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稼祥(1955--)
吴稼祥，男，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多篇文章被多类文集收录。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
人物简介
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
1978年2月－1982年2月，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
1982年2月－1986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
1986年3月－1989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任职。
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
1989年7月－1992年8月，因辞职等原因被隔离审查，羁押于秦城。
1992年8月－1999年12月，北京市民，私营企业主，独立研究者和撰稿人。
2000年3月－2003年，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作品论文发表
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理论
精英、道德与自由
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
两种“民主社会主义”
联邦与均衡
还土于民才能真正提高农民收入
冰山意象：自由化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四
雪崩遄思：崩溃趋势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三
改革与公正
谷仓推测：侵略倾向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二
瀑布猜想：权威化假说
通过联邦主义走出“财政联邦制”困境
新左派：僵尸还魂
全球化与联邦化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家体制的四大贡献
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
溶解性功能主义——中国改革的世界哲学意义
中国百年民主化尝试的再思考——兼论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三个理论问题和三个发展阶段
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
一条在延伸的板凳－－中国联邦主义思潮在海内外
剪掉国家头上的辫子－－通过联邦制将国际问题国内化
主要作品
《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1985年）》
原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年第1期，以及《经济日报》1985年8月3日第1版。
作为中国最早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的论文之一
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中国：发展与改革》年刊（首卷）评选为优秀论文二等奖第一名。
吴敬琏老师出版于1994年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认为是本文作者在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思路”，说这篇论文“对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怎样进行改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2版，第218页，该书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邓小平：思想与实践》 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77-1987））
副标题：1977——1987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
《新权威主义述评》
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
《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时间：1997年3月
印刷时间：1997年5月 智慧算术 加减谋略论
《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
高全喜主编：《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
三联书店2005年6月 果壳里的帝国
《一杯沧海》
朝华出版社2005年9月 一杯沧海
《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1日
入世心法 从历史看加减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论人民（下）
论人民（上）
中央集权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分裂风险
两次大呼吸——东方文明的大成与我们国家的使命
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理论
精英、道德与自由
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
两种“民主社会主义”
联邦与均衡
还土于民才能真正提高农民收入
冰山意象：自由化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四
雪崩遄思：崩溃趋势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三
改革与公正
谷仓推测：侵略倾向假说——前民主化大国四大政治假说之二
瀑布猜想：权威化假说[i]
通过联邦主义走出“财政联邦制”困境
新左派：僵尸还魂
全球化与联邦化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家体制的四大贡献
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
溶解性功能主义——中国改革的世界哲学意义
中国百年民主化尝试的再思考——兼论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三个理论问题和三个发展阶段
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
一条在延伸的板凳－－中国联邦主义思潮在海内外
剪掉国家头上的辫子－－通过联邦制将国际问题国内化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鬼打墙的路会继续走下去
“中国梦”的上篇
大部制为政改试水
让意识形态沉默，让生产力说话——有关改革“方法论”的对话（下）
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有关改革“方法论”的对话（中）
改革不是革命 过河还得摸石头——有关改革“方法论”的对话(上)
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
权力继承的阵痛
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和出路
并没有成为过去，孔子等待入场
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中国的“敌人”为何增产了
亚洲溃疡
萨科齐又来了
中美之间的两场战争
政治领袖的坐标定位法
傲慢的粪便
丰田：受中国釜底抽薪战略影响的又一个帝国
中国的“双轴外交”
谷歌膝下有黄金
网络成了“马蜂窝”
哪种暴力害了菲律宾？
国有企业“肿瘤化”趋势
金融危机，失败的是国家还是市场
嘴的河流
天灾检验人事
艺术的核心生产力是精神自由
多事之春
自由并非天堂——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北极熊在打磨自己的牙齿
汉字繁简之争背后的母性情怀
潜入“深蓝”？——党内民主的好处和风险
暴力美学
餐桌上的“民族”
“轮胎”贸易战——美国莽撞，中国笨拙
轮胎：美国莽撞，中国笨拙
美澳邀中国军演在逗谁玩？
身体与国家
日本重返亚洲
换个角度来看“超渡法会”
澳与俄：反华反的是什么？
两次阵痛：民族问题，抑或民主问题？
阻断权力与精神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俄罗斯让中国吃黄连
民族性：长于投入—产出，短于自由—平等
向左看齐？
朝鲜到底想要什么？
总统不幸国家幸——三位前总统的境遇与民主的三种生态
中国VS印度=效率VS民主？
拿什么来记住你，汶川地震？——另一种“灾害政治学”
墨西哥需要同情，不是隔离
朝鲜接班人问题的宿命
村官被“招安”？ ——村官当镇官的政治学含义
从“煎饼”到“馒头”的中国不再惧怕海洋
联邦救济民主
南海阴云遮翳东北亚上空
“中国不高兴”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公民”不宜随便被打包
美国在脱皇帝新衣，展示“比基尼”？
司法：自由裁量与自由伤害
奥巴马：摩擦中英，重启俄伊
中国南海主权不宜长期“搁置”
你应该如何与政府下棋
水性外交
与俄打交道，不能顾头不顾腚
莫拿纳税人的钱来大兴土木
中国智库只是“翰林院”
巴以战争是美伊冲突的前哨战
俄乌斗“气”与“能源正义”
中国改革进入精细化轨道
2008：“露”风劲吹
法国想左右世界，什么在左右法国
欧元与美元争霸：人民币的机会
一个失败者的欢欣
一秒钟：天堂与地狱的距离
华府论剑：欧元与美元争锋——即将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有感
奥巴马赢不了
捏痛脚：大国政治就是这样玩的
奥运记忆，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侧影
运动员入场时，请政治退场
政府救市的风险
黑恶势力是在“公然挑衅”，还是在“公然勾结”翁安县政府？
“摄政王”普京殿下？
中国爆发“南北战争”？——价值的冲突
“范跑跑”猥亵“自由”
美国真的会进入“奥巴马时代”吗？
马英九“冲喜”
感受大震：不敏感突发事件进入敏感地带
马英九“大夫”的“疗伤政治”
民粹主义的三只手
孔子走向了世界，为何不能走进北大校园？
中国比日、韩、美更有希望的一点民族性根据
玩奥运政治牌是一个危险游戏
让“政工”改行做“社工”好吗？——从一个被虐待儿童的悲惨遭遇想到的
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有可能在议会
台湾民主走向成熟
从“大部制”改革，看三种“三权分立”
俄式“禅让型民主”
有限责任政府
三个道歉的三种味道
不要把科索沃当作台湾来联想
雪灾：对决策层的第三次“大考”
克服民族分裂主义的两项制度安排
油价是水，俄国是船——高油价将改变大国政治格局
我国税收增长率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什么？
两只老虎跑得快——2007年国内5件大事
自杀是个人决断，也是社会现象——与崔卫平商榷
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再谈《色，戒》兼答网友
女性器官拒绝任何祭坛——也谈《色戒》
膀胱决定成败
汉字里的哲学03——党
自由的花房——社会中间组织
谁动了我们的孔子
昨天假痞子，今日伪君子——从营销观点看王朔的表演和价值观宣言
“修宪”斯诺克的三种玩法——安倍、陈水扁能够单杆过百吗
王朔：从小说到妄说
中国开始制造影响
谁借了萨达姆的头
太阳从南方升起——中非合作的国际政治意义
钓鱼岛：东亚的“耶路撒冷”
双头鹰的“三角”思维——谈普京的大国方略
靖国神社是个球
以“鞠躬”为年号的“新政”
“阳光”下的姿态——北朝鲜与世界大国的最新博弈
超越“民主——分裂陷阱”
“超级女声”的粉色宪政
用联邦制疗治国家内伤
为中国强大甘愿受难的人
放弃显影的人生
纵向民主
一生的眼泪和六分之一颗苹果
温总理：始于1985年的亲民课程
虽亿万人，吾往矣
香港是雅典，是迦南，还是桃花源
有感
早餐桌上
一切都与飞天有关
朱厚泽，用背影赢得掌声！
世博开幕式的元音、辅音和吞音
“除了下去，我从未离开过办公室”
虽亿万人，吾往矣
美国身上的雅典背影
往事如雨（1）：致命的烟蒂
祸也是书，福也是书
“适度”生存——眼睛王蛇与“线人”的故事
悼卓琳，让小平碰钉子的女人
季羡林：做人的大师
混合型流行性的平庸之恶
五四90岁，“民主”依然年轻
蛋永远站在您这一边
蓝与绿
三个人的罗马
扬州有个“中南海”
芒果与杨梅——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权力下放不是联邦化吗？
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
国民党化蝶的启示
让娼妓晒到太阳——读2500年前一首婊子赞歌想到的
死之花——从海子到余地、余虹的绽放
看得见的制度
历史是一根被扳弯的竹子
严家祺待客
看京剧想到“脸谱政治”
从地址书写法想到的
新儒家的政治幻觉
“010”，“午夜凶铃”
今晚，我们在这里感谢一个人
让尼姑出嫁如何——论中国需要一场佛教改革运动
猪年祝词：愿中国一年更比一年“差”
无为、逍遥与自由
我们时代的幸福与痛苦
为政第九：想呐喊时打个哈欠
人生的金字塔
公鸡感冒了
《霸权的黄昏》第一章
《霸权的黄昏》目录
《霸权的黄昏》前言(下)
《霸权的黄昏》前言(中)
《霸权的黄昏》前言(上)
张宏杰 中国人怎么变成了今天这样
袁伟时 章立凡 决定国家盛衰的缠斗
公天下之重启西周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路径
三打白骨精：东方专制幽灵的三个躯壳
中国很高兴：评《头等强国》
混淆蛋清与蛋黄的一个榜样——评刘仰的《中国没有榜样》
与改革亲密接触的60种方式——序桂杰《中国百姓30年》
《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目录
防腐如防火——论对腐败的抑制
花不在你的心外——《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自序
一具骷髅能走多远
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述评[1]
鱼儿离不开水——谈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中的权利思想
给我一把胡桃夹子
诗一首:五月
五月是危险的月份
堕地的青核桃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以“公天下”解治乱循环
三辈子写不完的书
寻路中国
集权专制不是中国的宿命
吴稼祥 王人博：东方与西方交织下的天下观
吴稼祥对国内形势的最新看法
2013-06-23|
吴稼祥对国内形势的最新看法
问题1：目前大家普遍对习李新政有些失望，您如何看？"
wu:今天我来跟大家交流，先给大家8个字，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对目前这个领导人组合，我个人认为是迄今最好的组合，都是从基层上来的，问题看得准，有能力有魄力。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路况上，就好比二人驾驶一辆车，你在市内开开可以，出了市区，道路混乱，有些地方必须停下来清理路障，有些地方必须减速。毕竟目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形势，都非常棘手，所以迂回和暂时的停顿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新领导人上台后，对改革的努力不曾停止，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过去时。比如习上台后直接去了深圳，跟随邓路线，深化改革的姿态非常清晰。目前大家觉得困惑的原因，可能是听到了一些反宪政的声音，这些声音未必就是目前的领导人首可的。大国政治比较复杂，美国政治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啊，以后要习惯这个。要听习的声音可以有一个渠道：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政治信息要从多角度去判断。
问题2：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需要改变吗?"
wu：本届政府外交上相当有作为。方向也很清楚，不跟老跟孤儿交朋友，要走利益和价值观外交路线。从言辞上，韬光养晦可能不会改变，但在实践中，咬狗不叫，这是中国智慧。一是朝鲜，朝鲜是个凶恶的狗，目前已经低头了，为啥低头，应该是被咬了。怎么咬的，大家有心的可能也知道一些，公开场合还是很客气的。二对印度，帐篷对峙，有利有理有节。在李克强访印前夕干这个，就是表示决心，我想干就干。三对钓鱼岛，日本目前已经吃亏了，中国舰船不间断巡逻。四是菲律宾，黄岩岛已经占领，菲二世退了。对越南要有点小心，但对方真挑衅估计真会动手。五是美国，习访拉美，进入美国后院，美国想在南海制造事端，习先访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反美的，所以国内左派也没话说，委内瑞拉又连着特立尼达多巴哥，最后是整个拉美。在这个外交里，美国比较被动。应该说习李团队目前在外交上着力不小，软硬兼施，上下其手。其外交理念，对近距离小国，唇齿相依战略；对大国远交近攻，比如俄罗斯，始终是要防一手，但矛盾没激化之前，不可闹僵了。比如东亚一体化，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亚元问题，上世纪日韩热心，中国不热心，现在中日交恶，没这个机遇了。但这个课题将来要捡起来。最大的韬光养晦就不应该四面树敌，不应该老和孤儿交朋友，要把过去的朋友外交、兄弟外交、意识形态外交，转成利益外交，也就是普惠外交，另一个是价值观外交，就是要以正义为原则，天安舰之后，中国成为国际敌人，就是因为你支持非普世价值。我们最近制裁了朝鲜，高规格接待了缅甸总统，跟美国有利有理有节，这都是价值观外交。
问题3：请问”七不准”的背景是什么
wu:七不准的背景。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保守派与市场经济派经历了长期争夺，从目前看好像市场经济派暂时领先，但保守派守住了政改这个门。这个门被守住，市场经济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畸形儿。而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一旦时辰已过，畸形儿长成权贵资本主义，则尾大不掉，后果就很难说了。其次，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弱势群体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这里甚至也包括一些政治上有分量的官员，他们有权但不贵。理性分析，造成这些状况应该是改革不彻底，市场力量不够深入，左派太顽固，那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啊？但实际上不是，在政治上，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弱势群体有可能更同情左派，甚至支持用文革方式清算。所以对于这些不满声音，左派是乐观其成的。第三，这么大一个党，内部有方方面面的力量，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宪政，支持普世价值观念。从政治操作上，一定的制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改革派当权，那保守派掌握宣传机器，互为制衡，历史上也有过。现在的宣传系统，从五不搞到七不准，为啥20年前不搞10年前不搞现在搞，就是这么个情况。
问题4：看现任领导人公开的言论似乎偏左，其核心的理念会是什么？"
wu:我一直觉得邓小平是个非常伟大的人。邓小平伟大的地方，在几乎所有高层反对的情况下，毅然开展改革。他把党内左派派都平衡的不错，要做整个党的领袖，必须平衡。胡耀邦的悲剧就在于，他旗帜羡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那只做半个领袖，自己成了反对派，这个不适合做领袖。习上台后发出了改革的强烈信号，去了深圳，走邓路线，那也必须平衡和保守派的关系。七不准，某种程度上是善意提醒现任领导人，要做全党领袖必须平衡，不要做半个领袖。目前底层不满，有文革复发思潮。开左灯向右拐，这是由上层政治决定的，要做全局的领袖，消失争论，应该这样做。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团队亲自发表过反改革的言论。这本身就是态度。
问题5：除十八大报告外，国家是否有一览子具体管理规划，或具体改革方案？
wu:本届政府有一个顶层设计的倾向。他应该是放权的思想，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干预，他上去后放了很多权。不管效果怎样，目前看是个放权的政府，更加注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自治精神。比如最近，安徽铜陵又开始基层选举试点了，做海选，效果非常好，没有一点混乱，很有小国寡民的味道。我去看过，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为止没有被叫停，各部委还去调研过了。内政上，经济改革还剩3个大问题，1土地改革，2国有企业，3金融自由化。3已经部分做了，2国企改革，目前已经不宣传国企就是好了，第一刀是铁道部，欢迎民资进入。这事目前看阻力有点大，我的看法，能维持住盘子，就是最大成绩。1，土地，各地正在探索，给农民土地确权。
问题6：请问当前领导人的执政风格？
wu:要了解习总的核心理念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父亲。习是个孝子，有报恩之心。习仲勋是个知错必改，理念非常开放的人。他的执政理念：政治上，赞同宪政，支持民主。经济上是支持市场化的。外交上，欧美外交为核心，维护国家利益的全方位外交。文化是多元的。我认为他是个和蒋经国很类似的人。所以，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中国近代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过于着急，光绪上台28天就要改革，再等等不行么。从目前国内政坛看，不会有习的对手，他很有自信。习从基层一级一级做上来，处理各种矛盾的经验是丰富的。
问题7：安徽铜陵的情况是否可以敞开讲细些。
wu:铜陵是内地的移民城市，理念并不保守。1988年汪洋当过市长，曾题字：解放思想，黄金万两。铜陵当地公认汪是近年最好的领导，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历届书记都沿袭。最近的市长，是个北大的，以前在体改委工作。去了后做了许多方面的探索，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同名同权，城乡里外都一样，农民权益得到很大改善，城市居民表面吃亏，但也不反感，获得老百姓拥护。二是割肉平权改革，把所有非公务员机构，凡是社会能提供服务的，统统承包，政府没有车队，要建设有限责任政府。三，土地产权改革，欢迎开发商改造棚户区。这件事情据说老百姓口碑特别好。把土地财政变成土地民生。四，搞社区自治，社区能办的，政府都不管。社区医疗，医保，补贴，搞得风风火火，卫生部也去考察了。五，跟广东学习，村搞理事会，民主讨论，各方出一点钱，带一点股份化的感觉，村民也很高兴，有点像董事长，股份制，民主化，和历史上的乡村自治，都结合了。六，直选，两个社区的直选，这个彻底反驳了中国人不能做，素质不够的谣言。三线城市也可以以搞。"
问题8：怎么看邓的后代，叶的后代，胡的后代进入政界？
wu：这个很正常，发达国家也这样，政治世家，他有这人脉，为什么不让他做？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让不让他做，而是怎么做的好，怎么做的可持续。还是改革要继续深化，走民主化道路，制度要足够成熟，社会要足够稳定，如果没有这些，这些人自己安全都未必能保证。如果民主化了，这些人会是国家之福。
问题9：关于王沪宁？
wu:王沪宁，他对西方政治学比对中国更了解。他在理念上，跟大家都没有分歧。未来可能对宣传系统有影响力。
wu:总结陈词，目前最大不确定性在于权威分裂，最高名义权威和最高实际权威不是一个人，这种政治不稳定态将来要改变，会把中国逼上民主化道路。二目前常委这个团队是综：合性、能力、团结性很好的。这个团队如果再干不好，那中国也走势不妙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多中心治理，实行中华联邦宪政民主，获得内部活力。我认为我能看到这一天，中国可望重回世界之巅，成为亚洲盟主。因此，第一，要关心，二，要有信心，三，不要着急，有耐心。谢谢大家。
吴稼祥：我是“思想者”“国师”是某些人对我的挖苦
2012年12月29日 05:17来源：深圳晚报
原标题：《公天下》作者吴稼祥 我把自己定位于思想者
吴嫁祥
深圳晚报记者谭宇宏
吴稼祥近期很火，他出了一本《公天下》，热评如潮。12月23日，吴稼祥应南方周末的邀请为新书的基本内容做了一场演讲：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路径——《公天下》说了什么。12月25日，吴稼祥在新浪微访谈和头条博客与网友互动。26日，吴稼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思考二十载完成《公天下》
吴稼祥的这部著作全称是《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这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继“理想国”之后推出的“新民说”系列的重头作品，“新民说”的理念是寻求“现代中国的维新固本之道”。
《公天下》说了什么？简而言之，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其民主化的最大难题，不惟是公民素质，而是国家规模。惟有多中心治理，才能缓解规模压力，实现稳定与活力兼得；而多中心治理，在当代条件下，与民主宪政互为必要条件。套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公天下》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的政治简史，读懂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4000年的政治史。《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对此书评价甚高，微博上议论精彩。吴稼祥思考20年，历时三载完成此书，用他的话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
记者本以为这么宏观的论述，读来必定艰涩难懂，谁料文风轻松可喜，旁征博引，绝不掉书袋。或许是受费正清中心的影响？专访一开始记者就抛出这个问题。吴稼祥称，在费正清中心的3年，他写了《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该书2002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了“规模和专制程度成正比”这条理论，找到了四条假设，但总的来说比较粗陋。《公天下》是《头对着墙》的“深度加工”。吴稼祥说：“打个比方，如果说散文、诗歌是彩虹，那么论文就是阳光；《头对着墙》只是片段的阳光，《公天下》的光变成了激光，具有切割和穿透力。”
我们那一代都有家国情怀
谈及这本书形成的思想背景，吴稼祥说，很多年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那一代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成年了。1978年，23岁的他考上北大，报的是法律系，因为数学成绩比较好（83分）被分到经济系。“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都有着某种家国情怀，一直在探索，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初到北大，吴稼祥对经济系没有概念，以为就是做会计。幸运的是，大一下学期他开始旁听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坚持了一年半。吴稼祥称，赵靖老师的才华和方法论无与伦比，北大四年他受惠最多的是赵靖老师。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论中国封建工商业的特点》达到了专业论文的水平，刊登在1983年01期《学术月刊》上。这也回答了记者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他的《公天下》不像一般历史著作侧重谈得失，更侧重的是逻辑推理。
大三时，吴稼祥得了一场重病，一直高烧不退，长达一年多。一开始以为是肾盂肾炎，后来查出来是免疫功能崩溃。因为营养不良，加上学习过度，身体超支了。同学把他送去北医三院，打了半年多的针，发烧没有那么频繁了，但夜里还是能出一两斤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因为吹一下风就发烧，课也没法上了，临到考试才去教室，吴稼祥天天躲在图书馆看诗歌，抄录了两大本，一本叫中国诗选，一本叫外国诗选。幸运的是，他的成绩还算优良，毕业的时候，他奔着李洪林的名声，申请去中宣部，顺利成行。
李洪林是著名理论家，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吴稼祥成为他的部下，学到了他的表达方式，“精确、简洁、生动地表达一个思想”。谈及自己的文风，吴稼祥提到两个老师——罗素和李洪林。吴稼祥的启蒙哲学著作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1978年的内部版，从大学同学（社科院子弟）的手中买来。吴稼祥说，罗素一生只写哲学著作，但文学的成就非常高，所以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公天下》为什么要讲些小故事，其实就相当于课间休息，听听音乐，他称，这是为了减少阅读的痛苦。
在中宣部期间，吴稼祥写出了《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原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年第1期，《经济日报》1985年8月3日头版）。吴敬琏先生出版于1994年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认为吴稼祥在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思路”。也因为这篇论文，1986年3月，吴稼祥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办公室，进入了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政改研讨小组副组长，编辑了七本共计近百万字的参阅资料。“没有这一段的经历，我也不可能写出《公天下》。”
我把自己定位于思想者
网络上有人称吴稼祥是国师，也有人称他是公共知识分子，记者问他怎么看待这两个称呼，把自己定位为什么？他脱口而出：思考者，随后纠正称：思想者。
吴稼祥对国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两个称呼都不愿接受。他说，国师是挖苦，这是网上某些人对他的挖苦，是一种调侃性的称号。公共知识分子他也不愿接受。在他看来，公共知识分子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有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很高的成就，对自己的观点要加以论证。他说，现在所谓的一些大V，对公共话题、公共政策等没有不懂的，在他看来，他们只是想赚取点击率。更有某位大V，在他看来，“不就是个写广告文案的，只知道在那哼哼唧唧”。
他更愿意接受独立知识分子这个称号：一则观点要独立，二则生活要独立，不受任何集团豢养。
靠夫人养家，业余爱看电影
谈及挣钱糊口，吴稼祥笑称：靠夫人养家。他说自己1990年炒股挣了点钱，送夫人出国读了研究生，现在家里的日常开支就靠夫人；他自己写作之余兼了一点职，是独立董事，也是几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2008年他还成立了一个污水处理的小公司，目前还在还贷阶段。记者猛一听，感觉跟他的专业风牛马不相及，跟他的夫人专业也不吻合，吴稼祥解释，选择污水处理的原因很简单，不需要营销，建完就不用管。说完，两人都笑了。
吴稼祥称，自己和普通人作息一样，一般上午写作，下午思考问题。写作间隙经常打打坐，听听音乐。他自称业余喜欢看欧美电影，各种类型的都看。喜欢的影片很多，如《肖申克的救赎》、《谍影重重》。喜欢的演员有《辛德勒名单》的主角拉尔夫·费恩斯，《谍影重重》的马克达蒙，他形容马克达蒙，“长得一般，很有分量”。李安的《少年派》他也很喜欢，但他的解读让记者大吃一惊。吴稼祥称，《少年派》揭示了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痛苦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当人不能面对，就必须美化。自己母亲的肉都吃了，他只能自我欺骗，这是讲故事的人的心理救赎。”当大多数人还纠结于选择相信哪个故事时，吴稼祥一言敲醒了梦中人。
完成了《公天下》，吴稼祥给自己放了假，他说目前着力在休息。之前在微博上写了167个寓言，就是为了练笔，他的下一步是准备写一个话剧，这是他从未涉足的领域，勉强要算的话，上大学之前他为公社写过黄梅戏。
吴稼祥微访谈（摘要）
@不禅不动：你如何看待政治局常委公开个人及家庭信息。是否为后继的官员信息财产公示开路？
吴稼祥：公开性是当代政治特点。但我并不赞成马上官员财产公开。那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
@欢乐alee：请问吴老师，官员财产公示真的很难吗？
吴稼祥：如实公布，自证其罪，可能吗；不如实，只能公开撒谎。
@秋天的虚无：治理腐败，怎样才能做到釜底抽薪？
吴稼祥：用试点的方法，自下而上逐级选举。
@形云围脖：您对过去十年的评价是什么？
吴稼祥：经济继续增长，政改仍被拖延。
@老莫推车：何为公天下？怎样公天下？为什么公天下？
吴稼祥：公民和地方分享国家主权，就是公天下。
@菲我摩属：《公天下》的出版，对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何重要影响？
吴稼祥：作为超大规模国家，通过政改民主化，要防止分裂动乱，此书对此有提醒。
名片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上世纪80年代任职中宣部理论局、中央书记处办公室；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3年。现为独立研究者和撰稿人。
吴稼祥：中央集权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分裂风险
——政治力学第三假说——民主化难度与规模成正比与民族同一性成反比
● 吴稼祥(进入专栏)
一，世界一片断裂声
被塞缪尔﹒亨廷顿欢呼为民主“第三波”的浪潮冲刷下的世界，并非都是帆影点点，海鸥阵阵；透过被阳光照彻的浪雾，不只是显现美丽的彩虹，也隐约可见海岸上帝国的废墟；甚至浪涛的轰鸣，也掩盖不住国家栋梁断裂的咔嚓声。
我感到好奇的是，亨廷顿注意到了这波民主化过程的不少特征，唯独没有指出民主化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影响。对于被他视为民主化第三波的领袖国家葡萄牙，他也只注意民主化在其国内造成的混乱，政变与反政变，游行，政党纷争，从极左的共产党到极右的法西斯党，一年内六届政府更迭，在保守的北方和激进的南方之间差一点爆发内战，等等。他就是不提葡萄牙民主化导致了葡萄牙帝国最后的崩溃，它在非洲的5个殖民地丧失，变成了5个主权国家。葡萄牙在1926年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漫长的萨拉查独裁政权，其主要目的也许正是要提高权威落差，维持它最老牌的殖民帝国统治。这一次，殖民帝国和独裁统治一起被埋葬了。
比葡萄牙动静不知道大多少倍的帝国坍塌，发生在前苏联。前苏联一直搞的是假联邦制。表面上，各加盟共和国享有的主权，比美国各州还要多，比如1924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由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1936年的宪法也说：“每一加盟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1977年宪法措辞虽然开始谨慎，但退出权还是有的：“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查美国《合众国宪法》，就没有各州可以自由退出联邦之条款。
可实际上呢？实际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享有的自主权不仅比中央集权的法国各省少，甚至比前沙皇俄国时期的各省还要少。前沙皇政府虽然横征暴敛，但没有把所有的企业收归国有，而在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且大部分都是联盟中央企业。比如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中，联盟所属企业产值占69%，联盟和共和国所属企业占28%，各共和国所属企业仅占3%。到1986年，工业总产值中各共和国所属的企业所占的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也不过只占总产值的6%。在全苏联生产率排在前两位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其工业企业的91%（爱沙尼亚）和80%（拉脱维亚）直属于苏联中央管辖。
至于“各民族的平权”更是一句空话。20世纪40年代对许多民族的强迫大迁徙，可以用惨无人道来形容。而所谓“民族自治共和国”，其实就是斯大林厨房里的鸡蛋，想什么时候捏碎你，就什么时候捏碎你。1944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被强行迁移，同时，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迁走。此外，被全部或大部被迁徙的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日尔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芬兰人，相应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的建制都被撤消或降格。在这之前被迁徙的还有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他们的自治共和国也被撤消。
把宪法当戏文的后果，就是假戏真唱。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人们可以和你一起在台后哭，在台前笑；等你的力量消解了之后，你假惺惺允诺的一切都要你彻底兑现，这就是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真相。这是一次人类政治的大雪崩，是发生在20世纪的出埃及记。
于是，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4个加盟共和国，按照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利退出苏联，只留下俄罗斯一个孤家寡人，庞大的前苏联帝国变成了15个独立国家。其中，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大概是永远不会回头了。剩下的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可能将来会走向联邦。高加索一带的四个国家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还有突厥民族的五个国家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其走向有待观察。至少，它们分别与伊朗和土耳其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民族和宗教联系。
俄罗斯这次损失惨重。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土，可能比例更大的资源，比如著名的巴库油田，分裂出去了。忽报人间又裂土，历代雄主沙皇的在天之灵大概会“泪水顿作倾盆雨”了。他们的悲恸是可以理解的，乌克兰和中亚的大部分领土被并入俄罗斯版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他们为此流过多少血，洒过多少泪，搞过多少阴谋诡计，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费了多少移山心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普希金的本国读者，要想感受一下曾经感动过伟大诗人的黑海涛声，就要出国旅行了。
难兄俄罗斯与它的难弟南斯拉夫比起来，还算是幸运的。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南斯拉夫的船破得更厉害，损失更惨重。南斯拉夫如今彻底从全球版图上消失了。在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独立出去之后，其国土面积只有铁托时期的40%，人口只有那时的44%，经济实力大约也只留下40%左右。英雄瓦尔特保卫的萨拉热窝，成了别人的首都。这是什么精神？不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国际主义精神。
而更让塞尔维亚人不能容忍的是，科索沃也被切割出去了，那是他们心脏的一部分。138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联合其他斯拉夫人与入侵的土耳其人在科索沃平原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土耳其。塞尔维亚人把科索沃战役视为保家卫国的圣战，6月28日遂定为“圣﹒维多斯节”，改变国家体制，成立“南斯拉夫王国”的宪法也是在这个纪念日通过的，被称为《维多夫坦宪法》。在塞尔维亚历史上有上百首诗歌歌颂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的英雄行为。
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对科索沃的争夺，也就是对本民族光荣与梦想的争夺。但南斯拉夫的解体却怪不了别人，是又一个假联邦真集权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带来的灾难。
还有一个假联邦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抵挡不住民主“德先生”的剪刀，将其剪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
当民主像飓风一样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同样带来喧哗与骚动：华裔被迫害，东帝汶在骚乱，亚齐在动荡。尽管印尼军方玩弄各种诡计，化装成平民对分裂派施以暴行，也没有能阻止东帝汶独立加入国际主权国家俱乐部。亚齐的冲突将带来什么后果，要看事态发展。
民主化并非只在同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之间造成分裂或冲突，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如中华民族，当台湾进入真正的民主程序后，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民族认同感马上下降。以前的认同感，来自当权的国民党中的大陆人，他们还有大中国的“皇民思想”。他们在台湾是少数派，不过，是当权者。当他们能决定台湾命运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先是一个中华民国的立场，看看太不可能了，才改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二，木桶散架、“改革弹性”与雪崩
托克维尔说：“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现实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全权或威权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民主化的时刻，集权程度越高，国家越大，民族越多，就越危险。
的确，苏联东欧民主波并没有冲垮所有被波及的国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东德和西德还进行了合并，从民主化中获益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刷下，有的大分裂，比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的基本维持现状，如波、匈、保、罗、阿；有的还完成了民族统一，比如德国。
为何有此差别？
1999年7月，我应邀出席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中国政党政治研讨会”，晚餐时，两个波兰专家恰好和我同桌。我向他们请教，波兰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他们说，约占93%。我想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里，民族的同一性也会是很高的。按照我曾经提出的木桶理论，当一只木桶的箍力下降时，大木桶比小木桶散架的可能性大，桶板在木质、板宽和板厚上统一性低的比统一性高的容易散架，因为大木桶和桶板统一性低的木桶离心力比较大。波兰国家比前苏联小，民族统一性比前苏联高，这就是为什么前者完好，后者分裂的原因。至于德国，不仅民族统一性高，向心力大；而且木桶不太大，也就是说权威距离有限；在民主化过程中又有西德接管东德，西德的民主权威及时替代了东德崩溃了的极权权威，没有发生权威真空，就像赛车换轮子一样，只要稍停一下就可以继续奔驰。如果权威距离过大，像当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那样，中间隔着大西洋，即使民族统一性甚高，只要一开始自由化和民主化，北美还是会从母体上分裂出去。
这就是我的“崩溃趋势假说”：当一个国家的权威落差下降的时候，其权威距离有缩小的趋势。一个极权国家或威权国家开始民主化，它的权威落差自然下降，它对边远地区的权威供应也会减少，过去被强力捆在一起的民族会趁机独立，权威距离和国家版图有可能缩小。用“自由—权威曲线”表示如图一：
图一表明，当权威从C点减低到O点时，自由就有可能从B点上升到O点，权威落差就从AC/AB＞1，减小到A’O/A’O=1。当然，权威距离也就有从EA缩短到EA’的趋势。这种趋势变成现实，处于民主化中的国家就会分裂。
趋势并非就是现实，如果权威从C点降低到O点，自由从B点上升到O点，而权威距离并没有缩小，没有从A点移向A’点，这时，整个自由—权威曲线就会向右平移，从A’移向A点。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权威落差扩大了，而并没有扩张，那整个自由—权威曲线一定是向左发生了平移。
曲线发生平移，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幅员或民族状况具有弹性，有调节空间。我们把这种弹性，称之为“改革弹性”。小国改革弹性比大国大，民主体制的改革弹性比非民主体制大，民族统一性高的改革弹性比民族统一性低的大。改革弹性小表现在自由—权威曲线上，就是自由和权威的变动，容易引起权威距离变动。改革弹性大则是说，自由与权威的变动，会引起曲线本身的左右平移，一般不导致权威距离变动；即使发生变动，也是和平的和自愿的，不会诉诸武力。当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改革弹性小，所以有独立战争；13个殖民地之间改革弹性大，权威增加，也只是有一个略有政变嫌疑的制宪会议。今天，波兰国家小些，民族统一性高些，改革弹性大些，所以比较平稳地过渡到了民主政治；而俄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民族最众多的国家（前苏联有100多个民族），改革弹性很小，因此付出了国家分裂的代价，至今还有个车臣问题，让俄国政府挠头。
这就有点像雪山，积雪与山体的统一性很低，山越大越高，当山的高度突然降低时，发生雪崩的可能性越大，雪崩的规模和气势也越惊人。
这种雪崩反应，是自由化动力作用的结果。自由化动力分为个人自由化动力和族群自由化动力。族群自由化动力推动一个国家中按区域居住的民族，甚至在不同区域居住但有独特的自我认同感的同一个民族，在主权问题上不是做出“手”的选择就是做出“脚”的选择。在这个国家的主权有可能被分享时，他们倾向于采取“手”的选择，也就是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其他民族或其他区域的人民一起，各转让一部分主权给中央政府，自己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力，这就是联邦制。如果这个国家的主权是封闭的，拿假联邦制像糊弄小孩似的糊弄被压迫民族，或被压迫地区的人民，这就是逼着他们用“脚”选择了。一旦突然减压，会带来爆破，有如前苏联。这时，你请他们与你分享主权，他们也不会干。他们要独立享受一下自己的主权来补偿过去所受的屈辱。
在苏联瓦解前夕，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一再让步，先是提出“地方自治”；接着又提出“主权国家联盟”；1990年11月23日，雪崩爆发前，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条约充分确认各共和国在自己领土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的主权性质，这已经是邦联性质的国体了，但是，没有哪个共和国愿意签署。崩溃趋势已经形成，人家已经不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了，分家已不可避免。
大厦已经开始倾覆，才忙着去找支撑，自然为时已晚。
三，案例分析之一：大英帝国的慢性解体
1、因父之名
一个北爱尔兰浪荡子，不务正业，成了街头混混，从贝尔法斯特一直混到伦敦城里，泡妞行窃，快乐无比。不料乐极生悲，由于无法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他被牵扯进一起发生在伦敦的爆炸案里，这起爆炸案是爱尔兰共和军策划并实施的。他和他在伦敦的亲戚都被关进英国监狱，他的父亲前来探视，也被判有罪，说是为他儿子提供后勤支援。
尽管英国警方后来抓到的一个爱尔兰共和军骨干分子承认这起案子是他干的，但他的供词进了秘密档案，不让任何人查阅，以便维持对那父子俩的误判。警方这样做的缘由无法查明，也许，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潜在的坏孩子心理，干错了事拒绝认错，
只要有可能；也许，英国人对爱尔兰共和军的行为深恶痛绝，因而迁怒于所有的北爱尔兰人，并且认为，你今天没干，保不准明天会干，还是关着你保险。不管原因为何，父子俩做稳了囚徒，而且成了一个牢房的囚友。
这父子倆感情极好，父亲对儿子有难以掩饰的慈爱。为了洗清罪名，坚毅的父亲开始无休止地申诉，儿子却不肯协助，他的颓废情绪，使他对警方绝望。十几年后，父亲不堪监狱和疾病的双重煎熬，亡于狱中。这对儿子打击极大，对父亲的爱和愧疚，促使他要为父亲脱罪。他开始请求律师支援。那位女律师查到了秘密档案，终于在法庭上让警方败诉，与此案有关的在狱人员全部被释放，唯独父亲的在天之灵得不到安慰：法庭维持对他的有罪判决。从英国当局的角度看，可以理解，宣布他无罪，当局就有罪，因为它夺去了一个无罪之人的生命。至于夺去了那么多无辜者的青春，不知有否给予补偿。
儿子于是以父亲的名义发起浩大的申诉运动，许多人上街支持他。
这就是著名的好莱坞名片《因父之名》的简单情节，我花这么大篇幅叙述它，不仅因为这个故事动人，还因为它是一个象征：英帝国大厦的裂缝已经无可阻挡地从海外深入英国本土，对它的修补已经和罪孽联系在一起，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爱尔兰是英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殖民地，是殖民帝国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英国人在公元12世纪就开始了对它的侵占，但到16世纪，爱尔兰的大部分还没有归顺英格兰。1541年，英王亨利八世给自己加上了爱尔兰国王称号，并大规模没收爱尔兰贵族和教会土地，再恩赐给英格兰移民，条件是在爱尔兰定居。
这项措施从都铎王朝一直延续到司图加特王朝，终于把爱尔兰完全并入英国。结果，使大批丧失土地的爱尔兰人，有的当小佃农，有的没有了生活来源。贫穷的爱尔兰孩子失学严重，成为当时爱尔兰的严重社会问题。在爱尔兰任职的英国伟大作家斯威夫特出于爱国热情，为英国当局献计献策，写了篇著名的《育婴刍议》，建议开辟一项新产业：把爱尔兰妇女变成“土地”，专门生产一种美味食品——婴儿，长到一岁多就上市销售，肉质鲜嫩，又可以免除任何教育费用。他还推荐了若干婴儿烹调法，或煮或炸或烹或沙拉，风味各异，各擅胜场。遗憾的是英国当局缺乏虚心纳谏的胸怀，致使斯兄的建议没有给社会带来效益，只给他本人带来文名。
了解了爱尔兰人的历史创痛，就不难理解爱尔兰共和军的凶残。在人类事务中存在着某种循环和平衡机制：宽容带来宽容，暴力引起暴力，压迫导致反抗，掠夺连着清算。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善恶都报。”就是这个意思。时辰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来了。
应当感谢民主和人权，北爱尔兰人的这次反抗，没有带来1603年英国当局对爱尔兰北方起义的那种严厉镇压。暴力的循环中断了，因为英国的权威落差下降：专制君权已成为往事，现在实行的是议会民主。虽然还有司法上的问题，比如《因父之名》里的故事，但国家暴力已经软化。经过漫长的较量，和平艰难来临。进入2000年，英国工党政府终于同意在国内民主化上再向前走一步，让北爱尔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实行自治。而爱尔兰共和军也宣布要放下武器，结束漫长的恐怖主义反抗。
这是整个英帝国日落过程的一个写照：权威落差逐步下降，权威距离逐步缩短；民主化多走一步，英帝国大厦多裂一条缝。
2、公民权隔离和螃蟹策略
应当承认，在所有帝国的日落中，英帝国的日落过程是最长也是最壮观的。司马迁评论秦帝国时说：“其兴也突，其亡也忽。”这种暴兴暴亡的公式似乎不太适合英帝国。英帝国的兴起很快，但衰落很慢。这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民主的运用，二是英格兰民族特有的务实、节制、妥协和中庸的性格。不列颠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在自由与权威之间保持平衡的民族，前几年，澳大利亚全民投票对政体的选择结果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在立宪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之间，公民选择了前者。其实，澳大利亚已经是立宪民主政体，维持英王的君主地位，只是一个权威的象征，分享整个英联邦的共同体权威价值，让自己的自由和更大的权威保持平衡。
从英帝国的统治方式，可以推论，它很好地总结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经验和教训。罗马共和国在征服了广大区域之后，从共和走向专制；英国君主国在征服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之后，反而从专制走向共和。罗马共和国想维持一个中央共和地方集权的“半截子帝国”，没有维持住；英帝国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半截子帝国”体制：中央君主立宪，地方总督集权或立宪，英格兰本土集权。这是一种有趣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一直声称要在中国搞民主集中制，但他没搞成，因为他不舍得在中央真的搞民主。
罗马没搞成半截子帝国，英国搞成了，依我之见，差别主要在公民权安排上。罗马共和国把自己的公民权授予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等被征服地区，这一方面稀释了原罗马公民权的政治价值，缩小了它所代表的权威比例，因为分母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发明代议制民主，遥远区域的公民也无法行使其公民权，使公民权进一步成为某种荣誉，而不是按程序选择国家首脑、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公民权在什么地方消亡，专制帝国就在什么地方兴起，这就是罗马的命运。
英国不同。英国多铎王朝时期的资产阶级和国王合作争取到了宗教自由，通过殖民化扩大了海外自由空间后，英王的权威落差陡然增大。在海外殖民地享受自由空间的移民可能没有感到压迫，在英格兰本土的市民由于自由距离短而难以忍受国王不受限制的权威。1649年革命过激了一点，废黜了国王，宣布英国为共和国。但为了英帝国不至于崩溃，克伦威尔走上了军事独裁道路，这种权威还不如王权。1660年，王朝不仅复辟，而且复仇，导致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1701年颁布《王位继承法》，完成了君主立宪改造，英国走上了议会民主。英国公民通过选举产生议会，议会选举产生内阁。
但英国的公民权从来没有像罗马共和国那样，授给过英国本土以外的殖民地人民。各殖民地的英国后裔和原居民是否享有本地公民权，要看当地居民的自由化动力。动力大了，才逐步让他们享有当地公民权。这种公民权安排，我称之为“公民权隔离”，它比种族隔离要好些，比同质公民权要坏些。
但公民权隔离是英国的一项明智选择，其目的是要在权威化动力和自由化动力之间保持平衡。这项安排的实质是“分而治之”。不列颠殖民帝国那么大，权威距离那么远，对权威落差的要求特别巨大。如果实行统一的权威化治理和单一制的政治制度，就不会留下任何自由和民主的空间；如果实行统一的民主化改革，帝国权威距离太远，马上会分崩离析。
实行公民权隔离，分而治之，就是本土先搞“民主特区”，通过立宪，限制国王的权力，使各殖民地拥有相对独立的主权，为以后的主权开放留下余地。这就等于把权威落差分级化了，从英王到香港的市民，权威落差可能是相当大的，但香港的自由缓冲了这种压力，使市民不感到难以承受。就像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呆在瀑布之下的石头都会被冲裂；如果让瀑布每落10米就修一个台阶，这样就把压力平均分解了，即使你呆在最低一层，三千尺之下，和呆在上面承受的压力是一样的。
但这项制度安排也潜伏着一个危机：既然殖民地公民权和英国本土的公民权是隔离的，殖民地对英国本土的认同感就会下降。自由化动力成熟早而且大的地区，就可能有分离和独立倾向，原居民越多的地方，独立倾向越强。北美独立前的口号是“不代议，不纳税”，就可说明这个问题。最早是北美独立，第二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更多。这时，英国当局就实行螃蟹政策，为了保全自己的本土利益，哪条腿被捉住了，就主动放弃哪条腿。遗憾的是，英帝国的“腿”没有螃蟹腿的再生能力，断掉一条少一条。还有一些没有断掉的腿，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由于民主化和自决权，英国对它们的权威，也只有象征意义。
英帝国就这样缓慢解体了。
3、本土联邦化
为了适应庞大帝国对权威落差的要求，英国在本土虽然实行了议会民主，但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搞的却是有限中央集权。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治理，一直由英国相关的大臣或中央政府委派的总督负责。虽然这些地方拥有相当的司法自主权，但没有任何立法权，因为这些地方都没有自己的议会。这种体制，可以称之为立法权中央集权制。我国著名政治学家严家祺先生称之为“身合国”，他以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为例，说这两个国家合并后，是一个国王两种制度，“一君两制”。
当然，这个两制，只是司法上的。
海外殖民地丢失得差不多之后，本土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下降了。而顽固的保守党“心中还有梦”，自然是旧日的帝国梦，一直拒绝向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开放立法权，也就是不许搞议会自治。结果就是北爱尔兰人民的不断反抗。开明的布莱尔工党政府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把立法权还给了北爱尔兰，还未雨绸缪，于1997年9月11日让苏格兰公民就是否赞成设立自治议会投票表决，结果，74%的选民投了赞成票，除外交、国防之外，有关苏格兰的内部事务全部由苏格兰议会自治。
这样，英国就完成了本土联邦化改造。这项改造，除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外，还完成了一项政治制度创造：英联邦是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在它的本土是联邦制，在海外是邦联制。联邦其内，邦联其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呢？其实，国家的概念在这里淡化了，这是一种不同于卢梭时代设想的那种单一政治共同体国家，这是复合政治共同体。英王是英联邦复合共同体的首脑，但不列颠王国又是欧洲联盟的成员。英联邦和欧洲联盟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重叠的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就是不重叠的部分。此外，不列颠王国还是北约成员。共同体复合程度越来越高，是政治现代化的最新发展。
陈旧的主权概念已经被取代了。
四，案例分析之二：大清帝国突然崩溃之后
1、中国的镜子碎了
海外有个网名叫芦笛的，以“丑陋的大陆人”为主题，写了12篇系列文章，其中一篇叫《脸谱文化》，在他看来，四书五经里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二十四史里也没有第三个人，除了忠臣和奸佞。这是儿童式的思维，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小白兔或者大灰狼。党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创造了阶级脸谱。
能看懂辛亥革命后中国之危局的，恐怕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但在中国革命“脸谱博物馆”里，前者是白脸，后者是红脸；前者十恶不赦，后者无量功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其实，只有像袁世凯那样行伍出身并当过柱国大臣的人，才能感受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传统皇权权威突然崩溃所带来的震撼，才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听见帝国大厦栋梁断裂的咔嚓声。
一桶江山的大清帝国，桶箍被辛亥革命的利剑斩断了，20多块“桶板”裂开来，被分别抱进了各地军阀的怀里。如果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威，镇住各省军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分裂和战乱，然后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打出一个最强者，用武力统一，再进入新一轮一桶江山时代。
袁世凯可能是想避免这种情况的。也许，他觉得做立宪总统，对当时分崩离析的中国来说，权威不够，不足以阻挡分裂趋势；也许，他近距离观赏过当一个皇帝的荣耀，想亲自品尝一下滋味，反正他经受不住劝诱，终于称帝。称帝本来并非大逆不道，人家拿破仑也称了帝，法国人民还是非常爱戴他。至今，澳大利亚人民还选择了君主立宪制。但在当时的中国，他是犯了大忌：第一，中国人反帝制的极端情绪被煽动起来了；第二，各地军阀开始做起了土皇帝梦；第三，还有个孙中山等着荣登大宝呢，当然他以革命的名义。
从中国后来的历史看，当时如果接受袁世凯称帝，进行君主立宪，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也许，中国的版图不会被修改，达赖喇嘛也不在印度，也可能没有后来的全权政治把中国导入又一个清朝末年。从国外来看，当时最不愿意袁世凯称帝的是日本。中国不分裂，它怎么“进入”呢？中国不起火，它怎么打劫呢？中国的水不混，它怎么摸鱼呢？当然还有俄国。
清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下被你袁世凯关进了后花园，岂能容你？于是各种野心家、革命家、军阀和民众纷纷讨伐，有的用枪，有的用笔，有的用吐沫。并且，各省纷纷通电独立，军阀割据，袁世凯是被急死了，但是，中国的镜子也碎了。
2、“联省自治”
于是有些人想让中国破镜重圆。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类似当年美国联邦化的局面，若干省搞了“省宪自治”，一些“联省自治”党人积极推动联邦化运动。在中国的“联邦党人”里，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胡适，
最著名的军事领导人是广东省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胡适先生在北京发行的《努力周刊》第19期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太大了，不适合单一制的政治组织”，“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合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今日中国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因此，他主张中国建立“省自治的联邦制”。难怪有人认为胡适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从美国还真学到了点东西。不像今天到美国留学的某些人，不知何故，只学会了对集权的留恋和辩护，所谓“新左派”是也。到了西天，没有取到真经，倒取到了假正经，让人惋惜。
那时的军阀也比今天的某些军事领导人有出息得多。1920年夏，“湘军总司令”谭延闓在全国首先宣布湖南“省宪自治”。接着，浙江、四川等省也成立了“省宪起草委员会”，起草了省宪草案。广东省的“省宪自治”是“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推动的。1921年12月19日，广东省议会正式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于是，12个实行“省宪自治”的省份开始组织“联省政府”。有趣的是，当年美国是13个州首先联邦的。
中国之所以没有美国的结果，关键是土壤不一样。但另一个原因也并非不重要：美国幸运的是有一个伟大的国父华盛顿，中国不幸的是有一个貌似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华盛顿是真爱人民不爱权，对孙先生我就不敢这样说了。反正，当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积极推进联邦的人，而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则坚决反对陈炯明积极推行的“联省自治”和平统一路线，主张北伐，武力统一中国。
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怪事是，越是激进的主张越是占上风，越是暴力的路线越是受欢迎。大家都知道，在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冲突中，以陈炯明的失败而告终。既然国父已经被脸谱化为偶像，陈炯明只能当“叛徒”了。人们不问一问的是，他背叛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背叛的是新皇帝梦，那他就不应该承担那样多的指责。
3、破镜难圆
北伐之后，中国开始了新“三国演义”：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争霸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下，日本先出局，“三国演义”变成国共两党的“秦汉之争”。共产党最终在大陆获得胜利，把国民党赶到台湾。
中国破镜重圆了吧？非也。
首先，镜面缺了一块。1911年，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怂恿下，在清王朝被革命砍掉脑袋时，就借机宣布外蒙独立。1921年，外蒙在苏俄的扶持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1924年，进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蒋介石与苏联达成协议，允诺外蒙独立，而外蒙也给了苏俄可观的回扣：把原属于中国的一块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送了过去。俄国人是从来不做没有外快的买卖的。
其次，镜面裂痕无法弥补。1911年辛亥革命造成了西藏、新疆地区出现国家主权真空。西藏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于1911年宣布独立，还和外蒙签订了一个《蒙藏条约》，相约一道从中国分裂出去，永不回头。不过，西藏的态度不如外蒙坚决，背后是自孤不暇的印度，撑不了腰，西藏自己没有人支助还过不了日子，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急于转世，所以还勉强留在中国的镜子上，但裂痕很深。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裂痕就更深了。
新疆维吾尔人趁国共两党内战和对日作战，无暇内顾之机，和境外的突厥民族合作，于1933年和1943年分别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维吾尔人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据说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允诺新疆建立一个类似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形式的国家。不巧，东土耳斯坦的领导人返回时，飞机失事，乘客全部遇难，但已经被勾起来的民族独立梦想没有遇难。至今还有许多新疆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建立大本营，要策划成立东土耳其斯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疆的裂痕比西藏的还要难以弥合。西藏有比较温和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其宗教势力主要限于本土，国外的支持主要限于对人权价值的认同。新疆则不同，明里暗里支持它独立的有两大国外势力：一是突厥民族，从中亚到土耳其，可以为它提供援助；二是国际伊斯兰力量，它比佛教密宗可要狂暴得多，从俄罗斯的恐怖性爆炸和车臣之战就可以看出，它比达赖喇嘛的布道更具有血腥味。
最后，还有两块镜面拼不到一起，那就是大镜面大陆和小镜面台湾。
清王朝权威崩溃，打碎了中国的镜子，100年没有完璧。中国还经得起另一次破碎吗？
吴稼祥：水手走出中南海
——博客时政评论的高度
作者：翟明磊 2010年01月29日来源：《中国猛博》
摘要：毫无疑问，吴稼祥是网络上最成熟的政治评论家。长期的中南海行政智囊经验，让他点评国际与国内时政，准确到位。《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指出中国社会的民粹危险。曾居庙堂之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政治组副组长，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处江湖之远，用博客点评时政，万人瞩目。
吴稼祥，1955年出生。公司老总，现居北京。
目前国内博客中最成熟的政治评论家。长期的中南海行政智囊经验，让他点评国际与国内时政，准确到位。《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指出中国社会的民粹危险。曾居庙堂之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政治组副组长，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处江湖之远，用博客点评时政，万人瞩目。
毫无疑问，吴稼祥是网络上最成熟的政治评论家。他关于俄罗斯击沉中国轮船事件、中俄关系、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评论切中政治要害。人们惊讶于这个突然冒出来，而且政治评论能道出门道的人，此人来自何方，又是何神圣。
其实在中国政治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吴稼祥都没有缺席，只是位置有巨大变化。
吴稼祥天生对水敏感，五十三年前，他是一个在河边长大，水手的孩子。
孩子最初的印象是政治运动中，人们慌忙地把书埋起来，几年后，人们想起来了，挖开，书已变成了字泥堆。还有一次，溺水了，他慌乱中拼命游向岸边，却不知是往大河中心划去，当别人一把拖回他时，他认为是错了方向，挣扎反抗，人们把他击昏后救了他。"这是我常想起的溺水困境，心智迷乱，认贼作父，把河心当岸边。"
人生最初的印象仿佛是他生命的隐喻。
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从政是他的生命，从此，他在政治浪头上过活。
1985年，他提出最早的股份制改革与国家体制前途的建议，引起国内外关注。86年进入中南海政治权力核心圈。
1989年，他提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描述。被不少人认为是某种政治信号与御用学说。回过头来，人们不得不承认，对新权威主义误读了。新权威指向民主政治，只是在这实现过程中强调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
"有三种政治理论，一种是政治规范理论，亚里士多德开始，描述美好政治是什么。第二种是政治经验理论，实证研究，解释现状。第三种是政治操作理论，承认现状，更注重未来的理想，为达至理想而找到实际可行的路径。"吴稼祥为当年自己的政治谋略辩护，"我是第三种。"
作为中南海的青年才俊，1986年6月他成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政治组副组长，1988年成为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组长，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日后他写作《中南海日记》讲述这段历史。
他在浪头上，也必然被浪头倾覆。
89年他坐牢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智囊。
在牢里，他仍然从凌晨六点读到晚上十二点，大量的政治书籍。政治是他的生命。
在牢中，他称自己度日如年，度年如日。“时间是由一个个事件做标记的，在牢里，没有事件，时间对于我是一个空麻袋，对于我是个零。”出狱后，他看不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什么地方，他七天睡不着觉，洗一次手要二个多小时，精神崩溃了，绝望中服下三瓶安眠药。是中央办公厅开出支票，用三零一医院最先进的医疗机器将他抢救过来。
他在困难的日子，尝试过各种事情，开书店，经商，起起落落，政治中心离他越来越远。
在太极养生学习班中，人们在带功的情况下进入原初的混沌状态，不由自主地做出最本能的状态，吴稼祥紧闭双眼，身体前后踉跄，起伏动荡，一看便知回到小时在甲板上的浪头生涯。
他回到了本心，那一个水的孩子。
朋友的评介中最显著的是吴稼祥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对公共影响力的追求浸入骨头。
没有网络与博客，很难想象，这个已经被边缘化的政治畸零人，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中心。
博客让一个再也不可能有政治生命的人，重新发言，影响着公众意见。对于一个一心试图获得权力与中心认可的政治动物，这是一个玩笑，也是奇迹。
他终于走出中南海了，在网络冲浪中，他找回了水手的感觉。
政治是什么？
吴稼祥仍然用水来比喻：
"一位政治理论家说过：政治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泊，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船员要化险为夷，要利用传统方式的资源。"
吴稼祥与那些激进的意识形态革命网络评论家不同，他不主张在大海扔掉已在使用的船。这使他在主流的门户网站仍然能发出声音。同时他的野心不止是修旧船：
"中国现在没有政治改革理论，现有三种都无法使用，一种是阶级斗争理论，是要消灭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不要国家机器要主权消亡。一种是契约论，是政治革命的基础。第三种是政治保守理论，也不是改革理论的体系。这三种都无法用于我们的政治改革。"
吴在网络上鼓吹联邦制，这在纸媒上是难以想象的。"中国要解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起来走向专制的问题，只有联邦制。多民族大国不先走联邦制而搞民主，只能天下大乱，民国初年走向洪宪称帝就是这样。民国联省自治就是尝试。春秋战国的联邦主权在君，联省自治主权在军，现代联邦主权在民，联邦制形象的比喻是大小矩形箱，中央政府是外箱，州省政府是内箱，箱与箱之间有各种公民组织做填充物，这样的结构能减少民主政治振荡。……"吴在网络淋漓尽致地描述他的政治主张，而在官方媒体是不允许的。也因它的论述，中国博客的政治评论达到某种高度。
在外交评论中，吴稼祥主张水性外交，静、幽、柔、顺、低是要诀。未来的主权是变动的均等化的，主权是相对的，主权规模也是在变动中的。因此欧盟才得以可以实现，中华大联邦也有可能。水永远在变动中……国际将进入洲级时代，沿着海洋，未来国家的边际就是海洋……在吴的外交思想中水气淋漓。
吴稼祥曾在博客中批评："中国的智库只是翰林院。"言外之意，体制外的政治评论才有独立的价值。
在博客中，他真正为中国的政治提供思路。不同于屏蔽在海外的民运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吴的主张能被大多数网民所看到，这似乎是奇迹。
吴稼祥有中南海经验，23年的政治阅历使他的评论独出一格。"我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我承认美国是非常伟大的国家。我欣赏美国的制度，但我不维护美国的利益。我批判中国的制度，但我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是他时政评论能切中国家利益要害的原因，也是引起巨大网民反响的原因。
"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承认国家利益，就成了孤家寡人，就成了过街老鼠。甚至街都上不了。"
但因此，也有朋友说他变了，变得与政府妥协。
"他是绝顶聪明的人，富有才华。才在当年的中南海险恶政治中游刃有余。""他在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僵局对立中，找到一条活路，引起公众的共鸣。也用这一思路来分析现实国际政治。"
不管怎么说，网民认同他。
吴稼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脚手架
作者： 吴稼祥 2007-07-0518:09:24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一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共产主义的宣告者到社会主义的缔造者
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民主与未来最美好社会之间的联系，很像珠穆朗玛峰上的空气，即使有，也是稀薄的。共产主义社会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和“公共权力”“政治性质”的丧失，国家的皮都没有了，民主的毛当然就无所附丽。
但如果把“民主”理解为人的完全“解放”和彻底“自治”，则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当时看来，民主与未来最美好社会之间的联系，很像是蓝色与大海之间的联系：你遥望大海，它蓝得美满；你泅入海水，它无色透明。这样理解的“民主”，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根据列宁对这种“民主”的理解，它一旦彻底实现，就完全消失：“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国家与革命》）
毫无疑问，在１８４５年，民主问题并没有真正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思考的范围，与其说他们论述了民主，不如说他们取消了民主，因为民主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它成为无产阶级战利品的同时，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殉葬品。
岁月消磨人的激情，但催生人的理性。激情让人们把目光只聚焦于目标，理性督促人们不能不考虑道路问题。２６年之后，青春似火的《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已经成为阅历丰富的伟大革命家，他们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定有一个过渡性社会阶段，也必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态，巴黎公社的诞生与失败把这两个议题一起凸现在马克思面前，于是，“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开始吸引马克思的注意力。
写于１８７１年的《法兰西内战》，主要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治形态问题。马克思从巴黎公社采取的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实行普选；缩短任职期限以及可以撤职；选举可撤换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看到了“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看到了“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看到了“旧的集权政府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马克思看来，要么没有政治（共产主义社会），要么就是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过渡社会），这是无产阶级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
四年后的１８７５年，马克思完成了《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篇论文里，他鲜明地提出了后来被命名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及其政治形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看，就发现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前一篇文章里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是人民的直接民主政治；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呢，还是马克思自相矛盾，抑或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了呢？如果我们相信恩格斯是马克思最好的战友和其思想的阐释者，我们就应该选择第一种答案，即无产阶级专政与巴黎公社创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个东西：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１８９１年版序言》）
这就是说，巴黎公社体现的“真正民主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体两用”的，一体指的是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国家；两用，分别指的是国家对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职能，和对无产阶级外部的专政职能。民主职能体现的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政治价值，是建设性职能；专政职能指的是国家运用暴力镇压或反抗过去的所有者，是革命职能，一旦生产资料完成了社会化，这种职能就应该像无用的阑尾一样被割掉。
恩格斯的这段话极其重要，它把分散在晚年马克思不同著作里的两个重要政治概念整合起来，完成了他们自身从共产主义的宣告者，到社会主义的缔造者的转变。
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条大河
当时可能很少人想到，正是说出上述那段话的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成了改变世界面貌的两条社会主义大河的发源地。
这就需要追溯到恩格斯缔造的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主义国际”，或称为“社会党国际”，于１８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在巴黎举行，恩格斯出任大会主席。大会决定以同盟罢工为工人斗争的武器。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的工人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斗争武器，第一是革命，第二是罢工，第三是被恩格斯称为“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的普选权。“第一国际”把武装革命确定为工人斗争的主要武器，但巴黎公社的失败宣告这不符合西欧实际。
第二国际总结了第一国际的教训，把工人斗争的主要武器调整为同盟罢工，并把未来社会的直接目标由共产主义调整为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英明理智的，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逐步走向成熟。
但是，马克思逝世之后，独自肩负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恩格斯深感责任重大，他对第一国际的革命实践和第二国际的罢工纲领进行了深入再思考，于１８９５年３月６日，在其逝世前５个月，完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不朽文献：《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是他生前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而被称为恩格斯的精神遗嘱。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以最大的篇幅，对比研究了工人阶级两种主要的斗争模式：以起义为标志的法国模式，和以普选为特征的德国模式，最后得出结论：工人阶级斗争的模式，已经从法国起义模式，转向德国普选模式。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意见：“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到了德国。”理由是，德国“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１８６６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他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在普选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一项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我认为，这也是他临终前给第二国际的一个重大建议。
争论恩格斯这篇文章在发表时被德国社会党人删掉了多少革命词句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这篇文章的精神实质。毫无疑问，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议会斗争或使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唯一斗争武器，也从来没有建议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权利。他明确指出，“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这是说，革命权利不仅无产阶级拥有它，资产阶级也曾经拥有它。有意义的是，恩格斯拓展了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武装起义不是唯一，也不是直接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在他看来，当选的工人和给他们投票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虽然没有排除武装革命，但也没有排除通过议会道路进入新社会的可能性：“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２７３页）
正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晚年思想对斗争道路的拓展，拓宽了社会主义的流域。正如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第二国际中的俄国工人阶级代表在列宁领导下，继承了第一国际路线，坚持了法国起义模式，并于１９１７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大河的东方流域。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它的合法继承人。
而第二国际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分裂之后，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欧发达国家的各工人党派的主体部分，坚持德国普选模式，并逐步放弃武装革命纲领，走上了改良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大河的西方流域。
民主与社会主义联姻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遗产
恩格斯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订了婚。在西方为它们证婚的是恩格斯本人，它们生的孩子，就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方为它们证婚的是列宁，遗憾的是，受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列宁于１９１７年主持的那次婚礼并不十分完满。他所缔造的苏维埃国家像一对连体姐妹，一个叫“民主”，另一个叫“专政”。当列宁的社会主义迎娶她们的时候，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等势力想必十分强大，以至于列宁声称，“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列宁：《国家与革命》）因此，和社会主义步入“婚姻”殿堂的“民主”－“专政”连体姐妹十分独特：“专政”姐姐已是英姿飒爽的女战士，而“民主”妹妹还是个在尿炕的婴儿。![[转载]吴稼祥(1955--) 吴稼祥](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10946t01916edca28ba455cc.jpg)
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非同小可：只有当民主在无产阶级内部充分实现时，国家的专政才是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当国家对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职能萎缩时，专政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国家的专政；专政的对象就不仅是以前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无产阶级自身。
对这个道理，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有透彻理解，他要在自己领导下发动第二次革命，彻底打碎变成单纯专政机关的国家机器，推行巴黎公社式的制度，这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泽东先生在这样做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一种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另一种是进行了这场革命的国家。对前一种国家，必要时可以打碎，对于后一种国家，重要的是要发育它的民主职能。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无产阶级，一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另一种是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前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使命是革命，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使命则是发展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以经济上的充足供应为制度保障的，否则，既没有按需分配，也没有按劳分配，只有按“票”分配。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两种使命之间的区别，把对国家的革命变成了改革，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从革命转变为生产。他这样做，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６日，他在接见外宾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两个论断，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实现富裕、民主的社会主义。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就这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珍贵遗产。６月２５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使命的清醒体认。
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意义上，原本都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前，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根据这个论断，他此后宣布“改造”成功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而非生产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抽象掉现代生产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更先进的社会主义。１９５７年之前，毛泽东对此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立即宣布要“大跃进”，让生产力快速膨胀。如果说，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那么，生产力是它的旗杆，没有旗杆，它飘不起来；旗杆不长，它飘得不高。
毛泽东当时或许相信，落后的生产关系，比如私有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像紧身衣，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关系，比如公有制，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会像酵母，能把相对贫乏的物质面团，发酵成一笼笼香喷喷的财富馒头。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撑破了它的紧身衣，我们的酵母发酵出的东西不像馒头，更像气泡。
这就是说，改革前，中国在生产关系上更接近社会主义，而西欧在生产力上更接近社会主义。虽然有这样的差异，但两者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欧，社会主义都还不是已经建成的理想社会，都是还在实践中的社会理想。为什么对于中国来说，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民主？现在清楚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脚手架，没有它们，社会主义理想就不能从蓝图走向现实。
知名学者吴稼祥：超大规模国家的公义治理
2013年03月16日 05:04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岳巍北京报道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静积累，吴稼祥终于迎来一个绚烂迸发的时刻，其最新著作《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的出版引起各界关注。
这本有着简短主标题，但是同时具有详尽副标题的著作已经在2012年末到2013年初持续为吴稼祥带来良好的学术声誉。
对于这本书的强烈自信，吴稼祥毫不掩饰。此书“朝成，夕死可矣”，这句化自《论语》的自负之言原本是吴稼祥的戏称，但是被人们当了真，也就成了他们对这本书的绝佳推荐语。
吴稼祥对这一说法的解释是：很多事，他不做，自有别人做，而这本书，他不写，可能也就不会有别人写，“我的阅历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是不可替代的。我写了这本书，我要对得起让我活命的那个命运，我有这个义务把它完成。”
事实上，完成一本书，并非止于作者停笔，而在正式面世。吴稼祥说《公天下》的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公天下》几章之后便兴奋地要求这本书一定要给自己，执着到不签协议就不离开。之后编辑一直庆幸自己那日的坚持，因为第二天就有别家出版社找上门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公天下》列入其“新民说”系列，在同期出版的数种图书中，《公天下》成为被抽中需要送审的两本之一。吴稼祥自信自己已经完全掌握并熟练使用的安全的话语体系能够使这本书轻松过审，他当时唯一担心的只是书名而已。出版社的编辑却没有这么轻松，虽然他们在表面上还是努力表现得镇定。
编辑的假装镇定在送审通过的那一刻彻底“现眼”。吴稼祥说，编辑在电话中激动地用颤抖的声音念了一遍审读意见。
作为政治理论著作，《公天下》以独特的文本模式呈现，不枯燥不干瘪，读起来引人入胜，纵横中国4000年，将政治史学、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融为一体。吴稼祥否认自己是在用春秋笔法批评当下，但是他承认这本书能够对当前的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十年一脉
《华夏时报》：《公天下》是一本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你对政治理论最初的关注始于何时，关注点在何处？
吴稼祥：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开始研究政治体制，当时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并且这个国家还有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此外，其至少4000年的历史也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改革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像是面对一座大冰山一样，于是，规模对我来说成了一直要研究的对象。
《华夏时报》：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你的计划与成果是什么？
吴稼祥：我要为这个主题写5本书。第一本是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完成的，那是从我们国家当前的政情做一个分析，是一种假设，推导出的一种结果。
第二本是为香港报纸写了一年的专栏的结集。这个专栏关注的就是联邦主义的论题，一共52篇。这个写法有点类似于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写法，面对问题，而不是面对理念，来讨论联邦制是否相对于别的体制更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三本就是《果壳里的帝国》，从国际政治角度，我在考虑为什么一个帝国会分崩离析？因为它有双重不合法，一个是它没有获得公民的自愿授权，统治不合法，第二它没有获得被它征服地区的人民的整体授权。我通过那个道理说明，超大规模国家，可以通过联邦化和民主化，使这个国家保持原有的规模，增加它内部的活力。
第四本就是现在的《公天下》，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需要有一个权力下放的过程。《公天下》的副标题是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这本书讲的其实主要是“多中心治理”问题，第五本就会主要关注“双主体法权”。
《华夏时报》：按照这个脉络，目前这四本完成的书以及之后的第五本其实是源于同一构思。
吴稼祥：构思如果这样算下来，其实应该从写第一本书开始一直在想这个事。因为政治改革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必须要找到那个最关键的，而别人讨论不够深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感觉你这个事情有价值。
拒绝一加一的自我矮化
《华夏时报》：具体到这本书上来说，你在论证时首先采信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大禹的描述，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现在还存在争议，如果夏朝真的并不存在，那么是否会影响最终结论的论证？
吴稼祥：这本书就像一只螃蟹一样，有8条腿，丢掉一条腿，一点事情都没有。即便夏朝被否定了，也对后边的论证没有影响。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研究生导师学到一个集群论证法。意思是为了一个观点，用十个证据去证明，有一个站不住没关系，还有九个。另外夏商周否定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历史要翻个个儿。
人类所有认识其实都靠不住，都是暂时的。比如说人民币，人民币有意义吗？为什么还在流行？就是大家在暂时条件下没有更好的交易手段。在没有更好的、更有力的证据驳倒我之前，我就是成立的。
《华夏时报》：这样的话就难免会有一些负面评价，比如有人说你的理论有些片面。
吴稼祥：理论就是片面的，不片面就是教科书，世界上所有的理论，只要是理论，一定是片面的。
《华夏时报》：在《公天下》中，你在创造概念甚至理论。
吴稼祥：是这样的。世界上最喜欢新概念的是哪个国家？德国，德国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创造一个跟别人不同的概念，尽管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他们有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是雷同的吗？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能够诞生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的原因。
不过我们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现在不具备这个资格，如果在乎他们的评价，就做不了任何事情。思想发展的原因跟创造概念的多少有关系，我把这个叫做概念冲动，现在中国有多少人有概念冲动？光概念冲动不行，得给概念下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必须站得住，有了定义还得有假说，有了假说还得论证，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了。中国所谓做理论的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素质，基本上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国外的理论是大前提，中国的问题是个小前提，两个一加一推导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理论了。这不很可笑吗？
《华夏时报》：我可以看做这是你对给这本书的批评意见的回应吗？
吴稼祥：可以看做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理论是什么，哲学是什么，而且不知道创造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一种态度占主导，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有理论创造。
《华夏时报》：对于批评，你是否过于激烈。
吴稼祥：批评如果特别靠谱，我一定会认真回应，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文雅的读者，就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说，吴老师，有个事情百思不得其解，能不能请你帮帮我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大的圆盘上面，旋转的圆盘上有很多小圆盘，如果小圆盘和大圆盘同时旋转，离心速度会加倍，它可能会飞出去，反方向旋转，也待不住，因为方向相反，这个事情您怎么看？这其实是在批评我，批评得很高明。他不好意思直接批评，以多中心治理，等于大圆盘带动小圆盘，怎么能待得住呢？这是真正考虑问题的人，那我就必须认真对待他。
我跟他讲，中心最大的那个大圆盘其实不是大圆盘，是一个恒星，围绕它旋转的行星，围绕行星的是卫星，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抵消了。
公民授权方能大公天下
《华夏时报》：《公天下》中有重启西周的概念，向华夏民族自身传统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路径是否现实？
吴稼祥：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华夏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没有必要自卑，这在世界历史上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民族能做到。
第二，这个民族非常难，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冷兵器时代，基本都要被亡国灭种。因为农业民族战斗力是不行的，永远都是被蛮族消灭，但是华夏民族幸存下来了。
重回西周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我们要回到西周去，这是不对的，我是说两大政治制度，是不同民族创造的。现代民主是西方人创制的，它从古希腊开始，从直接民主，到单一制民主，到联邦制民主。多中心治理联邦制，是中国最先发展的，中国创制的，那就是西周，双都多中心治理，一个国家两个首都，分那么多中心治理，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做的更早，不可能有。我要说的重启西周，是仅仅就多中心治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公天下，中国到底有没有过真正的公天下？
吴稼祥：首先要给公天下下定义。对我来说，公天下有两套定义，一套是制度化定义，一套是政治权利的公天下。
政治权利的公天下指的是所有民主政体就是公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所谓公天下，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有私人空间、私人权利，不被干预，对天下的治理有发言权。
但是所有人都轮流去当官，当最高领导人，这在大规模的国家是做不到的，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公，永远不会存在。我们说的公就是两种含义，一个是天下的权力，就是孔老夫子下的定义，就是在《礼记》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不归任何一家，不归任何一个个人、包括任何一个集团独占，这是一个从否定意义上阐述的公天下。
肯定意义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天下的一切权力是所有公民的，只有公民自愿同意授权，那种权力才能行使。中国古代一般讲，公天下基本就是个理念，事实上很难做到，有两种制度在公天下的道路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要求，一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尧舜的禅让制，但是肯定性条件不能满足，它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贵族选出来的，是四大部族联盟推举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小公天下。
第二种就是西周的分封制，不仅不是一人的天下，也不是一家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所以叫做兼天下。所有各个部落联盟，都要治理自己的地方，不是家天下，不是一家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所以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公天下的就这么两个。
但是这两个，实际上都是小公天下，因为公民并没有授权。我们说当代大公天下，指的就是公民要授权，地方也要授权，没有比这个更理想的公天下了。
吴稼祥：三辈子写不完的书
2013年04月26日 08:52:55来源： 外滩画报
吴稼祥如今最知名的身份是政治学者，年初，他的新作《公天下》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品牌的第一批书目出版，核心是“多中心治理”。为配合“新民说”的创立，出版社邀请多位学者就中国的现状和出路问题进行了沙龙式的探讨，其间，印象里一向快人快语的吴稼祥却讲得不多。事后问他原因，他大手一挥，说没有争论的必要：“他们没看我的书，我这书写了20年，不是那么容易驳倒的。”
按吴稼祥自己的话说，政治学虽然是他的“合法妻子”，从政却不合他的本性。“小时候我背《桃花源记》，我哥哥在边上说，哎呀，背这些干吗，背点别的，你以后要做官的。我说，李白写诗的时候，谁是户部尚书？你说出来我长大就做官去。他说不出来。户部尚书是不小的官了，没人认识。所以以前我主要精力还在写诗上。”他曾是北大五四学社诗歌组的，“和海子一个组”，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过好几首长诗。提起这事他立刻蹬掉鞋子踩到床上，从卧室书架的上层取下两本诗集——诗歌至今是他的“情人”。
但他还有个“第三者”——经济学。那是因为考大学时阴差阳错地被北大经济系录取。本以为毕业后就一路从事经济学研究了，结果却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后来又去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阴差阳错地如他哥哥所希望的，从政了。不过经济学训练显然对吴稼祥影响深远，使他比纯文科学者更注重论证的过程，也对自己逻辑推演的严密性相当自信，在他的理论体系里，经济学是很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反应极为敏捷，直接的表现就是说话语速飞快，可能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得上他的思维，所以一口气解释完一个问题之后，总要加一句：“我说的你明白了吗？”
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吴稼祥几乎没有时间看闲书，写《果壳里的帝国》时，“一柜子的国际政治全得看’，写《公天下》，则囊括了“诸子百家，《尚书》、《易经》和《二十四史》等等”。现在他家里的书基本上是80年代开始买的，成套的、通用的书放在客厅里，常用的书则在卧室。床被面对面的两排书架挤在中间，剩下的通道只能过一个人。他说他快要搬家了，新家在一楼，有一整个地下室可以放书。
那天，吴稼祥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电脑中一个从未公开过的文件夹“成长中的书”，里面文件夹套着文件夹，全是他未完成的书稿和写作计划，有些写了草稿或片段，有些则列好了目录。“这些估计要写三辈子，所以现在诗歌不大写了，一辈子要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目前他已基本编完了下一本同样和联邦制研究有关的书《自由与权威》，“不过出版至少要下半年，不能和自己的《公天下》争风头呀！”
《外滩画报》：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多中心治理”的论证过程？
吴稼祥：所谓霸权确立，就是一旦开始专制，就要扩张。我有一个“谷堆原理”，谷堆要堆得高，脚就要长，不然不是倒了么？拿破仑专门说过，我为什么要打仗，因为我不扩张就不能体现这么高的权威。但是扩张会达到饱和状态，饱和状态我是有定义的，第一是国家大到一个程度，就停止扩张了，因为收益和成本相等，这是严格的经济学定义，没有人驳得倒的，再扩张就负数了，得不偿失，叫做“收益极限”；第二是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因为投资人越大，资源动员就越多，而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几乎没有增长，那么人口增加、粮食减少，投资人再要多拿，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不能扩大了，这是“身体极限”；第三个就是“能力极限”，扩大到这个程度，你的武装力量就不能在指定时间内投送，信息不能有效反馈，扩张就应该停止。
然后来讲“多中心平移”，你要不平移，权威上升，自由就下降，所以规模扩大了，就平移一个曲线，每一个曲线就是一个多中心治理。我不想自吹自擂，我想到这个论证是全球第一的，很精密很完美很漂亮，谁提这个问题我都保持缄默，看懂了再说。有人问，如果说一个大圆盘上面有很多小圆盘，它们向同一个方向旋转的话，离心力不是增加了吗？他是认真考虑过的，我说还有向心力啊，小圆盘自转的时候是有向心力的，你想想星系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多中心治理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彗星，就会散掉。
《外滩画报》：你所说的多中心治理是在一个层面上的还是多个层面上的？
吴稼祥：多层多中心，每一层都是自治。为什么瑞士那么小的国家在欧洲那么突出？就是因为它是联邦制最早的国家，1290年。还有荷兰，半联邦制的小国。这两个国家是世界500强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把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限。这是规模和活力的问题，规模一大，活力就没了。
《外滩画报》：那么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存在吗？
吴稼祥：不能说中国没有特殊性，超大规模就是中国的特殊性，还有好多特殊性，比如西方的文化基因是逻各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道。前阵子王义桅来找我，我把他的书批了一通，《海殇》，他的观点我都不赞成，没搞清楚文化基因。但他心情好，给我批了以后还笑眯眯，不像我心情不好。但是这些特殊性都不足以拒绝民主，什么意思？因为民主是个工具性的东西。我研究了整个世界从古到今的民主理论，它们都可以打一个集装箱，叫“微观民主理论”。我的理论第一是功能主义的，第二是宏观民主。我通过结构来论证民主，和个人权力、天赋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了多中心治理能够维持，规模和活力能够兼得。这是对当代民主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他们不懂。
《外滩画报》：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吴稼祥：哈哈，你抓我漏洞。我的心情不好是结构性的，不是状态性的，结构、功能、状态是三部分，我已经生气了是状态，有时生气有时不生气是功能，老生气就是结构性。开玩笑啦，我一般很少生气，一般就郁闷5分钟，因为所有事情我都往最好的地方设想，往最坏的地方打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西方那种理性主义。目的理性和手段理性，手段理性是你确立了目的，如何达到，如果达不到，或者不利于达到，就选择其他手段，而不是不择手段；目的理性是达到了，带来的收益是正的还是负的，对周边的人什么影响，反过来会不会影响你?我们不考虑这个，玩命在那儿搞，所以对人类本性有点小失望。不过没什么，我什么都经历过了，天上、地下，人间、地狱，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商业，人家说大丈夫的三条标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不够，还要加上宠辱不能惊，这就完整了。
《外滩画报》：你写过一本《邓小平：思想与实践》。
吴稼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是研究邓小平的第一本，不会有更早的了。当时杨尚昆要了100本给中央军委学习，邓家人也看了，希望我给他写个传记，当时我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英国出版社也一直约我写邓小平传记。
《外滩画报》：会写吗？
吴稼祥：会写。我肯定要比傅高义写得好，我给他讲课的，在哈佛讲了半年多，每个星期讲一次，他每个月给我520美元。他要我给他讲的，我肯定像猫教老虎爬树一样，真招没教给他，不然我不是傻了？所以他的东西写得很一般（笑）。
吴稼祥再解“天下主义” 畅想中华大联邦
[导读]天下主义在当代的表述是，能有一个主权共享的以及公民拥有天下所有权的天下结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不仅不会丧失自己的领土，而且有可能跟亚洲其它国家走向东亚共同体。
【腾讯文化讯】2013年6月21日下午，主题为“回归·想象力”腾讯网2013年夏季思享沙龙在北京腾讯网总部成功举办。沙龙由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主持。主办方邀请了二十余位各界嘉宾，近二十家媒体共40余人与会。嘉宾包括著名企业家、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政治学学者吴稼祥、大律师张思之、法学教授何兵、青年学者周濂、熊培云、梁鸿，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张钊维等。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全程出席并做了开场致辞。活动尾声，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先生与众位嘉宾一同见证“思享”时刻。
政治学学者吴稼祥应邀做了“从天下主义到世界主义”的演讲，他侧重讲述了“天下主义的当代表述”。他在演讲中重提“主权共享”，认为天下主义在当代的表述是能有一个主权共享的，以及公民拥有天下所有权的天下结构。在此基础上他畅想了“中华大联邦”和“东亚共同体”。他认为，仅仅靠国家权力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把世界各国推向国家权力均等化的局势。均等化的局势下，要求没有效率的国家必须享有效率，没有规模的国家必须寻求规模。基于规模的追求，亚洲国家可能形成有以亚洲货币“亚元”为推动力的东亚共同体。主持人邱震海当场提出质疑，认为主权共享，距离传统的华夏很远，离世界也很远。吴稼祥老师演讲实录如下：
吴稼祥：谢谢！我今天要谈的是想象力空间。现在人们担心中国未来会否分裂？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大家担心这个。我今天可以放开想象一下：中国未来如果处理得当，不仅不会分裂，可能还会是未来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近几年来西方工业国家渐渐被欧盟和金砖国家所取代。刚刚习总书记到南非开了会议叫金砖五国。工业国家在金砖五国面前、在中欧之间的谈判面前已经相形见绌，已经不能调解中国跟欧盟的光伏等一些争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国家之间的竞争一般是规模和效率之间的竞争，是权力最大化的竞争。权力怎么才能最大化？没有效率的国家应该有效率，没有规模的国家应该有规模。在同等效率的条件下，规模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同等规模的条件下，效率是决定性因素。保罗·肯尼迪写了《大国的兴衰》，他说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大，如果没有效率的话，就像18、19世纪的俄罗斯一样，或者是像20世纪的苏联这样，虽然疆土广大，2000多万平方公里，但没有效率，结果崩溃了。
那些虽然效率非常高、但规模不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比如二战时期的日本，效率很高，还是被美国打败。因为，在同等的效率下，规模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美国无论是人口还是资源都比日本多。因为这个原因，在世界格局竞争中，在同等效率的前提下，中小国家一定要寻求地区一体化，寻求规模，这就是欧盟诞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想要跟美国、金砖四国这样的国家挑战，必须要具有相当的规模。现在欧盟国家已经有28个成员国，刚刚又吸收了一个国家，克罗地亚，人口5亿多，GDP超过美国，所以，有了相当大的谈判规模。
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如西欧走向了联合，而苏联东欧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冰冻”中走向了崩溃；苏联2100多万平方公里，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独立；南斯拉夫本来是8个共和国，现在独立出去6个；捷克和斯洛伐克也分裂了。这是什么原因？主要取决于国家主权的双重性质。国家所谓的领土主权具有排他性和自主性，只要是一个主权未被别的国家干涉的国家，它一定要寻求主权平等，领土主权不可侵犯，或者自己主权不容干预，所有东欧国家不享有独立的主权，所以，在合并的过程中，一定要寻求自己的主权。另外，主权具有另一种性质，相融性和开放性。什么样的主权具有相融性和开放性？取决于主权的归属。假如主权是公天下的主权，这个权全归于天下公民，这样的主权就具有了更大的相容性和开放性。假如说这个主权是归于党天下、家天下，这样的主权具有更大的排他性，绝对不允许有主权上的任何交融。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老祖宗开发出了天下观念，应该说，他们在排他性上在世界各国祖先里是最弱的，共享性是最大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排他性主权国家的理论。我有三个给天下的定义：所谓天下定义之一，是具有不确定边界的、大规模的或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我们的天下这样的共同体，中国古代的天下应该说，外部边疆是开放的，来去自由。古代国家应该有五层，中间是皇城，外面有个政治区划，包括五服：甸服、卫服、侯服、绥服、荒服。到了荒服之外的这一圈，你就可以来去自由了，游牧民族可以加入中国，也可以不加入。一般来讲，约束力比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的天下有点像欧盟。边疆可以随便申请加入，也有可能把你开除。凭什么条件约束你、开除你、吸收你？在于你对华夏文明的态度。所以关于天下的第二个定义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是国家政治体、文明结构一体化。文明和权力也是同构的，文明越高的地方，权力就越大。所以，皇城的权力是最大的，越往外权力越小，文化的程度也越低。中国古代国家，不是靠权力，权力是排他的，权力不归我所有就归你所有。中国古代天下的力量靠什么？靠的是魅力。魅力是共享的，比如日本的遣唐使，到过这么多的国家，所有的万国来朝，都不是武器打来的，这个是文明的吸引力，文明有一个吸引力。所以中国天下的观念第二个特点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中国古代天下也是一个复合型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天下国家的概念体现了一个相融性、开放性，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与它相当的比如罗马帝国，一般来讲不可能有中国天下观念那么大的相融性、开放性。跟中国天下最接近的是马其顿等希腊化世界，这跟儒家天下是同构的概念。希腊化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家，后来分成了三个国家。但是，希腊化概念指的是希腊文明波及到的地区就是他们的，我们国家的天下文明是指中国的华夏文明所到达的地区。
这是两个最大的开放性，一个是文明，一个是边疆，是不确定性的。
第三，主权共享，中国历史上主权共享最彻底的王朝是西周。西周所有诸侯跟周公之间有契约，这个契约就是分封。商朝是有宪法，叫宪法洪范九筹，那个时候的宪法有9章，9章里面有很多条款。后来有一个商朝的大臣（贵族）叫箕子，把宪法传给武王以后，他就失踪了，武王想封他为诸侯，打听他到朝鲜，就封他为朝鲜王。那个时候，中国文明到达的地方，就是天下所到达的地方，所以，朝鲜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政治社会的时期，就是吴王封箕子为朝鲜候那时开始的。那时的天下主权不像现代国家这样有绝对的排他性。
天下主义在当代的表述是，能有一个主权共享的，以及公民拥有天下所有权的天下结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在当代国家的规模和效率的竞争中，中国不仅不会丧失自己的领土，而且可能跟亚洲其它国家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趋势是可以想象的。首先加入中华大联邦，以中国大陆为核心，以一国两制的形式，比如香港、澳门这是一个联邦，再加上台湾。如果再往下说，中国文化圈所能到达的地方，如果主权没有这么大的排他性，如果恢复到传统的天下观念，我相信在当代最主要的是主权共享的时代。在世界的大规模的竞争压力下，中小型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型国家不可能独立存在，就像航空母舰竞争的时代，不可能有舢板获得的余地。我相信，比如说像欧盟、中华大联邦、俄罗斯联邦、美国联邦，在这么大的巨型战舰交战的海域内，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必须有所选择，不加入中国联邦，必须要加入别的联邦，否则在国际谈判桌上，找不到你的椅子。现在欧盟跟中国谈光伏，有的国家同情中国的，比如德国，有的国家制裁中国，比如法国。为什么欧盟要谈判？就是因为，它是28个国家的联盟，获得了规模，这个规模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分庭抗礼。
最后总结我的观点是，当代世界不是靠道德、愿望、和平的驱动力，仅仅靠国家权力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把世界各国推向国家权力均等化的局势。均等化的局势下，要求没有效率的国家必须享有效率，没有规模的国家必须寻求规模。在规模上亚洲国家可能会有以亚洲货币亚元为推动力的东亚共同体，在我的想象里它是存在的，谢谢大家！
邱震海：你这个愿景是50年、100年、500年、1000年实现？
吴稼祥：50年。
邱震海：但我怎么感觉描述的主权共享，距离我们传统的华夏很远，离世界也很远。现在的钓鱼岛和黄岩岛就是决不能把主权共享，我们还是活在100年前的日本和德国。
吴稼祥：主要是大陆主权没有共享的原因。
吴稼祥谈“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2013年05月21日09:23新浪历史
导语
这本书所说的多中心治理，以及规模压力怎么才能缓解，实际上都不是说历史，都是在论证路径。它不是政治哲学，它是政治理论。
作者简介
吴稼祥，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著有《邓小平：思想与实践》、《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新权威主义述评》、《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一杯沧海》、《公天下》等。
天下为公的理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一个退化的思想，因为中国最初的政治体系就是顶峰，一开始是一个黄金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虽然这个大同社会只存在于传说中，但是在有相反的证据否定它之前，我们假定它是存在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被孔老夫子称为“大道天下”。
它的社会状态是一个大同社会，然后“大道既隐”，大道隐藏起来了，天下为家，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孩子，所有人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私有制诞生了，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有一点王道。我的书里认为那是平面中央集权而不是立体中央集权，叫做小康社会，三个王道。小康社会以后我把它叫白银时代，继续衰变叫做黑铁时代，也就是五霸时代，它被认为是一种衰世，衰世是什么呢？它不是说靠人、德来治天下，是靠力量，靠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来统治，争取自己的最大权力，使权力极大化。这样一种时代是通过霸权建立起来的，霸权没有了就开始动乱，霸乱循环的一个时代。
这样一个思想向后看，最好的时代已经失去了，总有一种失语的感觉，孔老夫子为什么那么悲伤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看见别人抓着一个麒麟，他痛哭流涕，就觉得更没有希望了，他有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种思想事实上是一个大规模国家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一种倒退，它只是说公天下“公”的程度不行了，美好的理想丧失了。
现在很多朋友谈儒家宪政，这个概念我不大接受。但是，如果把宪政理解为对权力的限制的话，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一种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这个不成文宪法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天下不能被一个氏族、一个部族占有，当然更不能被一家所占有，任何人执政一段时间都必须要退休，所以就叫做禅让制。这样一种大道宪法在中国文人尤其儒家的思想里面，可以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美梦，世世代代的儒家，谈到这个的时候都是心向往之。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大道，在权力使用的时间长度上加以限制，权力行使不可以一辈子，你老了，必须让出权力。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禅让制，或者叫做垂拱而治，基本上是一种让地方各个部族自治的思想。这个不成文的宪法作为一种大道，其实为我们古代的思想家所分享，应该说大禹建立政权以后，孔子看到了大道既隐的事实，但他并不认为大道就没有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老子看到的东西就更加悲观，“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大道废了以后而不得不诞生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天下为公的道已经废掉了。
不管是隐也好、废也好，在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眼里，大道一定是让他们非常推崇的，是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这两家学说实际上在内心都推崇这个东西，老子认为它废掉以后再搞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推崇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这样一种体制虽然是小国，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共同分享的天下。为什么孔子也使用了跟老子相近的一个概念——“大道”这个概念？事实上，孔子《礼记·礼运》篇是他拜见老子以后谈的问题，他们两个在“道”上面应该取得了相当大的共识。孔子对老子的大道思想是非常认可的。他的定义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得被任何个人、家族和团体持续独占，这个概念是儒家千百年来都在心中怀有的一个理想。
公天下的两个制度安排
光有理想是不行的，必须落实在制度上，制度上必须要有安排。老祖宗最早的制度安排就是传说中的，湖北省有一批出土文物叫做楚简，那里面也有大量的儒家原始文献和道家文献，其中有这么一篇是儒家对禅让制给予了很高的认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仁治天下，确实还有制度治天下。在尧舜时期，一般是四个部落联盟叫四岳，东岳、西岳、南岳和北岳，四番的部落联盟共同推荐一个候选人，经过现任首长的考察，被推举的人一般也不一定是太子党。比如说舜就不是太子党，尧实际上对他也很不放心，一个要考察他的才能，第二要把他变成自己的心腹，把他变成太子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这样一种体制我们其实并不陌生，1949年以来，实际上执行的就是一种禅让制。实际上1911年就把家天下这样一个理念给葬送了，取缔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想通过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完成这个过渡，当然它失败了。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它也奉行公天下概念，不要说政权了，连财产都要公有，社会的生产资料都要公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认为一切都应该公有，某种程度上包括人的才能都要公有。我为什么把这个书命名为《公天下》，也是有这么一个取巧的想法，一个要接天气，共产主义从西方传到中国，它毕竟在中国流行了60多年，不能否认它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你不能彻底把它抛弃、废除，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我们也接地气，公天下的理念实际上在尧舜之世，在儒家的正统思想里面它就是一个不断被传播、不断被继承的概念，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但问题不在于这个概念，在于怎么把这个概念变成制度安排，这是最关键的。
1949年以来，执政党开始实施终身禅让制，这个比尧舜时期稍微退步了一些，尧舜活着的时候就让位给别人了，是没有规定期限的任期制禅让制。
我在台湾出了本书，发现了一种第二把手更换率，这个体制必然会导致一种内生性的动乱。因为最高权力的更迭有三种模式，第一叫世袭制，第二叫禅让制，第三种叫民选制，最不稳定的就是禅让制，为什么这么讲呢？最高领导人选的接班人，必须同时是第二把手，不放到第二把手不能够有威望的。这就发生一个尴尬的情况，一把手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他会患上一种安全饥渴症，第二把手既不能无能，又不能太有能，既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太有道德，这就是非常尴尬的事情。竞争继承人的这样一些人，会利用首脑这样一种安全饥渴的心理，不断给他灌输说二把手不忠于你，要取代你。这样一种体制维持稳定有一定困难，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有两种制度更迭的方式，一种就是恢复了世袭制，比如说古巴是兄弟之间世袭，朝鲜是父子之间世袭，恢复世袭的都挺稳定，古巴和朝鲜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制度还在维持。为什么大禹要搞世袭制就是这个原因，父死子继制应该说是最稳定的。后来，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如果这样就更糟，因为每一次第二把手更换都会导致五大定律发挥作用，只有越来越无能的人才让他越来越放心，我形容这个过程叫“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这个制度安排在尧舜时期就坚持不下去，因为天下，三个人坐在驾驶座上来开车，尧坐了一把交椅，舜坐了一把交椅，禹又坐了一把交椅，后面还有很多接班人，拽袖子的，拉袍子的，这个车怎么开？我觉得禅让制在历史上都被家天下所取代了，中国又不能恢复帝制，只能向民主政治发展。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制度安排，就是通过不搞终身制，限制他的职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制度安排就是西周时代的分权制，这时基本上就是白银时代了，家族的权力已经是世袭了，因为经过夏商两朝的家天下的安排，最后变成了平面中央集权。这种安排不是一家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西周分封的时候，所有的大姓氏都封了诸侯，连尧舜禹的后代都封了。西周实行了一种双都多层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双都指的是东都洛阳、西都镐京，西都是一个政治首都，也是宗教首都，祭祀祖先的，东都实际上是一个东部统治中心。西周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制双都多中心治理的，在这之前没有，罗马帝国也没有多中心治理，它是从多中心治理变成了帝国。这样的一种体制，公天下的公表现在对天下主权的占有，在空间上分享，就是多中心，时间上是世袭的，是持续的。它的公天下是有限度的，就像禅让制也是有限度的一样。这样一个公天下是空间上的分享。
在儒家学说里面就诞生了一个公天下的制度学派，荀子在理念上就提出了兼天下的概念，就是天下兼治。他谈到周公兼治天下，分封47个诸侯。他有一个五分思想，在《荀子·王霸篇》里有个说法，叫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军分土而守。这是一个分田和分事的思想，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儒家制度学派不是大一统思想，是统分结合的思想。以前人们没有太注意荀子作为制度学派的地位，这次我在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一般主张制度的人都是性恶论的。荀子就是性恶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性并不善，所以必须用制度来治理。
公天下退化的原因
公天下退出制度安排，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公天下有两次退出，第一次应该是大禹登基以后，一直到商纣王被武王所取代的这一千年，公天下事实上退出了制度安排。这里面既没有禅让，也没有地方分权，但是它有一个民本主义思想，以民为本。这两个朝代之所以被孔子比较看重就是因为有民本的思想。第一次退出就诞生了有权威体系的平面中央集权的家天下，就是夏商之世，然后就出现了公天下制度安排的分权时代。后来它又再次退出，将近70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的天下，我把它叫做无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就是朕天下，它不是家天下，家庭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实际上秦二世杀了好多他的家族人。这实际上是一人统治天下，普天下的人都是我一个人的奴隶。其后，刘邦创制了一种叫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从西汉一直到辛亥革命，都是实行这种体制。当然，有一些小的插曲，比如西汉的分封，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分封，以及清初对三藩的分封，都是一些插曲。另外还有一些战乱时代，比如说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也除外。只要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
制度退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从公天下的制度安排退到了我刚才说的制度——平面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或者是立体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有大的河流流域不一定有超大规模的国家，比如说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比我们还大，为什么没有国家呢？一是那个地方不适合农耕，亚马逊河边上是热带雨林，不是种稻子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打猎。第二是那个地方没有人文条件，印第安人尤其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通过屠杀来崇拜神，把人心取出来，把脑袋砍掉来祭天，人口不能繁衍，是绝对减少的。人本主义或者说世俗化，在我们国家是儒家带来的，不知生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人文思想，所以人口才能繁衍。文明的扩大，大陆国家的生成，是靠人口过剩实现的，人口一多就要迁徙，把没有耕种的地方耕种了。我们这个国家有对生命的尊重才有了这种文明的心跳，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上四大轴心民族之一，首先它是个人本主义的民族，所以它能把两河流域，就是黄河、长江流域，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基本把它填满。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禹最后到了会稽山去收租子，就是收税去了。为什么叫会稽山，实际上就是算珠子，把所有的数对起来，会稽，那个山就是这样命名的。从这个情况看，会稽山已经到了钱塘江流域了，长江流域再往南，我们祖先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了。大部分的国家有三大依赖：水利依赖，水利是这样的，因为自然条件关系，有的时候旱，有的时候涝，有的时候堵塞了，有的时候过度泛滥了，大禹为什么治水成为英雄，就是因为水利依赖的结果。安全依赖也是这样的，这个民族聚居的两河流域非常平坦，易于农耕，易于丰收，但是也特别易于被侵略，而且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不幸的是，因为它有非常富庶的人口，世界上三大蛮族像飓风一样在蒙古高原上生成，一旦生成了首先想到的进攻对象就是华夏地区。第一大蛮族就是匈奴，是世界性的蛮族，打到欧洲，把罗马帝国打得东倒西歪，俯首称臣，把所有的黄金都给了阿提拉，现在他们的后裔是匈牙利人。第二大蛮族就是突厥，现在的土耳其，突阙民族也是战斗力极强，整个欧洲被阿拉伯人打得找不着北，阿拉伯人又被突阙人打得找不着北。你想这些蛮族有多么彪悍，我们的祖先把这两个蛮族都给看紧了，尤其是跟匈奴，打了800年，这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还能把文明绵延下来。近来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什么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可能是假的，文明自信还是有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对这两个民族打胜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族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变得和他一样野蛮才行，否则你怎么跟他打？因为冷兵器时代，战斗的致胜法宝就是肌肉和残忍。赵武灵王为什么胡服骑射，胡服才能战胜游牧民族，必须把自己变得很野蛮。最后蒙古出现，抵抗不了，整个社会被野蛮化了。所以，安全依赖就导致了需要中央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军队，这些都是对大规模的依赖。
第三个就是救灾依赖，这个我不多说了。通过天灾中的表现来提高威望，就是救灾依赖。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把灾给救了，全国一片歌颂。在中国古代，谁能救灾谁最牛。灾情，别的我们不说，在唐太宗统治的黄金时期，一次大的蝗灾，很多地方卖儿鬻女他也不能阻止，他最后把国库打开，出钱把卖的子女都买回来，然后还给这些卖儿女的家庭。
我对两个皇帝最崇拜，一个就是周文王，第二个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有人道主义，蝗灾严重到这个程度，他忧心忡忡，跑到后花园看，随手抓了两个蚂蚱，就要放到口里去吃，叫身边的大臣阻止了，说它有毒，吃了对龙体可能不安，他说假如让它吃了老百姓的庄稼，不如让它吃我的心肝，一下就给吃了。救灾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的威望就特别高。他有一次因为天旱去求雨，求过以后就下雨了，这也增加了他的神化。这些依赖导致了一个稳定和集权的偏好，大家就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稳定，中央集权大家也能接受。皇帝的神化包括皇帝的个人崇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大家觉得他有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
因为这个原因就产生了一种霸权铁律，就是一个政治体规模一旦扩大，就会导致专制，一旦专制以后，就会导致更大的扩张，然后它就循环推进。你们想想秦帝国和罗马帝国就知道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肯定与这样一种规模依赖、霸权铁律是绝对矛盾的，所以它被一点一点取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就发生了制度退化而导致的一种文明退化的感觉，好的时代都已过去这么一种感觉，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退而求其次。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说要听任专制的肆虐，然后就不管，这种制度退化实际上早就被儒家的创始人所发现，他们希望有一种缓解的办法，虽然大规模依赖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缓解的办法，来制约这种权力的无限扩张。天下主权可以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所占有，但他要为天下人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要发挥公天下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叫仁。行仁叫做王道。它是有用的，要是没有这个用，我们这个国家不就灭亡了吗？儒家公天下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孟子，他的名言就是以德行仁者王，他是在《公孙丑上》这篇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以德治国。这个东西古今是很相通的，没有制度的时候我们强调德行，但是不能说强调德行一点用处都没有，它确实有相当大的作用。儒家也不是只说不做，后来创制了一系列的制度，那个制度不是公天下的制度，是一个把它的公天下功能的这样一个追求制度化，比如说科举制度，要把那些能够内圣外王的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考上去以后做官，他对自我约束能够以德治国，以德行仁，然后他们又施行回避制度、告老还乡制度、巡抚制度、拦轿告官、击鼓喊冤制度、回京述职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是想加强公天下功能发挥作用。其实到了宋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朱熹就发展了理学，他希望执政者为了要推行公天下的功能，你的职责应该理性化，不能太随意。理学思想把治理天下的随意性减少。公天下的功能学派一定是假设人性是善的，如果人性不善，这个功能就没法发挥，与荀子的性恶论是相反的。
以退为进的公天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退为进的大公天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最早的创制了以地权为中心的大规模政治体的宏观制度安排，就是公天下的制度安排，实行多中心治理。分封就是以地权为中心，西方以人权为中心，而且还创制了任期制，就是禅让制的最高权力更迭体制。应该说，当代民主制度的三大要件我们历史上已经有了两件——分权体制以及任期制。我特别要想说明的是这种多中心治理实际上经过邓小平的创制，在当代中国已经在施行了，就是一国两制，虽然只在两个地方，一个叫香港，一个叫澳门。我的书里也说了，制度化分权是黄金时代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与制度化分权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胡搞，没有把恶推到极致，与我们估计台湾的回归，估计香港的反对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能不假装自己很仁慈。当年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都是这样的，比如汉文帝为什么那么仁慈，就是因为底下分权太大，我是主，所以我必须比你们仁慈，要不然我怎么能做君主？所以制度化分权我们现在已经是了，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是一个混合体制，比较乱，既不跟地权挂钩，也没跟人权挂钩，它只是一个口头承诺。这种体制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三大制度的一个混合体，这种体制实际上有可能是中央集权制的，因为无论是香港的特首，还是澳门的特首，都要中央政府批准，只要有这样一个体制它一定是中央集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联邦制，它的地方领导人选举出来以后还要总统去批准。只要一批准，它就不再是联邦制的国家。现在我们看法国的地方长官有可能要稍微批准一下，所以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西方最早创设了以人权为中心的民主直接参与和代议制这样一种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微观的，是从人权，以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以个人的权利作为追求的起点和归结点，就是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幸福成为这种体制安排的出发点。这能和我们讲的两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吗？的确，老祖宗创造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跟地权挂钩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每一次分封，几代以后就没地封了，不可持续下去的，所以我说封建制是一支点燃的香，越烧越短，不管开始时这个香有多长，一点燃以后就越烧越短，最后就变成灰烬，不可能持续下去。
当然，我希望能够把多中心治理的分权体制，具体化为地方制度化分权，就是联邦制民主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我说过民主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民族多个国家的阶段，直接参与，因为人少；第二阶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西欧近代以来的那种代议制，因为不可能大家一起去开会，所以每个地区选一个议员到议会去开会，这样的体制还不行，到了美国就变成联邦制了，不仅是代议制，还是联邦制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讲的是我研究的一些感受，通过这样一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加坡和港台的经验
新加坡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城邦制度结出来的果实，第一次城邦制度是地中海的内海沿岸，就是在爱琴海沿岸的城邦，规模非常小，有可能就几万人，第二次城邦制度是地中海海岸，就是意大利城邦，第三次城邦制就到了太平洋，比如像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等，它们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城邦、城市国家。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小有小的好处，无论搞专制、搞民主都非常方便，因为可以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公司来治理。
新加坡实际上是一家公司，总统是董事长，总理是总经理，我到这个国家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它是一个幼儿园，民族精神是不会有的，在那个地方三种书没有，黄书没有，红书也没有，黑书也没有，有的都是字典，大部分都是字典。这个国家的国民已经退化到幼儿状态，国家里牌子上写的都是卡通画，这样的政府像保姆，人民就是Baby，是绝对不可以学的，它基本上是把一个国家治成一个公司了，你想想那是什么东西。
联邦制和多中心治理是这样一种制度，人口超过两个亿，国家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必须实行，要不实行，这个国家一定是动乱没有穷期或者就是专制没有穷期。假如这个国家很小，如果实行它就会更牛。比如说大家知道欧洲两个很牛的国家，一个就是瑞士，第二个就是荷兰，瑞士是彻底联邦制的，它是1291年就实行联邦制了，荷兰是半联邦制，因为它有自治省，无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还是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包括它的上市公司、它的竞争力、人均收入都是世界的佼佼者，为什么，它的民族更优秀吗？绝对不是，就是它的制度。联邦制的特点就是所谓自治，自治就是个人自治以及地区自治、乡村自治，它是这样一种制度，不可以有笼子这种思想，当个家长、保姆。新加坡政府当个保姆就管500多万人，在中国当个保姆，13亿Baby，你能管得过来吗？我认为尽量大家不要宣传新加坡，要不得，这个绝对不可以。
台湾和香港都是上帝送给中华民族的礼物，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从沿海开放城市开始的。首先是深圳，我们全中国的商品经济都是香港的学生，市场经济都是从那里学的，我们完全是它的学生。如果没有香港，我相信我们的经济改革不会这么顺利。
第二个就是台湾。台湾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民主实验。不是中华民族不能搞实验，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因为国家太大，不能搞工商业，因为工商业会导致一种离心力，国家就会有一种分裂现象，所以一般都是重农抑商，因为农业是按照祠堂，按照氏族划分单位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人，只有角色，没有个人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没有个人权利就谈不上民主。产业和制度是一个体制问题，跟民主素质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看台湾的民主搞得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好，好在什么地方？没有流血，人家从威权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体制了。这种民主进程是中国人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二十世纪有两次退位是值得说一下的。一个是清王朝的退位，革命军并没有打到北京，他就退位了。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运动也没有搞得你死我活，刚刚开始他就退位了，宣布实行多党制。汪洋讲的改革就是割自己的肉，讲得太到位了，实际上是割爱，忍痛割爱，蒋家要不是忍痛割爱能有台湾的今天吗，我想不会有。因为有这样一个态度，国民党又重新执政了，有什么不好呢，不是挺好的嘛。我觉得台湾这个方面值得我们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学习，维持中央一党执政，开放市县逐级直选，这是可以值得学习的。
超大规模国家和多中心治理
公天下与多中心治理的思想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最早从西周就开始了，近代以来就更加繁荣。实际上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联邦制思想，毛泽东早年也是联邦主义者。孙中山在当总统之前也是主张联邦主义的，所以他从美国回到大陆之前路过欧洲，有一个演讲，就说中国未来的体制必须是美国式的联邦制，绝不可以搞帝制的东西。这个思想实际上在军阀里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联省自治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个运动失败了。一般主权有三种状态，一种叫做主权在君，君主的君，如果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在历史上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几大黄金时代都是这样与地权挂钩的多中心治理的结果。第二个叫主权在军，联省自治基本上主权在军队，并不在人民手里，这样一种联省自治必定要失败，因为它导致军阀混战。主权在君会导致土地战争，春秋五霸战争实际上都是土地战争，都要扩张嘛。主权在军实际上是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的目的谁都想统一天下，谁都想把这个国家统一。像陈炯明这样，就不完全是军阀思想，他的思想是想把主权还给老百姓，在老百姓有权利的条件下，再搞成一个联省自治。多中心治理思想是联省自治思想在中国的一个当代表达，未来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叫联邦制，怎么叫都无所谓，关键是它的实质。比如说当年贾谊给汉文帝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就认为你分封的地方太大了，有可能要导致国家分裂，所以应该要削藩，让七个王的土地减少，把它分开，他没做到，汉景帝想做，导致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做到了，找到了能够把这个思想推行下去的一种方法，叫推恩令。
孙中山最后没有听取陈炯明的意见，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可能认为这个想法难以解决军阀混战的问题。我们不能从一个非常恶的角度，说他就要集权。
政体形式与经济绩效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感到很自豪，认为中国模式让美国都相形见绌。纵向地看，中国确实是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要饭的也是最少的，饿死的人也是最少的，因为观点不同就被杀或者被怎么样的也是比较少的等等。综合国力的话，历史上虽然说我们非常强大，但是那时候世界还不开放，跟世界没有互动，现在看来综合国力去年超过日本，而且还在增加。有些民族适合搞经济活动，在任何制度下都搞得很好，还有一些民族不太适合，任何制度下都搞不好，像印度就属于这种。你要想比较，不能拿大陆和印度比，就像不能拿鸡和狗比一样的，因为性状、文化都不一样，要拿大陆和台湾比，拿大陆和香港比。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100位以后，那台湾呢？如果30个台湾会怎么样？30个香港会怎么样？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于从事经济活动，在全权政体转变成威权政体的条件下，我们的市场经济繁荣了，效率优先型的改革获得了极大成功，加上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发达国家企业进入后工业化国家，我们有了劳动力红利，基本上是“两血”——血汗工厂和血泪GDP。在这种情况下，跟农民商量一下，我想农民肯定用锄头打掉你的脑袋。这个事不能讨论的，因为你的总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的人均收入只在世界的100多位，比刚刚发生革命的利比亚都低好多。我们的不足是非常多的，现在很多经济增长数据，第一有虚化的成份，第二有吃老祖宗、吃子孙后代的成份，比如说土地GDP就属于这种，政府征一块地，一根针都没生产，马上就可以收几个亿的土地出让金，这钱哪儿来的？提前交的租金，一交70年，那不是吃子孙的嘛！
我说的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确实相比过去，相比其他的经济搞得不好的地区，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为什么不比一比瑞士，为什么不比一比荷兰，那么小的国家，在医药、银行、宾馆、制表、食品五大行业里面都有世界的顶尖产品。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比，样本不能搞错了，样本搞错了那就一塌糊涂。
经济发展永远不能取代权利的要求，我的权利指的是rights，不是power，自由权利、平等参与权，不受侮辱、不受损害，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因为人不是猪，权利是不能交易的，一旦被交易那就不再是人。所以，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写了《正义论》，正义这个东西有三个不同的定义，跟平等都有关系。一个叫做平等优先型的正义，把本来不平等的人变成绝对平等，等于拿了一把刀把人当韭菜切。第二个叫做互利的正义，让自己付出较小的成本来寻求合作，来推动社会福利的增加。互利的正义就是机会平等，但是结果并不平等，它会导致一部分优先富裕起来、好起来，然后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这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没有民主，权利不平等。我们现在不是说权贵资本主义吗？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不平等，现在看来越来越不被人接受了。第三个，我们把它叫做公平的正义。公平的正义，不仅有权利的平等，我们还得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二次分配就是说收入政策倾斜，三次分配就是社会慈善事业的辅助。
而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讲，民主是更高层次的需求，经济是更低层次的需求，现在有的人说中国现在还没到实现民主的时候，是因为现在还在满足低层次的需求。
“公天下”与联邦制
我在书里其实已把民主工具化了，民主在这儿是一种使多中心治理能够稳定下来的工具，把它功能化了。如果把民主价值化，它应该从人权开始。我是从宏观结构上，不是从人权和契约论的角度论证民主，也不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
我这本书只是想论证一个问题，就是规模和它的规模压力和规模依赖的问题。规模扩大以后，必然导致专制，专制以后必然导致再扩大，这就是霸权铁律。罗马共和国为什么就变成帝国了呢，因为它的规模扩大以后必须专制，是规模压力导致的结果。中国最早建立立体中央集权的就是秦国，为什么？因为中原国家都不能真正改变边界的，都是兄弟之国，打仗都是耀武扬威。秦国为什么能？它首先灭了西边十二国，规模一下就扩大了，所以它就开始专制。我这本书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规模政治体里面，它的距离和统治的集权程度是成正比的，大部分国家是无解的。我怎么把它解了，就是多中心治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尧舜时期，也不是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也是部落联盟推荐候选人，四岳等于党的四个派别。“公天下”这个概念从操作性来看，不大可能做到理想化状态，“公天下”指的是地方分权、多中心治理，任期制不要有无限的任期，要有竞争性，以及权力来源这些问题，真正的权力最后是属于公民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天下应该比以前的家天下是个大进步，它不是世袭制了，至少在几千万党员里面，大家还有选举资格。
新权威主义和我现在说的“公天下”不矛盾，新权威主义追求的是把全权政体变成威权政体，就是说它的目的追求，是抑制政治权力的分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独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注册的自由化。不要小看户籍制度改革和劳改制度改革，都是中国式的废奴制，意义极其重大。
新权威主义在保持政治权力统一的条件下推行市场化，简单的说，新权威主义的目的是经济市场化，所有权的股份化和经济市场化。改革一定意味着权威的丧失，一定意味着权威落差的降低，这个降低有可能导致雪崩。我有一个假设叫雪崩现象，尤其是多民族国家雪崩得更厉害，苏联、南斯拉夫的瓦解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候就像老母鸡一样，既要捂这个蛋，还不能把这个蛋给打了，新权威主义就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的“公天下”是为了实行民主宪政，要实现分权。
联邦制有两种方向，一个是联合的方向，美国和欧洲就是这样，联合的目的是寻求规模。有活力没有规模，就会带来外部的不安全、内部的不稳定，像古希腊的城邦，马其顿把它们给灭了。西方国家早期的主要问题是有活力没规模，必须寻求规模，因为有规模就强大了，不怕被灭了，所以它最后也走上了征服的道路，就是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现在欧洲走的是联合的道路。我对民主有个形容，它像个裁缝一样，在有的地方裁(集权的地方)，在有的地方缝(过度分权的地方)。联邦制指的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就是活力和规模达到均衡，当活力过剩而规模不足的时候它就缝，当规模过大活力不足的时候它就裁。苏联、东欧的崩溃和西欧的联盟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这个原因，它们都向中间走，达到一种活力和规模的均衡状态。
第二个问题，大规模是联邦制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搞你会更坏，另一方面，如果小规模国家搞了就会更好，因为它是自治的。
《公天下》需要补阙之处
这本书所说的多中心治理，以及规模压力怎么才能缓解，实际上都不是说历史，都是在论证路径。
它不是政治哲学，它是政治理论。我还有一本政治理论涉及到国家观念和主权的问题，双主体法权在这儿只是预告。目前我们在政治哲学上只有革命和保守的理论，没有改革理论。国家是善的，那就必须保守；国家是恶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就要把它打碎。国家是缔造物的概念，包括基督教及契约论的概念，都不会提供改革的路径，必须在主权论上有很大的创新。
吴稼祥：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启蒙 而是恢复常识
“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借互联网新媒体之广泛传播，以百年视角，展望刚刚度过60年大庆的新中国未来。以1949为起点，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国。中国人，将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带向历史，或者未来？搜狐公司与亿万网民，一起期待智慧启迪。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吴稼祥：我是不太赞成现在还提启蒙这个概念，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恢复常识，而不是启蒙。启蒙有一个问题，历史上基本上是一批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应该把知识传播给大家，觉得自己是个精英，启蒙往往伴随着煽动、灌输、宣传，结果是法国大革命。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人不了解这些知识，不了解这些原理，我认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是在摧残学生，我们应该减少对物质财富过度的限制，我认为这个更重要。
首先给启蒙下一个定义，启蒙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运动。中国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启蒙状态，两三百年还要启蒙。应该说，上个世纪，是救亡压倒了启蒙。1978年的思想解放是一次启蒙，是恢复理性的启蒙。我不认为这是启蒙，自我的觉悟是永远没有中止的一件事情，启蒙指的是一种社会精神禁锢，这种精神禁锢还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而是因为精神传播上遇到的问题。
我认为在网络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在全世界检索自己需要的信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接收这个信息。对中国来说不是启蒙问题，是精神自由问题，只要你给予他精神自由，没有人是需要启蒙的。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来看，我经常写一个博客文章，我不认为我是在启蒙，我只是对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被蒙蔽的状态下，做一点稍稍的校正工作，事情不是这样，我经常跟他们讨论历史真相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是要启蒙，是要恢复真相，恢复常识，恢复理性。我也写到了，中小学教育是毁灭常识，大学教育是毁灭理性的教育，不是什么启蒙，而是摧残你的理性，摧残你的常识。
小学的启蒙，一个警察叔叔去救一个困难中的群众，书里这样说，你说很有爱心，错了，一定要告诉你这个警察叔叔很爱国，这就行了，这个事情有很多种解释，不一定就是你要的这种解释。小学需要教知识，大学是教启蒙的，但是我们大学不是教启蒙，而是制造蒙蔽的过程，对我们来讲，网络时代还要提出启蒙，我认为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是非常幽默的事情。需要的是去掉蒙蔽，减少控制，恢复精神自由，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