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大别山是绝妙手笔。
牺牲了刘邓的部队和装备,这是事实,给他们造成了一些困难,这是事实。
但是这些牺牲是无上价值的,是获得了极大回报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妙手。
以刘邓一军在大别山,则牵制了荆湖到下江的整个长江沿线,给敌人的指挥中枢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
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的地理就不难知道以下事实:
中国的地势条件整体从西往东、从北向南是降低趋势,主要江河和山脉都呈南北防线展开。而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在荆湖以上是秦岭,在荆湖以下,是淮河。
而秦-淮分界的中央,即是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呈西北向东北方向汇入长江。
在汉水上游的襄樊(即古襄阳)以西即是秦岭的余脉荆山,隔汉水一水之遥的东面,则是大别山。
这一线就是中国天然的南北分界线。
而大别山脉,则就是在南北分界线上往南插入长江的一个钉子形状的连绵山区。
自古以来,南北对抗,南朝能控制住秦岭-汉水-淮河一线,就能用极少的兵力在上游塞住北方强敌南下的通道,然后在下游解放初大量兵力与敌人隔淮对峙,并利用汉水-长江-运河的水上运输体系进行机动防御。
而北朝只要能突破上游的交通孔道,则兵力直逼江路,南朝鲜有不败之理。
这就是所谓的”守江必守淮“的俗语的由来。
看跃进大别山,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不能从一个战区,一个部队的角度来看。
否则看起来是处处有困难,到处有牺牲。
你要从这只部队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撬动了敌人多大一块的力量,牵制了敌人多大的精力,废除了敌人与我形成南北对峙的地理条件,要从这些角度来看问题。
即使刘邓的部队打光了,打散了,只剩下当初十分之一不到的实力,他在大别山的存在,那就是能随时威胁江汉平原和黄淮平原,这只部队的行动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为了遏制这样无限的可能性,KMT将付出多得多的代价来进行防御,背上更多的包袱。细小的包袱积累起来,最终将把敌人压垮。
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所有的战略家都公认以下两个原则:
1、节约兵力
2、行动的自由
挺进大别山的意义,就和蒙元破襄樊的意义一样。对TG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KMT建立一个稳定的南北防线。而大别山就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要害,他隔开了湖北和安徽,使得湖北地区的要塞襄樊能和淮河形成一个连续的防线。
假如在这个地区驻扎一只部队,则整条依托秦岭汉水淮河的防线就无法形成,TG可以随意往KMT的心腹方向进击,牵扯拉跨KMT在这个地区组织防御的可能。逼迫KMT采用运动防御的方式来堵漏,而以KMT的运动能力,基本就是杯具。所以说,挺进大别山,是用一只部队做诱饵,换取了淮海战役歼敌80万的胜利。
绝对的以战略优势决定战术优势的妙笔。自古以来,很多人都想使这一手,但是都被南方政权给挡在大别山之外了,连蒙古人都没有在这里站住脚,而是被南宋彻底赶了出去。有且只有TG在这个地区站住脚了。
战略决定战术,只有先有战略,才能后有战术。指望依靠战术来反推战略的,基本都是失败的命运~~~自古以来的成功者,都是首先确立战略的优势以后,才进行战术的争夺。哪里有反过来的道理?
南北相争,谁能稳定控制住大别山-荆山-汉水一线,谁就能胜~
KMT在政治上失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单独谈军事和军事地理的话,不难发现,KMT的军事部署出了很大问题。他们没有拼死阻挡住刘邓的部队进入大别山地区,这才是他们在军事局势上造成相当被动的根本原因。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这是怎么分的?还是看地理!华中地区是中国的心腹,它的地理条件,就是一个“门”字,左边是连绵的鄂西山区,一直往南延伸到长江边上,夹江南下,并与湖南西面的湘西山区联成一线。这条道路上的要点,即在峡州,古称夷陵,也就是陆逊大败刘备的地方。而门字上面一横被切断了,这个断开的部分,就是襄樊所处的南阳盆地南出口,这个出口就是汉水!东有武当山荆山,西有大别山,山山相夹让开一条生路,这才是襄樊所在的地区。门字右半边,就是大别山的主体,把湖北与安徽分开,在古代就是京湖战区与淮西战区的天然分界线。对照地图看看,发现问题没有?
刘邓进入大别山,退则有高山为阻,出则有平原之利!而且想进攻江汉平原的话,则汉口以北处处有警,想进攻江淮平原的话,则合肥以南一马平川。从黄州附近沿江而下就是安庆,安庆渡江,大爷,那就是南京了啊!刘邓控制了大别山,就人为把中国战场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区域,一个是华中,一个是华东,使得华东华中很难调集资源互为应援,而KMT在南北对抗上的内线优势,则彻底转换为刘邓在大别山四处出击的内线优势了。如此白痴的战略感,连TM被骂了几百年的贾似道都不如。
战略不失策,那就要坚决执行战略决策。
但是KMT执行的力度不够,充分说明了他们对黄淮平原的重视更甚于大别山、荆山、铜柏山等湖北安徽交界地区。说穿了,还是对这个地区的战略没有一个有明确认识的规划。
自古以来,掌握了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就能掌握黄淮平原。但是反过来不行,KMT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客观规律。
根本就是战略失策。
中野挺进大别山失败的话,KMT很有可能能依托传统上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建立起新的南北防线来。再想在黄淮平原上歼灭大数量的敌军,机会就会变得很小。解放战争将可能拖上很多年。
假如拖到了朝鲜战争爆发,那么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南北分裂的局面。这种变化对KMT有利。
假如中野没有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话,那KMT完全没有必要在黄淮平原部署重兵。
徐州是淮上重镇,但是他的战略地位,前提有二:
1、襄樊到荆山-大别山一线拿在手里,控制住三关通道。
2、黄河夺淮。
如此,徐州的战略地位才充分体现出来,否则,徐州没有必要一定拿在手里。当然,如果能拿在手里,那是更好,能挺住自然更好。但是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还是不拿在手里为好。
KMT控制大别山地区的话,则黄淮平原可以成为双方随意机动的战场,KMT可以利用长江作为后勤补给线,控制住江北诸城,然后依靠运河进行机动。如此,则我军发动大规模作战更没有优势了。
事实上,就是因为我军控制了大别山,所以徐州对KMT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此必须放弃而南下。而KMT从徐州撤退,正好给我军造成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中野控制了大别山地区,使得以徐州为中心的防御圈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大别山地区直接威胁到南京。
所以才导致徐州集团的南撤,而我军则通过对徐州集团的机动打击,迫使KMT投入更大的力量来连续的援救,最后导致KMT在机动中被逐个歼灭。中野控制大别山,是淮海战役胜利的源头。
仔细想一想,如果KMT放弃徐州跑路成功,5-60万部队依托长江以合肥为中心左右排开,手拉手的严密防守的话,说实话,以TG的兵力和资源,再怎么能攻,局面也就这样了。
铁定是个南北对峙,假如这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到现在大陆地区都是分裂的。
地理的困难,和人的抵抗所造成的困难,谁比较难?
记得住一点:
地理的困难总是相对容易克服的,因为地理的困难不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而人的抵抗,总是比地理的困难难以克服。他们是个相对的关系。
汉尼拔每次总是选择难以克服的地形,来避开敌人的抵抗。
他翻越比利牛斯山,又翻过阿尔卑斯山,又越过巨大的沼泽。
他一次一次都在克服巨大的地理困难,而不去面对他当面的对手。
由此他获得了巨大的机动性,从而把他的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
这才是他几乎将罗马逼入绝境的奥秘所在。
斯巴达克司也是如此。他纵横意大利本土两次。反复进出山区,视艰难的地形于无物。
他不到绝对优势,绝不与对手作战。
难不难?
难,你难,敌人也难。
恺撒争夺希腊难不难?庞培征讨塞多留难不难?难,但是他们必须去做。
所以,难不难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做不做。
不要谈什么难不难,只谈你做不做,很简单的事。
评价战略问题,很多人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谈的是啥东西。每一句话都是不同的标准。
他们的思路没错 ,因为付出就要直接获得,这是美国人的思路。也是比较主流的打法。
美国的战略学界,充斥着这种我付出10块,就要直接获得20块或者更多的的观点。
我付出了,我就要计算得到了多少。否则就是失败。这种战略观判断模式不是错,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是还有一种战略思路。而太祖决策不是用美国人的那种付出获得型的思路。是中国的传统战略观和评价体系。
用比较现代一点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英法学院派的战略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我付出多少,判断标准是你对应付出多少。我付出十块,你付出20块,我就胜了。
这就是付出代价型决策。
所以,和那些整条计较付出多少没获得什么的人谈这个是没意思的,因为对方根本不打算思考这个问题,只是批评。
用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另外一个体系,自然是怎么看怎么错的。
我付出十万人的代价,你对抗我付出20万人也许你最后把我赶走了。但是你比我对付出十万人。反复进行的话,那么我可以依靠效率,用比你少的本钱打倒你。
挺进大别山,就是这种决策思维的产物。所以,用付出多大代价控制住没有的标准去评价,自然是失败。
付出多大代价,控制住没有,这个标准是另外一个体系的,即付出获得型。
我付出十万人的代价,但是获取了一个地区的控制权,让你无法控制这个地区。那么我的付出我认为值得,所以我赚了。至于你付出多少,我不管。我只管我要获得的地方。
但是,如果这个结果用付出代价型的评价方式来判断,肯定是亏。因为你付出十万人,没有逼迫对方付出超过你的代价,你赚个P?
谈战略问题,一定不能离开体系。
用一个体系的准则去衡量另一个,怎么评价都是错,你就会发现对方处处是错,到处都是各种不应该。
所以,一定要记住,在军事上,所有的战略体系都是正确的,但是所有的体系都有自己的前提条件和背景,所以一定要注意分析背景,而不是用不同战略体系的标准,来互相衡量,不是一个平台怎么衡量都会觉得对方是错。
分析挺进大别山,就要从付出代价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才会发现奥秘所在,如果总是纠结付出多少人,损失多少装备,控制多少地方来判断,那是怎么都是错,怎么做都不对的。
可事实上呢?并非如此。
总是说中野怎么困难,没意义。
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三)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对刘邓出动后敌之对策的估计》: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陈谢:
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十师两个旅、七十九师一个旅及骑一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洛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便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