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小事，但它却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恨它：我可以整整一个月不沾烟酒，然后又开始重新抽上一口或喝上一杯。我是个瘾君子，在和我的毒瘾较量，而且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我天生就会上瘾，而且对任何东西上瘾。日子好的时候，上瘾的是台球；日子不好的时候，上瘾的是毒品，我最大的问题是大麻。人们总是说你不会成为瘾君子，说大麻不是毒品，而我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1998年，我又开始抽烟喝酒，正在走向灾难。我已身心疲惫。我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我是位成功的斯诺克台球手，世界排名又回到了第三，但我有一种罪恶感。我那对任何事情都上瘾的天性在驱使我去达到完美，而由于我从来没有能做到完美，我便时刻有一种失败感。我的生活模式在过去六七年中一直是这样：为完美而努力，为无法做到完美而感到绝望。奇怪的是这种痛苦又让我感到舒服。也就是说，每当我感到痛苦时，我又非常高兴。我已经习惯这种模式，而且我总是找借口不让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不让人说我，也不让人骂我。当我觉得的自己没有权力感到抑郁时，那才是真正最痛苦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约翰 希金斯的家乡苏格兰举行的“恩巴希”大师赛中战胜他。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想在决赛中乱打一气，因为我知道每次“恩巴希”赛之后总会有一个盛大的宴会，主办方邀请的客人们会拿着节目单过来，请参加决赛的选手签名。我想，如果我输了，我就能赢得人们的同情，然后我就可以说“我累了”，而且我会不可思议地为此感到高兴。我脑子里当时想的就是这些。我在折磨我自己，在问自己：你为什么想扔掉三万英镑，然后找借口让自己痛苦？这说不通。
决赛的大部分时间我打得都不错，但打到6:6时，我突然来了精神，进入了最佳状态，而约翰则完全傻了。四周都是他的家乡父老，而他们在期待着他获胜，因为他三个月前刚刚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就像我在温布利那场比赛一样：你非常想在自己家门口获胜，结果心理压力变得很大。
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失望或痛苦，可我却仍然感到失望和痛苦，而且我还得在人前装出一副幸福高兴的样子。我一直认为自己必须实现人们对我的期望或希望。决赛结束后，出席“恩巴希”大师赛宴会的那些人都在说，“罗尼，你刚刚获得冠军，现在一定欣喜若狂吧？”可我内心却感到很痛苦。我真正想做的是对他们说，“谢谢大家，我现在要回房间去了。”可我觉得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欢庆，应该和大家一起热闹。我在想，我还得说几句话，说说这场比赛多么出色，主办方有多么了不起，伊安 道尔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纪人，他对我来说是多么坚强的后盾，感谢苏格兰人，我很高兴能在他们面前打球，而且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明年再次回到这里。但我真正急不可待地想做的是赶紧离开那里，赶紧回到我的房间，对道尔发一通脾气。他能够处理好我，他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知道我只是在人前装样子，因为他整整一星期都和我住在一起，知道获得冠军并不能让我好受一些。
我站起身来致辞。约翰 希金斯刚刚说完，而且他非常自信地称大家为“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客人们”，因此我便想，该死，我该说什么？他说这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并且为我赢得冠军而高兴，然后他说了几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刚刚输了球，可他很开心；我刚刚赢了球，心里却异常痛苦。我站起身来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当时有三百个人坐在那里，都是赞助商“恩巴希”烟草公司请来的贵客，而我都不敢直视他们。我记得我当时说，“非常感谢大家”，但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说了那句话，然后我简单地补充道，“呃，就这些。”我听到大家哄堂大笑，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在笑话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他们可能根本不是在笑话我，可我当时就是这么疑神疑鬼。
在赢得苏格兰大师赛不到一个月后，我去爱尔兰参加一些表演赛。我让戴尔和我一起去。我不在乎自己时候会在戴尔面前感到痛苦——他能帮我减轻痛苦。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绿色英里》的话，那么戴尔就是影片中那位能将别人所有痛苦吸走的黑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确切地说，是他陪伴我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可能不会还活跃在台球桌旁。戴尔唯一沉溺的是生活，他给人带来欢乐。无论什么事情，他总能看到好笑的一面。我和他在一起总是乐不可支。他就像一剂药。
在爱尔兰的第一天晚上，“砰”，棒极了，我打出了单杆一百四十七分，博得了满堂喝彩，大家都疯狂了起来。我在九局球中又打出了三个单杆过百。我每次打表演赛时总能打出一百多分和最高分，因为在表演赛中我既不能表现我的战术球技术，也不能表演我的绝技。如果我再不打出单杆过百，那些下赌注的人就会想：我看罗尼 奥沙利文比赛时，他连五十分都打不出来，而且一句话也不说。妙极了！正是这种压力在迫使我尽情展示自己，否则观众该看什么呢？对于“龙虾”丹尼斯 泰勒，你可能一整夜都无法看到他一杆打出五十分，但你能看到他打出一些非常漂亮的花式球，博得大家的笑声。所以，那天晚上我的球感非常好，我自己感觉也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莉莉 波尔德洛斯夜总会，在那里喝酒，抽大麻，后面还跟了几个爱尔兰朋友，他们个个喜笑颜开。戴尔凌晨三点左右离开，而我仍然意犹未尽。我们又从那里去了里森街，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早晨七点钟。我毫无睡意，异常兴奋，也不想回旅馆，于是我的那些朋友说我们可以去一家开门比较早的酒吧。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们解释说有些酒吧早晨七点钟开门。“太好了，”我说，“可以用吉尼斯啤酒来当早饭。”我们一大老早行走在市中心，而周围都是匆忙赶着去上班的人。我穿着一件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船，因为我朋友吐了自己一身，我只好把我的衬衣给他。我们看上去一定像四个刚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我想，人们会怎样看我们？不过我当时已经醉了，根本不在乎。我们坐在酒吧里和吉尼斯啤酒，一直喝到中午。当天下午我还有一场表演赛，当然等我赶到球场时，我一个球也打不进。
我们就这样整整过了五天五夜。最后一个晚上，我双手抱着头坐在那里。戴尔问我怎么啦。我知道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多么难受。我感到自己像是死了一样。我无法动弹。我说我无法坚持下去，还说我们应该把下赌注的那些人的钱还给他们。我们去了表演赛的现场，打完了比赛，然后我第二天就飞回了家。回到家后，我一头倒在沙发上，无法动弹，过去一周中所做的一切让我精疲力竭。现在离英国锦标赛开赛还有九天，所以我还有九天的时间来恢复自己。让我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酒，我心情沮丧，而且体力不支。
我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体能锻炼，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我没有任何求胜欲望，甚至都不想练球。我在感情上没有准备好参加任何比赛，甚至做任何事。而且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在让他们失望。我毕竟是卫冕冠军。我向自己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我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是，就在我跨越这道栏杆之前，我还得面对更糟糕的事。我要不要告诉父亲我已经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是否应该等到比赛前一天再告诉他？摆在我面前的是台球届最重要的赛事之一，而我心理上已经完全垮了。我想，身陷囹圄的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无节制地饮酒作乐。可如果我因为这一点退出比赛，那一定会让他伤心透了。他绝对不会同情我。我知道他会说我一无是处，说我虚度光阴，说我给家庭带来了耻辱。我知道他会这样骂我，所以我只能祈求上帝不要让他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退出比赛，不向他做任何解释，因为他对此事的反应比我担心的还要可怕。我最后脱口说道：“爸爸，我上星期在爱尔兰搞得筋疲力尽，根本无法参加英国锦标赛。我精神上全垮了，我精疲力竭，甚至都无法捡起球杆。爸爸，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越来越绝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情况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做，我认为你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我知道，爸爸，”我说，“我错了。我现在一团糟，但我绝不会再犯了。我像上帝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我说我一定改过，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说说而已。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打来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
“哦，还可以吧。我每天练一会儿球，然后休息，”我说。
但是，他每天和我通电话时，似乎总有新的什么事情让他对我生气。他认为导致我目前这种局面的不仅仅是我在爱尔兰的那个星期，而是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做的一切。他有一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说。“我和你母亲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你和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在尽心尽力，而你却没有尽一份力。我们再也受不了了。你母亲要你搬出去，我们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想你再来看我。我这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他就这样说呀说，越来越气急败坏。
尽管他这样苦口婆心地说我，我还是告诉他我肯定不会参加英国晋标赛。
“好吧，”他说，“收拾好你的东西，自己一个人去过吧。我祝你这辈子一切顺利，福星高照，但你不再是我们的合伙人了。”
我所挣到的一切，我父母所挣到的一切，我们一直共享。我们一起出钱买房子，而当我挥霍过度时，母亲用她自己的钱帮我度过了难关。大家挣到的钱大家一起花，父亲进去之后，家里买房子或者其他开销几乎全是我出的钱。
“你有那么多的抵押贷款在身上，却无法参加一项该死的锦标赛。”他在电话那头对我嚷道。
我知道其他犯人和狱警都能听到，而且那些狱警们可能还会沾沾自喜，心中想：他挺不住了，终于挺不住了。也许唯一能让父亲挺不住的就是这样的事——家庭的破裂。
我已心力交瘁。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切，所以只能面对现实，不再去见他。我也很生气，生他的气，生母亲的气。我一直都在竭尽全力。不错，我是干了傻事，可我当时情绪低落，我的自尊降到了最低点，我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疲惫不堪。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对自己的感觉。他们只是认为我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饮酒作乐，偶尔抽一点大麻，并且认为我只要能控制住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我的情况非常糟糕，大麻几乎成了我的灵丹妙药，正变得比台球还要重要。我渴望体验那种瞬间就能产生的化学般的亢奋，以致我根本不去考虑后果。我知道这样做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但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我想让父母生气。他们总是说这世界上比我差的人多的是，他们当然言之有理。但是，尽管我知道自己想要买什么都能买得起，这却并没有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他们无法明白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的感觉会有多么糟糕，也不理解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有那么糟糕的感觉，除非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没有用的帮助就是试图用逻辑的观点来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状态，因为抑郁症与逻辑没有任何联系。
母亲自然无法理解。她对我说，“你看看我所经过的一切，可我处理得很好。”
我说，“是啊，你做得非常出色，我为你感到骄傲，但那是你，而父亲进去并不是我唯一的问题。我每天早晨起来时都感到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每次去参加比赛时都无法面对大家。这非常不正常，该死的台球。我只是想每天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这样才能消除我的痛苦。”
我父母现在回忆往事时，能够理解一点：我需要经历所有那一切才能自己找到答案。如果我当时听了他们的话，我可能会在比赛过程中一败涂地。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我变成那样，但他们以为那就是让我感到痛苦的事。在这起事件之前，父亲总是说，“听着，如果是台球让你感到抑郁，那么你就接管家里的生意。我和你母亲一直经营得很好，我们认为现在可以交给你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走那条路。世间的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总会有自己的原因，如果我那么做的话，也许我就会放弃一切，结果同样感到非常糟糕。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幸运的是，我刚在离家不远处买了一栋小别墅。在与父亲吵架之前，我已经感到很孤独，但是我现在感到的是一种新的绝望。母亲不要我了，父亲也不要我了。我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了戴尔，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和家里闹翻了，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而且我精疲力竭。他倒是没有骂我一顿，不过他确实想知道我如何看待我和他的关系。
“戴尔，就你和我，”我说，“我们一起奋斗。”可我感到孤独至极。
戴尔给伊安 道尔通了电话，因为伊安当时是我的经纪人。他告诉伊安，说我将不参加英国锦标赛，而且伊安得告诉大赛组委会，卫冕冠军已经退出了赛事。报界那一天忙坏了，大肆报道说我已江郎才尽，说我心情沮丧，而那些专门报道台球的记者则在分析我的心态。我有一天打开了《每日邮报》，看到上面登了满满两大版，作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位记者。他说我本质上是个好人。这位记者叫特克斯 亨尼西，我十五岁时，他曾和他妻子一起在布莱克本请我吃过饭。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那个时候充满了自信，可以战胜任何对手，可是七年后的现在，我却内心非常苦恼。他说他这么多年来看着我发生了变化，从顶峰进入了低谷。我边看边想：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但我在与我的噩运抗争，试图闯过这一关。他在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在看着别的台球手享受生活，看着他们在赛场上兴高采烈。我仍然还记得那种感觉，我非常嫉妒他们。我想，你们这些该死的幸运儿。我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异类分子，我现在异常痛苦。
还有一件事压在我的心头：每个人都在说我浪费天才，说我应该赢得更多的冠军。我边看着所有这些文章，边在心里反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用台球来折磨自己？为什么我还在打台球？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能让父亲坐在这里欣赏我的球技？我心中想，如果他能出来，我一定不会是这种状况。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抑郁与他没有关系，但有时候又非常清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进了监狱。
我知道，当父母亲把我从家里赶出来时，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出去花天酒地，毁掉自己，或者证明父亲的话大错特错。我迫切想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让他给我打电话，哪怕是透过母亲把话传给我，“告诉他，干得漂亮。”我知道他会的，因为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是爱我的。
几星期后，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问出了什么事，我为什么不和她联系，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她说话的口气像平常一样，仿佛她已经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
“爸爸疯了，”我说，“我再也不想和他说话。就我而言，我已经不是家里的人了。”这毕竟是父亲对我说的原话。“这没什么，我可以接受。你就让我自己生活吧。”
“我可不愿意，”母亲说，“我要你回家来。”她哭了起来。
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恢复训练——每天出去跑步，每天练六小时球。我没有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而是在第一轮就输了。不过母亲让我回家倒是非常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