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上伟大的书画艺术大师-----泼墨大写意创始人徐渭
徐渭（1521-1593）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诗文、画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等称赞他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他画的《黄甲图》，峭拔劲挺，生动地表现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气氛。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天资聪颖，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然而后来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 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 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又曾“以利锥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还怀疑其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死张氏，因之下狱，度过七年牢狱生活。 后为好友张元忭（明翰林修撰）营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 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 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小时候非常聪明，二十岁考上秀才，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再升职。青年时的他充满积极的进取精神，希望能治理国家，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很有想法，曾参与过中国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斗争。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爱国英雄，曾为胡宗宪编写《献白鹿表》，得到明代皇帝的很大赏识。但后来因为某些政治牵连，他的精神深受刺激，蓄意自杀九次，自杀的方式令人吃惊。晚年的他命运更加困窘，画画成为释放自己内心情感的唯一方式，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才。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花卉，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简单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独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他的才能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中，他编写的杂剧《四声猿》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处搜寻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后来喜欢徐渭画的人很多，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来被世人称道。当然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
史载他“醉后专捡败笔处拟试桐美人，以笔染两颊，丰姿绝代。转觉世间胭粉如垢尘，不及他妙笔生花。”他的作品不拘于物象，能抓住其神气，用秃笔铺张，势如急风骤雨，纵横脾睨。他的大写意泼墨之势，继陈道复以后，更加狂纵，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清代朱耷、原济、扬州八怪中李（善）、李方膺都受其影响。数百年来势头未衰。在作品中，徐渭经常题诗题句，借题发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所表现的思想政治倾向多比较激烈。如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徐渭亦工书法，行书效仿米氏，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绘画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中年以后开始学画，擅长画花鸟，兼能山水、人物、水墨写意，气势纵横奔放。特长于水墨大写意花卉，工画残菊败荷，炉瓶彝鼎，皆古朴淡雅，别有风致。现藏南京博物院《杂花院》，全画有牡丹、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和竹等13种。情意所至，气势豪放。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技巧。“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表现出画家深厚的功力。在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给人以笔墨淋漓，赏心悦目之感。徐渭所绘山水，纵横不拒绳墨，所绘人物尤其生动。史载“醉后专捡败笔处拟试桐美人， 以笔染两颊，丰姿绝代。转觉世间胭粉如垢尘，不及他妙笔生花。”他的作品不拘于物象，能抓住其神气，用秃笔铺张，势如急风骤雨，纵横脾睨。他的大写意泼墨之势， 继陈道复以后，更加狂纵，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 意法的新途径。清代朱耷、原济、扬州八怪中李（善）、李方膺都受其影响。数百年来势头未衰。
在作品中，徐渭经常题诗题句，借题发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所表现的思想政治倾向多比较激烈。如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徐渭亦工书法，行书效仿米氏，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绘画对后人影响之深。
流传作品较多，故宫博物院就存有多幅重要代表作。如《墨葡萄图》，以独出心材的表现手法，自右上写葡萄一枝，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状物不拘形似， 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山水人物花卉》技法全面，表现出徐渭纵 横奔放的才华，把写意推向又一高峰，明代许多名家中，能如徐渭于绘事兼各科，挥洒自如，情景交融的，屈指可数。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每段画旁都题以诗句。成诗书画于一体，达到了交辉相映的艺术高度。
上海博物馆存有徐渭行书、草书、花鸟、水墨等20多幅作品。国内各大博物馆及国外也存有徐渭多幅作品。
徐渭一生不幸，坎坷不平，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他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 由于徐渭在画史中地位较高，当今收藏家都比较看重他的作品，1989年纽约佳士得拍卖的一幅《鸡冠花》立轴达到5.5万美元，以后卖的一幅精品曾突破30万美元，但几幅真假难定的作品则价格不高。
（1521年－1593年），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或署田水月，明代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他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也是晚明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徐渭天资聪颖，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而后来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他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禦史胡宗宪看中，於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他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因杀死妻子张氏而被下狱，出狱后已53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着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在穷困交加的境遇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在民间，徐渭最广为流传的是所做的对联，据《徐渭集》记载，他曾著有对联118副。其中所写出40字以上的长联就有12副，在明代几乎没有第二人，尤其是他最先突破百字长联，为绍兴开元寺大殿题的140字长联至今犹存。他还创作过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又著有一部最早记载南戏的重要文献《南词叙录》，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的书法独具特色，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又取法于米芾，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曾著有《题自书一枝堂帖》。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后人袁宏道、八大山人朱耷、郑板桥等，近代齐白石都是其书法的知音者和追随者。徐渭的国画也历来被世人称道，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複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加上痛苦的牢狱岁月使得他的诗文书画充满着不平与苍茫，被后人誉为大文豪、大怪杰。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徐渭：悲剧的一生使他登上了艺术的颠峰。
徐渭《墨葡萄图》
徐渭的《萄葡图》，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
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可看作是文入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作画状物不拘形似，仅略得其意，重在寄兴遣怀。此图将水墨葡萄与作者的身世感慨结合为一。徐渭
在画上自题诗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从中可得知此图作于五十岁以后，一种饱经患、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在徐渭笔下，绘画不再是对客观对象的描摹再现，而是表现主观情怀的手段。他又善于以草书之法入画，此幅用笔，似草书之飞动。淋漓恣纵，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自如充
分的结合。其画面上所呈现的那种乱头粗服的美，较之元代画家的逸笔草草，更具有一种野拙的生机力感。正如他自己所说： “信手拈来自有神”， “不求形似求生韵”。此图署款： “天池”，“湘管斋”朱文印。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著名诗人、画家、戏曲家和戏曲评论家徐渭的人格形态与创作心理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既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疯子",进步的时代思潮把他从封建科考的痴迷者塑造成为封建礼教的反叛者,不幸的人生遭际却逼得他精神崩溃,最终发疯发狂。对于徐渭的颠狂,过去人们总是更多地强调其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而相对忽略了它的心理学意义,忽略了作家人格的个体差异。探索徐渭心灵畸变的历程,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作家的生存状态对其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更加全面地认识人与文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徐渭本人的现实人格、创作心态和人生悲剧。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初字文清),别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他生前尽管才华横溢,文学艺术天份极高,在诗文创作、绘画、书法、戏曲创作以及戏曲评论领域内均有所建树,但由于自身既无显赫家世、功名爵位,又不喜攀附权贵、不善与人接交,加之"中被诟辱,老而病废",故在长时期内"名不出于乡党"[1],最终在寂寞孤独中告别了充满苦难的人生。徐渭逝世五六年后,明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袁宏道才于友人家初次见到徐渭的诗文集,读后大加赞赏,称为奇绝。正是经过袁宏道的大力推崇,徐渭的文名才逐渐远播,影响日大,褒扬之声不绝于世。一、奇异的人格形态徐渭在晚明享有盛誉,人们品评其为人,欣赏其创作,常常冠之以"奇"字,例如梅客生寄书袁宏道称① 徐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2],磊坷居居士所作《四声猿跋》曰:"徐山阴,旷代奇人也。行奇,遇奇,诗奇,文奇,画奇,书奇,而词曲为尤奇。"[3]纵观徐渭一生,为人处世之奇是以"狂狷"的人格态势体现的。他放纵天性,豪荡不羁,好饮酒,常于大醉之后狂呼乱叫,或凭借酒力吟诗作画;喜骑毛驴出游,雪中泥中皆能自得其乐;曾经头顶芭蕉叶在大雨中吟诗,也曾鬓角插着梅花赏雪;与人交往不拘礼法,为总督胡宗宪幕客,"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4]"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更有甚者,"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1]。徐渭的上述种种狂狷、奇异之举,并不完全属于个性特点的表现,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解放已蔚然成风,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大批离经叛道、率性自为的狂狷之士,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徐渭与风流放诞、疏狂玩世的唐伯虎,放言无忌、不拘形迹的李贽以及追求闲适、自称"余性狂僻"[4]的袁宏道一样,其行为都明显打上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不过,徐渭的狂与奇又与唐、李、袁等人有着鲜明的差异,后者不受拘束、悖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慕奇好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的潮流,而在徐渭身上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个人生理和心理病变的影响,狂放之中透露出病态的迹象。
徐渭在中年时期就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到了晚年病痛加重,饱受折磨,他本人在《海上生华氏序》一文中是这样描述自己发病时的情形的: 予有激于时事,病 甚。若有鬼神凭之者。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日数合,无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遍国中医不效。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也描绘过徐渭狂疾的表现症状: 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根据现代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断定徐渭所患精神疾病当是癔症,这是一种由心理因素或暗示、自我暗示而引起的疾病,表现为急起、短暂的精神障碍和身体障碍,病发时通常出现情感突然爆发并尽情发泄、哭笑、吵闹、扯头、撕衣、撞墙、打滚等症状[5],徐渭自己和袁宏道所描绘的现象正是典型的癔症症状。此外,徐渭的人格还存在着偏执型障碍,其为人敏感多疑,自负固执,与人接交时的狂放和对于富贵人士的傲视,均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明显带有偏执的特征。他多次自杀未遂,而导致其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其心理因长期警惕着外来的迫害而不堪重负,其生存危机感固然有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但不排除由于精神过度紧张而导致幻觉的出现,从而在主观上夸大了危机的程度,并导致精神的最后崩溃。徐渭对其后妻的贞操始终心存怀疑,同郡后辈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说他"为人猜而妒"。袁宏道也说他"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这些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因猜忌而杀人,这显然也不是正常现象,而是病态心理导致的恶果。从总体上看,徐渭不具有健康的心理状态,他的心理功能严重受损,不能有效地保持心理和行为的统一,无法有效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社会适应能力很差,个人心理持续处于应激、焦虑、忧郁等状态中,严重脱离现实,难以成功地胜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角色,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二、病态人格形成的原因造成一个人心理、人格变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生物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导致一个人心理、人格变态的生物学因素"是指遗传、体质、体型、神经类型、生理生化和免疫系统的特征等,它是因素群中最基本的因素,是心理学因素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所作用的物质承受者。
[5]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全面了解徐渭的生理状况,不过,以下几点情况大致可以确定。第一,从现存有关徐渭父母及其兄长等家人的史料记载来看,徐渭的家庭应当不具有精神病的历史,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遗传的可能性,那么,造成徐渭生理和心理病变的原因主要或全部来自于后天。第二,长期贫困潦倒以及缺乏规律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徐渭的身体健康。科场的失利使他30刚出头就头发变白,又由于不事生业,治家无方,故晚年常处于"苦饥亦难支"、"尽日长苦饥"的困窘之中,从徐渭的诗作可以看出,为了维持 生计,他经常变卖家中值钱的物品,如书、画、剑、貂、磬等,加之饮酒过度,常常是酩酊大醉,这一切都有悖于养生之道,使徐渭不可能具有一个健康的肌体。早衰多病的体质承受外来压力和打击的能力相对较差,而且生理的某些病变还会引发某些精神疾病的产生,例如"去甲肾上腺素与甲状腺素两者的相互作用则可能导致抑郁症和躁狂症"[6],而徐渭身上就有躁狂症的表现。第三,徐渭的现实行为表明,其神经系统兴奋活动强于抑制,在神经过程中明显地表现了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特点,而这一点决定了徐渭的精神疾病类型属于躁狂而非抑郁。研究一个人病态人格形成的原因,必须充分注意到其心理学方面的各种因素,包括他早期和后来的生活经验与人格发展情况,以及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情绪倾向、动机系统、行为习惯、智慧特征、信念和人生观等,因为心理学因素虽然是在生物学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时刻给予生物学因素以深刻的影响,同时,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一般也必须通过心理学的因素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重点分析徐渭病态人格形成的心理学因素。徐渭是被生命的痛苦逼疯的,他的颠狂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痛苦中挣扎的特殊表现。
徐渭的一生是充满不幸与痛苦的一生,这首先表现在他被剥夺了应当从家庭里所获得的基本安全感和血缘归属感。在中国古代伦理文化背景下,家庭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是巨大的,而徐渭却没有从自己的家庭中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当他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就因病去世,可以说徐渭从来就没有感受到父亲对一个人生存与成长的巨大作用,父爱的过早失缺使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了缺少安全感的状态之中。徐渭的生母是其继母苗宜人的伺女,卑微的家庭地位剥夺了这位弱女子抚养亲身儿子的权利,徐渭是在继母的抚养和教管下长大的,在徐渭十岁那年,由于家庭生活的贫困,徐渭的生母和一批仆人被继母驱遣出了徐家,这一事件给徐渭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尽管苗宜人由于自己没有生育而对徐渭疼爱有加,并在家庭内部的争斗中给予了保护,可这并不能消除儿子被夺去生母的内心痛楚,更何况继母又在徐渭14岁时不幸病逝,徐渭从此失去了那个家中仅存的一点爱。徐渭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都比徐渭大20岁以上,对于年幼的弟弟,兄长们并不存爱怜之心,徐渭成年后在回忆兄弟关系和自己当年的处境时这样写道"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不无辛酸与悲愤。徐渭这种缺少亲情抚慰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显然不利于其健康人格的培养,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衡量一个人的心理、人格是否健康,主要是看个人是否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生活在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中,从小就被剥夺了愉快的情绪体验,出现"情绪饥饿",那么,他的心理就难免发生畸变,要么变得顽固、冷酷、残忍,要么变得孤僻、怯懦、抑郁,产生与人正常交往的心理障碍[1]。
徐渭性格暴躁,不善与人相处,在家中他嫌弃辱骂自己的继妻,在胡宗宪幕中,"或以睚眦中伤人"(《绍兴府志o序志》,其性格的缺陷与以后出现精神疾病都与他的早年经历和人格发展状况有着直接关系。徐渭的不幸还表现在他几次婚姻的失败。徐渭先后结过四次婚,其中两次都是因为生活贫苦而入赘妻家为婿的,无法自己作主的生活,寄人篱下的感觉,对于封建伦理社会中的一个成年男子来说,无疑意味着屈辱,标志着人生的失败。虽然他与第一任妻子潘氏感情甚好,可是这仍然无法抹去入赘带给他心灵上的阴影,更何况两人结婚仅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了,这无疑又加重了徐渭心灵的创伤。由于妻子的去世,他失去了继续在岳父家立足栖身的依据,又由于入赘妻家,他被夺去了继承徐家产业的权利,当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相继去世后,徐家的老屋在一场诉讼之后被族人占据,一无所有的徐渭彻底丧失了家庭归属感,被整个家族抛弃的他,生命被置于飘泊无依的状态。中年以后,徐渭在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婚姻后娶回了张氏为继室,在形式上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是他并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性爱的幸福,婚后一直怀疑妻子不贞,长期生活在猜忌与不安之中,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最后终于在暴怒中将妻子击杀。为此,他入狱达七年之久。通过对现存资料的分析,徐渭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徐渭对继妻的怀疑是无端的,是其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他的杀妻惨剧也是"由他的妄想信念和由此出现的幻觉引起的"[8]。我们基本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认为有必要指出,是徐渭早年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缺少爱的体验使他对别人既缺少爱心也缺乏信任,他对妻子的怀疑和虐杀充分暴 露了这一点。
徐渭的人生不幸更表现在他步入社会后始终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根,其社会归属感同样被无情地剥夺。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古代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走读书做官之路,将进入仕途、获得一官半职视为人生价值的确证,被统治集团接纳是众多走出家门的文人梦寐以求之事,因为他们可以由此获得一种社会归属感,并满足自己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过,由于社会制度和个人条件的诸多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愿以偿,绝大多数士子都将不幸成为统治者的弃儿,徐渭则正是这不幸队伍中的一员。不容置疑,徐渭读书的天分很高,陶望龄说他"性绝警敏,九岁能属文。年十余,仿杨雄《解嘲》作《释毁》。"成年以后,徐渭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自称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可以说在这些领域以及戏曲创作方面都具有较高的造诣。可是这样一位才子却在科场上屡屡碰壁,从20岁到40岁,他先后九次参加考试,20岁考秀才名落孙山,后经苦苦哀求,特许复试,勉强上榜,被录取为县学生员,以后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他连考八次,每次赴杭州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徐渭屡败屡考的现实行为,我们显然不能仅仅用官迷心窍、中毒太深来加以解释(当然不应排除这方面的因素),联系徐渭的处境和性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科考场上的执着与不懈,很重要的一点是受摆脱生存危机、拯救自我的内在动因的驱使,应该具有抗争的意义。徐渭自负其才,自视甚高,自然不满现实处境,他将自己比作大鹏、鸿鹄,其诗曰:"大鹏奋南徙,岂为北海龙?"(《入燕》)"总余燕雀姿,而怀鸿鹄谋。所志贵振刷,焉能守隅丘"(《蒋扶沟公诗》),"安得秦时人,化作大鸟飞?"(《寄莫叔明》),始终不甘沉沦,强烈地渴望着拥有展翅高飞、搏击长空的一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实观自己的理想,才能证实自己的才华,也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为此,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苦苦追求,殚尽心力,以致于32岁时便毛发就衰,鬓角全白,可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辛苦的奔波。面对一次次残酷的打击,徐渭有过牢骚与怨愤,"十竭九不荐,那能长作儒?……风雷亦何恨,只是恼凡鱼",他的一腔热血逐渐冷却下来,直至晚年终于彻底看清了科场的黑暗,真正认识到导致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女状元》),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正出于他对自己人生悲剧的经验总结。
徐渭的科举梦醒了,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心交瘁,健康受损,而梦醒之后,又被一种巨大的悲凉和绝望所包围。功名未就,年华不在,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全部心血付之东流,当他站在明太祖的陵墓前反思自己时,不得不证实自己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抛弃这一残酷现实,"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痛苦的呻吟中包含了多少人生的辛酸与无奈!当徐文长发现自己的确不属于这个社会,不属于这个朝代,甚至不属于这个世界时,便被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出现,对于徐渭的生命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位一度大权在握、威震东南的朝廷重臣给了徐文长施展才能的一席之地,初步满足了徐文长实现自我的需要。在徐渭科场失利、婚姻失败、家园失落、人生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负责浙江一带抗倭斗争的胡宗宪经过数次征召,将他召进了幕府,奉为上宾,宠礼有加,不仅不计较他的无礼举动,而且对他言听计从。据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胡宗宪不但给了徐渭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且还给了他机会和希望。徐渭在承担胡府大多数文字应酬工作的同时,还参与和谋划了多次抗倭战役,"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2],这一切昭示着徐渭命运转机的到来。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朝廷的政治斗争导致权臣严嵩失宠下台,胡宗宪受到牵连,先被罢官,后遭逮捕,最终死在狱中。胡宗宪的被捕给徐渭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第一,徐渭自我实现的愿望由此化为了泡影,精神无处寄托,重新坠入深渊的感觉使徐渭的心绪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尽管徐渭并不甘心长期充当一名刀笔小吏,正如他在《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一诗中所言"帏中幕下岂所志,有托而逃世莫知",但是,胡宗宪毕竟对他有知遇之恩,使他度过了人生最为光彩的岁月,因此,他必然会对胡宗宪的被捕作出强烈的反应。第二,徐渭在失去胡宗宪的庇护之后也彻底失去了自身的安全感,其心理一直处于惶恐惧怕的状态之中。徐渭在胡幕中曾经起草了大量的为皇帝和权贵们歌功颂德的文书,其中包括给严嵩的,因此他害怕朝廷 的追究。另外,由于往日盛气凌人,树敌结怨太多,当背靠的大树倒塌之后,他又害怕小人的报复迫害。为了避祸,徐文长开始装疯,由于其精神不堪重负而彻底崩溃,最终他真的疯了。
徐渭的精神病变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患病前,由于心理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焦虑、紧张的状态,其行为通常会出现失控的现象;患病以后,躁狂症虽然在一次又一次发作之后得以控制,但始终无法根除,故精神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躁狂的状态中,其人格也必然会显示出一些不正常的形态。徐渭在临终前为自己作年谱,取名为《畸谱》,这表明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心理与人格的与众不同,"畸"既可以视为离经叛道,遗世独立,也可以表示生理和心理的病变。对此,我们在研究徐渭的文学创作时,必须给以充分的注意,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理状态与人格特点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创作。三、病态人格与文学创作在现实行为的层面上,徐文长狂放嚣张,任诞不羁,给人以一种"热烈"与外向的感觉,然而,当我们通过他的诗歌走进他的心灵深处时,分明还感受到了"阴冷"与深沉的另一面。在这一点上,徐渭与李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社会归属感被剥夺,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无法满足,长期失去愉快的情绪体验,徐渭和李贺一样,心理出现了孤僻、感伤、抑郁等情绪饥饿的症状,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李贺主要是通过诗歌创作来获得心理补偿,在虚幻的神鬼世界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徐渭则有所不同。他一方面以狂放怪诞的行为方式向整个社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努力地表达着个人的不满与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文艺创作来书写内心的愤激,证实自己的价值,并讴歌理想的人格形态。徐渭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这既是导向精神障碍的心理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心理特征和创作个性的来源。疯子的躁狂与文学艺术家的激情有时也会有相通之处,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艺术界里不乏例证,中国当代一位作家这样说道:"徐渭发病时用铁钉猛扎自己的耳鼓,很容易使人想起梵高发病时将自己的一只耳朵割下来送给心爱的女人。他们都属于那种一旦激情勃发便完全不能遏制的艺术天才。"[9]毫无疑问,徐渭属于那种情感丰富、性格偏狂的文艺家。他目空千古,独立一时,受内心激情的强力驱使,他常常以"啸歌"的方式抒写孤愤,或哭或笑,不拘一格,任意挥洒,文无定法。
徐渭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压迫,痛苦与愤怒使他的心理长期失去平衡,由是便获得了一种心理学家所说的"缺失心理体验"[10]。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作家一旦获得了随机性的艺术触发,便可以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创作动力。徐渭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化为充满激情的呐喊,他要在呐喊中解脱痛苦的折磨,寻求心灵的平衡和精神的升华,此时,给他带来生理痛苦的躁狂可以赋予他一种自发的和自由的抒情能力以及强烈的创作冲动,从而使他的作品能够揭示出文艺创作的本质。徐文长笔下出现了众多的狂人、奇人形象,其中有"举觞白眼望青天"的袒腹卧松者(《画袒腹卧松者》),有"不醉亦骂坐"的友人形象(《哭王丈道中》),有湖边沙际"一丝不挂任天真"的老人(《弩子歌赠汪山人》),有"醉卧人家楼上床"却"从来不乱雌雄匹"的高人(《握锥郎》),有"雄才似木兰"的西北妇,更有女扮男装或沙场建功或科场扬名的雌木兰与女状元以及击鼓骂曹的狂狷之士祢衡(见《四声猿》)。这些人物一般都具有不受礼教束缚,任情而动,超凡脱俗的人格特点,其行为都显示出反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与徐文长属于同一类型。现实生活中的徐渭本身就是一个"生平见雪颠不歇"、"是夜沿门乱呼酒"的"颠子"与"狂人",他的颠狂举止是他用以发泄内心不平之气的特殊方式。与此相对应,在文艺创作上他喜欢选择狂人、奇人形象加以表现,同样是为了寄寓自己满身的狂气和满腔的激情,所以,在描绘上述形象时,笔尖始终贯注着一股强烈的不平之气,时而为他们的奇情异行大声叫好,热烈称颂,时而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悲伤不已,毫不掩饰自己悖离传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四声猿》是一组为徐渭赢得文坛盛名的杂剧作品,其中包括《狂鼓吏》、《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这四个短剧。《四声猿》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语言手法,都显示出"奇"的特色,徐文长借古喻今,借人说己,借狂发愤,指驴为马,寓庄于谐,牢骚之气,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前人评价此作,或曰:"《四声猿》之作,俄而鬼判,俄而僧妓,俄而雌丈夫,俄而女文士,借彼异绩,吐我奇气,豪俊处、沉雄处、幽丽处、险奥处、激宕处,青莲杜陵之古体耶?长吉庭筠之新声耶?腐迁之史耶?三闾大夫之骚耶?……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 亦无不可。"[11]或曰:"渔阳鼓快吻于九泉,翠乡淫毒恨于再世,木兰春桃以一女子而铭绝塞、标金闺,皆人生至奇至快之事,使世界骇诧震动者也。"[11]这显然都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进行分析和加以评论的,所言虽然都充分肯定了《四声猿》的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但是也都忽略了作品组合上的一些不大正常的地方。《四声猿》的确存在着令人费解之处,例如其中剧与剧之间,单剧与总标题之间,明显缺少应有的逻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