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文治书法赝品
2011-10-09 17:34:43|分类： 默认分类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前些年，一位老人送我一幅字画，卷轴上贴着一个标签，“清王梦楼太守粉笺真迹”。
王梦楼可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书法更是一纸难求。我竟然能拥有一幅，简直是不可思议。
王梦楼，名文治，字禹卿，梦楼是他的别号。王梦楼是乾隆年间的探花，科举考试全国第三，最高官至知府，无疑是个饱学之士。知府辖数县，大约相当如今的地区专员。他的书法当年就很出名，也当时的宰相刘墉齐名，人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因为他的字比较淡雅。王文治还曾出使日本，据说因此他的字在日本很受欢迎。
这是一幅行书条幅，写的是一首诗：夜寒如水浸匡床，忽觉梅花扑鼻香。晓起开帘凭栏立，始知碎玉满空廊。署款文治，印两枚，为“王氏禹卿”和“王文治印”。
这幅字总体一看还行，看着挺舒服，跟王探花的其他书法作品比较，这幅字大体上章法和字体结构是王探花的。但是仔细观察之下，有几个字写的不太好，“夜”、“香”两个字明显写坏了。想一下，书法名家探花爷，把字写成这样的几率有多大，肯定是接近于零。就算是真的写坏了，会怎么处理呢，把纸一揉，丢掉重写一张就是了，怎么会让它流传出来。一看到这两个字令人疑窦顿生，基本可以相信这是一幅赝品。
再仔细点看，还有破绽，这幅字的笔画过于花巧做作，加入了书写者自己的习惯。例如 “鼻”“碎”“廊”三个字的长竖，三竖雷同，并在收笔时弄出一个小钩子。从书法的角度算是败笔，这在见过的王探花其他的作品中是没有的，何况一下子出现三处。
当然这些都还算不得是过硬的证据，没准儿探花爷写字的时候喝醉了；或者是虽然写坏了，却被别人从废纸篓子里拣走了。世事无奇不有，谁说得准呢。
更有趣的是，我上网一搜，竟然找到了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字。有一幅相同的字出现，虽然对断定真假没什么帮助，至少说明极有可能王探花真的写过这么一幅字，即便是赝品也是临摹，而不是作假者无中生有自己瞎写的。
证明这幅赝品的过硬证据来得很偶然。
大约一年前，朋友送我一本画册，是博物馆为一个明末清初书画展的展品出版的画册。展品中一本石涛的山水册页，二十多幅石涛的山水，每一幅画的对页，都有一幅王探花的题跋。而题跋所用的两枚印章，与这幅字上的两枚极其相似。
将画册上王探花题跋用的印章，与这幅字上的印章进行比对，布局笔画都极为相似。可以断定，这幅字上的印章肯定是临摹的。两个印章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画册题跋上的一枚阳文印是长方形，而这幅字上的却是正方形。
这个印章形状的区别算是硬证据了，可以完全断定这幅字是赝品无疑。鉴于这幅画在送我的那位老人手里已经放了几十年，推断这幅字的出品应该是民国乃至更早。
（印章比对）
临摹印章，笔画刀痕上留下破绽情有可原，可为什么形状会搞错呢？前两天跟朋友闲聊，说起了这幅字。朋友告诉我，旧时人作假有个底线，会故意留下点破绽，让人知道这是仿品。茅塞顿开，这就是两枚印章形状不同的原因了。
王梦楼书法在域外
王益鸣
熟悉文史者大抵对王梦楼不会陌生，我们对其评价过低或忽视，
不能不说是我们知识贫乏所致。中国当代一著名书法家平生最鄙夷王
梦楼书法之妩媚，及见到其真迹才自愧连王梦楼书法之侧媚功夫都无
法企及。
王梦楼乃王文治之号，他生于雍正七年（1730），卒于嘉庆七年
（1802）。字禹卿，江苏丹徒（今镇江）人。王文治乃清代大书法家，
而且诗书文俱佳，其诗雄逸宏放，所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
跋》传世；书名与刘墉相匹敌，清人梁有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有言：
“国朝文字，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讲风神，故有浓墨
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也”。刘墉便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刘罗
锅。新修订本《辞海》云：“王文治，清书法家、文学家（中略）其
书源出于董其昌，兼法张即之，而得力于李邕，善以侧媚取势……。”
按清代有记载之书家上万人，但《辞海》在清代只选录了书家十一人，
由此可见王氏在清代书坛上地位之重要。
我在日本时，发现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梦楼真迹。如东京国立
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
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外山军治在《书道全集·中国》（平凡社）
称：“乾隆二十年（1755）随遣为琉球国册封使全魁赴琉球，其时仅
二十六岁，然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视”云云，淹留时间共计
二百二十九日。
限于篇幅，只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珍藏的王梦楼精品《渡海吟》
部分钞录出来：“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地维天轴乍低昂，老鱼
屈强潜虬起。元气顷刻风雨惊，天外罔两阴阳争。眼中谁辨路遐迩？
耳边但听击雹轰雷声。羲和腾御于扶桑之波，顾兔委照于昆仑之汇。
大千世界，若乘空一发，中原定安在？人间始信有洪流（中略）赤鳞
白鸟前后而导送，天神欲降心徘徊，忽将暗惨变瑶碧。黑水之沟深且
墨，浑沌如游邃古初。元黄不辨乾坤色，那须燃犀更照耀。
飒飒阴风战毛骨，方知中外有分疆（中略）问君东去将何如？邹
衍曾谈九州远，文成又道三山近。雄心恨不捕蛟鼋，野性惟堪侣螺蜃。
持长竿，散蓬鬓。燕昭汉武非仙才，支机唯就君平问。”
王梦楼在《渡海吟》中，既表达了“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
“雄心恨不捕蛟鼋 等雄杰瑰异的气质，然而更多的是描绘了琉球之
行的危险和大海的奇异景象。姚鼐曾谈及王氏琉球之行，可作参考：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负气好奇，欲尽
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邀先生
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听。入海覆其舟，幸得
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为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
《海天游草》者是也。”
另外，我还发现王梦楼另一幅真迹。它不但风神气运俱佳，且因
与日本有关，故弥足珍贵。内容为钞录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及王梦楼所题跋文，为便于研究欣赏，特将全文录出：“积水不可极，
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
音信若为通。（以上是《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下是王梦楼所题
跋文）扶桑，日所出处，树叶知桑而同根相依，故名扶桑。倭国近之，
因其与天朝隔远，故曰孤岛。主人即晁监，彼归国便是主人，送君此
去，即为异域。清和月朔之写，梦楼王文治。”
此为唐朝王维赠送日本人晁衡的诗，晁衡任秘书监，因此称晁监。
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通过研究此真迹，可以重新发现中日关系史上
为人忽视的佳话。王维和阿倍仲麻吕是至交，两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
诗章。作为册封使从客，王梦楼诣琉球，受到各方热情款待。虽那时
琉球尚不属于日本，但他无疑在那里和许多日本人过从甚密，其书法
作品为日本友人喜爱，于是不少佳作被带到日本。时隔千年之久，同
为高官的王维和王梦楼都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对王梦楼仍然
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对象。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王梦楼当初兴致勃勃地
抄录此诗的原因了。外山军治还说：“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
视，而其'曾经沧海’四字印文，亦寄托了年少时渡大海的美好回忆。”
李调元《雨村诗话》亦云：“乾隆二十一年（成行时间）丙子，大司
马周文恭公同侍读全穆斋魁率奉命册封琉球，舟至姑米山，薄暮，台
飓大作，舟触礁，几沉，舟中皆呼爹娘”云云。所以，王梦楼琉球之
行所经历的危险，殆无疑义。即使回国辞官后，仍然关心琉球。《十
朝诗乘》曰：“王梦楼太守早岁尝从全斗南侍讲（原文如此，非侍读）
使琉球（中略）梦楼有《竹枝诗》云云，又《留别》云云。后梦楼客
扬州，遇琉球谢恩使马宣哲、郑秉哲留饮舟中话旧，复有诗云云。”
由此可以认为王梦楼如同历史上诸多人物一样，为了文化交流甘
冒生命危险。这种精神的确值得敬仰。熟悉文史者大抵对王梦楼不会
陌生，我们对其评价过低或忽视，不能不说是我们知识贫乏所致。中
国当代一著名书法家平生最鄙夷王梦楼书法之妩媚，及见到其真迹才
自愧连王梦楼书法之侧媚功夫都无法企及。
王梦楼乃王文治之号，他生于雍正七年（1730），卒于嘉庆七年
（1802）。字禹卿，江苏丹徒（今镇江）人。王文治乃清代大书法家，
而且诗书文俱佳，其诗雄逸宏放，所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
跋》传世；书名与刘墉相匹敌，清人梁有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有言：
“国朝文字，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讲风神，故有浓墨
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也”。刘墉便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刘罗
锅。新修订本《辞海》云：“王文治，清书法家、文学家（中略）其
书源出于董其昌，兼法张即之，而得力于李邕，善以侧媚取势……。”
按清代有记载之书家上万人，但《辞海》在清代只选录了书家十一人，
由此可见王氏在清代书坛上地位之重要。
我在日本时，发现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梦楼真迹。如东京国立
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
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外山军治在《书道全集·中国》（平凡社）
称：“乾隆二十年（1755）随遣为琉球国册封使全魁赴琉球，其时仅
二十六岁，然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视”云云，淹留时间共计
二百二十九日。
限于篇幅，只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珍藏的王梦楼精品《渡海吟》
部分钞录出来：“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地维天轴乍低昂，老鱼
屈强潜虬起。元气顷刻风雨惊，天外罔两阴阳争。眼中谁辨路遐迩？
耳边但听击雹轰雷声。羲和腾御于扶桑之波，顾兔委照于昆仑之汇。
大千世界，若乘空一发，中原定安在？人间始信有洪流（中略）赤鳞
白鸟前后而导送，天神欲降心徘徊，忽将暗惨变瑶碧。黑水之沟深且
墨，浑沌如游邃古初。元黄不辨乾坤色，那须燃犀更照耀。
飒飒阴风战毛骨，方知中外有分疆（中略）问君东去将何如？邹
衍曾谈九州远，文成又道三山近。雄心恨不捕蛟鼋，野性惟堪侣螺蜃。
持长竿，散蓬鬓。燕昭汉武非仙才，支机唯就君平问。”
王梦楼在《渡海吟》中，既表达了“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
“雄心恨不捕蛟鼋 等雄杰瑰异的气质，然而更多的是描绘了琉球之
行的危险和大海的奇异景象。姚鼐曾谈及王氏琉球之行，可作参考：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负气好奇，欲尽
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邀先生
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听。入海覆其舟，幸得
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为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
《海天游草》者是也。”
另外，我还发现王梦楼另一幅真迹。它不但风神气运俱佳，且因
与日本有关，故弥足珍贵。内容为钞录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及王梦楼所题跋文，为便于研究欣赏，特将全文录出：“积水不可极，
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
音信若为通。（以上是《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下是王梦楼所题
跋文）扶桑，日所出处，树叶知桑而同根相依，故名扶桑。倭国近之，
因其与天朝隔远，故曰孤岛。主人即晁监，彼归国便是主人，送君此
去，即为异域。清和月朔之写，梦楼王文治。”
此为唐朝王维赠送日本人晁衡的诗，晁衡任秘书监，因此称晁监。
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通过研究此真迹，可以重新发现中日关系史上
为人忽视的佳话。王维和阿倍仲麻吕是至交，两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
诗章。作为册封使从客，王梦楼诣琉球，受到各方热情款待。虽那时
琉球尚不属于日本，但他无疑在那里和许多日本人过从甚密，其书法
作品为日本友人喜爱，于是不少佳作被带到日本。时隔千年之久，同
为高官的王维和王梦楼都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对王梦楼仍然
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对象。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王梦楼当初兴致勃勃地
抄录此诗的原因了。外山军治还说：“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
视，而其'曾经沧海’四字印文，亦寄托了年少时渡大海的美好回忆。”
李调元《雨村诗话》亦云：“乾隆二十一年（成行时间）丙子，大司
马周文恭公同侍读全穆斋魁率奉命册封琉球，舟至姑米山，薄暮，台
飓大作，舟触礁，几沉，舟中皆呼爹娘”云云。所以，王梦楼琉球之
行所经历的危险，殆无疑义。即使回国辞官后，仍然关心琉球。《十
朝诗乘》曰：“王梦楼太守早岁尝从全斗南侍讲（原文如此，非侍读）
使琉球（中略）梦楼有《竹枝诗》云云，又《留别》云云。后梦楼客
扬州，遇琉球谢恩使马宣哲、郑秉哲留饮舟中话旧，复有诗云云。”
由此可以认为王梦楼如同历史上诸多人物一样，为了文化交流甘
冒生命危险。这种精神的确值得敬仰。
一九七八年,笔者在无锡市新华书店古旧部以0.40元购淂《王梦楼先生尺牍》一册,封面吴昌硕篆书题签,由“上海福建路厚德里通运公司”珂罗版影印发行,内容是王梦楼致“晓林三哥大人”信札七通,计三十页,封面和内页分别有该帖藏者王志明跋文及“锡山王志明印”“静菴”收藏印。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少负奇志,十二岁能诗工书。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充会试同考官。二十九年[1764]出任云南临安府知府,三十六年[1771]曾掌教杭州崇文书院。精於音律,归里后,曾买童僮教之度曲。信佛教。天才豪纵,有国士之称。为文魂丽,一时声华与袁枚相上下。工书法,秀逸天成。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并称“清四家”。王昶《湖海诗传》曰：“禹卿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曰：“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间作墨梅,作品罕见。著有《快雪堂题跋》《梦楼集》及《蝶归楼》传奇。
此帖藏者王志明,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郑逸梅选集》介绍,江苏无锡人,字静安,号寄石,南社社友。著作见《南社丛刻》。其於甲申年[1944]出佰元换淂此帖,乙酉年[1945]春题跋文。仔细观看,跋文内容及书法皆值得欣赏,静安的书法与梦楼书法己很相近,如若不仔细看,很难分辨,显见一名南社成员的书法水平。书法史,对梦楼书法艺术的评价,己有定论,而藏者王志明对梦楼书法,情有独锺,有所感悟,其跋文很有参考价格,特录
出共赏：“余幼受先父懐诚公命.临习书法.深悟能养情性.始学颜柳.略淂骨肉.继习赵董.便於函牍.虽不称意.自弱冠到而立之年.常临汉魏等碑.又不克.专工致.难笔化.玩丹徒家前辈梦楼书法.竟忘寝寐.遇有帖刻.必出代价珍藏.甲申初冬在新生路出储币百元换淂此帖.审其落笔舒展谨严.多运腕美妙处也 乙酉立春日.德行楼主人.王静菴”。
此帖到笔者手中已三十年,虽是珂罗版影印,且很难见到,除欣赏梦楼先生书法之潇洒飘逸、灵动自如、淡雅风神之外,仍可窥静安藏者的跋文书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故藏之。
時在戊子年清和月曹洪江记於武惠艸堂
梦楼墨迹幸存记
外祖父张笃之，江苏淮阴人，与周恩来外祖父家为近邻。早年当过塾师，酷爱书画，多有家藏，写得一手好字。“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家藏大都毁轶，唯有一副清朝大书法家王文治所书唐代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对联幸存。
说也奇怪，这副写在洒金染黄腊笺纸上可谓是纯旧的古董，为何从“破四旧”的恢恢大网中漏出？原来，当时毛泽东曾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句书赠盟友阿尔巴尼亚，有“雷峰四哥……文治”字样。那些不识草书不懂句读的红卫兵小将，取头取尾，竟误认为此联是当代书画家宋文治书主席诗句以赠雷锋（峰）同志，而雷锋是毛泽东树立的解放军模范人物，因之得以漏网。这实在是可欣又可悲之事。
王文治（1730—17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庚辰探花，官云南临安知府，平生喜交游，以书画自娱。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曰：“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与翁方纲、刘墉、刘同书齐名。
梦楼之书善以侧媚取势，为了追求风神秀逸，喜用长锋羊毫和淡墨作书，墨色清黑，以显示其笔墨效果。细观其墨迹，果然用笔清淡，运笔走势清楚可循，起笔处多出锋，上下笔多以游丝牵带，呼应通神。正如顾峰在《王梦楼游秀山的诗刻和对联》一文中恳评：“用笔挺拔，显得清劲峭拔，出奇不穷，能尽古人之变，已突破了馆阁书体的樊篱，而能自成一家，并显香光面目。尤其在他五十岁前后的作品。更加显得瘦劲风神。”而这副对联，正是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王文治五十一岁时所书。
（ 此文曾发表在香港《书谱》杂志上）
融冶诸家 专取风神
● 衡正安
一、概 述
王文治，生于清世宗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卒于清仁宗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字禹卿，号梦楼，晚年信佛，法名达无，字无余，江苏丹徒（现镇江）人。王文治从小聪慧好学，１２岁能诗、工书。少年任侠，狂放不羁。２４岁取中拔贡，到北京应廷试，和姚鼐、朱孝纯、彭澧等人结为好友。３０岁中一甲三名进士，授职编修，擢升侍读。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５）３５岁的王文治外放云南临安知府。三年后罢官归里一度担任过杭州、丹徒等书院山长。
王文治有多方面的才艺。诗，工整精炼，雄杰宏亮，与袁枚、蒋士铨、赵翼等并称“袁王蒋赵”，袁枚称其诗“细筋入骨，高唱凌云”；又精于音律，在杭州时曾帮助制作新曲，教习歌伶，迎接乾隆南巡，家有家乐班子，亲自教习；他还擅画，尤长墨梅，还善于鉴赏等。王文治有著作：《快雨堂题跋》、《王梦楼先生墨迹》、《王梦楼绝句》、《梦楼诗集》、《梦楼选集》、《鹤归楼》、《蝶归楼传奇》等传世。
王文治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当是他的书法。蒋宝龄《墨林今话》云：“（王文治）以书法妙天下。”他是清代中叶典型的“帖派”书家，由于他的书法造诣和政治生涯，其书名冠称当时，与刘墉、梁同书并作“刘梁王”； 有“天下三梁（梁国治、梁同书，梁巘），不及江南一王（王文治）”的盛誉，王文治是清代“帖派”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下面就王文治的书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作简要探讨。
二、王文治书法的来源和取法
形成王文治书法风格的关键是其对古代书家的取法，王文治书法究竟从何而来，取法古代何家、何派，这对我们准确把握他的书法，分析他的书法成就以及对他评论的客观与否是为重要，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书家的成功，“取法乎上”、“转益多师”至为关键。王文治属于典型的清代“帖派”书家。这派书法都以“二王”尺牍为指归，秀逸的《兰亭》书风最为心怡，但其最用力处当在赵孟頫和董其昌间。我们从王文治所留下的书法作品来看，和清代其它书家一样对“二王”书法下过很大的功夫，王昶《湖海诗传》：“禹卿行书效《兰亭》、《圣教》。”行书《修和管领七言联》就是集《兰亭序》所成。董其昌书法也是他用力的对象，他的行书和楷书不但明显受董其昌的影响，而且还有临香光的行书作品，八言联：“秋月春花当前佳句，法书名画宿世良朋。”可见对董书的垂亲。对照王文治所留下的作品来看，他的书法来源和取法远不止与此。唐代有褚遂良、李邕、钟绍京的《灵飞经》以及唐人写经等；宋代对米芾、东坡多有涉猎，米芾的爽洁和东坡的书卷气在其作品中时有出现。元明两代更有赵孟頫和董其昌作力最深；清代对乡贤笪重光也有取舍：“太守（王文治）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 【４】 。在自书《快雨堂偶然书》册页中，对唐代李邕书法有独到见解，“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特别是到了中年，得张即之真迹着意临摹，是其学书重要转折，也是形成自我面貌的关键。曾自言：“人知张（即之）师海岳（米芾），而不知其出入欧（阳询）、褚（遂良）。” 【５】 足见对张即之书法研究的深入和推崇。
由此可以看出，王文治的书法是“融汇百家，自成一体”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书法的取法对象，以“二王”以来的“帖派”书家为主，特别是“赵、董”浸淫犹深，南宋的张即之对其晚年的书风影响至深，是形成个人书法面貌的重要因素。
三、王文治书法艺术审美特质
纵观王文治的一生，虽然为政、好佛、擅诗词、通丹青、懂音律，但对后世产生影响，作出最大成就的当是他的书法。他的字风神俊逸，与诸城刘墉，钱塘梁同书齐名，时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之誉，可以说，王文治的“帖派”书法达到了清代中叶的最高水平。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王文治的墨迹来看，他主要善于行楷和行书两种书体。
（１）行楷书。从以上王文治所遗留下的作品统计来看，行楷书有５件，它们是《剪水山房诗序》卷、《诗翰》手卷、《快雨堂诗翰》、《圣主得贤臣颂》、《渡海吟卷》。在这五件作品中《渡海吟卷》更接近小楷。我们认为，虽然王文治形成自我面貌的书法当是行书，但就其书法水平高低来看，其行楷书要高于行书。他的这路行楷书，受赵孟頫和董其昌的影响最大，也处处透出“二王”和宋人的笔意。如《快雨堂诗翰》，该册页写于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王文治５３岁，乃中年力作，是写于被免官闲居家中之时。这件作品从点画来看，笔笔饱满、到位；从线条来看，中锋用笔、藏锋起笔、收笔有力、力贯笔尖，表现出高超的用笔功底；从章法看，有行无列、安排老到。不愧为“探花”出生，有坚实的小楷功底。包世臣《艺舟双辑》云：“（王文治）方寸真书能品下。” 【６】 当指的是这一类书体，如赵彦偁所云：“先生初登翰苑时书，笔力遒实，体制整密。虽有逊晚岁脱化处，然无晚岁疲滑意习。”赵彦偁不但看出了他早期和晚期书法的差异，而且还指出了这个差异的优劣，是深识书法之语。
当时，王文治和刘墉、梁同书是并行称颂的。比起刘墉的行楷书，刘墉之书风格强烈，虽为“帖派”书家，但用笔已有诸多碑派之意，表现出更大的气象。所以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云：“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取风神。”而梁书在审美感受上更近于王文治，然力量和气度略逊于王，他们和“刘书”相比更为平和、纯正，“帖派”书风更为典型，但缺少自家面貌，未有跳出“赵董”窠臼，所以，其书法艺术水平当在刘墉之下。
（２）行书。王文治的大量书法当是行书。他的行书又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取法“赵董”一路，另一种是明显受张即之影响。第一类书法风格的作品，比较少，但艺术水平高。这一类书法虽以取法“赵董”为主，但《圣教序》、《兰亭》和宋人的如东坡、米芾的影响很明显，如《大观太清楼帖卷七跋》、《唐玄宗书鹡鴒颂卷跋》和《快雨堂偶然书》册。这三件书作，清纯秀逸、典雅端庄。这类风格的书法，线条爽洁、舒展，结构稳健、安详，其章法老练、不激不厉，表现出高超的驾驭毛笔的能力，是王文治书法作品中的精品。
王文治所存的书法墨迹中，个人面貌最强、影响最大、数量最多的当数中晚年后，参入南宋张即之书风的行书作品。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王文治的书法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是，形成独特个人面貌，对其影响最大的当是南宋书家张即之。张即之（１１８６－１２６３）南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号樗寮，历司农寺丞，授直秘阁，工书。《宋史》本传有云：“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宝其翰墨。” 【７】 我们看张即之所遗留作品，他的点画质量很高，特别是他的起笔和收笔交代的很清楚。但是“除了用笔更短促尖利、粗细对比更为强烈之外，张即之没有太多的自创。” 【８】 所以，从整个书史来看，其时名很大但艺术水准不能入大家之列。按王文治自说，他中年后得张即之真迹，潜心研习，所以，张即之的痕迹非常浓重。起笔往往露锋，行笔中侧锋互用，收笔特别有力，这些都保留了张即之书法的优点。但是，张即之的不足也通通拿了过来，横画和竖画粗细明显，给人以单调、装饰之感；短横和点单薄无圆润之态；捺脚多易出现圭脚，是乃大忌；特别是他的线条过于的光洁、扁枯，缺少质感，是“帖派”书法之通疾。这类风格的书法作品最多，如《梅横雪照七言联》、《过夷门诗》轴、《颜真卿送刘太冲序句》轴等。《梅横雪照七言联》写于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王文治６０岁，应该说很多张即之书法的习气已经有所意识，他的装饰性和过于硬枯的笔画被淡化，但是，受张即之书法影响的气息仍然存在，挥之不去。
（３）草书。王文治存世的书法作品，基本都是行楷和行书，这是清代“帖派”书家共同特点。王文治还有一件临王羲之《十七帖》草书，我们从这件草书临书作品看出，其临帖功底极其高超。中国书法的学习方法，临摹古人法帖是不二法门。也是书家成功的基础。他曾有诗云：
天姿凌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
一扫“二王”非妄语，只应酿蜜不留花。
米芾的一个“集古字”，说来轻松，其实是一个怎样的艰苦过程啊！所以，王文治作为清代“帖派”代表书家，其临帖功夫当然深厚。这件作品不是对临而是意临，参入了很多个人的书意。《十七帖》被誉为“草书之龙”，其主要审美特质为古朴、厚重，保留了诸多的章草笔意，既流畅又迟涩，在古朴中给人以遒峻之态。但这件临书，完全按照自我意识临写，流畅、婉转、化古为今、极具个人面貌，给我们如何临帖、如何出帖形成自己个人风貌，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四、对王文治书法的评价
古人对王文治书法评论较多，也褒贬不一。清姚鼐《惜抱轩集》：“（王文治）其书与诗尤能尽古今人之变，而自成体。”姚鼐与王文治交游甚密，也有书名，评论比较保守也较客观。清吴修在《昭代尺牍小传》曰：“梦楼书秀逸天成，得董华亭神髓，与钱塘梁学士齐名，世称'梁王'，学士每自谓不如，盖天分不可及也。”这里的“学士”是指梁同书，比较二人的书法不管从风格面貌、线条质量还是艺术水平来看，“梁”都比不上“王”，这确实有“天分”问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勤奋。“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无人焉。非无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于所居之北，将为之名，一日得尚书快雨堂旧匾，喜甚，乃悬之堂内，而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 【９】 我想，这一定是事实。正如孙过庭所言：“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学书勤奋的例子在古人中比比皆是，也是书家成功的必要条件。
对王文治书法评论的焦点和最大的价值，是对中晚年取法张即之后，其书风的转变和建立。这一点也是研究王文治书法最具意义者。向橤言：“梦楼精于帖学，秀逸天成，晚年喜用挑法。又似张即之，亦为时所推重。”还有上面赵彦偁所评论等都认识到王文治受张即之的影响，但没有价值上的评判。杨守敬《学书迩言》：“梦楼书法虽秀韵天成，或訾为女郎书。”就提到了晚岁取张即之的好坏、高低问题。他肯定了王文治书法秀逸的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了他柔媚有余而气魄不足之疵。这一点晚于他近３０年的钱泳，说得比较详细也比较刻薄：“太守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重光）习气。中年得樗寮（即之）真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骼清纤，终不庄重耳。” 【１０】 应该说钱泳评其纲要，是符合事实的。中晚年之后自成面貌的行草书，从艺术品位上来看还不如早年师法“赵董”的行楷书。这一类书法，虽然清丽淡雅，不激不厉，但锋偏气弱，线条单调，缺少蕴藉、厚重之感。
不过，尽管如此，王文治的书法成就是不容抹煞的，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是典型的“帖派“书风，清新秀丽，有自家面貌。虽然清代中期是书史上又一个“帖派”发展高峰，出现了如王文治、刘墉、梁同书等学有所成的书家，但总体水平是不如元明时期的。正如钱泳所言：“三公者，余俱尝亲灸，奉为圭臬，何敢妄生议论，然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岁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１１】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
清大书家王文治书法艺术与日本
作者：仿生五益鸣
余昔负笈京师时，曾有幸拜观清大书家王文治的真迹。此墨宝不但风神气韵俱佳，且因与扶桑有颇深之因缘，故弥足珍贵，不可多得。此书为行书，字心长约60厘米，宽约36厘米许，纸本。内容为抄录唐王摩诘《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及王文治所题长跋。为便于中日之间同道欣赏研究之用，余不嫌累赘，姑将全文抄录如次：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以上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下为跋文）扶桑，日所出处，树叶知桑而同根相依，故名：'孤岛’。'主人’即晁监，彼归国便是主人，送君此去，即为'异域’。清和月朔二日之写，梦楼王文治”。
除正文外，尚盖有大篆字图章二，一曰“梦楼”，二曰“王文治印”，按此诗王摩诘所作，晁衡即日本奈良时人，原名阿倍促麻吕（祥下）。为何吾辈应研究此真迹？一是因为它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尚未有人从中日关系史这一角度来研究过，且是名人之名作、名笔（王摩诘属名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是其代表名作，此墨宝又是清大书家王文治难得的精品，可谓名笔）；二是因为王文治此无论家世或本人履历，都和日本有颇深之因缘，其墨宝流传于彼地者不少。吾辈应通过研究此真迹，进而重新发现中日关系史上为人忽视的一段佳话。
根据许多史料来看，王文治的先人乃为唐王摩诘。他十分追念钦佩先人的为人和文才，俩人有很多共点。例如两人都属天资异常聪慧之士，娴于文事，少年及第之前皆游于京师，文名遍天下，与异域之人又都有亲交，又都虔信佛教等。王摩诘与阿倍促麻吕是至交，两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作，谱写了中日关系史上的动人的篇章。作为册封使从客王文治来到琉球，受到当地官方民间的热情款待。虽那时琉球尚不属日本，但他无疑在那里和许多日本人过从甚密，互相以诗文唱和，其书法艺术为日本友人喜爱，于是不少佳作就被带到日本去了。时隔千年之久，同为朝廷高官的王摩诘与王文治都同日本结下不解之缘，日本对王文治仍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对象。因此吾辈就不难理解王文治当初兴致勃勃地抄录此诗的原因了。
首先有必要研究王文治的生平（特别是琉球之行）及书法艺术的价值这一问题。
王文治生于雍正七年（1730），卒于嘉庆七年（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据史料记载：他生而有夙慧，十二岁即能诗文，并开始研习历代书法名帖。后游历京师。乾隆二十五年（1760）成一甲三名进士（即三鼎甲之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
余在日本时，尽管时间紧迫，仍着意搜寻有关中国书家在日本的真迹的资料，发现日本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外山军治在《书道全集·中国明2清1》（平凡社）称：“乾隆二十年（1755）随遣为琉球国册封使之全魁赴琉球，其时仅二十六岁，然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视”云云，留琉时间共计二百二十九日。
后来，王文治外放为云南临安知府（今姚安县），不久以病辞职，虽经大臣力荐，但因厌恶官场吏事，遂不复出，往来于吴越之间，主讲镇江、杭州、丹徒等书院。乾隆巡视江南经过钱塘时，在寺院中看到王文治所书诗碑文后，大加赏爱。朝廷降旨，再度征他出来做官，他却力辞不就。王文治甚喜声律，出门则以歌舞一部相随，议论音乐，穷极幽渺，客至便张乐，朝暮不倦。书名大振以后，求书者日众，多有馈遗，而尽用于声伎。惜作品大多无存。他曾自言其诗文尽得之于禅理，其诗雄逸宏放，所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传世，从中吾辈对于其书论可略见一斑。王氏书名与刘墉相匹敌，清人梁有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有言：“国朝文字，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讲风神，故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也。”
王文治尽得董太史神韵，并兼师张即之、米南宫，而得力于李北海。其书运笔柔润，意绪婉美，极富书卷气，士大夫得其片纸尺牍而拱若珍璧。他和刘墉、翁方纲、梁同书被合称为“清四家”。并时称精鉴，集金石书画甚夥，曾得“快雨堂”旧匾，喜甚，即悬之堂上，又名其书斋为“柿叶山房”。他同桐城派文坛领主姚鼐交至深，论最契，姚亦精于书，然姚氏书名仍不如王氏之远播也。
新修订本《辞海》云：“王文治，清书法家、文学家（中略）其书源出于董其昌，兼法张即之，而得力于李邕，善以侧媚取势……”。清代有记载之书家上万人，但《辞海》在清代只选录了书家十一人，由此可见王氏在清代书坛上地位之重要。郭尚先跋王文治真迹云：“丹徒梦楼法书，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水飘拂，尤得天然之趣。余尝观其结构字体，皆得意于晋人及董华亭。盖其平生多临《阁帖》、《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传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书家所谓古钗脚，殆谓是欤？颜平原、苏文公、米海岳皆以雄厅峭拔见长，而根柢皆出于晋人。赵文敏、米海岳、董太史皆尤模规二王。梦楼太守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行书亦纵横排宕有致，余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大观矣。
郭尚先为文史研究之大家，对王文治法书的鉴赏是别具慧眼的。他特别指出王氏精于墨韵浓淡的变化，秀逸清润，可称绝诣。无论行楷草书，或大或小，疏密长短，行款自然，饶有晋人及董太史笔意。
接下来，再谈谈王文治书法与日本的关系问题。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王文治难得的精品《墨池鼎足卷》。《墨池鼎足卷》是否即是《渡海吟》，限于目前的杀件，尚难确定。人有关资料来看，《渡海吟》应是全文。此篇和上述抄录唐王摩诘《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墨宝，值得比较研究。前者是王摩诘赠与阿倍仲麻吕的惜别诗，王摩诘本人并到异域，仅凭想象和传闻写就，后者却是王文治本人的亲身体会。
为便于研究，特将《渡海吟》抄录出来：“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地维天轴乍低昂，老鱼屈强潜虬起。元气顷刻风雨惊，天外罔两阴阳争。眼中谁辨路遐迩？耳边但听击雹轰雷声。羲和腾御于扶桑之波，顾兔委照于昆仓之汇。大千世界，若乘空一发，中原定安在？人间始信有洪流（中略）赤鳞白鸟前后而导送，天神欲降心徘徊，忽将暗惨变瑶碧。黑水之沟深且墨，浑沌如游邃古初。元黄不辨乾坤色，那须然犀更照耀。飒飒阴风战毛骨，方知中外有分疆（中略）问君东去将何如？邹衍曾谈九州远，文成又道三山近。雄心恨不捕咬鼋，野性惟堪侣螺蜃。持长竿，散蓬鬃。燕昭汉武非仙才，支机唯就君平问。”
王文治在《渡海吟》中，既表达了“海门一扬帆，浩荡不能止”、“雄心恨不捕蛟鼋”等雄杰瑰异的气质，然而更多的是描绘了琉球之行的危险和大海的厅异景象。姚鼐曾谈及王氏琉球之行，可作参考：“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听。入海覆其舟，幸得求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为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游草》者是也。”由此可以认为王文治如同历史上诸多人物一样，为了文化甘愿冒生命危险。这种精神的确值得敬仰。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一诗，和这两首风格迥异，恰成对照，可资一读：“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般明月一般风。”诗中，韦庄希望敬龙在明月和朗风之陪伴下，顺利到达日本，充满了良好的祝愿。
而现实与良好的愿望往往不同。琉球国王册封副使周煌的诗，也描写了琉球之行的遇险情况。如《书事诗》云：“不关潮汐水添肥，半夜入呼事已非。疾痛寻常呼父母，一时回首吁天妃。”《姑米阻风》又曰：“未似无雷国，还同不夜城。铁沙排雁齿，银砾促鼋声。炽耀争阴见，蜿蜓习水行。故应心腹事，管蒯托平生，”而王文治《偕全公魁使琉球》（其一）云：“那霸清江接海门，每随残照望中原。东风未与归舟便，北里空销旅客魂。尽夜华灯舞□鹆，三秋荒岛狎鲸鲲。他时若话悲欢事，衣上涛痕并酒痕。”
由于王文治此幅墨宝抄录的是王摩诘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及王文治所题长跋，涉及到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故有必要谈谈王摩托车诘与阿倍仲麻吕成为第八次遣唐使的留学生，翌养老元年随遣唐押使多治此县守、遣唐副使藤原宇合入唐，同行者有吉备真备、玄□等人。在唐任左补阙，733年在唐迎遣唐使（大使多治比广成），却不许归国，天宝十二载回国时在海上遇难，漂到安南，时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后又入唐仕于肃宗，唐上元时除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殁后赠潞州大都督。
天宝十二载，晁衡乘般回日本，临行前玄宗、王摩诘、包佶皆作诗赠别，以表达对这位日本友人离别之情，以王摩诘这一首最为有名。
现在让我们从鉴赏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首诗吧！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以烘托离情别绪。而这首诗则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叹息：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文势突如其来，确有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的功效。三四两句一问一答，饱含深情。“九州”乃中国，大意是说：中国以外，哪最最为遥远呢？恐怕要数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如今友人要回那里，真比登天还难呀！头四句写尽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及，以营造使人惆怅，迷惘不安的氛围。让读者刚接触到作品就从情绪上受到强烈的感染。
接下来的上句，乃是诗人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季风的规律，往往是逆风向航行，故中日之间的航海是生死未卜的冒险行为。普通人爱正面地描写海上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航海者的忧思。林宽《送人归日本》：“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波翻夜作电，鲸吼昼可雷。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尤以第三联写得怵目惊心，扣人心弦，这是相当精警的句子。但无论是怎样地铺张扬厉，感情又是如何地激宕淋漓，欲在一首短诗里将航海要遇到的无数艰险道尽，毕竟办不到。
故王摩诘采取了另一种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之中求无限。“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和中富。《旧唐书·东夷传》云：“（日本）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试想，航海者就仅凭几片风帆、几支橹浆，随风漂流，不是艰险已极了吗？不作正面描写，只是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限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尽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最有特色的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没有写海上的景观，而是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发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弘阔大的巨幅画图。你看，波涛在不断地奔流，巨鳌与大鱼在不断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化。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神秘、奇诡、恐怖的感觉。诗论家公认王摩诘“诗中有画”，便其“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万险，平安地回到日本，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信，进一步突出其依依不舍之深情。
这是一曲歌唱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颂歌。一个年仅弱冠的外国人活跃于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长安，且做到高官显爵，这表明了晁衡的杰出才能，更说明了盛唐具有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这才是大唐兴盛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即便是提倡国际化的今天，也很难找到如此优礼相待异邦人的例子。当晁衡欲于天平五年（唐开元21年）随遣唐使归国、玄宗挽留时，他写下了《失题》一首以表达对故国的思念之情：“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古今和歌集目录》）
晁衡被王摩诘的友情所打动，遂赠剑答诗，诗题为《衔命使本国》“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悱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全诗完美地表现了晁衡把中国当作其第二故国及对中国割舍难分的情感。“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说的是他永远不忘唐玄宗的恩泽。为了感谢王摩诘的厚谊，情不自禁地解下身边佩带的宝剑相赠留为纪念。吾辈当注意，古代文人非常重视琴剑，不轻易赠予他人，由此知道彼此情意之笃。此诗感表热烈，用语精炼，对仗工整，与王摩诘的赠诗恰成双璧，是一首杰出的五言排律。另外，李太白、储光羲皆有与晁衡有关的诗篇流传于后世。限于篇幅，笔者只好从略。
通常人们把扶桑看作日本的代称，如皇圆的《扶桑略记》便是记载古代日本历史的史书。但王文治在跋文中不但依据中国古代神话认为“扶桑，日所出处”，还对其涵义进行诠释“树中知桑而同根相依，故名扶桑”，最后提出“倭国近之”的结论。看来他并不认为扶桑就一定非是日本不可。若细读摩诘此诗，则知他亦作如是观（“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否则就应是“乡树扶桑中”。王文治此论合于其抄录的王摩诘此诗。修订本《辞源》对此释云：“（扶桑）神木名，传说日出其下。《楚辞》屈原《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科扶桑’。又《淮南子·天文》：'日出处赐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中略）《梁书·扶桑国传》曰：'扶桑在大汉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
根据王文治及《辞源》中的记载，扶桑即日本一说不确。王氏跋云：“故名扶桑，倭国近之”。倭国即今日之日本，人所共知。故《辞源》也说：“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此默墨宝之重要历史考证价值，乃在于指出抚桑即日本说不确。
现在具体地谈谈此帖的书法艺术。王文治书法、文学造诣均深，善行书，号为帖学大家。此帖无论从用笔到结体及风貌，均有浓厚的董书风格，用笔洒脱而飘逸，结体疏丽，墨色以淡为主，而浓淡相宜。然而，他虽忠实地禀承帖意，却无传统帖学的轻滑。其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劲的笔划兼带圆润之意，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其非比寻常的才情。因此时人把他和刘墉并誉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王文治曾自谓云：“忘寒暑，写昼夜，为书自娱其间”，其于书法之热衷勤奋，一至于此。这对他成为大书家至关重要。清代书法大体可归为两种：其一，以运动的流畅为特点。用笔时运动的中富性和连续性保证了线条的力体感及丰富的变化；其二，由于碑学的盛行而发展起来的“涩笔”，即运笔时主动地加上阻力，使线条产生微小的颤动，以求苍劲。前者更接近晋唐的运笔方式，但延至清中叶，只能出现王文治这样的路线，因此不能不促使人们去别处寻求另外的道路。可是，这条路线大有可为，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某些书体（如草书）中，它始终是主要的运笔方式。尽管清人很少有草书大家，但当吾辈回顾这条历史线索时，不能不注意到传续这种审美理念的人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注意到这点吧！因此，尤不能忽视王文治。
总而言这，无论在书法艺术或与海外的交流上，王文治都值得认真研究。王文治为加强同域外的交流，不怕千难万苦，出生入死亦在所不辞。并且他和王摩诘一样，对日本人民的情谊是非常感人的。外山军治曾说：“琉球人视其书为家宝而予以珍视，而其'曾经沧海’四字印文，亦寄托了年少时渡海的美好回忆”。李调元《雨村诗话》亦谓：“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大司马周文恭公同侍读全穆斋魁率奉命册封琉球。舟至姑米山，薄暮，台飓大作，舟触礁，几沉，舟中皆呼娘妈（中略）。海山有书事诗云云，谓此耳”。因此，王文治琉球之行所经历的危险，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使回国辞官后，他仍如在琉球时那样，关心琉球。郭则□《十朝诗乘》曰：“王梦楼太守早岁尝从全斗南侍讲（原文如此，非侍读）使琉球（中略），梦楼有《竹枝诗》云云，又《留别》云云。后梦楼客扬州，遇琉球谢恩使马宣哲、郑秉哲留饮舟中话旧，复有诗云云”。由上面种种论述观之，王文治同域外的因缘不可谓不深矣。
人池上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