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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关于它的起源、性质及其名称的由来，迄今仍众说纷纭。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出一源，是清康熙年间郑成功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辛亥革命时期陶成章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他们为了利用会党发动革命，特意粉饰了这套历史附会。到了民国时期，经过一些帮会“著作”的渲染，这种说法就更增添了神秘色彩(参见刘师亮《汉留全史》、刘联珂《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朱琳《洪门志》等。)。解放以后，虽然有人指出了这种说法的错误，但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文献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愈来愈清楚地证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2）认为哥老会“成立在乾隆年间。同治时平定粤匪以后，湘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七五页。)。持这种说法的，是日本人平山周。辛亥革命时期，他作为孙中山的朋友、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曾多次出入哥老会，调查内幕，写出《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一九一一年出版。平山氏明确肯定哥老会成立在乾隆年间，是值得重视的，但他没有说明根据。
（3）认为哥老会就是啯噜会，“哥老会即啯噜的音转”(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台湾《食货月刊》第九卷第九期。此外，有些文章也有类似的说法，如陈滋若《哥老会起源初探》（《新史学通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号）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不一一列举。)。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偏重于“啯噜”与“哥老”的语音对证，认为“啯噜”与“哥老”在语音上是相吻合的，从而断定哥老会就是啯噜会。他们对哥老会与啯噜会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特别对啯噜怎样演变成哥老会，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4）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哥老会是清末天地会和白莲教两大结社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哥老会与天地会并非出于一源(参见酒井忠夫《清末的会党与民众》，历史教育研究会编《历史教育》第十三卷第十二号；渡边啯《清末哥老会的成立》，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Jerome Chen，“Rebels Between Rebellions——Secret Societes in the Novel Peng Kung 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9．4（August1970）；Charlton Lewis，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in Jean Chesneauxed，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1972。)。这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他们对两大结社究竟是怎样融合而产生哥老会的，缺乏具体的论证。
（5）最近，有人根据故宫明清档案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研究，认为哥老会是江湖会发展而来，而江湖会又来源于仁义会和天地会。“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作者比较客观地说，他的这些结论，“仅据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的一些文件”，“不涉及其它文献”。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档案史料保存并不齐全，所以我以为个别提法还值得商榷。
根据以上各种见解的启示，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的研究，我们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党势力相会合，它们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等军伍的遣撤，和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队伍的急增，哥老会即勃然而兴。哥老会不是啯噜组织的简单重现，或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啯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无业游民组织。下面，我们来作具体的说明。
（二）
早在同治年间，由于哥老会势力崛起，连年举事，清朝统治者在“剿办会匪”的同时，就注意追查哥老会的源流。当时，许多地方官奏报，一致认为哥老会起于四川，由来已久。例如，同治六年九月，湖南巡抚刘琨在一个奏折中说：“数月以来，臣详查卷宗，细加考究，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湖南，以及于东南各省”(刘啯：《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刘中丞奏稿》卷二。)。李瀚章在奏折中也说，哥老会“起于川黔，由来已久”(《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但是，他们都没有查明哥老会发生的具体年代，和它产生的具体过程。这是我们探索哥老会起源的一个困难。
有人根据清乾隆时期档案文书中有关四川啯噜会的记载，将啯噜会与哥老会在语音上作了对证，认为“啯噜”与“哥老”发音相同，便得出结论：啯噜就是哥老会。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是因为，秘密结社的源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靠语音的对证是难以搞清的。即使有的组织名称相同，但内容未必一样。况且“啯噜”与“哥老”虽然发音相同，但两者的涵义并不相同。我们看到，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在追查啯噜的根由时，乾隆皇帝对“啯噜”的涵意作过专门的询查，他在上谕中曾明确指出：“啯噜乃骂詈之语”(《上谕档》，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而“哥老”却是兄弟的意思。清人朱克敬对此曾作过专门的研究和解释。他说：“蜀中弟曰老，哥老，犹言哥弟也”(朱克敬：《瞑斋二识》。)。可见，单凭啯噜与哥老的语音相同，即断言啯噜就是哥老会，未必是恰当的。
我认为，要判明哥老会与啯噜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两者的组织形态和活动特点方面来分析。
就组织形态来说，哥老会与啯噜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1）两者都是异姓相约为兄弟、实行结盟拜把的组织，结拜不序年齿(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勒保奏；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2）啯噜有红钱、黑钱两种，有的地方称红签、黑签；哥老会也有红帮、黑帮之分(参见邱仰文《论啯噜状》《再论啯噜状》，《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五；《录副奏折》，光绪八年十月七日刘海鳌奏；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陕西巡抚叶伯英奏；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3）在组织内部，啯噜“头目曰帽顶，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刘蓉：《复李制军书》，《新增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三。)；“其为首者曰帽顶，暗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么小老么，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娃”(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新增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七。)。哥老会也“称会首为老冒，会末为老么。并有冒壳子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之称。其余为八牌上的，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并各自带小儿，曰少侄儿”(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辟邪纪实》同治元年刻印，同治辛未夏重刻。)。
就活动的特点而论，两者都“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啯噜“始乎赌博，卒乎窃劫”(邱仰文：《论啯噜党状》。)； 哥老会则以“盗劫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七十五页。)。啯噜平时“白昼攫物者，杀伤平民者，有将人抢去奸污者，有因而致死者”(《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哥老会则“其党每于山隘及江湖港边泊船所在，谋劫客商，多遭惨害”(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
但是，啯噜与哥老会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啯噜一般不设“堂口”；而哥老会的组织系统，多设山堂香水。其次，哥老会内的各级头目名称、开山仪式、会规条例以及暗号隐语等，比啯噜会复杂得多。再次，哥老会在组织和信仰等方面，还吸收了白莲教和天地会的一些特点（详见下文）。
从两者出现的时间来看，啯噜出现在先，哥老会出现在后。显然，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而来的。联系到它们发源的地点、蔓延的方向路线；联系到左宗棠曾奏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左宗棠：《刘松山剿除绥德州叛卒收复州城折》，《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等语、可以确信，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啯噜会，是由啯噜会逐步演变而成的。
（三）
啯噜起于何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
据清代文书记载，乾隆初年，四川啯噜已活动频繁、犯案累累，“狱讼繁兴，囹圄充积”(邱仰文：《李蔚州先生墓志铭》，《国朝文汇》乙集卷一。)。因此，我们认为啯噜最迟应起于乾隆初年。
啯噜主要是外省入川的流民，和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结成的互助自卫团体。乾隆八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大清高宗实录》，卷二○三，第二十四页。)。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也奏称：“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清康熙雍正以来，由于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政府“地丁”政策的掠夺、以及地主阶级的兼并剥削，造成大量无业流民，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乾隆嘉庆年间，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就侨寓着数百万“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他们依亲傍友，到此垦种荒地；他们居无定所，伐木架椽，藉以栖身；他们种地之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尽管在这地广人稀的荒僻地区，他们仍不免于地主厂主吏胥差役敲骨吸髓的压榨，成为流荡城乡的“闲打浪”。他们为了谋生自卫，便呼朋招类，十百为群，啯噜党乃应运而生。所以，乾嘉年间四川的督抚官多奏称：“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流荡滋事，日久即成啯匪”(《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
加入啯噜组织的，除了外省入川的流民，还有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贫苦水手纤夫、盐贩、烟贩和一些散兵游勇。单就水手纤夫来说，四川就有数十万。他们在长江、嘉陵江以及潼、泸、涪等江上，终岁劳作，却不得温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后不得不卖光所穿的衣服履物，成为“精脯溜”。这些人，飘流江湖，“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
盐是四川货殖最大的物产，著名产盐者有数十处。每厂盐工苦力多者“以数十万计”，少则“亦以万计”。各处口岸，商贩云集，“利之所在，走险如骛”(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啯噜多横行其间，或充私贩，或作保镳。此外，如雅州等处前往云南贩买鸦片的沿途，“啯噜、刀客也很活跃”(《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朱坚奏。)。
从上述可见，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他们结拜啯噜的目的在于“有事彼此帮助，以免被人欺压”(《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他们内部有严明的约束，“拜把之后，不许擅散”(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他们的基本活动是，强乞强买，逢场绺窃，“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七。 )。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啯噜不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康雍乾以来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不是郑成功派陈近南往四川“开精忠山”的结果，而是四川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不是“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
（四）
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的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啯噜与白莲教的相互融合。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啯噜的势力由四川向外扩展，首先与川陕楚三省边界强大的白莲教势力相会，它们便迅速走向合作融和。
由于他们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劳动者和无业流民，他们都要求改变痛苦的生活境遇，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融合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同时，两种组织又各有长短，需要相互补充。白莲教“多深堂大宅，复轻财好施”，啯噜可“藉教匪家以藏身”(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一。)；而且“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因此，就有大批啯噜分子加入白莲教。而啯噜党内“皆年力精壮之无赖恶少”，操习技艺，劲悍善斗，“教匪因以起事，故麽啯鼠子啸呼而起，战阵技艺有如素习”(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一。)。因此，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吸收了大量啯噜分子加入起义队伍。嘉庆元年，徐添德在达州起兵，“招乡市游手无赖，遂至万人”，其中大多是啯噜子(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严如煜说：“自达州倡乱，各匪潜相附从。近闻教匪亦逸至蜀中，则匪中添生力徒卒，而总以教匪名矣”(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嘉庆五年，白莲教起义军蓝号冉天元等部入川西时，也吸收了大量战斗力甚强的啯噜子，队伍从三四千人很快扩大到五万余人(《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五七。)。
平时的合作交融、战时的并肩战斗，不能不在它们的组织形态上也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嘉庆以后，啯噜的组织开始设立山堂字号，“自分支派，不相溷淆”，内分红、黄、蓝、白、黑五旗(刘蓉：《复李制军书》，《新增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三。)。这种五旗制的分派，显然是从白莲教中效法而来的。而有些地方的白莲教（如湖南的青莲教），也开始举行拜台结盟的仪式(湖南新宁一带的青莲教，系由四川成都的王又名传授而来，“其法入教人出百五十钱，供会饭费，每招徒至三四十人，辄白昼野会累台，洒鸡血酒中，班饮设誓约，谓之拜台。”参见《宝庆府志》卷七，大政纪七；《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这可能是受了啯噜党结拜仪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天地会和白莲教之间的相互融合。嘉庆道光年间，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白莲教势力相会。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游民就愈来愈多，成为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为了生活，加入秘密会社如水赴壑，随处风靡。或加入会党，或投向教门，或既入会党又入教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除了传说的名目之外，当时出现了许多亦教（教门）亦会（会党）、非教非会的组织。就湖南一省而论，据当时的地方官奏报，“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大清文宗圣训》卷九十；《录副奏折》，咸丰元年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会匪名目不一，有添弟、串子、红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青龙、白虎等会”(刘啯：《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刘中丞奏稿》卷二。)；此外还有“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不下数十种。
如果考察它们的组织活动，那末就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这一时期，湖南许多会党组织的活动，多带有教门的特色。我们前面提到的添弟、串子、青龙、白虎等会，“类皆踵白莲之余习，托免劫以为词”(刘啯：《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而教门组织的活动，又带有会党的特点。如湖南的青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大清文宗圣训》卷九十。)。（2）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可以包含教和会两个不同的部分。如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就“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啯奏。)。（3）一个组织的头目，既有来自会党的，又有来自教门的。如湘鄂边界监利、沔阳交属之洪湖，哥弟会有廖士银等十二头目“半自粤馀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大清德宗实录》卷一三○。)。（4）有既入白莲教又拜天地会的。如道光年间董言台等先在江西湖南一带“入金丹教、礼敬无生老母，并邀诱多人结拜天地会”(《大清宣宗圣训》卷八十七。)。（5）还有人同时结拜或掌管几个组织的。如湖南浏阳县曾帼才“总理黄红白三教十五营”(刘啯：《擒获浏阳等县会匪惩办片》，《刘中丞奏稿》卷四。)；宁远县李春笼“结拜红白黄三会，伊称黄会头目”(《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二月四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湘乡县李世溃“食长斋”“学佛法”，“系来龙、四方、金龙、青龙、宝华、天宝等山首领”(《湘粤剿办哥老会文稿》，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以上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广大贫苦人民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纷纷投奔秘密结社的情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门与会党两大秘密结社系统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错综局面。
不能认为，教门和会党之间的合作融和只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或者只是发生在湖南地区。实际上，在此前后，在湖南的邻近省份，多有类似的现象存在。例如，嘉庆七年，广东惠州永安县，就有白莲教与天地会联合攻城的事。《惠州府志》载：“官粤陇、赖东保倡乱于宽清溪，围攻邑城，……官为添弟会首，其众以红巾裹头为号；赖东保为白莲教匪首，其众以白布裹头为号”(《惠州府志》卷十八，页十七。)。嘉庆八年至十一年，江西省的贵溪、临川，福建省的邵武等县，有人结拜天地会，会内分有“阴盘教、阳盘教名目”，“愿入阳盘教者，传授手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抄传经本，吃斋念诵”(《录副奏折》嘉庆八年九月六日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善字号尽是吃斋，和字号俱系吃荤”(《吴文春供词》，附于嘉庆十一年八月四日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折内。)。同治光绪年间，楚豫边界地区，有哥老会与灯花教（白莲教的一种）“互相勾煽，根株纠结，蔓延日广”(张之洞：《派员专办沿边缉捕事宜折》，《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三，奏议三十三。)。在陕西境内，有“签匪”与“会匪勾结者，亦有既为签匪复为会匪者，彼此效尤，无恶不作。其宰鸡滴血，传授口诀，绰号排行，竟与会匪无二。其公然剽夺，报仇杀人，倡乱谋逆，亦与会匪行径相似”(《录副奏折》，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一日陕西巡抚叶伯英奏。)。
哥老会正是在上述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社飞速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和的条件下，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据清朝地方官的大量奏报，咸同年间的哥老会、江湖会和红钱会等组织，不仅都实行宰鸡滴血、焚香拜把的结盟仪式；会内不仅都有老冒、老么、大爷、二爷、三爷、五爷等名称；而且还“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暗号”(《录副奏折》，同治元年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庆端奏；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并有“五祖洪门木戳”等印记(《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树声片。)。这种三指口诀暗号和五祖洪门印记，就是从天地会那边借用来的。
哥老会的出现，在组织机构和名称方面的具体演变过程，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具体过程是：“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我的看法与这种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关于哥老会的前身是江湖会的说法。这是因为，不仅哥老会与江湖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基本相同；也不仅有许多人奏称，哥老会是江湖会的变名；而且有不少材料证明，江湖会的名目比哥老会出现得早。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我所知，早在道光十一年，福建就破获江湖会组织，并搜到了《江湖公约》。这个公约的具体内容有：“端品行；酌己力；泯强形；公利路；慎收徒。佩服斯约，何处难行。如其无辜被人勒索，须报同人，然后行事等语”(《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十二日福建巡抚魏元啯奏。)。如果将这个公约的内容与后来流传于哥老会的《江湖海底》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后者只是在文字条例上更繁杂一些，具体反映了前者到后者的演变情况。
但是，我觉得关于江湖会来源于仁义会和天地会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有关文章所列举的嘉庆年间福建的仁义会，与光绪年间河南等地的仁义会，名称虽然一样，但实际内容是大不相同的。从档案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看，前者是来源于天地会，或是天地会的变名；而后者的名称虽然也是仁义会，但内容却与前者大不一样。从后者开山立堂、封授职号等内容看，我认为是哥老会的变名(天地会开台拜会，没有山堂系统；而哥老会开山结盟，设有山堂香水。天地会封授职号一般有红棍、白扇、草鞋等名目；而哥老会山主（龙头）之下，有坐堂、盟证、陪堂、理堂等名目。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说明哥老会不是来源于天地会。)。所以，我们不能单凭某些组织的名称相同，就断然认为它们是一种组织，或是一个来源的。在清代，秘密结社名称一致而内容相异，并不是个别的现象。重要的是，必须依据它们的组织内容和活动特点来鉴别。我以为哥老会的前身是江湖会，而江湖会又是从啯噜（即钱会）变化而来的。这一点，熟悉哥老会由来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他说：“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德顺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这种说法，也见于其它材料。因此，我的初步看法：由啯噜（钱会、签会）变为江湖会和哥老会，以至长江会、洪江会、昌江会、英雄会等，才是哥老会的源流。
（五）
关于哥老会组织名目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还不能确知。一般专史和文献记载，多说始于同治初年。但据目前所见清代档案和有关记载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哥老会名目出现的时间似乎要更早些。首先，我们看到，咸丰初年曾国藩创办湘军所拟订的湘军营规，已明确规定： “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营规。)。这说明哥老会势力在咸丰初年已相当兴盛，而且已传入清朝军营，所以才引起曾国藩的恐惧和深恶痛绝，将结拜哥老会同传习“邪教”一样，列入严厉的禁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哥老会的名目约在咸丰之前就已出现。其次，据左宗棠奏称，咸丰十年他在招募楚军时，也将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列入“行军五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他在一个奏片中又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臣于咸丰十年成军时，严禁各营，不准收用此等游勇，并谕禁勇丁，不许蹈此匪习，犯者立正军法。后经查办数人，无敢犯者(《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五月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这就再次说明，咸丰年间哥老会已在湘军盛传，那末它的名目出现应该更早。最近，据四川的同志研究，道光二十八年四川已出现哥老会的名目，并引起清廷注目和严禁(张力：《啯噜试探》，《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又，不能道人著《救世新论》，也提到道光二十九年四川会党内有“江湖烧会”(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实际上就是“烧会结盟”的哥老会。这种烧灰结盟的仪式，都是来源于四川的啯噜会(参见《黄胜才供》，《大清高宗实录》第一一四五卷。)。另外，卫聚贤在《中国的帮会》一书中说：“道光十二年时已有哥老会了”(卫聚贤：《中国的帮会》第五页。)。如果以上这些说法是确有所据的话，那末即可确认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
同光年间，清朝的许多封疆大臣奏称，哥老会“起自军营”，这当然不很确切。但哥老会蔓延发展，却与清朝的军营，特别是湘军的创立和解散有着密切的关系。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虽严禁军营结盟拜会，但实际上已有大批哥老会分子混迹其中，鲍超的军营就是突出的一例。王啯运在《湘军志》中说：“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王啯运：《湘军志》（一），湖南防守篇第二十五。)。左宗棠也说：“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左宗棠：《附陈鲍提督所部仍请由该员自为主持片》，《左恪靖伯奏稿》卷二十五。)。经过转辗相传，到同治初年，湘军“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三。)，以至“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李榕：《湘潭县梅震荣到任批》，《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
湘军为什么要结拜哥老会？或者说哥老会为什么能盛传于湘军之中呢？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二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三。)。我认为这个说法既说明了湘军结拜哥老会的基本目的和真实情况，又反映了哥老会这种江湖团体的基本性质，因而是可信的。
当然，哥老会不光流行于湘军营伍，同时也流行于其它军营，情况亦与湘军相似。刘啯在一个奏折中说：“臣查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击贼，协力同心，乃历久习惯，裁撤后仍复勾结往来。其端肇自川黔，延及湖广。近日用兵省分各勇，亦纷纷效尤，党羽繁多，伏而未发”(刘啯：《扑灭湘乡会匪并击散浏阳斋匪折》。《刘中丞奏稿》卷二。)。刘坤一在一个文告中也说：“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带兵员弁，另给旗帜号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久之流弊渐生，往往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随即严加禁止，而其习未能尽除。迨后发、捻以次削平，各营陆续裁撤，此风仍而不改”(刘坤一：《哥老会匪及早悔改示》，《刘坤一集》公牍卷二。)。
由上述可见，陶成章把哥老会盛行于湘军说成是李秀成、李世贤等隐遣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复大仇于未来(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有的同志还把它说成是天地会的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部署。看来都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臆测。
原来，曾国藩办湘军是为了镇压革命、剿灭太平军，但由于哥老会盛传于湘军，使他不得不解散湘军；而湘军的解散，又促使哥老会更广泛的蔓延于社会，成为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一支巨大的力量。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依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刘坤一总结这一过程时曾悲哀地说：“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刘坤一集》公牍卷二。)。
为什么湘军等营伍的遣散，会促使哥老会更广泛地蔓延，并转化为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巨大力量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政治腐败，国弱民穷，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队伍。湘军和其它营伍的解散，数十百万将士的安置，是个极严重的问题。这些人解甲不得归农，也找不到其它职业，绝大部分不得不成为家无可归、业无可就的游民。于是，他们就流浪江湖，与各地原有的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江湖流荡之辈固趋赴不遑，市镇负贩之徒亦相从而靡”(《刘坤一集》公牍卷二。)。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清朝同光年间哥老会的数百个案件材料，我们看到，各地哥老会的头目，绝大部分是营伍出身，具体说明了这批散兵游勇在社会上传布哥老会的作用。由于哥老会的广泛蔓延，很快就造成“各路之会匪声气相通，抗官拒捕，势渐不可制”(丁宝桢《拿获重庆泸州巨枭片》，《丁文诚公奏稿》卷十四。)的局面。这个问题，在湖南尤为突出。因为湖南不仅是筹兵筹饷的一个重要地区，而且是湘军的老家，遣散回乡的兵勇最多，因而也是哥老会流传最盛的地区之一。同治九年湖南巡抚刘啯在一个奏折中说：“溯查湖南二十余年以来，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历久不懈，其时尚值年岁丰稔，官绅殚心筹画，略无旁顾。近年滨湖大水，上游州县各时遇饥旱，民力久经告竭。而自江南大功告成之后，遣散兵勇以数十万计，多系犷悍久战之士，不能敛手归农。从前平定川陕三省教匪，筹办善后，安插数十余年之久，始能敉定。此次军务十倍于川陕善后，安插又远不能及嘉庆年间物力之厚，勉强敷衍。苟顾目前，兵勇之情，多未安帖，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兴”(刘啯：《湖南饷源匮竭恳赐协拨折》，《刘中丞奏稿》卷七。)。在这里，刘啯说明了两个重要情况：其一是，清朝政府镇压川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由于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处理战后遣散兵勇的安置问题也就大不一样。如果说嘉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但清朝政府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之后，还能勉强敷衍安置遣散兵勇善后问题的话，那末，到同光年间，中国社会已陷入半殖民地深渊，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就再也无法处理大量遣散兵勇的善后问题了。其二是，由于湖南有数十万遣散兵勇，回乡后不能敛手归农，“兵勇之情，多未安帖”，因此哥老会就特别猖獗。从同治六年起，哥老会就在湖南举事作乱，此后连年不断。曾国藩也为之哀叹：“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七。)
总之，哥老会势力崛起，是清末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探明其源流背景，我们就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看到半殖民地中国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上面的叙述，只是一个很粗浅的看法，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198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