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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南京210013)
摘要：作为一位在哲学史上跨时代的哲学大家，尼采以其特有的睿智、敏感、热情和勇气对人生价值和道德问题给予了极其严肃的关注：重估一切价值，成了尼采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进行道德重估，则构成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尝试中最为恢宏的工程
关键词：尼采；哲学家；价值：评价
一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唯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1844年10月15日生于德国普鲁士邦东部萨克森省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这一天，恰好是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四世的诞生日。与国王同日生，这一殊荣使他的父亲——一位虔诚的路德教派牧师兴奋不已。然而，不幸的是，厄运很快降临到这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庭。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刚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的忧郁内倾的性格。从此，尼采便生活在一个由女性——祖母、两个姑母、母亲和妹妹支配的环境中。1850年4月，尼采固执的祖母带着全家人迁到萨勒河畔的瑙姆堡。在这里，尼采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相当于初级中学）。1858年10月，14岁的尼采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到著名的普福塔（pforta）学校做寄宿生。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教会学校，拥有优秀的人文主义教师，校纪甚严，学生们过着刻苦勤奋的斯巴达式生活。德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克罗卜斯托克、费希特、施莱格尔、兰克等，都曾在这所学校就学。这所学校给尼采一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正是在这里，尼采读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大卫·施特劳斯的名著《耶稣传》，对基督教的信仰悄悄瓦解了。他一生崇尚希腊精神，反对基督教精神，在这里露出了端倪。难怪茅盾说：“尼采在pforta六年，和他将来的思想大有关系的。他以后的各种思想各种学说，都是那时候种的根；这话虽然不无几分的牵附，实在是有些道理的。”[1]（p447)
1864年10月，20岁的尼采进入波恩大学，仅仅一年后，便又离开了使他深感厌恶的这所大学，随着他的老师里奇尔（Ritschl）一道进入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的3个年头尽管是短暂的，但在尼采一生中却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这里，尼采不仅深入研究了泰奥格尼（Theognis）、第欧根尼Diogene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3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而且随着以《泰奥格尼哀歌集史实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古典语文学研究杂志《莱茵博物馆》上发表，尼采的名字很快在学术界传开，尼采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年轻语文学家。同时，也正是在这里，深感孤独的尼采初识叔本华哲学，不仅为其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所深深吸引，而且完全陶醉其中。一时间，他成了叔本华的狂热信徒，即使是在1867年服兵役时的隆隆炮声中，他感受最多的还是叔本华哲学的惊人的力量，因此他祈求他的让帝”——“叔本华保佑”，可以说，正是叔本华的哲学把他引入了哲学之门。同时也正是叔本华哲学把他和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大师瓦格纳结合在一起。然而尼采毕竟是尼采，他虽然始终赞赏叔本华探讨人生问题的勇气，但他后来还是对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采取了否定态度，同时建立了他自己的酒神哲学和强力意志说。而与瓦格纳的友谊也因之而宣告破裂。
1869年2月，在里奇尔的热情推荐下，24岁的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莱比锡大学根据他业已发表的论文和大学教授资格，免试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这是衣国学术史上一件极异的极特别的公案，在方格式的德国中，真是难得碰见的。”（[1]p447)
1879年，由于厌倦教授生涯和疾病缠绕，尼采辞去教职。在以后10年间，他辗转于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之间，寻求医疗。这10年既是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精神病倾向日益明显的10年，然而又是他哲学思想趋向成熟的10年。他的大部分著作。包括《曙光》（1881）、《快乐的科学》（1881-188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6）、《道德的谱系》（l887）、《偶像的黄昏》（1888）、《看，这个人》（1888）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一切价值重估等重要思想。
1889年尼采疯了。虽然他有过神志清醒的时期，但始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1900年8月死于魏玛。作为普通人的尼采死了，然而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犹如一团谜，近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对其求解，且兴趣呈长久不衰之势。
三
尼采的确是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人物，正因如此，近百年来，众多的学者、大家给其作了许多中肯的评价。
茅盾在《尼采的学说》一文中说：“19世纪末出了3个大人物：尼采，易卜生，梅德林。”[1]（P444)牛子孺在为成芳著《尼采在中国》一书所作的《序》中说：“我虽然和本书作者一样，并不赞成尼采的全部，但有一点，像尼采那样做人、做学问是我们聊以共勉的。有些人不具有这样的人格，却对尼采妄加非议，我只能说他们还不配谈尼采。”王勤田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鉴评》一书在谈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时说：“任何一种文化的转变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的批判审辩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本主义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化之后，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缔造了无数杰出的天才人物……新的历史时期的先驱者是以这样一些思想家或科学家为代表的，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遗留下了的三大绝对领域：哲学中的理性；宗教中的上帝；科学中的经典力学。他们中的最著名代表就是：叔本华、尼采和爱因斯坦。”[2]（P225）雷永生在“现代十大思想家”丛书“主编寄语”中说：“几千年来，人类世界造就出不少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创造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精湛的思想体系，回答了自己时代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理论和精神，成为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当然，历史上杰出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并非全部都对后世人有很大的教益，他们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了，甚至有些内容已经陈腐了，但是他们的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魅力，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后世的人们常常为他们思想的深邃、逻辑的严密、思维的敏捷、视野的高远而折服。故而我们把这些思想家视为思想巨人。”尼采则是被视为思想巨人的现代十大思想家之一。《尼采传》的作者杜丽燕在《前言》中坦言，如果我们仔细品味尼采哲学，便会看到，尼采是以心体悟哲学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人们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东西中，体悟到他的同代人看不到，也根本想不到的东西。尼采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东西，而在于当他与其他哲学家面对相同的东西时，能够创造与以往一切哲学家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哲学体系。”[3]
美国的威尔·杜兰特在《探索的思想——哲学的故事》一书中谈到尼采时说：“尼采是达尔文的产儿，俾斯麦的手足。”[4]（P405）当时充满活力、军备和工业突飞猛进的新生德国，需要一个代言人。战争的仲裁需要一种哲学为之辩护。尼采凭其胆量成了“这个代言人”[4]（P407）。尽管“他接受了时代精神的洗礼，而且是彻底的洗礼”，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超人的非伦理主义与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正是一脉相承。”[4]（P443）在杜兰特看来，尼采的哲学“无非是忒拉叙马科（Thrasymachus)和卡利克雷斯（Callicles）的伦理学加上柏拉图转叙的苏格拉底的政治学罢了。”[4]（P445)“至于说《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世系》（即通常所译《道德的谱系》，——引者注）里宣扬的伦理体系，也只不过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夸夸其谈而已。”[4]（P446）他认为“人类文明的伟大时代全都是世袭贵族统治的时期，是一种常见的错觉。”[4]（P448)即便如此，“经过以上扣除之后（如果必须这样扣除的话）,”尼采“剩下的东西也足以使批评者们坐立不安。尼采遭到了每一个渴求荣誉者的批驳，但他却巍然不动，仍不失为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史上的高峰。当他预言将来的人们会把历史分为‘前尼采’和‘后尼采’时期时，他无疑是言过其实了。但是，他的确使人们对过去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批判的回顾。……他揭示了一些深藏的道德根源，而当代思想家谁也没有做到一点。”[4]（P449）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思想家，尼采是伟大的，不管人们对他的评价如何，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他活着时很不得志，在基督教世界受尽冷嘲热讽，被人们称为19世纪的一个“疯子”，但却死后显赫，“死后几十年，他对西方思想的毁灭性作用才始为人们所承认”，成为20世纪的“千面英雄”。这也许正应验了雷永生先生“思想文化遗产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永恒性”[3]的说法吧。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思想家，尼采的确不仅仅在于他的伟大，更为重要的恰恰在于他的独特。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他说他有一种喜欢说“否”的脾气，这是一种“相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他的学说保持自身的特征而富有魅力。也正是这种“相反的思维方式”引导尼采对人类一切价值观作出“重估”，造成了尼采和“别的人”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他的学说的“独异”。尼采在他的自传里提醒读者：“可别将我和别的任何人混淆了！”其次，表现在他的攻击本能上。尼采认为自己生性好斗，“攻击是我的本能”。作为一个强者，要有与人为敌的能力，作为敌人需要坚定的天性。当然，这种好斗主要是哲学家式的好斗，即向课题挑战、决斗。他的使命不是克服一般的反抗，而是要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好斗的天性在尼采身上的确表露无遗，他惯于指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正因如此，他既嘲讽过英国的进化论者，也讥笑过德国的国家主义者。虽然一个人对本时代的道德体系宣战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会从内部和外部……向他复仇。”[4]（P450）但尼采还是向本时代的道德体系进行了宣战，这也许的确是其“好斗的天性”和“攻击的本能”所使然。
三
众所周知，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坦率地讲，也曾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这段不幸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于尼采学说被法西斯利用的结果。“尼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被法西斯化了。德国的纳粹法西斯无耻地把尼采引为自己的先驱，希特勒更是把自己打扮成尼采哲学的信徒。”[1]（P162）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墨索里尼，20岁时便声称是尼采的“最忠实的学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更是加强了对尼采思想的研究，为其对外扩张和对内独裁统治寻求理论依据。一时间，有关尼采的专著、小册子、注释文本和画册像洪水一般，在书报市场上泛滥。由希特勒亲自发行而由罗森堡主编的法西斯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月刊》创刊号载文明确声称：“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1]（P163)“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无耻地利用尼采为自己的对外扩张野心和对内独裁统治张目，他们在国内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人们对他们的刻骨仇恨也迁怒于尼采身上。人们通过法西斯主义这面魔镜，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法西斯化了的尼采，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政治上的，哲学上的批判也多针对法西斯主义所解释的那分尼采思想。”[1]（PP163-164）可以说，坏是尼采制造了法西斯，而是法西斯制造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尼采。”[1]（PP164-165）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客观公允、符合实际的。
关于这一点，陈鼓应先生在《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中有着更为强有力的佐证。他说，在1868年以前，尼采对于德国的现况，并没有异议。1871年即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尼采对于这个逐渐建立在“铁与血”基础上的帝国走向强权政治、军国主义倾向越来越不满，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宣称的：“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看，这个人》，《为什么我这样聪明》）。在往后的年代里，尼采对德国的一切，从未停止过他的不满和攻击。他反对反犹太的种族主义，他攻击德国的国粹主义，谴责所谓“德国国魂”是个吃人的幽灵；痛恶“德国精神”的浮夸、庸俗；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的危害，认为这个民族会给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文化上，他认同于法国文化；在政治上，他不满俾斯麦的强权作风。总之，在尼采所有的书信中，凡是提到德国的地方，无不大肆抨击，而无一赞许之词。书信中的这些观点，同样表现在他的著作上。[5]（PP34-37)
其实，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欧、美国家，就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来说也不可谓不大。成芳先生的一段诘问从一个侧面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回答。他说：“如果要在中国现代史上举出三个最伟大的事件，那么无疑当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然而，随着五四运动兴起了第一次‘尼采热’，随着抗日战争兴起了第二次‘尼采热’，改革开放中又兴起了第三次‘尼采热’，这种历史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这只是一种‘厄尔尼诺现象’吗？当然，第三次‘尼采热’，并不是随着改革开放一道兴起的，而是当改革开放进行到1987年左右开始兴起的，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说，从1978年人们把尼采从冷宫中提出来起，近十来年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第三‘尼采热’必要的酝酿过程吗？”[1]（P322）对“尼采热”的评价显然已超出本文的写作范围，但有一点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尽管3次“尼采热”在中国已经过去，尽管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尼采已经故去百年，然而，随着新世纪、新千年的来临，笔者相信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其影响不仅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将依然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l]成芳.尼采在中国[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
阵]王勤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鉴评[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3]杜丽燕.尼采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4]威尔·杜兰特.探索的思想——哲学的故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5]现代外国哲学编辑组.现代外国哲学[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刘守旗（1964-）男，江苏洪泽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