场深刻且绵延历久的学术斗争；这场学术斗争以争夺话语霸权为目标，是为中国古代只上一场历时近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秦桧之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幕悲剧的小小演员而已！与蔡确死后的政治待遇之反复相比，秦桧的身后变故确实有些不足为道。
蔡确受贬，元祐八年（1093年）死于流放地（见第六章第三节所叙“车盖亭诗案”），第二年（1094）年，其子蔡渭拦御驾为父鸣冤。此时高太后已死，哲宗亲政，立刻下诏给蔡确平反，又给了一连串的荣誉：追复正议大夫、赠太师、谥忠怀，等等。同样的告状，不一样的结果。在蔡确未死之时，其母曾拦高太后【注5】的驾（元祐六年，1091），为儿子鸣冤求恩。高太后不准，并宣谕说：“处分蔡确不只为他讪谤朝廷，实在是他有眩惑人主的打算。我不忍揭穿他的奸谋，只是借讪谤之罪处置他。”－－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旦蔡确自称定策有功，那不等把太后放到小皇帝的对立面去了吗？
实际上的效果也已如此了，何以仅仅过了三年，告状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在享受了哲宗的恩赐后，蔡确家族继续沐浴在浩荡的皇恩中：徽宗（赵佶）于崇宁初下诏让蔡确配享哲宗庙，并给蔡题写墓碑名号，称曰：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后来，又追封为清河郡王，由皇帝书写了碑文。
到了赵构时代，一切又发生反复。靖康二年（1127年）的五月即建炎元年，赵构即位的当月，就宣布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的官位。蔡家无论死人活人所享受的荣耀顿时灰飞烟灭。这时，蔡确已经死了三十四年了。
那个年代就那么奇怪，中国的文化性格自北宋之后也变得越加奇怪，不可理喻，好像国家大事靠给什么人平平后、给什么人定定罪就能治好了的！
当赵构宣布蔡确为历史罪人时，秦桧正在金营里过囚虏生活。实际上，从蔡确被追贬之时，就已经为他秦桧的此后人生划好了路子、定好了模式！ 既便秦桧能走出宋代的“百年文革”也未必能走出诸葛亮的阴影。“好为《梁父吟》”，成为胸怀天下的文人的一个符号化追求，就象武人曹操读到蒙恬的临终表白一样；“三桃杀三士”，也早已变成了“武不敌文”的一种历史共识，一如诸葛亮之除廖立。
为了和平的实现，晏子除掉了反对和平的三士【注6】，秦桧也同样必须除掉主战派。观乎北宋末以来，主战派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童贯、岳飞、韩侂胄、贾似道，不管他们最后被祭为精忠还是巨奸，结局是一样的！于是，诸葛亮神话的精髓——不在于主战与主和而在于如何掌控权力，才是秦桧的必选的政治策略。一如北宋亡国之君赵佶及赵佶前的杨广可能把自己想像成汉武复现一样，秦桧也可能把自己诸葛亮化了，只是他的上面不是一位懦懦的晚辈，而是一位工于心计、脸孔多变的强势君王而已。历史的想像影响着任何一位政治家，这是铁律！王莽可以把自己想像成黄（帝）虞（舜），秦桧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想像成诸葛亮或管仲呢？！
【注5】高太后（1032－1093）宋毫州蒙城（今属安徽）人。英宗皇后。庆历七年（1047），归英宗于濮邸。八年，生神宗。神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哲宗立，尊为太皇太后，权同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斥逐变法派，凡熙宁、元丰所建新法，次第划革略尽，史称元祐更化。临政凡九年。卒谥宣仁圣烈。
【注6】在话本演义中高档（如明·冯梦龙《晏仲平三桃杀三士》），晏子除掉三士不主要因为他们群前无礼，而是反对齐楚的和平即对楚国求和使靳尚无礼，表明了他们的主战立场：“量汝楚国，何足道哉！吾三人亲提雄兵，将楚国战为平地”
◇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
赵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中国人从走卒贩夫到公卿巨宦都有皇帝心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要么，有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被判处死刑的理由总有“意欲篡弑”这一知条呢？岳飞说了一句自己的眼睛长得像宋太祖，就成了谋反的罪证之一；被破弹劾的经济案件往往伴随着政治问题，被搜查的时候，查出了龙袍以及其它的皇帝专用品，凡此等等。中国人当皇帝的机会有的是。刘邦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帝起于细微”的故事太动人了，到了朱温，以降将之身，受赐“全忠”大为惊喜，这“人王中心”不是皇帝又是什么？作为军事将领的赵匡胤，一领皇袍加身，赶下了周柴天子。在他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这样的闹剧已经上演过多次了。
就像挤线较热的公交车一样，上不了车，着急；上了车，就不愿让别人再上来挤了。当皇帝前还有点沉稳劲儿，当上皇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怕别人“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赵匡胤才玩了个“杯酒释兵权”。其实，杯酒释兵权不是什么新鲜招儿，刘秀早就用过，只是不这么叫【注1】。
聪明的皇帝有烦恼，糊涂的皇帝也有烦恼。不聪明的又不糊涂的皇帝就更难受了！相干点事儿，又没相应的才干；不干正事儿，又有一帮装模作样的大臣在不断地给予批评乃至顶撞。
是神，是人，自己也分不清。
宋徽宗就是既不聪明又不糊涂的那类。
在整个《水浒传》中他虽是个配角，但他所代表的心理倾向却极有价值。因为，他承接的是一个冗员无数、腐气冲天的烂摊子。
在位二十四年间，他也有过重大举措，不过多不奏效，便心灰意懒了。《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办花石纲一事，在史书上也凿凿不磨。他上任之初，力复新法，也是寄希望国家气氛由此为之一新，而不惜采取了一些偏激的改革措施，比如崇宁三年（1104年）的重树元祐党人碑，没点政治胆量是不行的。在推行王安石派系传下的新法的同时，还改革了教育制度，把书学、画学、算学列为国立教程。这项改革实属不易，因为儒家一直把书、画、算还有工艺技术视为末计、小道，不能与四书五经的大道相提并论。
作为皇帝，他也能知错即改。过了三年，发现立元祐当人碑一事不妥。马上撤掉并解除对元祐党人的禁令。下诏求直言（——可以批评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并给一批冤假错案平了反。
一个末世皇帝能作到这样，已经十分不错了，尽管他想也没想自己会被掳到金国去。
干到第十个年头儿上，他还挺来劲儿，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争取联金灭辽，拿回一些失去的土地。所以，《水浒传》大书灭辽一事并把功劳记在梁山好汉头上，也不完全没有史实根据。
【注1】《廿五史纲鉴》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卷曰：“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邓禹、贾复知帝偃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四兵，敦儒学。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他的政治反省力与平衡术也不错，在给元祐党人平反后，并没把元祐党人的政敌贬下去，反而再次提高王安石的地位，追封王安石为舒王。王安石的儿子也被追封了爵位并从祀孔庙。
宋徽宗还是个富有同情心人，大概和他的艺术家气质有关。当时，宋朝的城市经济畸型地繁荣，破产的业户与农村的贫困人员便寄生于城市畸型的繁荣。以乞讨为生的人再遭灾病，免不了死掉。宋徽宗批准蔡京采取了三种措施：建居养院，收养乞丐和贫困人口；设安济坊，给看不起病的病人提供医疗与护理；设立漏泽院，负责无法安葬的人的丧葬费用。所以，当代中国学者（2003，尚园子、陈维礼）高度赞扬说：“试想，在800多年前，今河南开封的一个没钱看病的穷人，就能到政府开设的免费机构得到治疗，吃到药物，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制度。”
我这沉重的肉身啊！
面对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能做到这些，已十分不易了。皇帝作为俗世的肉身，他是人。首先是人的儿子，而不是天的儿子；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家的气质决定了他向往美好精神生活的一面必然借助政治权力表现出来。
如果说联金灭辽是国家战略上的失误，那么尊崇道教的责任则完全要由个人来负责。在他执政的后半部分里，他的精神生活借助政治权力而充实，国家财政去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额外支出，像办什么“千道会”、造什么“万岁山”之类的。
这种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形式上有效的东西，还不能解决一个名神（天子）实人（赵佶）的人的内心无奈，那种深度的无可奈何。在蔡攸的劝说下，他终于认可自己是人了，要尽可能享受人的享乐。蔡攸说：“人生能有多少岁月，岂能徒然劳苦自己。”
对，这话对！玩起来看。《水浒传》中写皇帝宠幸妓女李师师，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佶常“轻车小辇，出入于街巷郊野。”
宋代文人嫖妓成风。允许文人嫖，为什么不允许皇帝嫖？况且他还是个很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呢！是个大牌的文人。
李师师不是个平常妓女，只图钱财。史载：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染局匠之女，四岁父死，遂入娼籍李家。为名妓，色艺双绝，慷慨有侠名，号“飞将军”。徽宗微行，屡至其家。徽宗禅位，她曾献金助饷。抗金，并乞为女冠。“
不过，她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没得到理解。徽宗的儿子即位后，下令没收她的家产。一段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婚外情，以悲剧而结局。
一个曾为皇帝的人面对着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悲剧，也无可奈何了！
作为皇帝的无可奈何，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之前最有名的该是汉哀帝，此后的是明武宗。刘欣觉得当皇帝实在没意思了，当着众大臣的面说：要效法尧帝，把位子传给董贤。——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选择，现在看来真是一种明智的举措——谁还愿干自己已腻烦了的事儿呢？大臣们一齐反对，刘欣也没办法。对于一位上书者过激的指责，既不表示肯定，也不治罪。权当没这么回事儿。
无可奈何的皇帝还得当下去。但是大汉江山却在十年后落到了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王莽手中。王莽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收拾不了这么个烂摊子，并最终搭上性命。
还是明武宗【注2】好一点，就用性欲来排遣无奈吧！在每每短暂的刺激中，忘了无奈。
【注2】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弘治五年（1492）立为皇太子，十八年即位，年号正德。初期信用太监刘瑾，司礼之权高于内阁。后宠信佞臣江彬等，皆赐朱姓。好声色，建豹房，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等地巡游；喜弄兵，自称威武大将军。因过度荒淫，无子。溺水得病而亡。
当了皇帝又能如何
《水浒传》写宋江一心招安，不想当皇帝，在多数人看来不可理喻。其实，宋江很聪明。当那个烂摊子的掌班人有什么用，还不如用手中的资本换个官职爵位为好。——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叫“搭便车”。尽管这趟车的尽头可能是万丈深渊，但到万丈深渊之前，驾车人还要费心思呀！
愿当皇帝的是傻种，能当又不想当的是坏种。这就是《水浒传》给后世野心家们的一项最重要的忠告。乍看宋江招安思路，觉得很庸俗，其实其内在却富有理性。虽然说整个招安的操作也很庸俗，实际上也是社会整体性无奈的一种表现。
经过理性的筛选、道德的磨合，宋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皇帝的无奈：皇帝是最大的无奈的载体，所以也最不幸。不甘寂寞的郓城小吏，本来只想是在体制内进一步实现，没想造反，上了梁山也实属无奈。
“我不能从一种无奈跳进另一种无奈！”——这才是宋江最深层的意识。
第一番探道儿，见了李师师；第二番就让燕青去说实话。多亏师师是个侠肝义胆的风尘女子，才敢为招安牵线搭桥。
第二番时，宋江没亲临现场，完全由燕青一个现场操作。忠心耿耿的燕青回来后，一五一十地汇报。宋江除了对招安有了心理把握外，对一些细节，也不能不深思。
什么细节？
就是徽宗一番最人性的道白。
《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写道：
李师师叫燕青吹萧，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艳词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
一个“私行”说出苦衷，一个“消闷”说出无奈，一个“勿疑”说出人性。是呀，身为皇帝的人还不如当年他一个郓城小吏自由里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结婚，皇帝却不能这么做！我宋江敢同阎婆惜公开同居，皇帝却不敢。
这皇帝有个什么当头儿？！招安，还是招安好。
第二章 圣人的道德谎话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隐讳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且亲自著作了六经，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为的是改制。康有为虽为维新主帅，但他没脱开儒家“设法说话”的历史思维，自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于是，维新从一创意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儒家虚构历史的负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咙。一个昏聩的帝国，在没落的传统中，终不能自救。
后人对康先生《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并不完全否认，它集前人考据、辩伪的成果，对疑古学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它的武断与“创新的欲望”却一直为后人所病诟。
儒家虚构与删削历史的执拗，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虚构与删削达不到目的，干脆就重写。《左传》作者左丘明受司马迁与朱熹的贬低，当是最明显的例子。
《左传》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以后的史传文学有影响颇巨，有不少有名的历史作家和文学家学习和模仿这部书的叙事方法。该书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传正义》，西晋军事家兼文学家杜预作注（杜自称有“《左传》癖”），唐代文学家孔颖达作疏。（疏为一种注释文体，对前人所作的注释加以引伸和说明）《左传》的作者当为左丘明，但由历代以来不断改变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义丛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讲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并没说清左、孔的关系。
后来，《汉书·刘歆传》记载了刘歆【注2】的对左、孔关系的评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表明二人学术身份相等，没有师生关系。《后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与之不同，“知上明至贤，亲受孔子。”由于皇帝的定论，左又成了孔子的学生。
以上二说，刘秀的说法不太可靠；首先，刘秀的学问并不精细，《后汉书·光武帝纪》称他“受《尚书》，略通大义”－－也就是他研读古代经典是勉强及格之状，很不精细；而刘歆则是经学专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比刘秀研究得透彻。其次，刘歆占有的文献量比刘秀要大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学者对没有任何文献来论证哪一方的说法为正确。
【注2】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学术史家。字子骏，刘向少子。汉哀帝时应谶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受诏校理中秘图书。继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在个人书信《移博士书》中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孔子相同，这是导致他尊重古文经学的基本原因。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歆为国师嘉兴公，古文诸经并立于学官。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其中只有一种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与孔子是同龄人或者比孔子年长，因佩服孔子的学问，去拜访孔子，自愿当孔子的学生。这在当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唐代学者赵匡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赵匡在《春秋啖赵集传篡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唐代陆漂编；啖，指唐代经学家啖助，啖赵二人为陆的老师）中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人，至于《左传》之左是另一位左氏。宋代郑樵在其《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在其《左传补注序》中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
关于《左传》与左丘明的关系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个历史笔墨官司，有趣的是：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左丘为姓，明为名；有人说，左为姓，丘明为名。《史记》上的一句，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即左丘是个盲人，后人因之称为“盲左”。但是，历来史家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不敢肯定。
左丘明实际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据孔子的言论来看，他可能早于孔子，至少与孔子同时，当时的成就也与孔子相当。因为《论语·公治长》中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的对史事的评价好恶相同。依此而论，《左氏春秋》的写作可能早于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写《春秋》的参照文本。但是，对孔子持赞赏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却使历史被改写，按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来重塑历史。司马迁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发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注解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今上”
（活着的最高领导人）刘彻开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司马迁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确”的一种表现。在个人感情上，由于他是师从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为已任，故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之作，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学者孔颖达更干脆，称“左丘明之《传》，释孔子之《经》”，实际上把左捕明降格为孔子的受业子弟。不过到现在，考据学越来越发达，对司马迁与孔颖达（乃至宋及清的类似）说法，持怀疑态度。今人夏乃儒先生对左丘明是孔学生的说法的评价是“主此说者虽众，但历来仍有存疑者。”
孔子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在他死了1600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位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万世宗师”，即南宋的朱熹。此人除了没有什么创性的贡献（如孔子开私人撰史之先河）之外，还有意搅烂一笔历史旧帐。朱熹对左丘明大加贬低，不仅他不理会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左丘明被封瑕丘伯（后改封中都伯）的事实（－－实际是以孔颖达的论断为基础的，贞观年间左丘明与颜渊从祀孔庙），反而称《左传》“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进而发展成人身攻击，说“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
这种重塑学术史的“大手笔”，实乃出于朱氏要统一学术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传》既然“不识道理”，为什么从司马迁到孔颖达再到赵（南）宋王朝的先人们都一例给左丘明一个“政治待遇”呢？其间的儒学大师们不是“瞎了眼”了？！
朱熹的情绪化与极力建立话语霸权的行为，不是没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如林栗（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陈傅良（1190年）则较客观地批评朱熹“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又难免参杂个人恩怨与学派加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了（1196年的）“庆元（学）党禁”。
朱熹为建立话语霸权并没放过司马迁，尽管为了尊崇孔子，司马迁出不惜采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苏辙《古史》之论，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随后又指责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这也就等于说司马迁自称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的说法，不成立。这也意味着自孔子之后，只有他朱熹才有资格做义理之学的学问。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让人联系到上个世纪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浒”，换句话说：朱熹把坟墓里左丘明挖出来，演化到现代就是“批林批孔”与“批水浒”了！
◇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
现实对儒家的梦想意如此不公，从另一个方向更加强了他们对上古美好政治幻觉的追求。第一个大胆试验的人是王莽。王莽在夺权之前，恪守德行，以期把自制造成贤明而又能干的舜。首先是用利益拢络人，把皇帝赐给的封邑和钱财全部分发给手下的属员。同时，他的节俭也让时尚震惊：他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各自派夫人去看望，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衣服的长度还拖不到地上（那时的讲究是衣拖地），外衣的长度刚刚遮到膝盖；起初，贵夫人们还以为王莽大失礼貌，“怎么会让一个仆人去来迎接我们呢？”一问才知这就是大司马（相当于三军总司令）的夫人。那帮贵夫人当然大为惊讶了。
为了把自己制造成更合乎标准的“舜”，王莽经历了一次失败（免去大司马职务）后，隐忍了近十年。十年后，他又行大义灭亲之举。他的儿子王宇反对他因政治见解断绝与皇帝的舅族卫氏的来往，还私下与平帝的舅舅之一卫宝保持通信联系，并教皇帝的生母卫后上书，请求到京师团圆。王莽力拒，儿子则与老师吴章串通起来，用鬼事来下王莽－－指使人去王莽门上泼血，不幸事情败露。王莽毫不手软，下令把亲生儿子且是长子王宇投入监狱，让他服毒而死，把卫后一家也全杀了。那个可怜的老师也被处以腰斩。
不用说，这几个小爬虫级的内部的对手，就是在此十几年前压抑王莽的淳于长也不被他整死了吗？
淳于长何许人也？乃王莽的姑家表弟，其姨妈是汉元帝后、成帝的母亲太后王政君。依靠母族势力，淳于长很快爬过好几个台阶，升任卫尉之职。卫尉为九卿之一，掌握皇宫的禁卫。淳于长善于投机，在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一事上，帮了表兄汉成弟大忙－－在姨妈面前说赵飞燕的好话【注3】。淳于长得到成帝的宠信后，权势熏天，让后起之秀表弟王莽嫉恨得要死。
有趣的是，两人都是因为侍侯病人得的势。淳于长侍侯舅父王凤得信的。王凤见外甥比儿子还孝顺自己，决定给机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向太后和成帝吹风。淳于长果然好风凭借力，仕途上一帆风顺。王莽在尽心侍侯得病的伯父王根时，也是尽了比儿子还尽的孝,并且向王根派报每日政情。汇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自己的表哥淳于长如何虚言为已废的许后谋求复位以诈钱财之事，并且还与许后的寡居姐姐通奸，云云。
其实，淳于长与许废后的姐姐通奸的目的并不在于性快乐，而是让她给废后代话，告诉她：淳于长正设法劝成帝立废后为“左皇后”。许废后的要求并不高，最初想立成婕妤就行了。在淳于长的刺激下，做起了“左皇后梦”，不惜把积蓄源源不断地送给淳于长。
王根听了侄子的汇报，决计处分外甥。此时的王根已大权在握，继哥哥王凤之后任大司马（三军总司令）。王根将情况向姐姐也就是太后汇报后，太后大怒，传话皇帝，处分淳于长。成帝无奈，免了表弟的官，让他去了封国【注4】
【注3】王政君不同意将赵飞燕立为（儿子）成帝皇后的原因是嫌赵出身微贱。
【注4】后来淳于长贿赂另一位舅舅王立，王立为其说情。因二人原来有隙，说情之举让成帝生疑，下诏穷究淳于长旧罪，并将其杀于狱中。
但王莽的对手变成皇帝时，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尽管皇帝已经是他的表侄哀帝刘欣了！更令人受不了的是，刘欣竟然想把皇位让给侍中【注5】董贤。
王莽忍过了哀帝的六年。
他越来越觉得面对的汉家皇帝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不是理想中的尧，至少不是儒家经典中的尧。皇帝不想平白无故地把位子让给王莽，并且在他的脑子中，王莽根本不是舜，只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他只好一步步地让利：给你财富，给你荣耀，至于皇位还是不谈为好。
不交权，并不意味着不夺权。在所有的德性积累不管用后，王莽终于忍耐不住了：先是毒杀了皇帝，当上代皇帝（名为“摄皇帝”），经过短短的三年干脆代也不代了，废掉了孺子婴。随之问题也来了，王莽从社会道德形象的最高代表变成十恶不赦的篡位者。由于无形资产的丧失，也由于治能的低下，更由于民间野心家的兴起，他的王朝很快陷入混乱之中，以致于最后乱兵中被杀的下场。
《汉书·王莽传》评价（赞曰）王莽说（今译）：
王莽这个人是以外戚身份起家的，他在他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以前，保持了绝对的低资态，从事政务十分尽力。这些作为，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好名誉。他达到了目的。王氏宗族称他孝敬长辈，老师和朋友推崇他为仁人。在他到达辅政的高位时，正值成帝、哀帝的衰败之际，他不畏艰难，勤于国事并以正直见称。这一切的一切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在家必闻、在国必闻”的行道，但是人们似乎忘了一句话：“色取仁而行违”。
王莽这个人实有不仁之心，又有邪才，便利用家族中四位叔辈的权力基础，趁汉家中道衰微而大肆行篡权盗国的勾当。促成王莽篡盗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皇太后的长寿，即皇太后出自王氏，成为王氏执政的基本依据。汉家依靠外戚，历来如此。依命理而言，这也是天时所致，不是人力所及的。
到了他终于篡位之后，情形就与以前大不同了。他所占据的位置，没有合法性根据，颠覆性局面比夏末、商末的桀、纣二君所面临的更严峻。但是，这家伙没有一丁点儿的反省能力，还以为自己是黄帝轩辕氏或虞舜的复出。
由于不自觉而狂妄起来，用尽自己的威风与诈力，暴虐地对待百姓，达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不仅使华夏大地受到了祸害，而且还使周边的异族国家即汉的附属国受到了震荡。既便内外交困，他也不悔改，还认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受到了严重阻碍，非得再推下去不行。
所以，国内的人民丧失了安居乐业的信心，一时间国内外怨恨并生。政治秩序也猝然崩溃，没人守城池，国家的命令体系也失灵了，到处是废弃的市镇，到处是人民掘盗坟墓的残迹。他的毒害不仅使生民受害，既使坟中白骨也不得安宁。自有史书记载以来，至我班固写书的今天，所有的乱臣贼子和无道德之人的恶劣行迹没有超过王莽的。秦王朝烧书以把言论控制为他家的私物，王莽呢，推行六艺为他理论的推行开路，两者尽管形式上不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所谓殊途同归，便是这种现象。同样，他们都经过短暂的暴烈之后，归于《易》上的断言：亢龙有悔。王莽的那一套，显示出他非命即不正的特点，就象岁之余分闰一样，总会被后来者驱除。
光武帝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兴起除灭了王莽恶劣与暴虐。
王莽身死功灭，他还没来得及反省检视自己的历史中毒状态。如果说他夺权的方法尚在可取之列，那么他掌权的技术就太差劲了。他顽固地以新政复古法，搞得人民无所适从。篡权自然遭到刘姓贵族的反对，而乱改田制（恢复了周朝的井田制）、币制，则扰民生怨。
《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中》说：“当时老百姓用惯了汉家的五铢钱，不习惯王莽的新钱。它有大小两种，不易换算，又多次变更版面与币值，私下里还用五珠钱。还有人造出舆论，说大钱很快要废除。王莽便发布命令：凡有身带旧汉五铢钱的、说大钱要废的，比照诽谤井田制予以治罪，流放到边远地区。一时间，农民办公助商人都失了业，国家税收受到影响。因为犯了用钱法律，人们变卖田地、住房、奴婢，从贵族、高官到一般百姓，被判罪的人不可胜数。”
【注5】只作为加官，得此加官，可入侍天子，出入禁中，分掌天子乘舆服物，或顾问应对，谏议政事。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还在追寻着他的复古之梦，在历史中毒状态下加速度下滑，让十名高级官吏到各地向天下人颁布（宣讲）《符命》四十二篇。出行宣讲的人，也完全古装化，这些人好像从历史深处走来－－“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雉鸟之毛，服饰甚伟。”
要到这个程度就算了，扰民毕竟只是内政。要命的是，外交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宣讲《符命》文件的人到了匈奴，发给单于新印，印名不再叫“玺”了，而是叫“章”。单于一看其中苗头不对，想要还旧印，但宣讲官已把旧印给砸了。单于大怒。随后，先于单于受到新朝损害的句町（由王贬为侯）、西域（也被改王为侯），也背叛了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汉书》给的他评价很到位：“颠覆之势险予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
一句话：至死他还以为自己是典帝，虞舜的复出！
又隔了一个王朝的同类人物曹操比较聪明，有皇帝的权威却不要皇帝的名号，还假惺惺地让县（辞封地），但就是不交军权。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冬天是个多事的季节，而冬十二月也就是现今人们腊月更是个多事的月份。许多重大政治变故就发生在这个月里。原因大概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的王朝征战、农桑的事都停了下来，集中议论朝政的事务是这个月。集中精力处理一年来积压的事情，梳理头绪、安排明年的计划。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发布了一道命令式文告，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此时曹操虽经赤壁之战大败，但元气未伤，已经固定地占有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也算坐拥半壁江山了。这时，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要恢东汉的统一局面已不太可能，三分天下之势基本定了下来了。于是，有人猜测：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曹操会取代汉献帝，正式称帝。
曹操为了表明自己无意篡汉的心迹，向天下发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退回了三个县的封地。
在文告中，他说：
我当初看到天下混乱，就辞了官，在谯东五十里修建了好房子，打算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如此生活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再出来做官。结果，由于国家形势比原先更坏，我就应召为典军校尉，为国家讨贼。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死后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操之墓”。后来，遇上董卓之乱，我就兴义兵讨伐他。打败黄中军之后，又进攻袁术，灭了袁绍。再后来，消灭了刘表，平定了天下。我现身为宰相，已位极人臣，已经超过了平生志向。假定国家没有我，不知道多少称帝称王。现在有人看到我的强盛，就猜我想代汉自立，真让我感到不安。我想把军队一下子交还国家，但又不现实。因为我一旦放弃了对军队的控制，不但子孙们要受害，对国家也会产生极大的不利。我绝不能图虚名受实害。现在我交还三个县的封地的二万户，只享受武平一万户的食邑，以此来减少对我的非议和责备。
曹操这篇文告写得很霸道。退不退封地已经不是实质问题了，因为他已经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了。此后，他的行为更能说明这一点：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他把三个女儿进献给皇帝，都被封为贵人，皇帝成了自己的儿辈；第二年，曹操下令杀了伏皇后和伏氏与皇帝共生的两个儿子。
他的权力不受限制，也没人敢限制。在他的心目中，曹氏取代刘氏只是早晚之事，因此在孙权以书信向他称臣时，他恶狠狠地说：“孙权这小子是往火上架我呀！”他的老部下们说：“不对，这不往火上架你。代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没想到霸道而狡猾的曹操说：“如果我身上有天命，就让我做周文王吧！”言下之意，让儿子去取代汉室。这，或许是接受了王莽的教训吧！曹操的儿子按捺不住，逼汉献帝演了一出“禅位”的古装戏。
西汉王朝到灵帝一死，其实就无所谓汉刘天下了。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献帝经董卓之乱后又遭曹氏挟持，在谋除曹操未成后，终于自认了被摆布的命运。他应名统治的三十二年（实为三十一周年，公元189－220年），不过是当个玉玺看护人而已，至于需要往什么文件上盖印，就不想操心了。
世人皆知汉刘的终结不过是时日而已，连宗室的远支也都如此而论。所以，清苑乡侯刘若（职务为辅国将军）率一百二十名重要官员两次致信曹丕，希望他能正式取代汉祚，第二次信中写道：
“我们深知人心不可违的道理，也知道孔子说：'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为物’－－的道理。所以呢，周公之前的舜就聪明多了，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气尽，神人同应…而陛下上负皇穹眷命之旨，中忘圣人达节之数，下孤人臣翘首之望…”
信中语气恳切又有批评之意，着实令曹丕感动，毕竟在信中上书人已用“陛下”这样的专用词来称谓他了！
经过反复的虚饰性的推让后，曹丕下定了决心（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狂喜），于是有人把意见传给刘协、刘协很知趣，赶快与曹丕办理交接手续，在辞职仪式上，他郑重宣布：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现在呢，汉家的气数已尽，魏家因屡树功勋，具备了接班的资格。天下大道理是：天下不是一姓的，应该是公器，所以唐尧不把位子传给儿子，故名插无穷。我很羡慕尧的聪明，今天我效法尧，把帝位禅让于魏王！”在讲完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后，他走下了仪坛，顿时成了“在野党”，不过他很会自嘲：“今天我真地明白了，明白了尧舜之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刘协的辞职自然会在蜀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汉室的正统自己都辞了，还需要他刘备中兴什么呢？于是，蜀国制造了一个政治谣言，说汉献帝被曹丕害死了。利用这个政治谣言，蜀国群僚劝刘备也称帝。刘备下属的一位高级官马费诗不赞同刘备称帝，说：“大敌未除，自立为帝，不体面。”刘备很反感，就把他降了职，于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即位于成都武担山。
其实，当时（公元220年）刘协根本没有遇害，并且死在了曹丕之后，到魏明帝青龙二年才死。
汉献帝刘协还算明白，知道曹家实力无法控制，自己就全身而退吧！从他让位起，又过了十四年的太平日子，五十四时，寿终正寝。曹家也特别客气地以天子礼给他出了国葬…
一路推来，从益启的关系，到秦皇汉高，再到王莽曹丕，孔丘所赞美的那一套“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确实虚妄。三国以前，没有一件落入那个美好的模式；三国以后，八王之乱、杨广诬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宋二兄弟的烛影斧声、大明家靖难之乱、康雍传位迷团，等等，不再是与外姓之争，反而是自家内的血腥之变，尧禅舜继的幻觉湮灭了血泊尸堆里。就是到了蒋家王朝之争，也只是让严家淦过渡了一下，终把位子又传回了蒋氏家族。严家淦多少有点像《史记》上的益，终把位子还给了蒋经国这个当代的启。
谁不想把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人呢？尤其在中国文明中。林彪不可谓不聪明，韬光养晦十几年，一时复出，便不余遗力地培养自己的儿子。
今作古时，古亦今；古作今时，今亦古。
◇刘裕终于把桓玄架在了火上
在曹操父子的夺权套路成功后，更多的有实力的乱世政治人物发现：神器并非那么神秘，只要有力量就可夺取。
早在西汉末，割据者隗嚣就认识到了这一道理，他说：刘邦一个平民都能当皇帝，天下还有不能当皇帝的人吗？所以，他一直拒绝投降刘秀，直到最后被灭。
马上对曹氏夺权套路进行模仿的对象是司马氏，并且他们夺权的对象就是上一个夺权者。
司马氏自削去魏宗室权臣曹爽的权力后（延熙十年，公元249年），经过了两代人努力，历十六年终于在第三代取代了曹魏，取代的模式“如汉魏故事”。在整个夺权过程，司马氏也一如曹氏，牢牢控制着军权。为全面掌控，借故剪除了曹爽，并把全家统统杀掉。与曹爽一起被灭族的还有何晏【注6】。
就在曹爽被除掉的当年，皇帝给丞相司马懿加九锡的礼仪－－与天子类似，他没接受。他心里明白：凭借军事实力，整个魏国已没人敢和他正面冲突了。扬州督都王淩【注7】看穿了司马氏的心机，想发动政变，立楚王曹彪为皇帝。曹彪为人智勇双全，肯定会摆脱司马氏干政的局面。不过，在王淩与可能的协作者联系时，协作者惧怕司马氏的势力，向司马氏告发了。
结果很简单：王淩与曹彪被杀，剩下的曹氏王公全部集中监管。
司马懿连杀曹爽与曹彪后，基本上铺就了儿孙夺位的道路。他死后，其子司马师马上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师去世后，朝廷无奈地任命他弟弟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司马昭可没有父兄那样持重与老练，当上大将军的第二年（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就开始着龙袍、戴皇冠、穿红靴－－做起第二皇帝来。至此，还不罢休，很快又自封为大都督，并执掌皇帝杀人时专用的黄鉞。因而留下一句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为了加快夺权的步伐，司马昭任命自己的儿子司马炎为副相国（副总理），并作为晋王的世子准备接袭王爵。据史书记载，司马昭起初是喜欢大儿子司马攸，但大儿子已经过继给哥哥司马师，再加上司马炎身边有高人指点与吹捧，司马炎便稳定了接班的基础。贾亮、何曾、裴秀几位重臣都说：“中抚军司马炎聪明过人，又精神威武，具有超世拔群的才智，人缘也好，上天有意于他，他本人也不是当臣下的相貌。”
魏威熙二年冬天（十二月），司马炎称帝，把魏帝废为陈留王。虽然说，整个夺权过程中没发生武装冲突，但武力仍是夺权的最坚强的支撑力。
这个规则，简单而清晰。到了晋国内部的王公互相争权时，这一原的重要作用凸显出来，随后的南北朝时代也是如此。
西晋经八王之乱，国体破损、法统无依，于是，以助晋兴兵的匈奴族将领刘渊以重兵介入纷争，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此后，其子刘聪继汉王位，经过五年多的奋战，兵至长安城下。
东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冬十一月，汉将刘曜发起猛攻，破长安外城，麴允
与索綝退守小城，内外断绝联系。由于内城储粮很少，发生了饥荒。司马邺哭着对麴允说：“误我大事的乃是麴允与索綝二人。为给百姓士绅留条活路，只有我一个受辱了。没办法，出城投降。”
刘聪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接受投降，并以新主人的身份封旧皇帝为怀安侯，官职则为光禄大夫。
在正式投降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司马邺派侍中（警卫局长）宗敞去向刘曜交降表。索綝却暗中扣下宗而让儿子去与刘项（今河南项城），饮药死。
【注6】何晏（？——公元49年）汉大将军何进孙。以母尹氏再嫁曹操，遂长于宫省，操奇爱之，娶魏金乡公主，赐爵列侯。魏明帝时始入仕。党附曹爽，任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正始元年（204）代卢毓为吏部尚书，典选举，势倾朝野。十年，与爽同为司马懿所杀。好老庄，与夏侯玄、王弼等竞为清谈，士大夫效之，为玄学之鼻祖。
【注7】王淩（172－251）汉司徒王允兄子。魏文帝时，与张辽等讨吴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历任扬州、豫州刺史、有政绩。其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舅甥并典兵，密计拥立楚王曹彪以代魏主齐王曹芳。嘉平三年（251），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杨黄二人向太傅司马懿告发，乃为懿所讨，自知势穷，出降，被解送洛阳。至
搞交易，称：“如果任命我父亲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万户郡公，我父亲愿率全城投降。”军事强人实在看不起如此无耻的请降者，就把他杀了，并把尸首送回。给索綝的回信则满是羞辱之词：“帝王之兵行之于义，我率兵十五年从不用诡计取胜，一定与敌方较量到最后。现在索氏父子意然如此无耻，可见天下恶人性体一致。所以先杀了一个再说！”
司马邺无奈，坐着着拉的车，袒露着上半身，出城投降。索綝自然就成了刘曜必杀的道德仇敌…
东晋武力夺权者似乎比西晋的更有趣一些，第一位以武力夺位者竟然咨询到第二位武力夺位者的头上。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派桓谦问刘裕【注8】：“楚王桓玄功高德重，天下人以为司马氏禅让已在所不免，你意如何？”刘裕爽快地说：“人心天数如此，有何不可！”于是，桓玄上表请求返回封国，同时让晋安帝亲自写一手诏坚决挽留他。他诈称钱塘临平源淤塞开通，江州降下甘露，让百官集合起来向他祝贺，作为自己秉受天命的前兆。他又认为以前各代禅让之际都出现隐士，唯独自己此时没有隐士，面子上过不去，便找到一位名叫皇甫希之的人，供给他财物，让他隐居山林，再征召他担任著作郎，又让他坚决推辞，然后让晋安帝下诏褒扬，加以礼遇，称他为“高士”。不过，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那人是冒充的隐士。至此，有人拟就禅位诏书，强迫晋安帝亲手抄写。晋安帝派司徒王谧向桓玄让位，自己出居永安宫。百官前往姑孰劝桓玄登基，桓玄在九井山（今安徽当涂南）筑起坛场，即位称帝，改年号为永始，封晋安帝为平固王，让他迁居寻阳。桓玄进入建康宫，坐在御座上，御坐忽然塌陷，群臣吓得变了脸色。殷仲文说：“这是由于陛下恩威深厚，大地不能承受。”桓玄听了非常高兴。但绝对没想到，他只是为另一位野心家开了路。
在他称帝后不到半年，也就是元兴三年（404）春二月，刘裕由京口起兵讨伐桓玄。
刘裕在消灭了桓玄的过程中，为东晋立了大功，晋安帝司马邺复位后，自然对这位新兴的军事强人倍加器重。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夏四月，晋安帝任命刘裕为都督十六州军事，并离开首都建康（今南京）去京口镇守。刘裕有了这个基础后，就再也不用谦虚了，于义熙四年（公元408年），自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随着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的功绩的建立，刘裕的权力欲望更加强盛。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活捉南燕主慕容超后，自任太尉（最高军事首长）、中书监（中央警卫局长兼国务院秘书长），加授黄鉞。
在为期不短的忍耐后，他觉得从前他拯救的晋安帝已经没多大价值，干脆杀掉。杀掉旧皇帝，立新皇帝，是为了好控制。本来琅邪王司马德文就不想当这个受罪的皇帝，只等他刘裕张嘴废了自己，好图个心静。
司马德义经过一年半的等待，机会终于来了。
元熙二年（公元419年）四月，宋王刘裕打算接受禅让，却难以开口，便召集朝中官员举行宴会，在宴会上不慌不忙地说：“桓玄篡夺帝位，国运已经转移。我倡义复兴晋室，平定四海，大功告成，业绩卓著，于是蒙授九锡。现在，我快要老了，而地位又如此之高。凡事忌讳满盈，我也难以长期平安无事。如今我打算交还爵位，回京城去养老了。”群臣都不明白这番话的用意。傍晚时分，宴会散了，中书令傅亮才明白过来，便敲门请求刘裕接见。傅亮说：“我最好暂时返回京城。”刘裕懂得他的意思，没有再说别的话。傅亮出来后，看见长星掠过整个天空，便拍着大腿感叹道：“我历来不相信天象，现在天象却应验了！”傅亮抵达建康后，四月，晋恭帝征召刘裕入朝辅政。刘裕留下儿子刘义康镇守寿阳，任命参军刘湛为长史，决断王府事务。刘湛从小就有主持大事的志向，一向把自己比作管仲和诸葛亮。他博览图书史籍却不肯写文章，不喜欢谈论，刘裕对他非常器重。
【注8】宋武帝刘裕（公元363－422年）南朝宋创建者。公元420－422年在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德舆，小名寄奴。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家贫，以种地、樵渔、卖履为业。初为晋冠军司马。元兴三年（404），与北府刘毅、何无忌诸将于京口起兵，出讨篡位之桓玄。义熙四年（408），入朝辅政，为侍中、录尚书事、扬州刺吏。五年征南燕，次年灭之，屠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元熙元年（419），进爵为宋王，移镇于寿阳（今安徽寿县）。二年入建康，代晋称帝，国号宋，年号永初。卒谥武皇帝，庙号高祖。著有《皇帝兵法》、文集，皆佚。
六月，刘裕来到建康，傅亮准备好退位诏书的草稿，让晋恭帝抄写一遍。晋恭帝欣然拿起笔来对身边的人说：“桓玄的时候，晋朝已经失去天下，是刘公重新延长了将近二十年时间。今天的事情，我本来就甘心情愿。”
宋王刘裕亲临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罪囚，改年号为永初。刘裕封晋恭帝为零陵王，便在原来的秣陵县（即汉秣陵县城，在今江苏南京东南秣陵桥）修建宫室，派遣将军刘尊考带兵防卫。
不过，刘裕没有曹魏家的风度，能让一废帝平安度过余生。一年后，就毒酒鸩杀了司马德文。司马德文确实很无辜，本来他就不想当那个倒霉的皇帝，可在强逼之下，不得不按别人的路子走。到了退位时，才有欣然的感觉，拿起笔来就抄退位诏书。可是，残酷的帝王政治从来就不会理会“无辜”二字，权力就是一切，权力保障高于一切。
早于司马德义一百年的司马邺也很无辜，他心甘情愿地投降了，心甘情愿地为新主人刘聪服务，比如穿着戎装为打猎的刘聪开道，但终未逃过毒害。害他的不是汉主而是西晋遗民旧臣。西晋遗民看到昔日的皇帝手执画戟开道，忍不住掉下泪来，说：“这就是原来的长安天子吗？”。－－这无疑增加了刘聪的疑心：“他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一次朝廷聚宴终于把悲剧推向了高潮：刘聪让昔日天子司马邺巡行劝酒，原为晋臣的人们酒后失控，哭了起来；尚书朗辛宾起身抱住司马邺大哭，再能忍的人也经不住这样的场面，前皇帝也流了泪。
刘聪下了决心：不能留他，先杀了辛宾，随即杀了司马邺。
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兴趣点题：柴进代表了一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一边。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的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
◇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晁盖死后的英雄谱并非以草莽为主流，而是以体制内走出来的人物为主。这在宋江的安排里已见分明，他的排列是：自己暂居忠义堂（相当中军），左军由林冲执掌，右军由呼延灼执掌，前军由李应执掌，后军由柴进执掌，水军由李俊执掌。（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这样安排也无可厚非，让人奇怪的是杨志竟然被放在前军第五位，难道一位历经挫折的英雄还要被压抑。但是，对这种安排，杨志没有丝毫怨言。他认命了，有这么个水泊存身就知足了，还要什么荣耀。杨志的经历最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上旧族与新贵的地位轮换。“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巷陌家”这句唐诗太精辟了！高俅低吟此句时（当然《水浒传》并没这么写），他脚步轻盈并志满意得地走进殿帅府，先羞辱了王进再陷了林冲。杨志呢，吟此句的感觉（书中亦没如此写）是什么样的？背负名将之后的压力，企求着凭借一刀枪积的累升。高太尉的一顿臭骂虽让他倍感屈辱，但还在坚持。
杨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从不卖弄出身，只想通过个人的业绩博取功名。
可惜，他命运多舛、时运不济。运送花石纲时翻了船。他丝毫不怀疑这个花石纲于国于民有什么意义，只是恪尽职守地完成本职工作。虽然翻船，但他希望在挫折中振奋起来，收拢一担财物去东京打点。为了刻意求官，他可以和任何人达成谅解，包括梁山的强盗。他的性格中的柔性（求官的韧性）占了主导，他绝对不像后来的卢俊义那样没事找事儿。经过与林冲一番精彩的搏斗后，被王伦叫上山，王伦劝他落草为寇，他坚决不从，但他愿意与对方谈判。酒喝到该说正事的份儿上，他几近央求地说：“承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就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今日欲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
江湖黑道也有它的原则性，所谓“盗亦有道”，王伦发还了他的财物，派人送他登上往东京买官复位的行程。真正的悲剧才由此开始，施罗二人给他做了预测——实在是一代人一种人的命运谶言：
清白传家杨制史，耻将身迹履危机。
岂知奸佞残忠义，顿使功名事已非。
尽管痛遭高俅辱骂，轰了出来（贿赂的钱也白花了），还摊上官司（杀牛二，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被高俅轰出来后，他也有一丝闪念，对他为之卖命的体制发生了怀疑：“王伦劝俺，也见得是。…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薄！”。不过，这仅仅是一闪念，祖宗光荣的业绩对他来说成了负担，成了必拜的图腾，他无法背叛它。
梁中书送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使它从罪犯一跃成为军官，恢复往日的荣耀，他怎敢不尽力。同样，对生辰纲的态度他也是不问其道德性，如同对待花石纲一样地去努力完成押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不想让自己再出现任何闪失。在黄尼冈，他不住地殴打军汉快走，告诉他们：“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但是众意难违，没有人再愿走了。既便如此，他杨志还是不放弃最后一次警惕性。其实，既便是一点酒也不吃，这场被抢的悲剧也会发生。腐败传导出的社会危害，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杨志只不过是受害者之一罢了。
所谓的命运把他逼上绝路，他想一死了之。只有这样，才能让心中刻求升官的梦有个不太悲惨的结局。但又一个闪念让他放弃了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寄托于官方能破获此案，给他个说法儿。
处心积虑的造反者
论出身，柴进远比杨志要高贵，他是前朝大周宗室。赵宋家的权力是从他家那里夺去的。为了补偿柴家，不仅给了丰厚的资产与大量的土地，还给了免于刑事处罚的铁券。但是柴进并不以这些为重，他处心积虑地交游，心平气和地等待时机。“柴进门招天下客”既是一种个人风格，更是一种伟大的志向。甚至是一种政治宣言。
林冲来到柴进庄子前的饭店里，遇见了奇事儿。酒家并不卖给他酒饭，只是说卖给他酒饭，柴大官人便无赏给他这等配军的钱了。柴进留下过话：“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这句话很有分量，说明柴进对流配的犯人比江湖上的一般好汉更重视。在林冲于访他不遇再往牢城走的路上，遇见柴进（猜是），报上名号，柴进给予林冲的礼遇是超乎常规的：
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讶。”就草上拜了。
柴进与梁中书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爱惜人才，特别那些有特殊才能人。有野心的人无一不深爱人才，想干大事的人也无一不如此。林冲与洪教头斗棒，杨志与索超（及周谨）比武，同样是居于三人之上的野心家、大人物为或可利用的英雄设下的局。
柴进的威力是梁中书不能比的。何有些说？
宋江倒霉的时候便是例证。
宋江见柴进时，柴进拜在地上一声“端的想杀柴进”再现了他见林冲时的情节，表现出礼纳英雄的一贯作风。随后，柴进说了两个要点，以让宋江宋清兄弟俩安心躲灾。
第一点，既便做下十恶大罪，你来到我庄上，捕盗的官军也不敢管，因为我庄子的牌头硬。
第二点，我也有胆量，别说杀个平常人，就是杀了朝廷命官，我也敢收留你。
柴进的威力与胆量，不只是有大周皇帝嫡派之孙的名号，也不只靠铁券的诺言，靠得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柴进代表了这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那一边。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的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倘使在位皇上敢和柴进当面较劲或说让柴进谨守法度，柴进一定会回答即反驳：“我的祖先把帝位禅让给你赵宋家，是看你们有德；而今天，你们这些子孙败坏无德，失去了治天下的资格了。”
当然，皇帝还不致愚蠢到与他进行辩论的地步，由他去吧！其实，在《水浒传》中，施罗二先生所不愿明说的就是这句话。道义基础的转变，是一切王朝出现或溃灭的根本。历史上的北宋王朝没有亡于强盗（宋江们）手中，或者说《水浒》小说还努力转化强盗去认可朝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亡于外族。
何以亡于外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出了大问题，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皇权昏庸。
所谓国的盛衰，也左右着所有的人的命运。巨宦达官还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随风倒了，或说一如江中漂苇任止任行。
柴进在被官司所累陷于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贼中”，丢弃合法的壳子也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柴家庄已是梁山的交通站了。柴进对追踪李逵而来的朱仝同说：“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他对朱仝表明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说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吴用在柴进庄上暂时摆平了朱李二人的纠葛之后，也明确地告诉李逵：“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还山。多管也请柴大官人入伙。”（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
至于，在高唐州因叔叔柴皇城与高俅亲戚发冲而入狱，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贵的兴起以贬损旧族为代价，已经是常识性问题。只是这个新贵是腐败、不公、昏聩的代表，终于与柴进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道德（资源）力量发生了冲突，才引发出一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来。
如果说“高俅系统”对待王进与林冲仅仅是在个人恩怨、利欲上的事情，那么它对待“柴进系统”的粗暴就是无可救药的败笔了！
被裹挟者的状态
宋清在整个《水浒传》中是最平淡不过的人了。从艺术角度讲，他的出场显得很勉强。宋江杀了阎婆惜逃匿在家，官方去人追查时，也只有宋太公的一人答对。按现代术语说，宋清缺席即未在场。既便是到了他与哥哥远走沧州躲难时，也只一句话涉及他的特征：“原来这宋清，满县里都叫他做铁扇子。”（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这“铁扇子”的诨名由来没有详细介绍，没有晁盖夺塔故事的简略铺垫，更没有宋江时不时掏钱资助穷人并让受助者感激涕零的传神描写。
宋清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并且是最边缘化的人物，份量还不如神医安道全与轰天雷凌振。只因遵守父命，保护逃亡中的兄长，才接触到一班有揭天掀地的大英雄。他之所以上山，也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下才选择的。
宋江在江州法场被救了，并且上了梁山。因思念父亲，回家探望。宋清没让兄长入门，急不可奈地说：“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如果说，在他随宋江到沧州躲难的时候，他还是个随从、观察者话，那么到了出了江州大案，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挟于其中。宋清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公正缺位、道德沦丧社会中草民阶层的选择。
作为庄主的李应被裹挟上梁山的经历要比宋清的多些情节，然而他被预先定好的套路（一半是命运，一半是他为）套住，也几乎与宋江一样：发誓不愿入伙，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入。起初，他只想以情义那种底层社会的道德规制来为时迁（梁山的代表）与祝家庄（官方势力在农村的代表）之间提供妥协的平台。但祝家庄以毁三村之盟约为代价驳了他的面子。他与祝家庄一战，少有救时迁的成份，而是找回面子，纯属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村际械斗。械斗中，他中了箭，左臂伤了。为了自保，他闭门不出，一并谢绝了梁山的礼物。与当初宋江不要五百两黄金何其相似乃尔！但是知府不这么认为，倾向认为他有罪，必带到州里讯问。到了宋江解救他时，他还分辩：“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其实梁山的根本没杀知府，因为知府溜得不见踪影。宋江已经经历过有关的法律程序，知道不公审判的后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逼他也是救他，裹挟他也是保护他。于是，下面的情况发生了。
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第五十回＜吴学究双用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法律不公的成本是隐性的，而国家所谓朝廷也在为此默默承担着这无形中加于其上的负资产。等这种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便崩溃了。不休的征伐，难止的战乱，疯狂的抢掠，肆意的屠杀，便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第三章 专制下的洗脑术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误读点评
◎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焚书实在是可恶之极的事。唐朝诗人还在骂秦始皇，章谒在诗中说：“坑灰未冷山东起，关河空锁祖龙居。”殊不知，有一种比焚书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改书——篡改历史！
是谓读史（写诗）之人（如章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不少读书人破口大骂皇帝的暴虐，但竟然忘了读书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施暴的行列，什么“治家格言”啦，什么“曾文公家书”啦，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少说话，免得引来祸端。
◎专制制度下，坏蛋得到无尚荣耀的概率大增。《水浒传》中高俅的兴起，表面上以林冲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为代价；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我们文化病态的核心问题。至今，人们仍没明白奴隶转为暴民的动因是什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概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一年）历史时期。后来，也有稍为不同的看法，把这段时期扩展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开始）。
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较合乎实际，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最高执政者。这种权力是由最初的占筮与征伐并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战的客观情形构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转化成了史鉴作用，而且史鉴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鉴的作用威力巨大，基于它作为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某国（如鲁）的合法历史只能由这些人来完成，并传诸后世，当权者（如鲁公）无法随意篡改。当权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来威胁史官，甚至剥夺其生命，但很难改变书写者的意志。这种如实写作（记录）方法，称为“书法不隐”。因此，像周宣王无理干涉鲁国立储而引发鲁国内乱的事情才得以记录下来。
孔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
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即从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是孔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由于孔子的改写，《鲁春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从此以后，以史讲义而非以史纪史的传统确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资料还算详备，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春秋》以前社会面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详情，但是既便如此详备，他还是要秉承孔子的传统，以微言叙大义。
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史学正统，却永远地埋没了《鲁春秋》的正统。中国历史自此，也开始了一个“用正统埋没正统”的往复循环。
对孔子予以如此评判，也绝非“微言大义”之说或不自觉间用一种正统去埋没另一种正统。从“仲山甫缺失”现象中，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文王之会什》（“什”数量词即“十”，亦为约估数即“十几个”之意）为史诗，记述周室先人创业的历程，合迁徒，片伐之事。
《生民之计》与《荡之什》更倾向于现实政治。其中：＜生民之什＞中的“民劳”、“板”两篇是讽刺厉王的＜荡之什＞中亦有三篇为讽刺厉王的作品；讽刺幽王的作品在＜荡之什＞中亦有两篇。
纵观＜大雅＞共31篇有7篇是对统治者的批评的作品，也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作品是对时政进行批评的作品。这还是孔子改造过的结果，估计未经孔子编辑过的原初作品中这个比例还要高。由此可见：在孔儒之学形成特别是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中国文化中的言论自由观念是很正统的；换言之，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荡之什＞最后一篇“召旻”为例，可见一斑。诗中有“我想此邦，无不溃止”一论。全段今译为：“就象那年天大旱，连那草也长不好，（国家之势）就好比那倒下的枯草。看看（幽王）这个统治德行，国家没有不丧亡的道理。”
诗的预言果然不爽，幽王因烽火戏诸侯（加之，废申后），导致内叛与外敌入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召旻”－－诗的最后，还把幽王定为祖宗江山的败家子，说道：
“从祖先受命于天，有召伯那样的臣子，一天可开疆一百里；如今，却一天丢一百里。可悲呀，如今（幽王）这帮人，一点维持了旧日之盛了！”
《诗经·丞民》一首为歌颂仲山甫专做，其白话意为：
天生众人性相合，万物所生依法则。人心顺应自然情，万众皆惜好品德，
上天详察我周朝，周王祈祷意不惰。为保天子持大业，上天生下仲山甫。
……
仲甫恪行周王令，行事规范诸侯家。祖先事业他继承，辅佐天子立章法。
天子命令他代布，作王喉舌讲政话。政令畅通无阻拦，四方协同不能差！
......
天下都明一道理：“软物好吞又好化，硬物难吞扔一边”，山甫一反古俗谚，
“软物不吞放一边，硬物定要克立为。”每逢弱势不欺侮，见到强暴必清算！
……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诗经·大雅》之＜荡之什·烝民＞对仲山甫做了大量的歌颂。先说：“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又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周王命令仲山甫，要做好榜样），最高的评价则是：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全国政事的好和坏，山甫观察得很明白；他知识丰富又明世事，所以能保全节操，夜以继日地工作，全是为了国王呀！
《诗经》也是孔子编定的正统版本，从他之前的古诗三千余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礼义标准予以了编选，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温柔敦厚，《诗》教也。”特别是他还主张学诗以达政事的观点，对诗的理解与运用成为一种政德、政能的评价标准。孔子在一次与学生子贡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补充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大为高兴，赞赏子贡的理解力：“子贡呀，这样就可以和你讲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
因为诗的重要政治功效，汉代定其为五经之一。但是纵观历史关乎《诗经》的文献，没有任何一种提及仲山甫即对仲山甫之为政进行榜样化评说。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为《诗经·大雅》所赞颂的对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仲山甫在有意地被人压抑。
这不是妄猜，因为《春秋》的哑谜般选取时间段的方式，已经说明了问题。最明显的证明则是一本“活化石”一样的辞书称为《孔子大辞典》【注1】，其上没有“仲山甫”条目。好在《史记》中《鲁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对仲山甫有所涉及。当然，时至今日，仍无从得知司马迁的史料来自何处。
【注1】《孔子大辞典》，张岱年、夏乃儒(全书统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该词典为中国研究儒学的最权威工具书。共计有102位儒学研究专家撰稿。除一般词条解释外，历史及海外评孔要论均集于此。
仲山甫辅佐中兴之主周宣王的时代，被《春秋》的选时排除在外了。个中的原因，仍令人费解。宣王这么伟大的中兴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与鲁国历史上的事件有着重大联系，一部完整的鲁国史，若不涉及周宣王立鲁懿公的事件，就不可能完整。
而问题恰出在了这个地方。因为，《春秋》不是历史读本而道德教科书；并且，孔子力主“为尊者讳”，周宣王的失误引发鲁国内乱的重大事实也就必被排除在外。
唐代刘知几【注2】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天大小，荀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但是刘知几并未对“仲山甫缺失”现象予以关注并纵深研究。
究其根本，“仲山甫缺失”完全是由于为周宣王进行讳避并为鲁公室的内乱作讳避，而导致的。
周宣王即位之初，以周、召二公辅政，效法文武、成康遗风，重整军政，并废除耕籍田制度。命尹吉甫击退猃狁，使秦仲及其子攻破西戎，并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争中小有胜绩。因此他的执政成绩被称为“宣王中兴”。
有了中兴的奇迹，并不代表他没重大决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其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干预鲁国立储君的事件：该年春天，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喜欢少子戏，就打算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仲山甫进谏阻，反对废长立少。周宣王不听，终于确定戏的地位。夏天，父子三人归鲁，武公病死，戏也由太子变为国公，为鲁懿公。他的侄子，也就括的儿子伯御替父伸冤，在叔父执政的第九年（公元前807年）率部众攻击懿公，杀之，自立。这场由周宣王失误导致的鲁国政治变乱，并没就此而止，而是周宣王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伯御掌权的第十一年，宣王率军伐鲁，杀了伯御。宣王经过与仲山甫商议，决定立懿公的弟弟也就是伯御的另一位叔父称为国君，称为孝公。在挽救周宣王的错误上，仲山甫不遗余力，所以＜烝民＞中以比喻的方式说：
“周王的衮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补上。”但是补救归于补救，终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后果的出现。《史记》称，自周宣王伐鲁后，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记录这个有损于周王形象的事件，何况这个事件整体上又是鲁国内乱呢？
回避鲁国的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
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只要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
在上一章，我们涉及到朱熹不顾史实肆意贬低左丘明的事。其实在他踏入仕途（1148年）之前的六十年前就发生了篡改国史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文人阶层又恢复了肆意改写历史的习性。－－对于中国历史，也许这是一个不幸的谶言！
那次让后人瞠目结舌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篡《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注2】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初任获嘉县主簿。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兼修国史，凤阁舍人。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屡任修史之责。曾对《史记》、《汉书》以来史书普加评说，因受监修大臣压抑、排挤，遂修撰《史通》以见志。其史学基本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反对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儒家经典。认为它们并非尽善尽美，指出：《尚书》所载“是非无准，向背不同”；《春秋》为孔子所删定，关于鲁国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种篡改与重编的大胆的程度远超过了孔子对《鲁春秋》删削与对《诗》的缩编。比较此次对最近期历史改写的妄为程度，以后的朱熹还是比较谨慎的，后者对准的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
历史成为权力手中的橡皮泥了，在随意地被塑造。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惇为相，史称“绍圣绍述”。
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污帐。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成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实录”的换名版）问题。在纵深谈论时，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这类的东西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为什么盛行野史，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官《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
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的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等等；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
最有典型意识的就是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注3】的遭遇。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赶紧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建安地方新近刊行一种名叫《司马温公纪闻》（即《涑水记闻》的另称）的书，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那一种，很明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怪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司马伋明知曾祖父有此著述，偏偏以别人无中生有来开脱，显然是从政治技术上操作上变相地与曾祖父划清了界线。由司马积极的政治上正确的表现，使高宗很快又掀起了一场以查禁《涑水记闻》为中心的禁野史（毁版）的运动。
【注3】《涑水记闻》，司马光撰。十六卷。所记多为宋代旧事，自太祖至神宗，每条下皆注明何人所说，故曰“记闻”。其中以国家大事为多，亦间涉琐事。后修《神宗实录》多所取材。
司马光作《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纪闻》是前朝史学界所共认的事，在本质上这本书是长篇资料汇编，是为编辑《资治通鉴考异》后做的辅助工作。它多采宋代旧事，自太祖记到神宗，每条下都注明何人所说，其记述以国家大事为主，但也涉及一些琐事。元祐更化重修的《神宗实录》从中取材不少。
谈到《司马温公纪闻》，就不能不附带说一下李纲写的《靖康传信录》。宋高宗赵构所指“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主要对象就是李纲的这本私家日记。作为宋微宗禅让事件的参与人，他有权威来表述这一事件。
李纲本来也希望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此时赵桓是首都的行政与军事长官（开封牧守），有一定的号召力。李纲与门下侍朗（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吴敏二人通气后，吴便一人入朝对皇帝讲了利害关系，并说：“你退位可保国家无损，你自己也可长寿”；皇帝不明白此举与长寿的关系，吴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点来诱导他：“陛下你是长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华帝君相助才行。这就是传位的奥妙之所在！”于是，赵佶下定了决心。
李纲记录的真实情况表明：禅让帝位并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吴敏的一力操纵下而成。这样，不但不能塑造赵佶如尧的伟大形象，还显现出他的胆怯与无知。
徽宗不只是赵佶本人的徽宗，而是整个赵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于祖宗，也让后人受不了。之于后者，就像当年刘骏评论他祖父刘裕一样：“一个庄稼汉混到当皇帝，真让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来面目传下去，说不定赵家后人也会说：“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也会当了皇帝，真让人受不了。”从而也使赵宋家整体形象受损。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
自从《礼记·王制》成为刑法指导原则以后，堵嘴也便由一种定罪的艺术堕落成了纯粹的技术操控即实用主义技术。
如果说孔子杀少正卯以及司马迁给项羽、班固给霍光定血统罪－－还有些艺术味道，那么王章死于“非所宜言”则完全是汉成帝的技术操控的“杰作”。至于魏末司马氏之以“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名杀嵇康－－那就只是一个怎么把技术操控更实用化的问题了。
汉成帝（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在位）时代，正是王莽积累实力并初收成效的年代。这时，汉家政治已经混乱到无法理清的程度：人心动荡，一个谣言便让从高官到草民的所有人屁股上长草，心头生毛；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相互绞杀，搞得本来就无能皇帝更加头昏脑胀。似乎上天也有意恶作那一代人，时不时生灾与异，什么大雨（洪灾）、地震、石头冒火、日食、流星雨了，总是故意扰乱本来就很迷信且浮躁的人们。
出现日食和石头冒火的第二年，即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天，皇帝终于找机会使心理多一点安全感，因为从春天以来他就更加发毛了－－春天发生了日食。发生了日食后，国内似乎出奇地平静，人们既担心又想看到的东西没有出现，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病人，老是等不来诊断结果。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削弱行政长官的权力。
冬天是个人闲的季节，也是个能生点事儿的季节。成帝左右的大臣们向没有实权的成帝推荐了一个人才，他叫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既是著名学者又有皇族身份，还是位政客。他为反对王氏外戚势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汇集从上古至秦汉年间的祥瑞、灾异记载，推究人事、附会人间福祸，写成《洪范五行传论》，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献给成帝。成帝知道他的忠心，但终对王氏势力无可奈何。此时，向成帝推荐刘向之子是一个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成帝打算任命刘歆为中常侍（私人助理兼顾问），但左右大臣坚持通过大将军王凤【注4】的许可才行。
本来，成帝都吩咐给刘歆取中侍常的官服了，却出来了反对意见。成帝想打马虎眼：“这么小的事儿，就不用报告大将军了。”左右大臣可不敢这么做，给皇帝叩头，坚持报告给王凤。王凤接报后，说：“不行！”刘歆当顾问的事儿就泡汤了。
这个事太不象话了，导致了一位一直隐忍着的正直官员不满的爆发。他叫王章，是京兆尹（首都市长）。他递上奏章弹劾王凤。所列的王凤罪恶，不只限于大权独揽，还有他向皇帝推荐的美人不是处女的问题。进一步引羌胡纯正血统的办法，所谓“杀首子以荡肠”的传统：把结婚后首生的孩子杀掉，怕是女方怀着孩子出嫁的。
王章正直地有点让人不敢想象，虽然他是王凤推荐的，但并不依附王凤；他也聪明地让人不敢想象，在着力打击王凤的同时，又给成帝举荐了一位完全可代替王凤的人选－－琅邪群太守冯野王。
这套政策设计十分完整，但也引来了重大的利益冲突。王凤以退为进，声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这一手儿很厉害，首先让成帝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王凤毕竟是他的亲娘舅（成帝即位时以元舅身份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即最高军事首长和最高行政长官）；其次让朝廷面子丢失殆尽，成帝不想让亲娘舅掌实权，但并不完全剥夺他，而是让他以荣誉身份呆在朝里，充个门面。
在政治预期与现实窘迫间，成帝向现实妥协了。下诏挽留王凤，很勉强地再次任用他。
这一个变局，使成帝心情坏到极点：他不但没有找到心理安慰，反而心中更加难受。
怨谁呢？都怨多说话的王章！好，就杀了他，找个心理平衡吧！于是让尚书弹劾王章。弹劾王章不那么容易，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片忠心驱使。
找不到正式借口，就找“斜荐儿”。他说的“杀首子以荡肠”的话，很不成体统。于是，下诏说：“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引胡杀首子，非所宜言。”
“非所宜言”四个字要了王章的命，王章被在狱中处斩。一颗忠诚的心停止了跳动，一颗聪明的大脑离开了躯体。
“非所宜言”是什么意思？
第一层可曰：说了不该涉及的事情；
第二层可曰：说话者的身份不合适。
这也更加重了成帝的人格分裂症。刘向再次劝他保刘氏江山、防卫王氏坐大，他只是唉声叹气，而无力改变，喃喃地说：“你不必从说了，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端，他又对重病在身的王凤许下政治诺言，继续重用王氏，答应用王音接替王凤的职务。
那是一个整体患有精神性疾病的时代，不惟成帝如此，后来夺取了权力的王莽也病态明显－－朝令夕改，心血来潮，凡此等等。
“非所宜言”是汉律中一个很特别的罪名。从法学角度讲，即没有特定的要件，也没有内容限制，更没有可类比的法规为参照，所以可任意解释。说穿了，它就是一条想法不让人说话的法律，功能就是堵嘴，用来威慑那些敢说话的人和被允许说话有超了规定范围的人。
成帝虽然解了一时之恨，但总于心有愧。
然而，还是有人敢和他较真，在王章被杀了头约九年后南昌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梅福（也在冬天）给皇帝上了书，指责他“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议，反而大肆杀害这些人。”并力陈天下的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等等。成帝胆怯了，已经听不进这样的建议去了，只当这个小官什么也没说。好在，没有以“非所宜言”来处置。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
【注4】五凤（？－公元前22年）西汉大臣。字孝卿。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汉元帝王皇后之弟，元帝永光二年（前42），袭父爵为阳平侯。建昭三年（前36），为侍中卫尉。成帝竟宁元年（前33），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倚太后，以外戚辅政，专权蔽主，王氏之子弟分据要官，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几满朝廷，京兆尹王章劾奏，他上疏请退，太后闻之，为之垂涕不御食，帝不忍，乃使复起视事，使尚书劾奏王章，章竟死狱中。自是公卿侧目视之，辅政凡十一年。病卒，谥敬成。
不过，这在更深一层上加剧了成帝的人格分裂。又过了两年，仍是冬天，朱云当面跟他较起劲来。
槐里县令朱云上书请求召见，他当着朝臣的面说：“你们这些人，对上不能帮君王解忧，对下不施惠于百姓，都占着官位白吃饭。我请求皇帝给一把尚方宝剑，杀一个奸佞大臣的头，以警余众！”。成帝忍着性子说：“杀谁呢？”
“杀安昌侯张禹。”朱云直率地说。
张禹是皇帝的老师，要杀他，不等于打皇帝的耳光吗？成帝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么小的官儿敢诋毁朝廷大臣，罪死不赦！”御史们赶忙押朱云出去，但朱死死抓住宫殿的木栏杆，一下子把栏杆也拉断了。朱云被往外拉时还高呼，和皇帝叫板。在场的一位军事高官－－左将军辛庆忌深受感动，恳求皇上免朱一死，还为朱云辩解：“他是个以正直见称的人，如果说对了，就不该杀他；如果说错了也该宽容他。臣下我冒死一求！”直到叩头叩得前额血流如注，成帝怒气才消，算免了朱云一死。
真奇怪，既然允许人家上朝，当面表达意见，又不允许人家真实地表达。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更奇怪的是，等到后来宫内工匠们修理栏杆时，成帝竟然说，栏杆还用旧材料，不换新的，用它来表彰敢直言的大臣。
表彰什么？不过是做个样子。王莽看透了汉家的这种性格缺陷，开始了化装表演。他知道汉家已丢完了信誉，民心不再，他要去收拾。在朱云拽坏栏杆的三年后的又一个秋天，王莽除掉了卫尉（中央警卫局长），进入了权力中心。
……
历史内在逻辑又常常具有讽刺性！在王章因“非所宜言”丢了命之后，竟然还有人自称就是愿意说不该说的话。此人是曹魏末年的嵇康。嵇康的文章优美壮丽，喜欢谈论老、庄之学，更尚标新立异。嵇康与阮籍阮咸叔侄、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并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放达，实质上是对他们所生活的反义社会的一种抗议行为。他们无力正面与反义社会对抗，也无法表达一个正义的文本，于是冲决礼教与常规便成了回击反义社会虚伪性的选择。
阮籍任步兵校尉（相当于陆军司令）职时，出了一个逾越礼法的大事故。他正下棋时，有人告诉他“你母亲去世了。”。阮籍不动声色，对方说：“别下了，你回家奔丧吧！”阮籍不答应，非要把棋下完。在戴孝期间，他仍饮酒不止。有人向大将军（军队最高首长，总司令）司马昭告状，司马昭因爱他的才华而未追究。
刘伶喜欢喝酒，只要喝，就喝他个昏天昏地暗，后面长跟着一个扛铁锹的人，以便按他的嘱托，醉死在那儿就埋那里。当时的士大夫高相效仿，以刘伶为贤人，以他的行节为“放达”－－潇洒无羁。
这七个人放匡不羁，嵇康让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最高。好友山涛（字巨源）举荐他来替代自己的职务，没想到他竟然给了对方一封绝交信。按理说，人家给官职，求之不得，要备份礼品，登门道谢；至少，也得表示一下谢意，比如写封感谢信让仆人送去，等。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说：“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世不止此事，会为显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坦言自白：我就是看不起什么成汤（商之开君主）、周武王（周之开国君主），周公旦孔夫子在我眼间也不算什么东西。
一句话气坏了当政者。
当时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的大将军司马昭，对嵇康拒官、绝交的举措大为不满，要是把汤武二位圣王放在眼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君子能让你嵇康称是呢？周孔这样大贤人，你拿着不当东西，就别说我这魏国首辅了！
正好赶上嵇康的朋友吕安出了家乱，司马昭顺便也把嵇康牵扯进来。嵇康不为吕安辩证还好，一参与连本主也倒了霉：两人一同处斩。钟会在这次政治屠杀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向司马昭建议：“他这样名人，言论放荡，扰乱当今的教化，正该借此机会除掉。”
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在此之前也想结识嵇康这样的名士，不惜屈身往嵇康家去拜访。他去时，嵇康正在两腿衩开，坐在地上打铁，连个起码的礼节也不施给钟会。钟会见他不搭理自己，便悻悻然离开。临出门时，嵇康问道：“听见什么而来，看见什么而去？”，钟会回敬了他一句：“听到所听见的而来，看见所看见的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以后再借故杀他，也就不止怪了。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阳秋》副本交给了在前燕的友人。
孙盛是枋头之役的见证人又是历史著作家，他很负责任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当年，他是桓温的下属（参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孙盛的《晋阳秋》（应为《晋春秋》，为避简文帝母亲郑太后乳名“阿春”而改）是一部响当当的“现代史”，作史风格朴实，文笔清晰、雄健，大受读者赞赏，唯有桓温大为不满。写《晋阳秋》时，孙已不再是桓的部下，已升任秘书监另兼给事中（国家出版局长、图书馆长兼皇帝的高级顾问），桓无法直接逼他，希望孙的儿子转话：“枋头之战固然我方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孙盛所写的那样惨！如果此书照此流传下去，将会关系到你们家族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赶忙给桓温赔罪，并保证劝父亲修改《晋阳秋》中关于枋头之役的记录。（这与后来司马光的曾孙与司马光划清界线，在利益本质上何其相似及尔！）
孙盛的儿子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发白，跪下来求老父为全家安全计删改枋头之役一节，但他一字未吐。儿子们瞒着老父，自己动手修改；改定后，让桓温过目，侥幸脱过灭门的大祸。
好在孙盛早已洞穿桓温的本性，知其必然要找该书的麻烦，在桓氏实施威胁之前，早将两件抄本寄往前燕属地辽东；后来，东晋孝武帝派人去辽东得到了未篡改的原本。
一场权力压迫下的“隐恶扬善”不但没能隐恶，反而更加丑陋。
政治名人对“隐恶扬善”的要求不只限重大事件，凡涉到个人、家族行为（风节）的也十分注意，以便维护自己“清白的历史”、“一贯正确的形像”。
那位在氐族汉化方面颇有建树的前秦国君（称“大秦天王”）苻坚，也学会汉人隐恶扬善（变种为“为尊者讳”）那一套。苻坚未得势之前，他的身世“很有问题”：母亲苟氏年轻守寡，与一位叫李威的将军互相倾慕，后来才嫁给了苻坚的父亲苻雄；时人认为苻坚乃李威的血脉，原始史料更有苟氏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载。（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此前的西汉王章为什么要引羌人杀首子以荡肠的习惯。）
苻坚听到过关于她母亲的“作风问题”的传闻（当时在少数民族中，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不顾制度规定，亲自调阅起居注和薄记，查到真情。为抹去母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把原始资料付之一炬。后来的史家，只含糊其词地编了个关于他出生的神话：“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
这个美丽的神话很符合上古帝王出生的模式，如殷祖先契的出生模式－－契的母亲简狄吞了鸟蛋而孕，生了契；又如周的女祖姜原践巨人脚印而妥生了弃（即后稷）；至少符合刘邦的出生模式－－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之陂休息作了个梦，梦中遇见神人，刘邦的父亲去寻老婆时，见到蛟龙在自己的女人身上，后来呢，就生了刘邦。不过，在刘邦之后的帝王几乎没人用这个神话模式了。光武帝刘秀则完全凡人化，仅是写相貌不凡外，随后就是他爱种地的癖好；被曹丕（魏文帝）追补为武帝的曹操也没这么个神话般的出生经历，只是说“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云云。
到了帝王很世俗化的年代，苻坚竟然编了个如此动听的神话，只能是自取自羞了！只是他那恶劣的用权力压迫人、让人隐恶扬善的行径，不仅仅是个人作为，而是一种文化遗传、历史惯性。
在这方面，苻坚远不如孔融，孔融说：“父母不过是盛我们的罐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我们给倒出来；如果发生饥荒，父亲又平素不象人样（无德性），那就把该给父亲吃的东西救济别人好了。”－－后人考证这个言论是曹操硬给孔融按在头上的，不过，它恰好证明了那个时代不再神化政治人物诞辰的事实。奇怪的是，苻坚在此制造了一次“返祖现象”。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人隐恶扬善的版本，当然也是这一系传承的一个小小闭幕式了。
尽管是一场戏的闭幕，但大历史中这样的悲剧、闹剧还不断的重复着。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人皆知道曾国藩家书的劝诫与表白的双重作用却不知最初使用这个手段是东汉名将马援，正如人们只知道越匡胤会玩“杯酒释兵权”而不知刘秀才是削兵权的第一高手一样。
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谨慎，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似乎有深刻的预见力。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而且杜保的事情还牵涉到马援的一个政敌，也就是皇帝的女婿梁松（另外还有窦固）。二人被刘秀当面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二人看。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
梁松的父亲梁统也是刘秀的开国功臣（封成义侯后改高山侯，但不在三十二功臣之列），与马援也是朋友。有一次马援病了，梁松去探望，在病床下拜倒，马援并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对他说：“您看，人家是皇上的女婿，公卿以下的大臣没不怕他的。您不答礼不像话呀！”马援却说：“答什么礼？我和他父亲梁统是朋友，他梁松地位虽尊重，却是个晚辈呀！”
不仅如此，此前马援还鉴于自己是梁统的朋友即长辈的身份劝梁松（还有窦固）：“人哪，有尊贵的身份也免不了有被命运捉弄混成下贱人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愿坠为贱等，一定要常思我言才好。”
几个事加在一起让梁松气不过，开始诬陷马援，导致马援死于后，家族受累。但是，在此后，梁松的命运终于让马援言中了：明帝（刘庄）永平四年（公元61年）冬十月，梁松因写匿名信攻讦朝廷而被捕，死于狱中。而在梁统死后的十七年（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马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章帝追封马援为忠成侯。
马家的失而复得的荣耀与梁家的得不知足导致的耻辱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整个案例只告诉人们一句话：“少说话没坏处！”引伸之意：凡居于一家之长者，一定要约束好家人，谨防言论招灾。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饱读历史的高级官吏，他更从中揣摩透了马援家信的精要，于是更大力地开发起家书系列来。马援写了一封，他曾国藩要一封接一封地写，以致后人可编纂成集。
其实，早在曾国藩的杰出表演之前，就有人把“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总结成反义定律，叫“祸从口出”。西晋的大学问家傅立在《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该说法被引入北宋的《太平御览》。傅立的这个总结的源文献也来自儒家经典即《易经》。《易经》的＜颐＞卦总说辞的“《象》曰”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说：当山下响起雷声时，就表示养育万物的季节开始了，故卦以颐命名。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精神，首先从慎言语、节饮食做起。
慎言语或者防止祸从口出，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避免一种可怕的责任即一言丧邦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它成为纯粹的技术性规避措施，进而发展成自虐狂式的自我钳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语录体箴言的发展。语录体箴言源于宋、盛于明清，至民国初而不绝。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主张传播为人处世的道理要从儿童开始，亦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用四言、六言等字数不一的韵语写成《小儿语》，告诫教子们要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在讲究言论表达的技术方面，特别提倡：“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的投机性原则，也更强调地重复了以言致祸的自《易经》以来的信条－－“当面破人，惹祸最大。”云云。吕得胜的儿子吕坤以语录体的《呻吟语》闻名于世，他继承父志所作《续小儿语》也颇有影响。他坚决反对儿童形成以言论担社会责任的自觉，称为“世情休说透了，世事休说够了”。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强调“说好话”即不能乱说话。其言有曰：“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又云：“君子口里没乱道，不是人伦是世教。”等等
明代《小窗幽记》（陈继儒）、《菜根谭》（洪应明）、清代《围炉夜话》（王永彬）是士大士们或崇尚他们生活模式的小知识分子们热心推崇的三部代表作，可称为处世奇书或修身养性必读书。三本“奇书”中以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最有代表性，而且作者也始为才子、历经官场，终弃绝官念、以著述为主。《小窗幽记》计194条语录，粗略统计，有6条劝人少说话的，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第36）、“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第113），等。《菜根谭》此比例为360比5，较前者比率低，概因其无官场经历之故，但其论如“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第32）、“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意乃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第220）等，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抑郁症或轻微的精神分裂状态。《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亦无官场经历，但所处时代却是清朝内忧外患之时，其著作184条语录中，反言论者为4，高于洪应明、低于陈继儒，他仍坚称“一言足以召大祸”（第48）云云。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体制内高官必须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于是乎，在以官为本位制的社会里，要想经过读书而做官就必先学会了怎么说话。从而，成了事的高官的言行准则便成了崇拜对象。曾国藩自蒋介石时代以来就被推崇，也是自然之事。与马援相比，他的大环境更艰难。马援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效力，既便有些闪失，也终能周全；而曾国藩是为一个处于衰败期的王朝服务，尚使发生闪失，那他（及其家族）或许永远没自辩的机会了！因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行事，绝对不敢有马援不答梁松之礼的举措。曾的谨慎几乎是处于抑郁症状态，无须自白处也得自白，于是，有了他成批的家书。
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过去的两年中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汉阳，合围了九江，且即将攻克。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今译）：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在三月十三日的信中又提到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到了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这种自虐性钳制又演化成了技术性表达意向。总结此前语录箴言的一本选萃格言集叫《增广贤文》。该书风行全国，以至有“读了《增广》会说话”的美誉。
该书提供的种种生活准则中，很重的一条仍是“慎言语”原则，如“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提醒人们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言，即便发言也要措词谨慎；对公众议论的评价作用也持否定态度，称之为“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又如“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之不关心外界的原则。
这些经典性教训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生存状态，貌似统一且强大的政府也再也不具备有效的动员机制。所以，整个民族的历史上也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观：人数很少的小国可以投入较少的兵力，进攻一个所谓的泱泱大国，并且能够取得实效。
历观中国近代之败，非败于技术实力，而败于言禁。言禁则人各自保，人各自保则无公义之心，无公义之心则外人入室如入空谷。
曾国藩不仅要从马援那里学习成功的例，也要举尧之子丹朱长傲、多言失败的远古例子。在他的分析意义当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个人沉浮与言论的关系始终是政治经验的重要来源。
在此意义上，曾国藩也变成了政治符号或复数化的群体，这个群体注重分析以往个案，以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北宋时期，早于庆历年间就开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政争与学术搅在一起，中经元丰，而后又及南宋初的绍兴，历时近百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因为案主是苏轼，故案例要有名；过了七年，又发生了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按粗线条的道德史观来说，苏轼是好人即“正面人物”，蔡确是坏人即“反面人物”，但何以两方面的人物都会因言获罪呢？可见，中国古代言论史上的言论本身既无绝对道德标准可言，查禁或（一时）开放言论的行为更无道德性可言。言论，不过政治斗争的工具，与人类共同良知这样的统一道德没有关系。因此，凡欲成事必时刻提防被人抓住言论的“小辩子”。
苏轼当时不怕，以“口业不停诗有债”自嘲，最后毕竟被排挤到边缘。既便是在苏轼生活的年代，早已有了“曾国藩”存在，他们接受历史教训，慎言谨行。作为苏轼的好友文同（即苏轼的表兄弟文与可，诗人兼书法家和画家，以画竹著称）就在苏轼早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写诗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苏轼再次被贬也是第三次出任杭州时为讽刺王安石故）时，友人郭功甫又寄诗劝他：“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
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台无需历史定论，当时的人都知道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借口。他的诗作确有对新政不理解之处，比如对青苗法的批评一首《山村》说：“杖藜衷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说：百姓得了青苗钱，立即在城中过度消费。但是，许多诗做并无议政之义，如《秋日牡丹》纯属闲吟：“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也被牵强其中。苏轼被从湖州任上逮捕回京，无可奈何之下承认：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讽刺执政者犹民，云云。
苏轼被捕后，羁押在御史台，御史台古有乌台之称，此案故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涉到一批主要反对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政治人物，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苏辙（轼弟）、司马光、刘挚（日后为朔党领导人）。
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的乌台诗案更加荒唐，几无政治争论可引，而纯属个人发泄不满，抓了蔡的“小辩子”。
宗神宗病重期间，蔡确曾揣摩高太后的意思，想搞兄终弟及那一套；更兼太子赵煦年幼，也有实行的可能性。结果，蔡的投机失败了，高太后采取自己听政的办法掌控实权即立了赵煦，并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一批旧臣，施行“元祐更化”，废除了神宗时代的许多法令。蔡为了抵消自己想搞“兄终弟及”模式的负面影响，与邢恕等人散布言论称蔡在策立哲宗即赵煦的定策中有功。
这种造势实在是自己过敏，假想别人要整他。（其实，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都这样的过敏症，而自北宋以来更为强烈）。过敏与假想促使他更进一步地采取行动，开始编造谣言，说高太后又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闻言十分恼怒，但又碍新政才施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打击，把蔡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学士的头衔知陈州。最后拿掉学士头衔。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并且其间弟弟也被揭发出了贪污案件，自己的学士头衔也被拿掉，改知安州。心情可想而知。
苦闷中，他游览安州（今湖北安陆县）的车盖亭，湖光山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政治过敏症也消失了多半，一气写十首绝句。第二首写道：“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觉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第六首写道：“风摇熟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得。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诗写的风格与意境绝非一般。
旧日的一位私交、今日的公事仇人吴处原抓住了机会，上奏朝廷。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六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一口气下来，还说第八首诬蔑当今太后，比以武则天；第十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云云。
朝廷里有人供题发挥，一下子开出七十多人的名单，称为“元丰党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重演了乌台诗案的悲剧。
吴处原何许人也？
此人早年求教过蔡确，让蔡教他作赋。后来，蔡贵至相位，吴要求蔡提拔自己，没想到蔡拒绝了他。于是，私交变成了仇人。蔡知安州时又在政务上摆老资格，把一批本该发给汉阳的徒卒（劳改犯人）扣下不发，而此时吴的职务是知汉阳军（以军划行政区的行政首长）。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吴上奏朝廷。
他只想打击蔡一个人，万没想到由此引发了一场高层政治地震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想法不让人说话即堵嘴的威慑，已经成为中国历代治术的一大奇观。但是，统治者或权力阶层并不总那么自信，有时要下诏（令）求直言，乃至于皇帝本人下罪已诏即自我批评的公开信。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危急情况下才这么做；既便不太危急（如外敌入侵、内政出错）状态，也是遇上非常难以处理的事务（如废立储君、解决连年缺粮）等问题。纵观历史，这种操作的收效并不大，倒是出尔反尔的情况很多。出尔反尔不是导致情况往更坏的方向发展，就是导致了受言者与建言者的信任程度下降。
北宋末年，民间有一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的谑话，讽刺末代帝王在言论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也是宋徽宗赵佶统治的最后一年，金国的军事攻势一再加强。曾以征辽立了大功而封为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从太原城一路狂奔，跑到京城。他原本是代表朝廷接收金国给宋朝的割地的，没想到那是一圈套，不但没收到土地，反而受到威胁。金国军事长官粘没喝反而要求以黄河为界划分两国实际边境。没等童贯上报情况，金兵就开始了进攻，先后攻取了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并包围太原城。
金国人的另一翼攻势也令北宋心惊胆颤，斡离不攻入檀州（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北宋守将郭药师献燕山府降金。
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在此之前，名将宇文虚中致信朝廷，批评主帅人选不合格，导致了自取其辱的后果。奏章被权臣扣押。赵佶也知道有这么一道奏章，也懒得过问。等到大难临头，他才假惺惺地和宇文虚中说：“王黼不采用你的建议，才导致今日，你看该怎么办？”宇文虚中假戏真演，逼赵佶下了一道罪已诏，并声明广征天下的直言。
“城门闭，言路开”的肥皂剧第一次上演了。但赵佶也有点不愿当这个多事之秋的皇帝了，让位给了儿子赵桓，是为钦宗。倒霉的钦宗上台后，遇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处理太学生陈东的上书。
陈东上书是合法的，因为皇帝要求天下直言吗！不过，陈东提的建议似乎有些“过头儿”，他要杀人。杀“六贼”。他身后还率领着一批太学生，以给当权者施加压力。
在上呈的文章中，他写道：
“现在天下之局势好比千钧之重系于一发，何以如此？全由六个奸臣导致！蔡京变乱制度在前，梁师成作恶于内，李彦在西北盘剥百姓，朱勔刻毒招致东南民怨，王黼童贯二人又与辽金两国挑起边境战争。陛下你一定要将这六人斩首于闹市，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四方，以表朝廷向天下谢罪的决心！”
陈东说得也许太激烈了，新皇帝没敢采纳他的建议。靖康元年（1127年）春天，战局稍见缓和，赵桓就更不屑处理去年冬天陈东的上书了，并且对其父所倡导的最后的挽救政策即求直言，还暗中更改：抑制民间上书，递上来也不处理。亡国之君玩了这么一手出尔反尔的把戏。但这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朝廷出尔反尔的行为传到民间，于是谑语“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在民间开始流传。
但是，赵桓春天的梦还没做完，金国人就开始了新一轮进攻，黄河北岸宋军防线崩溃，黄河南岸守将也望风而逃。金兵用小船渡骑兵，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渡完，这还不算步兵，步兵还一个没动呢！
新上任的皇帝受到了震动，感受到了他爹在朔代二州丢失的震动。他又变了脸，“反尔”之状又反到陈东那一边去了，处理“六贼”中的三个人：王黼流放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市）；李彦赐死，并抄没家产；罢免朱勔全部职务回乡下老家。（王黼最倒霉，未出河南境就被人刺杀了）。
在兵逼国危之刻，陈东再次上书，要求重用李纲。这次被痛快地采纳了，李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京城防御史（相当于副部长兼首都卫戍区司令）。迫于时局，在接受陈东任用李纲的建议后的三个月后（六月），赵桓明白无误地下诏，命谏官指陈朝廷得失，
赵桓不想效法老皇帝，让天下人都来参与政事，他要搞精英（专业）议政。一切都为时已晚，杀人也止不了灭亡的厄运。（七月杀童贯，九月杀朱勔）。
陈东的命运也比童朱二人好不哪里去。在全国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后，不到四个月，赵构就把陈东还有平民欧阳澈给杀了。
陈东被杀使“出尔反尔”的肥皂剧被推向高潮。
赵构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即位，经历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动荡，他想找个间隙，静静脑子。于是召陈东从丹阳到应天府（今南京）议事。陈东来到应天时，正赶上李纲被罢免，于是他上书抗争，赵构没予回答。
到止已于理难说了：你请人家来议事，人家到了既不见人也不回话。问题并没到此为止，又一次杀人计划正在酝酿中，逐渐成熟。
平民欧阳澈感于时局多艰从抚州（今江西抚州市）步行进京，跪在宫门外，请求皇帝处分有关执政的大臣。如黄善潜。黄认为：如果不处死欧阳澈，还会有更多的人随其请愿，恐生变乱。
赵构太怕乱了，他改变了主意：杀欧阳澈，连陈东也带上……
出尔反尔，对于一个帝王是小菜一碟，这是传统赋予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志力。至于后来杀岳飞，那不过是杀陈东的一个小小纪念而已！
变乱局面中的帝王出尔反尔，以至杀人，似乎有情可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乱局中的决策百分之百准确。可是，承平之世的帝王拿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出尔反尔呢？没有任何解释。有的只是他们那超道德的意志力！
以明君形像垂于青史的朱元璋仅为一次天文现象，就出尔反尔地杀了进言者，给历史留下了又一段血腥的记忆。
洪武九年（1376年）秋闰九月，五星运行失度，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的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应诏上书，主要批评用刑太重，最后也指出给诸藩的建制太大，恐出现汉之七国、晋之诸王的变乱。
没想到这一下子触到朱元璋的不快之处，刘基劝他要轻刑省法，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而今天又出来个小小的训导也这样说。他招不住了！再也不顾什么出尔反尔了，下令将叶逮捕，乱棍打死在狱中。史称：“后无敢言者。”－－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直言谏诤了。
“明君拒谏”不仅在朱元璋这样的明君加暴君的人身上出现，既便光武帝刘秀那样处理政务温和、对待公卿贵戚十分体恤的人都在所难免。
刘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的开国皇帝，几乎是所有帝王中最讲人性的皇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天刘秀到章陵（今湖北枣阳）修墓园宗庙，巡视旧宅，与宗亲酣饮。他的几个婶母喝过了量，还是以凡人的眼光看待他：“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作事谨慎、讲信用，不与外界交往，只知柔和直率而已。没想到竟能成帝王大业？！”话传到刘秀耳朵里，他不但没恼火，反而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柔道行之。”
刘秀还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史称“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太子刘庄曾问他攻战的学问，他回答说：“孔子时代，卫灵公向孔子求教攻战之事，孔子不予回答。战争的学问不是你能学的。”他不仅训诫继承人不要兴战，而且自己更借鉴汉武帝屡征匈奴，空耗国库的教训。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讨论与匈奴的关系，刘秀最后决定采取重内政轻外事的政策，他说：“如今国家没有实行善政，灾害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们自身难保，难道还要到遥远的边塞之外兴事吗？如果消耗国力一半，确能消灭强劲的敌人，未尝不可。但是选择不当的时机，最后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于此，就不能兴兵，得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次讨论结果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史称：“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就是这一个明智的君主，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也会采取过份措施予以打击。在他头去世的前一年－－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冬天，决定在全国公布预言性图谶，遭到议朗给事中（专门提建议的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参事）桓谭上节反对。指出：
凡人总是疏忽目下正常事情，而注重奇异。历观以往君王的行迹，都把仁义道德作为根本，不重荒诞之事。命运这东西连圣人都讲不清，因而从子贡以后，没有人再议此者。现在所谓的儒学大师是懂不了其中的学问的。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自改图谶书籍，冒称是上古传来的。您听信这些人的，就是犯错误呀！
刘秀对桓谭的否定性建议十分不悦，因为刘秀就是靠图谶起家的。当初，刘秀起兵时流行着一种《赤伏符》，符上说：“谐不谐，在赤群眉；得不得，在河北”，又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更始帝刘玄势力大张的时候，一度建都长安，派大司马刘秀（更始二年，公元24年）攻略河北，此时童谣兴起，“得不得，在河北”大大鼓舞了刘秀及其所率部将、军兵。后来，刘玄失势无奈投降了赤眉军，又被赤眉军所杀，也应了“谐不谐，在赤眉”的童谣。至于刘秀为天子的谶言几乎就成了白话，天下更归心于刘秀了。
刘秀得了天下，对图谶兴趣也不减，直到快死了，还捣鼓。因此，他对桓谭之言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有涵养的－－奉行以柔道治天下，故此没对桓谭发怒，似乎等桓谭回心转意。稍后，讨论灵台（天文台）的地址，刘对桓说：“我想以谶语来决定此事。”
－－对刘来说，这等于给了桓一个“改正”的机会！
－－对于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侮辱，“因为我早就反对图谶，您为什么旧事重提？！”
于是，一场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桓呆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刘的话：“我从来不读谶文！”
刘问其故。
桓说：“那东西不是儒家经典！”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了，以少见的失态（大怒）来指责这位敢于直言的参事：“好呀，你桓谭竟敢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把他给我拖下去，斩首！”
桓在性命攸关之时，不再坚持真理，一味地给皇上叩头，叩得血流满面，再加上众臣劝说，皇帝消了怒气。桓的命是保住了，但降级处分是免不了的了：贬为六安（今安徽六安）郡丞（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一下子从朝臣（正部）贬到地方官（勉强副厅级）。
这个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况且他桓谭根本就没说错什么－－图谶根本就不是儒家经典吗！怎么成了“诽谤圣贤”呢？不知道是心理难受之故，还是头伤感染（如破伤风），桓谭死在赴任的途中。
桓本该接受教训，在那篇建议奏章被冷落之后，就该不说话了。甚至说，连这篇奏章都不该写，因为此前他还上奏过，讨论建立公平统一的司法体系问题，针对的也是用谶文判案的现象。结果是“书奏，不省”－－皇上没搭理他这一套。
事实上，刘秀对言论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对那些能够迎合他内心需求的貌信忠耿的议论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对建议人给予后赏。（－－刘秀是个过日子的皇帝，除了对宗室赏赐较大方外，对臣下则是“酬赏少薄”。此者，已见于史书。）
就在处分桓谭的那一年的前三年（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厚赏了张佚（还有桓荣，与醒谭无血缘关系）。建武二十八年秋天，讨论给太子刘庄选老师的事情。刘秀内心不想让太子的舅舅当选，因为不久前灭亡的西汉就是因为重用外戚才使国祚中断的，出了王莽。但大多数官员还是按老套子说：“太子的舅父阴识可胜任。”
博士（相当于社科院有官职如“副部级待遇”的高级专家）张佚脸色凝重地说：“如果为了阴家的利益而立太子，那么可以任命阴识；如果为国家利益，就应选天下贤才。”
刘秀暗中高兴，也郑重其事地说：“设师傅的目的在于辅导太子，今天博士能匡正我，何况对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少傅，赏赐给他们帷车、马匹。桓荣无形之中升职受赏，高兴不已，召集全体门生，陈列受赐的车马及印信、绶带，鼓励学生们说：“今天所受赏赐，全是靠我对古书的精通，你们也当努力学习，争此殊荣呀！”
桓荣确在立太子师一事上虽没直接建议，可他对待皇帝的态度确实比后来的桓谭高明得多。桓谭只知一味抗争，而桓荣却知曲意迎逢。有一次，博士职位出现一个空缺，刘秀打算任用他。他叩头回谢：“我不行，不如我的同学彭闳、皋弘。”刘秀见他谦虚，不仅坚决任命他为博士，还应他的二位同学升为议郎。再后来的故事更说明桓荣确有独到之处。刘秀曾赐给众博士奇果，受赐的人都匆忙把果子揣到怀里，唯有桓荣双手捧接并拜谢。刘秀很高兴，指着桓荣对大家说：“此真儒生也！”
◇二哥何以幸福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 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西游记》中的踢球写得十分精彩，大概较真实地复现了唐代的情形，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写道：“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踢。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失来揪。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彩。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叫方海。”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
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
二哥就是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
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了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皇帝的情人李师师去。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你们有条件。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
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收入不菲的交易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自己的敌人。
为一生的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过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以说明问题：
高宗时，受招海寇郑广屡受群僚冷眼，拿他这个上司不当回事。有一天，他终于急了：“我这个粗人也会写两首歪诗，有一首让大家听一下：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第四章 英雄们的空手道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误读点评
◎与秦桧的历史声名相反，诸葛亮在明代以后（以《三国演义》为标志）成了大大的忠臣，他有“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他有“六出祁山”的征战，然而，人们忘了：偏居一隅的王朝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和平，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熟读《三国志》还是对演义津津乐道者，都没有明白这样的道理：蜀国之亡，亡于诸葛亮的大话。
●人们津津乐道于民间谣谚，自古至今都如此，却不知道它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居于高位者蔑视谣谚，却不知道它是无权者们发出的暗箭，当暗箭射穿了道德屏障时，崩盘的灾难也就来了。
可惜，中国人从未从中悟出什么！
◎《水浒》写史的作用，早已被伟大的先哲们所洞悉，他们甚至称“天下义理不在朝廷，在水浒！”殊不知，水浒的英雄们的思维方式仍是朝廷思维的一个翻版或按某个比例尺缩成的复制品。
当人们高唱：“路见不平一声吼！”抒发胸中积郁时，却忘了宋公明效法宋徽宗，用符瑞为自己的权力构造神秘的合法性。
大话如酒，能成事，也能坏事。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把说大话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至少当成一种志向来表达，而无意从说大话来带的残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孔圣人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对他是一种危险。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的道德上的继承人。大话终于随着一声：“泰山坏了梁柱摧了，哲人将死”的沉重叹息，翻过了一页。
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连年征战，直把个蜀国折腾得财政上捉襟见肘，政府与百姓上下交怨。大话，葬送了一个本可偏安一隅的王朝。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背后却是割舍不掉对自己那个利益集团的关爱与患得患失。终于，庆历新政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妥协，归于失败。他的忧乐观终于归成大话。
正统的历史版本不断吹虚这类大话，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后人的误读。一次又一次地，使后人复哀于后人也！
到了元末明初，终于有一位叫宋濂的著名文人反省到政治上说大话的后果，以寓言体写了一篇名为《大言》的文章。他虚托一位复姓尊卢单名沙的人，以此人的“经历”为主线，指出了说大话的恶果。
宋濂写道(今译)：
秦国有一个叫尊卢沙的人，经常以夸张的手法大肆宣讲自己有奇能，以致吹得自己都相信自己奇能无比（－－由欺人而自欺！）。秦王不用他，还嘲笑他。他对秦王说：“您别笑我！我到楚国去发挥我的才干。”说完，打点行装，轻松快乐地南行了。
到秦楚边境，楚国边境上的关员把他给拘留了。尊卢沙说：“你们可别这么对待我，我是来给你们楚王当老师的！”关员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楚国首都。楚王的外交大臣把他安排到国宾馆住下。过了几天，外交大臣满脸堆笑地问尊卢沙：“先生不小瞧我们这么个偏僻的小国，不畏路途遥远，将为楚国的强盛出力，令我佩服！见面日子短，我也不敢推心置腹地与您交谈。别的也不敢讨教于您，只想问您一下您将怎么辅佐楚王？”尊卢先生一听，便火了：“这么高级的秘密，怎么是你这种人可知道的？！”外交大臣吓坏了，敢快把情况向名叫瑕的上卿（相当于副总理）汇报。副总理会见尊卢先生，像对待大臣（部长）那样对待他。他又发怒了，声称要告辞。副总理很害怕，怕国王追究他不尊贤材的过错，急忙向国王报告。
国王一听，马上召见。尊卢先生不动，使者跑了三四回。他才答应见面。见了楚王，只行长揖之礼并不跪拜，并对楚王高声说：“楚国东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齐与晋，都对楚国虎视眈眈，不久前，我经过晋国边疆地区，听说晋侯正在图谋进攻楚国，杀了白马、摆了仪式与诸侯会盟，声称：'不给楚国造成灾难，大家以后就不见面了！’人家都投璧祭河了，您还睡大觉？！”
楚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我指天发誓，您只要任用我尊卢沙为卿（副总理），楚国一定能强盛无比！”楚王被他的大话唬住了，就给了为卿的职务。
三个月过去了，他没什么特殊表现。
不久，晋国国君真地率诸侯军队进攻楚国了。楚王害怕，马上召见尊卢沙，让他出退敌之计。尊卢沙一听晋师真地来了，也吓呆了，迟迟说不上话来。楚王说：“你倒是说话呀！”，尊卢沙胆怯了：“晋国军队太厉害了，我看还是割给晋国些土地为上策！”
“什么？？”楚王一听，气得崩起来：“把这个笨蛋给我扔牢里去！”一关就是三年，最后削了尊卢先生鼻子并驱逐出境。尊卢沙对人们说：“从今往后，我是记住吹牛召祸了！”，从此再也不说话，一想说话，就捂一下鼻子，打住。
尊卢沙善说大话，并没有真本事。他虽然欺骗了楚王，作了高官，但终于在楚王急需他的时候暴露了真面目。于是，楚王割了他的鼻子并把他驱逐出境。
不过，宋濂的本意被人歪曲了。后来的注解者认为宋濂的文章是告诫个人行为的，即要谨言慎行，因为“夸谈足以取祸”。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文化传统中已形成了自觉的反言论自由的习惯。与宋濂同样提倡反对说大话的人，还有刘基、方孝孺。刘基【注1】著《卖柑者言》，批评当世。
文章说——
杭州有卖水果的人，很擅长储存柑桔。所存柑桔历经一冬一夏而不烂，拿出来后很鲜亮。到集市上去，一分货能卖到十分价，很抢手。
我也卖了一只，剥开它，好象有股烟扑鼻而来；再看柑桔中间，哪有果肉，都成了败絮了。我责怪卖货的人说：“你这柑桔能用来奉祭、待客吗？真是欺人太甚了！”
卖柑桔的人一听，反而讥笑我：“我干这买卖已有好多年了，我愿卖，人家愿买。没见一个像你这样挑剔的。世上骗人的人多去啦，又不我一个人。你看看今天的高官大吏，有几个称职的，不都是在骗吗？别看他们装模作样，论到防盗、救民上就傻了眼；下面的官吏坏事干尽，他们也管不了。白吃公饭，一点羞耻心都没有。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你这个有学问的客官，不去责问他们，反而跟我这个做小生意的过不去。真是的？！”
我让他顶得一句话也没了。回去后，想了半天－－大概这个人像东方朔那样，表面装滑稽，实在是用笑话说正理。该是愤世嫉俗，用柑桔为借口评世事吧！
明代初期政治较为清廉，不仅与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反贪政策有关，而且更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戒大言、倡朴实的思想风节密切相关。但是，历史有其内逻辑，大话习惯由于由“正面人物”的形象化言说而一再重复。
人们可以防止尊卢沙、卖柑者所讽刺的种种“反面人物”、越巫等等败行者，但却很难从诸葛亮、范仲淹那类“伟光正”式人物那里总结历史教训。当然，方孝孺的做文与从政两相比较是个悖论，他终因政治大话葬送了建文帝的江山。（见第八章第4节）
这正是中国人史观的道德粗线条化，特别是为历史上杰出“正面人物”讳避的习惯，导致的一步步的更深的误读！
诸葛亮的形像化，无疑是这一误读的明证。明代话本的兴盛无疑对三寓言的理性价值是一个冲击，人们更乐意采取“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式的比附夸张历史，以致于在《三国演义》形成定型版本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孰者为真了。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与空城计的故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概不录，而《三国演义》却采录东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的七擒七纵故事，对王隐《蜀记》的“空城计”也一味化入。
当然，我们无须过责《三国演义》的文学性，而是努力寻找历史的本真并总结出有益的价值理性。
关于南征孟获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少数民族认同蜀汉政权，而是要从南方取得丰富的战略资源。至于“南人不复反”，也不是事实。到了空城计一说，更接近“拉大玄”了。那个时间为蜀之建兴五年、魏之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到关中抗拒诸葛亮。
后人愿以这种公共文本式的大话来溢美历史人物，而忽略了他们崇拜的形象背后缺撼。而这种习惯性的公共文本式的大话，又来自他们所乐意倾听与记忆的主人公的大话。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代表了多少文人士子的梦想？已经无法计数。他的恢宏之论，成了后世欲成英雄的人们“醉里挑灯看剑…了却君王天下事”的知识并情感的一个来源。然而，诸葛亮的宏伟蓝图（即光复汉室）终于在大话下变成了泡影。
【注1】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元末中进士，后弃官。著有《郁离子》，批判元朝暴政。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南京，辅佐朱元璋。明立，封诚意伯。《卖柑者言》为寓言之作，收录其文集《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陈寿在《诸葛亮传》的最后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欲。”－－很客气地说明了诸葛亮大话的失败原因，并且这是长长的褒扬之后这么说的。既便如此，也不为诸葛亮的崇拜者们所接受。《晋书·陈寿传》竞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部属（参军），因马谡被诛而受到剃头（髡刑）的处分，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才有了对诸葛亮的贬低之语，云云。
后世经几代有名的大历史学家考证，终于证实了陈寿的学术清白：他不但没贬低诸葛亮，反而推崇备至，以在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编就的《诸葛亮集》为证。
问题出于在了哪里？出在了后世对所崇拜人物的“一贯正确”的感情上面，感情也就是粗浅条的道德观湮灭了历史的真实。
诸葛亮在隆中给刘备上了一堂战略分析课，刘备全盘接受。在设计方案的结尾处，他用政治大话鼓动刘备说：“要是按我的这一套办，不但可成霸业，而且还能光复兴室。”－－刘备想成为第二个刘秀的预案也全在此中。
大话的结果是战略性估计的错误。
刘备并非是为兄弟义气而一定伐吴，而是借题发挥，正如诸葛亮的南征主要目的在于取得战略资源一样。刘备伐吴的战略是高估自己并企求成霸进而复汉室大话的必然结果。孙权求和，刘备不许；诸葛瑾给他讲荆州与全国的得害关系，刘备不听。终于把孙权逼得向曹丕请降，终于把蜀国的实力消耗掉了一大截－－攻吴军队全面崩溃，死掉数万人，损失的辎重物资也难以计算。
刘备终于为大而空的目标付出了残重的代价，称帝（公元221年）后的第三年，因第二年的兵败，既恨又羞，得病而死。
在此残败之下，蜀国的实际执政者诸葛亮本应放弃图谋中原以复兴汉室的计划，但他不能让自己的战略分析落空，要让那个大话继续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存在。于是在南征（公元225年秋七月，刘备死后两年）后，不到两年（公元227年春三月）诸葛亮就兴师出关，屯汉中，准备讨伐中原。出发前，他在给刘禅的上疏中又一次地重复了那句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大话：“平定中原，复兴汉室。”第二年（公元228年）春正月，在街亭（今甘肃秦安县境内）与魏军交战，结果大败【注2】。
此后，又四次与魏国交战，但从战略上一直没形成有力的攻击态势，倒是魏军一度曾以汉中为战略目标而兵临城下。从建兴五年兴兵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诸葛亮病死在军营，七年间蜀国的国力消耗殆尽。又由于诸葛亮以父辈的身份执掌蜀政，十七岁继位的小皇帝在十一年间几乎什么处理政务的本领也没学会，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个庸人。刘禅也成了大话政治的牺牲品。
费文伟与姜维是诸葛亮死后蜀国的两位支柱性人物，见多次兴兵未达效果，费文伟开始反省，他对姜维说：“以诸葛丞相的才能尚不能平定中原，我们更差远了。我看不如采取守势，保民守土。至于什么功业，只有等能人出现之后再说；千万不能抱侥幸的心理，试图通过一役定成败。侥幸一搏，又取不到必胜的效果，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姜维听不进这样的劝解去，以自己有智勇而自负，他坚持着诸葛亮的政治大话。碰巧，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正月）费文伟为魏国降将郭循刺杀，姜维再也听不到反对意见了。在费文伟死后不到半年内（夏四月）就展开了对魏的军事进攻。去包围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注2】街亭之役：三国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攻魏，扬言由斜谷道攻郿（今陕西县东北），使镇东将军赵云等为疑兵，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自率大军从西路扑向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魏明帝遣右将军张郃帅兵马步骑五万拒亮，而亲至长安督战。马谡好论军事，亮用为参军，使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张家川西北）。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裨将军王平屡谏不听。郃绝其汲道，遂大破之。时赵云等亦败于箕谷，亮进无所据，乃退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上疏请自贬三等。后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此时，至亡国仅仅还有十年！
诸葛亮军事才能有限，但却不允许任何人提意见，由打击廖立一案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好为梁父吟所形成深层意识的一种反射。
廖立是刘备担任荆州牧时的私人助理，颇有才干，不到三十岁就做到了长沙太守。刘备入蜀后，诸葛亮镇守荆州，孙权派人见诸葛亮，问他刘备手下有谁可以承辅佐之任－－是丞相的人选。诸葛亮回答说：“庞统、廖立，楚地的良才，有担当此任的器干。”
廖立的军事才能很一般，吕蒙袭击南三郡时，他侥幸独身脱逃，去找刘备。由于是旧义，刘备也不深怪，安排了他巴郡太守的职务。刘备称汉中王时，又让廖立当上了侍中（皇
帝的专职顾问）。到了刘禅继位时，就任命他为长水校尉（相当于西北军区司令）。廖立的文才与治理策论确实非常出色。他认为可以当诸葛亮的副手即副丞相，但实际上他的地位还在李严以下呢。（李严是受遗诏与诸葛亮共辅刘禅的重臣，后亦因指责诸葛亮督军不利而被贬斥）。
如此，发牢骚或找机会发表自己高见就不可避免。有一次，他对丞想府的李邵、蒋琬说：“大军应当远征，你们这些要员好好研究这样的战略面署，从前先帝不取汉中，却与吴国争南三郡，结果南三郡归了吴，白白浪费了军力，什么也没得着。失去了汉中，导致魏军进入巴地，快丢了一州之地。后来，再攻汉中，关羽丢了性命。都因关羽凶勇好名，又无约束军队的方法，任性指挥，所以几次丧师失利。”批评完刘备的政策后，又抨击了关羽，紧接着对那些在职的要员又一通猛批，说他们无能，“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李蒋二人没来得及细析廖论的合理性，就报告了诸葛亮。诸葛亮大怒，说他：“依仗先朝的尊贵资格，妄自尊大，评论人物，公开说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无能之人，并且胆敢诽谤先帝。此类的恶行不可胜数！一头有害的羊尚能乱群，何况
廖立又居于重要职位呢！那么，中人以下的愚人听了他的煽动，就辩不清真伪了。”
于是，经过请示刘禅，把廖立削官，流放到汶山（今四川茂汶县）。后来姜维率军经过汶山，到廖立的住所去看他，见他“意气不衰”，而且还坚持原来的论点。蜀国当政者们决心终身不放还他了，只让他老婆孩子返回成都。
诸葛亮死后，廖立听到消息，失声痛哭，他说：“恐怕我这一辈子，都要当平民了。”另一位被贬的官员李平更为伤心，听了廖立的话突发心脏病死了。李平一直希望诸葛亮会重新启用自己，而诸葛亮这一死，他永远没机会了。新的当权者面临错综复杂的国事，谁会有闲心过问他的冤案呢！
《诸葛亮传》称他“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的原意是为被晏子除掉的三力士鸣不平，被引伸为武人不如文人，或曰：武人最后终被文人所害，云云。细磨详勘，不难发现：诸葛亮好吟此诗的内心实质是轻视武人而欲效晏子。这与自比管仲、乐毅相一致。管子为文人，自然是诸葛亮向往的对象；而乐毅为名将，为杰出武人，智力非凡，并非一般的粗莽之士。
诸葛亮打击廖立充分体现了这一种深刻的逻辑思维。
《梁父吟》全诗为：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圯。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其中“三桃杀三士”，指得是晏子计除武人的故事。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是齐景公手下的三个勇士。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坐着说话，齐相晏婴走过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站起来行礼。晏婴进去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下的勇士，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幼之礼，内能除暴，外能抗敌。现在主公手下的三个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幼之礼，内不能除暴，外不能抗敌。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啊！我看该把他们除掉。”齐景公说：“这三个人，既没有人抓得住，也没人杀得了。”晏说：“主公可以派人送两个桃子给他们，就说：给最勇敢的两个人。”
公孙接一见使者送来两颗桃子，立刻仰天长叹道：“晏婴是个智者，一定是他出的主意，让主公叫我们三人争功火并。我虽然能看破他的阴谋，但如果不敢接受桃子，也算不上勇士了。”于是他对田开疆和古冶子说：“三个人两颗桃，只好各摆功劳了。我陪主公出去打猎，第一次杀死一头野猪，第二次杀死一头老虎。我大概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拿了一颗桃子。田开疆说：“我率领军队两次打败进攻齐国的敌人。我大概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也拿了一颗桃子。古冶子不紧不慢地说：“我曾经为主公驾着马车渡河，一头巨鼋咬住了左边那匹马，把马车拖向河心。我不会游泳，只好猛吸一口气跳下马车，在河底走了一百步，终于把巨鼋杀死，救主公脱了险。难道我不比二位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吗？”说着站起来拔出剑。公孙接说：“我的勇敢不如你，功劳也不如你。我居功恃勇，毫不谦让地拿了一颗桃子，是贪功的小人。但我不是懦夫，敢作敢当。”说完交出桃子，拔出剑自杀了。田开疆也一声不响地交出桃子，拔剑自杀。古冶子看着两具尸体和两颗桃子说：“我们三人本来亲如兄弟，现在为了争这两颗桃子，你们两人都被我逼得自杀了。我如果独活，是不仁；我自吹自擂而羞辱勇士，是不义；悔恨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肯死，就是不勇。”他把两颗桃子放在两具尸身上，也举剑自杀。使者回宫向齐景公报告：“三个人都死了！”齐景公下令为他们厚葬。
历史名人重复诸葛亮大话政治的人，在诸葛亮之后当以北宋名相范仲淹为最。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永久的历史“正面形像”之一。
殊不知，范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多有回护，引发了超越政治分歧进而成为人格攻讦的无聊争斗。从此以后，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之败还是南宋的秦岳之争都带上了明显的个人报复性质。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再无东汉的风节而成为一场场个人恩怨的报复与反报复。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405年，春正月），进奏院举行祭神活动，苏舜钦等人把祭神活动剩下的废纸变卖了，收入的钱用于吃喝。这种吃喝，包括在酒席上招乐妓（相当与现在的泡小姐）。卖废纸凑酒钱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卖得钱多时可以吃喝好几天。苏舜钦这次就如此。
范仲淹的政治对手王拱宸（御史中丞）抓住这个细节开始对他进行反攻，向皇帝报告苏舜钦等人用公款大吃大喝。案子的结果自然不利于范仲淹一派，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竟导致了内阁被废－－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职务？其中的人脉关系是：杜范二人为政治同盟，而苏是杜的女婿且是范仲淹推荐的。
在苏舜钦等人狂吃滥喝的宴会上，前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年少才高，趁酒劲作了一首名为《傲歌》的诗。诗中寓意狂放，被诬指为有诽谤之意。王拱宸想以此要王益柔的命，多亏韩琦向皇帝进言，王益柔才免于一死。韩琦说：“年轻人一时狂语，有情可原。现在西北战事紧张，攻击王益柔的人置此于不顾，说明心术不正。”
王益柔的父亲王曙曾经推荐过欧阳修等人升官，而欧阳修与范仲淹无论政治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至密（－－后来欧阳修为范仲淹的被罢鸣不平，结果被降级外放），王益柔仍同苏舜钦一样是经范仲淹举荐才得到重要职务的。
一场无关紧要的官风问题演化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王拱宸在处理完此案后，竟然高兴地说：“这回算一网打尽了！”
一句话，不但暴露出王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是对手的一面镜子！
具有讽刺是，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裁态冗员，而冗员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恩荫（任子）政策。所谓恩荫就是官僚的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地位不经科举途径就能入仕，乃至亲属、门客、学生都可受恩荫。这是宋朝政治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宋真宗时代，有一名叫王旦的宰相，素有清德之名，一次被荫补即授官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达十数人。真宗时代的户部侍朗（相当于民政部副部长）就曾指出冗官的弊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到范仲淹时代问题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而，给他惹了大祸的苏舜钦就是荫补的受益人之一，史称他“少以父荫补官”。范仲淹的第三子范纯礼（1031－1106）也是以父荫入仕的，而且一入仕的起点就比较高，作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等职务。宋代的荫补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水浒传》中宋江一直念念不忘封妻荫子是很真实的诉求【注3】。
当然，无论苏舜钦还是范纯礼在蒙恩荫入仕后，还是很有作为的。问题是：
当一个既得利益用一项政策（即“抑侥幸”）来反对其他（或更低级的）既得利益者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于是，他失去重要权力后的无限感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成了又一个如《出师表》中“光复兴室”一样的政治大话了。
公平而论，庆历新政的草率既整个大话主义体系之成，责任不全在范仲淹，主要责任在于仁宗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并且，庆历政失败的最主要政治原因是仁宗的犹豫与软弱。但是，要论及文化因素，则只有一句话：大话主义起了最主要作用。
明代万历进士陈邦瞻评论北宋庆历新政，称之“更张无渐，规模阔大”，可谓一语中的。庆历新政涉及十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除修武备一项由于改革派重要大臣之间认识不统一，其余九项由仁宗发诏推行。要实行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坚毅之志且试行试修。然而，这个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个大话主义的典型文本，其余的讨论再也没有意义了。
如果说庆历新政终因大话主义－－说得好听一些是理想主义而失败的话，那么到了二十年之后的王安石改革已经变成了纯技术主义－－现实主义，何以同样失败了呢？
政治人物个人品德的不良是一项决定性因素，另外，国家积至无可救之地更是“道德虚幻－－政治大话主义”的最后显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赵匡胤打算将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时机成熟后终定于长安。这样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据山河形胜可减少军队的数量，节省大量财政开支。可是其弟赵光义坚决反对，大讲：“安天下在于仁政，不在于地热险要。”
这句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话，乍听起来，非常合乎儒家道理。但毕竟，赵宋王朝以不道德手段夺取天下后，内心发虚。赵匡胤连吓带骗地让石守信那些人交出了兵权，又开出了一张需要后代兑现的远期支票－－交兵权者，可广置良田美宅，形成了上层的特权集团。而由此而推的，发展到极致的恩荫政策，为社会制造了先天的政治上的机会不平等，以致后来出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政治资源分配怪现象。
貌似道德的大话，终以不道德行之，日积月累终使国家不可复振。范仲淹的大话、王安石的焦躁，便成为不足为道的小事了。以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诉求，去要求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做出道德性让步，几乎是痴人说梦。只有惯说政治大话并从中获利的人们，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样一个美丽的政治童话！
离开政治中心，对于一个惯从政治体系中分利的人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分利的机会减少，而且还意味着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在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大话前，范仲淹也很矛盾，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历史事件本身不是他自动请求外放吗？既然自动请求，退又何忧呢退，或者无奈的退，显然是为了以后的进作准备或力量调整。但退而无进的悲剧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的，如北宋太宗时代的兵部尚书卢多逊远放崖州（今广东崖县），并最终死在那里。这个事件距范仲淹自请外放才六十年多一点儿，还是本朝的历史。
【注3】杨志的态度比宋江更典型，他在这送花石纲犯的渎职罪获免后，去走高俅的门路。被高赶出后，他还不忘封妻荫子。《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描写道：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了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身陷大话君不悟
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大话迭兴的时代，换言之：大话迭兴也是败亡的预兆。
三国是中国东汉衰败以来的道德败坏的顶峰，军阀们凭智术与暴力拼抢对社会的控制权。其中大话主义不仅表现于诸葛亮的建立霸业、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即无法实现的政治战略，而且也见于兵争中的战术指导原则。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末冬初，曹操给孙权写信，威吓他说：“近来我奉皇帝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刘琮束手投降。现在我率军八十万，正要和孙将军您在吴地一起打猎。”
说得好听。八十万军队用于会猎不太玄了吗？实际上是给孙权一个心理威慑，让他充分想象“八十万”这个数量级可能带来的不利结局。威慑作用起初收效不小。先是重臣长史（相当于事务总管）张昭被吓坏了，对孙权说：“曹公这人太可怕了，好比豺狼老虎。现在挟制天子讨伐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为借口，抗拒他，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化。我方可抵挡他的只有长江天险，可现在曹操已经拿取了荆州，获得的刘表水军力量全部署在江北，蒙牛皮的快船和正规战舰有几千数只，更兼他的步兵实力强大，水陆齐下，已经与我们共分了长江天险。双方力量悬殊，天险优势又失去了。我看，不如投降。”
张昭在东吴割据势力中资格较老，是孙策留给弟弟孙权的重量级元老。史称：“孙策创业，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卒，受遗命辅立孙权。”，云云。当然，张昭的立场也不完全错误，他不希望中国处于长期割据之中，尽早结束战事也是他作为东汉末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因为，他本为徐州人，只因避乱才流寓江东的。
同为流寓身份的周瑜（原籍安徽庐江）但却很快本土化了。因为他年轻（公元175年生人），比张昭小十九岁。曹操欲攻东吴时，张昭已经五十二岁，思乡之情益固；此时，周瑜才三十三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故而不用思归庐江。同时，他也深受孙氏家族的器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夏之交，曹操在官渡击败了袁绍，袁绍在又愧又恨的心情中去世；几个儿子不成器，对曹操已经构不成威胁。于是曹操借兵威给孙权写信，让孙权送一个儿子到首都许昌当人质。孙权召集群臣议论，定不出所以然，就和周瑜去见自己的母亲，作最后判断。当着孙权母亲的面，周瑜说：“从前的楚国受封于荆山之侧，方圆不到百里，但他们任贤用能，奋发图强，势力大增以至于南海，传国九百余年。今天，你孙权将军有了父兄两人创业的基础，有六郡的地方，兵源充足，财源不断，怕什么呢？我看，就不用送儿子当人质了。一旦送了人质就不得不听曹操的；听他的，不过给一颗侯印而已，怎么能与称帝相比呢？至少，现在不送人质，要观察他一段时间。要是他能以正义平天下，再臣事他也不晚；要是他不能，你就起来抗威，以应天命。”孙权的母亲听了周瑜的分析，大为高兴，对孙权说：“公瑾与你哥伯符（孙策）同岁，只小你哥一个月；我拿他当儿子看待，你也得以弟弟的身份对待公瑾呀！”人质没送，三个人决定东吴与中原抗争的最后战略。
面临重大事变，周瑜的考虑很冷静，给孙权算了一下关于“八十万”的细帐。他说：
“大家只看到曹操说有八十万人马的大话了，在没弄清虚实之前就开议投降，哪能判断准确呢？其实，曹操从中原带来的人不过十五六万，由于是远征，早已疲惫不堪了；他得到刘表的水军七八万人，也不全一心降服，心中都有小主意，观看局变。一批疲惫不堪的人领着另一批信心不定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有五万人，就能对付他们。”
八十万与十几万，差得太多了。曹操的数量级大话被看穿了，而质量上的隐患也呈于对手之前，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赤壁之败，正是数量级威慑失败的精典例子。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自相似。与诸葛亮的大话主义在范仲淹那里的表现一样，曹操的数量级威慑版本在符坚那里重印。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初冬（十月），符建开始讨论征讨东晋的事情，会议一开始，他先发表了一通气壮山河的议论：“自我承担帝王大业以来，近三十年了，四方略定，唯一东南一角未受王化的教育。现在计算一下我的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打算用此兵力征服东晋，大家商量一下对策吧！”
接下来的讨论，气氛热烈，但是除了秘书监（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朱彤外，大家都认可此举不算妥当，连苻坚的亲弟弟苻融也反对。在散会后，苻坚独留苻融做最彻底的交流。
苻坚说：“自古定大事者，一二个人而已。别人乱说一通，我听不进去，咱哥俩就决断此事吧！”
苻融说：“伐晋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并没内乱；三是，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已有厌战之心。”
亲兄弟都说不可，苻坚就难堪了，因为他内心已定，无论如何也要一统天下，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他原来温和的脸色变成了冷峻：“你都这么说，我还指望谁？可我现在有百万强兵，有用不尽的物资做保障，还怕攻不下一个快亡的东晋小国！？”
他对自己的数量级的威慑作用的自信，已断然不可改变。此前，在回答太子左卫率（太子警卫两长官之一）石超的话时，他说：“今天我的兵力强大无比，把马鞭扔到长江都可阴断流水，东晋的长江天险又算什么？”
苻融劝不了哥，倒有一个野心家出场了，他叫慕容垂【注4】。他是以军事长官兼首都行政长官的大人物，但他又是一个叛国者－－由于在前燕遭到嫉妒与排挤，为脱被谋杀这祸，投降了苻坚，并帮苻坚灭了前燕。灭前燕（自己的祖国），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恢复燕国是他心中的理想。于是，他搬出一套成熟的说法：
“以强灭弱，小者服从于大者，是自然之理，没什么难理解的呀！以陛下您的神武大运昌盛，海外震服，况且有如虎雄兵百万之众。韩信、白起那般才干的将领满朝都是，灭一个区区东晋小国还不容易吗？《诗经》说：'出主意的人太多，事就不容易成。’所以，您自己决定就是了。”
苻坚大喜，说：“能和我定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你一人呀！”赏给五百匹帛。这个消息传到慕容垂的两个侄子慕容楷和慕容绍那里，两人乐坏了，对慕容垂说：“叔呀，现在主上骄傲、狂躁，正是您恢燕国的好时机呀。”
（事情让那两人言中了，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起兵反秦，建立了后燕。）
慕容垂的一番奉承让苻坚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最后的决心下定后，他又兴奋不已，开始了一个伐晋的倒计时；加速这个倒计时，又是一次秋天的大丰收。
一切都在为他苻坚作准备，老天爷也如此，要么，为什么非赐给他一个大丰收呢？
“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之类的文学化想象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此时，他早忘了他比之为自己的诸葛亮的王猛的话了。王猛临终时劝他：先慢慢平定鲜卑和西羌，然后图谋东晋。
第二年秋，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开始了，同时一场历史最为惨烈的失败战役也开始了。
苻坚的数量级威慑达到了顶峰，绝对超过了一百七十五年前的曹操。他率步六十八万、骑兵二十七万，计八十七万，投入了全国兵力（九十七万）的绝大部分。东晋只凑了八万兵力，勉强应战，不足前秦的十分之一。
数量级的自信终崩溃于一个小小的退步。晋军要求秦军稍微后退，等渡过淝水后再列阵决以死战。苻坚对左右说：等只让他渡过一半，我的铁骑踩也踩死他们了。他便假装很大度地答应了对手请求。在为他的敌人让出一片决战场地的一霎那间，军心崩溃了，苻坚在也无法控制后退的速度。早有叛心的朱序喊道“秦兵败啦！”一句话把悲剧推到顶峰。
【注4】慕容垂（公元326－396年）十六国时后燕创建者。公元384－396年在位。建熙十年（369），大败桓温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太傅慕容评深忌其功名，与太后可足浑氏共谋诛之，遂投前秦苻坚。坚拜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助坚灭前燕，进封泉州侯。淝水之战后，起兵反秦，称燕王，建元燕元，史称后燕。
与苻坚的“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的伟大想象相比，历史让他与另一个有名的成语联系在了一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失败者的数量级想像仍然很有趣。在发生兵溃之前，他的心理就失败了－－把八公山的草木都当成晋军了。草木有多少？是一个什么数量级？
在溃逃的过程中，伟大的失败英雄心理彻底崩溃了，听到风声与鹤叫都以为是晋军的行军声和号角在响…
对于曹操、诸葛亮、苻坚、范仲淹这些厉行大话主义的政治家来说，失败是很悲壮的，他们的失败史可称为悲剧。而对那些唯恐自己被埋没的低层社会的精英来说，大话主义导致失败几近闹剧。大话主义不是政治家的“富贵病”，而是普通人也能患上的“流行病”，它深刻地反应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文化遗传上的伟大缺憾。
而且，这种伟大的缺憾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愈呈多样化，明清两代这类发生在草根社会的“狂悖案件”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要多，而有清一代，此类案件竟然层出不穷；而所谓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类案件的发生率，高居中国历史之首。
乾隆十六年（1751年），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平乡的穷书生王肇基流寓山西介休，想借皇太后生辰庆典日（称为“万寿节”）发表一番政治大话，已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至少改变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思定之后，便把祝寿的诗篇还有对联献给汾州府同知衙门，没想到却招来山西巡抚的反感，阿思哈写给皇上的奏折称：“该人妄议国家大事，指斥国家重臣，诽谤圣贤，罪大恶极。”
王肇基本人不这么认为：“这讲了一番大话，无非是让皇上注意我，求个官做。”皇上判决的结果令他绝望，也是不曾料到的－－乱棍打死！
稍后，又发生了乾隆十八年（1793年）七十岁老学生刘震宇献策案，他的一套大话（“新策”）多系抄袭之言，迂阔难行。结果，被判处斩刑。
在绝对平庸又绝对高压的年代里，这些事件也算无可奈何中的一点新奇吧。
平民因大话求官，结果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也情有可原。而这种闹剧演出热情又远非止于草根社会的精英－－那些读书人们，大凡经过读书获得一定地位但又不满足的人往往更热衷于演出这种闹剧，并且这种高于底层精英的表演往往又是后者的一个不自觉的模本。
谁不希望一言获幸呢？既然一言获幸的机会总是存在，那么一言获诛（或贬）的成本也可不予考虑了。大话主义在此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近新结婚了，并生生不息地繁殖下去。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胡旦歌颂抗洪救灾事件，可算是从诸葛亮到王肇基的一个必要的过度，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诸葛亮有权、有位、有名，而这权、位、名皆来自一篇叫《隆中对》的大话主义表白－－成霸业、复兴室；王肇基无权、无位、无名，他要通过更简洁的形式获得诸葛亮的一切，至少不再当连家乡也回不了的穷书生。
胡旦处在小于诸葛亮、大于王肇基的生存水平上，他要往前进，借一篇大话（颂词）来达到诸葛亮水平，但他却从此下跌了。虽然还致于如后来的王肇基一样丢了性命，但朝堂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天，黄河决口，朝廷经全力赴灾，及时堵住决口，避免了一场大灾。于是，右补阙胡旦写了一篇《河平颂》，献给皇帝。诗中有言：“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逆逊指卢多逊，位至兵部尚书，因违制交往藩王而被流放，死于流放地。此论尚合乎实情。但是说到“奸”即赵普的失位，则伤及宋太宗的内心了，分明说新君对两朝重臣行不义。结果是因颂（大话的一种形式）得祸，被贬为商州副团练。
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致。这种病态人格虽以个案表现出来，但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现象。西汉强盛，知识分子全以进入主流为荣，但毕竟主流容纳力是有限的，所以竞争又相当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沉重的压抑，而沉重的压抑往往又迫使被压抑者不择手段。王莽时代，这种压抑变成了一种社会转型动力，寄希望于在新体制中实现。因此，才出现哀章献铜匮的事件。哀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王莽初兴之时，为他歌功颂德的上书人达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少人不是没看透王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突破压抑的机会。
刘秀胜利后，深知压抑的后果，所以不强迫他的老同学严光入仕，为养一代风俗。这种想法绝非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想到的，赵宋家之用陈抟建议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东汉一代，大隐还有除严光之外的梁鸿、高风等数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状态发展到了最顶峰时期。著名知识分子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是在朝立论、抗拒腐朽。
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受社会环境影响，骤然衰败。曹魏以篡位而立，无法讲究风节，提倡无赖精神，摧抑独立人格。至隋初，国家稍见稳定，皇以集团便推行了整肃文风的运动，制造了比焚书坑儒更奇怪的景观。
隋文帝杨坚接受李谔的建议提倡所谓重实的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把整个思想表达体系都应用文化。隋代没出过任何一个文学与思想流派，也没出过一个文学大家，不是由于它的国祚短暂所致，而是思想表达的应用文化。为了控制文风乃至创作体裁，使用御史台监察文人的写作。泗州刺吏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竟被交付治罪。此案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中国古代文字狱案件之多，但因创作风格获罪的仅止一例！
这种极端化的思想资源控制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读书人不出仕也成了罪恶。一句话：不允许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清代的文字狱接继隋明二代的残酷风格，所以，被压抑者的闹剧特别多！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穷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即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让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征发九百名贫苦百姓去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庶务。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图谋就序，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野心家”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自然就见到了布帛，更是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挑逗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各地野心家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
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执金吾）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只有写刘邦历史的人（司马迁与班固）还编神话，说什么刘邦是赤帝之子。从刘邦以后多数人讲究以三种要素得天下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只简化为赤裸裸的武力了。五代的真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更加精巧而已。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无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明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注5】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到来年春天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的发生，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后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的王朝也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注5】此时樊怕自己的军人与王莽队伍分不清，将眉毛涂红，供自己人辩认，始称自号为“赤眉军”。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
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再发酵。他怕，怕得几乎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春，正月初一就出了日食；夏天（四月）在天上无雨响雷，某夜又出现了流星雨；秋天（七月），天上东井宿方位出现了慧星。成帝终于一改过去拒谏（对建议一概冷处理）的态度，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绝无改革之意。随着这种安慰起了作用即缓解了成帝的抑郁症，他又对言论变得不耐烦了。很快就发生了朱云事件，多亏辛庆忌叩头流血才保住朱云的性命。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到目前为止仍是）的谶谣针对它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亦作驱）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逮捕李，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鬼话”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几乎用不着陈胜吴广那么麻烦了，又是往鱼肚子放帛书，又是找人算卦，又是点鬼火、学狐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前身为太平道教）干脆就一暗一明的一则谣和一句口号就是了。先散播不怕死的精神，称为：“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随后，在起事时高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唐末“鬼话”的选择，又比东汉简单了，就一句：“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元末红巾军的谶谣几乎就是唐末的“盗版”，至少也是一个改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鬼话”最初是公开斗争的利器，陈胜吴广虽然在暗中操作，但最后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只半句“陈胜王”就足够了。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后半句，更象一种公告－－“看了吗？日后的天子是我刘秀。”张角的口号更明晰－－“我来带领你们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这么简单！”
历史的流变绝非如此简单和直白，“鬼话”也应时而变，由公开宣示变成了猝然而发的暗器。暗器不知发自何人，而打击的目标却异常地明确。
这种暗器，成了无权者的权力。
东汉桓灵统治的四十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文人－宦官－外戚”倾轧的怪圈。灵帝起初还有复振政治的打算，但终因国家积弊过深且自己治术低下，而没能达到所愿，反而更深地被卷入了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中去。其实，早有人看透了他的命运，拒绝与他合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也是桓帝当政的第１３个年头，外戚集团的首领梁冀被处死，百姓吹呼，一个清平的政治局面会出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除掉外戚强势集团后，宦官集团成为新的主流，一日有五名宦官被封为列侯。尚书令陈蕃也在体制内大造声势，为桓帝征召五位隐士。礼节之隆重，让旁观者眼热：称之为驷马安车的交通工具，是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轮子用蒲草裹起来，免于颠簸，礼物则是三黑二红的织帛－－称为“玄纁”。但是，徐稚五位隐士没有一个人接受【注6】。
这对体制内开明派陈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桓帝更是一个打击。随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桓帝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们。
灵帝的政治作为实在比桓帝更坏，除了延续了桓帝后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外，就是出卖官爵，以数钱为乐。最后，发展到连三公的位置也得花钱买了。此时，宦官与文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外戚领袖窦武与文人联手，欲除掉宦官，没想到宦官集团先发制人，一举消灭了两大集团。
窦氏外戚集团灭亡后，何氏外戚集团再起。何进为求政治缓和，团结体制内的力量去对付黄中军。但这触怒了宦官集团，一场血腥的斗争再起。这次血腥争斗，不会重复昨日的三角关系，一种强大的力量－－军方介入。因为此时文人集团已经无力参与高层政治了，何进引入军方也势在必然。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董卓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进首都洛阳。
董卓进京时是秋七月，灵帝死于夏四月。少帝刚刚继位三个月，实际上国家是以何进为最高领导人的。
外戚集团与军方实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逮捕与屠杀，同时也让董卓变成了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场政治悲剧的首席策划师是大名鼎鼎的袁绍。
袁绍劝何进一举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请示妹妹何太后，没得应允。于是袁绍再建议何进征召四方猛将进京，给何太后施加压力。应召而来的董卓显得很正义，他上书说道：宦官张让等人窃取恩信，扰乱天下。有俗语说：“止沸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捅破毒疮，总比五脏六腑受损要好。现我正挥师进军，以期扫除奸恶之人。
何太后见到董卓书信，大惊失色，不得不罢免了宦官们的职务。何进并不罢休，要求妹妹下令将宦官全部诛杀，事不机密，张让探知消息，先暗杀了何进。袁绍终于忍不住了，趁机捕杀宦官，无论长幼，见一个杀一个，拿下两千多颗人头。董卓也在混乱中赶到，将逃离皇宫的公卿与宗室人员接回皇宫。接下来，就是两个军事强人的冲突了。
董卓的第一手就是更换皇帝，废了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董卓说：“天下之君，应该选贤，每每想到昏庸的灵帝，就让人咬牙。陈留王刘协看起来不错，大家议一下，看能否胜过刘辩呢？”
袁绍反对：“少帝虽然年幼，但没有恶行。你废嫡立庶，恐怕天下人要有意见！” “什么？你再说一遍！”董卓大怒，按住剑柄训斥袁绍：“你小子胆敢反对，天下的事不取决于我又取决于谁？”袁绍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奔出殿堂，策马奔往冀州。董卓没空儿搭理袁绍，逼着何太后立诏废少帝、立献帝，而后又悄悄毒死了何太后。
历时四十余年的三边斗争，以军方的介入而终结，董卓成了政治巨无霸。
【注6】除此五人外，桓帝再征魏桓，魏亦推辞。初，其乡人劝行，魏问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董卓以军事实力支撑起的强权达到了中国历史至他那时的一个巅峰，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军事人物能做得到。你袁绍不是跑了吗，跑了我也给你封官，给你封官就证明我掌握着核心权力。在袁绍逃掉之后的第三个月，董给了袁一个官衔－－渤海郡太守。他也给曹操重新任命，任命曹为骁骑校尉。但是，精明的曹操预测到董必败的下场，不但不接受任命，反而走小路逃回家乡，准备招募军队，图谋天下。
面对他进入洛阳后，不到半年就兴起的反董军事联盟，董卓并不放在心上，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打西迁都城，目标是长安。伍琼、周毖二人极力劝阻，结果要了伍周二人的脑袋。在周伍二人之前劝董卓的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已经被免职，一听说伍周被杀，黄杨二人赶紧给董卓叩头，赔礼道歉…
在董卓还没来得及品味自己胜利的果实时，千万只“暗器”就射向了他。
洛阳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一首董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何青青”则指草茂盛的样子，形容董卓兴起的暴烈之状；“不得生”则指董卓兴得快亡得快。此中别有意味的是，“千里草”该作成“草千里”，即字由上往下拆说，制谣者故以把草放在底下，映射董卓以下欺上。
果不其然，董卓从中平六年秋天进京到初平三年（公元192）夏天被杀，把持朝政还不到三年。若是他仍在河东郡驻军，不卷入进城的政变，肯定不会三年而亡。
制此谣言者，或许是被董卓残杀的何进的族人，诅咒他早日灭亡；或许是被他羞辱的袁氏，向天下散布董氏必亡的预言；或许是被董卓压制于朝廷的文人，发泄内心的不满。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对董卓怀有不满，而这种不满已经是社会常态。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董卓可以暗地里处死何太后，但却没办法暗暗杀掉谣言的制造者；他也可以追补袁绍的官位，以弥补自己原来的过错，但他却永远无法向哪一个人施恩，要求取消童谣；他可以一怒之下杀了向他谏言的伍琼、周毖，但却无法一怒之下杀掉向他施放言论暗器的人。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但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
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
南宋宁宗时代（赵扩，1195－1224年在位），韩侂胄专权，政治败坏。韩除了继续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利用政治权势主导文人之争的恶劣政策之外，还善于将人品低劣的人引入权力体系。他任用的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许及之被人们称为“钻洞尚书”。
许任了两年吏部尚书，没在升上去，便抱着一线希望去拜见韩，希望能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总理）。他见了韩，感恩涕零，称自己能有部长之职多亏韩太师的提拔；但，又说自己年老了，提拔得太慢，竟不顾自己年长，给韩跪下。韩见许如此卖身投靠，便提他的职务升了一级。此前有一次韩过生日，许去晚了，韩府大门关了。许急坏了，也是急中生智，见旁连供牲口出入的门没关，就顺势钻了进去。因此，时之讥之“钻洞尚书，屈膝执政。”
更为令人不齿的表演是一名姓赵（字从善）的地方官（临安知府）为从厅局级升为正部级竟然学狗叫，以博韩的欢心。
韩的生日时，百官争献奇珍异宝。赵从善最后一个到的，拿出了绝活，震惊了四座。他说：“愿献几许果核佐酒。”打开礼品盒一看，里而是用金子做成的葡萄架，上面缀了一百颗硕大的珍珠。往下的手腕更高了，他为满足韩的十位没有名号的侍妾的敛财欲望，给十个人每人送一项珠冠。于是，十个女人一齐在韩面前为赵求官。赵果被任命为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长）。
有一次，韩与几位闲客逛山庄，对竹篱感叹说：“哎呀，这可真是一派农家风光，要是有鸡狗之乐更好了！”不一会儿，草木间果然有了狗叫声。韩一看，竟然是赵在学狗叫！人们当然瞧不起赵，因为他不仅有进士的学历，还有皇室的血缘背景－－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然而，学历与家世又管什么用呢！
【注7】现在是韩太师的天下，不求他，求谁去？
时人瞧不起许及之、赵从善，但更恨韩侂胄的猖狂。民间无法与之正面抗争，于是发出暗器。当时，首都大街上流行着一幅画儿，画面上是涨潮的情景，潮头与潮里又印满了小乌贼。卖画者说：“一钱一本儿啦！看呀，多好看－－满潮都是贼！”
“潮”字乃朝廷之“朝”的谐因，“满朝都贼”用来讽刺、抨击韩相爷的内阁。
大街上有卖浆子的人，也奇怪地吆喝：“冷的吃一盏，冷的吃一盏！”
“冷”即“韩”字谐音“寒”的同义，“盏”即“斩”的谐音。实际是预言“韩相爷要吃一斩。”
临安府尹（首都市长）破译了“冷的吃一盏”的含义，不过他没有上报给韩相爷。只是抓住一个传谣者，就打一顿棍子，直到没人传谣为止。
不幸的是，预言非常准确。韩太师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不顾国力不支的实情，贸然北伐，与金人开战。结果，屡战屡败，并导致了金兵大规模入侵。本来还可编安一隅的南宋，几乎面临崩溃。于是，一场政治谋杀不可避免。
开禧二年（1207年）冬十一月，礼部侍朗（相当文化部副部长）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下令秘密处死韩太师。处死韩，也是战胜方－－金国的要求；金国人的条件之是送韩太师的人头来。死了的韩太师也不得安宁了。于是，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韩的棺材又被打开，人头被割下，装在木盒里。
当初，在割头一事上也有争议，但主和派的论断占了主流，他们说：“和议之事乃头等大事，金国人既然要人头，就得给。一个死了的奸臣的头，有什么可惜的！”这样，韩太师就残了，头颅在两淮地区示众后，送往金国。南宋用人头换了和平，换了土地，金国人见了人头后，归还了占领的南宋的陕、淮土地。
“冷的吃一盏”的暗器真地就射中了。一位腐败的高官，一场狂妄的战争，竞然让一句谶谣言中了结局。当然，要不是因为“满潮都是贼”的民忿，也不至于出现“冷的吃一盏”的预言。
民忿往往由预言中表现出来！
◇篡权者造神运动
发明“天人感应”大儒董仲舒，一万个也想不到信奉他的理论的人会中了魔似地追求符瑞。无论明主还是昏君，都愿见到上天赐予他祥瑞。没有祥瑞，刘秀应天命的谶言就少了说明力。只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言还不够，他希望更多的祥瑞。－－鬼话与符瑞，他都需要。
刘秀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作为最温和与最开明的皇帝，他又最迷信、最爱符瑞。谁要反对符瑞、谶言之类的，他肯定跟谁翻脸。在他的知识结构与意识形态里，灾异与符瑞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经历了东汉末年的社会混乱，特别惧怕灾变；要彻底消除恐惧就得让符瑞屡现。
尽管他受益于谣，但谶谣并非全是吉祥之物，有的被称为“诗妖”、“谣妖”，正如服妖一样。所谓服妖就是穿奇装异服成流行时尚。人们猜测董卓进京，跟服妖有关。“灵帝好胡服、好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史称此为“服妖”。“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成了东汉初年人们一个禁忌式记忆。
【注7】《水浒传》中杨志求官，多少也是一个证明。
刘秀开辟了汉家第二帝国，企盼上天赐给他符瑞，让他用祥瑞的气象来营造帝国的政治环境。刘秀追求符瑞的另外一个动机，还在于让那些心怀异端如隗嚣者放弃谋求最高权力的打算。隗以为江山是可以轮流坐的，因为象刘邦那样的一介平民都能奋斗成皇帝，还有什么人还能呢。军事割据者隗嚣，最初起兵，也是打的恢复汉室的旗号。等刘秀基本上拥有了中原后，他又不肯服从刘，于是，隗刘间屡有试探性来往。隗嚣占据西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时，自称西州上将军，以马援为将军，以班彪等人为宾客即参谋人员。班彪力劝他回归中原，两人就天命屡开过激烈的辩论。隗嚣以周制崩溃、战国出现为依据，认为江山轮流坐是天下大势。班彪反驳说，汉制与周制不同，周室是根小枝大，而汉承秦制是根大枝小，所以王莽只能危害中央，无法伤及基层；假冒刘氏的人也不少，所以汉室恢复有望。隗嚣说：“你说的周汉制度不同，我认可。至于那愚材利用刘氏之号以图兴汉，就没什么指望了。以前奏失帝位，帝位如鹿奔于荒原，大家共逐。谁会想到刘邦这么个平民能得到呢。那时百姓脑子恐怕连汉王朝的影子都没有！”班彪见口头论战说不服隗嚣，就用一篇文章回应隗，写道：
一般人只看见汉高祖是平民发迹，却不知其中有凭智慧力量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命运！天子的尊位是不可妄处的，象韩信黥布一样勇猛、象项梁项羽一样强、象王莽一样因时而篡的人，最终不都丢了命吗？真正的英雄豪杰是通晓大义的，深谋远虑，知道神器有主，不要贪心得不到的东西。如此，荣华富贵可传给子孙，自己也可怡养天年。
隗嚣听不进他这一套去，仍自行其事。倒是后来的钱镠深谙此中道理，做起割据的主人来，名义上仍听命于中原的皇帝。
在刘秀统治的三十二年间，几乎征战不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无人向他呈现符瑞；等到战争基本平息，他也快到了生命的尽头。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经过了水灾、日食、蝗灾等打击后，符瑞出现了。“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天上降下一种谷粒，只是比正常的谷粒小，有如野谷子的粒。
这年离刘秀去世还有两年。这年，北匈奴也来进贡，表示认可汉家的威力秩序。
第二年，改了元，称建元中元（公元51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报告出现甘露，最初的发端是夏天的洛阳平地出了一眼泉水，泉水很甜且能治病；除了瞎子、瘸子治不好，其他有长年病的人一喝，病就好。于是，“各郡国频上甘露”。
正式的中兴征兆出现了。群臣引西汉宣帝时代每有瑞就改元的例子，建议让史官专门写一本符瑞集。刘秀心里好高兴，不过，表面上还很谦虚，没批准写专集的建议。但是，在甘泉涌出前的四个月前，他本人还专心志致地研究图谶之学呢！半年之后，他对图谶的兴趣再长，终于发生了桓谭的冲突事件。（见第六章）
他盼到了真眼所见的符瑞，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事。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该真正歇息了。
甘泉出现后不到一年，仅十个月后，这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卓越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从此，第二帝国开始了秩序化的统治，直到桓灵时代灾异屡见，如服妖、谣妖之类。
从刘秀的一出生，他的名字便与符瑞联系起来。他出生的济阳县，生出了有九个穗子的谷子。古人称这种现象为“秀”。于是，他的父亲刘钦就给儿子取名为刘秀。
洛阳出了甘泉，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给了他生命始点一个最好的注释。
与刘秀的幸运相比，其他喜欢符瑞的帝王却远没如此幸运。远的不说，看看刘秀之前的王莽就太清楚了。王莽为了求得符瑞，已经到了唆使他人造假的地步。
为了制造自己取代汉家的政治氛围，于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让益州刺史劝塞外的蛮夷即少数民族向汉朝献瑞。自称越裳氏的少数民族献给汉朝一只纯白雉【注8】。如何把这只白色的野鸡从四川的西部送到长安倒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语言不通，要经过几道翻译。好比一个只会阿拉伯语的人和只会汉语的人交谈一样，必须找一个既会阿拉伯语又懂德语的人外加一个懂德语又懂英语的人和一个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人一样。两个人的交流，须经五个人来完成。
【注8】相传：帝尧唐陶氏五载，南夷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神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记开辟以来；尧命录之，谓之龟历。
翻译问题解决后，就是如何把纯白雉这符瑞表达为政治功迹的问题了。
王莽向太后告白：越裳衣不远万里，运来了纯白雉，歌颂我大汉政治清平，应当把纯白雉献于宗庙，用以祭祀。
王莽实权在握且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符瑞，太后自然要采纳权臣的建议。于是，汉家的群臣开始为王莽铺设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大家建议说：“王莽功劳盛大，可比周公，应称其为安汉公。”太后自然又听从了建议，并吩咐专人办理加号事宜。王莽还在表演，假惺惺地四次推让，并装病不起床，说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荣誉。
伪装归伪装，秘密策划还得进行，他婉言示意公卿上书，让太后放弃监国的权力。太后由于年事已高，顺水推舟，说：“从今以后，有封爵的事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其它政事一决于安汉公。”
这样，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一个伪造的符瑞就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一只绝对伟大的白色野鸡起了百万军队所起不了的作用。
王莽在奔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追求符瑞，好让整个取代过程更有神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冬天，王莽毒杀了汉平帝，开始征立宣帝的玄孙。与平帝平辈的宣帝的曾孙都长大成人，王莽骗不了他们，他便以平辈不能继位为由选宣帝的玄孙。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是明摆着欺服人吗？
欺服人还要用神性来装扮。有人奏报，在浚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石头，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过，这次造假有点太仓促了。已经冬天了，十二月了（腊月），长安周围的人谁会在大冬天淘井呢？这不妨事，王莽因这一块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假皇帝”即代理皇帝。接下来的故事，就无须讲了，王莽从制造了纯白雉的符瑞后也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更有无耻者，在王莽的不归路上，助他一臂之力。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十二月，哀章做成铜匮，呈献给王莽。哀章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到高庙里告诉刘邦的在天之灵：应该把帝祚转给王莽了。
王莽虽比不上后来刘秀的老练，但他的聪明劲作绝对在刘秀以上。艺高人胆大，胆大增技艺，一切全仗自己的精明而行。
“名应图谶”之说，也屡害人。《新唐书》所记董昌利用图谶夺取江山的造反活动，无疑是上了别人的当。
民间闲人（文士）山阴老人观察到位居高官的董昌有不满情绪，借机散布了一首自作的谣。谣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千里草青青”几乎任何有点历史知识人都知道是“董”字，因为东汉末关于董卓的童谣已经给此字定了格。“日从日上生”虽然不怎么规范（－－应为“日从曰上生”），但牵强为“昌”字不为其过。更兼民间谑浪之语有称曰字为“短日”者。于是，这个关于圣主名字的谶言打动了怀有不满的高官董昌的心。
董昌是地方官（义胜节度使），以暴虐苛敛为已任，向朝廷的贡献位居各方之首。朝廷不断给他虚位以拢络他，加检校太尉（代理三军总司令），但该衔只表明正一品，无实权；同样，加给的同尚书名下平章事的头衔，也只是享受总理级待遇，而加封给的陇西郡王之爵也比真正的王爵差一等。他请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朝廷不答应。于是他大发牢骚，说：“我每年向朝廷进的贡已经不计其数，朝廷怎么还吝惜一个越王呢？”
看透了他心思的人，鼓动他说：“越王又算什么地位呢？不如称帝为好！”一时间，预言董昌代唐的谶谣到处都是，山阴老人的谣最精典。
终于，董昌于乾宁二年（公元８９５年）称帝，国号大越。
贸然称帝自然遭到讨伐，在一年多的拼杀后，他被擒获，全家三百口人全被杀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昌贪吝无比，在城池遭到围困时，竟然还扣减士兵的粮食，并借战时紧急状态征敛民财。至城破时，光金帛杂货就有五百间房子的库存，仓库有粮三百万斛。
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乱了，天下大乱就要开始了，但节奏还是慢悠悠的。
政和七年（1125年）九月，一只狐狸爬上徽宗的床上，像个人儿似地端坐在那里。
也有这个月里，有一个卖菜的人像吃了迷幻药似地称自己是赵匡胤和赵琐的使者，在宣德门下大骂：“太祖、神宗派我来指示你们，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卖菜人被促进开封府，一夜后醒来，他说：“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这一年的这一月，离靖康之变即赵佶赵桓父子成了金人俘虏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还有一年七年月，不到两年。
黄河清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个焦点。关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那次黄河清，虽然未引发大规模颂赞与庆祝，但是引来了强烈的反义表达。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治太败坏了，已经招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黄河清的现象发生在夏四月，到了秋七月就发生了逮捕李膺杜密的事件，党锢之祸进入了高峰期。此时平原人（今山东平原县）襄楷上书桓帝，指出自春秋以来，黄河从来就没清过，现在黄河清了不是好现象－－完全的反义话语。他的信写道：
我听说皇天从不讲话，只以天象显示旨意。我发现作为五帝之坐的太微、天庭却有金、火罚星在其中扬光。在占卜上，表示天子凶险；又全部进入房星、心星，按占卜原理上讲是没有后代前代事业的象征。前年冬天，气候严寒，竹柏损伤枯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身当其冲。”今年春夏两季，霜雹、大雨、雷电接连不断，这是对臣下作威作福，用刑残酷苛刻的感应。真正的官员志在铲除奸邪，却将他们从远处逮捕加以拷问；三公为他们哀求，却遭严厉谴责。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绝进谏、诛贤良、用苛刑的！自从春秋以来，黄河从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是诸侯的位置。清澈，属于阳刚；浑浊，属于阴柔。黄河应当浑浊反而澄清，是阴柔要变阳刚，诸侯想做皇帝。只有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天显变异，地现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出现，黄河反而澄清，就好像《春秋》中讲到的麒麟不应出现，孔子记下来，认为是灾异一样。希望陛下抽出时间召见，我将极尽全力详细陈述。
桓帝及朝中重臣自然不会接受如此强烈的反义刺激，反而指控襄楷违背儒经、诬蔑皇帝，交付司法部门予以处理。
到了宋徽宗时代，显然是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襄楷事件——与黄河清有关的政治案件！
当皇帝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尽管像王莽、董昌、袁世凯那些人对此十分热衷，以致于搭上了性命，只不过是为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罢了。真地当长了，特别是太平时代的皇帝就十分乏味了。
人，都怕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这个最朴简的道理对赵佶起作用，对赵佶之前的帝王也起作用。赵佶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是坐不静、闲不住的，二十五个年头（对他的心理来说，想像得还要长）可怎么打发呢。十八岁（虚岁十九）就继了位，其间不折腾点事儿，哪受得了。所以，他要借道士来活跃气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十三年后，他开始追求心灵的籍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虽然也有些危机，但还不成其为大问题，并且与大宋为仇一百五十年的辽国国势衰微，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加之哲宗时代十五年努力，国家财政已经大为好转。面对充实的国库，赵佶接受了蔡京“丰亨豫大”的财政政策，大肆开建国家消费性工程。虽然至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儿即崇宁六年（公元1106年），赵佶有所反省，罢免了蔡京并停建全部工程，但过了十年，他的炫耀冲动再起。这次不仅要用财力来表现，而且还要用术士来烘托气氛，双管齐下。
政和六年（1116年）春正月，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林先生，何许人也？温州人士，年少出家为僧，因守不住摊子，经常挨师父打骂，一气之下改了信仰－－转为道士。此时，赵佶所宠信的王老志死了，林灵素经人举荐顶坐了皇家牧师的职位。下个月，崇道的专门建筑落成，名曰上清宝篆宫。此宫设置奇特：外面挖了三丈深的环宫河，东面前一座景龙门桥，西面建一座天波门桥。桥的设计非常了得，下面通过船，而桥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所有的船连成了一条长龙。这条环宫河，称为景龙外江。在环宫河外，还设立了称为鹤庄、鹿寨、文禽、孔雀的各个小型专门动物园，各种其它罕见兽类也有数千只。环绕此宫，还设有民俗村、野店、酒馆、妓院，一派繁华。【注9】
造这两座桥的代价实在不小，此前所作的两座称为天成、圣功的桥突然坍塌，算是一场实验吧！为造天成、圣功两桥，调集了大量的民工，究竟多少今已不可考。史称“两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至少说明，农民的正常种地、收获受到了巨大影响。他做梦也想不到崇信道士及以前的大肆炫耀会同亡国联系起来。他很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刘彻了。刘彻时代，也经常没事找事儿干，以避开可怕的简单重复。刘彻虽然受到了汉朝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见第十章第2节），但到了班固的《汉书》成书后，汉武帝就全面伟大起来。班固称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注9】北宋亡国后，曾有匿名诗人作诗讽刺该工程，诗曰：“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对于符瑞的追求与人气的制造，赵佶确实有着与刘彻一样的风格。后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赵佶为什么宠信童贯。殊不知童贯灭了方腊，又挂帅征辽，岂不是他的卫青么？
一句话：赵佶在政治风格上是处处临摹刘彻，力图制造一个宋代的“汉武故事”。
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在位五十四个年头儿，比他赵佶多一倍。并且从十五岁（虚岁十六）就被推到皇帝的位子，经历可怕的简单童年，他受得了吗？所以，今天来看刘彻当然地比后来的赵佶更需要符瑞、人气、炫耀，尤其以炫耀补充瑞气，势在必行。
在他统治的中期，沉闷的无奈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让术士栾大骗了一下子（差点把女儿许给栾大），很丢人。虽然杀了栾大，事件本身终是个不快的记忆。好在这时司马相如把临终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皇上呀，上泰山封禅，可是个大好事呀！”刘彻动了心，问大臣儿宽此事如何，儿宽说：“好事呀！这可是帝王的盛大节日，能给以后万世带来样板。”刘彻非常高兴，自己参考儒学典籍，制定起规则来。他嫌儒生们帮不上忙，就免了他们一大批人的官，从此也不信任那些专家学者了。
兴心封禅，顺理又改了年号，明年就叫“元封”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以十月为一年开始)，刘彻认为要效法古人先鼓动士兵出发，而后解散军，再行封禅。于是，从云台（今陕西淳化）出发经五原（今包头市）
登长城。登长城的队伍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八万骑兵，打着旗子，形成了千里长的行军线。
刘彻想以这个气势给匈奴单于一下子震慑，没想到匈奴不买帐，还把使节给扣下了。
扣就扣了，封禅的事照样搞，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再给外国人一个震慑。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都随汉朝的使者到汉朝来参观访问，刘彻大为高兴。从此，西方的使节来来往往，与汉朝热络起来。刘彻给他们演练了一次海上狩猎－－捕鲸、捉鲨的行动，让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看完后还大行赏赐。外国人一下惊呆了：“汉朝太富了，富得让人不敢相信，怎么给这多东西？！”
仅有厚赏还是不够的，还要摆开盛大场面：有摔跤表演专场，同时还有演大戏的专场，动物游乐也上了场－－各种罕见兽类大汇萃。参加表演的专业人员都有厚赏，设置酒池肉林，随便吃喝。打开长安的所有仓库，让外国人看看。西方小国的使节再次被惊呆了：“唉呀！不敢想像，不敢想像。汉朝竟然有这么丰饶的库存。恐怕我们今生今世也只能见这一回啦！” 刘彻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让外国人发呆，要比天降符瑞好上百倍有余。
自此之后，中国帝王大多好奢侈，与武帝的成功炫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符瑞虽然也常被提起，但总不如现实的炫耀更直接、有力地烘托瑞气。连隋炀帝那样的暴烈之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余及以后的大帝国的帝王还有谁不相信呢？只要时机成熟，终会有所表现。
杨广比刘彻幸运，他没那么压抑，也不求什么符瑞，信什么方术，只图现实的快乐。
刘彻等了半辈子才捞到一次炫耀的机会，而杨广在即位的第二年末就有消息说，突厥的启民可汗明年春天来朝见。杨广要搞一个浩大的欢迎场面，让启民可汗见识一下隋的强大、中国的富庶。
可是，此中困难也不小。他父亲文帝杨坚一向讲究节俭、清约，把各种杂舞杂乐全给开革了，乐户也全归入民间。为了征集到专业人才，杨广批准专门官员的呈请：把旧朝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全部列为乐户；并且，六品以下官员及百姓有音乐专长的，全部归入国家专门机构管理。于是，四方散乐全归京城洛阳，各种玩杂耍的也凑来了：海濑在路边池子来回穿越，带得满街是水；地面上各种龟、水人（不知为何物）、怪禽异兽随处行走。还有鲸鱼表演，人钻火圈，凡此等等。参加欢迎舞蹈的人都穿官方白给的锦绣彩衣。命令洛阳市及附近地区加班赶制，以致洛阳和长安的彩布都用完了，还完不了工。
杨广检视装备情况，大为高兴，兴致勃勃地说：“当时南朝齐国那么个偏安一隅小国儿，乐工曹妙达因精音律而封了王；我今天已经拥四海之内的天下，比他们可富强多了。你们乐工们听着：我给你们的富贵定会超过小小的齐国，努力干吧！”
一场上下同心的欢迎节目，在和谐的气氛中完成了。令人心醉的气氛，让主办者杨广享受到了成功的感觉。
他此时绝对想不到他会在十一年后灭亡。当政变者要杀他时，他还很坦然地问对方：“我有什么罪，值得你们要逼杀我？”
◇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
清除任何不合作者
构造权力、确定秩序是所有开创一番事业的精英们的必须面对的课题，处理不好，精英就会跌成垃圾股票，一钱不值，还会成为别人累赘。王伦构造得不错，在晁盖出现之前，他就已经自成一局。王伦时代的梁山内部权力结构分明，对外也很有威慑力，没劫生辰纲之前的阮氏三兄弟虽然很英勇，但终也是惧怕梁山贼人，主动限制了自己的打渔范围。
王伦有他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善于更广泛地与人合作。当晁盖、公孙胜、吴用、刘唐并阮氏三兄弟来投后，他害怕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力图把潜在的合作者清除出去。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于晁盖一行来说，王伦成了不合作者。
怎么办？吴用看穿了格局：如果王伦明白，造就一个三方格局为最好－－以他王伦的地盘为第一投资，以林冲的武艺与声望（官方的旧头衔）为第二投资，以他这一方的财宝为第三投资；要不这么办，那么，王伦只有被清除，再无第三条路可选。
“合作有莫大益处”，应该是宋代的文化性共识。比较王伦与吴用，王伦显然是知识欠缺，而有准备地反对现行体制的吴用却可能对此格外留心。宋朝国家也不是没为合作付出过努力【注1】，只是没有多少人再愿为一个腐败的王朝卖命而已，况且嫉贤妒能的层层高官也不会给那些体制外的民间真才提供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呢。（王伦就是这样一个被排挤者）。宋朝将《六韬》【注2】列为《武经七书》系，是参加武举或尚武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学习书目。《六韬》开篇就是讲的合作主义精神。其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合作分利于他人，独占利益最后反而什么也得不到。
托名吕尚的作者把合作带来的好处，说得很形象：“水的源深，流就不止息，水不止息，鱼类就能存活，此自然之理；树的根子深，叶就旺盛，叶盛就能果成，也是自然之理；君子之间情投意合，就能亲密合作，合作无间，事业必有大成，这是效法自然的道理。”
王伦不懂这个道理，被同类清除是早晚的事儿。不是吴用来鼓动林冲，便另有一拔人来清除这个同类。
除了吴用之外，最懂得合作道理的当然是宋江。他对被俘或骗到山寨上的人一概施以大礼，殷切希望对方加以合作的格局。他的合作主义精神既宽容又广泛，终于结成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一个强大的集团。为了能与朝廷合作，他则不惜托门于青楼，可见用心之深也矣。
【注1】天圣七年，特意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选平民中被举荐者。
【注2】《六韬》是古代兵书，相传为姜太公所作。但从其内容所涉兵车作战与铁武器使用上来看，应为战国时代人托吕望之名而作，宋朝元丰年间何去非排定《武经七书》版本，《六韬》也最后定型。《六韬》影响很大，十六世纪就有人将其译成外文，日本当时有各种译本、注本、评本计四十余种。
◇一个灵魂性人物很重要
林冲单一防晁盖七人时，吴用到了喜不自胜的地步：“这个来相探，中俺计了。”（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晁盖梁山小奇泊＞）林冲合盘托出内心对王伦的看法：“此人只怕嫉贤妒能之心，但恐豪杰势力相压。夜来因见兄长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关下安歇。”林冲虽未把欲杀王伦的心思说透，但聪明的吴用已全然知晓。所以在第二天去赴王伦的送别宴前，吴用告诉晁盖等人暗藏武器，以备厮杀。
一场政变，一场清除不合作者的血腥火并在后来者的虚情假意中开始了。晁盖、刘唐表面上去保护王伦，实际上是把他推到一个更易让林冲下手的位置。林冲揪住王伦，王伦的原格局的杜迁、宋万、朱贵也被三阮及公孙胜看住。第二方，直接消灭了第一方，于是，第三方占据了主流。杜宋朱三人都跪下叩头，称：“愿随哥哥执鞭坠蹬。”不过，他们判断错了，林冲是不想做第一把手的！
重构的权力秩序在林冲的主导下进行着：晁、吴、公孙三人占了前三名，林在前三人的劝说即发出明确的合作意向后，坐了第四位；第三方的位置变换成了最强势的一方，原来第一方的杜宋朱三人只好自觉地排在末尾，认可在新头领与他们之间夹上几位强者。
杜宋朱三位是非常智的，在新的一方格局中，三人的利益完全能够得到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乎如此。中国历来的按资排辈的规则于此不复存了，这是一个新的制度格局，完全凭实力－－或德行或武艺来排位。一旦排定，大家尽可放心地去喝酒吃肉，因为兄弟们之间已经用义气作为无形的章程团结到一块。
这里是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
维持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就需要一个灵魂性人物。他就是吴用。在顺利救了宋江、戴宗之后，他自愿地把第二交椅让给了宋江（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吴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在晁盖死后，他引导众意，死死地把宋江放在第一位上。这并不是为自己的位置考虑，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晁盖作为一把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一个合作性的格局当成了个人独资企业。在临死的时候对宋江说：“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再明白地说：你宋江不能由第二位自然升到第一位！
宋江当然明白此话的含义。
在重造格局的关头，吴用再次发挥了灵魂作用，他策略性地否定了晁盖的路线，把宋江定在了实质性的领导地位：“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议。（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确实没什么武艺－－与林冲这类的武学专家比，他那两下子不过小儿科，但他有两项资本：一是在英雄们的圈子里以义闻名，第二他是晁盖吴用等人的救命恩人，“担着血海的干系”给几个人送了信。之于第二点，晁盖的遗言更没了道理。
宋江在卢俊义彻底上山后的新变局中，为了“忠义”二字，重申晁盖遗言，并依此力推卢俊义为第一把手。他实质上也充分认识到晁盖遗训的错误之处，只是不便说明，故此说了三件似是而非的理由。
在吴用的操纵下，武松、刘唐、鲁智深都反对宋江的谦让。宋江是个聪明人，出了一道各打一府的考题。宋江胜了，这是必然。
◇善用鬼话不可或缺
卢俊义打东昌，连输了两阵，还得宋江增援。原说的竞争为头儿的事儿，已成定局，但宋江是个善于合作的人，正如他在作小吏时尽可能地交往社会人物一样。
为了确定秩序的合法性，让权力结构造成为不容置疑的伦理，他得借助鬼话。
在拿下东昌府并收了没羽箭张清后，天上掉下了石碣。石碣从天上掉下来时，气象惊人：“是夜二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乾方天门。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唤作开天门又唤作开天眼。”（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挖出石碣，经人翻译，再刻到石碑上，一切拿定了。宋江遂以天文为据，对大家正式训令：“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天上掉石碣不过是对九天玄女授天书的一次确认而已，那时，九天玄女就叫他“宋星主”了（第四十二回＜还道林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到了石碣刻成碑文，他还大吃一惊：“鄙猥小吏原来上应天魁。”云云，明显是在做假吗！
相对于晁盖，宋江确实高明多了。晁盖只说了一次七星入屋（见第十四＜赤发鬼醉卧灵官庙，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并且斗柄上一颗小星飞了。
那飞了的小星，显然是他命运的隐喻！
比之于晁盖，宋江有私下里的信仰，他对九天玄女许过愿，也未公开自己这次神秘的经历。所以，对未来他更有坚定的信心。晁盖则是无信仰者，任何偶然的神启对他来说都有自己的主动性选择。七星入屋的梦（－－或许是他的编造），他认可；而出发攻打曾头市时，风折军旗，他却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
鬼话或谣言是对立双方的共用武器，但多是对强势一方的伤害大。在黄文炳去蔡九那里汇报宋江的反诗情况时，蔡九告诉了他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消息，东京正流传着儿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并且司天监的观象结果也预测到了这一点。天象与儿谣给官方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在晁盖宋江攻打曾头市之前，曾头市就放出了挑衅性儿谣，说：“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
晁盖发怒了，他要灭掉造谣者。但，他犯了兵家大忌：“将不可怒而致战。”
终于，他成了鬼话的牺牲品！
第五章 技高一筹的治术
◇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误读点评
◎在生活的时下，一方面，我们痛恨司法腐败，另一方面又深蔽于历史迷障，希望出现如古代那的执法如山的好官。殊不知，所谓的清廉，往往是建立在野蛮杀戮之上的！从汉之张汤到唐之来俊臣再到明代的魏忠贤（及其爪牙），酷吏们不但在残害平民，也在残害体制内的同仁。文祸再经典不过地诠释了中国酷吏文化的顽强性——酷吏之害，甚于贪吏之污！
只有人们明白了历史上酷吏文化的本质，才会知道“文祸”并非“史无前例。”
●当新儒学以复兴旗号向天下人宣示他们的理想时，孔儒“上智下愚”的“分层定理”也复活了。殊不知，中国历史残酷的变乱——从政治、军事到经济、庶务，一次又一次打碎了“分层定理”。在下者狡黯乃至坦率地蒙蔽在上者，在上者或是混然不觉，或是迫于大势而隐忍退让。
”上智下愚“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忽视弱势群体的文化，从来不肯精心地（更不用谈认真正）保护弱势群体。奉公守法，成了愚昧无知或不知权变的别称。可悲的是，弱势群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写成强盗，或成了强盗的合作者。看看《水浒传》中桃花庄刘太公夹在官与贼之间的窘态，便该明自：不懂历史分析的方法去读《水浒传》，也是中国人读书的一大误区。
于此，乃有重复之叹：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
现代人听来，觉得这个论断十分荒谬，因为不公开审理可以，再严重的案件也得经过合法的程序审判。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战乱期或非正状态（如戒解）下，尚有情可愿，要是发生在法律秩序正常的社会里，几乎不敢想象。
但是，这却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形成的典籍《礼记》中的刑政规定，＜王制＞篇称，有四种罪行可以“不以听”即不经审判：
1、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2、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3、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4、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四大刑名都是处理与政治有关的所谓非法行为的，特别是对言论的治罪。
《礼记》成于宣帝时，作（编）者分别为戴德、戴圣叔侄。前者之作称为《大戴礼》，后者之作称为《小戴礼》。一般情况下是专指《小戴礼》的。
《小戴礼》综合了战国至西汉初期有关礼的问题讨论的文章，其中包括孔子的弟子的论述。虽然《礼记》非孔子之原作，但是也是对孔子礼制思想的精细阐述，同时也表现孔子宗法思想对汉初的影响。
＜王制＞一篇是在汉文帝时就有了定型，系统记述了封国、爵禄乃至学校、刑政计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到了汉武帝时又有所发展。＜王制＞所规定的“此四诛者，不以听”的判例判法，无疑来自孔子对少正卯一案的处理，换言之：儒学后人对少正卯一案的总结，是形成“不以听”的基本根据。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在任鲁国最高司法首长（司寇）、代总理（摄相事）的短短三个月里，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少了少正卯。他给少正卯定的罪有五项：
其一，心达而险；（有知识但心怀险恶）
其二，行辟而坚；（特立独行而又坚持不改）
其三，言伪而辩；（主张与官方不一样的理论又有煽动力）
其四，记丑而博；（总是观注执政阶层的丑闻并且面还很广）
其五，顺非而泽；（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表示赞同并且还施以恩惠）。
在上台的短短七天就对少正卯连抓带杀，实在令人不敢相信！这应算得上中国“严打”史上第一个创举性案例。如果仅有七天的时间来搜集五项罪的证据并迅速定性，那么应该是事先早有了准备，也就是说到处置少正卯的时候，只是一个宣判的形式问题了，
少正卯何须人也，竟让一位最高司法首长如此关注并一定要杀之而后快？据荀子与东汉王充的记录和考证，主要是少正卯的学术兴起冲击了孔子的学术地位。“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由于学术之争引发政治倾轧是自然而然之事，它的“活化石”不仅见于上一章所提到的元祐更化那样的事件，也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何况少正卯又是孔子的下级呢！（少正卯为鲁大夫）
尊儒的学者一般都否定孔子诛少正卯的说法，如民国时期大学问家钱穆称：战国时始行诛士之风，春秋时未见。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证明由于孔子的武断，致使鲁君决定不再信任他；由于他是著名学者又有众多弟子遍及各国（孔子三十岁授徒，二十余年所教甚多），鲁定公顾及自己的声誉不好一下子革除他，只有以“非礼”之行暗示孔子。如本应将郊祭之后的肉分给孔子，鲁君却故意疏忽。
这一重要的失礼细节带来的信息，使孔子确认鲁君不再信任他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别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在到了边境的时候，他还抱着幻想，希望得到鲁君的挽留。为了这一可能的挽留，孔子在一个叫屯的地方住了一夜。
这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夜。这是让他饱受羞辱的一夜。因为鲁定公并没派人来追他，劝他回去。
有人把鲁定公对孔子的冷淡归于受齐国馈赠女乐并文马的原因，即专于享乐而不听治国专家的意见。其实，反推一下便可知道：一个能够接受专家作司法首长的国君，肯定还会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来为他服务，而孔子却不容这样的人出现。少正卯已为鲁之大夫，孔子为了防止少正卯的学说冲击自己的学术地位，不惜动用公法给学术对手定罪。一个国君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为政者的，尽管他以前也颇有作为。
政治生存不同于学问之道，学问上的对手可以用合法的暴力消灭，而政治上的对手则具有相当的反制力。季恒子是父子两代效力于鲁的大夫，自然比孔子更有政治根基，所以他要着力把孔子驱逐出政坛。
孔子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在杀少正卯之前，他为主削平大夫的实力即“堕三都”，与季桓子的利益有冲突。季桓子为“三桓”（鲁桓公之后季孙、孟孙、叔孙三氏）之一的季氏之后，当然要阻止孔子政策的实施。况且定公与“三桓”毕竟有相同的血统呢？后世汉景帝时晁错之削藩，结果殒命，也算“堕三都”理想主义的一个逻辑结果吧！
孔子还算幸运，没有如后来的晁错那样丢掉性命。
无论如何，孔子给学术对手定罪的方法是让人无法信服的。那仅仅可归为一种制造逻辑的艺术，而不能称为公平的法律操作。但，他万万也不会想到，后世因他这一“严打”的伟大创举，把定罪这么一个很严肃的法律技术问题给艺术化了。从判断人表情的“腹诽”到抓人小辫子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把构建良好法律秩序的文化可能全部给打烂了，以致于其间还发生了“史学定罪”的血统论学问。
尽管按学科分类还没有“给人定罪的艺术”这么一个专业，但是它确实已经成为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部分，以致于有了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见它的悠久性与威力性渐成文化特征之一。尽管给人定罪的艺术是儒家发明的，但这并不妨碍法家对它的应用。之于这点，中国的统治（而非政治）文化被称为“外儒内法”，确实精当！
在孔夫子死（公元前429年）后三百六十年的张汤那里，给人定罪的艺术又有了大发展。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秋天，汉武帝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想法确属异想天开，皆由于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以白鹿为瑞祥，称它常常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玄了，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认为是瑞物的观点已经确立。
颜异这个人很能干又很廉洁，渐次被提拔到九卿的位置，官拜大农令。刘彻问他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刘彻接受不了反对意见，故而对颜异的言论很不高兴。
皇帝的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有人就根据皇帝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荐儿”了。有人告发了他，武帝派张汤去查。
告的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很不恰当，扰民，颜异没回答，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张汤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大做文章，上奏说：
“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叫“腹诽”。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并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也就是，你不说话，只是心里不满也不行。
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高深，但实用性非常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
这确是张汤的绝学，使他从一个侯补御史，一跃成为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的这种能为也是法家所崇尚的“恃宠以固位”的方法论（法术）的代表作。
虽然后张汤不幸卷入政治丑闻而迫自杀，而皇帝还是怀念他的“政治上正确”的方法论。作为“政治上正确”的补偿，他的后代受到了优待，其子张安世及几个孙子都位居显要，直至封侯。
张汤文化水平不高（曾因此受到丞相汲黯的诟病），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大讲学习。他讲学习方法不是自己学习，而请有学历的人充当下属，史称：“是时，上方响文学，汤决大狱，欲附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然而，张汤无正气可言。为了与替代造假证据害人的手下小官鲁谒居达成攻守同盟，采取非常手段拢络鲁：“谒居病卧…，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这一行动在现在来论是爱护下级的典范，而在那时却成了丑闻；连皇室的人都告发他，指称他与谒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没法解脱，自杀了事。
作为一个法官，他最终因犯法而丢命，但这种现象在古代政治中并不少见。那个因发愤读书并因“覆水难收”一语而暴得大名的朱买臣，也死于刘彻的报复－－认为朱买臣陷害了张汤。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张汤还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当然，这是按现代意义套化的。人们似乎只看到了他给颜异定死罪的狠毒一面，却没看到他为当事人开脱的一面，一定要给皇帝希望轻判的人找到有利开脱的证据，乃至毁灭不利证据。只可惜他的本职工作是法官，而不是律师！
孔子推崇史的道德作用，他做《春秋》以微言说大义，致使“乱臣贼子惧”。这一道德信念影响至深，成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司马迁作《史记》，力图续接孔子的道德版本，只是他远不如孔子那么精细。
多亏他不精细，才给后人留下了诸如仲山甫行迹的那样的历史素材！但司马迁却又有高出孔子、张汤的地方，就在于他能从血统角度来确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把遗传学引入史学领域。
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称以“本纪”，还是给了很高的地位的！）中说：
吾闻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公平地说，这还不叫血统定罪法，因为项羽只是战败而无罪责（那时尚无“战犯”这一概念）。司马迁提供的是一个分析思路。
到了班固写《汉书》时，这一方法论便升华为“史学判刑”的艺术了。在《霍光传》的评语中，班固说：“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很明了：霍光有造反的血传或遗传！
霍叔是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更是成王时代的三个反叛分子之一。霍叔又称“叔处”，武王灭商后，封于霍（今山西霍县），他与另外两位兄弟管叔、蔡叔的职责是监督已被征服的殷人。三人被称为“三监”。武王死后，侄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霍大为不满，便联合管、蔡二人并被监管的纣王之子武庚还有淮夷、徐戎部落，起来反叛。最后，叛乱被平息，管叔被杀，蔡叔被囚，他被废为庶民。
霍光【注1】死后其对立面纷纷上告他家的过失，妻子、儿子、女婿恐惧不能自持，最终走上了谋反的道路。谋反未成而被发觉，整个霍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了霍皇后一人被废而未遭刑事处分外，霍家的人被斩杀一绝，他夫人“（阎）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
【注1】霍光（？－公元前68年）西汉大臣。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弟。初为郎，继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常侍武帝左右，很受武帝亲信。武帝卒，他与桑弘羊等同受遗诏，立昭帝。昭帝即位时只八岁，他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封博陆侯。昭帝卒，又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去，另迎立宣帝。先后执政二十余年。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曾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盐铁会议。
不惟他的家族遭到了毁性打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千余家。”－－这是一场政治地震，一场西汉历史上少见的政治地震。
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持续有多长时间，只有确实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从班固为霍光做传的语气来判断，到了东汉，这场政治地震所衍生的种种传说还是不断，特别是由此衍生出的故事仍很新鲜。班固采用了一个盛传不衰故事，故事也是一句成语的“曲突徒薪”来源。霍光家族因手握重权，生活方面也更加侈奢，吃喝、车行、建筑各方面无不出尽风头。有一个籍贯茂陵的在京读书人徐福，见到霍家种种行迹，就预言说：“霍家必然败亡。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们知道：奢侈使人傲慢不逊，不逊必然会侮辱在上的。侮上，是逆道。再说，权位重要，在众人之上，人们都生除去他们心理。霍家执掌权柄久了，人们更想除掉他。人们都想除掉他，他又对皇上不恭敬。不败亡，等什么？”他为此还给皇上写了信，递了三次，才到皇帝手中。信中的大意是说：“霍家势力大张，都是因为皇上您厚爱所致；为了免使霍家丧亡，您该压压他家的风头了！”
后来，霍家满门抄斩，状告霍家的人也都得到官职或爵位。有人为徐生的言论给皇上写信，说：“臣我听见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到别人家去做客，看见主人的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了柴禾，就劝戒主人把烟囱改成弯的，把柴禾往远处挪。主人不以为然，笑他多事儿。过不久，果然失火了。邻居们奋力拼救，把火灭了。灭完火后，主人杀牛摆酒，请领导喝酒。被烧燎的人坐上席。其余的人各按功劳大小排坐次，但是没请当初劝他改烟囱的人。有人发话了：当初你要听了客人的劝，也不致今天破费牛酒。主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请当初建言的那个客人。茂陵徐福的上书不也是这么回事儿吗？如果当初皇帝听了徐福的话，也不致于破费封官赏爵的官位与土地了，霍光的家族也不致于被诛灭呀！希望皇上能体察徒薪曲突之策的作用，不能只让救火的人居上首呀！”
宣帝刘询明白了这个意思，就给了徐福十疋帛的赏赐，后来又提拔他做了朗官。
◇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汉书》对他的定论以及《汉书》本身之评霍光，而成了绝学。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斗争武器，更是治理国家的治术法宝。
在桓帝末年黑暗、混乱的政治败象中，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公安部长兼司法部长）。他以猛勒腐，执法不苟。太监张让的弟弟张朔在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做县令，贪污腐败且对百姓很残暴。李膺一上任，他就知势头不妙。弃官逃职，回到首都洛阳，在哥哥家藏匿起来。李膺听人举报说张朔藏在夹壁墙里，便亲率士兵（法警）闯入张让家里，凿破夹皮墙，把张朔纠出来，交付审判，处以死刑。
这一措施震惊了宦官，以致于连休假洗澡都不敢出宫。桓帝问其故，皆叩头哭泣：“怕被李膺找荐抓住。”
李膺毫不手弱地反腐败，赢得了士人的一致赞赏，因为国家败坏到没有人敢主持正义的程度，唯他李膺一人敢于力挽狂澜。所以，士人们以被李膺接纳称为“登龙门”。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反腐英雄李膺遭到宦官们的政治诬陷，被捕入狱。宦官们（唆使他人上告）说：“李与太学生和学术名人共同结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桓帝大怒，不仅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人，还发起清理文人集团的党锢运动。经过简单审理后，将“党人”遣返回乡，终身不用。
灵帝时，李膺虽身为平民，仍受士人尊敬。士人们用口头传播方式表彰他，以示对朝廷的蔑视。受到高尚赞誉的共有三十五人：
窦武、陈番、刘淑为“三君”，意为一代宗师；
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意为人中精英；
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意为品德可为无下人表率；
张俭、翟超等八人为“八及”，意为引导他人追述祖先；
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意为能以钱财救人。
灵帝试图刷新政治，启用了于桓帝末年被罢官的太尉陈番，陈番又启用了李膺。
又一次可惜发生了。“新政”刚刚持续了不到两年，宦官集团再次反攻。他们向灵帝报告：“党人乱政，应交付司法惩处。”十四岁的灵帝几乎连党人的概念都不清楚，问宦官们：“党人有什么罪恶吗？一定得处死吗？”
宦官们见小罪名不行了，就扩大其词：“他们企图篡国，不让您当皇帝了！”
一句话，决定了一百多人的命运，打击党人的党锢运动呈现扩大化趋势。东汉王朝的命运彻底陷入了大衰败的泥沼！
两次定罪，就凭皇帝身边的人两句话。这种简单的政治艺术，确非张汤所能比，张汤还要搞一堆假证据，乃至费心地去毁灭证据。
到了张让、曹节那里，取证作案卷的这一套都不用了！尤其曹节，什么都不用了，就仅一张嘴了！当然，迫害愈甚，反而给反对派的无形资产越多，也就使施害者处于愈不利的地位。
有一个叫范滂的人，他大胆地发表时政评论，自公卿以下的人无不对他佩服备至，太学生争相学习范滂的风格。汝南智邮吴导接到朝廷发来逮捕范滂的诏令，来到范滂所居的征羌，抱着诏书，关上驿馆的房门，伏床痛哭。全县人为之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范滂闻讯，说：“一定是为我而来。”立即去投案自首。县令郭楫大惊失色，但他佩服范滂的人品、学问，决心弃官，与范滂一起逃跑。说：“无下之大，先生怎么流落在此呢？”范滂坚决谢绝郭的善意，叹气道：“我死了，祸也消了，不能连累你！只是我的老母无人照管。”他母亲听说，指责了他，说他不顾天下之公义而私顾个人孝义，最后坚决告诉儿子：“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无恨！”
史家称此为“子死而母欢其义！”
党人遭受的迫害，并没因一次法律判决而终止。在定案后的七年即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因一位官员要求平反党锢案而触怒了灵帝，灵帝下诏重新调查党人。上了黑名单的人，五族之内的亲戚不许做官！直到该次“肃反”的八年后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因黄巾军造反，国内政治形势全面紧张，才不得不给党人解除禁锢…
也许张让、曹节的操作太嫌简单，违背了张汤的古典化。到唐朝政治上升时期，武则天的两位司法官员实现了一次“文艺复兴”－－把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全面理论化，并将理论著成书，称为《罗织经》。
以《罗织经》为代表，张汤的艺术达到了历史性顶峰。从此以后，中国政治史的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中，《罗织经》原理的应用达到了屡试不爽的程度。而造就这次“文艺复兴”的第一推动力竟然是武则天的过重的疑心。
武后代唐的野心逐渐显现后，遭到唐室旧勋后代李敬业（徐世勣之孙，世勣被赐姓李）的强烈反对，起兵讨伐武后。骆宾王（人名，非有王位者）写了著名的《讨武曌檄》。虽然，李敬业的反抗活动很快被镇压，但武后一只担心有人还在密谋反对她。她接受了一个叫鱼保的人的建议，铸造铜轨即举报箱，让人举报谋反的阴谋。
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后的政治异己，成为当时最快的升迁途径。胡人索元礼的快速提拔，大大刺激了周兴、来俊臣。
索元礼因告密受到武后召见，被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并受武后之命专门审诏狱。索特别残忍，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来。他的审讯技巧很简单，但名称很特别，称为“铁笼”、“晒翅”。至于两种逼供手段具体为何状，今人已无可考。仅从其对高级官吏的震慑来论，足见其威，史称“朝贵亦为震惧”。武后对他的治狱能力大为欣赏，屡次召见，并赏给财物，以致于经他手判处死刑的达数千人之多。
暴政培养迫害狂、虐待狂，成为政治历史上的一条铁律！
周兴、来俊臣见索元礼得势起而效法。两人也因迫害、虐待有方，很快从中低级职务上升到高位：周兴任为秋官侍朗（刑部也就是公安与司法合一的部的常务副部长），来俊臣则升为御史中丞（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后来者居上，两人的品秩超过了索元礼。职级高于索，周来二人办案用刑的手段自然也要高于索。于是，二人合作造出了新办法：豢养几百个流氓恶棍，只要想陷害准，就指使这几百个从不同的地捏造事实以“告密”。于是，在种种伪证在手之后，对人犯滥视酷刑，不容不招。
二人为了全面总结以往的实践，来俊臣与另一酷吏万国俊合写了一本《罗织经》。
《罗织经》是本精品，只有一卷，数千字（不足万字）。这么精华的写作体例，只老子的《道德经》才出现过。
别小看这数千字，它讲述的方法十分有特色：先从密告手段讲起，再告诉使用者如何给指控对象编造谋反一类的重罪；特别是编造情节、捏造事实的技术讲得很详细－－让编造者自己到最后都无法分辨真假了。
周、来、万还发明了一套比索元礼的两手更多的刑讯措施，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等。
索、周、来、万四人虽然最后皆没得好死，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但他们留下的迫害文化、虐待狂的政治病态一直流传下来，成为本性恶劣的不逞之徒发迹的有效工具。后来，来俊臣因得罪武氏诸王、太平公主等人，被杀。受他迫害的人及家属还有民众，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尸体被抢剐一空，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中国人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恶的循环。《水浒传》上描写的造反头领生吃仇人心的事【注2】，绝非凭空杜撰。 “须臾”一词用得很传神，也很恐怖，也就说：当时人们知道他将被处死，都准备好了刀子，准备从尸体上往下割肉；一经行刑完毕，大家一涌而上，比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庄稼叶子还要快…
虽然武则天时期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把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但高潮之后毕竟还有戏要演。
明代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过，这次与来氏的《罗织经》不同了，改成了预先制定口供，等人犯来认帐。最大的“改进”就是迫害狂、虐待狂们把只利用社会流氓“告密”的办法，改成了太监、文臣、特务、流氓并用，组成了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艺术体系”。其中，尤以使用国家正式特工锦衣卫为最厉害之手段。
魏忠贤在宫中有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等三十人与他结成的核心集团；在朝中有御史崔呈秀等五位文臣为他出谋划策，这五位文臣号称“五虎”；在特务机关中有锦衣卫都督田汝耕等五位武臣负责逮捕和毙杀反对自己的人，此五人称为“五彪”；以社会流氓为外围，组成了“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集团。
魏忠贤基本震慑住宰相（称首辅）那个层次后，开始把力量转向打击东林党。在开始动作之前，有一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首辅（国务院总理）顾秉谦为讨好魏忠贤，将朝中东林党人官员逐一排队，编成《缙绅便览》交给魏。魏得之，大喜，所有的敌人都在眼前，只是采取何种措施打击的问题了！以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逮捕内阁中书汪文言【注3】为标志，魏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打击东林党人的运动。
逮捕汪文言为的是从他嘴里取出口供，用它再行扩大打击面。逮捕后，直接将汪下到锦衣卫镇抚司大牢。执行命令的是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此公生性残忍，把去年不愿执行残害任务的刘侨一脚踢开，自己直接办案。
【注2】《水浒传》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描写道：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都来草堂与宋江道贺。
【注3】汪文言（？－1625年）明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初史守泰，字士克。万历末游北京，捐监生，助太监破齐、楚、浙三党。天启时魏忠贤杀王安，一度受累下狱。四年（1624）因与东林党人友善，忤魏党，下镇抚司狱。后得黄尊素援救，改廷杖除名。不久再下镇抚司狱。次年被许显纯毙于狱。魏党且用其名造假供词，以陷害杨涟、左光斗等。
偏偏汪文言是个硬骨头，拒不招认锦衣卫拟好的要他诬陷魏大中、周朝瑞的口供。许显纯疯狂至极，将汪文言打死。面对汪的坚毅，许也有些心虚，特别是许的那句话，让他后背发紧－－“如果你妄书伪调造供词，日后我会与你当面对质的！”
按着许虚拟的口供，魏忠贤迅速扩大战果，逮捕了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许再亲审讯六人，并施以重刑。在抓捕魏大中时，锦衣卫遇到了麻烦。退休在家吏部主事周顺昌在锦衣卫押解魏大中回京时，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宴请魏，故意拖延时间，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的一个孙子。锦衣卫催魏上路，周厉声训斥：“难道你们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是吏部的周顺昌！”
果然，周顺昌很快被革了官籍（开除公职）。锦衣卫奉命到吴县抓周，激起了民变。
吴县县令陈文瑞是周提拔的读书人，得知锦衣卫将要抓人的消息后，登周门，抚床大哭，周安慰陈，劝他不要失态。二人长谈后，周顺昌改换了早已备的囚服，到官署听诏。前来送别的士民有好几千人。巡抚毛一鹭来到官署，王节等五六百名生员拦住他，恳求毛出面救周。但毛吓得满头冷汗，并不敢搭救。东厂锦衣卫见状，怒呵：“锦衣卫来抓人，你们这些鼠辈怎敢干扰？”市民颜佩韦上前质问：“圣旨出自朝廷，还是出自东厂？”锦衣卫差役狂妄地说：“圣旨不从东厂出，又从何来？”
众人大怒，一哄而上，殴打锦衣卫，当时打死一人，吓得毛藏进了厕所，锦衣卫负伤的人跳墙脱跑。毛得以从现场脱逃后，不说自己的狼狈之状，反而上奏诬告吴人尽反，外加了一条“谋断水道，劫漕舟”，极尽扩大化之能事。
周顺昌到京城狱中，遍历酷刑，始终骂口不绝。许显纯怕周，比怕汪文言还要甚一筹，连假口供都没录，就私自杀了周。朝廷当然不会放过颜佩韦等闹事者，将颜等五人逮捕，处死。五人虽死，但给了特务统治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特务们再也不敢到京城以外办案了。（崇祯时代，魏忠贤倒台，有复社成员（东林党后继）张溥【注4】写《五人碑记》，称赞颜等五人：“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者，四海之大，有几个欢？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锦衣卫把在吴县受辱的怨气一下全发到左、杨等六人身上，拼命用刑。
左光斗扛不过严酷的刑讯，劝五人屈招。以图有所缓计：“我等坚挺不招肯定会死于锦衣卫的严刑，不如现在招了，等到送法司时，再翻供。”
六人达到了一致：屈招。
但是，六个文人太幼稚了！魏忠贤早已完全掌握了厂卫、法司，到哪里他们也翻不了案。接下来的事情，几乎成了一个既可笑又残酷的故事：既然六人屈招受贿贪赃，就得退赃，可是平常都两袖清风，家产微薄，破了产也交不了“赃”呀。
杨涟被迫屈招受贿两万两银子，家人变卖了所有田地、房屋、杂物才凑了一千两，以致杨涟的妻子儿女和老母亲无处安身，找破庙废寺栖身，吃食也全靠杨的两子沿街乞讨为来源。同情杨的人，纷纷捐款，仍无法退补全部“赃款”。杨涟死状最残：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尸体从狱中抬出时，已无完肉，浑身是蛆。
六君子无一活命，全部死于狱中。而六君子案锻炼成狱的最大力量就是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王朝也终于为自己得心应手的特务统治付出了代价：他所创建的王朝，正往灭亡的深渊飞速下滑。如果说东林党人还是这场下滑悲剧的制动器的话，那么六君子惨死等于制动器完全失灵。
【注4】张溥（1602－1641年）明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字乾初，改天如，号西铭，师事徐光启，少时嗜学，所读书必手抄。诗文敏捷，与同里张采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二年（1629），集江南诸社合为“复社”，倡复古学，以嗣“东林”自诩。四年成进士，授庶吉士，乞归葬亲。六年主“复社”虎丘大。
在历史文化惯性中，给人定罪的艺术也由特务统治再掀小高潮。因为特务统治的全部精髓只有四个字：颠倒黑白！
◇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孔子一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语论·八佾》)的赞美，把西周的制度推崇到极点，于是日后的追述三代都可以拿周为模本了，因为周是前二代夏、商的发展的结果即“周监于二代”的结果。
其实周的制度远非如道德。其一，是它的武力征伐性格更甚于前代；其二，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外有别，表现出了更高的欺骗性，为中国此后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玩花活”开了先河－－也就是说强权集团总是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
周的武力征伐性格从灭殷开始大为伸张，随后“践奄”－－踏平不服从新主的奄国，再征南土、伐猃狁，是一路杀下来的。历史资料表明，“周之克殷，灭国五十”，而殷人建国之初所征伐的“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根据这些史料，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故夏、周之剧烈矣。”
歌颂武王克商的《大武》舞曲表演，更说明周对武力的崇拜即用宏大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抽象或复现武力业绩，描述周的军事力量与殷的军事力量大决战的过程。整个表演分为六个环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的武力威风。
第一场表演武王率大军北征，用《周颂》中的＜我将＞为歌辞：“我天天谋求平定四方，早晚不懈，敬畏上天赋予我的这种责任。
第二场表演武王克商，用《周颂》中的＜武＞为歌辞：“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战胜殷商，遏止商纣残害人民，大成其功。”
第三场表演武王征伐南国，用《周颂》中的＜赉＞为歌辞：“普天同庆，我的征伐是求太平，让天下听从周的命令。”
第四场表演是武王使周朝天平基本稳定，用《周颂》的＜般＞为歌辞：“周朝的疆域已经广大，高山大河壮观非常；各方伯酋敬答武王，服从命令。”
第五场表演武王派出周、召二公指挥战役，用《周颂》的＜酌＞为歌辞：“我军阵容威严，将获大胜，我把王师交付二公指挥。将士都会听从你们的指挥，出色地表现自己的英勇。”
第六场表演武王胜利回朝，用《周颂》的＜恒＞为歌辞：“武王平定了四方，保卫了国土，安定了周室，从而使万邦和协，屡有丰年。”
为了震慑殷商旧人和彰显武功的作用，周王把献俘的政治意义扩展到极大化并固定为既定程度。最有宣传效力的两个环节是杀一批重要的俘虏和把最重要的敌军首领的头挂在战旗上。
后者是以纣王之头和他的两个妻子的头为“馘”（祭品）的。当时的场面是：武王主持献祭典礼，姜尚扛着挂有纣王头白旗、挂着纣王二妻头的赤旗进入庙中，报告献上的“馘”的名称；随后，次重量级的敌首（与旗）一同进庙，逐渐形成盛会之状。
为了让殷商旧族放弃对往日荣耀的留恋以及由此而生反叛之心，周的意识形态宣传便强化对他们的三点宣传。《逸周书·商誓解》记载此三点分别为：
一周国虽小，之所以克商是出自天命，纣王违反汤的传统政策才导致今天革命；二，殷商贵族与纣不同，后者乃独夫民贼，前者只要听命于周则可安居乐业；三，不要不敬天命和周命，否则会遭刑（杀）罚。
一派强者的威风，既便恩中亦带威胁，哪有什么道德之感。当然，孔子所歌颂的是周代既定的制度，也就是说逐渐向道德化渐进了的制度，特别是周公辅助成王以来确立的秩序与创造的繁荣。然而周的“道德话语”也出了大问题，它的意识形态是“两乎皮”的，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尚书·周书》之＜大诰说＞：“天命不僭…”，而在＜康诰＞中则说：“天命不于常”。前者是对殷商旧族和各个封国及百姓说的，一句话：你休想取代我，周之坐江山乃天命。后者是对内部人即宗室和当政贵族说的，告诫他们：老天有他的道德评判，搞不好，他会找人替代我们。
孔子并不在乎这个悖论现象，他看到的是周制的八百年续存，即最后功利效果。这个悖论也造就了中国政治中迷信国家暴力的性格，当“说一套、做一套”的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候，强权集团更相信镇压的作用，结果暴力愈甚，亡之愈速。秦与隋的兴勃亡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两个统一且强大的王朝（并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存之不久？有人说是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在“接班人”问题往下再看是什么呢？往往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方面表演的最好的人更具获取最高权力的可能，相反，较差的表演或易于直率发表意见或者掩饰不足的人则与最高权力渐行渐远，终至被边缘化。
从历史初期的政治性格，渐次沉淀成文化性格，对政治家个人的品格乃至对全民性格的熏陶则成必然之事。所以，百姓中间又形成了一套——“只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的世俗逻辑规则。之于民，非顺民，即奴隶；非奴隶，即暴民。
后世史学家虽把儒法两家分为泾渭，但是此两家在方法论上又如此相近，渐使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外儒内法”形成给定本质。
吕不韦晚于孔子约二百五十年，作为大思想家和编辑专家在《吕氏春秋》中也肆意编造了一个政治神话。在＜慎大览（卷）·慎大＞篇中说：
“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舜帝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待殷之遗老，而问殷亡之故，又问众之所说（悦）、民之所欲。”
很显然，他又一次极度美化了周制，与孔子异曲同工。完全忽略了《大武》的崇武含义，完全忽略了献俘的炫耀含义，更不知“三点训诫”的威慑含义。
霍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史实，粉碎了吕氏的说法。其粉碎意义并不在叛乱本身，而是霍管蔡三叔对殷之遗民武力监督的真实含义。
秦的统一更为“吕不韦神话”的破产添了注解。尽管秦赢政逼死了吕不韦，但他的思想与方法论还是受重用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也。可是在移周鼎灭六国之后，他并没按慎大的戏路（原则）去表演（执行），而是把六国的财富与宫女全聚于咸阳，就不用说“恐惧”、“太息流涕”之类的了。有的只是兴奋，兴奋得手舞足蹈。
孔子对周家这套“两乎皮”的制度义无反顾地吹捧，自有他的解释，在《论语·泰伯》中，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便比“说一套、做一套”更进了一步。对于老百姓的宣传，不见得有什么效果，所以只有让他们按着你的命令去执行就是了，不必让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并且，最好的政治情景就是“庶民不议”－－人民只有低着头听权力层的召呼、支使，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最终导致了拿人不当人的结果：在上者为牧羊人，在下者是羊（被牧者）；在上者是父母（官），在下者是儿女（民）。
要使达成这么个高度一致的状态，实非易事。宣传不起作用，就要用手段即以诈术蒙蔽，而制造蒙蔽的手段是虐杀，或者直白地说：用一种蒙蔽对付另一种蒙蔽，用一种虐杀对付另一种虐杀。
西门豹在实践“民可与乐成，未可与虑始”的政治原则是，就充分地使用了以上方法。
魏文侯在位时，西门豹经翟璜推荐去当邺城令（今河北临漳县）。到任后，他走访民众，了解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上岁数的老人说：“这个地方有个为河神送新娘子的习俗，致百姓贫苦。”西门豹进一步询问，老者说：“掌乡间教化的三老还有廷掾每年定例收钱，数量达好几百万，但只用其中二三十万用于为河神办喜事，其余绝大部分就与神职人员分了。神职人员要看到草民百姓谁家女儿长得好看，就以给河神相亲为名，指定下来，经过洗礼斋戒后，就放在专用的大床上送给河神。结果是女孩子在床上漂浮几十里后，就沉入河中。人们怕极了，女儿稍好看一点，就怕被订亲给河神，所以城中逃亡的人多，显得空荡。再说，给河神送新娘子，也没挡了发生水灾。”
西门豹明白了就里，对老人说：“再送亲时，你老人家告诉我一声，我也来参加”。
果然送亲时，西门豹到场。有社会地位的人也差不多全到了，看热闹的人民有三二千人。西门豹说：“把给河神的新娘子带过来，我看看。”他装模做样地看了一番，说：“这个女子太丑，烦大巫去告诉河伯，改日送好的！”
于是，西门豹的属吏抱起一个年老巫婆就投到河中去。过了一会儿，他说：“老太太坐得太久了，让弟子催催。”把一个年轻的女巫又投到河中。这样，共扔进三个弟子。又等了一会子，西门豹说：“看来得烦三老去看一下。”结果把三老也扔进河中。
西门豹装作十分严谨之状，敬等回音。过了好大一会子，他转身请廷掾与当地大户，让他们去个人催一下。他们早被西门豹往河西投人的举动吓坏了，一听这话，敢紧给西门豹叩头，直到头破血流，面色如灰。
西门豹说：“起来吧，别叩头了，看来河神好客，我们就全回家等吧！”无论邺城官吏还是百姓都大为惊恐，从此后再也没人说给河神娶亲的事了！
西门豹随后实施开十二渠的水利政策，河水灌溉民田，庄稼大丰收。起初，老百姓嫌开渠的活儿累，不愿干，但西门豹还是强迫他们干下去。他说：“百姓可以与你共享成果，但不愿与你共起计划，今天父老子弟虽然认为我苦了他们，百年后必思念我的好处！”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脍炙人口，也成了历代敢放开手脚做事的官员的历史心理依托，所谓“凡事不求皆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是也。
什么叫无愧于心？很难界定。比方说：我被迫给上司去送钱，这事儿在老百姓看来不对；但我的上司还得给他的上司送，这就是社会风气，我心里无愧。老百姓们不理解我的难处，那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孔夫子不是说吗：“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西门豹不是说吗：“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中国的英雄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联姻概由此而始。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是《史记·滑稽列传》的一个附录，由《史记》的另一位作者（也是续补者）褚少孙先生补写。褚少孙的知识修养比司马迁要高，是西汉末年元、成帝间的博士。他替司马迁补了《史记》的残缺，补记的有《武帝纪》、《三王世家》、《滑稽列传》三篇，使该三篇趋于完整。
褚少孙补做＜滑稽列传·西门豹治邺＞的目的是：“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简言之，他写的是让人震惊的故事，而绝非宣传西门豹的蒙蔽与虐杀的倾向即西门豹主义。
“滑稽”二字本指古时的一种酒器（“滑”本音为“骨”），能不断地往外流酒，后人则引伸比喻能言善辩、行事机敏的人，有使不完的鬼点子。为什么后世一定把西门豹主义奉为英雄主义呢？概因西门豹消除“河伯娶妇”的陋俗后，还开立凿了十二渠，引河水灌溉民田，农业收成大增。
胜王败寇，这是中华文化的铁律！倘使十二渠不成（历史上发生过开发水利失败的事），他的名声就会是另外一种说法。习惯的道德粗线条，会简地衡量一切的！但是在褚少孙先生看来，无论西门豹之于后事的功劳多么大，他做的事仍是“游心骇耳”，让人闻所未闻！
滑稽，仅是“滑稽”二字能概括西门豹主义就太轻松了。
它饱含着蒙蔽与虐杀的血腥，包含着在上者任意使用权威的自由，沉淀成于“惩罚过度”的文化习性。
北宋时期，还有人上演过类似的历史闹剧。不过，那里杀的是一个人（一个揩公家油的小吏），故事也远没西门豹治邺更滑稽，很庄重，但同样“游心骇耳”，让人再次体会到“蒙蔽与虐杀”的深刻内在关系。
西门豹创立的虐杀传统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屡有表现，官方强势使那些借法律以逞智慧的人能够随意使用量刑幅度和按自己的意愿呈虐杀之变态心理。－－从这点上看，虐杀又是精神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与有心理疾病的皇帝屡存于中国历史这一事实相互映照。
东汉顺帝刘保时代，黄昌【注5】因敢于法外杀人，被称为“神明”，而他成为“神明”的背景就是皇帝刘保是在惊恐万状的政变中被推上台的，而在他执政时，有名的外戚梁冀的势力已经形成。整个国家一片暴戾之气。黄昌的暴戾经由一个小小的盗窃案，爆发出来。
黄任宛令时，有人偷了他的车盖，他没有吱声，暗中观察；经暗访，得知了是手下负责治安的贼曹（相当于公安局长）偷的。于是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贼曹家，拿获赃物，杀了曹全家。由于他杀人狠毒，“百姓大战惧，皆称神明。”
东汉袭西汉法律体系，授予长吏（行政区域的一把手）有专杀的权力，但很少有人使用。黄昌如此专杀，连后人如宋代刑法学专家郑克【注6】都认为“收其家，一时杀戮，则残酷已甚矣。”
残酷是这类法外施法者的习性，黄昌的爱好就是“政尚严猛，好发伏奸”。更为严重的是，他有严重的抑郁症，总怀疑别人瞧不起自己或看自己的笑话儿。他在后来一个地方当县官时，有一家姓彭的富豪，临着县衙盖了一处高楼。每当黄昌从县政府出来时，彭家的妇女们就由高处往下观看。这大大伤了黄昌的自尊心，找了个理由把彭姓富豪抓了起来，判处了死刑。
如此残酷，就不能用“游心骇耳”四个字来概括了。郑克虽然对黄昌的歹毒有所批评，但对与自己同为北宋的张咏“一钱诛吏”的残酷却只字不提反而大力赞扬张咏第二次斩吏的决断力。
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年至983年）间，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县）知县张咏某日见一小吏从库房中匆忙出来，头发上挂了一个铜钱。张咏喝问钱的来源，小吏从容回答：“拿的库里的，怎么样！”。张咏本以为他干这种事会胆小，没想到还理直气壮。张咏变了脸，下令打小吏板子。小吏也气急了：“一个小钱算什么，你能打我，却不能杀我。”语气饱含挑衅与威胁。张咏也气急败坏，提起笔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斩！”拿刀在手，砍下小吏的人头。
张咏知道这个杀人是不合法亦不合程序，所以向上级写了“申府自劾”（自己揭发自己）的报告。结果是，不但没受处分，反而日见升迁。皇帝赵光义（已改名赵炅）很赏识他的肃贪行为，一直让他当到枢密直学士（总参谋长）、兼掌三班院（组织部长）。到真宗朝时，他仍身居要职。
在发生了“一钱诛吏”的事件并受到皇帝的肯定后，张咏于十几年后再行越法杀人之举，并且也很奏效。淳化五年（公元995年），他以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本职兼西川路（治所亦在成都）同捉贼招安使【注7】期间，消灭的主李顺王小波主力，李王余部尚有活力，但官军有所懈怠。其中有一个军吏犯了轻微过错，张咏下令决杖（打军棍）处置。没想到小吏不服，极力申辩。张便有心用“一钱诛吏”的办法处置小吏，便语激小吏：“莫非你想吃一剑？”小吏高叫：“决杖不得，吃剑则得”向张反叫板。张见小吏上套儿，下令拉出去，斩首。其余军吏都吓坏了，面面相觑…
相比两次越法杀人，第二次还有些道理，可称为：实行紧急状态法下的非常措施。以现代法律程序来判论一千多年前的案例，当然很牵强。而问题是，撇开程序法不论，仅从文化积淀角度来论，这无疑是在鼓励为官者可以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法来达到政绩目的。比方说，尽管我雇佣黑社会对付拆迁中的“钉子户”，不管冲突如何，只要我建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花园广场，什么程序、什么法制，都得服从政绩。所以，西门豹主义与张咏主义仍是今天依法行政的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与张咏之肃贪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宋初的高级国策竟然鼓励贪污。贪污也成为位高权重的大臣的自保手段，比如赵普力以经济上的不廉洁表明自己无政治野心。张咏反以一个小吏的人头来表明自己肃贪的决心。
【注5】黄昌（？－公元142年），字圣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任宛（今河南南阳）县令，官终太中大夫。名列《反汉书·酷吏列传》。
【注6】郑克，生卒不详，宋开封人，宣和六年进士，曾作湖州提刑司干官。据前代《疑狱集》补充成《折狱龟鉴》，多记破案方法。
【注7】该职是专为讨平李顺、王小波事件而设的临时职务，李顺为王小波的妹夫。
清朝时，鼓励贪污仍然是皇帝收拢重臣的一个办法。乾隆操此术尤精，只看他放纵李侍尧就明白了
李侍尧出身贵族世家，汉军镶黄旗人，其四世祖李永芳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其父当过户部尚书。他以有才而闻名官场：一是识人、用人准确，部下为之争光；二是评论时政，切中要害。因为这二项，乾隆皇帝称之为“天下奇才”。但他也是个人格分裂型的巨贪。任云贵总督时，尽卖官之能事，下级知府无不以行贿而得职。当地有治铸场，许多县官兼任最高管理者（厂员）。有时又专任此职，原任暂空。有一厂员任满，要求调回本职，李侍尧向这位县级官员一次要了八千两银子。
李侍尧办案也多施巧夺之计，如案中写明赃物六百两黄金，李侍尧大笔一挥改为六十两。结了案，五百四十两黄金就成了他自己的了。
为稳定自己的位置，他还百般回护自己的下级，如在先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包庇总兵李星垣。
李侍尧终于因贪渎而犯罪，由于涉案面广、数额巨大，大大震惊了乾隆皇帝，感叹道：“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让朕深信乎？”因此在乾隆四十五年判了李侍尧死刑，等秋后处决。但是，乾隆经多方权衡，决心释放李侍尧，让他赴任陕甘总督，稍后又转任闽浙总督。乾隆宽贷并重用他的原因有三：其一，李侍尧祖上为清家开国功臣，不宜对功臣之后采取过重的惩罚，否则被认为无恩；其二，李侍尧勤干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三，若以罪身免刑，遇国家紧急之时，他会效死力，这叫“收买人心”。
果然，李侍尧在转任闽浙总督后，对台湾“乱民”林文爽武装暴动事件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由于这一功绩，李待尧被乾隆皇帝赐“袭伯爵”，并在台湾建了生祠，再入二十功臣表，图像挂入紫光阁。
台湾民变直接原因是台湾总兵柴大纪、知府孙景燧一批贪官任贪赎、剥夺人民所致，间接的原因是他包庇柴孙二人所致。为了保住自己，他与前来督军的协办大学士福安康推出柴大纪，以柴“声名狼藉、纵兵激变”为名，将柴处弃市之刑，以谢台湾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岛内紧张局势。可见，贪官也善使蒙蔽与虐杀之术！此时，孙景燧已被“乱民”打死，否则他的头也会被李侍尧借来一用的。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回归圈：历代政府都高喊反贪，但最终又皆因腐败而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以致于亡国。究其原因的三：其一，官僚集团之间的互保；其二，皇帝循情用人；三是，官吏基数庞大，重禄养廉不起作用。其中第二项尤为重要，使腐败成为一个“包庇链”。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中国人讨论人际关系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只是有个好不好意思！”
此话颇有道理，且屡经史实验证明。强力集团以为百姓傻，让老百姓“由之”而不“知之”；而百姓在历史口头相传的经验中也逐渐积累成对付假话的系统。比方说，陈胜可以利用“狐鸣呼曰：大楚日兴陈胜王”的表达方式，刘福通可以利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表达方式，来聚集资源。但这些还不具有直接向上分利的性质，远不如五代的藩镇割据以实力加假话对上表演蒙蔽之术。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说“乱世出英雄”的社会机制。在高压镇制的社会，你不说假话也得说假话，否则牢狱、杀戮随之而来；而一旦镇制渐失效力，利己的假话便大力盛行。这种假话几乎不用面对百姓，面对权力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所以，后人总结道“老不看《三国》”，以防愈老愈奸，而《三国》（话本与演义）把权力体系外的假话系统发展到了顶峰，并冠以美名，曰：谋略。孙坚匿藏玉玺潜逃回江东的理由，编得是美丽的假话；刘备为了号召随从，可以把自己说成是“帝室之胄”；曹操早以保护皇帝安全为由，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利范围内。
尤其曹操，还可唐而皇之发布一道文告（实际上是给皇上的威胁信），说：我不要封地，只要兵权，因为天下没有我，不知道几个要称王称霸了。皇帝被这一套假话给蒙住了！
五代期间，远非三国几股势力之状，概因相对于“三国”的后来人学得了向上蒙蔽的本领，并将它发展成一种“学问”。这门“学问”不是曹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而是农民和无业游民出身的社会底层人士。形象地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孙权驾驭着一帮社会流氓刘备及其同类。
中国五代时，军士擅立主帅，以致于逼主帅为他们当皇帝也非“游心骇耳”之事，所以，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仍惴惴不安，怕有人重复昨天的故事。在赵匡胤之前，已经发过四次类似的事情。
藩帅是个比皇帝更能提供现实利益的源泉。史学家总结为“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
李匡俦被晋军打败，逃向沧州去躲难，随行的妓妾奴仆很多，更随运大批财宝、器械，沧州刺史卢彦威未等李匡俦到沧州，先杀奔景州，尽劫其财，并杀了李…
高允权是延州令，他妻子是巨富刘景岩的孙女。但这并不能成为刘家自保的理由，高允权一心吞并刘家财产，就诬称刘家谋反，杀了岳祖父…
此类大案时有发生，士兵掠夺的小事更不可胜数了。
最厉害的还不是以上所述，而是士兵擅行废立之权－－下层社会对上层的蒙蔽于此也最为“精彩”。藩镇越横暴，皇帝越迁就；皇帝越迁就，藩镇则更横行无忌。藩镇的权力名义来源是朝廷，实则来自士兵；没有兵，则无以称武力。最后这个政治食物链越加发达，竟至于天子即位，须由军士擁立。被士兵擁立为帝的（最后成败暂不论），先后有李嗣源【注8】、王从珂、郭威、石敬瑭、杨光远、符彦饶、赵匡胤，至于被擁立为藩帅的，人数更多。
一位叫赵在礼的将领，被军士皇甫晖所逼迫，据邺城造反。后唐庄宗派遣大将李嗣源讨伐，刚想下令攻城，军吏（排长级级军官）张某忽然在自己队伍里点火并嚎叫。李嗣派训斥他（不敢明称刑罚），张却反驳说：“城中人有什么罪过，只是想回家不被批准而急了眼。今天我们该和城中合为一股，让庄宗在（漳）河南称帝，将军你在（漳）河北称帝。”李连怕带急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士兵们随即大叫：“你不干，有人干；我们这些人如狼似虎，怕什么！”在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部将的劝说下，李无可奈何地与叛将赵在礼合为一处，并当了皇帝。
平叛者成为反叛者，显示出以底层社会对付权力阶层的力量。蒙蔽的力量掌握在实力阶层，便发挥着无穷的政治威力。李嗣源若不从，遭虐杀是毫无疑问的。
此前的黄巢之乱时，就发生过军士自推节度使的事件。唐朝武宁节度使支详派遣部将时薄率军同黄巢作战，没料到士兵大呼造反，趁乱赶走了支详，共推时薄为留后。名将王师范为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军士公推师范为留后。到了五代，这种推举成了军事民主的一种通用法则或“学问”。
【注8】李嗣源（866或867－933年）五代后唐皇帝。公元926－933年在位。沙陀部人，原名邈吉烈。李克用养子。以战功官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同光元年（923），领兵取汴梁，灭后梁。四年，后唐庄宗在兵变中被杀，入洛阳监国。好位后改名亶，改元天成。尝杀酷吏也谦，褒廉吏，罢官人、伶官，废内库，注意民间疾苦，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因文盲君临朝廷，无驾驭能力。又兼用人不明，姑息藩镇，权臣安重诲跋扈，次子李从荣骄纵，以致变乱迭起。弥留之际，从荣举兵反，饮恨而死。葬徽陵，谥圣德和武皇帝，庙号明宗。
仅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中国五代之乱象当是传统文化中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之两说法的最高成本期。“天命不僭”的那套说法再也不起作用了，“天命不于常”倒成了常态。朝廷何以迁就藩镇，概因两乎皮的意识形态欺骗法已完全失灵，一切均凭最现实的力量来说话。没有了文明秩序，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一切凭实力说话，再好的说教也带不来利益。相反，由力量发出的命令体系起了作用，军士推举什么人作帅，朝廷只有追加认可的义务而没更改或训斥的权力。至于军士推出皇帝来，不是旧帝分割江山便是取而代之。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军士对皇帝及名义上的权力集团的法则或“学问”是：“君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可以与之乐成，不可以与之虑始”。干起来再说，绝不计较他们听不听、愿不愿意。
下层给上层的心理威慑是巨大的。仍以赵在礼被逼而反为例：
军士皇甫晖在因戍兵思归之时，首先劫持了一名杨姓中级军官，杨不从，皇甫晖便杀了他。皇甫晖不死心，找了一名小校，小校不从，又杀之。随后，他提着两颗人头去找赵在礼，就一句话：“不干，就跟他二人一样！”赵在礼已听见皇甫晖闹事儿的消息，但他不敢出去制止，只盼别找到自己头上。结果，怕事儿躲不了事儿。一个军士改变了他的命运。
乱世与帝国末世也是文人倒霉的世道，东汉末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之难当是史书最具代表意义的。而唐之末，其迫害规模虽不如前后两者，但惨烈程度又高于两者，称之为“虐杀”再贴切不过！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夏四月，天空出现慧星，慧星贯穿天空。朱温的得力助手柳璨请人占卜，结果是：“群臣都得遭灾，应杀人以应天意。”
柳就将自己一向不喜欢的人（多数是文人）列了个名单交给朱，说：“这一帮人都对您心怀不满，该杀，以止天灾。”李振【注9】也说：“您想成大业，就得杀这帮人。这些人浮薄难制，不如现在全部除掉！”
朱温（此时已名全忠）同意柳李的建议。
第一步是将名单的人如独孤损、裴枢等先贬官，看一下反应。结果，贵族们吓坏了，科举出身的人也同样胆怯。柳李二人更加猖狂，凡是有人以名节自居，必遭贬斥。
第二步是集中杀戮。到了六月初一，将裴枢等三十人召集在一起，一夜间全部杀掉并将尸体全部投入黄河。李振说：“这些人平时自诩为清流，这回我把他们全扔进黄泥滚滚的大河，让他们永为浊流！”
朱大笑，赏识李的手腕。
李振当年也是文人，想走科举的路子，不过几次考试未中，所以，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特别憎恨。
每当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后，特别是权力阶层过上长期的享乐生活之后，所谓以史为鉴的古训便成了无用之物。所以，中国历史往往以复制为变化特征，而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满情入关后，陶醉在汉化的成功中。因为他们大收康熙时代尊崇儒学（教）的成果，并借着在儒学（教）伦理中取得的文化合法化，大肆杀戮顺民中精英分子－－那些被他们认定的有反叛意识的文人。
从康熙八年（1669）的被称为“入关以来的创典”的祭孔，到五十一年（1712）提高朱熹的政治待遇－－配享孔庙，四十三年之间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实属不易。伴随着文化合法化的确立，蒙蔽与虐杀的习性再度成为历史性张扬的景观。
【注9】李振（？－923年）唐河西（治今甘肃武威）人，字兴绪。潞州节度使李抱真曾孙。唐末为金吾卫将军，依附朱温，辟为郓州节度副使。唐昭宗被宦官刘季述等所废，他劝朱温扶昭宗复位以立功，为朱温所倚重。遂恃势狂妄专横，每至京师，必贬降朝官，被人视为“鸱枭”。天复四年（904），奉朱温命，使朱友恭等弑昭宗。又建议朱温归罪朱友恭等而杀之。因累举进士不第，尤忌士人。后梁建国，官户部尚书、崇政院使。后唐来后梁，被杀。
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成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发生率最高的时期。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朱方旦案到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1781）案，刚刚不到一百年（99年），平均不到十年就发生一起重大的文字狱。
严酷的精神迫害，使社会的精神生活向三方面转化：其一，知识分子在公开层面下进行活动，（针对此点，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年，公布聚众结盟罪）；其二，无涉政治的文字消遣的兴盛，（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年，下谕，禁市售淫乱小说）；其三，秘密宗教的兴起。
清家接续历史上的蒙蔽与虐杀政策，收到了效果，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有一百年是用文化杀戮－－更直接的蒙蔽与虐杀手段统治的。这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以为自己永远是主流即“天命不僭”。尤其镇压了来自体制的变革即“戊戌变法”之后，统治心理更加骄固。其实，这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已经大变了。以其力禁的书籍为例，有了相当的复活力，在光绪中期，姚瑾元就印出了传世禁书目录，并借“方今圣人在上，稽古右文，百无忌讳”的保护流行起来…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革命党排满的学说震动了清廷，清廷发布上谕说：“今有不逞之徒，制造革命排满学说，远近扇惑，淆乱是非。考查他们的行为，实为假党派，暗行他们叛逆的阴谋。若不剀切宣布，严行查禁，恐欺骗日久，愚民无知，被他们蒙蔽，必至人心不安，异说纷纭，不仅有害地方治安，而且也会阻碍新政。”－－允许自己继续蒙蔽百姓，却不容新的“扇动”兴起。所谓新政，就是刘坤一、张之洞1901年提倡的“变法事案”，即从学校制度与工商业制度的改进为主的政策。
当清廷感到压力实在巨大时，也试图有所改进，在查禁革命党的同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选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次年秋（1906），宣布预备立宪。但是并只是“宣布”而未定出具体日期，只说等数年后规模粗具，再行宣布实期。
“数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社会公众（尤其经历变法失败的热心知识分子）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蒙蔽而已。况且，预备立宪的方向也很有问题呢：“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于舆论”。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不必再费笔墨。但留给人们的沉重的课题是：为什么取得了文化合法性的满清也不善向历史学习了呢？而是对历史的“蒙蔽与虐杀”的花活情有独钟，却不断翻新呢？
满清没有重演五代十国的闹剧，但袁世凯却集皇甫晖、赵匡胤的蒙蔽技术于一身。先是朝鲜学生问题，袁世凯到达平壤时，朝鲜“内乱”已经平静下来，但是他还是电请清廷派兵，终于引发了甲午之战。他希图加快清廷灭亡的速度，为自己奔向最高权力扫清障碍。其次，在与革命军的谈判中，他的两头蒙蔽起了作用，终于使清廷自愿地宣布退位。
蒙蔽，终于使大清王朝在二十世纪初写下了结束自己历史使命的最后一纸文件。
经济上的蒙蔽与虐杀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直至今天的一种社会生态与政治治术。
经济上的虐杀以汉武帝刘彻时期的杨可告缗为最著，以巩固盐铁的国家专营政策为高峰，经唐宋明的官民经济权利争夺，再到清代的漕远，完成了对经济虐杀的反制，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最完整版本。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也就是刘彻主动挑起与匈奴战争的第十六年，连绵不断的征伐造成了国家财政极度紧张，于是下达缗钱令：对商人、高利贷者和作坊主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纳税人要向国家呈报财产和收入；呈报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该法令还鼓励举报，一经查实，告发者可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
率先实行举报的是一位叫杨可的官员，但他没针对任何一个具体人，只是说民间逃缗的情况非常普遍。准确地说，杨可告缗只能是一篇写给皇帝的调查报告。但是这篇调查报告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中产以上的人家大都被报告。再加上酷吏杜周【注10】的介入，情况更加严重。刘彻派遣朝廷高官御史、廷尉正、廷尉监到各地督办，没收了民间大量的钱财、田地、房产，犯法的被罚作奴婢的人也不计其数。
这种经济虐杀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做买卖的中产人家全破了产，国内贸易额急骤下降，人民生也多有不便；老百姓怕被罚没，开始大吃大喝、穿好的，不再积蓄财产…
由于汉武帝的昏悖狂乱，西汉自文景之治打下的财政基础与社会基础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他的儿子，昭帝刘弗陵为了恢复国家的基础，向社会资深有士即贤良、文学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恢复到文帝时代的社会状况，让大家讲勤俭、讲宽厚，但民间的主要意见是建议废除盐铁国家专营政策，不要与民争利，而后才可推行礼教。然而，民间的建议遭到中央财政主管高官桑弘羊【注11】的断然否定，他说：“盐、铁、酒等项专卖和均输制度是国家大事，是用来控制四夷、安定边塞的根本，不能够除。”
稍后，双方虽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终于官方占了主导地位，民间自由市场主义彻底破产。从此，中国国家专制主义的经济性格形成了。
民间对经济专制也屡有反抗，以致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最著名的当属黄巢因贩私盐而反抗当局、方腊因保护漆园利益而指斥花石纲两件，而明代的平民与矿使之争则“很现代”地反映了公共权力过度介入经济生活的恶果。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期，为扭转国家财政亏空，不仅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注12】，而且官方还自营开矿。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给皇帝写信说：他自愿去开矿，并用收入帮助国家上项目。朱准奏。在动议之初给事中程绍工、杨应文坚决反对，并举了实例，说：“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命采矿，事自十月实行到三十六年底，派了四十多名官员，派士兵一千多人，成本开支为三万两银子，结果矿石收入才两万八千两，得不偿失”朱不听二人建议，执意发展官方开矿事业。马上，又命户部官员戴绍科、锦衣卫官员杨宗汝到汝南（今河南
汝南）开矿。朝廷不少官员一见此举有利可图，便上书请外派开矿。詹事府录事曾长庆、锦衣卫百户吴应骐奏请在山西夏邑（今山西闻喜南）开矿，府军后卫指挥方中允奏请在青州（今山东益都）、沂州（今山东监沂）开矿，以神宗一一批准。
这些“下乡”的官员们实际上自己并不亲自经营，而是雇佣经理人，把各矿产地的平民中的富户组织起来，指定为矿头。
神宗见官办矿业有收入，便派自己亲信的人去亲自开矿，派三位太监下去：张忠去山西，曹全去浙江，赵钦去陕西。
从开矿中取税本质上没什么不好，但苛敛暴征导致了事与愿违。不仅如此，官方还开起店来，经营布匹。绒毛等民间品，刑部待郎吕坤上书皇帝，但神宗不搭理他的建议。
在建议中，吕坤说：
洮州（今甘肃临洮）、兰州的绒毛，山西的绸布，浙江、直隶的绢帛，积存起来没有用处。如果有一定的服饰制度，每年用一千匹就够了。这样就可以收服江南、山西、陕西的人心。采伐木材的危害太大，不用说受饥渴和中了瘴气瘟疫而死的人；一棵大树砍倒后，
【注10】杜周（？－公元前94年），南阳杜衍人（今河南南阳西南），元封二年（前109），任张汤的助手，后升御史中丞。治狱方法同张汤，唯从帝命不依法。任廷尉，大行酷法，下狱者至十万人，天汉三年（前99），因办桑弘羊案有功，升御史大夫。子孙皆官，信列三公，家财累数万贯。
【注11】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洛阳人，汉武帝时曾作治粟都尉，领大司农，主持订立盐铁酒类官营专卖政策。到昭帝时仍司此任。后与上官桀谋废昭帝，事泄，遭族诛。
【注12】矿监税使明方历时派出开矿征税之宦官。其时，内府开支庞大，加经数次用兵，致使财政拮据。遂自二十四年（1596）起派遣宦官，分赴各地开矿征税，所到之处，纠集地方无赖，横索民财。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送入内府之矿税银达三百万两，其贪污中饱又数倍于此。使得工商凋敝，民不聊生，引起各地大规模市民反抗斗争和部分官僚的强烈反对。神宗迫于形势，于三十三年下诏，停止开矿。光宗即位，复下诏撤回税使。
一千个人也很难移动它，运输中遇到险处而摔死的常有百人。如果能减少木材的尺寸，削减木材的数量，就会收服川、贵、湖广一带的人心。矿税没有利益可得，就强迫民间交纳银子，百姓无力交纳，就搜刮官库中的银子来代替，这难道是开矿的本意吗？如果真能命各省的使臣严格禁止散出矿砂，不许借用民间或库中银两来抵矿税，这样就可以收服各省的人心。自从赵承勋上奏说开店可以获利后，皇店就开设了。朝廷派出开店的内宫太监而且给他们很大的权力。冯保只开设了八个店，能够有几间店堂？而每年获利四千两银子，不从市民那里夺取，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呢？真能撤销各个皇店的内监，就可以收服京都地区的人心。
风阳巡抚李三才请求停收矿税，神宗仍置之不理。在短短的五年内竟然激起四起的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发生了山东临清民变，差点把税监马堂打死；同年，荆州发生了民变，商人和市民几千人冲击荆州府衙，要打死税监陈奉；万历二十九年春，武昌又发民变，针对目标仍是陈奉，陈奉的六个随从被扔进长江；同年六月，苏州暴发民乱，太监孙隆的随行人员被杀…
如果说明朝商人与民众的正面反抗还给日后的皇权集团留下了可资治政的教训的话，那么到清代的漕运制度中出现分利集团之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发展成了最完整版本。首先，它不再需要朝廷上的辩论即民间代表（贤良文学）与大夫的交锋；其次，也没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对付掌权者，只是大家都慢慢地从中抽取利益，你知我知，互不干涉就是了。
漕运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经济制度，自秦确立至清放弃，中间几无变化。漕运对首都在西部与北方的王朝尤为重要，是不容破坏的经济命脉，所以，明末发生周顺昌案时，毛一鹭为渲染事态的严重性，上报说“谋断水道，劫漕舟”（见第三章）。为一个退休官员的被捕引发小规模的冲突，事儿不算大，但要闹到“断水道、劫漕舟”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对清朝来说，漕运的恢复也是王朝政治有效绩的表现。清王朝建国不久，经过大力整治，由南方往北京运送的漕粮又恢复到了明代的最好水平，达400万石。与此同时，从漕运中分利的各个集团也形成了。
首先，是征粮者即征购集团，他们一边增加给粮农交粮的扣秤率（去杂质的估计量），另一方面向上报告时抬高管理费的额度。并且从这个源头往下形成了一个分利“食物链”或流水线：州县取之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吏仓役又取之于弁丁。
第二个集团是负责运输的漕务官吏，他们除了一般性剥夺百姓外，还与旗丁联手演戏，让运输人员假装闹事，他们从中调停，结果又多分了一层利润。漕务官员不仅从漕运中直接获取非法利润，而且还利用婚嫁、生日等庆祝活动收取礼金，以致发展到家丁书役等人无不向帮船索取“使费”。最为厉害的一手是与盗贼勾结，把粮船开到一边，从中“抠米”。抠完米后，再往麻袋里灌药水，使麻袋膨胀如不少米的样子，这样，丢失的是小事，未丢的则变了质。
第三层是运丁也形成自己的体系，除了国家规定的可随船经营的土特产（称为“土宜”外），发展到超限额经营、偷卖耗米（结余下的计划损耗数）、贩运私盐。漕船贩卖私盐已占了全国私盐销售总量的大部分，以致于又形成一种风客集团。
称为风客的集团以漕船的官方名义为护身符，而粮船又贪图风客所带来的厚利，双方达成私下交易规则，所售的货额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分成。运丁何乐而不为呢？不用出本钱，自得销售额的百分这三十。
运丁集团由下往上分利的机制十分厉害，以致制约了最高当权者的决策。康熙中叶以前曾多次禁止运丁出卖口粮（称为行月米），结果每禁一次，北京的米价就猛涨一次。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官方终于认可了余米变卖，称：“向来南粮余米俱准在通州变卖，以资日用。现在各省粮艘陆续抵通，旗丁于兑足正供之外，其所多余米石情愿出售者，仍著恩准，准其就近通粜卖，于市价民食均有裨益。”
运丁集团还有一手厉害的办法——变卖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的屯田。这种对上蒙蔽的操作确为此之前之所未见。由此也可推知日后的国营垄断行业何以失败，何以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云云。
屯田是用于补贴运丁收入的，一般每丁可分到二十亩至六十亩不等，概因户籍地区不同而有异。屯田的经营，有时采取少数不出运的军丁承包经营；有时由普通农民佃种，运丁收租。领种屯田的普通农民所出的地租，是对运丁的一种补助，名为“津银”。但这些收入对惯于从漕运上找到高额收入的运丁渐失吸引力，而那些收入不好乃至陷于贫困的运丁干脆就典当或卖掉屯田。
国家垄断必须产生国家不治的流弊，这几乎是经济只上的铁律，因为不只是越往上越聪明，反而是越往上信息越闭塞。专制社会的下层官吏都有灭火器的作用，他们一项绝对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让坏消息往上传，等到最高决策者知道了全面信息后，就只有善后的任务了。乾隆四十七年放弃禁卖余米算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了。
之于商业或市场，它还有利于民生，但清王朝绝对想不到水手们会成为重要的反政府的政治力量。道光之后，河运难继，议改海运。江苏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陶澍给皇帝写信，要求妥善安置水手，免使“流为匪类”。
不幸的是，让陶省长说中了，清王朝改行海运和折实（交钱不交粮）两策后，大量水手失业，加入了捻军。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你多牛也得求人办事
唐人张固在其笔记《幽闲鼓吹》中写了一个中唐时期宰相张延赏怕钱的故事。说是，张宰相得知一件大案涉及不少无辜人士，就召见司法官吏，下令十天内结案，以救无辜。但第二天就有人以许钱的方式来阻止他再催办，写了个条子：“给你三万贯，别再问此案。”张延赏不吃这一套，把条子给撒了。第三天桌上又有了条子：“给你五万。”他更生气了，明令两天内审结此案。不期第五天上，桌上又一个纸条儿，标价十万。这下他不发怒了，说：“钱至十万可通神，我惧祸矣！”，从此再也不过问这个案子了。中唐以来，官风败坏，大臣猛置产业，张延赏却不理会置产业那一套，一个不算贪的官，尚称钱能通神，就不用说见钱兴心的人了。
《水浒传》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被判处“谋杀未遂”，分明是大冤案。此中也多亏办案法官（官名孔目）孙定既正直善良，又会使处理人际关系，才保住了林冲。在林冲羁押待判前，林冲的亲戚先不敢问事件的是非曲直，便打通关节。一求林冲在牢里（看守所）不受罪，二是为日后庭审时有人帮一把。第十四（＜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简短的两句话，说到要害处：
林冲的家里自来送饭，一面使钱，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亦来买上告下，使作钱帛。
书中没表孙定收了钱没有，但一句“买上告下”也就说明问题了。拿了钱，给办事儿，就不错了。宋朝的骗子似乎特别多【注1】，马植三句大话，竟然当上了全权大使【注2】。多亏林冲与岳父都有社会地位，再加上使钱，才侥幸活了一命。光有社会地位也不行，不使钱也白搭。就象今天百姓俗语：“天下哪有用唾沫粘的事儿呀！”
鲁智深鲠直无比，一怒之下可打死恶霸并弃了官职，但在“上下使钱”这点上他也不敢含糊。
为了林冲，他也得给两个谋害林冲性命未遂的公人钱，只是他这钱后面还一根线儿－－“威胁”（第十回）：
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二三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本来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如今没路了，休生多心。”两个道：“再怎敢，皆高太尉差遣。”接了银子。
【注1】平民社会的骗局，有美人局、掉包计、诈赌、水功德等。水功德局在几项骗术中最为高明，社会上专有一帮人勾结官府、笼络要人，并将一比十地夸大自己的能力。于是，那些求转调、升迁的官员就求他们，那些求个官职的士人也主动靠近他们，遇上大麻烦的人也找他们疏通关节。但只要人们上了他们的套，就得不住地且大批量地花钱。办成了事儿，他们就更有吹嘘的资本了，办不成就赖你运气差。这些人中也有什么事儿也办不成的，起初就是为了骗你钱。就像是今天，一个求官的人说不定会碰上冒牌的高干子弟一样。碰巧办成了，自吹本身；办不成，三推六阻地说一通瞎话，了事。办不成事儿的居绝大多数，要么叫“水功德局”呢。“水”者，不真也；“局”者，圈套也。
【注2】马植本是辽国的大族，官做到光禄勋，品行污秽而家内混乱，为人们所不齿。童贯出使辽国，路过卢沟，进见童贯，献灭辽计策。童贯奇之，更其名为李良嗣。徽宗从其计，赐姓赵，任为秘书丞。灭辽计划，始于此人。
林冲到了服刑地点，也是一味地打点。先给臭骂他的差拔五两钱子，并陪上笑脸：“差拔哥哥，些小薄礼，休嫌轻微。”并及时让差拔给管营（狱长）带了十两银子。
“钱能通神”，林冲虽是个清廉的武官，但也深谙官场规矩、人情世故。“让你骂个够，给了钱你就不骂了！”－－林冲的经验告诉自己，耐等变化。
果不其然，刚才还要把他打个粉骨碎身的差拔，却一改刚才的道具化（官式表达），说：
“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受苦，久后必然发迹。”小额的贿赂还是有用的，差拔的表达不仅更人性化，而且还放弃了与高太尉表面上保持一致的“政治上的正确”。可见，小小差拔（相当于科股级干部）也是无奈。为了生活或者说提高生活质量，他得争收额外收入，故此先夸大手中权力的作用－－“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当见林冲懂路子、识关节时，马上改用另一套话语体系。不能单恨其世侩，更知所处之无奈。
有趣的是，差拔还敢欺骗自己的上级即管营（狱长），将林冲行贿的十两银子给扣了一半儿，“原来差拔落了五两银子，只将五两银子并书来见管营。”玩得够高、够油，胆子也是从千百次试验中练出来。
林冲陷入不曾料想的恶境，自觉按游戏规则行事，算是识时务，但内心也总有不满之处，在差拔拿了他的银子与柴进给管的书信走后，叹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无差。”
一声叹气，算是无可奈何的心理平衡吧！
从识时务的规则中，林冲明白了许多，从理想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尤其差拔态度的进一步友好，对他触动很大。差拔由诈怒而说同情话，由说同情话再指点应对管营的方法，让林冲现实了许多。
差拔指点林冲：“少间管营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时，你便只说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来与你支吾。要瞒了生人的眼。”管营那一关，已不成其为关。林冲也顺势要求“开了项上栅亦好”，并以二三两银子为代价。
开栅之前，差拔不失时机地点拔林冲，告诉他钱换人情有多么重要：
林教头，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时，这是营中第一样省力气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拔地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林冲懂了，彻底地懂了。他失望了，对社会彻底失望了。还好，差拔还叫他“林教头”；还好，看在钱和柴进书信的面上，让他看天王堂。如果不是高俅丧心病狂地采取进一步的迫害措施，林冲也许会将就着刑满，再也没了雄心，在无可奈中活着，了却余生。
神仙也无奈高俅的权力欲，没能压住他高举起的屠刀。结果一场大火不仅烧了沧州草料场，还烧沸了济州的梁山水泊。
与林冲的识时务相比，武松似乎不懂识时务这一套（见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平安寨，施恩重夺快活林＞。在发配到孟州监狱后，有十数个囚徒告诉他要贿赂差拔，得个好的软环境。武松却说：银子有是有，只得是好声好气的要，才给；不然，一文不给。差拔对武松诈怒（－－这是差拔职业的一贯伎俩），武松强硬地顶了他：
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有，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好在，管营即施恩的父亲想利用武松，才没对武松打杀威棒。
高俅官至太尉，也得求人，求押差的小吏董超、薛霸害取林冲的性命。直接发命令不好使，写个条子让下面的人去办又怕把柄在别人手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拿钱去收买。
人们一说到贿赂，就想到草民给官员送钱、小官给大官送钱，岂不见大官求小官也得花钱。第十四中写道：
酒至数杯，那人去袖里取出十两金子，放在桌上，说道：“二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烦及。”……“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处把林冲结果了，就彼讨纸回状回来便了。若开封府但有话说，太尉自行分付，不妨行事。”
花钱请人干坏事儿，总得把底牌说清了，闹不好小人物也能翻大船。中间人陆谦说得到位，开封府那边二位别顾虑，由我去摆平。
不过高太尉位高权重，给上十两黄金就不少了。卢俊义按身价绝比不上林冲，毕竟林冲是官方人物，而卢俊义是民间的。就算有半个官身，“员外”一名也不甚值钱。但因他是家财巨亿的大财主，害命的价格也就高了。被铁臂膊蔡福讥为“割猫尾巴拌猫儿饭”的李固（卢俊义的仆人），一出手就是五十两蒜条金，让蔡福结果了卢俊义。这还不算上下打点的钱。蔡福一脸不快，李固马上把价格提升到一百两黄金。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写得这场交易淋漓尽致，一个急于害命，一个借机提价。最后还是由卖方出了价：
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恁地有名的一个员外，只直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
也是李固点儿背，梁山派来的代表一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柴进还客气地对蔡福说，这是个薄礼。从交易报价上，保命的把害命的一方给压下去了。更何况，李固翻了脸没什么了不起的，甚至连金子都无须退他；要是柴进那帮人翻了脸，蔡家兄弟的灭门之灾就来了。
梁山强人的“黑暗的公正”，蔡氏兄弟早已知晓。
李固白费了五百两黄金，没害了旧主，又找押送卢俊义的公人使钱。不过这回是说大给小，实给了两大锭银子，许了五十两蒜条金。许得真不少，比高太尉实给的十两多多了，两位公人选择了成交。
世间求人的事儿有小有大。小的如借个家什器物，大的如解狱脱灾。大事求人、花钱也乃在情理之中，要说投降也得求人花钱，似乎只有《水浒传》上有。仅此一点，施罗二人不愧洞明世事、看穿历史的圣手、巨匠，《水浒传》也不枉为旷世奇书。
朝廷方面早有招安的议论。最早是梁中书北京（治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惨败后，他老丈人蔡京蔡太师向皇帝禀奏时，有一位叫赵鼎的官员主张招安。结果由于蔡太师迷信武力，力主剿灭，还当场斥责赵鼎长匪盗的志气。那时皇帝也不太明白梁山的实力，主张用武，当场批准了蔡京罢黜赵鼎的建议。
到了后来，童贯高俅两人重兵征剿，大败而归，朝廷方才有了招安的舆论环境。又出了宿太尉敢当重任。无论赵鼎还是宿太尉多少有秦观（少游）、苏轼（东坡）的影子，因为他们力主让造反者回到主流社会来。秦观在《淮海集·盗贼篇》中写道（其实是一篇奏章）：“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求，莫过于笼络天下之俊杰。”文中所谓“大盗”是指给国家利益造成巨大危害的有才有勇之士，用现代术语来就是被边缘化的能量分子。那些人除了在国内造反外，还能跑到国外去帮助敌国。华州狂士张元济即为实例，他因屡试不第，出走西夏，为夏王元昊出谋画策，进攻北宋，造成了严重的边患。苏轼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说：“至于京东西、河北东西、陕西五路，盖自古英雄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可以任事，然其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末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接来的结果是，这些人因不得仕，就有不满之心，不满之心到了极端就会造反。所以，朝廷不能专以文辞取人。要让做小吏的也有升为大官的希望，而不致于起来造反。招安理论可以说是北宋后期至整个南宋结束的重要社会学、政治学学术与现实问题。南宋末叶的华岳在《平戎十策》中，专门讨论如何招徕江湖领袖的问题，让他们回到主流社会来。
造反者要想以武装实力为依托或资本，寻求与朝廷的合作，也得寻找门路。
宋江他们经分析后，第一目标是选皇帝的情人李师师，为此燕青还主动推掉了一次艳遇的机会。要是轮到今天的人们，有这么好机遇肯定不会放过的。在梁山出发之初，就准备了充足的财物，“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讲赚萧让＞中，对戴宗与燕青用钱打通关节的主次之分，颇有层次感。到李师师家时，“燕青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去宿太尉家时，却是“打夹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一个帕子，一个笼子，因人而异，因作用不同而量不同。
宿太尉既是忠心效力朝廷的人，又是对宋江等人抱以同情的人，算是个忠臣循官了。他没怎么计较细节上的问题，收下了梁山好汉的礼物－－“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收钱办事，就相当不错了，这钱总比李固花的五百两黄金要值。施罗二人对宿太尉收金银的细节虽未更多描写，但通过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写张叔夜拒收礼物，写下了自己的用心，以诗赞张叔夜：“风流太守来传信，便把黄金作饯行，捧献再三原不受，一廉水月更分明。”
张太守不受，不等于梁山好汉中止送礼。等招安礼毕，第二天清晨宿太尉走时，“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再拜献上。
奉公守法的成本难以计算
刘太公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农村富人的典型形象，要是没有匪盗的兴起，他只小心地维持与官府的关系就是了。问题是，社会不会因他的善良的愿望而不出现麻烦。桃花庄遇上了小霸王那样的山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苦（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说：
老汉止有这个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岁。被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军官捕盗，禁他不得。因来老汉庄上讲进奉，见了老汉女儿，撇下二十两金子，一缎红匹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因此烦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了苦并表明不是因他鲁智深来才烦恼，即“非是争师父一个人”。鲁智深一向行侠好义，热情地出来管这桩强迫成亲的事儿。鲁智深并没说要打周通，只是说劝劝他，并吹嘘“便是铁石心肠也劝得他转”。刘太公还是不放心，告诫鲁智深要注意说话方式：“只是不要捋虎须。”
怕侠客给惹出事，但又不得不抱一线希望，毕竟这场将到的婚姻太不合传统了。等强盗来临时，老太公跪在地上进酒。周通说，你是我老丈人，怎么给我下跪呢？老汉说，我只是大王你治下的一个小户主而已。
施罗二人写此的真意是说，当时财主们活得也挺累，尤其是小财主，夹在官府与盗贼之间，两面应付。鲁智深虽此时为僧人、为游侠，底子还是官身而来。只是那年代官里没有鲁提辖那么好的官，才不得不曲笔如此。
刘太公虽然演技不错，先是玩了周通一把，但绝没想到新房里发生打斗，并把贼人打得狼狈逃窜。周通留下话，你个老东西等着瞧。
没辙了！刘太公扯住鲁智深说：“和尚你苦了老汉一家儿。”
刘太公也实在无可奈何。拒绝强盗，不但丢了女儿，还会给庄子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报告官府，不但要舍些银子，更重要的是官府无能，打不过山贼；现在求这和尚一救，没想到出了乱子。
这可怎么办？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却像个小孩子似地扯住鲁智深的衣服，寻求心理庇护。
结果还好，周通在李忠带领下要报仇时，却认出了鲁智深，化干戈为玉帛，一场风波就此而止。看来只有和侠客－－准盗贼挂上钩，才有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动乱中国社会中的一条规律。
按正常人的理解，晁盖是不该选择造反这条路的，因为他是富人，并且从祖上以来一直是富人。然而，他面临的社会让他苦恼不堪，从苦恼中又悟出些道理：既然天下将乱，我为什么不趁乱而为，显下英雄本色呢？
书中写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这分明是一种准备，一种反常。看一下郑屠那类的城市小财主，还要讨个妾，过个快活，怎么他晁盖不但不讨妾，竟然连正室也不要呢？论条件，他晁盖光靠祖上的财富就够过好日子了，而郑屠呢有时自己还得亲上肉案。
后来的一个典型情节，给了初步答案。朱仝雷横二人并率十九个手下（土兵，警察临时工）来到东溪村，晁盖一番表面热情，“一面教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时该说银子不是自己长腿儿跑来的。但毕竟这种应付少不了。在两位都头（巡警大队正副队长）临走时，他还能送些银子。虽说这是为了救刘唐，但日常这类应付是少不了的。
晁盖内心里不想当冤大头，可世道如此不应付怎么办呢？只等时机成熟，一票捞回并更多地获取便是了。他的钱不光向官府花，也向江湖花。“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不安份的心，昭然若揭。
他晁盖能忍，但绝不像刘太公那样窝囊，以致于把女儿送给山贼，还给山贼叩头，说什么“我本大王治下小户”。该对手露出真面目时，他也绝不客气。《水浒传》第十四回花了不少笔墨描绘“托塔天王”诨号的来历：
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中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其时西溪村的鬼，都赶过东溪村来。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虽然这是赢得美名的壮举，但毕竟是小儿科，远没曹操那样伟大。
从历史上追索，他的事业榜样应该是曹操。曹操少年时代，飞鹰走狗，不治家产，到了看到社会大变来临之际却悄然身退。官不做了，钱不挣了。《魏书》（非陈寿《三国志》之＜魏书＞，乃此前王沈所著《魏书》）记载说：
“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哪里是“娱乐”，分明是在为一项事业做准备。读书是为积累或补充知识，而打猎是为锻炼身体。很明显，小说中的晁盖远没事实中的曹操有品位。曹操的目标是国家权力，而晁盖只限于作村野一霸。不过，野心家毕竟是野心家。曹操在关键时刻，把家卖了，招募军队；晁盖在关键时刻也弃了山庄，去夺取更大的财富，以至当上更大的“霸”。晁盖的“霸”的目标也从东西两村转向了更大的地域比如征伐曾头市。作为一个土财主，他不再受原来生活方式的制约了。
未真成名者最怕平庸地死去
卢俊义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比谨小慎微的刘太公富，比目光短浅的晁盖要有本事，但是他最后也被夹住了，夹在了官与贼之间。他心中一直企盼自己有所作为，捞得功名。他不怕死，但就怕平庸地死去。他卢俊义不缺钱，只缺一个象样的官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说他的钱多得让他心里不平衡。他手下光管理人员就四五十人，当铺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财与官的失衡，让他时刻在寻找机会；寻找机会的人总是倾向探知命运之未来，所以吴用到他门口卖卦时，几句大话就让他上了套儿。与刘太公夹在了有形的贼与侠中间不同，卢员外把自己夹在了无形的官与有形的贼之间。但他不怕贼，甚主动向贼挑衅，以寻找一个扬名立世的机会。他为摆脱平庸的死，按“算卦先生”的指点去东南千里外避灾，途径梁山的脚下，不顾李固的苦劝，在载货的小车子上插上了旗子，旗子上的口号（诗）说：“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滩＞）。不惟如此，他还训斥极力自保的李固，那番训斥也是他内心世界长期压抑的一种宣泄，也是志向宣言：
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与鸿鹄厮并！【注3】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见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
贼们已经给他设计好了实现自我的机会，那就是上山入伙，与他那个一直企盼进入并提供攀升机会的系统进行斗争。在身陷困境之时，他不认可这一安排，变化的只是把对自己过高的评价往下降了一些。到了被俘上山时，他还坚持自己的信念：“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卢俊义在日常生活中，就被渴望成功的欲望所煎熬，所以他很少顾及或根本就不顾及世间琐事，这恰是生活悲剧的种子。到了燕青向他诉说家变－－卢员外的妻子与财务总监合成一家时，他还大骂燕青。倒是贾氏的理性分析，让他明白了些许道理：“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情难以抵对，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
梁中书的酷刑让他清醒了许多，只好屈招。
一切英雄梦都破灭了！不仅丰饶家资并美艳的娘子要易手，恐怕性命也保不住了，更不用谈表平生之愿了。
在两种力量的挤压中，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本来力求进入的系统，猛力地把他踹了出来；他不想进入的系统，却一把将他拉了进来。
如果他甘于平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平庸不是他的本性！
【注3】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长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第六章 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
◇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误谈点评
◎刘彻在中国人的历史想像中无疑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有人歌颂他拓边殖土，有人赞扬他为伟大帝国安装了制度软件。然而，正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伟人，把西汉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资源挥霍一空。他的政治败坏，无以历数。伟大帝国的衰败实由他而始。好在，他晚年有所省悟。但是，后人忽略了他的省悟，肆意地用他的所谓武功表述着自己对他的歪曲。
●“愤青”现象不惟今天有，中国古代就已有之，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至于历史的真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人们在为古代“愤青”歌功颂德之时，却忘了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方孝孺自己以死建立不朽的历史名节，可受他案无辜牵连白白葬送了的几百条生命，连历史边脚料都当不成！
◎“愤青”们的精英化使他们忽略了“世俗化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要用统一的道德模式去要求所有人。殊不知，英雄们也脱不了以世俗生活为人生之基础：宋江需要与阎婆惜保持非婚性关系，雷横也要用揩油方式一睹白秀英的姿色。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
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孔子在说了一大通少正卯的罪恶后，举了几个例子，说：“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一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
以上七人除了管叔的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孔丘的法律恐怖主义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也成了日后吹捧他短暂执政（摄相事）“奇迹”的最初文本。法律恐怖带来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变化：首先，底层秩序好了。比如，有一个贩羊的沈犹氏，经常在早晨让羊喝水，增加羊的体重，欺骗买主。孔丘执政后，沈犹氏不再这么做了。其次，家庭生活洁净了。比如，有一个称为公慎氏的人，妻子淫荡，他不管，孔丘执政后，公慎氏休了妻子。再次，个人行为得到了规范。比如，慎溃氏生活侈奢，在用具方面超越了身份，孔子执政后，他不敢在鲁国住了。
出现了这么好的治迹，当然可歌可颂。然而，这种用法律恐惧主义带来的结果是经不起推敲的：鲁国市场秩序混乱（还有贩牲畜者高抬物价现象），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之故，作为新上任的政府首脑为什么不提发展生产呢？难道鲁国买羊的人就没有耐心等沈犹氏羊排完了尿，再买他的羊吗？除了用市供求关系解释外，只有一个原因还可说明－－鲁国人很愚蠢。为了净化家庭生活，法律的威慑足使平民离婚，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为了防止富人越过（消费）礼仪界限，竟不惜让他离开故国，鲁国的财富流失也可想而知了。
这种短暂的治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只注重政治形式而不注重实效，不失败就太奇怪了。所以，他的执政寿命很短，只有三个月。
用充满仇恨的心态去治理一个国家，民心向背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不注重生产的那一套，特别是蔑视实际劳动【注1】的政治万能主义心态，必然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实干家。孔子的政治大跃进没给鲁国带来好处，不被国君信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仇恨心态还形成了强烈的国际霸权主义冲动，试图借鲁国的军事力量去消灭他认为非礼的政治力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权臣田成子杀齐简公、立平公，由是更加专权。孔子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请求鲁哀公出兵。鲁哀公已经收到了相当好处－－田成子归还了原先侵占的鲁国（还有卫国）的土地，不愿出兵；再说兵力不济，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三桓控制着实权，他一人说了不算。鲁哀公打马虎眼：“你去跟三桓商量吧。”孔子被鲁哀公抹了稀泥很没趣，半自嘲地找了个理由，就是他任过公职：“我当过大夫，田成子如此制造动乱，我不能不报告呀！怎么让我去找三桓呢？”
孔子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三桓，三桓当然不会答应孔子的请求。一场武力征伐的国际干涉计划流产了。孔子对便用合法暴力－－法律手段与军事行动怀有热衷心理。他对管仲一匡天下的政绩高度赞扬。子贡说管仲不仁【注2】，因为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主人公子纠，他不能以身殉难，反作了桓公的宰相。孔子反驳子贡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得到这好处。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地穿左襟衣服、做苦力了。他怎么能守着小信任，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注1】焉用稼：孔子回答学生樊迟学习农业的观点：“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任，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焉用稼？”
【注2】《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管仲的一匡天下，凭得完全是齐国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往军力上的转移在冷兵器时代要比现在快得多。天下（诸侯）怕管仲，怕的是齐国的军事强力。孔子在对给管仲的问题上发生了人格分裂。一方面他用假话告诉子路，管仲九合诸侯用的不是兵车即不告诉子路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再高唱他“克已复礼”即推崇周室（中央）的旧调。也就是说，一方面，主张赞扬和平即“不用兵车”，另一方面，却要主张以武力解决田成子问题。
孔子的法律恐怖主义经过后来的修饰，逐渐淡化，但是这种淡化变成了虚饰与吹捧，反显得他的人格的深重分裂与学术的丛丛悖论。《论语·颜渊》记录了“焉用杀”的主张，几乎是对杀少正卯与整治草民行为的一种悖论诠释。
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与杀人的关系，对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
孔子回答说：“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呢？你要想做好人，老百姓就会跟着好起来。君子的道德是风，百姓的道德是草。风到之处，草必随风倒。”
又一次假话！要让风到草倒，那么必然要伴以残烈的法律手段的实施。就在季康子问政不久前，孔子还赞扬他的学生子路的办案效率高：“片言可折狱，其由也与？”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定性，大概就是子路了。”（并且，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
子路的强悍作派与法律操作的粗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至少没予批驳。这种法律恐怖主义连儒学内的人都不能认可，由是可见当时孔子在鲁的执政是多么不得人心！康有为在注解《论语》时说：“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边之词，子路虽贤，无由是理也。”
谁说“无由是理”？汉武帝刘彻的《沉命法》就很有“是理”。他超越孔子对草民（德风至草民必偃）的仇恨，把法律性的仇恨提高了档次。
汉武帝重用酷更、滥施刑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盗贼越来越多，小官吏与老百姓也拿法律不当回事儿了－－反正不知哪天犯上哪事儿，干脆就不考虑了，任性而为吧！朝廷派专人讨伐也不见效果，一时间，打散了群盗，过一段又骤然而起。所以当时称为“东方群盗蜂起”。
面对盗贼猖獗、吏民轻法的情形，出台了一部《沉命法》。该法称：“盗贼兴起而没发觉，或虽发觉了而逮捕时又不符合时限规定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至小吏、主管官吏都要
处死。”当时出了一个叫暴胜之的人，任直指使（也称绣衣直使，因穿绣花制服故），手拿木杖和代表皇帝授权的斧头到处杀戮官吏。二千石（正部级）以下秩位的，不知杀了多少。凡（正部级以下）当官的都怕他。中国历史上“暴君”一词的由来，最初不是指皇帝的，实是由暴胜之而起。时人称之为“暴君”有双重含义。
《沉命法》出台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是刘彻在位后期。整个的一个大帝国让它的主人给搅混了水。
绣衣直使也毁了他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引发了帝国的一场政治地震。
绣衣直使这种差事，好人干不了，象暴胜之后来受勃海郡（今沧州）贤人隽不疑指点改了
过的，几乎是一个特例。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曾经任过绣衣直使的江充介入了刘彻与刘据的父子关系中。
起初，江充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犯了点事儿，出逃了。三窜两混进了长安，向皇上告发赵王太子的不法行为。赵太子被罢免。恶人先告状的手腕果然厉害！江充得到刘彻信任后，被任命为绣衣直使，并且专门负责纠察皇亲国戚与朝廷重臣，突破了原来不查二千石秩位官员的上限。
某日，太子刘据家的差役在皇帝专用的高速公路（驰道）上乘车飞奔，与皇帝及江充打了个照面。江充纠住太子家人把他们交给了有关官员。刘据知道自己理短，只好派人给江充送好话。一下子，江充名声更大了。
这时的太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三十五（虚）岁了，立为太子也十八年了。为了未来顺利接班他得这么做！
太子刘据与他父亲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只是国家公务与个人亲情搅在一起，不易搞清楚。刘据一贯反对刘彻的严刑峻法措施，经常为一些量刑不当的案件平反，深得民心。但这就与执法大臣特别是江充那样的绣衣直使，发生了利益冲突。
双方公开摊牌，不过是早晚之事。
太子家人跑驰道事过了两年多了，这场冲突终于爆发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诬陷刘据，向刘彻说：“在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小木人儿，还写着咒文的帛，盼皇上早死，他好接班！”
在此之前，反对刘据的势力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因为他的武力靠山－－舅舅卫青已经死了，母族没有了实力。太子有一次进宫拜见母亲（皇后），时间长了一点，就有人造谣说：“他在皇后那里调戏宫女了！”刘彻没说什么，就给儿子拔了一些宫女去。刘据是何等聪明之人，知道有人再使坏，但还得忍着。
到了江充诬陷时，他的老师石德也很害怕，说：“事已无法自辩，干脆矫诏发兵。”刘据还是要沉上一沉，没想到江充还在急逼。刘据忍不住了，让手下的食客扮成皇帝使者，逮捕江充。对着江充，他终于发泄出了压抑了快三年的怒火：“你个狗东西，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吗？现在又来害我们父子。”
一刀砍下了人头。
一场父子间的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武帝调集京城周围的军队进攻由太子占据的都城，太子放了监狱的囚犯、武装了市民据守都城。太子失败后，逃出都城，不久被发现行迹，他与两个儿子上吊而死。
后来虽然事情真向大白，但刘据已经死了。刘彻很后悔，修了思子宫、望思台，以自我安慰。
刘彻昏悖狂乱，滥用法律，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以致于他死后，接班人迟迟不给他上庙号。他儿子刘弗陵即昭帝继位后根本就没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一涉及庙号，就涉及到一个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刘弗陵还有他的大臣们不愿涉及这个敏感且让人伤心的问题。时间就这样过了二十四年。到了昭帝的接班人也就是刘弗陵的侄孙、刘据的孙子刘询继位，才讨论谥号问题，而且是先讨论戾太子父子（包括刘询的父亲即刘据的儿子）的谥号，第二年才讨论刘彻的庙号。其中一名叫夏侯胜的官员，坚决反对，他说：“武帝虽然有征夷拓边之武功，但伤亡士卒，耗费民财不可计数。没给百姓带来恩泽，不应给建庙号配庙乐！”
结果是夏侯胜被指控非议诏书、毁诬先帝，入狱，黄霸因不举报夏，也被抓了。对夏侯胜宣布处以死刑，实际上并没执行。夏侯胜说的是实话。发生过江充说假话引发政治地震的大事，再杀这么一个说实话的人也不恰当。过了两年，就给放了。最终官至太子太傅。
法律恐怖主义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它的确有效，但在另一端它却败坏头社会道德。因为，为了突显法律使用者的威力，必然要把情报工作做到极致即使作特务统治。
关于孔子治鲁（短时间大治）并没说到使用特务统治的事情，现在依据历史惯性事件反推，他使用特务统治的可能性极大。否则，就无法得知诸如贩羊者的违法个案。有正史可查者，善用特务组织的有二人：来俊臣与魏忠贤。野史记载的则以王蜀【注3】时的萧怀武为最。此公按历史惯性排位在来之后、在魏之前。他主持一种叫“寻事团”的组织，该组织有百十号人（干员）。各干员手下又养聚耳目十几个。这些人被称为“狗”即到处找东西的狗。（称特务为“狗”者，盖自此始）。
【注3】王建蜀即王建（公元847－918年）之前蜀建立者，初为无赖，号王八，因抢劫入狱，后为军卒有功，擅权谋，至封蜀王。朱温代唐后，王建遂行刘备故事，自号为蜀，称帝于成都（907）。
“狗”们的职业分布非常广泛，“深坊、曲巷、马医、酒保、乞丐、傭作、贩卖、儿童皆有其徒”，以至于“民间偶有所语，无所不知。”
监督民间当然是重要的业务，而监督高级官僚和贵族更是萧怀武的乐趣，这些“狗”分布高官和贵族家中，从事厨子、饲养、驾车、手工等贱差。这样，主人的公私动静无一不纳入视野。萧怀武了解权贵们的动向就一清二楚了。
特务统治如此发达，整个社会的恐惧在所不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大为下降，以致于人们“自疑肘腋悉为其狗”；特务统治也最终摧毁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因为行滥抓之术是特务们的“基本功”，而行滥杀之举是其镇制社会的绝活。史称“怀武杀人不可胜数，冤枉之声，满于内外。”
当然，萧怀武的下场比已往及后来的任何一个特务头子都好不哪里去。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后唐名将郭崇韬灭蜀，杀了萧怀武全家，以平人忿。
孔子与汉武帝法律恐怖主义的失败，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孔子想利用法律恐怖来制造政绩维护权力，甚至表达国际干涉的权力，但仇恨使他终于失败。刘彻对社会的全面仇恨，也终导致他对自己权力的维护，最后导致父子反目成仇。
由是观之，仇恨、阴谋与权力在不同的点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由权力而仇恨，又由仇恨而阴谋，再由阴谋而权力，此中缺一不可。不为权力（含利益），仇恨无所生；没有仇恨就不会寻找消灭对手的方法，为了方法得当必找最佳方案，这就叫阴谋；阴谋的最后价值，就体现在权力是否获得上。
这个三角构架在社会内，还不易被察觉，一旦到了集团内部纷争时，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在这个三角中，操作的最熟练的莫过于秦二世、隋炀帝，而他们一时成功的社会时滞后果则是整体崩溃。
中国历史在秦隋两朝复演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相似。
首先，它们的第一代领导人都特别迷信法律的作用。其次，第二代领导人拿到最高权力以后，都以自己的同宗或大臣为发泄仇恨的对象。
秦始皇的法律恐怖主义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暴动，后起的项羽把满腔的仇恨全交给了一把火－－烧他（皇帝）的阿房宫。陈吴事件虽发生在二世元年七月，但它仍是由始皇帝的严苛法律导致的，“失期法皆斩”。（书写至此，我也很觉纳闷儿，难道刘彻一点历史知识也不学？不知道秦失于酷法吗？－－看来权力会阻碍一个人的历史视线的！）
隋文帝呢，生性多疑，不喜欢读书，好用诈术驾御百官，同时自以为通晓法律，把法条作得严密深刻。为了使自己的法律显示威力，就得实行特务统治，经常性地派密探刺取朝廷内外官员的情况，一旦抓到小小证据，便处以重惩。为了搞证据，不惜派人实行假贿赂，一旦推托不过，受了礼，那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
法律俨然与阴谋混杂在一起。当法律与阴谋的二重奏不起作用时，便肆意地提高法律的严苛程度。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杨坚竟然颁布了“偷一文钱以上者处死”的法条（算是第四章所载张咏故事的一个历史版本吧！），并且是闹事处死。曾经有三个人一起偷了一个西瓜，事情被揭发，立刻执行斩首。
这么严酷的法律当然把全国人都吓坏了，人们都晚起早睡，免得趁黑被人诬陷了。事情闹到最后发生了变乱：几个还讲点良心的小吏，共同劫持了主事的官员，要求废除该法条：“我们并不是贪受谁的钱财，才来冒死一请的，只是我们要为那些受冤枉人鸣不平罢了。你去为我们奏明皇上，自古以来，就没为把一文钱之盗处死的法条。如果你不上，我们还会来劫持你，到末了儿，大家都活不成了！”杨坚闻听此变，才算废除了那条荒唐的“盗一文以上处斩”的法条。
对法律的迷信，对底层社会的仇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不变的特色！严刑峻法成了滥用法律、惩罚过度的循词。
对于底层社会如失期的戌卒和偷瓜者可以如此，对高层的政治的对立面则不那么容易。然而，由于没法条为援引，那种仇恨的渲泄在得手之时，几乎变得肆无忌惮。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秋，嬴政死，赵高在胁迫李斯认同他的阴谋后，决定在胡亥即位前，先杀掉扶苏与蒙恬。将伪造的诏书派人送给扶苏与蒙恬，先后杀害二人，随后就对准了所谓的潜在夺权者。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夏四月，秦二世对赵高说：“我已经拥有天下了，我想尽量满足耳目声色的欲望，尽情享受内心追求的欢乐，就这样度过一生，行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能够做到而昏乱的君主却加以禁止的事情。然而对沙丘的谋划，各位公子和大臣都起了疑心。现在陛下刚刚即位，这些人们心中不满，都不服气，恐怕要发动变乱，陛下怎能享受这样的欢乐呢！”秦二世说：“那怎么办？”赵高说：“实行严厉的法令，苛刻的刑罚，杀光大臣和宗室，换上自己新近信任的人，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了！”秦二世便改定法律，务求严酷，大臣和各位公子一旦犯罪，就交给赵高审讯处治。十二位公子被杀死在咸阳闹市，十位公主被肢解在杜县（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子将闾仰天喊冤，然后自杀。公子高打算逃走，却又不敢，便上书要求：“请让我随先帝去死，把我安葬在骊山脚下。”秦二世大悦，赐钱来安葬他。
在被仇恨吞没的人当中，只有蒙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最终也未逃出仇恨的罗网。当初扶苏看了诏书，直流眼泪，打算自杀。蒙恬说：“陛下派我率领三十万人马守卫边疆，公子担当监军，这是天下重任。如今单凭一个使者前来，怎知其中没有诈谋！经过核实再死，也不算晚。”扶苏说：“父亲让儿子去死，怎么还需要核实！”于是当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将他关在阳周（在今陕西子长西北）。二世正式登基后，便开始勒逼蒙恬，蒙恬知道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叹息说：“我家为秦国屡建功勋，取得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握有三十万军队，这种形势使我有条件背叛秦朝。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死却仍然恪守大义，是由于我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掉先帝的知遇！”便服毒自杀。
后来的曹操在写给公众的让县明本令公告中，引用了蒙恬的故事。说明自己“势足以叛”而不代汉的理由【注4】。在他的霸道的陈述中，已经流露出了自己的隐忧，一旦交了军队，就会被仇恨吞灭，包括家人。
秦二世渲泄仇恨的动机还不太明显，最主要的动因是为了安保享乐；或者说，他的仇恨感完全是被赵高的疯狂的仇恨感感染所生。到了杨广那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除了
按历史套路杀了原太子杨勇外，还在有节奏地除掉贺若弼、薛道衡、张衡等有反对意见的人，一般是两、三年就办一起渲泄仇恨的政治大案。
这种有节奏的迫害使另一位野心家有些焦急和恐惧，他对杨广的仇恨感也与日俱争。因为他父亲杨素，帮助杨广夺权，最后都不免被猜忌以致忧惧而死。要保住自己不被杨广的仇恨所吞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他。用仇恨去消灭仇恨。
时机终于来了。
由于山东、河北一带发生了暴动事件，杨广要求楚国公杨玄感（袭父爵，有礼部尚书职）到黎阳（今河南浚县）挑壮丁，运送军输物资，但杨玄感挑得不是脚夫，而是反叛的志愿者。一个月挑了五千精壮青年，他对志愿者很厚待，让大家好肉好酒随便吃喝。吃喝够了，便发起誓师仪式，称：“当今皇上无道，不以百姓疾苦为念，天下骚动，死在辽东
战役的人已有数万。现在我带头反他，愿大家帮我，为黎民除灾去难！”五千精壮的小伙子当然愿意，山呼万岁，拥护杨玄感。杨玄感乘势进击东都洛阳。
【注4】曹在《让县自明本志全》中写道：昔乐毅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泣…胡亥之杀蒙恬，恬曰：“自言先人及至子孙，积位于秦二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辱先人之教以忘“尧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杨玄感的反叛没有成功，但大大地打击了杨广的自信心，同时也增加了仇恨的膨胀系数。清查杨玄感案后，就杀了杨玄感的所谓党羽三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是与杨玄感事件没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
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是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本性。史书说隋文帝杨坚以子弟为仇人，此话不假。子承父传的遗传竟如此明显：杨广不但仇恨贺若弼那样的名将，也仇恨著名的文人，他杀薛道衡时竟然说：“看你还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诗来了吗？”在杀王胃时，说：“看你还写得出'庭草无人随意缘’的佳句来了吗？”
仇恨、权力、阴谋在现实社会如此，渗透人们习惯思维的文学作品仍如此，《水浒传》中吴用挑拔林冲火并王伦【注5】也从历史书上如法炮制而来。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秦隋统治者仇恨系数的膨胀，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项羽屠戮咸阳城，杀了本来已投降的秦帝子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痛快淋漓发泄了他的仇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整个社会对秦朝的仇恨。在此之前，项羽已经活埋了二十万已投降了秦朝士卒。天下少有杀降人、顺民的道理，可项羽不然。因为他与他部下都受过秦人的侮辱，当年来咸阳出苦力时，秦人对待他们无礼。如今仇人落在自己手里，要好好报复。项羽所率联军的各支都自发地表现出报复行为，把俘虏当奴隶来驱使，驱使就驱使了，还要外加羞辱。于是，俘虏中的官吏私下发泄起不满来，并迅速传播。项羽担心生变，一气之下把二十万人全活埋了。
杀人报仇上了瘾，咸阳的屠城就不可避免了。
杨广的仇恨招致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众多地方、众多人员的反叛，只要有点能力就起来反对他。比刘彻经历的群盗蜂起可要厉害百倍有余。更让他手足无措的是，内部人的反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捕讨使裴仁基投降了李密，陪衬这个重大事件的是窦建德称王。相较之下，裴的投降事件对他的打击远胜于刚刚发生的窦的称王事件，紧接着，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杀了副手王威、高君雅。在李渊事件发生不到
半年，武阳郡（今河北大名）全郡在郡丞元宝藏的率领下向李密投降。而这个令杨广最头疼的李密与杨玄感一样，也是贵族子弟，其父李宽官至上柱国，封蒲山公。在武阳群举郡而叛的同时，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投降了李渊。
这样下去，他杨广是死路一条了。他没死在如草的贼寇手中，而是死于内部人之手，
郎将赵枢胁迫许公宇文化及杀杨广（被两人的部下令狐行达勒死）。
隋末大乱只是一个场景复杂的高潮而已，其实自东汉以来，中国每一个大帝国末期都会出现“蜂涌”的反叛者，准确地说是复仇者。而后来的复仇者变得越加聪明起来，利用儒家均贫富的伦理作为自己的合法化基础，更加有利地动员了社会底层。
隋朝之叛，以起自体制内的力量如李密与李渊为主导，到了唐宋元明清则完全民间化了。民间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痛快淋漓地报仇，屠城，杀它个精光。纵观东汉以来，隋朝虽逢反叛的高潮，但没遇上大规模的屠城，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唐代则没那么幸运了。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攻克长安【注6】，把没来得及逃跑的李唐宗室全部杀掉，一个没漏。杀宗室如此，就不用说官吏了。所以，唐末诗人韦有诗曰：“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
【注5】《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叙道：吴学究道：“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头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三才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兄长身边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来拈须为号，兄长便可协力。”
【注6】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秋天，黄巢在进攻广州前曾上表求任广州节度使就此放弃反叛，朝廷不批准，逐攻陷广州。如此看来，《水浒传》宋江求招安的事例是有史可依的。
黄巢以贩私盐的社会边缘人物起家，他也有过科举进仕的梦想，只是多次参加考试没能考上，不免地要对现行体制报以不满，乃至仇恨。与他同时代的李振之虐杀清流（见本书第四章）的深层个人意识就是对中举进士者的仇恨。加之，贩私盐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免不了要受贪官污吏的敲诈乃至侮辱，由此也埋下了深刻的仇恨的种子。假使他进入体制内，或许以合法的暴力报复当初处罚他的低级官吏，比如以肃贪为名杀一批查私盐的官吏。但那个概率很小－－不一定出任监察类职务，而且可能的杀人数也较小。
历史并没给黄巢这样的机会，他只有用超常规的杀戮即屠城，渲泄心中的不满了。从他的言志诗中就能看出：“他花开时我不开，我花开时万花杀。透天香阵满长安，遍地尽穿黄金甲。”
底层社会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形成文化遗传的一部分。于是话本（或说史）也“混入”历史，构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水浒传》主人公，小吏宋江几乎是一个活脱脱的黄巢，也许艺术化的“他”（宋）更能真实地考证现实化的“他”（黄）。宋江在浔阳楼以戴罪之身即比贩私盐黄巢更边缘化时，发出了比黄巢更直接、清晰且强烈的复仇声音。在《西江月》词中说：“他年若得报此仇，血染浔阳江口”，在诗中说：“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注7】我们无须多讨论艺术化的表述，《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与真实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事件）相隔两三百年，但若紧随着历史同类真实事件的流脉来看，方腊（更真实的现实宋江）的仇恨则不仅对准上层社会，也对准了平民即底层社会。
方腊是清溪县（今浙江淳安）地方上的小财主，有一座漆园【注8】。官方造作局看他小有资产，就多次找借口整治他，以诈取钱财。方腊怀恨在心，但不敢发作。当时吴中（即现在苏杭一带）正被花石纲困扰，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时值太学生邓肃上书规劝皇帝赵佶，遭到放逐（革去功名遣返原籍），方腊瞅准机会，利用摩尼教（也称明教）暗中聚集贫苦百姓，为反叛做准备。宣和二年（1120年）冬天，方腊展开了复仇的斗争。他的组织系统很完备，一下子就以一个成型的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有首领的名号（称为“圣公”），有年号（曰“永乐”），官吏、将帅及各级作战人员一应俱全。老百姓除了惊得的发呆外，就是裹进造反的滚滚洪流，第二年，（真实的）宋江也起兵造反了…
尽管方腊的叛乱，经过半年的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他报复的记录一直令大宋各级官员们胆颤心惊：在短短的半年里，共攻破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共杀死官民二百万人。方腊所部也抢掠妇女【注9】，山洞被童贯军队攻破后，裸体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被掳（奸）妇女，前后相望达百余里。
按当时宋朝的人口最高纪录三千六百余万计，等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杀。比一场可怕的瘟疫夺走的人命还要多【注10】。明末的张献忠比之于方腊，虽然杀得人没那么多，但他发泄仇恨的手段却让人读来脊背发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张献忠终于攻下屡战不克的六安城。他认为该城屡攻不克的原因是百姓帮官军守城，可是在官军的威逼下，百姓敢不尽力吗？一城百姓夹在了官与贼之间。张献忠可不听这一套分辩，不由分说，把全城活着的人一个削一只臂，男左女右，整个六安成了残疾城！
【注7】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宋江《西江月》全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全诗为“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注8】很象《水浒传》中晁盖或史进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小说中晁盖的村子叫东溪村，与方腊的县名相近。
【注9】《水浒传》中所叙矮脚虎王英想占有被俘的清风寨知寨夫人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注10】《水浒传》中所叙李逵以耳朵数计杀人数，也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第二年（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把城中幸存的人统统赶出城，用铁甲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往长江里逼。长江里浮满了死尸，以致于武昌鱼都没法食用了。张部再行搜城，把最后藏起来的几百人全部处以肉刑，或砍肢（一如六安的办法），或是挖眼睛，或是割鼻子。整个屠城过程，比之后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的长轴上不但刻满了同种、同宗相仇恨、相杀戮的事实，对外族人也如此，并终因此遭到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的血腥报复。
汉代与匈奴的关系，当是一大奇观。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牧畜为主，尤重养马。冶铜业发达，冶铁与制陶也有一定规模。战国时，活动于秦、赵、燕三国以北的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经过东征西讨，南并北击，达到疆域东尽辽河、南抵长城、西至葱岭、北达贝加尔湖的盛况。由于其强势存在并与中国（秦汉）有漫长的边界，秦汉一直视其为边患，尤其匈奴屡有南下的攻扰之举，令南面的强大王朝不得不防。然而，匈奴终未对秦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优势。
至汉初，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见第九章），此后，与匈奴保持近四十年（从公元前170年至前132年）的和平态势。其间，只有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入侵雁门（今山西境内），榆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名将李广以计破坏了匈奴的此次骚扰。从匈奴的本次进攻看，本身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更象一个小部落的偶然之举。
对于汉朝来说，有惊无险。
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初期，这种弱势和平路钱被彻底放弃了。刘彻要挑起一场新的战争，来渲泄他对异种的仇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即他掌权的第八个年头儿，民间的爱国主义者（汉代的“愤青”）豪强之士聂壹经过大行（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恢向汉武帝建议：“匈奴最近才与我们汉朝和亲【注11】，亲近、信任我们。我们借此可施以诱杀之计。让边境的吏民用财物引诱他们前来，然后埋伏士兵预以击杀。如此，匈奴必渐消亡。”
刘彻及朝廷的大臣们，在国力强盛的骄傲情绪下，让一个无赖引诱了。骄傲变成了仇恨！
刘彻派韩安国、李广、王恢率军三十万去执行这一如儿童游戏般的计策。结果由于一个群众“演员”即被匈奴抓去的雁门尉史（相当于市公安局长）如实说出了汉朝有大军埋伏在马邑的事实，匈奴便悄然撤军了。
此次游戏破产，刘彻十分恼怒，逮捕了王恢，准备交司法部门处理。王恢自觉罪责不轻，就自杀了。
虽然经过此次不快后，匈奴仍和汉朝做边境贸易，但却放弃了和亲政策。刘彻呢，由骄傲而仇恨，由失败而恼怒，由恼怒而更加仇恨。汉初以来的和平政策也宣告结束，双方频繁的交战也开始了。
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青年骑兵将领卫青前去抵抗，化险为夷；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侵右北平郡（今辽宁凌原），“飞将军”
【注11】和亲：西汉初年对匈奴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西汉建立初期，匈奴常犯边境，刘邦曾亲自率兵迎击，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七天。突围后，西汉政府深感实力不足，便采纳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即把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维持友好关系。每年还要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汉初七八十年间，一直采用这种政策。
李广前去抵抗并兼任太守，未发生大战；
元朔二年，春，匈奴再扰边境；
元朔五年春，匈奴攻朔方（今内蒙杭锦北）…
刘彻挑起的边境战争几乎伴随了此后他的整个执政期。他的穷兵黩武政策也受到了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的言论。
刘彻既然已经开启了仇外政策，凭他的性格，他是要一直坚持到底的。匈奴在他执政期间虽为汉朝的军事力量所削弱，但终末放弃入侵的政策，西晋时曾在长城以内建立了赵、夏、北凉政权。
由于汉武北击匈奴政策的“成功”，汉族的仇外心理也形成了定势。
对外族宣示仇恨也是一些想从低级职位跃升到高位的官僚们一条捷径。在国家力量并不算强盛或说比原来有所衰落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迎合帝王追求强国梦或恢复往日荣耀的心理，带着刻毒去执行使命。
汉昭帝刘弗陵时代的骏马监傅介子就是如此，他远没了张骞【注12】的宽厚的胸襟。
天凤四年（公元前77年），骏马监傅介子出使大宛国，昭帝下诏让他顺路责问楼兰国王，楼兰国王表示服罪。傅介子回到汉朝后，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国王曾多次反复，不把他杀掉，他国就无所害怕。我愿意前去杀掉他，以此威力来告示各国。”大将军霍光把此事禀报了昭帝后，得到了同意。傅介子带了很多金钱，扬言说要把这些金币赏赐给外国，到了楼兰国以后，楼兰国王为了得到这些汉朝的财物，就来与傅介子会晤。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等楼兰王喝醉以后，傅介子对他说：“汉朝天子有事派我来秘密报告大王。”楼兰国王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帷帐里，有两位壮士从他的后面向他刺去。于是斩下楼兰王的头，让驿站的车马很快送回长安，并把楼兰国王的头挂在北门上。汉朝拥立楼兰国王在汉朝的弟弟尉屠耆为楼兰国王，并把楼兰国的名字改为鄯善。昭帝封傅介子为义阳侯。
为了打击长城以北有少数民族，唐、明两大强盛的王朝分别采取过野蛮的烧荒政策。
每至秋季草见枯黄，唐（明）之兵则北出几百里，放火焚烧牧草，以使游牧民族无法屯积牧草，也就无法向南进攻。这种烧荒政策，对南北民族的互相仇恨心理的催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代治史者有意回避，可考资料至今已经很稀少。唐、明两代历史，只是寥寥数语以记之。但，毫无疑问，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皇帝是要关心它的行之效果的。边关每年烧荒完后，要把出兵的里数、所烧的面积等重要数据上报到最高层。
在历史上，高纬度游牧民族向低纬度转移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必然，所以狭隘的民族观即种族主义便有了出现的可能。早在唐朝建国的三百年之前西晋的一位学者（也是官员）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政策。虽然当时的最高决策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的观点也反映了汉族知识精英的一种仇外思想。由于他这篇文章，此后的历史上便有一句“非我族者，必与我异”的名言。一种典型的忿恨话语。
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太子洗马江统【注13】上书最高决策层，建议把少数民族全部迁返本土。文章名为《徙戎论》。文章讲道：
周边夷人之中，戎人、狄人最为严重，他们势力衰弱时就敬畏臣服于朝廷，势力强盛时就侵扰背叛朝廷。所以，治国有方的君主，对待他们要保持戒备，防御他们要有一定之规。即使在他们前来叩头进贡时，边城仍然不能放松守备，而当他们强暴侵犯边疆时，又不用调动军队远征，只希望使国内获得安宁，疆土不受侵犯。关中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过戎人、狄人应当居住在这一地区。与我们不是一族，就不会与我们同心同德。而土绅百姓看不起他们，欺侮他们的软弱，而加以欺侮。他们出于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恨激怒的情绪，等候有机可乘，总是做出强暴无理的事来，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治国者所担心的，不是贫乏，而是不安定。就凭着我国领土广大，土绅百姓富足，难道还需要把夷人留在国内，然后才能取用丰足吗！对这些戎人、狄人，可以一概劝导并打发他们返回本土，既慰解他们的乡思，又给我国带来好处，这才是良计。
【注12】张骞（？－公元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初任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一说为二年）应募出使大月氏，相约共击匈奴。元朔三年（前126）方归汉。元朔六年任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因熟悉水草处，使军得不乏，封博望侯。
【注13】江统（？－310年）西晋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字应元。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提出交氐、等族迁离关中，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朝迁未采纳，历成都、东海二王属官，甚被信用。永嘉中避难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病卒。
江统建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时的齐万年事件。齐是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氐人、羌人首领齐万年，率两族人反抗晋的压迫。从义熙六年一直打到九年，才算正式解决。尽管有这个事件存在，但少数民族进入晋国的辖地甚至参与到晋国政治当中去，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如刘渊【注14】，于晋武帝司马炎时（咸宁五年，公元274年）就与晋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当时，西晋尚未攻取（孙）吴国，晋朝甚至有利用他攻吴的打算。经大臣王浑、王济父子推荐，司马炎召见了刘渊，经谈话，大为欣赏。当时正值鲜卑人树机能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有人甚至建议让刘渊以晋国将军的名号率匈奴五部人马帮将军马隆作战。在刘渊的任用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王浑父子主张任用，大臣孔恂与齐王司马攸等主张疏远甚至除掉他。结果还是王氏父子的观点上了主导，王浑说：“大晋国正以信用安抚不同民族，怎么能根据无形的怀疑就除掉侍子（人质。时刘渊为人质在晋）呢？应该讲究恢宏的道德气度。”司马炎同意王浑的判断。
此后，惠帝时期的执政高层不采纳江充的建议，与司马炎肯定王氏的观点有很大关系。由于晋及南北朝时代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中国的民族大融和时期才到来。刘渊虽然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自立的汉国（还有燕赵等称为“五胡十六国”），最后终融于汉族。－－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所谓中华，也只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意义。
唐代是一个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任用，另一方面又猜忌，安史之乱在本质是这种矛盾的爆发点。至两宋，由于一直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之中，仇外情绪高潮不衰，主张和平的人士受到民族情绪的非难，如秦桧的跪像的铸成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仇外的反映。明代之袭唐代烧荒政策，主要为防被驱逐的蒙古政权重新兴起，所以在文化心理上也必以仇外为主导。但是，这种仇外政策，最后也得到了沉重的报复。
明朝自神宗自万历初期就在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挑拔仇恨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满州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辽东守将李成梁（因击败蒙古插汉部，封宁远伯）意欲在辽功建立功劳，挑动满族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进攻古埒城主与沙济城主，并经诱降方式使民众杀二人，再将归顺的民众全部杀掉。在被杀害的人中，有满洲国的祖先即当时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因此事与明朝交涉，明朝不得不派出专使予以道歉。
这一事件并没改变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而满洲国也借此积蓄力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正式公开讨明政策。努尔哈赤以七大仇恨告诸上天：
我的祖父没有损害过明朝边境的尺草寸土，明朝边将却陷害我的祖父，这是一大仇恨；明朝设立界碑，刻上誓言，但却不遵守，凭藉兵力越过边界，保护和帮助叶赫部，这是第二大仇恨；责怪我擅杀越界边民，拘留我使节，强迫我杀十人于边境，这是第三大仇恨；助叶赫背弃盟约，将女子改嫁蒙古，这是第四大仇恨；我们历代守护的疆土，明朝派兵驱逐我百姓，这是第五大仇恨；叶赫对上天犯下罪行，明朝偏听他们的谎言，送信件辱骂我，这是第六大仇恨；颠倒是非，妄下判断，这是第七大仇恨。
【注14】刘渊（约251－310）十六国时汉国创建者。公元304－310年在位。匈奴族。其父以祖先曾娶齐邦宗女，并与邦约为兄弟为由，取汉姓为刘。西晋初，父刘豹卒，代为匈奴左部帅。遂广结胡汉俊杰，权力地位渐高。八王之乱起，遂谋取成都王司马颖欢心，被迁拜至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获准回左国城招集部众。
这篇文告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政治宣言，而不是一张帐单，但，的确明朝的仇外政策于此得到了最全面的回报。
新的仇恨要清算旧的仇恨。
清朝入关，虽然声称不是为直接夺取明朝江山而称“得于贼”（即李自成），但在对汉族文化发达地区的进攻中，往往伴以凶残的屠城政策。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破扬州城，实行了扬州十日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杀了约计80万人。八月攻陷嘉定（小城），三次下令屠城，家至户到，无不穷搜，共杀两万人。同月，攻陷江阴，满城杀尽，杀了十七万二千人，仅有五十三人幸免…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嗜杀性格没有改变，文字狱即为明证。在另一端，这种屠城传统也影响到汉族官员。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攻克了金陵（今南京），下令关闭城门，搜杀三天三夜，杀掉太平军军官三千人，处死士兵十万人，至于被虐杀的平民百姓已难以计数…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统一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仇恨的历史、屠城的历史。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传说中黄帝时代，天下大治的景象出现并得出维持，于是出现了瑞祥：屈轶在庭中长出，它会辨忠奸，要是奸佞人进来，它的就指向奸佞之人；凤凰在楼阁筑起了巢，麒麟也在园林中漫步。
出现了这三种祥瑞不久，黄帝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幅美妙的理想图式！
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帝尧时代又出现了越裳氏进献的巨龟（到王莽时代被假冒成了纯白雉），帝庭还出现历草－－不再也人事有关，而与历法（时间计算）有关。
舜帝是尧帝时代的最大人瑞，经过四位资历长久的政治老人（四岳）的推荐，受用于尧帝。接着，舜帝时代把人瑞与政治治理充分结合起来，高阳氏出了苍舒等八位贤人，时称“八恺”；又有高辛氏的伯奋等八人，时称“八元”；于是舜帝就把他们利用起来。八恺负责农业，八元负责教化。
恺字本意为欢乐，引伸意为恺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平易近人”。八恺乃黄帝之后，因为高阳氏的初始人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元字本意为善良，引伸意为表彰。高辛氏的初始人乃帝喾，帝喾的祖父乃少昊，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玄嚣。
在舜帝的政治谱系里，启用有德的旧贵族就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至少是达到政治清明的必要手段。
之后，人瑞几乎绝了迹。孔丘以为自己是人瑞，可是没有一个统治者能看上他。就不用说周王了，就是鲁国的公也不正眼瞧他，在他死时，只假惺惺地说：“尼父元自律。”（你怎么就这样老了呢！）就完了。以致把孔子的学生子贡生气地说：“活着你不用我老师，现在死了吊丧有个屁用？！”
人瑞是值钱了！如何利用也成了一门大学问。
刘邦即位十年时（公元前197年），打算换掉太子刘盈，让赵王如意上来。吕后一听，急坏了，赶紧去找留侯张良出主意。说是请，实际上是凭老面子硬逼。张良说：“这事儿，口舌不起作用。要改变皇帝的计划，你们就得去请东园公等四位老贤人作太子的客人。因为皇帝一直想请倒这四人，这四人就是不来。”
吕后派人持太子亲笔信去讲四位老前辈，四位老前辈果然赏光，做了太子的宾客，并时时随太子上朝。终于，刘邦打消了换太子的计划。
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人瑞是最好不过的奖赏！
历史发展到陈抟进见宋太宗之前，人瑞现象几乎消灭了。
与人瑞相比，更多是人祸。战乱、屠城，成了人祸的最长见场景。赵宋家夺取江山之前五十多年前的血腥屠杀与人相食的当代史记忆，还未消去，所以，对于赵宋家，人瑞的需要远比符瑞更重要！
这成为陈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军阀朱温与刘仁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刘仁恭恐兵力不支，乃在辖区内（今德州至北京间）征兵：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全民皆兵的战术，史称“闾里为之一空”）。为了不让辖区内的男人逃亡，全部给予刺字：一般百姓男子，脸上刺字，“文曰定霸都”；对读书人和做官吏的还好一点，在臂上文上“一心事主”。史称“由是燕、蓟人士例多黥面，或伏窜而免。”采取如此残酷的办法，总共征集到二十万人。
但是，兵员数目虽多，毕竟没受过训练，所以没有战斗力，与朱温交战多次，无一取胜。随后，全部兵力龟缩到沧州城内。朱温进围沧州城，阻断了一切内外来往。不久，城中发生了饥荒，没了粮食，也没了柴禾。
没粮食吃，就吃人！人饿急了，吃人的本能比野兽还要厉害。一个饿死的人，倚到墙上还没倒下，一群饿急了眼的人就冲上用牙撕咬。人再也不是人了，应该称为“兽人”或“人兽”。人骨头也达到了最高利用程度，尚使还有煮饭（就是人肉）的地方，用得肯定是已死的人骨头当柴禾，只是这骨头比刚死的人骨头稍干一点罢了。
人之不为人，超乎野兽，首先在于他们被困中的生活条件比野兽生存的条件还恶劣。野兽找不到食物可以长途迁徙，但被困于城中的“兽人”要想迁走，无疑于痴人说梦。野兽在实在没吃、没喝的时候，遗传因子告诉它们的只有一个信号：等死。就如现在非洲沙漠的干旱季节一样，一群鳄鱼固守着最后一洼泥水，直至干涸；干涸后，再抗争些时日，生命便结束了。而被围的人，尤其是领袖集团绝对不想死，他们要寻找任何一丝生机。比如说，粮食绝了，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再吃泥土。记录刘仁恭被围的《旧五代史》“生动”地记载了吃土的后果：“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吃下充当食物的土丸后，人难受呀！十有六七是被坠死，死状很惨，连躺都躺不下，就立着死了（倚在墙上）！！
不到一年，这种残剧再次重演！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反目，被守光拘禁在幽州大安山（今北京房山）。而引发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守光染指刘仁恭的小妾，与罗氏私通。儿子与父亲的小妾通奸，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仁恭气急败坏，不由分说给了守光一顿竹板子。守光记恨在心，等待时机报复父亲。沧州之围在李克用的帮助下算是解了，但朱温的攻势未减，把目标转向了幽州。
幽州告急，刘守光以救父为名，从外面率兵支援。结果是朱温兵走，而他一言不发地把父亲赶下台去，自任幽州节度使。
父子之不相让如是，就不用说尧舜之间了。尧禅舜继的神话，再一次被证伪！
刘守光拘禁了父亲，其他儿子自然不高兴。守光之兄，沧州守将守文大哭，称：“自古以来，那有儿子以父亲为仇敌的。我家出了这么个匪类，我真是生不如死。”于是率沧州、德州之兵进攻幽州，不幸用计不善反被弟弟活捉，沧德兵败。守光乘机再围沧州。
第二次，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人吃人发生了。
史载：“沧州宾佐（参谋长）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
城中再次发生大饥荒：一斗米价格达到三万钱，一颗人头的价格也到了一万钱－－阵前斩敌也成了一种发财的办法；为了保证战斗力，只允许军士吃人肉，不让老百姓吃－－只能如去年一样吃墐土。驴马没了饲料，相遇之后互啃鬃毛与尾巴。最倒霉的是读书人，没有武艺，防不了身，一旦出入家门，就被有力量的强者所屠杀，肉也成了强者的粮食。“久之，延祚力穷，以城降守光…”
这两次重大的相食事件，发生在赵宋家建国的五十多年前，形成了一种“当代史”记忆冲击。怎样避免这样的事件重演，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尤其是由于权力之争发生了家族内部冲突后，“当代史记忆的恐惧”更让皇权阶层焦躁不安。
史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冬十月，华山隐士陈抟入朝，以示对赵炅（光义）之政的推赞。这种超然独立的体制外推赞的现实功效要比体制内的上瑞献祥好得多。也正是这年的春正月，被赵光义贬黜的亲兄弟赵廷美忧悸而死。赵廷美曾扬言，他也效“兄终弟及”的模式，接哥哥赵光义的班。赵光义何许人也？他不会再高喊着遵守宪法了，就此而止。就像大禹一样，不会把位子给别人，而要给自己的儿子。为了保证儿子顺利接班，在打击赵廷美之前，他还诬陷自己的亲侄子即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夺权，威胁说：“你要看叔叔我不行，你就当皇帝吗？！”赵德昭不敢担违宪之名，愤而自杀。
陈抟何许人也？北宋安徽毫州真源（今毫县西南）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遂不仕，以山水为乐，隐居华山。周世宗以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太平兴国中，两度至京城，为太宗所重，赐号希夷先生。
此次陈抟入朝并不是第一次。在赵光义（后改炅）即位之前，就应召入见，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此次入见，则是主动的，从而冲淡了赵廷美之死带来的政治阴霾。赵炅对大臣们说：陈抟先生独善其身，不干权禄，是超世高人。陈抟对皇上的表彰也投桃报李，在大臣们请教修炼之法时，答非所问，因为一帮愚蠢的体制内官僚（学者）并不明白这是一场交易。陈抟说：“抟出野之人，于世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很明白，这是一篇裹赞现实政治的布道精品。它巧妙地回避了形而上的问题，与孔儒着力关注形而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对官僚（兼学者）们是一场及时雨般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陈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比唐代的卢臧用目标更优化，不谋求政治地位；又以道（隐）的身份效仿儒家先祖“不谈”之道。孔丘不谈神（形而上），陈抟则避道谈政（形而下）。赵炅听了关于陈抟布道的汇报，更为器重他，赐号希夷先生。此行是陈抟最终政治关怀的表白，因为他回到华山不久后就去世了。
不幸的是，赵炅刚刚得到了来自陈抟布道的政治收获，次年又发生了皇族权力之争。他的长子赵元佐因与他意见不合，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在赵廷美事件上，试图救助赵廷美，并因此后赵廷美之死而发了狂疾）。赵炅的统治实在不算怎么好，在位二十一年间（976－997），共发动了三次针对皇族政治力量的打击，受迫害的三人分别是侄子、弟弟、长子，所幸每次牵涉的人不多，还算有“明智”可言。至于爆发的王小波暴乱事件，因早被主流传统“贼化”，此不细论。
陈抟入对，成为宋朝太宗时代的一个政治（道治）的奇观，无形之中也成了后世君王所艳羡的典故，并发展成极端。比如明朝初期将不为朝廷所征召的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并以剥夺生命相胁。更后来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先生竟然吟起“说项依刘我大难”来，而对方如答则是“牢骚太盛防断肠”。
陈抟的故事之于后世，倒也像一脉时明时暗的河流，但不管是地上的流动还是地下的潜行，都无法与政治强势的方向相违背。只要你乐意作新版的陈抟，你完全可以稍微改进表演之技，去获取你想从政治强势那里得到的优厚待遇或赐号。
之于位处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陈抟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促使下层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文字寄托，来表示明知无法实现理念：别看今天处于下层（或干脆是“贼”），有朝一日会公车征召（或是接受招安）。《水浒传》里，这种理想得到了总结性反映。在《引首》（开篇）时，施先生虽云“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表现出超然的胸襟，但一说及由“魔”代“圣”的天道渊源时，则将陈抟的故事改写成了更演义化的版本。这固然有写作技巧需要的因素，但毕竟《水浒》不是“现场报道”或纪实、写真，而是经过了许多他人的“先期创作”，于真实事件发生后的不同朝代背景下综合而成的。
施先生写道：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陈抟先生是否真的从驴上掉下来，无从再予细考。但是，他不管多么地洞悉天人之变，也猜不出登基后的赵检点并没他那么心情舒畅的实情。赵检点虽成了皇帝，但他怕别人也效仿陈桥兵变，苦思冥想并经智囊团参议，得出个杯酒释兵权的对策来，消弥了潜在的反对势力。既便是在座稳的皇帝位置之后，还受制于势力强大的弟弟即后来的接班人。夺权十六年后，他打算将首都西迁至洛阳，并等时机成熟之后以长安为最后据点。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据山河形胜，可以节省常备军的数目。但赵光义一句：“安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地势之险”，拒绝执行他的政策。于是皇帝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才力有竭。作为一个战略家，宋太祖的预言有道理。至神宗（赵顼）后期天下已经无法复振（王安石改革注定要失败），何况这时候程氏之学又占了主流呢。依此而论，徽钦二帝亡于五十年之后，也是国家力量衰退的必然结局，根本不是陈抟这类善于投机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能预见到的。如果他真地可预见到，就不是笑着颠下驴背来，而是惊得掉下来了。
赵炅称不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堪称一位权术大师。在收到陈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功之后，于六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让全国人民学习陈氏家族的共产主义风尚。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令给江州义门陈兢粟米。
陈兢是南朝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直系祖先陈叔明是陈后主陈叔宝（583至587年在位）的六弟。
皇帝为什么要下诏令给一个已亡国四百年了的旧贵族后代粟米呢？原因是陈兢一家，九世同居，年长年幼共七百口。陈家不畜奴仆姬妾，上下和睦，没有人发表不满言论。吃饭时，七百余人同在一起开饭。陈家养有看家犬一百余只，共在一个食槽里吃食。若有一只犬没到，其它的犬就都不吃食，等待那只缺席的犬。犬通人性，陈家治家严谨有序无形之中为犬提供了秩序样本。唐朝晚期，也给过陈家旌表，表彰他们家族的团结。宋朝确立，第一代皇帝在执政末期给陈家免除了徭役。到了陈兢主持家务时，因为人口增加，家境日渐困难，常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发愁。为了保住这块道德教化的牌子，江州知州上奏朝廷，陈述陈兢家族所遇到的困难。皇帝的回复是，令江州每年给予粟米二千石。
整个历史真实事件，从情义上很感人。家族上下不用奴仆，男人不养姬妾，道德品质属上等无疑。但是，从经济效绩上，这个神话就破产了。为什么？七百口人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赋，还得让地方财政负担一家人的口粮差额。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道德性贡献是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换来的。
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若一个州全如此，国家可能就感到负担重了；若全国有1／3的家庭靠救济过日子，那么经济肯定要崩溃。
用体制外的襄赞来宣示体制内政治合法性是北宋前期的重大政治战略构造。这一活动，历经太宗发起、真宗继承、仁宗的追加，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在林逋死后近四百年，历史上又出一位杰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几乎就是明代版的陈抟，只不过捍卫正统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因为博学有才，得以从“有问题”的子女被“召为翰林待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方博士还是位历史学家（或称当代史学家），总裁《太祖实录》即负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伟人传记”编定工作。按现行的官阶（官价）来论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或许更高一些。因为他是新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的家乱确实给身为高官的他带来许多难题。其他高官何尝不如此呢？多少人为拥立的押宝，丢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获幸”而鸡犬升天。游戏规则很简单，但程序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既便比较混蛋的君主也讲“一言丧邦”，让参与废立或有此心的投机者们慎重。而聪明且霸道的君主则说：“这本来是我们家里的事，你搅和什么？”－－朱棣对方孝孺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单取一个镜头即死不写诏的细节，显然能把方氏神化为英雄。其实他不过较早地投资（机）到了新皇帝那里去了，在不可预见因素（燕王夺位）干扰下无法转化投资风险。很显然，在当初，投资于建文帝既正统又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利益冲突中，方孝孺毫不动摇地站在正统一边。他与黄子澄、齐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团，不同的是黄齐二人以削藩导致内乱，而方则一力主战。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发动叛乱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经过三年的交战，北方取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请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岩去面谈。薛岩回来后，方孝孺先于皇帝探听了北方的实情，但又不相信，还是决计主战。在与皇帝见面的三人会谈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岩说的是真的，那么理亏在朝廷，齐泰与黄子澄可是误我了。”
至此，方仍坚持已见，反而诬陷薛岩，说：“他是在为燕王游说。”
然而，方内心知道薛说的是实话，遂准备消解北方实力的办法，使用离奸计来制造朱棣的父子不和。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对世子朱高炽不太恭敬，宦官黄俨向来奸险，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与世子朱高炽共同守卫北平，朱高煦随燕王在军中，时时在燕王跟前中伤世子。而此时南军出师河北，久而无功，德州粮道断绝。方孝孺便对建文帝说：“兵家贵用反间之计，燕王父子兄弟可以用计离间。如果世子朱高识真被燕王怀疑，燕王必定北归，燕王北还，我们的粮道就可畅通，北伐之事就可成功。”建文帝认为此计很好，立即命方孝孺草拟书信，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到北平把书信交给世子，令其归顺朝廷，并许诺世子作燕王。世子得到书信，没有拆开，就遣人将书信连同张安一起送到燕王军营。当书信送到北平时，宦官黄俨就已先遣人飞报燕王说：“世子将反。”燕王怀疑此事，询问朱高煦。朱高煦说：“世子本来就与太孙亲善。”朱高煦话未说完，世子派遣的使者带了书信及张安来到，燕王拆开来看，急忙说：“唉呀，几乎误杀了吾子！”于是将张安囚禁。
北方军队再次发动攻势，攻克了临近南京的仪真（今江苏仪征），进抵长江北岸，朝廷六卿大臣为了自保，都请求出外守城，整个南京一派空虚。建文帝不得己，下了罪己诏，并在诏中要求天下兵马勤王，方孝孺此时再出奇计，让建文帝致书朱棣提出割江而治的政治解决方案。表面上看来是行缓兵之计，实质上是已经无奈北兵。他的一句话，就见了底牌：“长江天堑，北兵不惯舟楫，若与北兵在长江上决战，胜败未可知。”
好一个“未可知”，显然没了原先的坚定。战争到了成败不知的情形，方也不可能再向薛岩道歉了。
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妈也就是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过江求和。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叙一番亲情，燕王擦去眼泪后，拒绝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说：“连父亲分给我地都保不住，我还怎敢奢望割江而治，显然是奸臣的图谋！”
建文帝得到回复，大为惊恐，问方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口大话：“长江天险可抵百万兵马。江北船只已派人全部烧毁，燕兵岂能飞渡！”
大话归大话，不细论之，只看“未知胜败”的底牌到目下“岂能飞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证了宋濂的《大言》、刘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预言了！
到被捕时，也就是建文帝逊国后，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提出和解条件了。为了保住那点迂腐文人的最后自尊，他只有选择不合作，做最后一搏。
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长大后从名儒宋濂学习，在学者圈里被称为“小韩子”，比喻有韩非之风骨。韩非是大学问家，也是大权谋家（虽身死冤狱），有名篇叫《说难》，主研向君主进言的学问。从对对象的心理揣摩与个人好厌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详究细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韩非的历史悲剧！
方孝孺不可能突然转归到朱棣派系中去，因为他是“有问题”子女，得以晋升显位，能不报建文皇帝的恩情吗？他父亲方克勤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农垦专家，也是学者型官员，曾任济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但是由涉牵到带有政治性质的渎罪案中而被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编造虚假统计报表”而引起的。明制，各布政司与府州县吏每年至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数目相等后方准了案，否则驳回重新填造。为了避免来回往返，地方官员多携加盖印信的空白文册（即报表）以备就地重填。朱元璋知道后（1382年，洪武十五年；按洪武九年即1376年改中书省为布政司计，造假表之例已有六年），大为恼怒，怀疑此中有贪污行为，诏令“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官杖百戌边”。
只是因为皇帝怀疑便杀了一批人，因此可称为“政治性案件”。但事后没有平反，以常理推断：方克勤不见得有贪污行为，有宁海人郑士利敢冒天威上书为方克勤讼冤，亦遭杖戌。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何不替父辩冤？让外人不解，此案后十年（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入幕，“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朱棣起初听了他的重要谋士道衍和尚的私下密请：希望平定南方后别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就会断了种子。
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朱想草拟即位诏书，都推荐方孝孺，朱便召方出狱。方穿着孝衣入见，痛哭之声响彻殿廷。
朱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说：“成王在那里？”
朱说：“他自己烧死了。”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说：“国赖长君。”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
朱走下坐榻，对他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于劳苦。”左右侍从拿来纸笔，朱说：“草拟即位诏书以告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大写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连骂道：“死就死，诏书不可草拟。”朱大声说：“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
方说：“就是十族，你能把我怎么样？”声音更加严厉，朱大怒，令左右用刀将其嘴向两旁割到耳朵，又投入监狱囚禁。大捕其朋友、门生，全部杀戮，然后将方押到聚宝门外裂尸处死。时年四十六。受其牵连而死的八百七十三人。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团杀害。黄先生经历家仇国难，似有省悟，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骇世之论（语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何以论此？因为创业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创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说是自己产业的利息…
虽然黄氏的理论很有震撼力并成为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维新人士曾节抄散布《明夷待访录》；辛亥革命先驱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与黄一样反对贱视工商），但其理论根本不过是限制君权辅以贤相，往最好处想也难以到英国式君主立宪那里去！顾炎武虽非体制内人士，但也是抱守旧制不放的传统知识分子，明亡抗清失败后，他以商贩身份逃难，还“春谒长陵秋孝陵”。其思想也不出黄氏之右。从方孝孺到黄顾，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前进了这么蜗牛式的一小步。这就蜗牛式的一小步，还弥足珍贵！从1402 年方式之死至1695年黄氏之亡，293年间，中国大陆送终了一个明王朝、接生了一个清王朝，而制度实质没变。
【注15】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清兵南下，募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斥责以君为臣纲的程朱理学是“不通大义”的“小儒”。受王守仁心学影响，认为天和人都是“即气即心，即气即理”以为王守仁讲知行合一，是强调“力行”，即把“良知”之“天理”贯彻于事事物物。
【注16】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明亡，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对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则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这期间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文人，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经历世变之痛再沉溺于“治世”的学问时，西方的同行们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到晚清，陈抟主义或说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其中尤为不同于陈抟赞赵炅、方氏赞建义的是：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于慈禧、载漪、袁世凯。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要言论，之于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为英国人理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与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如启衅必足以亡国。”
在1900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奏效”，以致于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后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于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义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官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及李鸿章也。
1900年6月21日（应是第三次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后对内宣布与列强开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此，义和拳在1900年1月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这种运动来重振国威实力妄想。对于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个人来说，无论她的品质还是政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个人地位的企图，来利用义和团，不仅仅是“妇人之见”，而且非常反动，但这种反动，竟然也可以涂上（大多是后人的官方史论）“革命”的色彩，其谬误可悲、可叹！因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尚存一线改变积弱局势的希望，然而那场改革被扼杀了。
慈禧开战决策的结局是“西狩”。这算个给执国柄者仓皇出逃的一个文雅的称法。她最终还是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寿终正寝，可力求在混乱中获利的载漪却没能当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录＜拳变余闻＞记曰：“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为斩监侯，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
载漪当替罪羊实不足惜，因为他在作一笔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况且历朝历代在社会运动之后，总要引发内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总会拿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社会，应付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并不为其父的政治投资的失败所动容，而对自己的进退泰然处之：“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戌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闲居京师。”
随着一幕政治短剧的结束，大阿个哥成了无所谓的道具。与之相对应，晚清王朝政坛上却升起了一颗“新星”。袁世凯早在戊戌变法中，心怀两端及最后出卖康梁的表演中就已大发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积累下日后成为“大总统”乃至“洪宪帝”资本的投资却是在玩义和团这张牌上。
袁在山东主政时（1899年12月6日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坚定地执行“剿团保教”政策。这时的政治操作虽也艰辛不少，但已经不再是方法论的问题了，比之于在戊戌时的如履薄冰之情状，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保住近乎割据的山东并籍此图谋一日荣登至尊，袁的策略确有独到之处：一是，在压抑义和团的同时，举办团练。此策一方面替代义和团，另一方面可在正规军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装预备队；二是，在保护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时，驱除异己，把义和团的力量“请出”山东，“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国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合乱民而非义和”。第三是，在参与“东南互保”而拒不执行朝廷合理化建议的同时，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银两、布匹、食物。一方面弥消慈禧对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树立才堪应变的形象。
与永远圈禁和发配新疆的载漪相比，此时的袁世凯是大赢家。1900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后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涉及袁世凯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个身份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就是被义和团称为“二虎”之一的奕劻。虽然，奕劻与袁一样仇视义和团，但他被义和团视为仇敌的原因却在于他的职位“时充总理衙门大臣”。义和团的甄别教条从“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到如何对待交涉洋务之人，是通用的。弈劻的命运当然不能与“革命”的载漪和刚毅可比，而又绝无法与袁世凯相论，倒是慈禧太后鉴于他在以往的孝顺和忠心，并不计较他曾有过“反革命”言行，在她仓皇西狩之时，命其与李鸿章全权与洋人议和。
如果使用对立分辨的方法，奕劻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简单判定的无法适用，才使他后来将国柄沽售给袁世凯的行为得到合理详解。
他也慈禧一起反戊戌变法，却在义和团的巢抚问题上又与其一直效忠的主人意见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袁世凯，却在袁的贿赂下，弄到后来，庆王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
奕劻作为决策高层人物有着他的“政治理性”，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大清王朝命运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凯逼宫之时帮助袁恫吓全无主见的隆裕太后，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妇人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
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劻的举动未必符合其政治标准乃至贵族的良知，但从社会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之角度来说，那未必不是个明智之举。至少来说，他携眷到天津之后得以安度余生，而远比那位“永远圈禁”的载漪的个人际遇以及那位“开棺戮尸”的刚毅的政治命运要强。兴许只有后来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的潇洒，才可与他相比，不过前者仅是一个道具罢了。
◇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
设置道德规则，就要通过对道德典型的人或事件进行夸张。其实，这也是为道德目标而进行“改写”的一种表现，其结果是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因为鼓励人们把合法所得无偿地捐送出去，毕竟不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过分强调集体观念，必然限制个体创造的积极性，因经济效绩不良而使集体失败。儒家思想不得以重视利的时候，利也没有荣神益人的观念，只是为了小民能生活，国家减少经济负担。用现代经济学术话来说，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够了。这种得以维持的简单再生产，被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与个人生活的双赢模式。《论语·尧曰》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儒家对于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视为“鄙事”即下等人的生活方式，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视“劳动为人的尊严的表现”之价值观格格不入。儒家把百工技艺视为小道，只有伦理道德才是大道。程朱理学虽对小道有了一定的重视，但又是把它列为求大道的一小部分。
由于不重视财富的增值，对存量的关注则成为必然，“均贫富”即对结果的平均化分配便有了伦理性基础。过分重视对已有存量争夺，使团体（特别是家庭）内部创新力衰退。之于整个社会，一旦财富分配形成道义上的非均衡状况，就必然产生社会冲突。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农民起义不断的根源，而起义的伦理性根源则是均贫富。显然，当均贫富的道义性伦理掌握在“暴民”一方的时候，政府一方持有再大的暴力资源如军队，那么显然也就处在了伦理弱势一方。均贫富作为一种治术，让统治阶层时常感到有“走钢丝”的感觉。董仲舒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古代的任何政府都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积极努力的道德目标，虽然总是事与愿违，但总得设法在此伦理目标下设置道德规则。百犬同槽的宋代神话仍是儒家义利观的一个表现。儒家关于利的思想是矛盾的，比如“罕言利”与“民之所利”的冲突。一般来讲，上层社会不讲利，而下层社会则可以因利而活命。但归根结底，孔子把谋利视为不安天命的表现。他的弟子子贡从商谋利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只有颜回差不多，可又经常穷得当当响。子贡呢，不相信命运二字，大做生意，却屡屡赢利。”
儒家原旨道德的理想化与现实化道德失范的冲突，不是没人认真研究过。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一书中，进行过分析，他的结论可称为“王符悖论”。
王符是东汉末年人，目睹东汉社会治德沦丧、治能低下，他决心终身不仕，隐居著书，试图发现拯救社会的良方。时称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他的研究切中时弊又目光远大，涉列问题广泛又疏密有致。在《潜夫论》卷二《本政（第九）》中，他指出：
自成帝以来，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令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由此观这，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百犬同槽神话之前的一千五百年，还发生了二疏分金的故事。
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同为西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在位）的宫廷重臣，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二人见到太子已经自己能够读懂《论语》、《孝经》，就向皇帝申请回乡养老（公元前63年）。皇帝答应所请，与太子共给了叔侄二人七十两黄金。二疏回到家乡后，就用受赐的黄金换成现钱，每天宴请同族的人们，还有亲朋故旧。有人劝疏广，用这些黄金为子孙后代置办一些产业，他说：“我不是不心挂子孙。不过，我家本来有田产、房屋，只要子孙努力耕作，是能够供自己吃穿用度，与普通人一样过平常日子。如果现在再给他们添办产业，有了盈余，子孙就会懒惰。再说，他们当中的贤能者，会因增加了财富而丧失了志气；那些愚蠢的，得了额外财产会更多地犯错误。我这些年来钻研学问、供职朝廷，没有机会来教化子孙，现在也不想因他们的过错为自己招致社会的怨恨。这些黄金是皇上给我养老的，我有自由支配的权力，用来宴请同宗、故旧是我的心愿。”
二疏散金的道理，由疏广明白地表述出来：一是财产增值没什么意义；二是财产会给人带来不长志气的坏处。整个故事给社会的道德化影响之后的负面结果是：一，家族积累的伦理合法性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变小，权力资源层而还是希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二，认识不到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视财富为社会健康发展（存续）的反动因素。
儒家在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以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罕言利”的个人品质原则多少还有道德依托。但是，当它与政治权力结合即每个儒者成为官员、把智力资源出售给国家时，“罕言利”不但没有了道德依托，反而成了道德伪善的遁词。
“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里当官、为了吃穿”－－这一系列的俗语，不管它们产生的先后，实质上已表明了个人以智力资源与国家的交易的愿望，并预期了未来的利润。
当然，我们不能贬低那些道德品质优秀的个人以义为主的行节，但就整个儒家资源体系来说：从它与政治权力结合的那天，就是放弃理想主义、进入现实主义的那一刻；从一个儒者开始潜心诗书、图谋功名的那一刻开始，一项个人投资计划就开始了。
虽然道德性表现仍是官方与个人双方达成合作的绝对重要条，但是趋利却成了以后合作中的主要方向。国家一方要求官僚从业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出，个人则尽可能地把已投放的人力资本贴现。只要不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基本上就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即廉吏或循吏。
当整个官僚体系力图将未来的收益折现时，那么它就彻底失去了最后的诚实。结果是，整个社会对财产存量重新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至现存秩序被打破，为下一个秩序的出现作准备。
实质上，王符并没理解官位的经济交易性，所以才产生衰世时官位高反不尽责的悖论。在投资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明智的投资者都希望从一支股价不断下跌的股票中保全最大的利益，使损失减少到最小。中国儒家所提供的价值信条不过是交易与投资中的界面语言而已，当王朝政治给“十万之计”的政治投资者带来能预见的风险时，多数人规避风险的行为是理智的。
“崩盘逃逸”不只发生在王符所痛斥的西汉末年，他生活的东汉末年也发生了。此后，最具戏剧性的则发生在南宋末年与明代末年。随着历史的推近，越是近晚，发生的频率也越高。
南宋恭帝初年（1275年，离南宋彻底灭亡还有四年），蒙古兵降逼近首都临安，首都宣布戒严。这次危机，全面证实了程朱理学的教化的负贡献率。
同知枢院事（国家军事主官之一）曾子渊等数十人弃职逃跑。他的下级文及翁等人本来想承担主官逃跑的责任，但判断情况十分紧急，强行突破自方的戒严线，也逃跑了。实际掌权的太皇太后不得已，贴出一篇连哀求带责骂的榜文，大体说：宋室三百年，对士大夫不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一句挽救国家的话都不说。里边的官员背叛职守逃跑，外面的抛印弃城自求活命。平时你们读的圣贤书，都哪里去了？死后你们怎么见已故的皇帝。
他的榜文说得很直率，但仍没禁住官员的逃遁。
明朝将亡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王符悖论”和“崩盘逃逸”。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明朝灭亡），军队开支紧张，皇帝求功臣皇帝、太监们捐钱助军饷，想让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带头。周奎勉强交了一万两。李自成军队进京后，对周奎进行拷问，逼他交出五十二万两现钱和价值几十万的珍宝。不仅周奎如此，还有不少情况和他类似的人。只是这场“戏剧”比南宋末的更有意思。南宋末是官僚逃跑，明末变成了贵戚离心。
礼义廉耻早已成了社会所不齿的空头支票，诚实的缺失惩罚了统治集团，也让他们所牧的羊－－老百姓陷入灾难。
政治不讲诚实，意味着社会的崩盘与大众的灾难。不用说建立一个财富增值、繁荣有序的社会，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毫无疑问，儒家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与行为上的市侩主义是中国社会诚实缺失的文化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屡次重复昨天的灾难的原因。
《水浒》启示录六：
小吏们怎么个活法
兴趣点题：宋江敢于交往任何人，正如杨志为了升官能和任何人达成谅解一样。他与晁盖日常往来密切，是心腹兄弟。用现在的话来说，黑社会在公检法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然要放弃官方利益。
◇严重的自卑心理
小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特殊的阶层，他们比民即普通高，又绝对地低于有背景如科举、恩荫出身的高级官僚。他们是一群供职于政府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往下看，还有芸芸众生被踩在他们脚下；往上看，百官重臣压在他们头上，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个出息。
即便在科举未兴的秦汉，小吏的真正社会地位还卑微的。秦汉时期，一个年满十七岁（十六周岁）的男子，如果品行端正并能认九千个字，经乡官推荐可到政府从事文书工作，称为“刀笔小吏”。那时无纸，往竹简上写字，写错了用刀刮，故有此称。
小吏表现良好，可逐步升迁。直到成为大官。通俗地说，就象现在公安等穿制服的单位的协勤人员一样，干好了转成正式的，并可能当上局长或升到更高的职位。但是，大官瞧不起他们并千方百计地刁难他们。加上小吏办事拘谨、学识又差，就更难得到真正认可了。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非要有一番忍性不可，并加上刻苦自学，乃至厚脸皮地投机。既便是那些花钱买官的和靠投机当官的，也看不起他们。因为无论花钱当官的还是投机当官的，起步都比小吏高。张释之【注1】是靠花钱买官上去的，在给汉文帝写的奏章中说：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用小吏，李斯就是小吏出身。汲黯【注2】是社会流氓出身，竟然当着汉武帝的面骂小吏出身已位至廷尉高官的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你当这官，不配！凡有名或有气节的文士，都瞧不起小吏，陶渊明因不肯向小吏行礼，竟然连县令都不当了【注3】。隋唐科举制兴起，小吏的日子更难混了，所以，才出了唐太宗问张玄素搞出的不愉快【注4】。
【注1】张释之西汉大臣。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文帝时，纳钱补为骑郎。十年不升，无所知名，欲归。中郎交将袁盎知其贤，荐于文帝，拜为谒者仆射，后迁公车令。曾劾太子（即景帝）、梁孝王入朝，至司马门（皇宫外门）不下车“不敬”罪。颇受文帝赏识，升任中大夫。中郎将，后又升任廷尉，持议公平，依律以断案。不以帝意为据，天下称名。曾有人惊文帝舆马。帝欲重治其罪，他对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遂按法处置。景帝立，出任淮南国相，年老病卒于官。
【注2】汲黯（？－前112年）西汉大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性倨少礼，好游侠，尚气节。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时任东海太守，以清静治民，大有政绩，召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术，常直言切谏，曾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后出为淮阳太字，在位十年卒。
【注3】陶渊明为彭泽县县令，当时按秦汉时贯例，若干个县组成一个监察区，由郡太守派出掾吏担任“督邮”进行巡查，陶渊明听说督邮前来巡查，县令应该迎接敬礼，虽说不过是深深作一揖，可陶渊明作为士大夫，实在不愿意向刀笔小吏折腰，以至挂印而去。这种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只得以朝廷裁撤督邮一职告终。
【注4】《旧唐书·张玄素传》记载，唐朝初年，有一次唐太宗在朝会结束后与群臣聊天，问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张玄素：“你在隋朝时做什么官？”张玄素回答是县尉。唐太宗又问：“那在县尉以前是干什么的？”张玄素因为是刑部刀笔小吏出身，在朝廷士大夫之列自惭形秽，不愿明确回答，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未入流”。想不到唐太宗打破沙锅问到底：“究竟是干什么的？”张玄素面工耳赤，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散朝后出了宫殿，面如死灰。
因有小吏出身，宋江心理一直很自卑，在卢俊义捉到晁盖的仇人史文恭后，力推宋江为第一把交椅时（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把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宋江的推托之词有三：一是长相，二是出身，三是武艺，都不如卢员外。第二条说得很坦诚：“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兄弟不弃暂居尊位。”－－说得很明了，只是因为梁山的灵魂人物吴用不想换他。吴用首先抢在宋江重申晃盖遗训前发言：“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兄弟各依旧位。”之后吴用又“以目示人”即使眼色，让武松、刘唐、鲁智深等人发言，才让宋江找回了部分自尊。
既便如此，宋江还要以抓阉的方式定自己与卢员外的地位：分头打仗，先胜者为首。
不仅小吏出身的宋江自卑感严重，既便那些为官的但又不顺遂的官们，也是如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宋代的衰败之气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想以宋江反诗立功并终死于宋江之手的黄文炳，便是典型的一例。
黄是个闲通判【注5】，不在战时，无什么实权，便一力寻找机会。得知江州对岸的无为军的知府蔡九是当朝权臣蔡京之子，便来巴结。“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由此可见，他的处境比小吏强不哪里去。在他瞄上宋江时，也正是自卑压抑的时刻，“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无可消遣，带了两个仆人，买些时新之物，自家一只快船渡江来，径去府里探望蔡九知。恰恨撞着府里公宴，不敢进去。”
回来之后，去浔阳楼喝闲酒儿，便发现了宋江的反诗。宋江开始真地倒霉了，他黄通判已把自己送上了死路……
◇过快活风流的日子
宋江的生活方式令许多不解，家里很富，三聘六娶当不成问题，但他就是不结婚。不结婚，又不能如晁盖那样打熬自己，便搞起“包一奶”来。
他包一奶的非婚姻性生活，缘于慷慨的本性，也出于他那个阶层的生活习惯。与他同在一屋办公的张文远也是生性风流，因此才引起阎婆惜的移情别恋来。“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做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萍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口竹弹丝，无所不会。”（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小吏们在出身起点上是文人，虽然没能中举进科，但也总有风花雪月的情趣。自五代花间派【注6】兴起以来，北宋文人承浮艳之风，风花雪月成为文人的生活时尚及品位的标志。昔名词人辛弃疾养有两妾，“皆工尺赎”即文化修养很高，一个姓田，名田田，一个姓钱，名钱钱。柳咏崇尚与妓女厮混的生活，不结婚，终日寄身青楼（妓院），才演绎出后人编写的故事《众名吊柳七》，说：柳咏死后，由妓女们为主体给他送葬。
宋江是个文才过人的人，当然也崇尚辛弃疾、柳咏的生活模式。至于阎婆惜勾上了张文远，他也是懒得管，只是不再多往她身上花钱就是了。
有文人为身家底子的小吏们因前代有嫖风艳节，也就不拿“与女人有染”当回事儿了，所以张文远便出头替阎老婆子追凶手。知县本想拿唐牛儿顶帐，没想到张文远给予了举证，说宋江的压衣刀在现场。随后又挑阎婆告状。
【注5】通判：官名。宋初惩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太祖乾德元年（963）统一湖南后，始于各州府置通判，州一人，大州二人，人口不及万户者不置，如知州是武臣，虽小州亦置。通判为州府副长官，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之权，凡民政、财政、户口、赋役、司法等事务文书，都须知州或知府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南宋仍设通判，平时是州府副长官，战时则专任钱粮之责，与知州或知府共同催收经制、总制钱缴纳户部。
【注6】“花间派”为后世命名，其作品以《花间集》为代表。《花间集》，书名，五代后蜀赵崇祚编。十卷。选录晚唐、五代温庭筠等十八家词五百首。成书于广政三年（940），为文人词集最早的一部，当时词作多赖以存。内容多写官僚的冶游享乐生活，刻划妇女娇娆之态，词藻浓艳，风格浮靡，对后代词风有消极影响。
张文远并非是为主持正义，而是出一口恶气而已。时间一久，也没了劲。
雷横与宋江一样，也因女人问题出了人命。雷横并不想什么真正的肉体风流，只不过想过过眼瘾（淫）而已。帮闲的李小二即小地痞，非叫雷横去看东京新来郓城说书的白秀英（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御内＞）。看是看了，但等到收钱时，雷横却身上一文没带，再找李小二，早溜去喝蹭酒儿去了。白氏父女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不怕小县城的小吏，一顿挖苦，引得雷横动了手，随后是一场官司，一场官司后又是一条人命－－气急这下，打死了白秀英。
雷横算不上标准的小吏，只是个与小吏站在一个台阶上的政府公务员。但是，那个阶层已经习惯了风花雪月，才引来了一场大的变故。
◇一颗雄心两套准备
宋江是小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有雄心也有眼光，尤以处理人际关系见长。这是他为自己能从小吏变大官的准备，在这点上，他和日后害他的闲官黄文炳并没本质的区别。而为了未来有所成就比如封妻荫子，他绝不和张文远、雷横那等人是一个心理。风流快活的日子只是一种暂时的消遣，喝酒、送钱、交人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
在花钱上，他又不同于黄文炳，只打点大人物，宋江尤对底层社会关心，试图以民意为日后升迁的本钱。在另一端，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心理最明白，在万不得一的时候，他有决心舍弃眼前的一切，像当年的曹操一样另起炉灶，干一番事业。他的事业未必以夺取天下为目标，但至少他要取得耀眼的地位。日后成为反体制的领袖人物，也势在必然。
他敢于交往任何人，正如杨志为了升官能和任何人达成谅解一样。他与晁盖日常往来密切，是心腹兄弟。用现在的话来说，黑社会在公检法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然要放弃官方利益。在听到督办生辰纲被劫一案的何观察说出晁盖等人之后，他便担着血海的干系去告诉晁盖：“如今黄尼冈事发了！白胜已拿在济州大牢里，供出你等七人…以此飞马而来报你。”（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这种举动，绝非偶然，因为那个社会机制告诉他：一切都是就近的关系有用；太师，还有州里的能有什么现实的回报？保证晁盖不被抓，才能保证日常的密切交往不纳入官方的视野。
出来当小吏也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投资，或干脆说是投机，尤其在高层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风险更高。他与父亲、弟弟早预备好了规避小吏风险的道儿：一是以文书的形式断了父子关系，为有事不连累父亲与弟弟；二是，在家挖个地窨子，备急时藏身。《水浒传》专对地窨子做了交待：
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地窨子只是个应急之用，他还有别的选择：一是投沧州横海郡的柴进，二是到清风寨花荣那里去，三是去白虎山孔太公那里去。
朱仝与宋江的处世心理是一样的：上边的案子压得再紧，也不能妨碍最近的关系。所以，他得支开不太懂事儿的雷横，找到宋江曾告诉过他的秘密地点。宋江通报给朱仝他自己三种打算，朱仝也就放心了：只要关系最好的朋友不被抓，一切私人交往仍无法纳入官方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