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霸凌了谁 网络霸凌

—— 张悬事件反思之三

张晓舟今天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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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为张晓舟先生“张悬事件反思”系列评论之三。前两篇为《“小清新”统一大中国》及《小清新红卫兵》。点击作者主页查看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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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悬事件中学到一个词:霸凌。

查了一下,有一个来自台湾的解释指出“霸凌”一词起源于大陆,是音译自英文“bully”一词,指恃强欺弱。但我从未在大陆媒体和书籍上见过这个词,也未在日常会话中听过这个词。至少对我来说,这个词是新鲜的、来自台湾的。我是在张悬事后发布的那篇长微博中看到这个词,有人批评她(在曼城现场)“霸凌”了那位说“No politics today”的女生,张悬对此进行了申辩。

霸凌最初被用于说明一种校园攻击性的行为,但早已不局限于校园而得被广泛使用。在社会文化理论层面,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霸权”,关于权力与控制,在日常生活层面,“霸凌”比“欺负”“欺凌”显得更有某种霸气。

霸凌一词还有一个延伸词:性霸凌。意指由于性别歧视而产生的霸凌,一种隐性暴力。用霸凌甚至性霸凌这个词来探讨大陆与台湾、以及与香港的关系会很有意思,会涉及到性别角色和性别歧视,与极权国族主义的隐喻关系。在“大陆主体”的叙述中,要么将自己等同为祖国母亲(所谓“回到祖国的怀抱”),要么天经地义地自我设定为男性,而台湾和香港当然是充当了女性角色。崔健为香港回归而作的《超越那一天》,便是将大陆与香港比喻为兄妹——刚刚发现刚刚找到的妹妹——并因此引发了儿子对祖国母亲的一系列质问,以及自我质问。

在讨论《超越那一天》之前,我想先分析一个极有代表性、但远远没有那么出名的文本。时间背景也是香港回归之前,那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杨腾佑的一篇精彩的游记或者说散文,叫《漠河之旅》,讲述的是1997年2月,他和陈升、刘若英等一行去黑龙江旅行的故事。陈升最著名的歌之一《关于男人》的作曲就是杨腾佑,文中也写到二人在一路上弹唱这首歌。

去漠河的列车上,杨腾佑跟一位大陆男人和一位大陆女人分别有这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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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一)

“打哪儿来的?”问的是一个满脸胡渣的痞子。

“台湾!”有点不想理他,却又不得不回答。把头一转,将目光移向窗外。

“台湾?别太骄傲了。等我们拿下香港,下一个就是你们了。”

#◎☆▲※……什么嘴脸??

“欢迎光临!”我冷冷地回答道,不知该用什么逻辑与他交谈。

空气凝结在零下20度的意识形态中。

对话(二)

“先生,你打台湾来,一定知道我这皮包的牌子,你瞧,这是不是名牌啊?”

问的是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孩。满身廉价的香水味,手上拿着一个有只鸭子图案的小皮包,粗糙的材质,过于光亮的皮面,落伍的款式,唉……

“是啊,这是名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上帝,原谅我的说谎……

耳里一直听到坐在身旁的一位男士,对着他的大哥大说:“怪了,我这手机为何老不灵光?”

谁霸凌了谁 网络霸凌
空气凝结在零下20度的无厘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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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20度的意识形态和零下20度的无厘头。这两个普普通通的日常对话情景极为生动地暴露了吾国现实的二重奏:一个是雄性荷尔蒙过剩的极权国族主义主体,痞子式的霸凌其上;另一个则是阴性的、不发达的、自卑的现代消费主体,急需通过来自发达地区的他者的鉴定来消除自卑,获得自我认证。

时间又过去了十六年,大国崛起之后的大陆人作为现代消费主体,其自信和实力已经得到很大提升,已经不需要——至少是不太需要——来自台湾或香港的鉴定者。这个强大之后的消费主义主体可能有助于缓解极权国族主义的戾气,但也可能为极权国族主义撑腰,比如在香港奶粉事件中,我就见过这样的叫嚣:“牛逼什么?不就奶粉吗?你们要吃奶还不得吃我们的奶?”

大陆的男性主宰在此又一跃以祖国母亲自居,以祖国母亲的母乳自恃。这让人联想到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那个杀人狂精神分裂为两半,一半是自己,一半是自己的母亲。

但在《超越那一天》中,母子关系分清了,儿子向母亲倾诉和抱怨妹妹的突然出现。《超越那一天》中的祖国母亲形象受过凌辱但也具有凌辱别人包括子女的家长的威严,其本身也是分裂的,而在《我爱你中国》之类的红歌中,祖国母亲是永恒的圣母形象。

这首歌收录于台湾滚石旗下的魔岩厂牌为香港回归而推出的一张两岸三地合辑《七月一日生》。这是一张很有大中华企图心的唱片,而有趣的是,七月一日并不仅仅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专辑文案指出:许愿的时刻。这是一张无关政治立场的合辑。在音乐的国度里,是不用护照的。所谓“无关政治立场”,介乎那位女生的和张悬的“这不是政治,这只是一面旗子”之间,介乎自欺欺人和小心翼翼之间,专辑中有的歌确实属于无聊的乡愁烂调和爱国八股,但《超越那一天》确是一首经典的政治歌曲,这张唱片中差不多只有这首歌,是单刀直入直面和探讨香港回归这个政治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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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有一天你突然回来站着

盯着我半天然后跟我说

说我有一个亲生的妹妹还活着

我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

我焦急地等待着你继续往下说

可是你却开始保持沉默

你从来不让问你可刺痛你的问题

因此我只好默默猜测

你说有一天她将永远的回来

并且认我做她的亲生哥哥

这一切我虽然感到特别突然

可我也似乎在梦里见过

我没有问你我妹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

也没有问你她怎么样的生活着

我更愿意想象她是美丽和性感

就象我在梦中见过的那个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你为何如此冷酷

为何对我如此的严格

因为你想让我超过那个伤害你的人

而不象你曾经的那样软弱

我没有张口问你的另外的原因

是我比你想象的更加敏感

因为这么多年来你承受的是耻辱

而我积累的就是叫喊

妈妈这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特别需要你真正的理解

我曾经相信过我们的血缘关系

能够完全的解释发生的一切

当我经历了若干次的苦难后

我发现了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就是越长时间的误解将会带来

越出乎预料的演变

恐怕那一天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生活将有重大改变

等待那一天等待那一天

等待着我的妹妹回来的那一天

你真正的了解我那没见过的妹妹

或是真正的了解我吗

如果我们之间突然的发生了爱情

你将会怎么样的处理呢

妈妈我对不起你如果我的疯狂将会

给你带来什么不舒服的结果

我不知是为了什么还没有见到妹妹

就已经开始爱上她了

她会真的尊重你吗

她会真的看得起我吗

如果你要是真的生起了气

她会真的象我一样害怕你吗

头几年亲热劲儿过了后产生了矛盾

我们还会真的互相爱吗

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想要分开

你让我到底跟谁走呢

妈妈妹妹回来的那天将是一个机会

超越那个传统的家庭观念

你知道多年来你关闭了多少感觉

为了你那堂堂家长的尊严

我一直想试着帮你把这问题解决

可你却很少给我机会表现

我开始怀疑你那把握公平的能力

因为我这么努力你居然看不见

妈我的心中有一些委屈想要发泄

甚至表现在高兴后面

我没有为了生存而妥协

是因为你的存在和努力的改变

如果爱能给我力量我将会感到轻松

甚至能忘掉所有的危险

如果恨起了作用那我只能伤感的去回忆

并且默默度过那一天

度过那一天度过那一天

默默的伤感的过度那一天

超越那一天超越那一天

轻松的简单的超越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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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后来经常是崔健的压轴曲目,请一帮美女或非美女上台跳舞,也成了老套的保留节目。但在香港或台湾请本地辣妹上台群魔乱舞,显然要比在大陆合适多了,尤其是在香港,因为这歌本来就是唱给香港妹妹的。这首乱伦焦虑下的兄妹情歌,成为大陆与香港关系的绝妙隐喻,虽然这个比喻有其局限,但确实提供了一个九七前从大陆视角,对大陆与香港关系的一种想象和预言。然而它在崔健作品中流传度和影响力有限,《七月一日生》当年有盗版但不太多见,直到2005年崔健才把它收进专辑中(《给你一点颜色》),但这也实在太晚。

崔健的说唱一个字咬碎另一个字,也咬碎了自己——一个在惊喜、甜蜜、焦虑、恐惧中茫然分裂的哥哥。别人的hip-hop是用来宣泄和抒情的,而崔健还迫使你思考,像一把刀子一样“刀逼刀”,而最后老崔那一声声“嘿!嘿!嘿!”的煽动显得笨拙而悲壮,美女辣妹的群魔乱舞解放了这首过于沉重的歌,却也多少稀释了这首歌。有多少人会听清歌词捉摸歌词,接受到这首歌的哪怕是有些暧昧不清的信息?一切是如此嘉年华,以至于“默默的伤感的度过那一天”这一句多少被掩盖了,委屈、伤感、恨——这几个字眼也被忽略了。

光明的尾巴掩盖不住焦虑和恐惧。达明一派的《讲嘢》就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它写于当年中英谈判胶着而香港政治前景未卜的时候,崔健用兄妹来比喻,而达明一派则通过周耀辉的词,不单道出专家和政治家的分歧,还用情侣或夫妻吵架来形容双方的冲突,而“快要分家”至少表明,彼此还认可是一家人。

我说话/你说话/各有偏差

你说话/我说话/各有废话

我说话/你咒骂/斗气冤家

你也说话/我也咒骂/快要分家

我说话/相当不差/似个专家

你说话/永无花假/似政治家

当初分开终得见你/当初不得不想见你/你要再续未了缘

当初将今生依靠你/当初不得不依靠你/你要扮成是我至尊

当初一心想归向你/当初不得不归向你/你说结合是志愿

当初终于肯相信你/当初不得不相信你/你说未来没有苦酸

求日后互相见谅/求万事尽量要礼让/谁料现在竟然变样

基础基础实在实在怎么样/基础基础实在实在不清楚

本应本应双方双方怎么样/本应本应双方双方不相称

发觉发觉现在现在怎么样/发觉发觉以后以后不快乐/发觉发觉现在以后怎发落

应该要/摊开一点/说话想点

应该要/坦率一点/你话要点

终于要/摊开一点/我俩想点呢

终于要/坦率一点/以后要点

搜了一下百度,对“崔健《超越那一天》在讲什么”这一提问的回答居然是:把台湾当作妹妹就明白了。香港,变成了台湾。

但台湾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超越那一天》也好《讲嘢》也好,都无法套到台湾头上去,因为部分台湾人并不认同和你是一家人。而张悬事件表明,不分蓝绿将台湾人视为铁板一块一律视为台独的大陆青年人多如牛毛,对他们来说,“台湾”只是对一个有待“统一”的分离地区和族群的统称,用一个在网上流传了好几年的蔑称就是:湾湾。

假如说达明一派《讲嘢》道出吵架分家的焦虑,《超越那一天》则表达了兄妹乱伦的焦虑,那么将台湾称作“湾湾”,多少就有点性霸凌的意味。

于是,当崔健将《超越那一天》的美女辣妹压轴节目原封不动照搬到台湾的时候,就发生了严重的误读。2011年10月,我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做讲座,在讲座过程中我不得不一再改变原来的讲授思路,因为大部分学生们不只是对大陆音乐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是对大陆社会几乎一无所知,你不得不用对话交流的方式取代单向的讲授。在场的约40名学生基本没人去过大陆,有一位在台北livehouse看过carsick cars等大陆乐队,另一位则看过崔健2009年在legacy的开幕演出,她是研究生,学养显然明显高于其他在场学生,于是我问她对崔健演出的看法。她说不太喜欢——

“因为他请一帮辣妹上台跳舞,搞的跟统战似的,要收复台湾酱紫。”

崔健访台是必须有国台办批准乃至派人亲自“护驾”的,他可能不便在现场多做交流,结果就是那些只想“just have fun tonight”的辣妹嗨爽了,而像这位政大女生这样想多探究点什么的观众,却竟然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误读。这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严重不了解不信任,台湾辣妹被崔健喊上台一起狂舞的嘉年华时分,才会唤起了这样一种类似台湾被”性霸凌“的焦虑和反感。

在政大讲座上,我还放了左小祖咒专辑中那首《我的儿子钱云会》,借此说明“到阎王殿递京状”的戏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没想到在场有一位陆生,后来在我微博上留言说,他听歌的时候哭了,他说他想到了中国的现实,也想到自己受到有些台湾同学的歧视。

后来请教了在高校任教的台湾朋友,他们说这种歧视陆生的现象少,但肯定还是存在的,他们担心的是,台湾的大学生甚至教师对大陆根本不关心,不想去了解。一方面是对政治主体的反感,一方面是对苦难现实的规避,更多的或许还有对政治的厌倦。我的台湾朋友说,张悬事件在台湾的反响很有限,远远没那么多人关心。



(资料图:歌手张悬。图片来自网络)

台湾著名DJ马世芳曾经说他被《我的父亲钱云会》震撼,同时也庆幸自己生活在台湾。杨腾佑和马世芳一样属于热心且身体力行的两岸音乐使者,但他在那篇《漠河之旅》中也有一段真实的剖白,说的是在哈尔滨——

“中央大街,笛声还未能从我脑里散去,接目而来的,竟是一位不穿上衣跪在街头的汉子。天啊,零下14摄氏度的寒冬,只见他不断地用拳头拍打自己的身体、胸上,在他身上,有着一块块被拍过的红斑,而鸡皮疙瘩,就像崎岖的碎石路洒遍了全身。在寒冷的北风中,一个颤抖的身躯,带着求生的原始意念,骄傲地不肯倒下。我不敢多看他一眼,总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过客,是没有资格去打扰他的生活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胸怀去关怀这整片黄土是怎么了,只想,赶紧逃回千里外那片孕育我的泥土上……这算自私吗?”

我的政大讲座上,台湾女生和大陆留学生的不同反应,充分表明:霸凌是双向的,两岸的心理鸿沟远比想像的大,张悬事件不是什么导火索,而仅仅是其中一个事例,一个小小的后果而已,没有张悬事件发生,也会有别的事件发生,或许还是更大的事件。

在这篇关于“霸凌”的文章中,我从张悬事件延伸开去,在对两岸关系的讨论中引入了香港。崔健的歌只预见到“头几年亲热劲儿过了后产生了矛盾”,并没有预见到乱伦之爱现在也会演变成愈演愈烈的性霸凌。有一位在香港留学的陆生在我微博留言,说有一次一位港人用英语骂他:fuck you chinese。

然而假如仅仅把霸凌问题演化为政治控诉,对于我所说的“小清新红卫兵”的批判,那还是简单化了。在强调大陆男性极权主体对所谓“湾湾”的性霸凌的同时,不妨反转到另一个同样尖锐但没有得到同等重视的问题:台湾反过来对大陆构成的霸凌。张悬针对那位女生(尽管张辩解说并不是针对她)的态度和长篇大论,让很多大陆青年人感到某种屈辱、某种失去话语权的无力感,似乎他们就活该接受张悬的再教育。没错,他们当然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是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如此质问我:“我们是不懂什么蓝绿,是不懂什么民主自由,但我们就活该被骂成五毛,被你们台湾公知歧视吗?”

他误以为我是台湾的。他这番质问,可能是此次事件中对我最有触动的话。

首先,五毛和公知是相互塑造的、相辅相成的,但“五毛”和“公知”作为两大网络身份符号,被无所不用其极地、简单粗暴地用于一切公共话题,导致这两个词一旦出现,交流就必然失效。其次,所谓“台湾公知”和“大陆五毛”,这一更为简单粗暴的身份对立,多少体现并继续催化一种“民主的霸凌”。

大陆制造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台湾民主的图像和想象,一种当然就是官方媒体乐于渲染的“台湾民主乱象”,它诱导你得出台湾民主是伪民主或坏民主的结论;而另一种则是由公知在媒体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对于台湾民主的竭力美化,有的已经到了天方夜谭、令台湾人听了都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后者批判前者当然不失启蒙之效,但可惜的是它提供的往往也是一个同样有欠真实的台湾,一个一厢情愿的台湾民主神话,而参与这一民主神话建构的公知意见领袖往往也是“民国控”,喜欢美化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乃至俨然成了“国粉”(国民党)。

所谓“民主的霸凌”,本文不便也无力深入解析。只是尝试先指出问题和提出问题。

首先,不论是官方还是民国控,对台湾的认知都遵循了大中华的家国叙事,“台独”都被忽略和排斥,从张悬事件可以看出,关于台独,无数大陆人只知道这两个字,其余一无所知。

另外,民国控设定了一种严密而机械的线性历史观,一边寻找失去的传统,寻找1949年之前的民国范儿或民国精神,一边将台湾视为大陆的未来——未来的理想民主镜像。陈丹青说过:共和国应该向民国鞠躬,而很多公知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尊台湾为师。这种线性的单向的历史观,以及非此即彼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无视中国社会当下的基本现实:它经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杂交而诞生、发育、膨胀为一个越来越无法用任何主义去描述和指引的摩登杂种,魔幻杂种,这艘中国梦幻航母已经难以驶入一条狭小的历史航道。这是在小清新历史观之外的,大混沌。

2008年夏天,奥运会之前两个月,我第一次去台湾。在台北,被陈升带去一家叫做“放牛班”的餐馆,在那儿的墙上第一次看到“中华民国版”的世界地图,第一次目睹“中华民国”自认的在世界上的辽阔版图。“放牛班”不远有一间“毛主席的店”,兜售红色奇观和文革酷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汇入消费主义潮流。那么,消费主义统一大中国,还是民主统一大中国?

我不算无政府主义者,但在由张悬事件引发出来的似乎充满了家国情怀的系列文章最后,我要强调:一切,最终都必须归结到独立的个体,尊重个体的选择,包括“去国族化”的选择。

“大中华”,只是一种香烟,而“统一”,不过也是一种方便面而已。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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