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 —— 白话解析《论语》
2: —— 论“中和之美”
3: —— 浅论李煜后期词的“哀而即伤”
这是孔子对《诗经?关睢》的评论，反映了他的一条重要的文艺批评原则，即中和之美。
语出《论语?八佾》：“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朱熹《诗集传序》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孔安国、朱熹的解释附合孔子的原意。孔子认为，《关睢》是一首写男女情爱的诗，写哀伤则寤寐反侧，写欢乐则琴瑟钟鼓，极尽哀乐之种种情状，而又符合儒家的礼义道德，没有涉于淫荡、伤害和正灾害弊。这不单是对一首诗的评价，也反映了孔子的一个重要文艺思想，即在艺术理论上他主张中和之美。
孔子对《诗经》的总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一敝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孔子看来，《诗经》、的思想内容，写男女爱情的诗不涉于淫荡，揭露统治阶级罪行的怨刺诗也不直切激烈，至于那些歌颂统治者文治武功、反映剥削阶级意识的诗作，就更是“无邪”之作了。这和《礼记?经解》中记载的孔子说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孔子评价《诗经》的思想内容标举“无邪”、“中和之美”批语原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切合《诗经》的真实面貌的。《诗经》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即有劳动人民的作品，反映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生活和利益，又有统治者的作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既有描写男女爱情的诗篇，也有揭露、讽刺统治者罪行的诗篇。在思想内容上这样不一致，甚至对立的作品，怎么能用一句“思无邪”，用一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概括评价呢？其实，许多写爱情诗的诗，就不是“乐而不淫”，那些怨刺作品如《硕鼠》、《伐檀》等，本来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深刻、尖锐地揭露。因此，中和之美的批评原则，其阶级局限是很明显的。
中和之美的文艺批评原则是孔子哲学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的保守观点在文艺上的反映。孔子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鼓吹文艺要事父事君，为统治者服务。他承认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又要掩盖诗歌中反映阶级压迫的事实。他承认爱情诗的价值，又高喊不能涉于淫荡。总之，孔子要把文艺纳入他规定的道德标准，于是便倡导诗教，提出中和之美的批评鉴赏原则，使文艺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乐而不胜地，哀而不伤”中和之美的批评原则，也有合理的因素，它承认文学要反映人们的哀乐，承认文艺对社会的作用，以及对统治者的批评。这种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诗序》对《诗经》的大部分篇章进行穿凿附会，改变了诗篇的本来面貌，这种歪曲显然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和之美的批评原则，要求去泰去甚，防止过与不及。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文心雕龙?辨骚》），这种辨证思想和中和美的原则也有渊源关系。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白话解析《论语》
【原文】
子曰：“《关雎》①，乐而不淫②，哀而不伤。”
【注释】
①《关雎》：《诗经》的第一篇，写男主人公追求心上人的忧思，并想象追求到以后的快乐。②淫：不局限于现代仅指性行为的狭义，而取广义的解释，即过度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感。”
【读解】
孔子对《关雎》的评价，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也就是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再进一步深究，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庸其至矣乎！”
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道学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乐”与“哀”的合法地位，只不过要求“乐”与“哀”都不过分，都有所节制罢了。
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对现代人来说，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寻找强烈刺激，追求“过把瘾旧死”的生活，哪里还有什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涵养呢？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吧。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中和之美”
“中和”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和之美”是儒家美学的特定形态。孔子继承了周代思想家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无一文，味无一果”等“中和之美”的观点，讲“中和”作为君子处世的总原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虽然没有直接以“中和”论艺，但在赞美《关雎》时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显然是“中和“原则在艺术上的运用，中和实质上指的是文艺和美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就是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在各对立因素，使之彼此之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从而使文艺达到一种适当、恰到好处的理想境界。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被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者称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在《论语》中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关睢》这首诗中，当君子向淑女求爱不成时，感情悲哀，但不过度，仅仅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而已，无害于中和，这就是“哀而不伤”。当君子求得淑女，准备迎娶时，感情欢乐，但也不过度，仅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亦无害于中和，这即是“乐而不淫”。总之，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要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达到情与理的中和。《礼记;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就是正，就是合适、合宜。“和”就是和谐。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而要和谐适度，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关键是“中节”，人的情感不可尽情发泄，要以礼义加以节制，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使人成为彬彬有礼、温柔敦厚的君子。从“中”的层面理解“礼”，则“礼”的实质可以谓之“和”。“和”也是先民十分重视的观念之一。孔子很注意体会“和”的价值和意义。其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
《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归于正”，符合中正，也就是中和。《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是孔子评价人的理想标准，也被视作衡量文艺的美学尺度。就文艺而言，质指题材内容，文指修辞形式。孔子认为文艺只重视内容的纯正，而忽视形式的华美，那么就会导致作品的粗朴简陋，即是“野”；而一贯追求形式华美，忽略内容要素，又显得浮华轻薄，即是“史”。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中和”原则，应答避免。所以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
“中和之美”这一美学思想，是孔子中庸哲学在美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美学思想。孔子留给后人的这份思想遗产，世代相传，积淀为超个性的民族审美心理，使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独特风格。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浅论李煜后期词的“哀而即伤”
摘要：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中和之美”文艺观，李煜后期词中的愁恨、悲苦、凄婉、体现了“哀而即伤”的美学观点。
关键词： 愁恨 悲苦 凄婉 哀伤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南唐后主李煜的后期词，却显现了一种“哀而即伤”的美学意蕴。
李煜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的第三个，也即最后一个君主。他二十五岁即位，三十九岁之国降宋，四十二岁被毒死，作为皇帝，李煜的命运是悲剧，前人有诗叹：“作个词人真正好，可怜命薄作君王。”但是，正是悲剧的命运，使他成就为一个大词人。王国维说他“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就是说他的词有着高度的深刻性和概括力，面对亡国，亡家，亡身的侵害和打击，李煜的思想感情经历了仇恨、愤恨、怨恨、悔恨，最后是愁恨；愁恨是最消极的态度，但却是最深沉的感情。他的《虞美人》即表达这种愁恨。
这首词只是用朴素的语言吟咏，感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诉说人生的愁恨。李煜处在人生的绝路上，已经看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回顾着滔滔江水一般流逝的时光，春花秋月，年复一年，四十年的往事涌现在心头。小楼东风，春光又新，但可惜是最后的时日了；月色依旧，可惜已经不是旧时的家园。春花秋月触发着内心无限的愁恨和悲哀。
李煜的亡国，使他失去了帝国的尊严、高贵，成了普通人中的一员，人们用不着对他表示畏惧和崇拜。其次，李煜悲惨的命运，是注定的，意料中的，所以他的感慨悲哀，远没有乌江自刎的楚霸王那样慷慨激烈，虽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因此，李煜是个弱者，人们用不着对他表示尊敬，仰慕。再者，李煜在他的这首词中，也没有表示出诗人、思想家那种悲天悯人的“崇高人格”，人们不必对他表示感激，热爱。另外，李煜失败亡国，他又没有南汉后主刘钅 “愿执梃为降王长”（侍奉宋太祖），三国蜀后主刘禅“乐不思蜀”那样谄谀 黠，虽苟全性命而失于为人，人们也不能对他表示鄙视和怜悯．因此，李煜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是普通人的，常人的。李煜的形象并不伟大，他的思想也不崇高，但却默默潜身于人们的心序。
李煜回顾人生，忍受着历史的吞噬，他既没有英勇的反抗，也没有卑鄙的乞怜，而是深沉的忧虑和感叹。他对春花秋月的自然，对雕栏玉砌的物质世界，对朱颜，青春的人生还有着深挚缠绵的留恋，对失掉它们还表示着痛惜和恼悔。这种欲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