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言：不得不说的几句话
正像现在的商家做买卖一样，我们长年来一直喜欢对自己大肆吹捧炫耀，那怕是自己长在屁股缝里脓血淋漓的痔疮，而对别人呢？那当然是肆意的诋毁恶意贬低了，那怕是人家姣好的面容修长的身材，在我们眼里也都是秀色可餐的缺陷。正如某位大人物所言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一切唯阶级论，一切唯自己的主观意志论。长辞以往丑化了历史，愚弄了民族。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美好，在我们这里变成了丑恶；人类普遍认为的邪恶，在我们这里成为了标新立异独具特色的美好。
我们可以对古今中外一切不符合我们心意的东西肆意攻击，胡乱否定。我们可以把杀人魔王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人标榜为革命人民领袖，当然也就可以把曾国藩、李鸿章、段祺瑞等人列入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了。其实历史和现实一样许多东西不是那样的简单，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一件历史史实的看法也是一样，决不能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撇开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凭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凭着事后诸葛亮的伪面目，甚至凭着不顾事实仅按自己的一面之词去妄加说好道坏。辩证法一直是我们长时间要求别人看待问题的方法，可偏偏到了我们这里就忘了，于是我们的眼里就两种人不是好人就是坏蛋。
一般中国人眼里的段祺瑞
中国历史悠久，因而能够或好或坏地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也是多如牛毛，浩似繁星，但真正能够被老百姓口头所熟知的却未必多，原因很简单，那些平民百姓熟知的人物一般都是受了某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民间的传说、戏曲评书的广为传播、某些文艺作品的流行，甚至是我们学校的语文和历史教科书的影响。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普天下的老百姓熟知，是源于在中学课本里鲁迅的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在那篇文章和老师所讲述的相关知识里，人们看到的段祺瑞基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是北洋军阀中的皖系首领，他利用自己手中的军队扰乱天下，和其它军阀抢占地盘，战火纷飞，残杀不已，荼毒生灵，使中国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卖国求荣，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尤其是在1926年他担任执政府总执政期间，居然暗地指使他的卫队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爱国学生，死伤二百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此文在新中国的中学课本里一待就是几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此文中知道了段祺瑞的卑鄙龌龊本性。
可以说是鲁迅的这篇雄文把段祺瑞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中国人把段祺瑞切齿痛恨了近百年，甚至还有再持续下去的可能。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势所迫，清庭被迫重新起用已经解甲归田的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命归西天。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幷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处于内外交困的袁世凯，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之后中国就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说到北洋军阀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上的“小站练兵”。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谁也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会败在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手中，真是奇耻大辱。清政府这才感到再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当时，朝廷中很多大臣也认为中国战败是军队技术、装备不行，要以西方新式装备武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在此种形势下，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工作。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说起“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原名新农镇，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入住后，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的称之为“小站”。它距天津约六十余里，原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1894年冬，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收编淮军残部，并招募新兵4750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胡将这些人编为10个营，命名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命胡去督办津芦铁路，因而编练大员告缺，不得不重新物色人选。“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和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并说袁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等等。同年12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新军之滥觞。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就请来老友徐世昌帮忙。当年袁世凯在陈州仰山堂读书时，结识了穷秀才徐世昌，两人结为好友，并拜为把兄弟。后来徐进京赶考，袁世凯还赠送了盘缠。此时徐世昌已飞黄腾达，成为翰林院编修。当袁世凯请他来小站练兵时，徐立即放弃了翰林院高官来到小站，以报当年袁世凯之恩。同时徐世昌也深知在“整军经武”的形势下，文官前途不大，弃文从武方能腾达。徐世昌来小站后，袁世凯给他封了个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头衔”，这个古怪的名字是袁自己想出来的，实际就是参谋长。徐虽为文人，不懂军事，但他足智多谋，在小站练兵中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袁世凯还请来另一位在朝鲜结识的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相当于秘书长兼外交处长。
既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军事的人。为此，袁世凯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该学堂是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是中国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来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时失足落水身亡。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段祺瑞二人。
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国璋毕业后留校当教习，但他不安于位，投身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并参加了甲午之战。战争结束后他到驻日公使馆当武官，考察了日本军事，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正急需人才，于是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除此三人外，袁世凯又陆续调来一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鲍贵卿等等。这些人懂新军事，成为小站练兵的重要骨干。另外，袁世凯还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这些人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对于袁世凯想把北洋新军培养成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袁世凯为编练好新建陆军。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源方面抓起。他在招募新兵时一改旧军队的方式，要求所招的士兵是年龄在20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朴实。老弱病残、吸食鸦片、娇生惯养等人一律不要。他认为:一是当兵要有强健的身体，要能吃苦。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话好管理。
在练兵思想方面，袁世凯采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建制、战术、技术和操典。由洋教官进行训练。训练中结合中国实际，制订了《练兵要则》，《营制》，《饷章》等。徐世昌还根据西方军事理论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后来在徐世昌主持下，还陆续出版过《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军事理论书，掀起了学习研究西方军事理论的热潮。
袁世凯编练新军采用的是西方军队管理方法，制订了很多规章制度。最初是由洋教官提出基本训练29条，袁看后认为非常重要，要求官兵必条条留心，不可偷懒。以后在训练中逐步制定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如《操场暂行规定》、《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行军暂行章程》等，这与旧军队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训练方法上，袁世凯要求一是先官后兵，按级施教。他把一些有文化的士官选送到随营学堂进行培训。结业后将这些人分到各营逐级训练。二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新兵入伍先进行3个月基本训练，主要是单操、队列和体能，然后再持枪操练，最后是训练实战动作要领。三是先分后合，由简入繁。袁世凯将旧军队“五五”建制改为队、哨、棚三级建制，先以棚为单位训练，然后逐级合练，最后是对抗演习。四是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在训练中对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动作达标者给予奖赏，对未达标者由督操官留下加操，对训练不力或违犯纪律者严加惩办。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一改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不能”。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小站练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北洋军阀及段祺瑞执政府的来龙去脉
190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成了七八万的北洋新军，分编为六个镇，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迫于朝廷的流言蜚语，1906年，袁主动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7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中枢重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并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此时袁世凯以商朝时同样隐居洹上村的伊尹自比表达了自己的自信和志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事出无奈的清政府又腆着脸皮重新请回了袁世凯回朝廷执掌大局。最后把自己弄得命归西天，促成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袁世凯成为了众望所归的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执掌中国大权后，其军队主要掌握在他的北洋新军将领手中，这些人对袁世凯也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没想到的是，他不知脑袋里的那个细胞出了毛病，痴心妄想地做起了皇帝梦，并且最终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还如愿以偿了。这一举动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就连外国列强也横加指责，他的心腹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也甚为不满，当时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致电袁世凯：要求“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并以辞职相威胁。接着各省纷纷出兵讨伐他，最后过了83天皇帝瘾的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中取消帝制，不久去世。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此时已经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国系孙中山在日本扶持下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他们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北洋新军分裂而来的各个不同的军阀所轮流控制而已，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
北洋军阀各个派系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互不服从，各不相让为了地盘和利益重起战火，厮打不已，谁胜利了谁执掌北京政权。1916年到1920年期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北京政权基本操纵在皖系军阀手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他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混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直皖战争”，战争历时五天，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共推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又迫使靳云鹏辞职，支持亲日的梁士诒任国务总理。1922年1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率领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迎战。5月3日，吴佩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使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吴还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全线溃退。5日，张作霖败退出关。后经英、美传教士调停，双方停战。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其首领曹锟于1923年10月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积极推行其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奉系军阀也不甘示弱尽力扩军备战，准备再次与直系争夺中央政权。在政治上为了对抗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张作霖，广东军阀建立了三角同盟，广东军阀对直系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渗透收买工作。而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对奉系进行了大力扶持。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直军主将吴佩孚在山海关督军对奉军发起总攻之际，后方的直军将领冯玉祥反水倒戈，最终战争进行了二十多天后以直军的大败而结束。10月冯玉祥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囚禁了曹锟，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这就是段祺瑞执政府的来历。段祺瑞下野四年后重新又登上了中国的政坛。
“三.一八惨案”的真相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无法控制局面，遂邀请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商议。随后又与奉系军阀达成协议，请段祺瑞入主北京，任中华民国执政。在此之前奉军首领张作霖曾经和冯玉祥有过约定：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可到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又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而此时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面对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但在段祺瑞的极力挽留下，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他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5年12月命令部下张之江劫持并杀害曾收复外蒙的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徐树铮。冯玉祥和段祺瑞、张作霖的关系彻底断裂，1926年初奉军张作霖和直军吴佩孚再次联手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奉系军阀进兵关内，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冯玉祥将军率领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不准船只驶入。３月１２日，日本军舰掩护两艘奉舰驶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国民军奋起还击。第二天，日本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北平、天津人民举行集会，督促政府抗议外国侵略。恼羞成怒的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否则，“决采取必要之手段”。同时，各帝国主义在大沽海面集结了２０多艘军舰，对八国提出的无理要求，段祺瑞也回电断然拒绝。
列强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干预行为，引起北平民众的极大义愤，３月１８日上午１０时，北京各界５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由共产党员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担任主席。会后，由２０００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下午１点半钟，游行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在段祺瑞政府国务院大门前的空场上，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激愤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里冲去。见群众来势凶猛，一个值班营长慌了手脚，脱口喊出："开枪！"士兵一边奉命向人群射击，一边用棍棒殴打、挥刀砍杀冲向前面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最后造成46人死亡，150余人受伤的惨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生刘和珍、杨德群和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在这场运动中壮烈牺牲。在死难烈士中，有７个是中学生，最小的一个年仅１２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时段祺瑞不在执政府内，而是在家里和人下棋。当他得知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学生后，一声长叹，说："一世清名毁于一旦！"惨案使段祺瑞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
惨案发生后，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一个“三.一八惨案”使段祺瑞背上了跳到黄河也无法洗清的罪名，但他又在感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那他的“清名”到底是些什么呢？
心胸开阔的北洋军阀
台湾著名文人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曾经对学生们说过：“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的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心脏地区这是需要肚量的。”确实如此，我们如果定神细细想来的话，李敖的话真是太有道理了，其实何止是一个北大？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十几年的一多半时间里，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由段祺瑞掌控。袁世凯死后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的国务会议上，有人担心放开报禁会乱套，反对放开言论自由，段祺瑞说：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段祺瑞拍板放开报禁，同时还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发出两次通告要求充分表达民意，发挥舆论作用，以前所查禁的各报一律解禁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和20世纪中國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脚。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纸走向政治舞台。
陈独秀在袁世凯时期创办了《青年杂志》，到了北洋军阀时期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当时《新青年》是中國最革命的刊物，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子低下，刊登了许多激进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李大钊创办了《晨报》和《每周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段祺瑞虽是军阀，却允许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办报，公开宣传不同政见，甚至鼓动“颠覆国家”，可见其非凡和宽阔的胸襟。并在此期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一个“五四运动”使中国几千年的压抑挥之一去，万古长夜就此终绝。在这里北洋军阀的领袖段祺瑞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到这批精英的成长，并没有干涉这些自由思想的传播，更没有对这些传播所谓邪说怪论的人进行历代统治者一贯使用的文字狱。如果真是我们一贯所描述的暗无天日，那还能允许你这些在统治者看来乌七八糟东西的存在。
1924年3月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北大校方曾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让学子们选出当时自己心目中的“国内大人物”，段祺瑞得票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与当时青年人的偶像胡适并驾齐驱，令吴佩孚、黎元洪、冯国璋、张作霖等人难以望其项背。
段祺瑞简历
段祺瑞（1865～1936）系皖系军阀首领，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于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其祖父段佩祖籍江西波阳，早年曾与刘铭传贩过私盐、办过团练，官至淮军统领。段祺瑞7岁时随其祖父在江苏宿迁兵营里读私塾。14岁时因其祖父去世，家道中落。1881年，16岁的段祺瑞怀揣仅有的1块银元从合肥出发，徒步两千余里，来到山东威海投奔任军中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收留在军营中作司书。1882年，父亲段从文在看望他的归途上遇害，次年时隔8月，段母亲因悲伤过度不幸去世，留下12岁的妹妹和两个弟弟。一连串的打击与养家的重担，使段祺瑞变得冷峻而坚毅。20岁时，段祺瑞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两年后，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1888年，段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获准与其他四位同学到德国柏林学习一年半年军事，后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回国后到威海任随营教官5年。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段祺瑞在威海任军事教官，1896年31岁，被调往天津小站帮助袁世凯练兵，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37岁时官至二品。1912年3月任陆军总长,1913年任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920年7月辞职移居天津。1924年10月，59岁的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此后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看书、下棋。1933年保持晚节，坚决不做日本汉奸傀儡，被蒋介石接到上海居住。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
中国官员的道德楷模
段祺瑞早年在袁世凯属下时，曾经与冯国璋、王士珍被并称为“北洋三杰”。后来在政治上最被后人称道的是所谓的“三造共和”之事。
一造共和是指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统领前线清军前往镇压，却屯兵不前，对武昌的革命军停火。1912年1月26日和2月5日，率北洋各军统兵大员40余人两次电请清帝退位，并以“率全军将士入京”相威胁，迫使宣统皇帝于2月12日退位，实现南北双方议和。
二造共和是指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公开反对，被袁免除陆军总长之职，他是北洋集团高官中敢持反对态度的第一人。袁被迫取消帝制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收拾残局，又是他废除封建政治机器，恢复了共和政体。
三造共和是指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拍案而起，亲率大军讨伐，剪除了这个封建余孽，保证了共和政体的顺利延续。
段祺瑞一生清廉生活极其俭朴，他自己没有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从年轻到年老，段祺瑞在家里总是一件长衫，头上一顶瓜皮帽，只有出门的时候才穿军装、礼服，但不管多么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都显得随随便便，根本没有一点总长或总理的派头。居家过日子只靠他本人的薪水，没有其它收入，常常会像平民小户一样，也有经济周转不灵的时候。实在挺不下去了，他也会写张白条，到金城或是大陆银行去借上个千八百元的。这一笔笔的账段祺瑞记得十分清楚，等到他有了钱去还款时，哪家银行想“赖账”都没门。等到他下野隐居天津后，经济状况彻底窘迫下来，住不起"公馆"，只能借住租住房屋，每天亲自过问日常开支。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布衣，仆人也养不起。多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站岗放哨并帮助料理些宅内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他的家教严得近乎苛刻，门房从来不收红包。来了客人，见不见由他当场决定，谁也不敢做主。如果哪个人胆敢勒索来客，马上拉出去枪毙。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地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奉还。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过他一个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他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知道后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人们不会相信，段祺瑞做大官二十来多年，一直租房住?其实段祺瑞也是有过房产的，他的结发妻子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干女儿张氏为继室，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他只住了两年。
1926年6月，段祺瑞因欠黎元洪7万元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这件事足可说明段祺瑞在执政期间确实是一名清廉的官员，没有多少家财。
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但他菩萨心肠，宅心仁厚。很少吃荤，喜欢诵经念佛。平时为了避免多吃荤腥，一般自己单独用餐。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老段身为军人，如何也会阿弥陀佛、变成个信佛的居士了呢？其实说来也不奇怪。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老段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但最终以惨败而告终，老段由此心灰意冷，他搬到天津后，便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便起来焚香念经，并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老段信上佛教，一则是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是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三则是他认为身为军人，过多的杀戮于心不安，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譬如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当时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其部下靳云鹏请求杀他几个以提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的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其人终究有虎相而无虎威，仁心宅厚菩萨心肠是其原因。段祺瑞在皈依佛教后，便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的。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的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并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这老段！
时隔四年后（1924年），老段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寇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尽管深居简出但还有着巨大号召力的段祺瑞。
1933年初，华北局势危在旦夕，蒋介石深恐段祺瑞真的出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于是急忙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赴天津，秘密安排段祺瑞到上海。段祺瑞此时深感自己处于人生十字路口，他也认定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到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又不敢断然拒绝，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只好与日寇虚与委蛇。
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恰逢蒋介石派特使来请他南下，段祺瑞立马答应随之南下上海，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
段祺瑞在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段祺瑞的病，据说与其常年吃素、营养不良有关，但之前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死亡，任何谎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遗嘱或许是一个人情感最真实的表露，是性格最动人的写照，是价值取向最直观的体现，是人生态度最真诚的流露。在弥留之际，段祺瑞留下亲笔遗嘱"八勿"，阐述复兴之道，他在遗嘱中说："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泉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望，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
段祺瑞去世后，1936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国葬段祺瑞，5日国民政府明令特予国葬，国民政府令曰：“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典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兹闻在沪阖逝，老成殂谢，惋悼实深。应即特予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致意。此令。”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于右任、张群、居正等军政要员前往致祭，上海下半旗致哀。11月11日灵柩运抵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
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和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还乱关系的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他的宿敌吴佩孚的长联：“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大学问家梁启超也对他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走了，我们常说是非自有公论，可我们长时间看到的段祺瑞竟然是一个“大坏蛋”的形象，这恐怕是老段万万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