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在没有产生喜怒哀乐等这些情感的时候，心中没有受到外物的侵扰，是平和自然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中"。在处理各类事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产生反映，发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变化，并且在表情、行动、语言等方面表现
可见，"喜怒哀乐未发"的"中"讲的是本体，是人的处世方式中最本质和核心的部分。假如人的情绪都不因为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之间也就不会发生纠纷和误会，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可是，那仅仅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是《中庸》的作者为了说明"中"的道理而假想出来的情况，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努力追求的不是那种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没有情感和欲望的境界，而是"和"。"和"是和谐，是"中"的表现和发散，是"中"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是中庸之道所要求人们修养的目标。
关于"中"和"和"的意义，《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则是实际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准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道理。"中"，是"和"的本来面目；"和"，是"中"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中"和"和"，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庸》接下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推广到"和"，就可以使天地各处于它们合适的位置，世间的事物也都能够正常的生长、发展了。
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灵魂，人的喜怒哀乐都得到恰当的控制，天地万物的秩序也会因此而得到保证。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玄远高妙，可是中庸思想强调控制情绪的重要性，则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其实，《中庸》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讲怎样把"中"的原则贯彻到为人处世上去，怎样按照"中"的要求修养人格，陶冶性情，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过上一种高品质、高品位的生活，亦即达到和谐的境界。
中庸是包藏天下的大道理，可是它在阐述和谐这个重要主题的时候，所着眼的只是喜怒哀乐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实际上，控制好情绪，绝不仅仅是修养的问题，就某种程度上说，它既决定着一个人的气质和生活品质，也关乎为人处世的成败得失。
从容淡定成就大业
宋代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作为一名将领，首要的是控制好自己的"心"，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或者麋鹿突然从旁边跃出，仍然保持从容镇定，这样才能谈得上控制战场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
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当时东晋的军队数量远远比不上前秦，东晋首都建康一片震恐。丞相谢安认为，敌我兵力虽然悬殊，可是敌军孤军深入，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并不太强，东晋以少胜多是完全可能的。他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并派了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人率兵八万前去抵御。
谢玄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他只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谢玄心中还是没底，又让张玄去打听。谢安仍然闭口不谈军事，却拖着他下围棋。张玄的棋艺本来远在谢安之上，但此时兵临晋境，张玄沉不住气，谢安则神气安然，结果张玄输在谢安的手里。
果然，东晋军队利用前秦军心不稳的弱点，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敌军。当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小儿辈大破贼。"（因为谢玄等是谢安的子侄辈）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进屋的时候，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也没发觉。
谢安不是没有喜怒哀乐，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不害怕、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放纵自己的情绪无济于事，只有保持冷静，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谢安的高明之处是把情绪控制在了合适的范围，所以才取得了成功，在乱世之中既保全了自己，又保护了国家。
不但战场如此，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应当从容行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阵脚不能乱。有句成语叫"方寸已乱"，"方寸"指的就是心，保持"方寸"不乱就是苏洵说的"治心"。
从容淡定，除了有助于事业的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人的境界、胸怀，只有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做到。明代的吕坤说："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容，而卒于急促。"又说："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从容既是处世之道，又是养生之道。
控制不是压抑
《左传》中有一个"君子之怒"的故事：
鲁文公二年，秦国和晋国发生战争，莱驹是为晋襄公驾御战车的车右。作战的第二天，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派莱驹用戈去杀他们，俘虏突然大声喊叫，莱驹吓得手足无措，居然把戈都掉在了地上，旁边的勇士狼瞫拿起戈砍了俘虏的头，抓起莱驹追上了晋襄公的战车，晋襄公就提拔狼瞫作为车右。
不久，狼瞫被将军先轸撤职，换了另外一个人作晋君的车右，狼瞫大大地发怒。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去死？"狼瞫说："我现在没有找到死的地方。" 他的朋友说："我跟你一起发难杀死先轸吧。"狼瞫说："死而不合于道义，这不是勇敢，为国家所用才叫做勇敢。您姑且等着吧！" 过了几天，秦晋双方在彭衙大战，摆开阵势以后，狼瞫率领部下冲进秦军的队伍，死在阵地上。晋军跟着上去，把秦军打得大败。《左传》的作者评论说："像狼瞫这样可以算得君子了。发怒不去作乱，反而上去打仗，可以说是君子了。"
狼瞫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生气，他发怒之后却不去犯上作乱，而凭借着一股怒气杀敌报国，最好地说明了"发而皆中节"的道理。
控制情绪，很容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压抑情绪，有的人不管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力图做到心如止水，面无表情，其实这样做是很有害的。一味地压抑情绪，不仅违背自然的规律，给身体和心理造成损害，还有可能给别人留下虚伪或者城府很深的感觉，不利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形像。
"发而皆中节"，首先要"发"，要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美国著名职业心理培训专家弗兰克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像一颗天然的正在发芽的种子一样，释放是没有任何限制和界限的。但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从生活中学到了很多教训。于是，慢慢地，当痛苦给我们带来郁闷和压力时，我们学会了将这些情绪进行压抑，并且越来越多地和它们进行对抗，甚至把它们埋葬。结果，释放自己的情绪变成了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往往在表达完情绪、特别是表达了"负面"的情绪之后，随之而来是持久的自责和后悔。
于是，我们遇到某个问题时，便会在选择哪种情绪和跟随哪种情绪中苦苦挣扎。比如，有时候内心非常痛苦想哭，但是却又怕这种方式被人耻笑，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并由此导致自卑的产生。一味地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使自己长期处于沉沦的压抑状态，这种状态经过长期的积淀，会有一个总的爆发，经常会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异常行为甚至是犯罪，给我们身边的人和自己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
因此，对于情绪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压抑，不是无视它的存在，而是控制和调节，是使它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谢安的不动声色和狼瞫的君子之怒，虽然表现各不相同，却都属于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 万事不可过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许多人奉之为处世金律，待人总是一副笑脸，客气有加。
有的职场新人，更是对这句话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公司里有位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对老板对同事十分热情，每次见面都抢先打招呼，出去吃饭老争着付账，从不吝惜自己赞美的言辞，还经常给大家散发一点小礼物，结果弄得同事都很不自在。
过了一段时间，老板把他叫去，问："你是不是对现在的位置有什么想法？"
他很郁闷。为什么我待人多一点礼貌，反而会被认为是想升职呢？
这就是过犹不及的道理。做过分了，就跟做不到位是一样，甚至有时候还不如做不到位呢。
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子夏问老师："颜回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颜回呀，他在诚信上超过我。"
又问："子贡这人怎么样啊？"回答说："子贡在敏捷上超过我。"
又问："子路这人怎么样啊？"回答说："子路在勇敢上超过我。"
又问："子张这人怎么样啊？"回答说："子张在庄重上超过我。"
子夏站起身，问孔子说："那么这四位为什么都拜您做老师呢？"
孔子说："坐下吧，我告诉你。
"颜回虽然诚信，却不知道还有不能讲诚信的时候；子贡虽然敏捷，却不知道还有说话不能太伶牙俐齿的时候；子路虽然勇敢，却不知道还有应该害怕的时候；子张虽然庄重，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诙谐亲密的时候。所以他们才认我做老师啊！"
诚信过了头，就成了迂腐；敏捷过了头，就成了圆滑；勇敢过了头，就成了鲁莽；庄重过了头，就成了呆板。同样，礼貌过了头，就成了别有用心。
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精髓，也是孔子最精彩的教导之一。它的来源是这样的：
子贡问孔子，您认为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弟子哪个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师是子张的名字，商是子夏的名字。孔子说，师这个人做事老爱过头，商呢，则总是欠点火候。
子贡接着问：那就是子张更好一些了？
孔子说：过犹不及。这两个人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更强。
不及的害处，人人都可以理解；过的害处，就不那么容易看到了。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是这样谈论"万事不可过"的：
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膏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
他说，天下的万事都不可过分，就连造化和阴阳都是如此。
例如，雨水可以湿润天地。可是过分就变成涝灾；阳光可以促进万物生长，可是过分了就变成干旱。
赏赐是为了劝人向善，过分了就是僭越；刑罚是为了惩治恶行，过分了就是滥用。
仁做过了头，对所有的人都是同等对待，就体现不出父亲的重要；义做过了头，一心只想着对别人负责，就容易忘记忠君的责任。
太过于礼貌，别人会觉得你在讨好他；太过于诚信，以致于指证父亲的过错。
这些都是执着于一偏之见，把好事做得过分了。
你看，连天地、阴阳、仁义、赏罚、执礼、诚信这些看上去天经地义的东西，也都不能超过它的度，更何况个人的处世方法呢！
比例和平衡
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最好的注脚和最重要的原则，朱熹就把"中庸"二字的含义界定为"无过不及"，就是既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过和不及，都达不到中庸的要求。其实，中庸思想的全部要义，都可以用过犹不及四个字来概括。
有一个愚者，到朋友家去做客，主人请他吃饭。饭菜端上桌来，愚者品尝后感觉淡而无味，难以下咽。于是，主人便命仆人在饭菜中加入少许的盐。愚者再吃，顿觉满口溢香。愚者大喜，心想："一点点的盐就可以让原本那么难吃的东西变得如此味美，那么多放些岂不更加好吃？"于是便向主人要来整罐的盐，尽数放入菜中。愚者再吃，味道如何已不言自明了。
盐虽好，却需要控制在恰当的比例之内，超出了这个比例，美味就变成了负担。这个合适的比例，就是"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就像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得照顾到。
往大的方面讲，国家大政、社会事务必须注意避免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重要性。
安全气囊是汽车制造业的一项重大发明，当它在美国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一片欢呼，认为这一发明将大大提高汽车的安全系数，减少事故的伤亡。政府也因此鼓励汽车制造商在生产中应用这项新技术。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吃惊的发现，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人数竟然呈增加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汽车安装上安全气囊以后，驾驶员对自己的安全保障条件信心大增，总觉得即使出了事故问题也不大，结果导致违章和超速驾驶的现象大幅上升，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了。
的确，司机由于有气囊的保护，伤亡率降低了，可是行人的危险却加大了，那些增加的丧生者，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行人。
过分强调了开车人的安全，就给行人造成了损失，两两相抵，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安全气囊的发明是一项赔本买卖。
往小的方面说，个人生活、待人接物也应当把握好事物的度。
刻苦学习、认真工作是理所应当的，但不能为了学习和工作牺牲照顾家庭的时间，否则家里的事情处理不好，学习和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交朋友热情诚恳是理所应当的，但不能热情得好像不分彼此，对待别人就向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随便，否则自己可能吃亏不说，最终也会失去朋友。
弄巧不要成拙
南宋初年，权相秦桧建筑了一个极其隐蔽的私人办事密室。建成以后，广州的守臣马上送来一卷地毯，秦桧把它铺到密室的地上，大小尺寸竟然分毫不差。
这个地方官自以为马屁拍到了家，一定讨得了相爷的欢心，谁知秦桧心里想的却是，他既然有本事如此精确地刺探到自己密室中的尺寸，刺探自己其他的秘密肯定更加轻而易举。没过多久，送地毯的人就被秦桧除掉了。
弄巧之所以可能会成拙，原因就在于弄巧弄过了分。广州守臣的本意是表达忠心，送上一份合乎领导心意的礼物，却忘了"密室"是干什么用的，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正触着秦桧的忌讳，才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论语》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如果和上级的关系过于亲密，就有可能招致上级的厌烦，容易自取其辱；如果和朋友的关系过于亲密，则有可能发生纠纷，最终导致疏远。
例如，太费尽心机地跟领导套近乎，太主动地和领导接近，领导可能会怀疑你的动机，也可能因为知道领导的事情太多而受到领导的忌惮，还有可能引起其他人的反感而遭到排斥。这样一来，就可能成为大家的众矢之的，领导对你也不会有好感，真是得不偿失。
过犹不及，过的害处还要大过不及。对于做事欠火候的人，还可以通过教育引导，拉他一把，提升上来。但对于喜欢过分的人，就很难让他学会收敛，重新回到恰当的轨道。因此，相比起来，宁可不及，也不要过分。
清代李密庵有一首著名的《半半歌》，生动地描述了凡事多留余地、不能太过完满的思想境界：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能领悟"半"的妙处，也就懂得了过犹不及的精髓，因为彼此各占一半，其实就是中庸的生活。
和而不流 君子处人之道
《菜根谭》里说："做人要脱俗，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不可起一趋时之念"，意思是说，做人应当对世俗保持一份超越，但也不能愤世嫉俗，试图以自己的一己之力去矫正世俗规矩；对社会的时尚风气要随和顺应，但也不能为了迎合别人的好恶而丧失自我。
这句话所体现的，就是《中庸》里提出的"和而不流"的处世交友之道。
《中庸》认为，君子懂得与人和睦相处，会主动适应环境，善于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和谐相处，善于维护良好的公共形象和人际关系。但不会无条件地屈服于潮流，不会抛弃自己的主张和原则，更不会与丑恶的现象同流合污，而是坚持自己的品格和操守，保持人格的独立。
与此相类似的，《论语》中还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说法，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为什么要"和"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和欲望，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我们所接触的各式人物，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和要求。应该努力了解别人的情感、欲望，多做换位思考，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以随和的态度与人相处。即使别人真有过失，真有缺点，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照顾到彼此的面子，尽可能地维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假如一贯凌颜厉色，一味指摘人家的过错，即使自己的意见正确，也会引起强烈的反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如果能够做到尊重别人，以和待人，就是直率地批评起别人的缺点来，对方也一定会觉得如沐春风，思想上容易接受。
"和"的同时，也要注意"不流"。对待朋友，虽然大家互相之间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可是并不意味着事事都随大流，没有个人的主见。对待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要待人和气，平易近人，不能摆架子，不能心存优越感，但同时也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和品格。
春秋时候的柳下惠，品质高洁，人格高尚，是历史上少有的道德操守上的完人。可是，他并不以圣人自居，标榜超凡脱俗，反而十分随俗。
史书记载，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在昏君手下做官，并不感到羞耻，如果给他个很小的官职，也从不推辞；可是"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如果做官就会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的才能，但一定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不会逢迎不良的风气。更为可贵的是，他与普通的老百姓相处，跟粗鲁的庄稼汉打交道，总是高高兴兴地不愿离去。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即使一丝不挂地坐在我旁边，也不可能污染我啊！"
是啊，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和谐相处，又各自保持人格的独立，这不就是"和而不流"吗？所以孟子称赞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就是圣人中能够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人。
有的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刚赚到第一桶金就觉得自己是未来的世界首富，刚做了个芝麻官就觉得自己成了民之父母，刚写了两篇文章就想拿诺贝尔文学奖，对他周围的人总是采取俯视的态度，目空一切，好为人师，一出口就要指导别人，教育别人，到处介绍自己的"经验"， 仿佛世界上就他一个成功人士。这样的人，"不流"是"不流"了，可是离"和"的要求差得太远。
像柳下惠那样的人，一心想着做好自己的事，对别人没有太高的要求。即使和品德能力不佳的人合作共事，他也不觉得羞耻，即使与地位低下的人相处，也不觉得辱没身份。原因在于他不会因为跟着昏君就干坏事，也不会因为混迹于平民就变得粗野。别人的品质如何，与他没有关系，因为他的修养到了家，不会因为外物的影响而变质。
既做到"和"，又做到"不流"，是人生的大境界，体现了做人的层次。
中庸者不是"愤青"
"和而不流"还是对付小人的诀窍。
《菜根谭》里说："休与小人仇雠，小人自有对头；休向君子谄媚，君子原无私惠。"不要和小人死碰，小人作恶多端，自然会碰到他的对头；也不要向君子献媚，因为君子不会因此而对你更好。
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可称得上是"嫉恶如仇"。不管这事跟自己有没有关系，也不问青红皂白，马上"义愤填膺"，声称与之"不共戴天"，好像自己对天下都负有义务，丑恶的现象都归自己来扫除。网上把这种人称为"愤怒青年"，简称"愤青"，实在是很形象。
中庸者不是"愤青"。清代金兰生所编《格言联壁》中讲到如何对待小人时说："小人固宜远，然断不可显为仇敌"。对小人不亲近，但是也不公开结为仇敌，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菜根谭》还谈到，在对待小人的时候，难得的是做到"不恶"，因为对这样的人，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互相谩骂攻击解决不了问题，再说你恶也恶不过他，反倒自降身价，白费气力。
离开小人，揭露小人，祛除小人，需要等待时机，需要充分准备，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合适的执行者。如果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就与小人公开决裂，反而容易受到攻击，事情做不成，自身却遭到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对待小人，就要在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前提下，保持表面上的和气。
有一个"阳货欲见孔子"的故事，最能说明这种对付小人甚至是敌人的办法。
阳货是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也是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人物，气焰熏天而且图谋不轨。当时，孔子在鲁国的名声很大，各派政治力量都想把孔子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阳货也不例外，可是孔子却不为所动，专心在家研究学问。
有一天，阳货到孔子家里去，孔子提前得知了消息，躲开了，可是阳货送了一只烤乳猪给孔子家。按照当时的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 孔子也必须到阳货家里去回拜。
孔子虽然得罪不起阳货，却也不甘心和他发生什么往来，背上和乱臣贼子交往的恶名，给政敌留下攻击自己的口实。他想了一个主意，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这样既不缺礼，又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不料，半路上却和阳货撞上了。
阳货对孔子说："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这么有本事却不施展，听任国家混乱，这难道是仁吗？"
孔子没有办法，只好敷衍说："不是。"
阳货又说："你这么喜欢参与政事，却又屡次错过机会，这难道是智吗？"
孔子说："不是。"
阳货紧逼："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年岁是不等人的啊。"
孔子说："好好，我会去做官的。"
从孔子的内心来说，对阳货是深恶痛绝的，可是他没有力量去遏止，所以尽量避免与之发生直接的冲突，维持表面上的正常关系。虽然孔子口头上说要去做官，实际上在阳货把持朝政的时局下，他始终是独善其身的态度。
在现代，和而不流的典范是周恩来总理。
文革期间，一批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被接连打倒，全国一片混乱，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本人。如果周恩来总理锋芒毕露，以战争时期冲锋陷阵的方式解决问题，肯定会落得跟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一样的结果，那样中央就失去了激进政策的缓冲带，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周总理没有那样做。他用尽浑身解数，与林彪、四人帮相周旋，在表面上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比较尊重。在中共九大的会场上，他甚至亲自为林彪引座。要知道，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只不过是一个小连长，而那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了。
在一团和气的背后，是极其坚定的原则性。周总理由于首先保护了自己，所以才能保护数不清的老干部和普通群众，才能使千疮百孔的中国度过劫难，给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条件。
可见，在矛盾冲突不尖锐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人为地激化冲突，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和而不流不仅是自我保护之道，也是强者之道。
话又说回来，君子也好，小人也罢，都不过是一时的判断，并不见得完全准确。即使确实是小人，也未必没有他的好处。保持基本的和谐，也可以防止以偏概全，一棍子把人打死。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君子"和绝对的"小人"，所以趋炎附势和愤世嫉俗都是没有必要的，和而不流才是中庸之道。药，出入赌场，到处瞎折腾的，这是一种人；挣了钱就投资，开商铺，建工厂，千方百计追求升值的，这也是一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