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莫言获奖是治疗诺贝尔焦虑症的良药
首先祝贺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本土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迟早的事。
因为中国有一批优秀作家，民国时期，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是可以与海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比肩的，但那里中国国力弱小，整个民族被西方轻视，作家自然也很难被认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好作家如雨后春笋，好作品层出不穷，但由于政治歧视、语言障碍等种种原因，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和中国本土作家无缘。好在中国国门已经打开，中国的强大使得海外人士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的文学自然在海外人士的视野里，于是，海外汉学家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可喜的是，中国优秀作家的作品已经完全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平，只是授予谁的问题。授予谁，都不奇怪。
授予莫言，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莫言是站在中国文学第一梯队的作家，其作品接地气、通人脉，承载中国古文化精髓，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态。完全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作家。
中国作家确实存在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有些作家为了获奖，揣摸诺贝尔奖评委会评委的心理取向，参照前苏联获奖作家的获奖道路，然后天灵盖朝前，目的性很强地朝那儿冲锋，让我感到失望，也让我看不起。
一般来说，莫言获奖，中国的作家短时期内不会再获此奖，这是治疗诺贝尔焦虑症的最好药品。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公认的大奖，所以莫言获奖，会对年轻的中国作家起到推动作用，让他们更有自信地写作，从容地走向世界文坛。
山东作家莫言成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
瑞典文学院11日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是为期一周的诺贝尔颁奖的文化高点。
自1901年以来,共有104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过去十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垄断。出版商此前认为,莫言是三名有望打破这一局面的作家之一。
这个奖项值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
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说法,1955年出生在中国山东高密的莫言居住在中国。获奖词里面评价,“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瑞典文学院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他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丰乳肥臀》《蛙》《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等。其中,《红高粱家族》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并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获得国际大奖；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的作品像《红高粱》等都被瑞典文坛看重,而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的作品《生死疲劳》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
莫言当兵时曾屡遭退稿 《红高粱》版权仅800元
综合《京华时报（微博）》、《环球人物》杂志报道，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没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
笔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想当作家只为能吃饺子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当兵时投稿屡遭退稿
长大后，20多岁的莫言离开家乡当了兵，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那时，他又拿起笔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再次熊熊燃起。当时，莫言写了很多作品，向全国报纸、杂志投稿。他一般都选择地市级刊物投稿，而不是大报大刊。
每次莫言都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之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地等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
800元卖掉《红高粱》电影版权
在军艺的两年里，尽管白天要上课，但莫言还是写出了80多万字的小说，其中包括《红高粱》。小说《红高粱》1986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震动。
莫言把《红高粱》电影版权以800元卖给了张艺谋。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1988年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
女儿也是一名作家
莫言经常说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女的到来刚好可照顾他。1997年，莫言从部队转业，后专业搞写作。2000年，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不仅用钢笔，还经常用毛笔和宣纸给父亲写信。这让莫言深为感动，他就把女儿用宣纸写的信贴在客厅墙壁上，有空便细读品味。
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了。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刍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
女儿出息了，父亲也没闲着。这年7月，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对父女作家，给文坛平添了段佳话。
莫言坎坷得奖路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至此，自8月国外博彩公司公布赔率以来，种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猜测的争鸣也终于偃旗息鼓。
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2012年8月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位列第一，而日本诺奖热门村上春树则以1：8的赔率紧随其后。莫言赔率第一，引发国内外媒体及作家热议。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外媒纷纷表示看好莫言，而麦家、崔永元等国内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力挺。针对“被诺奖”，莫言专心写作，不发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作家张一一又造谣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莫言发微博反击怒斥，并在此后拒谈诺奖。
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莫言此次得奖，可谓众望所归。
回望坎坷诺奖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献媚？贿赂？诺奖青睐却引“《蛙》”声一片
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然而，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这第11部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却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计划生育主题，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这样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的。
8月25日，媒体又爆出作家张一一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的新闻。张一一在微博上表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赔率高居第一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大伙儿知道'指鹿为马、道貌岸然、一点儿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收取了多少的好处费吗？”
在受到攻击后，莫言按捺不住愤怒，发布微博回应造谣：“针对张一一在其微博上传播的谣言，本人郑重声明：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至此，沸沸扬扬的“贿赂门”事件才终于告一段落。
▇ 赔率第一“被诺奖”，淡然闭关作新篇
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今年8月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排在第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赔8排在第二位。荷兰作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莱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并列第三位。从该公司押宝的历史成绩上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帕慕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以及2011年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都曾被Unibet相中。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着，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值得一看。
与此同时，国外媒体也对莫言热情追捧。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9月25日以“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为标题，专门介绍了莫言、村上春树以及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等人的情况。德国《波茨坦新闻报》10月8日以“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为题称，这是一个伤口，每年都会受伤，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高行健获得过，但他是以法籍华人的身份。不过，这个伤口在未来一周内很可能愈合。德国《图书报道》则认为，今年将是一场“亚洲的竞赛”。法国《世界报》称，两名亚洲作家最有可能获得本次文学奖，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奖的竞争意义很特别。不过，也有瑞典媒体认为，上述预测只是在文学奖公布前的一种预热和调侃，不能当真，历史上在博彩公司排名第一位的候选者很少得奖。
针对赔率第一，莫言始终不愿谈起这个话题，他曾说“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在接受采访时，他也表示：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说：“他不是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作家成为博彩业赌注很有趣。莫言是个低调谦和的人。莫言自己也从不提诺奖，作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陈黎明称莫言已经回山东高密写新的作品，面对大家那么高度的关注，莫言很低调，“想安心写作品”，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前，不接受采访。
莫言难能可贵地坚持着自己的写作立场，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在以英、法为主流的阅读市场中，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认为，莫言用国际化的措辞，构思，来书写中国化的内容，使得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一些意义，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因此莫言备受青睐。《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则分析称：在欧美国家，一般而言，中国作家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得到了核心文化圈的认同，莫言作品的丰富性被更多人所知。或许，这就是莫言今年离诺奖最近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也曾说：“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在莫言和村上赔率榜上有名的消息爆出后，麦家、崔永元等都曾表示过希望莫言此次能够获得诺奖。其中，最有趣的还要属因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而闻名于世的林少华，他调侃道：“如果村上春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于我个人也有好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更希望莫言能得奖。”
实际上，今年和莫言一起位于前列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各大博彩公司赔率表前三。此外，中国诗人北岛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因此，不少作家学者也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对待诺奖及诺奖赔率。马悦然(诺奖评委)在复旦座谈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瑞典几个看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的老头子，按照他们独特的口味评出来的一个奖，不必太重视。中国人之所以这么看重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本身太歧视文学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鉴于诺奖评选过程十分严格，从未提前解密，当前对于莫言获奖的各种猜测更多是一种新闻炒作，对颁奖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对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今年诺奖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周宁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急于被西方主流文明认可的心态。中国人愿意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一个代表最高级别认可的奖项，因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就可能走进误区。我们应保持心态平衡，得不得奖绝不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学者看《蛙》
▇ 童庆炳：直面计划生育，充满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张力
媒体把《蛙》定位为计划生育题材，就像以前的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传策略。但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题材，它存在一个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矛盾的问题。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的国策是没错的，但是从人文关怀这个层面上考虑，这又是令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无法接受的。面对这个题材，莫言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他依然把小说写得很精致，巧妙之处在于他以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姑姑的故事，以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是写信的方式，他不可能和盘托出，他要适可而止，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段惨痛的历史，同时又进行了淡化的处理，让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有了张力。同时也正是因为采用这种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冲击力。我觉得要真正面对这段计划生育史，应该有一些更残酷的东西，一些突破人性底线的东西，而《蛙》写得还不够深入。
▇ 梁振华：蛙——孕育生命的意象，考量民族对生命的态度
《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
▇ 张清华：由宏大叙事转向历史横截面的小动作
我们知道，莫言过去的很多大作品给读者带来很强烈的冲击，来势汹汹，主题和结构都是很宏大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从《透明的胡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都是如此。特别是《丰乳肥臀》，讲述的是一个世纪的完整历史，《檀香刑》则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大主题，《生死疲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被各种政策不断折腾的历史，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和抱负。而读《蛙》，我感觉到莫言的求变思路，这可能是一个作家创作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想来个小的动作。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动作偏轻了些，它故意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来写小说，正像莫言所说，这是一种“节制”。相比于此前小说从头至尾的紧凑、饱满、大气磅礴，刚开始阅读时我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松弛；待读到三分之二时，小说叙述开始紧张起来了，节奏加快，情感的浓度加强，作品的力量也显示出来了，其对当代中国一个大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的强烈关注，对历史创伤的关怀，试图进入历史的决心就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小说越往后读越感觉到好，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
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谈到鲁迅，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孙郁：我是从80年代开始关注您的作品的，记得看到《透明的红萝卜》都傻了，我记得刘再复写过一篇评论，谈到与鲁迅传统的关系，80年代文学多少受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但“五四”以来的传统，沈从文、张爱玲，甚至茅盾身上的传统似乎都离你要远一些，我感觉你更亲昵的是鲁迅。 莫言：心理上当然是感到鲁迅更亲近。我觉得鲁迅说出了很多我们心里有，但不知该怎么说的话。我阅读外国文学是80年代中期的事。读鲁迅的书是从童年时开始的。我读文学书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七八岁时，刚刚具备阅读能力，如果哪个老师有一本书，就会去找那个老师借。那个时代是红色经典流行的时代，我看的第一部长篇是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书在老师床头，我偷着看。那时学校条件很差，老师睡在教室里。我每天下课后，就借打扫卫生的机会，偷读这本书。后来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说这本书不适合你读，他就把他的一些认为适合我读的书借给我。
第一次读鲁迅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哥放在家里的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封面上有鲁迅的侧面像，像雕塑一样的。我那时认识不了多少字，读鲁迅障碍很多。我那时读书都是出声朗读，这是我们老师教的，老师说出声朗读才是真的读书。很多不认识的字，我就以“什么”代替，我母亲在旁边听了就说：你“什么什么什么呀，别‘什么’了，给我放羊去吧!“尽管是这样读法，但《狂人日记》和《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往往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刻会一下子跳出来，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药》里有很多隐喻，我当时有一些联想，现在来看，这些联想是正确的。我读《药》时，读到小栓的母亲从灶火里把那个用荷叶包着的馒头层层剥开时，似乎闻到了馒头奇特的香气。我当时希望小栓吃了这馒头，病被治好，但我知道小栓肯定活不了。看到小说的结尾处，两个老妇人，怔怔地看着坟上的花环，心中感到无限的怅惘。那时我自然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我也感觉到了，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经典”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
孙郁：红色经典对我们这代人有很多影响，碰到鲁迅时，这两个传统是不一样的，在你心里更具吸引力的是哪个呢?
莫言：那时没有选择，碰巧遇到哪本就读哪本，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读“红色经典”和革命英雄主义小说，与社会和学校里的教育完全一致，而鲁迅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的，要难懂、深奥得多，他究竟说什么，探究深思，字面后面似乎还藏着许多东西，这种感觉很神秘，也很诱人。但“红色经典”浅显、简单，与少年的心理期待完全一致，能够毫无障碍地来理解。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又是另一种东西，我少年时期阅读的作品大概可分三类，古典的小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我从我哥的教材中读到过茅盾、老舍等人的早期作品)，还有就是红色经典。
孙郁：俄国作品读过没有?
莫言：只读过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契诃夫的《万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算苏联的了。还读过安东诺夫的《信》，讲一个小孩子赶着马车去接一个到集体农庄送一封重要信件的信使。一路经历了许多艰难。那人到了农庄，拿出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信，那孩子用牙齿把信撕开，原来这信就是寄给这个热爱农业科学的孩子的。我觉得苏联的小说比我们的“红色经典“要好一些，好在真实。它们暴露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实际上读的时候心里面是抗拒的。当看到描写革命队伍内部阴暗面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们的“红色经典”里是没有这个的。比如看到保尔的哥哥，那个用拳头教训过欺负保尔的恶棍的好汉，后来竟然跟一个带着好几个斜眼小男孩的寡妇结了婚，过着那么平庸的生活，心中很难过。
孙郁：对深层次的东西印象最深刻。
莫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应该是苏联的“红色经典”了。他们的“红色经典“比我们的水平高。我十几岁时到我姥姥家，看过我舅舅的一套连环画，是《静静的顿河》的电影版。浅蓝色那种。看不够啊，每年去都要找出来看一遍。印象非常深刻。
我读鲁迅比较早，要感谢我大哥。他上大学后，读中学时全部的教材都放在家里。我没书可看，只好看他的教材。当时中学课本选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小说有《故事新编》里的《铸剑》，杂文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我最喜欢《铸剑》，喜欢它的古怪。
孙郁：很多人都喜欢《铸剑》，那里有鲁迅的现代意识和很多重新组合的方式。
莫言：我觉得《铸剑》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1988年我读那个北师大与作协合办的研究生班，老师要交作业，我就写了读《铸剑》的感受，题目是《月光如水照缁衣》。《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真正的复仇未必是手刃仇敌，而是与仇者同归于尽。睚眦必报，实际上是一种小人心态。当三个头颅煮成一锅汤后，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的，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他们互相追逐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好人坏人的区别。这篇小说太丰富了，它所包含的东西，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我认为也超过了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
孙郁：1912年，鲁迅31岁刚来北京时，就翻译了关于美术研究的文章，他关注到印象派等前卫的东西，后来一直在关注，在创作手法上也借鉴。
莫言：什么是黑色幽默?我觉得鲁迅的《故事新编》，特别是《铸剑》这篇小说就是真正的黑色幽默，铸剑的颜色就是黑色，你能从中读出一种青铜的感觉来。
孙郁：鲁迅的每一部作品都不重复，我感觉你的基本也是不重复的。
莫言：无法相提并论。我觉得鲁迅的小说里，最重要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是反向思维。比如《采薇》里面的伯夷、叔齐，到首阳山上来，不食周粟，大多数人把他们哥俩当贤士来歌颂，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薇也是周王的，那就只好饿死。这种转折一下子就显示出鲁迅深刻的洞察力。
孙郁：鲁迅还有一部分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孤独者》、《在酒楼上》，这些你喜欢吗?
莫言：蛮喜欢的，还有《伤逝》。
孙郁：刘恒的《虚证》似乎也受到《孤独者》的影响。
莫言：那个魏连殳好像鲁迅自己的写照，特别是在精神气质上。这类小说，比他的《祝福》、《药》似乎更加深刻，用现在时髦的话语说，《药》、《祝福》这类小说是“关注底层”的，而《孤独者》、《伤逝》是关注自我的，是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有那么点拷问灵魂的意思了。这样的小说，太过沉痛，非有同样的大悲大痛，难以尽解。
我少年时，还是喜欢阅读《朝花夕拾》里那些散文。《社戏》也适合少年读，而且是出声的朗诵。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三年级语文课本上，节选了鲁迅的《故乡》，题名《少年闰土》，老师带我们大声朗诵，然后是背诵。眼前便出现了：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谈到鲁迅，只能用天才来解释。尤其是看了他的手稿之后。在如此短暂的创作生涯里，写了这么多作品，还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孙郁：你注意到罗曼·罗兰和纪德了吗?鲁迅翻译了两篇纪德的东西，追问这些人干了什么。
莫言：鲁迅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来写作的，当然他写作时未必会想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但对世界上的文学，第一，他相当关注;第二，他密切追踪，翻译，介绍。
孙郁：巴别尔是世界性作家，鲁迅是中国第一个介绍巴别尔的人。我觉得鲁迅的眼光太棒了。
莫言：这个眼光太了不起了。去年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骑兵军》，我又读了一遍，确实是好东西。退回去七十多年，鲁迅就看过了我们今天还赞赏不止的东西。毫无疑问鲁迅当时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地上，密切地关注，紧密地追踪，非常地了解。鲁迅当时就翻译过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我们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把尼采又一次介绍过来，大家才知道什么是酒神精神。另外，我1987年读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读到后来我忘掉了厨川白村，我认为那就是鲁迅的创作。什么非有大苦闷不可能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非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不可能有大艺术……
孙郁：那就是鲁迅的文字，文章翻译得非常之美，鲁迅完全以自己的风格翻译出来的。
莫言：我认为思想也是鲁迅的思想，或者说正暗合了鲁迅的思想。我是把它当做鲁迅的言论来读的。
孙郁：其中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觉得中国人也一样。
莫言：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是建立在深厚的学养之上。这要童子功，要从经史子集里边沤出来。后来他到日本留学，学医学，学医的人对人的认识与一般人不一样。我觉得学医的人，和学天文的人，似乎应该更超脱一些。学医的人比一般人更明白人是怎么一回事，学天文的人比一般的人更知道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
孙郁：周作人先讲人是生物，然后才讲人。
莫言：鲁迅对事物看得非常透彻，首先他明白人是一个动物，人的生命非常有限，他是学医出身，眼光不一样。他没有那些神鬼迷信。他有科学头脑。他从中国文化里浸泡出来，知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真正的叛徒肯定是从内部出来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能够一剑封喉，就在于他太了解中国文化，知道死穴、命门在何处。我们读一点四书五经，知道一点皮毛，然后就敢来指点江山、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肯定说不到点子上。
鲁迅是如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
【笔按：又到一年一度的诺奖时节，见许多的人对之依然情结如故。多年前，曾写《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情结》，2009年曾分四节发于新浪。今再翻出来，重与朋友共享。】
国人常有一种心理，喜欢列数祖宗的伟绩，以向洋人叫板，无论他是西洋的还是东洋的，你说你现在牛，可我们祖上就曾经牛过。所以，现在封谁个什么最牛钉子户，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之类，其实都是我们在文化上的病象表征。
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这样，自发明炸药的诺贝尔发明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百多年来，榜单上尚无国人的名号。于是我们开始了牛人搜索，最牛则莫过于鲁迅，便有了下面这段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唯一恒定版本的话——“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不少国人由此推论，看人家鲁迅，根本连诺奖提名都拒绝，牛乎哉，真牛也！
我倒由诺奖的评选程序，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虽然跟诺贝尔先生是老乡，但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本身，面对的就是空穴来风。第三，即便真的获得提名，恐也是200人大名单中的一位，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便不能不说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
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
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
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
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
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
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
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
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我以为，鲁迅80多年前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还做着诺奖白日梦的一些国产作家
来说，仍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
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自认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
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除了鲁迅，还有关于林语堂获得过诺奖提名的说法，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有四
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预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
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
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
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
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
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
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因为，即便获
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