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盛将军(1913—1999),江西省于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丁盛故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丁盛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丁盛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1938年10月，他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0年2月，丁盛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一团政委，率部参加了着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24师师长，45军13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着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第七军的主力四个师的兵力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深受刘伯承元帅赏识。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54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难能可贵的是，丁盛在打仗上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指出我军轻武器攻坚能力很弱，而且不适应高速化的美军。后来他在广州时私下透露朝鲜战争我军损失兵力达70万到100万。
回国后，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征战还在继续，丁盛逐渐显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肃回民骚乱，54军奉命镇压，这是一场虎入羊群的杀戮。1959年，西藏叛乱，丁盛率54军镇压。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对印战争军事上的胜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击溃了阿三们一度膨胀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战争印度心理上产生的恐中症延续至今。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作为林彪的爱将，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1967年7月，丁盛任所谓“兵团住乌鲁木齐八万革命职工自卫反击制止武斗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对丁盛信任有加，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丁盛在1968年2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的飞黄腾达开始了。丁盛对林彪也是感激涕零，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丁盛当选中央委员。
丁盛对文革中贬逐到广州的老帅和领导如朱德，叶剑英态度冷淡，为自己将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丁盛在文革中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有人曾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此人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性，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着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在接受审查后，他由一个统率千军的将军落马成为一介平民。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他的功过已由他自己的历史作了评说。丁盛退出政坛后和妻子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购物，居家过日。谁又能料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丁盛司令员……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
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的一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
大胆将军丁盛的冤案至今不能翻案的玄机
看完《丁盛将军回忆录》，觉得该书平铺直叙，虽然谈不上全面完善，但起码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穷人的孩子，从士兵到将军的英勇历程。也可以从中摸索出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
该书的封页到也精确地总结了丁盛的一生：“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民为落难英雄。”
回忆录中关于丁盛在文革之前的历史，无论是叙者，作者和迟泽厚的附文也都没有大的异议。为其鸣不平和深感冤屈的恰恰就是在1977年3月24日以后。
我们现在从众多的回忆文革的文章中，给人的影像就是文革如何惨无人道、如何栽赃陷害，但是通过《丁盛回忆录》，我们却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即使是犯错误和犯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愿意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毛主席和当时的共产党都会给予改正的机会和出路。象邓小平这样的第二号走资派头子，毛泽东的共产党还是本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复出”的机会，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恰恰是文革后，象丁盛这类对革命有着显着贡献的功臣，因为冤假错案而遭到惨无人道的待遇。
在1971年913事件前，毛泽东南巡时在长沙与丁盛、刘兴元的着名谈话，就再次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爱护干部，，对在路线斗争中可能犯错误的高级干部给予及早的帮助和批评。不要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时甚至是非常直接的棒喝，咧如“1971年8月，在长沙，毛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丁盛回忆录》p219）。但是丁盛对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没有立即的表态，到底是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呢？还是怀别的想法。其暧昧的态度，难道不让处在异常凶险的政治斗争的另一方产生疑问吗？可是直到丁盛出了这本回忆录，他任然对毛泽东对他的提示和帮助，不仅没有正确的认识，还抱有些许埋怨的心态。
在 913事件之后，丁盛也被审查，但是当证明与林彪集团没有瓜葛之后，1972年3月，他仍然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 12月，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并没有因林彪事件而受惩处。直到1977年3月26日，被后来的华国锋权力当局停职审查，“1982 年10月29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出丁盛的党籍”（《丁盛回忆录》p307）,开始了他的蒙冤暮途。
丁盛之所以被被勒令退出现役、开除党籍，其最大的罪状是：“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
《丁盛回忆录》在为丁盛鸣冤喊屈时，虽然为自己列举了许多的功劳和被冤屈的事实，但是却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和该书的作者都漠视或不明白政治的现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当年参加革命的一些“老干部”，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和觉悟并不明确和清晰。阶级斗争的警钟并没有让他们惊醒。
该书所记述和附录的丁盛叙述的材料，千方百计地试图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揭露一些“四人帮”的所谓“罪行”，或者江青到广东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来表明丁盛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结果，只能让读者感到该书的幼稚和对政治的极端不成熟。
另外又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因为华国锋后来成了“落魄王孙”，所以，作者就以华国锋为靶子，将丁盛的被冤屈当成了丁盛与华国锋的个人恩怨，或华国锋的心胸狭隘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但是，丁盛被最后宣布“退出现役和开除党籍”的时间是1982年10月29日。而华国锋早在两年前，都已经是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境地。通过查看（新华网）华国锋同志生平，可以知道“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此可知，对丁盛的处理决定，与华国锋是毫无瓜葛的。
那么，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特别是将军权牢牢把持于手，任何人不能染指的“帝王”是谁呢？恐怕除“总设计师”外，不可能作第二人想。<br><br> 直到1999年丁盛还通过黄火青上述给中共高层,希望恢复党籍军籍，但得到的答案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丁盛回忆录》p392）
这其中的玄机何在呢？
其实丁盛的悲剧就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方”。丁盛于1973年3月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恰恰又经历了华国锋发动的逮捕“四人帮”的宫廷政变。
华国锋以及后来邓小平在审判“四人帮”所定的罪状之一就是：“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如果只凭所谓“上海民兵”的几万条枪（还是轻武器），而且“上海民兵”又远离北京千里之外，难道就凭“四人帮”几个手无搏鸡之力的书生妇孺，就要与两百万的陆海空三军叫板，搞武装对抗，就要搞“武装叛乱”，那岂不是太匪夷所思，滑天下之大稽吗？
所以，无论如何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都要“找出”几个军队的“同党”垫背，才能让真正搞阴谋诡计和反革命政变者“自圆其说”。所以，恰好在南京军区的“军头”丁盛，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四人帮的同伙”。而且，丁盛也就注定“案不能翻”。
如果丁盛的“冤案”能翻，那么当初逮捕“四人帮”的“起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推翻了强加在“四人帮”头上的不实之词，也就让现在窃据高位的王公大臣失去了存在的“法理依据”。所以，丁盛之冤案是万万不能翻的。
读《丁盛将军回忆录》有感：丁盛到底冤不冤？
倪庆峰
每次去香港我都喜欢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书店买书。上周去香港公干，闲暇时我照例去铜锣湾书店买书，我一共买了三本书《胡温难关》、《双规之后》、《丁盛将军回忆录》。我这里主要要说的，就是开国少将丁盛，因为我一直对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黄永胜有所研究，因此对开国少将丁盛也不陌生。丁盛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黄永胜的部下。延安教二旅黄永胜担任旅长时，丁盛就是一团政委，这就是有名的“丁盛团”。在挺进东北之后，1945年底，冀热辽军区组建热辽纵队时，丁盛团发展了，成为“丁盛旅”，也就是热辽纵队第二十七旅，而热辽纵队则被成为“黄永胜纵队”，与杨得志和苏振华领导的“杨苏纵队”一起，被成为冀热辽军区的姐妹之花。
第一、丁盛打仗有多厉害？
在现代人的记忆中，丁盛是何方神圣，我估计有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了。1955年的中国开国少将一共有802位，丁盛打仗的厉害程度应该是前几位。前段时间很有名的电视剧《亮剑》里，少将丁伟的原型据说就是丁盛和钟伟。说实话，《丁盛将军回忆录》文笔并不怎么样,许多历史事件可能是由于记忆的原因显得过于简单，而且描绘战争场面似乎不那么过瘾。这部回忆录是丁盛口述，由谈话记录金光、整理编着余汝信完成的。
共和国开国少将里面，打仗厉害的有很多，除了着名的因打仗厉害而被林彪提升为东野十二纵司令员的钟伟少将，还有许多名气不大的少将，比如王东保、肖全夫、欧致富等。
就我所知，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和吴法宪领导的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团团长，东野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师长王东保，打仗就非常厉害，可是没什么名气。号称“老虎”的肖全夫名气同样不大，他担任东野九纵二十六师师长。辽沈战役期间，奔袭北宁线，首开辽沈战役战端的就是他。1969年肖全夫将军指挥珍宝岛战斗，击毙苏军170多人，其中就含1名苏军上校。开国少将欧致富在1939年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在关家垴战斗中，歼敌近700人，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部分原型。1941年11月8日，日军重兵进攻黄崖洞八路军总部兵工厂。欧致富率领特务团虎踞黄崖，浴血拼杀11天，挫败了敌板垣师团5000人企图攻占黄烟洞兵工厂的阴谋，毙伤敌1850人，被授予“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称号。解放战争时期，任东野十一纵司令员，四野48军军长，着名战斗英雄董存瑞就是这支部队的。当然四野能打仗的少将远不止这些，仅举些例子。
其他野战军也有一些打仗很厉害的，如华北野战军邱蔚，他曾任67军军长，也打过许多硬仗，着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他率领的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也就是现在驻港部队一部。二野的李德生打仗也是可以的，1937年任八路军七六九团的营长，追随团长陈锡联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1952年9月任十二军副军长，11月和秦基伟的十五军一起，打响了着名的上甘岭战役。
丁盛比起上述开国少将们一点也不逊色，据《丁盛将军回忆录》记载，1931年18岁的他在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部担任一段时间的打旗兵。张正隆的《血红雪白》写道，在一次战斗中团长英勇牺牲，丁盛依然高举旗帜冲锋陷阵，直至最后胜利。战斗结束后，战友们说他胆子真大，于是“丁大胆“的绰号就传开了。红军时期，丁盛曾长期担任王稼祥的勤务兵，所以参加战斗不多。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丁盛担任红三军团十二团二营四连的指导员，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非常勇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丁盛打仗确实不错，但在他的公开资料中，有许多虚假的成分。不知道这些虚假的资料是怎么来的？我认为，丁盛在抗日时期没怎么打仗，这是他一生当中比较弱的部分。1937年红军整编，丁盛担任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协理员。不久，他被调去七一五团担任组织股长。1938年4、5月间，丁盛在即将组建的宋时轮支队当组织科长，从山西出发来到热河，与邓华支队一起，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宋时轮、李运昌和邓华等在河北遵化党峪开会，决定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并划为四个分区。不久，冀东大溃败后，计划不了了之，由肖克接替宋时轮领导冀东抗日运动。丁盛这时在邓华支队七团当政委，和肖思明搭档。1939年，丁盛当选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6月，丁盛到延安参加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一直到1944年年初。
现在网上流传的丁盛资料，明显地出现多出错误。比如1938年10月，他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可是《丁盛将军回忆录》里没有记载。同样地，1940年2月，丁盛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一团政委，率部参加了着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而《丁盛将军回忆录》里记载，这一段时间，也就是1040年到1941年，丁盛在延安学习，根本就没有参加“百团大战”，什么“守路钉”纯属胡说。
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
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五十四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五十四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
1958年，甘肃回民骚乱，丁盛率五十四军奉命镇压，这是一场虎入羊群的杀戮，《丁盛将军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此事。
1959年，丁盛率领五十四军平定西藏叛乱，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史实。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五十四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一三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五十四”。
总之，丁盛确实是一员虎将，在中共开国少将中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第二、丁盛和林彪集团的历史渊源
中共军方历来就有山头主义，比如彭德怀的一野山头，邓小平的二野山头，陈毅的三野和林彪的四野，再就是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即后来的“华北山头”。丁盛划入林彪的山头，和他的老上司黄永胜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丁盛有许多老上司，比如早期的王稼祥，后来有聂荣臻、黄火青等，这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一种隶属关系。这里主要要说的是丁盛与黄永胜的关系。
丁盛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黄永胜搭上关系的呢？在红军时期应该没有，这时黄永胜主要是红一师三团团长，而丁盛只是王稼祥身边的一个小小勤务兵。抗日时期的1938年，丁盛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组织科长，而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应该也是相互不认识的。
在《丁盛将军回忆录》里，虽然丁盛在不同的地方说到他很佩服林彪和黄永胜的作战指挥能力，但我始终觉得他有点撇清他和黄永胜亲密关系的嫌疑。
1944年初，丁盛看望了到延安述职并参加中共七大的老上级聂荣臻，聂荣臻很高兴。当丁盛要求去战斗部队时，聂荣臻立马拍板，去陕甘宁联防军教导第二旅一团任政委，从此丁盛很长一段时间归旅长黄永胜的领导。1945年9月，丁盛的一团跟随黄永胜奔赴东北，《丁盛将军回忆录》对此次长途行军有记载，但不详细，只是说每天要走100多公里。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照在下所写的《黄永胜率领英雄的延安教二旅挺进东北》。1945年底，部队到达热河，与李运昌的冀东部队和文年生的部队合并，组成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热辽纵队。丁盛担任二十七旅旅长，开始和国民党争夺热河。1947年4月，冀热辽军区8万多部队划归东北军区，黄永胜和丁盛就开始在林彪的指挥下作战。
按照一般的教科书的解释，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定，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进攻，首攻中原，李先念部率部突围成功。全面进攻失败后，蒋介石改为重点进攻，目标主要是延安和山东。其实，国民党对东北地区的进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比全面进攻还早。抗战一结束，国共双方争夺东北，共产党方面抽调大批干部和全国八路军精锐部队进军东北。为什么要抽调干部去东北呢？不光是充实部队指挥人员，更重要的是建立基层政权和根据地。这一点，国民党就差的太远了。而进军东北的部队更是能打仗的不多，共计十万之众，包括山东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等，远的还有新四军三师。当丁盛他们到达东北后，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说是控制热河地区比占领东北更为重要，因为冀热辽地区是关内通向东北的咽喉，共产党愿意被卡住脖子吗？
而国民党方面先是石觉的第13军和赵公武的第52军带到了东北，并于11月15日就急不可耐地猛攻山海关起来，后来新一军也来了。林彪打不过，就向北撤。可惜，13军和52军虚晃一枪，去打热河了，给了林彪于喘息的机会。这是国民党方面的重大失误，因为蒋介石觉得热河比东北更重要。
在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进逼下，黄永胜的热辽纵队实力过于悬殊，打不过，就往赤峰方向撤，一直撤到林西地区。于是，国民党由阜新沿锦承铁路（锦州—承德）接连攻占朝阳、叶柏寿、凌源、平泉等地。可能是觉得林西地区太偏了，国民党军不攻了，于是冀热辽军区领导机关就设在了林西。据丁盛回忆，他和黄永胜分开了，黄永胜在林西当他的热河军区司令员，而丁盛则前往热东，在黄火青的指挥下开始工作，直到1947年8月，东北军区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丁盛重新开始当黄永胜的部下，担任二十四师师长，黄永胜则是第八纵队司令员，展开东北战场的秋季攻势，打了一场着名的杨杖子仗，把刚组建的八纵打成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
第三、丁盛到底冤不冤？
丁盛是四野的，又是林彪事件中所谓的重灾区广州军区司令，和黄永胜的关系又很好，可是却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后来又调任南京军区司令。据说在那里和廖中将配合不太好(江青说廖中将欺负丁少将)。解放后，丁盛参加了朝鲜金城战役。中印战争期间，丁盛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少将，文革期间很得重用，算是开国少将中的佼佼者。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最后没有因林彪事件牵连，却因四人帮而落难。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几员大将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还有什么江腾蛟等，可是丁盛并没有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1964年7月，丁盛离开五十四军，奉调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这肯定是当初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意思，用意不详。丁盛不适合新疆建设兵团的工作，萌生去意。向上面反应过多次，请求调动，都鸟无音讯。
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党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这件事在《丁盛将军回忆录》里有详细的记载。如果丁盛这一次没有跟随黄永胜拜会林彪，不可能会调往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可是，丁盛在他的回忆录里一再说，林彪可能不认识他。如果林彪不认识他，会让他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我觉得丁盛这一点，有点不厚道，含有撇清的意思。俗话说：“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毕竟林彪或黄永胜对他有提携之恩，虽然林彪或黄永胜被打成了反革命，可也是对共和国有功之臣啊。
反正都这样了，何不索性冤到底，就追随林彪和黄永胜，一辈子追到底，又有何不可呢？71年8月在长沙，毛泽东对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和刘兴元（黄永胜的亲家公）说，“丁盛、刘兴元，你俩和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我认为毛泽东这时在吓唬丁盛和刘兴元。《丁盛将军回忆录》里记载：“毛泽东说这话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啦？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这样说话。“然后，就撇清他和黄永胜仅仅是工作关系，林彪似乎认都不认识他。至于林彪难逃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他说毫不知情，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所有成员都不知情。固然丁盛这样说有他的道理，但为人要懂得感恩。俗话说：“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做骂名”。
丁盛落难还真的与林彪集团无关，而与八竿子扯不上关系的“四人帮”有关。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直到1999年9月去世，丁盛都没有获得平反。
我认为，有些地方丁盛的确很冤，没有做的事硬派在他头上。其实现实生活中，被人误会是司空见惯的了。丁盛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局，很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性格。丁盛之所以觉得自己冤，主要是因为自己是共和国的功臣，怎么着也不能落这样的下场吧？其实，政治就是这样，相对于后来的林彪集团黄永胜、吴法宪等将军来说，同样地为革命出生入死，落了个“反革命”的罪名，这样看来，丁盛的结局又应该是很轻很轻的了。
《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将军晚年》
池泽厚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１９７４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４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７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１９７０年，４７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之鼻息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１９７２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 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１９８０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作的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１９８０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１１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出的对丁盛的起诉书称：“１９７６年８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６０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７４２２０支、炮３００门、各种弹药１０００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於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６０军？要知道，６０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６０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１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作战场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作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１年零８个月。１９８２年７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１９８０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於是 “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 ，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１９７７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乾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１５０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１９８４年７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於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１０月间，终於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
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１９４９年８月，我所在的四野第４８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４５军１３５师师长。１９６０年，丁盛率由４４军和４５军整编而成的５４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１９６８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从１９５１年开始做秘书工作，１９５３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１９８８年８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於１９７６年８月８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６０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６０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於他指挥不动６０ 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１９７６）６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於６０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１９８９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７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５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９１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１９６７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於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於他讲了６０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於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４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於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５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於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１９７６年８月８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
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２０００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抟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５月２０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他。他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ⅩⅩ局Ⅹ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１９６９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於２２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２００４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於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於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５０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１９９５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７０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５４军和原４５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５４军和原４５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５４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２００人。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８０年代丁盛那１５０元的生活费，他要用於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１９９３年８ 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坐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８０岁，那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１９９５年４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７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乾脆像广州那样，收１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３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１１５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１９９９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３０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１９９８年８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９８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１９６２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於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８５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５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
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１９９９年１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於来信了。跟５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覆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届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於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於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
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７月１１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覆，便突然病倒了。８月２６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９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他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９月２２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２０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锺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着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９月２５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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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题。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１９７１年８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他是以善於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着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於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异：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可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覆时，则说：上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复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於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动乱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吁，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尾 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覆：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１９５５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１９３０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覆还是不行！
丁盛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商议该怎么办，大家都犯难了，总不能就叫丁盛吧？
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我搜索枯肠，提了个意见：中国有尊老传统，老作家巴金、冰心，他们晚年大家都尊称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着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称邓小平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议了一阵子，虽然觉得不太理想，最后还是都同意了。
不少人认为有关方面的决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老人”的称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气说：“哼！真想得出，来个‘丁盛老人’！”我听到后赶紧声明，这是我的建议。对方马上换了口气：“你还真能发明创造呀！”我只能苦笑。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７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几百人挤满了大厅。参加者都是自发来的，不少人来自外地。没有在职的领导干部到场。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这是毛泽东於１９６７年５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两个反映“支左”情况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两个单位对“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军队改变观念，跟上形势，真心支“左”。毛泽东的批示是不对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作批示后仅一年多时间，便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话的一般道理还是对的。用於对丁盛问题的处理也很贴切，有针对性。所以，我用此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将军在朝阳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丁盛带一个团由冀中挺进东北，部队改编后任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主要任务是开辟扩大热东革命根据地。丁盛带领部队，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十八军分区机关驻地在建昌县要路沟，建昌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1946年初，丁盛曾两次率攻打建昌县城，都因力量不足未克。但他决心拔掉敌人安在热东腹地的这颗“钉子”。又于1946年10月14日第三次率部攻打建昌。战前做了周密部署，请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协同指挥，由野战十三旅助攻打援，县支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形成了4倍于敌的强大优势。
战斗打响后，丁盛把指挥所移到县城西边轿顶山上，在前线指挥，使全体指战员信心倍增。经过16个小时激战，终于攻克了建昌。此役共击毙敌县长丁瑞臣及部下400余名，俘国民党东北保安队第四支队副司令员罗兴光及部下717名，缴获轻重机枪6挺，炮9门，步枪
1300多支。
建昌解放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便纠集了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工兵十二团，伪保安警察8县联防及保安第三师等部，进行疯狂反扑。丁盛率部一面与敌周旋，避免不利决战；一面加紧侦察密切监视敌军动向，寻找歼敌时机。
1946年11月9日，敌九十三军二十师三团三营和搜索连从凌源出发，经刀尔登进入老达杖子和要路沟，企图围剿我热东地区党政军机关。丁盛见敌人孤军深入，立即抓住战机，命令独立团由建昌县火速前进，歼灭敌军。独立团在团长田长江率领下，急行军50多公里，
赶到了要路沟，于12日21时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战斗打响后，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经11个小时激战，击毙100多名，俘虏200多名，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全歼来犯之敌。这次战斗创造了军分区首次全歼敌正规军的新记录，一次就完成了上级部署3个月的歼敌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延安广播电台当时
曾报道了这次战斗的消息，中央军委还给予了嘉奖。
1946年的军事斗争，巩固、扩大了热东、热辽地区根据地，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取得了重要成绩。
热东军分区仅在1946年一年，即作战474次，攻克了建昌县城和波罗赤、要路沟等重镇30余处，毙敌1138人，伤敌1076人，俘敌1998人。缴获步枪1570支，短枪191支，轻机枪40挺，重机枪6挺，冲锋枪24支，六○炮3门，迫击炮3门，掷弹筒8具，步骑枪弹22万发，各种炮弹741发，手榴弹1900余枚，电台2部，汽车2辆，战马147匹。
1947年3月初，为配合东北解放军三下江南，丁盛所部到北宁线进行“破交”，切断了敌人的运输线。4月12日，他们在没有炮兵和炸药的情况下，仅凭重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掩护，用木梯攀登办法，攻破了位于朝阳县南部、敌人号称“铁打的松树嘴子”据点。全歼守敌警察大队100多名，地主及反动教会武装300多名。5月1日，该部奉命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凌源，以迎接韩梅村将军起义。他们一昼夜急行军50公里赶赴凌东打援堵击，使叶柏寿之敌未敢轻举妄动。
攻占凌源后，丁盛又率部到承德、隆化之间阻击承德来援之敌，在军区统一指挥下袭击叶(柏寿)赤(峰)线逃敌。在三十家子击溃敌九十三军二十师两个营。部队经短期休整后，又第二次参加攻克凌源的战斗，继而东进，阻敌于金岭寺，保证了主力部队攻克北票。所部独立团在此战中荣获军区授予的“英勇顽强”锦旗一面。
1947年7月，十八军分区主力部队在凌源改编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丁盛任师长。9月14日，丁盛率领二十四师首战兴城梨树沟门。在包围与反包围的错综复杂战况下，他指挥部队迅速抢占了各个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猛烈攻击敌军。经9个小时激战，将敌暂编五十师两个团大部歼灭，共毙敌348名，俘虏599名。同年9月15日晨，丁盛所部在纵队统一指挥下急速北上，在锦西杨家杖子配合友军消灭了敌暂编二十三师，毙敌97名，俘虏633名。敌人不甘心失败，从锦州调集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和一○五两个师，于19日进至杨家杖子，又被八纵队包围。丁盛所部22日13时投入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夺取了杨家杖子、毛家屯和东山上的4个主要外围阵地，随即向敌纵深发展，配合友邻部队实行总攻，将敌军大部歼灭，该师又毙敌236名，俘虏1239名，受到纵队首长表彰。
10月11日，丁盛率部抵达锦州外围，所部3个团连夜袭击白庙子、王胡台、孙家沟等敌人阵地，控制了锦州飞机场西面各制高点，给守城之敌造成很大的威胁，使敌不敢轻出，从而有力地掩护友军的破路战。此次夜袭共毙敌150名，俘虏297名。尤其是七十团在白庙子战斗中动作迅速隐蔽，敢于大胆放弃原定计划，成为机动专行的一个典范战例。热河《群众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白庙子战斗》的社论。10月17日，丁盛率部转至朝阳东南巴图营子一带截击朝阳溃敌，在七道岭一带捕歼逃敌431名。11月1日，八纵队又参加了义县西南九关台门与敌两个师的大战。丁盛所部奉命涉渡大凌河，阻敌退路，又毙敌515名，俘虏630名。
1948年10月5日至10月13日，丁盛率部参加了解放锦州战役。锦州战斗刚刚结束，丁盛即奉命西进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后又东渡大凌河，追歼由沈阳逃往营口方向溃敌。
东北全境解放，丁盛所部已改编为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奉命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0月初进入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参加攻歼白崇禧部的战役。1949年11月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斗争。1953年1月丁盛率部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丁盛由朝鲜回国，又先后参加了西藏平叛和昌都剿匪斗争。1962年，印度入侵我国西部边境，丁盛率一个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在所部负责防守的东线阵地(喜玛拉雅山附近)，多次粉碎了印军的挑衅和进攻，扞卫了神圣的祖国边疆。
一三五师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在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先进战斗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据一三五师《荣誉史册》记载：先后被各级领导机关命名的先进连队有十几个；荣获各级授予的锦旗100面之多；获得“爆破英雄”、“救护英雄”、“模范指导员”、“模范青年团员”等光荣称号的先进个人近30名；立过三次大功以上并荣获“毛泽东奖章”的功臣就有55名。这些英雄功臣中，宋生、陈焕柱曾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丁盛身为一师之长，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还曾亲临前线上阵杀敌，为本部官兵所钦佩。正因为将勇兵强，这个集体方屡建战功。
瓦弄之战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1962年10月，丁盛奉命率54军130师再度进藏，组成以军长丁盛为首的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地区作战行动，这是一场真正的严酷的战争。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在这次战役中，丁盛所部再次表现出了王牌部队特别能打恶战、特别能克强敌的特有作风，经过激战夺回瓦弄，直逼至传统习惯线附近，歼灭印军三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和印军第11旅旅直分队等部共12000多人，使号称参加过二战，曾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印度荣誉部队威风扫地。
此战是中印战争中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 “瓦弄大捷”。
瓦弄之战显示出了中国的中威，显示出中国军队的实力。
上世纪60年代那场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军事较量早已远去了，但留给世人无数的回忆和感慨。印军在战前气势如虹却在战争中被如同摧枯拉朽般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家经济形式极为困难的时候仍然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把枉以小人心态想在中国身上趁火打劫大捞一把的印度弄了个灰头土脸，也让世人再一次见识了中国军队的强悍与不可欺！
似乎因中国军队胜得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容易，很多关于这场战争的报导均说这场战争是在张国华将军指挥下仅有西藏边防军参战下实施的，并无王牌军队参战，事实果真如此么？
1961年起，雄心勃勃的尼赫鲁自认为看准了中国国内经济困难的虚弱，在中印边境推行"前进政策"，在中国付出了极大的和平努力及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诚恳协商无果之后，中印边境战争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印度想要一振大国雄风的心理可以理解，可惜的是，他找错了对手。
1962年夏天，印度政府为了加强反华气氛，其国内的舆论又大肆鼓吹同中国开战，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面对印度政府严重恶化中印两国关系，并得悉印军进入克节朗河地区建立据点后，中央军委预料到下一步印军的入侵规模还会扩大，于是指示总参谋部向西藏军区下达了加强战备，准备反击的命令。
根据军委的命令，为在必要时配合中印边境的西段反入侵、反蚕食斗争，并阻止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入侵，西藏军区拟订了作战方案。为便于作战，西藏军区以原第52师的2个团和第53师的1个团，组织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所（代号藏字419部队），辖步兵3个团和若干保障分队。中印边境、中锡边境（当时锡金已被印度占领）上的边防部队也转入临战训练和准备。但这些部队均只是中国边防部队的编制，相对来说并无特别辉煌的战史，也就是算不上所谓的王牌。
曾看到过一本书中模拟罗瑞卿将军的口吻说：我的意见是让54军上。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54军，54军一部的参战，改变了中印边境战争我军没有王牌军参战的历史。
但实际上54军并未全上，只是上了其一部130师。但就是这一部，却为成就新建番号的54军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54军是由战绩显赫的44军和45军合并而成，各取一数成54军。能在强兵如林的54军保留番号的部队均非是等闲之辈。
第130师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冀中地区组建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进行平原游击战争，着名的"回民支队"就是这支部队的一部分。1942年日寇调集重兵发动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后，冀中主力部队陆续转入外线，其中有六个团由吕正操带领撤到晋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吕正操带领约一个团的冀中子弟兵进军东北，出关后部队壮大为保一旅，由邓华率领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后来编为邓华纵队的第一师，即东北民主联军7纵19师。在解放战争中，19师参加了血战四平街，锦州战役和天津战役，擅长城市攻坚。平津战役后该师编为44军130师，直捣广东。广东解放后，44军军部改编为海军南海舰队，130师作为主力编入新组建的54军。该部在首任军长，我军传奇勇将丁盛的率领下曾入藏平叛。
这位丁盛将军也不知是不是《亮剑》里常爱跟李云龙同志斗嘴、嘴上互相不服而又肝胆相照的那位，他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着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衡宝战役中，时任45军135师师长的丁盛率所部打破林彪的既定部署突入敌后，被白崇禧桂系部队四个主力师团团包围，连林彪也对丁盛的生还绝望了，却不想丁盛竟率所部不但顽强地挺住，还把敌人打败了，促使林彪迅速改变命令，开始全线进攻，全歼敌四个主力师。经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在西藏平叛战斗中，这位丁盛将军还曾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曾受到林彪严肃批评。
就是这样一支王牌的部队和卓越主帅的部队进入中印边境参战，外强中干的印军下场可想而知。在瓦弄，130师如静伏的猛虎一般悄悄地守候着猎物的到来。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丁盛奉命率54军130师再度进藏，组成以军长丁盛为首的前线指挥部（亦简称"丁指 "），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地区作战行动，这是一场真正的严酷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规部队。11月6日，"丁指"更是进抵西藏察隅，次日，率所部130师等向瓦弄印军主力第四军发起全线攻击。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在这次战役中，丁盛所部再次表现出了王牌部队特别能打恶战、特别能克强敌的特有作风，经过激战夺回瓦弄，直逼至传统习惯线附近，歼灭印军三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和印军第11旅旅直分队等部共12000多人，使号称参加过二战，曾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印度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中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 "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战后，奉命主动撤至1959年11 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处。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庆，所属部队亦于战后的第二年1月初返抵原驻地。其后，丁盛奉命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瓦弄地区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又率员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报告两千余场次，再率员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汇报。一时间，丁盛及54军声名大振，进一步垫定了54军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成了王牌中的王牌。
中印边境战争的硝烟已在历史中渐行渐远，2003年，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和总理瓦杰帕依先后访问中国，正式开启中印两国友好合作的序幕。而此时，中印之战已过去40多年，印度士兵的枯骨早已融进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土壤中，只有矗立在藏边风雪中的喜马拉雅山山脊和潺潺流淌的冰川天河之水作为沉默的见证者诉说着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和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