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朱元璋分封：
发生在朱元璋死后的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变的源头就是明太祖的皇子分封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个影响了明代几百年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因为有患于功臣在内而皇族孱弱，故而决定广建宗室，大举封建。朱元璋摆出一副天下至公的面孔来给封建定调子，他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群臣自然不敢反对，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元朝的宗室分封制度，实际上是取自蒙古时期对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财产的分配。元代诸王主要是从投下封地领取赋税收入，并非单纯的裂土为王。明太祖继承元朝旧制而有所损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明史稿》列传三，诸王）。诸王虽分封各地，拥有爵位，但藩府之外，不领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颁给“宗禄”。除明朝初期分封的宁王、燕王、晋王拥军防边外，其余诸王只能掌握少数的护卫军。在朱元璋看来，分封皇室子孙控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使国家固若金汤，算得上长久之计了。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长子朱标封皇太子。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其余诸皇子及侄孙一人先后封为藩王。
一三七○年分封诸皇子为王：朱樉封在西安，为秦王；朱朱棡封在太原，为晋王；朱棣封在北平，为燕王；朱橚先封吴王，后改封在开封，为周王；朱桢封在武昌，为楚王，朱榑封在青州，为齐王；朱梓封在长沙，为潭王；朱檀封在兖州，为鲁王；明太祖侄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减亲王一等，封在桂林为靖江王，共九人。受封的藩王每年得禄米万石，可在藩王府置相傅和官属，拥有护卫军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
一三七八年第二次分封诸王：朱椿封在成都，为蜀王，朱柏封在荆州为湘王，朱桂先封豫王，后改封在大同为代王，朱楧封在甘州，为肃王，朱植封在广宁，为辽王，共六人。
一三九一年第三次分封：朱栴封在宁夏，为庆王，朱权封在大宁，为宁王，朱楩封在岷州，为岷王，后改云南，朱橞封在宣府，为谷王，朱松封在开原，为韩王，朱模封在潞州，为沈王，朱楹封在平凉，为安王，朱桱封在南阳，为唐王，朱栋封在安陆，为郢王，朱檥封在洛阳，为伊王，共十人。
明初封建诸王除了内巩皇权，还要外抗北元（元朝残余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赋予了某些藩王统军之权，特别是分封在北边军事要地的诸王，皆预军务，故称“塞王”。晋王、燕王，皆受命指挥边防大军，筑城屯田，大将军冯胜及傅友德，都曾受其节制，军中大事，二王可直接奏闻。宁王受封后，也拥有军队，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其余诸王中，秦、代、肃、辽、庆、宁、谷、安等王，大体上都分布在东北、北方和西北的一条边防线上。他们中间的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得到应有的锻炼，军事指挥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随之萌发。
朱元璋虽然分封诸王，但是，对他们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他在给次子秦王的分封诏书中指出：“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不胜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民未休息。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务悉已之。”而后秦王没有能够完全达到乃父的目标，因而在死后被朱元璋责备说：“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朱元璋在万里之外对诸王的生活小节也异常关注，晋王朱棡因为责罚厨师不当，朱元璋竟然亲自写信相告：“吾帅群英平乱，不为姑息。独膳夫徐兴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尝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严父兼君王的一番关爱之情跃然纸上。所以，诸王尽管权力较大，然而对于朱元璋则敬畏有加，朱元璋作为他们的父亲和皇上也自然很难站在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诸王对于国家的某种潜在的威胁。
然而，有识之士对此却是洞若观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叶伯巨等就先后上书指出分封的弊端所在。卓敬说：“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而叶伯巨的论证就更加理论化了。他严正的说道：“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而在上书之前，叶伯巨就料到可能会遭到不测，他慨然的对朋友说：“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他还预见封王这件事是“难见而患速。”果然，朱元璋以离间骨肉的罪名下叶伯巨于监狱，而后死于狱中，但是，叶伯巨的远见在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其实，就朱元璋自己而言，他也不是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然而由于他地位的特殊，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的如何之大，直到卓敬等人一再指出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尔言是，朕虑未及此”。可是，他说归说，并没有付诸于事实和行动，由于他的拖延不觉，直接导致了诸王的尾大不掉，酿就了靖难的苦果。
2.东角门定计：
对封建诸王的感觉犹如芒刺在背的不仅仅是卓敬、叶伯巨们，还有被朱元璋称之为“仁明孝友，天下归心”的皇太孙朱允炆。朱允炆和他父亲太子朱标不同，朱标虽然也是以仁慈、宽大著称，然则按照封建的礼法，朱标是诸王的长兄，古有长兄代父一说，所以，朱标对于诸王来说也还是需要加以特别尊重的。而朱允炆身份与朱标不同，他是诸王的子侄辈，而且，因为被立为皇太孙的时间不长，威望没有得以充分树立，和皇祖的学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施展，所以，在诸王中间特别是军功显赫的燕王等人看来其人不过是孺子而已。而朱允炆尽管年轻，却也聪明，他对诸王的看法和乃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作为旁观者的他，相对于朱元璋更加贴近于现实。
朱元璋祖孙之间曾经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看法。朱元璋踌躇满志的对朱允炆说：“现在，内里的跋扈的大臣也已经被我除掉，外面有藩王为你镇守四边，你以后就可以端拱而治了。”朱允炆则说：“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罢了，倘若诸王起兵谋反，如之奈何？”朱元璋一时语塞。朱允炆就说：“如果诸王反叛，只好请用祖制，效法汉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点点头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朱元璋自己对这番谈话后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朱允炆则把这次谈话作为自己今后的既定方针来看。
朱允炆同时还把自己的担忧和亲近的黄子澄说了，一次在东角门，朱允炆问黄子澄假如诸王谋乱怎么办？黄子澄信心很足，他慷慨的回答道：“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这番大道理很让朱允炆满意，而后朱允炆就是套用了黄子澄的话来回答朱元璋的，史称：东角门定计。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黄子澄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主张未尝不是好的，可是却空泛的很。而且，胡乱套用以往的例子，不加以对实际的联系。再者，黄子澄不过是个书生，知经而不知权，知目的而不知手段。当然，关于这点建文君臣自己都是浑然不觉的。
当时，建文帝的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包括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其中只有齐泰一人知兵，史书上记载齐泰的发迹是这样的：“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而这种知兵和真正的临阵统驭将帅还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着朱元璋对他的一番奖掖，朱允炆就用他作兵部尚书。与黄子澄同参军国事，成为实际的宰相。而方孝孺则是名重一时的老书生和当代的大儒。蜀王朱椿对他很是敬重，而朱元璋一眼看破，他说：“今非用孝孺时。”但建文对方孝孺却是情有独衷、破格任用，每每和他谈论军国大事，更为主要的是让他出任《太祖实录》的总裁和负责国家官员的改革制度的实施。
应该说朱元璋留给建文的摊子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局面，适时，中央因为屠杀而中枢乏人，而四方的藩王因为厚养而权重。而由于朱元璋实行了多年的严猛的政治使得地主阶级不免怨声载道，特别是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严厉打击，让他们倍感不快。因而，建文甫一即位，立刻宣布政治上的改良。他在诏书中称：“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对于过重的赋税，建文也许诺给予减免。朱元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当年七月间建文帝就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卷十一）。此后，建文元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朱元璋认为这几个地方的人很奸诈，不适合在管理财政的重要部门任职。）。
除此之外，建文君臣开始对官制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建文责成方孝孺总其事，充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侍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这件事纯粹属于换汤不换药，而且书生气十足，对于建文政治的主体毫无实际用处，并从侧面也反映出建文君臣的务虚和繁琐。
然而，无论是改订官制还是削减赋税，这都不是建文君臣念兹在兹的大事，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藩王的问题。建文问黄子澄：“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回答：“不敢忘”。所以，朱元璋尸骨未寒的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建文帝就对那些不安分的权力极大的叔叔们动手了。
3.建文帝削藩：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慢，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这件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留给建文君臣，可建文帝却明诏诸王不得与丧。燕王走到淮安又折回了北平，后人以此论为可惜。实际上，建文帝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一举削夺他们的权力，然而，建文帝的本意也就是他削藩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既准备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脸面。如果采取变生左右的办法虽然避免了后来的征伐可也因此会“惊动”皇祖的陵寝，感觉对不住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和朱标父子。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所在了。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血腥的举措，这位年轻的皇帝的东宫生活显然是在一种宽松良好的氛围中度过的。而自然不能和北疆征战的燕王的戎马生涯相提并论。
而更为麻烦的是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削藩时意见时还不统一，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虽说这个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马来，然而一旦到了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不仅不同意还发表了上述的高论，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从此后的种种大政方针的取向看，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是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是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
这时候卓敬另别有一番出奇的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论述削藩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这样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会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响应。卓敬其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是一时的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明成祖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实。朱元璋生前对卓敬非常看好，可惜建文没有给予足够的任用，后人以此论之，称建文少朱棣之庙算，未及朱元璋之识人，可谓定评。
既然不愿意听从卓敬的意见，那么接下来削藩的首选的对象就是燕王同母弟周王朱橚，周王原来就有劣迹，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就准备把他发落到云南去，现在偏偏他的儿子汝南王上表告变，说他老子准备有异谋，建文帝即派遣曹国公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袭父封）领兵去开封，围周王府擒捕朱橚审讯，坐实谋反罪。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帝将周王橚贬为庶人，革去王封，迁置云南蒙化。十一月，建文帝派遣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举燕王朱棣，形同监视。
周王之后，黄子澄、齐泰把矛头对准了其他诸王，先后处置了四位藩王：代王桂封藩大同，受晋王节制。削藩行动开始后以贪虐罪，削王封，贬为庶人，幽禁大同。岷王楩原封岷州，后改镇云南。因西平侯沐晟（沐英子）奏其过失，废为庶人，徒置漳州。湘王柏，封藩荆州。好读书，尤喜道家，自号紫虚子。建文帝以王府擅杀人等罪，遣使拘捕。湘王惧祸，在王府自杀。齐王榑封藩青州。曾从燕王北征，出塞作战，以军事自负。建文帝将齐王召至京师，以有人告变为由，废为庶人。这里面湘王是建文帝于燕王之下最忌讳的一个王爷。史书上说这位湘王“开景元阁，招纳俊乂，日事校仇，志在经国。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是一个文武备足的人才，当时的朝廷户部侍郎郭任就公开说过：“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何为者？乃北讨周，南讨湘。”可见，朝廷把周王和湘王看作是燕王的两个羽翼，必须斩之而后快。从郭任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建文帝本意就是先把燕王的两翼砍掉，再关注一下燕王的动静，如果燕王识趣的话，满可以自解兵权，仍旧享受藩王的生活待遇，倘若燕王继续顽固，那么也只有像以上那几位王爷那样，或死或贬。所以，建文帝他们不惜打草惊蛇。
也正因为基于这种考虑，在建文元年二月到四月之间，燕王朱棣曾经一度奉召入京师朝觐，而后安然返回北平，期间没有任何不利于燕王的举动发生。然而，在建文君臣的一再暗示的情况下，燕王仍旧没有丝毫的举动配合朝廷的指示，因此，建文帝在得到燕王府的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之后，毅然杀掉燕王的亲信于谅、周铎。指责燕王棣，逮捕王府官僚。而燕王朱棣呢，则伪装疯颠避祸，暗中密为筹划。
朱棣不愧是一代雄主，他装疯卖傻的本领就是战国的孙膑也不敢自承，据说朱棣“或者走呼街头，夺取市人酒食，语言颠倒，或奄卧沟渠，竟日不起。”负责监视朱棣的北平布政使张昺、谢贵等去探望朱棣时，时方六月，而燕邸内“独设一火炉，炽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炉旁”，居然同时还能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拉西扯，胡乱支应。张、谢自此相信朱棣确有病因，归语朝廷。朝廷竟然也将错就错，没有加派任何人手，仅仅以张谢二人总督其事。
可是，这一切还是没有瞒过燕王长史葛诚的眼睛，他私下和张谢二人说：“王实无病，将为变。”又密疏报于建文帝。即使是这样，建文帝得报之后也只是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司张信妥为办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看燕王的装病和佯狂背后的深机。
这样，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自西汉吴楚七国之乱以来的又一次因削藩引起的地方对抗中央的活话剧再一次的缓缓的拉开了它的序幕。
4.燕王大靖难：
这个主题很大，所以，准备分几个小节一个一个的述说。
（1）燕王班底
我们前面介绍了建文帝的智囊团和核心人物，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燕王朱棣的班底。首先关注一下这个班底的班长－－朱棣。
朱棣为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特别是深得军士之心。虽然长于深宫，然而一旦之国，立刻投入到频繁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并且得到了很多方面的锻炼，成为其后靖难的绝大资本。洪武二十三年，同晋王讨北元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而朱棣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朱元璋大喜，是后燕王屡帅诸将出征，朱元璋并令燕王节制沿边士马，由是燕王在边镇威名大振。朱元璋的本意未尝不是想让燕王做朝廷的屏藩，所以晚年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燕王都是主角，而朱元璋出于对功臣的忌讳，对于儿子如此的出息更加看好，不断的给他尝试的机会和飞跃的舞台。很快，燕王就成为明王朝首屈一指的名将和皇族中的“首领”。太子朱标死后，燕王蠢蠢欲动，一直不把太孙放在眼里。特别是建文帝动手削藩之后，朱棣的“不臣之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要说也是很有意思，围在燕王朱棣身边的所谓谋主居然一个是和尚，一个是算卦者，都是旧社会江湖上行走的低级阶层代表。从古至今，诸侯左右不乏这样的术士，然而以此成大事者恐怕也只有忽必烈和朱棣了。
朱棣麾下的和尚是一位明初的风云人物，他的俗名叫姚广孝，佛号道衍。道衍本来是个医生的后代，家里人一直把悬壶济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可是道衍有一次看到路上迎面来了的大和尚非常威风，所以一直就想做一个威风凛凛的和尚，道衍当时所处的年代是元朝末年，和尚道士都很了不得，道衍受了戒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也不适合做真和尚，而是做刘秉忠那样的入参庙议的假和尚。其时著名的术士袁珙给道衍相面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听完之后就像曹操当年听到他人说自己是“奸雄”的感觉一样大喜过望。进入明朝之后，道衍受人推荐到得燕王府中，被野心勃勃的燕王大为看重，二人行踪诡秘，说话经常屏退左右，可见干的也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一类的事情。建文帝削藩一起，周王等诸侯被擒，道衍直接就劝说燕王起兵^造**，早在道衍最初见到燕王时就说：“异日当赠王一大白帽。”这句话是两层含义，王字上面一个白，也就是皇帝的皇字；古代皇帝有着白帽的习惯。而燕王那时候还只是一个藩王听后不但不恼火反而大喜过望。这时，道衍劝说燕王起兵，朱棣有所顾虑，他问道衍：“民心向彼，奈何？”道衍答道：“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一问一答是比较精彩的。朱棣并非真的担心什么民心和民意，他所说的民心其实不过是正统观念，而道衍回答的也并非是什么天理天道，而是运用之手段。这一对功利主义者一拍即合，很快就下定了决心动手。
要说道衍真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可比，历史上说他“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简直是有点子李靖的遗风了。朱棣起兵不久，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朱棣色变。道衍却从容的说：“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对照近现代史，也只有后来孙中山和朱德才能在特殊情况下说出这样一番镇定异常的话来。可见其人的能力所在。不过和前代的刘秉忠相比，道衍的度量实在是小了点，这倒和他的前辈法正、王猛有些类似。
道衍在自己得到燕王宠信之后，又把术士袁珙和金忠介绍给朱棣，袁珙和他的儿子袁忠彻都是明前期的著名相士，出入禁中、荣宠当朝。甚至连明仁宗的储位也要给这老先生一言决之。当时的袁珙见到燕王之后，对燕王说：“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把燕王乐得不知所以。
金忠也是这一流的人物，朱棣算卦之后问起兵之事，金忠告诉燕王：“此象贵不可言。”而后燕王起兵靖难，金忠留守通州，出谋划策已然是谋主之一了。然而，金忠并非一般江湖行走，其人忠义识大体，每承顾问，知无不言，然慎密不泄。不仅如此，在后来保卫明仁宗朱高炽挫败汉王的斗争中始终坚持说真话，让人感觉他不是佞幸的同类。金忠死后，明成祖一旦用人总是问：“汝似金忠否？”可知朱棣对他的倚重和亲信。
朱棣身边的道衍和金忠虽说都是江湖中人，可也都是草莽英雄，久经风雨、长历市面，智慧不在庙堂之下，比之齐黄之流可谓胜出多矣。
朱棣因为是军人出身，况且战争更多的时候是依靠武将，所以，朱棣更加看重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的态度。朱棣手下的名将虽则没有朱元璋那样多，但也都可以称得上骁勇异常。他们中间比较有名的是这几位：次子朱高煦、丘福、张玉、朱能、薛禄、李远、谭渊、王真等。主要的就是朱高煦、丘福、张玉、朱能、王真、薛禄这几人，说起来他们之于朱棣犹如傅友德、冯胜、徐达、常遇春之于朱元璋一般。
先说朱高煦，这人长七尺余，轻矫善骑射，两腋生有严重的皮肤病，但是那时节人们都很迷信，以为那是龙鳞片片，目之异人。朱高煦很有朱元璋将家的遗传，自负雄武，在南京期间就不为太祖朱元璋所喜欢，朱元璋本人出生行伍，然而夺取天下之后就希望文治，看到这个孙子言动轻佻、凶悍不法就很讨厌他，和朱棣说：“此子异日当为吾家之祸患也。”可是朱棣却非常看重他，因为朱棣在行军作战中也确实离不开朱高煦的敏捷的身手，朱高煦擅长驾驭蒙古铁骑，作战有如风驰电掣，军中大将丘福等人对他仰之弥高。在靖难中的白沟河之战，朱棣差点被南军瞿能所杀，多亏高煦带领精骑数千，直前决战，阵斩瞿能父子；朱棣被徐达的儿子也就是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围困时，也是朱高煦披肝沥胆、舍身相救，连朱棣都说：“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朱高煦作战奋勇玩命，其人桀骜不逊，连他的舅舅徐辉祖都知道，他还在京师时，徐辉祖就给建文上表说：“此子最为劣，他日必为后患，窃为朝廷忧之。”哪知道朱高煦和徐辉祖的小弟弟徐增寿关系最好，还买通了太祖的驸马王宁给他说好话，建文帝竟然不听徐辉祖的告诫，听任朱高煦盗了徐辉祖的马匹跑回了北平，这也是建文帝的一个挺重要的失误。当朱高煦回来之后，朱棣非常高兴，立刻引为左右。
张玉，原来元朝的枢密院都知事，后来投靠朱棣，其人骁果善画，老谋深算，朱棣甚为亲任，说过“吾倚玉足济大事”的话。后来起兵靖难，张玉在最初的几次关键的战役中厥功甚伟，身兼将相。张玉战死后，朱棣异常悲痛，他对诸将说：“胜负常事，不足计，恨失玉耳。艰难之际，失吾良辅”，后来靖难成功之后追封张玉为河间王，谥为忠武，位在诸人之上，张玉的三子一侄都是明朝中期的重臣和显赫人物。
朱能，是仅次于张玉的第二号名将，死后被追封为东平王，位列勋臣之首，世袭成国公，和明代相始终（最后一代成国公被李自成所杀）。朱棣说过，军中大将张玉善谋，朱能善勇。张玉死后，朱能成为朱棣最主要的军事助手，朱能雄武开豁。善抚士卒、得人死力。朱能虽然是军中大将中最年轻的，可也是最能体会朱棣深意的，关键时刻，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鼓舞士气，朱棣之有天下，朱能有三分之一的功劳，而且，朱能从不以富贵骄人，他死的时候远近知道消息的旧日将校都无不流泪感伤。
丘福，此人行事作风比起张玉、朱能就差多了，可也是一员难得的猛将，丘福为人颇有点东汉大将冯异的风度，别人争功时，丘福总是不说话，朱棣这时就会说：丘福的功劳，我最了解。后来朱棣得天下，丘福赏赐最重，议政大事，丘福每每决之，可惜，他因为积极参与到永乐年间的储位之争，特别是结好汉王朱高煦，在图谋废立明仁宗的问题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冤杀了不少的人，第一次北征时，丘福作为统帅，轻慢含糊，最终被敌人所杀，明成祖朱棣大怒，追夺丘福生前的一切荣誉，全家迁往海南“度假”。
谭渊，此公是个杀人狂，历史说他“骁勇善战，引两石弓，射无不中。然性嗜杀”，每战俘获的战俘按照谭渊的意思都要坑杀，最后连朱棣都看不过眼去，责备他说：“如尔言，当尽杀敌。敌可尽乎”然而，这位谭渊确实骁勇，很让南军将领头痛，如果不是因为战马不力，谭渊不至于早死，他死后，朱棣很惋惜，追赠他为侯爵，世袭罔替。
王真，朱棣视作张玉第二，他很有谋略，兼有勇力，每战必前，而且，好出奇谋，几次献策伏兵击败南军，其后被围不屈而死，死前大呼：“我义不死敌手。”自刎而亡。朱棣特别悲痛，直到即位之后还经常面对其他的靖难功臣说起王真：“奋武如王真，何功不成！不死，功当冠诸将。”追封宁国公。
（2）北平起兵
建文帝早在建文元年就开始布置处理朱棣的军事行动，他当时委派宋忠总边兵三万屯开平，悉简燕王府护卫壮士以从；又以都督徐凯屯临清，耿瓛屯山海关，互为犄角。北平原有永清左、右卫，宋忠调其左卫屯彰德，右卫屯顺德以备朱棣。然而，最直接对付朱棣的还是北平的三位军事特务头子－－张信、张昺、谢贵，当时一个是北平布政使，一个是都指挥使，负责北平城的军政事务，而且，他们也做了对朱棣下手的准备，史书上记载：“二人知其必有变，乃部署在城七卫及屯田军士，列九门防守，将执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计谋被张昺的部下李友直告密给朱棣，更为主要的是张信的叛变，让建文帝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完全落空，反而让朱棣着了先鞭。
张信是靖难之变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自受命监视朱棣以来，一直心惊肉跳，他母亲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具实回答，张母大惊：“不可。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在当时，由于道衍、金忠等人的暗中活动和布置，北平城内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莫逐燕，逐燕燕高飞，高飞上帝畿。”给朱棣制造谋反的舆论导向，而张信的母亲无疑也是谣言的听从者之一。张信本来对抓捕燕王的信心就不大，听了母亲的教诲之后，翻然改变，三次到燕王府中告变，把张昺、谢贵以及建文帝的种种布置都泄漏给朱棣，这样朱棣才决定提前动手，以张玉的主意，攻取北平九门。而这些张昺、谢贵还蒙在鼓中，更不要说宋忠、马宣等人了。
这时的北平九门都在张谢二人的掌握中，朱棣虽然多次领兵征伐，然则手中目前只有八百人可以作为依靠，可是，朱棣采取了快打慢的手段，利用张谢的麻痹和张信的告密利用宴饮的机会把张谢骗入府中，立刻捕杀，然后命令张玉、朱能攻取九门，张谢虽然控制了九门，然而这些部众其中很多人原来就是朱棣的部下，对朱棣的装疯卖傻抱有一定的同情，再者，张谢被杀，一时群龙无首，张玉就此钻了空子，除彭二等少数人做了顽强的抵抗之外，一天之内，北平九门连丢八个，最后一个，朱棣让部下唐云冒充建文帝的命令，说是天子已经答应燕王的条件了，北平统一归燕王指挥云云，将士不明就里，稀里糊涂的投降了，与此同时，朱棣还杀了燕王长史朝廷的内应葛诚、卢振等人，消除了内部隐患数日后，朱棣轻而易举的控制了北平。
和建文君臣的优柔寡断、吞吞吐吐相比，朱棣政变紧锣密鼓、步伐紧凑且干净利索，北平拿下之后，朱棣立即搬出《皇明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条款，宣布“清君侧”靖难。而这时建文君臣还不知如何措手对付这位犯上作乱的叔父，朱棣就已经攻陷通州、收服了房胜，再克蓟州，杀了指挥使马宣，斩断宋忠的左翼。等到宋忠知道消息之后，朱棣已经攻克了居庸关，这就等于把北平外围基本廓清了。
宋忠是太祖朱元璋亲自简选的将领，朱元璋说他“率直无隐”，忠心是忠心，然而计谋却不是朱棣的对手，他固守怀来，开始散布于将士中间称：“家属并为燕屠灭，盍努力复仇报国恩”，可是这一情报被朱棣侦知，朱棣就将计就计令其家人张故旗帜为前锋，呼父兄子弟相问劳，宋忠的部队立刻被瓦解了，人呼之宋忠欺我，倒戈相向，朱棣一举渡河，杀掉宋忠，山后诸州都归属朱棣，谷王朱橞坐镇宣府，闻听朱棣^造**，吓得跑回了南京，把西大门径直向朱棣敞开了。
（3）南军将帅
前面我们介绍了燕王朱棣的基本班底，下面来看一看南军将帅，朱棣在建文元年七月六日于北平动手，八月，建文就派出以老将耿炳文为大帅的军队前往镇压，要说速度并不算十分迟缓，而耿炳文率领多达三十万的部众，即使是先头部队也有十三万之多，比起朱棣的几万军队可谓绰绰有余，然而，南军最后终于失败，固然也有其他原因，可是将帅实不能辞其咎。
先说耿炳文，他是父子从军，其父耿君用战死沙场，当朱元璋和张士诚争夺东南半壁正在紧急的时候，耿炳文固守长兴，一守成名，长兴据太湖口，陆通广德，与宣、歙接壤，为江、浙门户。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御众，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张士诚始终不能得逞，其间，炳文连败张士诚手下名将，就是一度留下外号叫“李司徒”的李伯升也不是炳文的对手，史书上称“耿炳文守长兴，而吴人不得肆其志。缔造之基，其力为多”朱元璋以此感念炳文的功劳，在洪武初年册封功臣时，“以炳文附大将军达为一等”，其后朱元璋屠戮功臣，只有炳文、汤和、郭英几人得免于难。炳文号为宿将，向来持重，所以，他的儿子耿璇（太子朱标的女婿）劝他直捣北平时，竟不被炳文听用。当时，明朝已经立国三十多年，虽然边疆时有警报，而腹心不动，内里的边乱几乎是零，朱元璋从开始就加意防备异姓功臣而推崇皇族藩王，所以包括炳文在内的许多将领根本就没有对藩王^造**有过什么应急的策略，炳文出征时已然六十五岁，自然免不了老之将至的感觉，和他早年策马扬鞭的经历和胆气也不能同日而语。因而在两军交战之初，炳文很受了朱棣的一些苦头，炳文在雄县设兵九千人被朱棣偷袭，无一幸免，而后都督潘忠、杨松在月漾桥为北军伏兵击中，二人皆死。真定城外一战，燕王利用张保再败炳文，短短的几天之内，炳文连败三阵。这在炳文来说也是出了娘胎的头一遭。也从侧面反映出朱棣用兵的神奇和不凡。可是，炳文并不是怯懦之辈可比，也不是惊慌失措的行家，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婴城死守，这一下就难住了朱棣，谁都知道炳文守长兴十二年的历史，所以，朱棣只在真定城下盘桓了三天就撤退了。
尽管后代史家认为耿炳文并非专征方面之帅，（在这点上必须承认炳文的能力逊于冯胜、傅友德、蓝玉等人，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至此体现无遗）但炳文仍是廉颇一流的老成名将，如果建文帝不是听信了黄子澄的无谓谰言，那么快的撤换炳文的话，南北较量，胜负还在未定之间，可惜，建文帝没有乃祖的知人之明，炳文就此被投闲置散，永乐初年，朱棣纠缠旧日恩怨，炳文服毒自尽。
南军当时的阵容被称之为“国戚兵团”或者说“驸马阵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领军大将多半是国戚和驸马，比如耿炳文父子（懿文太子朱标的亲家）、李景隆（李文忠的儿子，建文帝的表叔）、征虏左副将军李坚（尚太祖女大名公主、建文帝的姑父）、武定侯郭英（太祖宁妃兄）、驸马梅殷（尚太祖宁国公主，朱棣的妹夫）、魏国公徐辉祖（徐达子，朱棣的内兄）、胡观（尚太祖女南康公主）。这些人当中不乏坚贞守节之士如李坚、梅殷、徐辉祖等，可是他们的综合能力只能算是中平，而且多不耐野战，这和他们的出身、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以李景隆为最。
耿炳文兵败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建文帝大为惊恐，问策于齐黄二人，黄子澄力保李景隆才堪大用，齐泰不以为然，建文采纳黄子澄的主意，派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李景隆世袭曹公，是开国名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相貌俊朗、顾盼生辉，明太祖一度被他的容貌所惑，加委太子太傅，建文初年曾经率兵擒拿周王，很为建文帝所看好，这时，黄子澄推荐，建文帝问李景隆北军何时可灭，李景隆大言炎炎：“旦夕可灭。”建文帝以为能，付之倾国之兵，朱棣闻之，拊掌大笑，他对众将说：“李景隆是我表兄李文忠在九江生的，小名李九江，不过是一个富贵少年，很容易对付。”其后又听说国家把五十万军队都交给了李景隆，燕王心里更加有数了，他说：“昔汉高止能将十万，景隆何才，其众适足为吾资也。”其后李景隆的表现果然被朱棣说中，李景隆在山东连战连败，损兵折将达二十万众，而后偷开金川门，更是引狼入室，后面将要详述，这里不多说了。
李景隆之后是盛庸，李景隆兵败，建文封盛庸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平心而论，盛庸是当时少有的能员，在和北军交锋时，连挫朱棣的锐气，东昌一战，阵斩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史书上说“是役也，燕精锐丧失几尽，庸军声大振，帝为享庙告捷”而后再战夹河，朱棣又一名将谭渊死于盛庸之手，朱棣自起兵北平以来所遇到的真正的敌手第一个就是盛庸，朱棣就此不敢轻视盛庸，即使后来登基之后还要暂时安抚盛庸，别作后图。
当时和盛庸齐名的还有平安、顾成、何福、徐辉祖四人，平安是朱元璋的养子，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朱棣一开始很看不起他，经常说：“平安，竖子耳。往岁从出塞，识我用兵，今当先破之。”等到阵前交锋，平安几乎要了朱棣的老命，如果不是建文帝的妇人之仁的诏命和朱高煦的拼命营救，朱棣很可能成为平安的槊下之鬼了。平安在讨平北军的战斗中是公认的最为卖力的大将，也是朱棣父子最感恐惧者之一，平安擒薛禄、杀王真，朱棣手下一等一的大将几乎都不是平安的对手，平安设计的强弩赶得上诸葛武侯的真传了，箭如飞蝗，把北军射的抬不起头来，燕王的大旗直被射的千疮百孔，朱棣让部下拿给留守北平的世子朱高炽看，吓得留守的名将顾成大哭说：“臣自少从军，今老矣，多历战阵，未尝见若此也。”平安善于偷袭，把朱棣的拿手本领也学到了家，搞的朱棣整天心惊肉跳，“燕军益大惧，王昼夜擐甲者数日。”平安打出了南军的威风，北军畏之如虎，史称“安久驻真定，屡败燕兵，斩骁将数人，燕将莫敢婴其锋。”等到平安后来被朱棣擒获以后，北军上下欢呼道：“吾属自此获安矣”争先恐后的请求杀掉平安，只是朱棣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所以暂时没有动手。
而顾成也不减于平安的本事，素为朱棣所重，真定之战，顾成被俘，朱棣说：“此天所以授我也。”顾成一直辅佐世子留守北平，殚精竭虑，克尽职守，然而顾成老谋深算，他知道朱棣刻薄寡恩，所以“始居北平，多效谋画，然终不肯将兵，赐兵器亦不受”得以在降将中一直保持着功名富贵直到后代不绝。
江阴侯吴高是开国名将吴良的儿子，吴高镇守辽东，多次侵扰北平，朱棣对他非常挠头，于是采用离间计，建文中计，把吴高贬斥广西，另派杨文镇守辽东，朱棣这才松了一口气。建文帝在平燕中屡次胡乱指挥，此次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此外，瞿能父子、梅殷、徐辉祖等人的事迹将在后面写到，这里不赘。建文武将气节多不及文臣，除李坚少数人死节之外，多数投降，包括猛将平安、何福、顾成、盛庸等，这同建文帝不明军律、不张挞伐有关，建文帝多次表示“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徒拥虚名，坐失良机，既然燕王这等首恶都要宽恕，那么从者何谓自然明了，因而即使归降也未必就是死罪，故武将望风请降竟成一时之俗。
（3）奔袭大宁
建文元年八月，朝廷加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宁忠次之，率三十万众讨伐朱棣。征虏大将军是明初统军将领的最高荣誉，当年也只有徐达、冯胜、蓝玉三人得任，说明建文帝对耿炳文的重视程度，希望借助老将的威名一举击败朱棣。
然而，朱棣向来用兵诡谲，他没有等到耿炳文脚跟站稳，就立刻给南军来了个下马威。耿炳文到达真定之后，分营滹沱河南北。以都督徐凯军河间，潘忠、杨松驻鄚州，先锋九千人驻雄县。朱棣趁着南军没有防备，一战消灭了雄县的全部驻军，而后，又在月漾桥设伏，智擒潘忠、杨松，攻陷鄚州。这时，炳文的部下张保投降朱棣把南军的虚实具体相告，朱棣将计就计，“燕王纵保归，使张雄、鄚败状，谓：北军且至。”于是，耿炳文中计，真定一战，耿炳文部队“蹈藉死者不可数计”，李坚、宁忠、顾成等大将都被朱棣一次擒获，其中李坚在械送北平途中死节，顾成投降朱棣并被委为北平留守之一。
耿炳文不料朱棣这样的动作，三战三败，炳文深以为耻，讳言军报，哪知道朱棣抓住这个弱点，故意把南军大败的情况做了夸张的描述让南京的建文君臣知道，果然，建文帝走马换将，以曹国公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代耿炳文领军，付之五十万倾国之兵。李景隆，时人谓之“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在进攻北平的过程中，部将瞿能奋勇杀敌，而李景隆居然嫉妒他的功大，命令停止，以致于功败垂成。
由于朱棣看透李景隆无能为也的本质，所以，朱棣准备另外布置一番棋局给自己的势力增加砝码，那就是选择奔袭大宁这条路走。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封于此，是为宁王，宁王也是著名的塞王之一，而且在塞王中实力最为雄厚，号称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而且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朱棣对部将说：“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慓悍。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另一方面，朱权本人因为在建文元年因为不配合朝廷的削藩政策，被坐削三护卫，心怀怨愤，也正是利用的好机会。于是，朱棣留世子朱高炽镇守北平，以道衍、金忠、顾成等人辅佐，授以密计对付李景隆，自己亲自简率一万精兵，于建文元年九月借江阴侯吴高攻取永平的机会，自刘家口间道趋大宁，诡言穷蹙来求救，宁王信之不疑，邀请朱棣入城，兄弟见面，自然大哭一番，诉说各自的委屈，朱棣极言自己是被逼无奈才起兵^造**，实在殆非本意，宁王表示愿意上表为朱棣申辩，几天之后，宁王戒备更加松弛，朱棣就利用朱权给自己送行的机会，在城外伏下重兵，俟朱权郊迎礼毕，伏兵四起，“拥权行。三卫骁骑及诸戍卒，一呼毕集”朱棣等人拥着宁王直奔松亭关，当时，守将都指挥卜万与都督刘真、陈亨负责松亭关的防务，陈亨准备投降朱棣，可是卜万是强硬派，所以，陈亨不敢流露，事情被朱棣知晓后，模仿古人的伎俩，“行反间，贻万书，盛称万；极诋亨”，然后，厚赏所获大宁卒，令其“缄书衣中，俾密与万。故使同获卒见之，亦纵去而不与赏。不得赏者发其事。真、亨搜卒衣，得书。遂执万下狱死，籍其家。”卜万冤死，松亭关不守，大宁都指挥使朱鉴、宁王府长史石撰死节不降，然而，宁王全然没有那样的骨气，反而为朱棣在北平一心一意的起草反抗朝廷的命令，朱棣许以中分天下的诺言，宁王不信也要信了。自此，精悍骁勇的朵颜三卫均归朱棣所有，一时北军兵威大振。
此时，李景隆也学着朱棣的办法偷袭北平，正在双方纠缠不休的时候，朱棣引大宁精锐赶回，李景隆大败，逃到山东德州。建文帝听说李景隆兵败，问策于黄子澄，黄子澄说：“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旧史书上多称黄子澄为李景隆隐瞒战败的情况，从后来黄子澄请杀李景隆之坚决，此事似乎不确。
朱棣等李景隆等龟缩德州之际，谋攻大同，他说：“攻大同，彼（李景隆）必赴救，大同苦寒，南军脆弱，且不战疲矣。”诚如所料，李景隆分军来救，自由紫荆关来援，而朱棣拖着李景隆几十万大军于冬季严寒之中奔走，“景隆兵多冻馁死者，不见敌而还。”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会同援军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总兵官平安等统军六十万布防白沟河一线，朱棣也率领十三万大军，以张玉驭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统右军，为先锋，丘福自领步骑殿后。白沟河一战，由于南军统帅多头、号令不一、指挥失措，以致于让北军得手，其间，朱棣战马三次更换，南军骁将瞿能、平安等几乎杀掉朱棣，多亏朱高煦、朱能等人救助才以得免，此役，大战良久，飞矢雨注。朱棣表现了一名统帅应有的素质，当北军艰难支撑之际，朱棣不退反进，他言道：“吾不进，敌不退，有战耳。”而南军统帅李景隆、郭英（据郭英的后人说此公乃鄱阳湖水战射死陈友谅者，朱元璋洪武功臣）胆怯不前，平安一军虽然英勇但被朱能困住，而瞿能父子均已阵亡，南军鲜有冲锋大将，这时，大风忽起，北军“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郭英溃而西，景隆溃而南，尽丧其所赐玺书斧钺，走德州。”五月，朱棣进攻德州，李景隆、郭英再逃济南，北军尾随而至，围攻济南府。
（5）长驱直入
李景隆在山东的丧师辱国已经表明了建文君臣在削藩战争中实在不是应变的行家。特别是当近臣黄子澄请求诛杀李景隆以谢天下时，建文帝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居然没有答应，黄子澄痛哭说：“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李景隆一战损失大军二十万之众说明南军在短时期之内已经不能完全消灭朱棣，两军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
然而，朱棣虽然取得阶段性胜利，却也不能立刻驱逐南军，特别是进入山东之后，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山东当时的总督粮饷的铁铉成了朱棣的克星之一了。铁铉曾经被朱元璋相当赏识，字之曰“鼎石”，为人干练、精明、忠勇、机敏。朱棣最初的想法是“独以得济南，断南北道，即画疆守，金陵不难图。”所以，他趁着李景隆大败之际，挥师杀入山东就是为了济南，可是偏偏遇上“不识时务”的铁铉，让朱棣大伤脑筋。史称：“燕兵堤水灌城，筑长围，昼夜攻击。铉以计焚其攻具，间出兵奋击。”搞的朱棣焦头烂额，铁铉还想出一条计策，让城中的百姓诈降，朱棣大喜，亲自统军进入济南，不料，“铉伏壮士城上，候王入，下铁板击之”，朱棣的战马立毙铁板之下，朱棣几乎断送了性命，怀大愤恨还，以誓杀铁铉为己任。朱棣初到济南可谓“尽力以攻，期于必拔”，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济南坚固依旧，而北军损失大增，朱棣只好被迫还师。朱棣自起兵以来，连败南军，唯独一个济南城把他弄得毫无办法。
李景隆败后，建文帝以盛庸为平燕将军，统军对抗朱棣，适时，吴杰、平安守定州，盛庸驻德州，徐凯屯沧州，为犄角之势。朱棣攻破沧州之后，兵薄济宁，盛庸于东昌府之外邀击北军，东昌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朱棣北军仗着前两次战胜的骄横，左冲右突，盛庸使用火器大面积的杀伤北军，朱棣一时恼怒中了盛庸的计，亲领少数军队杀进盛庸布置好的中阵，结果被重重围困，朱能等人率领蒙古起兵解救也不能脱身，朱棣手下第一号大将张玉也被迫从督战变成亲临战阵，此一战，北军伤亡惨重，张玉为了救护朱棣被射死马下，北军精锐丧失殆尽，朱棣仅以百名起兵卫护逃离。这是南北之争以来南军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建文帝特到太祖庙告祭朱元璋亡灵祝捷。
朱棣回师北平之后，很多将领都劝朱棣歇军再战，只有道衍不同意，他坚决主张再度进军，朱棣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建文三年春三度举兵，南出保定，盛庸和朱棣对决于夹河，盛庸虽然阵斩朱棣大将谭渊，然而自己的骁将庄得等人也都战死，战至酣热之际，东北风大起，利于北军，于是，南军大败，这时，朱棣部将李远又焚粮艘于沛县，盛庸二十万大军无粮草可以坚持，只好退避三舍，进入德州。
此后一年之间，南北军互有胜负，到建文三年年底，朱棣起兵三年，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这时候，南京被责罚的宦官逃到北平把南京的虚实告之朱棣，朱棣大喜，问策于道衍，道衍说：“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朱棣就此定下长驱直入的方针。
建文四年，朱棣誓师曰：“频年用兵，何时已平？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由馆陶渡河，在肥河大败南军，随后北军攻陷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南军平安诸将前来堵截，双方大战于齐眉山，建文帝调来中军都督府都督，魏国公徐辉祖助阵。朱棣部下多有畏难情绪，朱棣大怒，大将朱能以汉高祖建业一事从中鼓励诸将，北军才得以成行，此次战役，朱棣没有捞到什么实际好处，反而损失了大将王真、陈文、李斌，韩贵等人，然而，建文帝再度听信谰言，调回徐辉祖，使本来战败的朱棣得到足够的喘息，徐辉祖是深得乃父徐达的真传，属一时名将之选，徐辉祖去后，朱棣大畅其行，何福孤军奋战不敌北军，灵壁一战北军生擒平安、陈晖等三十七将，丘福、朱能袭破盱贻，控阻盛庸于南岸。此时，朱棣已经显得胜券在握，他表示：“凤阳楼橹完，淮安多积粟，攻之未易下。不若乘胜直趋扬州，指仪真，则淮、凤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师孤危，必有内变。”果然，当北军攻克扬州之后，建文帝立刻慌作一团，派遣庆成郡主来朱棣军中求和，朱棣冷笑道：“我连太祖封给我的燕王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割地呢？”下令不许。
建文四年六月，江防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叛降朱棣，朱棣军力大增，六月三日自瓜州渡江，盛庸以海艘迎战，败绩，六月四日攻破镇江，次日攻破龙潭，南京已经指日可下了。
5.金川门之变
（1）建文逊国
建文帝在这次靖难之变的整个过程中可谓调度乖张、莫衷一是。齐泰、黄子澄本是谋主，一旦事情有变，建文帝竟然附允朱棣的意思，窜贬齐黄，而后有人上书以为不可，建文帝遂寝其事。削藩之初，燕王上书申救，建文帝居然览书恻然，谓左右事宜且止，黄子澄力争不可时，建文说：“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左顾右盼、惊惶不定，以妇人之仁来用人行政尚且不测，更不要说身临险象横生的政治深渊了。比之乃祖十分之一不及。
当建文四年六月之间，朱棣亲领大军南下，直逼南京时，建文帝彻底慌了，他加派大臣李景隆、茹瑺等人用方孝孺之计许以割地求和，朱棣此刻别有一番议论：“吾无罪而削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为！且皇考封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缚奸臣来，吾即解甲谒孝陵归籓。”通篇都是借口，只有一句是真的，那就是不可能再作什么燕王了。而是要君临天下。
适时，朝廷内外混乱不止，有人趁机浑水摸鱼，徐达的幼子徐增寿、驸马都尉王宁、谷王朱橞、曹公李景隆就是其中主要分子。徐增寿和乃兄徐辉祖截然不同，他和这位谋反的姐夫关系最好，朱棣^造**时，他竟然特立独行的上表说：“燕王先帝（太子朱标）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而后，数次把南京的虚实报给朱棣知道，特别是闻听朱棣渡江在即，更加卖力，终于被建文知晓，建文这时倒是来了能耐，亲手把徐增寿斩首于殿前，而驸马都尉王宁下狱论罪。后来朱棣进京，感于增寿为自己殉难，特加封定国公，食禄2500石，累世增封，班列功臣之首，直到明朝灭亡，由此可见增寿给朱棣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而建文帝也居然一直容忍这么一个超级间谍在自己的身边，不是昏聩是什么呢？
李景隆丧师辱国，建文帝不罪，派守金川门，另有谷王朱橞因为丢弃宣府也派往金川门视事。李景隆实际早就对抵抗失去信心，暗中和朱棣已经沟沟搭搭，朱橞因为同属藩王，而且又是一个李元吉一流的人物，自然不会认真镇守金川门，建文帝用这样的人给自己看家护院，焉能不败？
北军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受到李景隆和朱橞的照顾（李景隆私开金川门）攻入南京，史称“金川门之变”，就此长达四年的靖难战争以朱棣的全面胜利告终。
朱棣入城之后，一面榜文天下捕捉齐泰、黄子澄、徐辉祖、方孝孺等所谓奸臣，一面寻找建文帝后。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终明一代都是历史之谜，而且一直以来困扰着朱棣。那么，建文到底是死还是逃了呢？
关于这点，《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等史书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们同时都承认，建文帝没有死于宫中大火，自焚而死的只有皇后马氏。《明史·恭闵帝》中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此后，明史作者继续交待：“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而官修本《明太宗实录》和《明成祖实录》中则记载说：“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这是仿照宋太宗迫害赵德昭的做法编写的，所以连明史都不采用这个逻辑。谷应泰所作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不仅否认建文帝从死，而且还把建文帝后来流落在外的诗抄给抄录下来：“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另一首是：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以作为建文帝不死的证据。清代学者赵翼也根据建文帝的诗：“谁将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断定建文帝“浪迹西南，终免祸难。”
建文帝的下落一般是三种结论，一为出家说，这个例证比较多，最为明显的是，朱棣的第一号亲信大臣姚广孝死时，朱棣问姚广孝还有请求没有，姚广孝居然提出：“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可见，这位和尚是知道建文的具体下落的，然而他始终坚不吐实，所以，朱棣恨他欲死，囚禁十余年，直到姚广孝张嘴，这才释放了他。而后，从一些地方史料也可以看出来，建文出家并非空穴来风，明末大臣张居正在对答万历皇帝时也说过：“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这样的话，出家说可谓知者甚多了。
另一个为浮海说，也就是说建文蹈海而去，在《明史·郑和传》中提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追寻建文看来并不是虚拟。关于这点，近现代史家如范文澜、吕振羽、吴晗等人都有文章解读，然而，旁证比较孤立，一直不作重点研究。存疑而已。
再有一说为死亡说，具体时间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前后，也就是公元1423年左右。这一说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胡濙的察访汇报，史书上记载，胡濙一直是明成祖派往各地查询朱允炆下落的使者，身负重任，“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胡濙从永乐五年出发，到永乐十四年才回来，而后“母丧乞归，不许。”明清大臣夺情视事一般都是军国大事不得已而为之，胡濙的情况也算是特例之中的特例了。永乐十七年再出，永乐二十一年回来，史称：“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这段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证明，至少说明了在永乐二十一年的时候，建文帝作为帝位的威胁已经彻底排除，而排除的根据无非是建文帝本人表示无意于皇帝和他已然死亡，前者不太可能，唯独后者是真的，也惟其后者建文帝病死才能让朱棣放心，至此，悬案得以告一段落，而朱棣离他自己的“驾崩”也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朱棣在位二十二年，这件事缠绕了他二十一年之久。
有的史学者认为，朱棣不会花费这么大的气力来搜寻一个无能为力复国的窝囊皇帝，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一直被囚禁，直到英宗年间，皇帝准备释放他，大臣还援引先皇的教训不许可呢。而建文帝的同母弟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后来被幽禁，都是死于非命，史书说：“永乐四年十二月，邸中火，暴薨。”显然不是正常死亡。而这时正是胡濙寻访建文帝的前一个月，难道是偶然吗？以朱文圭一个孺子，衡王、徐王也不过是藩王，朱棣尚且如此对待，那么，真正资格的皇帝建文，朱棣怎么可能掉以轻心呢？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不论是建文跑到哪里去，他终究是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可以说满盘皆输。他在削藩这么重大的事件上疏于缜密、怯于果断、失于机谋，固然建文帝对待属下宽厚仁慈，可是，仁而无状、宽而无法，以致于众人都不怀其恩，而溺其度，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必要的阶段居然儿女情长、似是而非乃至狐疑不决、赏罚不明。建文帝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的逊国虽然令人同情，可并非偶然。从明初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即使没有朱棣的靖难之变，建文帝能不能完成或者说顺利的完成从朱元璋以来的转型也是大存疑问的，换言之，以建文帝的能力似乎不足以扭转一个时代的格局，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时代了。所以，朱棣的靖难成功何尝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呢？
（2）南京喋血
朱棣以胜利者的姿态昂然进入南京，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景隆、朱橞那样卑躬屈膝，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徐增寿那样甘心为朱棣驱使。朱棣甫一入城，御史连楹即刺杀朱棣，被杀后，“尸植立不仆”，众人大惊失色，朱棣也为之胆寒。而翰林院编修杨荣则非常聪明的谒请于朱棣的马前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句话点醒了尚沉醉于胜利梦中的朱棣，朱棣以奉天靖难、皇明祖训为依托起兵^造**，虽则心中非作皇帝不可，然而嘴上一定是祖宗家法第一，况且，谒陵是标明统绪的头等大事，汉光武帝就是先拜谒刘邦的高庙之后才即位的，何况朱棣向来标榜自己是太祖的孝子贤孙呢？于是，立刻布置拜谒孝陵的有关事宜，朱棣亲往朱元璋的坟头前哭诉自己的不得已，请求父亲原谅自己亲手废了他老人家许立的接班人，至于杨荣，他此后一生的荣华富贵就都在这句话里面了，连楹刺杀、杨荣见机，世间的荣枯本来就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朱棣荣登大宝之前，下旨捉拿奸臣黄子澄、方孝孺、齐泰、卓敬、徐辉祖、铁铉、暴昭、练子宁等，政治总清算终于来到了。建文武将投降成风，而建文文臣的抗节不屈则是史不绝书的，而且其间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人物至于后世仍然传颂不已，史称：“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自宋以来的士大夫的节义至此达到高峰。而朱棣作为专制者的残暴的一面也暴露无遗。
黄子澄是朱棣眼中的首恶，他在金川门之变后谋求海上起兵复国，被人告发被俘，坚不屈服，朱棣命令凌迟处死，族人无少长皆斩，姻党悉戍边庭。齐泰自然也难逃一死，不过，齐泰的很有意思，“墨白马走，行稍远，汗出墨脱”有点白马非马的味道，被抓到之后也是不屈而死，死的很惨烈。齐黄为朱棣恨之入骨，他们的妻女在他们身后也是备受凌虐，《奉天刑赏录》之《教坊录》中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有身孕，除夕生了小龟子，又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奉钦（旨）：‘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可见，他们的境遇是如何惨痛的了。
侍郎卓敬因为削藩时首献大策，所以也没有逃掉，不过，朱棣很欣赏卓敬的才能，先是责备他离间骨肉，卓敬不受，说：“惜先帝不用敬言耳。”继而又派人以管仲、魏征的故事劝于卓敬，卓敬厉声说道：“先皇帝曾无过举，一旦横行篡夺，恨不即死见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朱棣还不死心，这时，因为过去的个人恩怨，姚广孝密奏朱棣说：“敬言诚见用，上宁有今日。”朱棣这才下令族诛卓敬，而后若干年，朱棣仍旧感叹的说：“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
其后，暴昭、练子宁、毛泰、郭任、卢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 谢升 、丁志方 、甘霖 、董镛 、陈继之 、韩永 、叶福、刘端、刘璟、黄观、侯泰、茅大芳、陈迪等人都不屈而死。而其中死节最为壮烈的应该属铁铉、方孝孺、景清等人。
铁铉一直到建文失败之后才被俘，朱棣亲自在御前审问他，铁铉“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朱棣暴怒，命人把铁铉划开膝骨。铁铉仍然大骂不止，朱棣把铁铉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煮熟之后置之于铁铉的口中，问铁铉：“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刽子手用屠刀把铁铉的嘴角豁开一直豁到耳边，铁铉还是不屈服，直到牙齿被铁锤敲碎还在不住的大骂朱棣篡位谋反，朱棣恨极，令人当场寸磔铁铉，把铁铉的尸体放入镬中，而后焚尸扬灰，铁铉死年不过三十七岁，一时天下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为铁铉的忠义所感动，直到满清末年，《老残游记》的作者路过山东济南时，还有人在讲铁铉殉难的故事呢。
方孝孺，朱棣起兵于北平时，临行，姚广孝（道衍）请托于朱棣，朱棣问是何人，道衍答曰：方孝孺，并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亲口答应。其实，方孝孺本人除了做学问之外，在政治上并不高明，他给建文帝谋划的计策要么迂腐，要么不合时宜，但是，方孝孺的气节却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在建文帝出逃后，方孝孺就抱定身死社稷的愿望，朱棣把他请入殿中，和蔼的问：“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欲借助方孝孺，然而，方孝孺不为所动，针锋相对的说：“孝孺曰：“成王安在？”朱棣答：“彼自焚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还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已经疲于应对了，只好说：“此朕家事。”然后让左右请方孝孺起草即位的诏书：“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一种说法是方孝孺写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朱棣大怒，把方孝孺下狱，并且威胁方孝孺要诛灭他的九族，方孝孺冷淡的说：“十族不惧，况乎九族？”朱棣动员方孝孺的弟子三番五次的去劝说方孝孺，争奈方孝孺不为所动，朱棣的耐心失去的限度，最后果真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为历史所罕见，方孝孺临死做诗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他的两个女儿先于他自杀殉节。明万历年间，明朝政府给方孝孺建立表忠祠，褒奖他的忠烈和节义。
景清、胡闰之死也是非常悲壮的，景清为人正直、敏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初为北平参议，朱棣和他谈话，“言论明晰，大称赏”，所以，朱棣进南京之后，对景清一直准备重用的，然而，景清立志与方孝孺等人死节，所以，一日，景清暗中藏了利刃准备杀掉朱棣，不幸被发觉，朱棣大怒，责问其故，景清说：“欲为故主报仇耳。”朱棣气极了，把景清的牙齿打掉，景清含血大骂，鲜血直喷到朱棣的衣服上，满朝的大臣都为之惊呆。朱棣立命将景清剥皮实草，尸体凌迟。然后，“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而著名的杀人方法“瓜蔓抄”就是从景清的身上开始的。这种办法比之屠杀十族范围还要广大，比如景清和山东的刘固通信，于是刘固一家九族被灭。刘固兄弟遇害之时，也是愤怒到了极点，居然夺过屠刀，连杀刽子手十余人。最后才壮烈而死。胡闰是大理寺少卿，为讨平朱棣日夜谋划，朱棣恨之入骨，杀他的时候居然采用了“灰蠡水”来剥胡闰的皮。根据《明朝小史》卷四的记载：“文皇既抄没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怪。”负有探访建文下落的礼部左侍郎胡濙都看不过眼去了，回来向朱棣报告，朱棣沉默无一语，许久才解。
此外，徐辉祖和梅殷的下场也值得一提。徐辉祖在得知金川门之变后，跑到徐达的庙里大哭不止，就是不去迎接朱棣的法驾，气得朱棣把他抓起来，徐辉祖出示朱元璋颁给徐达家里的铁券，上面有功臣免死的字样，朱棣无可奈何，而且也碍于自己的妻子徐氏和徐增寿的面子，只能把徐辉祖禁锢了事，徐辉祖于永乐五年忧郁而死，万历中录建文忠臣，庙祀南都，以辉祖居首。后追赠太师，谥忠贞。梅殷是朱元璋的女婿，尚宁国公主，他是汝南侯思祖从子，善于谋略，熟悉弓马，朱元璋一直对他非常器重，许以辅佐皇孙的重任，梅殷不负朱元璋的厚托，当朱棣遣使假道于梅殷，以进香为名。殷答曰：“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复书言：“今兴兵诛君侧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更狠，割使者耳鼻纵之，曰：“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沮丧不已。后来又“绝舟檝以遏燕”，朱棣进京后，梅殷吞兵淮上，朱棣逼迫宁国公主写信给梅殷让他投降，梅殷见大势已去，朱棣亲自接见，问梅殷：“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耳。”朱棣暗恨之，其后，朱棣密令心腹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借上朝的机会把梅殷推入水中淹死。宁国公主大哭向朱棣索取丈夫，朱棣无法，只好杀人灭口把潭、赵杀掉报之于公主：“驸马殷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甚疑之。都督许成来首，已加爵赏，谋害之人悉置重法，特报妹知之。”言外之意也是暗示公主不要纠缠此事，公主只好忍气吞声作罢。其实，公主本人也是一直反对朱棣的，史称“主闻成祖举兵，贻书责以大义。”只是由于兄妹的名分所关，且公主又是女流，朱棣才不便下手加害而已。
这场异常惨烈的屠杀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告结束，朱棣亲手导演的这幕悲剧比之乃父朱元璋的屠戮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作为守节的建文文臣秉承了南宋以来的理学思想中的气节一章，宁折不弯的举动也被世人所敬仰，包括此后的甲申之变中明朝的士大夫不复这种刚烈的表示了。虽然，这中间不乏愚忠的成份，但是，这种不屈服于暴力的精神一直以来都是我民族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值得给予肯定和认同。即使为朱棣百般遮掩的史书作者也承认：“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忠义奇节，人多乐道之者。”
公元一四○二年七月朔日，朱棣在建文群臣的血泊中祭告天地，在奉天殿正式登极，接受朝贺，诏告天下。改明年年号为永乐，是为明成祖。
6.明成祖功罪（结束语）
明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败笔。历史上举凡是得位不正的皇帝照例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惊天动地、身败名裂；一个是惊天动地、传之子孙。李世民、朱棣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帝王，和杨广、完颜亮等人的破罐子破摔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朱棣一直以来被史家所诟病的就是他即位前后的杀戮和他行政的暴虐的一面，在这点上他和他的父亲朱元璋几乎相差无几，有时候甚至还要超过乃父。明史作者说他：“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抛开正统的观念不谈，那么大规模的进行无限制的屠杀确实比较罕见，屠十族和瓜蔓抄这种方法的发明本身就是无谓的血腥，当然这自然是出自政治的需要，然而也不能逃避后世对这个问题的谴责，所谓圣德之累也就是此意。朱棣对待大臣动辄就以摧折，像方宾，史书上说到他的死是这样的：“中使进香至，语宾以帝怒。宾惧，自缢死。帝实无意杀宾，闻宾死，乃益怒，戮其尸。”死则死矣，还要刑戮尸首，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再有，明成祖设立东厂、宠信宦官开明朝政治黑暗的先河，对于宦官，朱元璋有过明确的意见：“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明太祖和建文帝在世的时候，宫内公开打出招牌，禁止宦官与政“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明史》卷七四及卷三百四），而朱棣即位之后，因为甚得宦官之力，所以，开放此禁，“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终明一代，太监成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中间虽然也有个别的出类拔萃者，然而为非作歹的居多，这也就是明代政治较之于汉唐宋比较黑暗的缘故所在。大肆的任用特务以致于被史家称之为特务政治也是永乐统治时期开始的一大弊端，初期尽管可以弥补皇帝的耳目不足，可是日久天长，所谓的东厂就成为社会绝大的毒瘤。这些方面不能说都要归罪于朱棣，但朱棣作为始作俑者的责任也是不能推卸的。
不过，朱棣一生的功绩还是大于过失的，他的历史功绩除了人们众所周知的下西洋（功过参半）、修《永乐大典》、迁都北京、削夺藩封、初始化内阁制度以外，明成祖朱棣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的扩大与巩固还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
他在哈密设立卫所，确立了中国对西部边疆的统治；他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奴儿干都司，保证了中国北部边陲的归属。贵州的设省直接开辟了中国对西南诸省的正式统领。特别是朱棣一面臣服朝鲜，一面有力的打击了日本的在东南沿海的倭寇为患，有史料表明：“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一四一六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率兵万人，在山东沿海巡捕倭寇。一四一九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了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逃脱者被江隆部擒拿。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倭寇数百，斩首千余。大获全胜，成祖一朝，倭寇不再敢来侵扰。”可见，朱棣对于中国的海防建设还是有着很大的功勋的。
当时对北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北元蒙古残余势力，朱棣通过五次大规模的讨伐和四次亲征来试图一举消除这个腹心之患，虽然有三次都是劳师动众、无功而返，然而，第二次的亲征对于蒙古阿鲁台部的打击还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对比后代对于蒙古的打击力度来说，没有人可以和朱棣相提并论，以往我们只看到朱棣的亲征的负面，没有全面的了解他的这个战略意图的政治含义，也是失之偏颇的。
史书上说朱棣：“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这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总体来讲，明成祖朱棣尽管有不少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是，他仍然不失为一名优秀的封建帝王，尽管他一直自比唐太宗第二而终不可得，可是和其他比较具有作为的皇帝相比，朱棣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全文终）
特别提示：本文中除了标明出处以外的引文基本来自《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