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是1933年7月由原赣东北地区南下的红11军改编的。计编20、21、34三个师，8月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分三路从四堡、朋口、追击十九路军至永安、沙县。留34师(师长陈树湘)驻守连城，组建连城独立营(明光独立营)。1933年10月28曰，军委正式命令成立红军第7军团。
红七军团；
党中央代表：
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 政委：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 政治委员：萧劲光
下辖
第十九师；
师长：寻淮洲（兼）后周建屏代 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后吕振球代）
第二十师：
师长：李聚奎（后粟裕代） 政治委员：李翔梧；
第三十四师：
师长：周子昆（后彭绍辉代） 政治委员：谭震林（后程翠林代）
1934年7月五日发布政治训令，为减轻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红7军团在瑞金改编为“北上抗曰先遣队”，前往闽浙赣苏区，总指挥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7月6日从江西瑞金出发，经长汀、进入连城坪上、上石示、宣和，协同红24师打击
李延年部，后放弃返回罗坊、北团，绕清流赖坊、肖坊，再度折入连城塘前、张地、尧家畲、上余、下余，于7月15日在永安小陶同红九军部分队伍会合，向大田、尤溪、水口，进闽东、浙南等地，于1934年11月初，红7军团在江西葛源以北重溪等地与战斗在赣东北由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师，按中央指示，两部合编组成红10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是应中央军委指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之后于1934年11月4日成立的。
红十军团；
中央军委指示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
主席：方志敏 军团长：刘畴西 政委：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
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
十九师为原7军团改编；
师长：寻淮洲 政委：聂洪钧 参谋长：王如痴 政治部主任：刘英
二十师由红十军改编；
师长、政委：刘畴西、乐少华兼任；
二十一师也是由红十军改编；
师长：胡天桃
红十军团成立后，从赣东北苏区出发，北上抗曰。1934年12月初，在安徽古竹溪遭数倍敌军的袭击，部队损失惨重。1935年1月，方志敏等率领部队在返回赣东北苏区途中江西怀玉山，被敌人团团围住，经激战，方志敏被捕，师长寻淮洲在作战中负伤后牺牲。红十军团仅存粟裕率领突围的800余人。抗日战争时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1935年1月，红10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陷入国民党军队重围，作战失利，方志敏等领导人不幸被捕入狱，他们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方志敏于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的：“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的誓言，激励了无数人献身于革命事业。
红10军团余部千余人在粟裕、刘英等人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闽浙赣边，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直到1937年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福州战役
1934年6月，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区挺进。7月28日晚，北渡闽江，次日攻占古田黄田、谷口。当准备北进之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变计划，电令红7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军团即转而沿江东下，8月1日进占闽江江防重镇水口。
红军东进，威胁省城福州，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8月4日，福建省主席陈仪急令第87师速向福州集结。8月5日，红7军团主力绕道闽侯北部山区进抵北峰之岭头、前洋、寿山地区，当夜22时即从里洋、笔架山一线向福州发起进攻。当时国民党军87师主力尚未缩回，福州西北郊仅由51营防守。红军以一部向左侧出击，牵制五凤山、大夫岭守军；主力进行正面突击，直取新店，正面攻击部队于新店击溃守军前哨排后，迅速攻占义井、浮村，进逼北门。守军将2个连投入战斗，增强屏山坡和龙腰防御。红7军团从午夜至次日凌晨3时，几次猛烈冲击突破北门防线，攻占屏山顶之镇海楼。8日，红军一度攻占北门，西湖西门一带市区。红军在鼓楼激战国民党军321团，红7军团从上午至下午3时，几次猛烈冲击均未突破，被阻于鼓楼之前。但由于国民党军87师主力驰回福州，并不断出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红军再次攻击受挫。红军见攻占福州已不可能，便果断放弃攻城计划，将部队撤回小北岭，准备向闽东转移。
8月9日，红7军团护送100～200名伤病员，由岭头经江南竹向连江桃源、潘渡转移。当日下午，国民党军87师令522团轻装入宦溪向桃源进行侧面追击，企图封锁桃源通往潘渡的道路。10日9时30分，522团3营到降虎与桃源之间的梧桐山，红7军团参谋长粟裕当即率领第2师迎头痛击该营。敌方522团主力随后赶至投入战斗。12时，红7军团又以第2师攻击其左翼第1营，第1师迂回敌侧后，断其退路。522团在红军猛烈攻击下，频向福州请援。13时，87师师长王敬久急令259旅旅长沈发藻率部驰往增援，并派飞机轰炸助战。15时，红军乘其援兵未到，集中兵力向522团中央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守军阵地，与敌展开肉搏。与此同时，迂回敌后的红军第1师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损失较大，师长、政委都受伤。此后，522团得知援兵将到，又有飞机助战，便据守降虎寨附近的几个山头拼命抵抗，双方遂成对峙。
仅存两个月的红十军团全军覆灭史
谭家桥战役
“不编不散，一编就散”朱总司令曾经这样痛心地评价红10军团的的失败。的确红10军团这支8000多人马的队伍，从1934年11月编成到1935年1月覆灭只存在了短短两个月。
谭家桥一战便是转折点
1934年11月初，奉命执行"调敌"任务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7军团，从中央苏区长驱3200余华里，进入赣东北根据地与红10军会合。11月上旬，根据中革军委的电示，这两支部队整编为红10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参谋长粟裕（后任），下辖2个师。原红7军团缩编为第19师，师长寻淮洲；原红10军缩编为第20师，师长刘畴西兼任。
红10军团改编不久，先遣第19师赴浙西、皖南游击，尔后军团部率领第20师也赶到皖南。12月11日，全军团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合兵一处，首战谭家桥，始成败局。
当时敌情是浙江保安纵队、第7师第21旅、第49师、补充第1旅等部，正分三路合围皖南。鉴于追敌左右两翼相互靠拢很紧，唯有补充第一旅孤立突出，判断其与中央纵队主力第49师至少有8小时路途。该旅第2团曾经被红19师在分水县附近击溃过，劳师疲惫。红军攻击此手下败将，心理上居有优势，而且预设战场地形也非常有利。从乌泥关到谭家桥两侧都是山地和森林，便于部队隐蔽。红军如果能打掉补充第1旅，不但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人的气焰，真正在皖南立足。
红10军团的作战部署是在乌泥关到谭家桥一带10华里处设伏，以军团教导队和土地雷队在公路两侧布设地雷，如敌未发现红军，则待其进入火网内，再采取一致动作予以杀伤，否则需等主力部队打响后，才自正面展开迎头堵击。在伏击地域右翼以第20师2个团和第19师第56团埋伏在谭家桥以南至石门岗北端一线高地密林，担任正面攻击，待公路上的地雷爆炸后，3个团同时出击，抑制敌于公路上面，将其挤压消灭在黄山脚下。在伏击地域左翼埋伏了第19师的2个团，待主攻方向打响后，越过麻川河，从石门岗以东向乌泥关穿插，全力截断敌后路。
这场战斗的立意是很积极的，但寻淮洲和粟裕对于具体作战部署是有异议的。他们认为第19师野战经验丰富，作风顽强；第20师是新队伍，组建时间不长，担任主攻略显不足。刘畴西却相当自信，以为他的老部队没什么问题。他的自信是很有资本的。其本人的经历就极具传奇色彩：1922年入党；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黄埔一期，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奠定黄埔党军赫赫威名的关键一战中，奋不顾身失掉左臂；照样日后参加南昌起义，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此等经历国共阵营中几人能及。他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敌人。
补充第1旅名为补充其实并不属二流，是在1933年冬由保安编练处的3个补充团改编。装备好，素质高，军官多是军校毕业，士兵多是北方人，战斗力不弱。旅长王耀武，在刘畴西眼里也许只是黄埔三期的后进生，早年在上海站柜台的小伙计。但当年南下堵截南昌起义的有王耀武；四次"围剿"中坚守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誉为奇迹的是王耀武；日后练出国军精锐第74军，在抗战沙场上八面威风的是王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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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补充第1旅以第2团附浙保第3团第3营为前卫，其余按直属队、第3团、第1团的顺序，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县方向追击前进。7时许，旅本队抵达乌泥关，见到这一带地势险要，为防不测留下第1团防守乌泥关及其东西附近高地，其余人马继续前进。红军隐蔽地很好，敌人未发现任何踪迹，队伍浩浩荡荡前进。9时许，敌前卫团行至谭家桥以南约3公里处时，由于设伏部队枪走火，敌人立即警觉起来，发现了有红军埋伏，马上开始抢占路边高地，并派人向后飞报情况。这场伏击战瞬间变成了攻坚战。
敌"追剿队"指挥官俞济时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补充旅（王旅）附浙保陈营，应以一团以上之兵力，占领乌泥关至谭家桥间汽车路东端一带高地，以防敌人袭我侧背，并相机抄袭匪之侧背。另以两营以上兵力占领谭家桥西南、正南一带高地，向匪之正面攻击，并警戒我左侧。其余为预备队，应控置于515高地西南端待命。"接令后，王耀武当即命令前卫第2团附浙保1个营展开于谭家桥西南端一带高地坚守待命，令第3团迅速抢占515高地及其西北亘东南一带各要点，令第1团为预备队策应各方。自己亲率旅部特务连到前卫团督战。
战斗初起时，红军攻击猛烈，使敌第2团前卫营陷入混乱之中，敌团长、团副均负伤。但敌第3团第1营抢先攻占了515高地，直接支援第2团作战，另以工兵连、特务连攻占515高地西北小高地。敌集中了2个团的大部分兵力反扑谭家桥，尽占乌泥关以及谭家桥以东一带高地，由此战场主动权易位。反观红20师打硬仗的经验和思想准备不足，不擅野战，虽攻势很猛，甚至白刃格斗，最终溃败。
当红20师方面战斗一打响时，红19师即按作战计划向南出动，尚未通过前方高山地带时，红20师已经溃败。军团首长随即改变作战计划，令红19师回援，共同突击敌前卫，但未调得动部队。甚至"方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红19师仍按原计划远出石门岗、乌泥关方向，"单独自打一方"。此时敌第3团已派出一个营占领了石门岗的制高点，俯瞰北面低地，将穿插行进中的红19师隔断在石门岗以东、以北悬崖峭壁之下。红19师队伍施展不开，被敌人火力压制在狭窄的山沟里，情况万分危急。该师只能被迫返回，改从石门岗西北发起进攻。寻淮洲亲自带队冲锋，虽然几经反复最后夺回了制高点，然而部队已丧失了攻击锐气，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右下腹部中弹负了重伤。同时，红20师方面情况更加恶化，部队几次仰攻公路上的敌军均被打退，而且各处阵地反而被敌冲垮，多名高级指挥员伤亡。
下午2时左右，在站稳脚跟后，王耀武下达出击命令。红军也在作最后一搏，515高地成了争夺的焦点。敌第3团在高地右翼谷地的森林里布置了两挺重机枪，以猛烈火力阻击红19师的进攻。红军"虽死伤甚大，亦猛扑不已。"下午3时，敌正面出击部队在优势火力掩护下，突破了红20师最后阻击阵地，一部自左翼猛插红20师右翼，渡麻川河，攻抵军团指挥所附近，大有包抄之势。军团政委乐少华虽带队奋力反击，终不能挽回败局，自己右胸负重伤而退。傍晚5时许，红军败势已定，被迫撤出战斗。由于匆忙撤退，牺牲在阵地上的官兵尸体都来不及掩埋。绝大多数重伤员只能就地安置，后都被敌人搜出。个别担任警戒的小分队也来不及收拢，失去联系。
战后，补充第1旅的战报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然予匪以重创，亦此次为最"。红军伤亡300余人，被俘百余人，多名高级指挥员伤，部队士气严重受挫。补充旅负伤军官8人（第2团6人，第3团2人），士兵134人（第2团85人、第3团49人），合计142人；阵亡军官4人（第2、3团各2人），士兵51人（第2团30人，第3团21人），合计55人。浙保第3团第3营伤军官1人、士兵14人，合计15人；阵亡军官3人、士兵5人，合计8人。总计伤亡220人。该敌战报还称俘虏红军139人（含军官7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5挺、步枪72支、军马2匹、军旗1面、关防印1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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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一败，红军无法在皖南立，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风餐露宿，靠兜圈子避敌，逢敌必战，逢战必退，部队战斗意志大大削弱。特别是刘畴西变得优柔寡断，行动迟缓。1935年1月，红10军团辗转至闽浙赣苏区边缘时，周围军情已非常危急。粟裕要求连夜突破封锁线，但刘畴西认为部队过于疲劳，当晚最好休息一下。方志敏后来让粟裕带领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等刘畴西一起行动。。粟裕带领少数部队，当晚坚决地冲过了封锁线。大部队由于耽搁，在怀玉山被敌军14个团重兵包围，苦战连天，最终兵败。方志敏、刘畴西等相继被俘。
蒋介石依然记得黄埔一期的刘畴西，决定党军生死的棉湖之役中那个英勇的教导第1团第3连党代表、黄埔同学会总务科长刘畴西。可以说，没有黄埔就没有蒋介石，没有棉湖恶战就没有黄埔军的威名。蒋介石特别嘱咐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一定要将刘畴西争取过来。于是黄埔老同学过来探望，黄埔教官顾祝同也亲自来了三次。刘畴西面对死亡和友情、爵禄毫不为之所动。世人可以责怪他在战斗中的骄傲轻敌，犹豫不决，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令人钦佩。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曾用"田寿"这个名字，记叙了他在狱中的不屈斗争。
方志敏在狱中以《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字，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怀。1935年8月6日，他和刘畴西并肩走向了刑场。
寻淮洲在部队撤退转移的途中因担架颠簸，造成失血过多不幸牺牲。由于当时环境紧急，被草草地埋葬在茂林。一般都认为25岁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当上红7军团长的寻淮洲时年还未满22岁。他长期在红4军名将伍中豪手下工作进步很快，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四次反"围剿"时率红21军直插敌第52师后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寻淮洲为此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了中革军委的嘉奖。后根据俘虏的口供，王耀武找到了他的尸体，割首照相。
红10军团8000多人马，只有粟裕带着1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无枪弹的机枪连、1个步兵连和部分伤病员、机关人员，共计400余人冲出了重围。他们虽是残兵，但更是火种，日后发展成为闽浙军区独立师、新四军第2支队、华野第4纵队、第23军，转战大江南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革命的意志、理想薪火相传，终于成为燎原大火。
斗转星移，1948年9月16日华野发动了济南战役，国共决战的序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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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15个纵队共32万大军攻城的是华野代司令、代政委，当年血战谭家桥的幸存者红10军团参谋长粟裕。
率领14个旅共10万人防御济南的是山东省主席、第2绥靖区司令，当年的补充第1旅旅长王耀武。
粟裕亲拟了作战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中秋夜，夺城夜。9月24日，济南全部解放。化妆出逃的王耀武在寿光县被民兵抓获。
也许此时，粟裕想起了14年前谭家桥的生死之战；想起了在南昌被枪杀的方志敏、刘畴西；在茂林匆匆掩埋的寻淮洲；在皖南山麓中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好兄弟；想起了老战友陈毅的那句激昂的诗句"捷报飞来当纸钱"。
兵败怀玉山
谭家桥战斗之后，敌人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一共约近二十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赶我们。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我们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埭(今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军处境日趋险恶。从当时的形势看，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办法，已越来越不利，要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将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为了较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打一两个好仗，以扭转谭家桥战斗失利带来的严重被动局面。但是，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又缺乏积极寻机打歼灭战的思想，因而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鉴于实际的教训，一部分同志先前已提出过适当分兵问题，谭家桥战斗以后，又建议分兵活动，以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但是，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经(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去。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十五公里，周围约五十公里。一月十二日晨，军团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这时方志敏同志和我正随先头部队行动。所谓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同志在内)、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八百余人。我们经过杨林时没有停留，翻过一个山头，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并前进到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同志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十三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三十五公里，超越我主力部队赶到化婺德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堵截我军前进的阵地。我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进入化婺德苏区。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十四日下午。十五日，主力部队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十六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六时，我们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我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当我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枪，我们派出两个战斗班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我们一面同***、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告诉我们，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从他们谈话中了解到我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
十六日晚，刘畴西同志因顾虑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军团主力没有过来。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打枪拦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赶上来了，我军遂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不断杀伤敌人。我十九、二十两师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我军占据山顶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在敌军不停顿的"搜剿"和围攻下，我军被分割，被冲散，但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烧掉。因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我军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一月二十七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伟大的***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历史的教训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记取。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有下列几点：
一、 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从瑞金出发，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向叶剑英同志请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剑英同志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处于无权地位。"那么，当时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请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朱德、叶剑英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向我们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至关重要。
为着全局的需要，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据我后来看到的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同志曾经主张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攻。可惜中央拒不采用此计。七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和***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是正确的，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我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
二、 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队派出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暂时低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因此，抗日先遣队亟须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未能领导实行这一战略转变。中央虽然原则上向我们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团作战。这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军团阶段，军团的有些领导同志，尽管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也缺乏认识，但是，在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践以后，结合过去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尔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等等。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七军团整编为十九师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在寻淮洲同志领导下出动浙皖赣边，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较活，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敌人深远后方活动，必须相应地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当然，在红七军团阶段，我们也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中央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的军团改为游击队。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三、 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
当日，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使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都严格受其控制，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给军团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说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许多重要战役的指导，就是这样做的。打豫东战役时，中央来电中特别交代"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打济南战役时，主要是明确规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和假设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使下面心中有数，力争好的情况，同时预计到并有办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僵局。总之，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它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这种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那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越被动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评。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同志早在一九三 O年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批评过这种对待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更何况当时是在远离中央、深入白区的环境中进行孤军活动呢?至于红十军团组建以后，则主要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有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失败的到来。当然，如果尔后不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支部队的失败仍将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几个关键的仗打好了，赢得了时间，夺得哪怕是暂时的战场主动权，就有可能通过以后的作战实践，逐步认识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而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又都说明了战役指挥员，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四、"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
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讴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向时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围剿"，并没有也绝不可能扼杀掉先烈们为之舍身奋斗的革命大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存下来的力量，随即高举革命火把，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电示，我们随即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我被任命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南部进军。我们根据形势的重大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面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和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终于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同蒋介石十几个团的***"围剿"的反复斗争，我们在浙西南和闽浙边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战斗在敌人的腹心地区。我们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红色区域一道，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时，我们这支部队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转战于大江南北，肩负起当年先烈们的未竟事业，投入了整个抗日斗争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