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犁的遗产
孙犁一生写作与沉默的轨迹，让我们看到，他有个底线，创作一定要尊重自我。写作有违本性，他宁可不写。
记得2011年一次座谈会上，有位新加坡的作家说，他们非常喜欢孙犁和他的小说。昨夜我又重读了一遍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依然感觉那位作家所言不虚，孙犁的小说确实有一种超越时空沁人心脾的魅力。一个作家、一篇小说何以能够让拥有不同族群身份、不同时代记忆的人同样感受到美的陶醉与善的感动呢？换句话说，孙犁留给世界，留给人类的遗产到底是什么呢？贾平凹说孙犁是一位大儒。是的，孙犁身上确实有着中国儒家文化的因子。有人说孙犁是一位布衣大师。是的，孙犁终生都保持着平民的身份。我认为大家说的都没错。不过，对于今天这样一个转型期的中国，我想孙犁的三个品质尤其值得关注。
一、尊重传统。孙犁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混乱的世纪。西方有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有十年“文革”。历史上哪个百年能有如此的混乱？空前的混乱必然煎熬人的心灵，让人痛苦撕裂几近疯癫。西方有尼采，中国有鲁迅。尼采最终死在疯人院里，鲁迅弥留之际反复低吟“苦呵”二字。痛苦的人们把账归到传统身上。尼采说，上帝死了；鲁迅说，中国历史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应该说，传统是人的文化衣装，它让人脱离于动物界，过上文明的生活。也可以说，传统就是文明本身。人的衣装穿久了需要修补，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修补。鲁迅和尼采就是两个呼喊修补传统的人。有些人总是把尼采、鲁迅看作传统的粉碎师，尼采可能有点像，鲁迅肯定不是。鲁迅有个“铁屋子”的比喻。说你想修屋，不能喊修屋，你得喊掀房顶。鲁迅高喊掀房顶，他其实干的是修屋的活。也就是说，鲁迅其实是尊重传统的，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补。从文化脉系来说，孙犁是鲁迅的学生。孙犁真正师承了鲁迅的家法，他坐在鲁迅开辟出的新天地上开始了一针一线对于传统的修补。所以，孙犁的小说承载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并进行着点点滴滴的更新。正因为这样，你读孙犁的小说，不觉其旧，也不觉其新，而历史在其中，今天在其中，未来也在其中。
二、尊重文学。我曾经十分迷恋“纯文学”这个提法，觉得十分高远。现在知道那其实是个不怎么准确的说法而已。不过，文学确实不是哲学，不是历史，不是政治，更不是种地。文学就是文学，它有自身的属性，有其所长，有其所短，也有其所不能。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人们常常忘了这些常识，把文学搞成哲学，搞成历史，搞成政治，有时还搞成种地。这可能是性急所致，鲁迅创造过一个“假洋鬼子”的形象，“假洋鬼子”一手文明棍，满口喊“NO，NO”，自居高人一等，急着要把中国人搞成洋人。其实是忘记常识了。文学就是文学，而不是其他。只有牢记这一点，始终尊重文学，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来。今天，回头翻检20世纪中国小说，发现很多已经不忍卒读。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不尊重文学，把文学当成可以任人装扮的妓女。而好的作品，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动，一定是尊重文学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是这样，孙犁的作品也是这样。他们都知道，必须尊重文学的属性，才可以写出好的作品。
三、尊重自我。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委曲求全常被奉为人的高级典范。应该说，十人十性，大家组成社会，生活在一起，没有一定之规肯定是不行的。所谓规矩，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约束。有了一定约束，有所不为，才可以有所为，才可以让人性得到一个好的释放。中国的礼仪就是中国人为了社会能够维持族群认同所制定的一部法典，也是对人性的各种各样的约束。它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个人绝对服从集体，也就是所谓委曲求全，委曲个人求取全体利益的实现。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是科技不发达的产物。有着古代军事社会制度的遗留。到十六十七世纪明朝中末期，中国经济大幅发展，社会也出现新的变化。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中国文化传统无法解释社会现象，也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与现实之间出现严重紧张。有人把问题归之于社会礼崩乐坏，有人把问题归于传统滞后阻碍社会进步。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发展过晚明，对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准则应该进行一个适度的调整。把过去那种绝对关系变成一种相对关系，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要把社会调整成一个尊重个人的场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最后明朝整个社会解体。把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症候深刻传达出来的是《金瓶梅》。此后历清朝、民国，直到今天，其实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尊重自我，在社会与自我之间划分一个界限，保障自我的应有空间，是现代社会必备的条件。阅读孙犁的小说，你会感到，孙犁一生都在坚持这样一个文学准则：尊重自我。一个人活在世上，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个人的准则。特别是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人，得学着放弃更多的东西。在选择放弃时，有的人选择放弃物质，有的选择放弃精神；有的人选择放弃政治，有的人选择放弃学术；有的人选择放弃写作，有的人选择放弃自我。在孙犁，始终把文学看得很重。把文学看得很重的人，一般会坚持写作。可是情势所迫，有时作家也会面临选择：写作呢还是沉默呢？左右为难，最后还得痛下决心。张爱玲选择写作，出名要早呵，什么也别论，写下去。现在看，张爱玲还是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找到了属于自己表达的方式。孙犁在“文革”时期选择沉默。他觉得，无法用一种方式保证不失自我的表达。“文革”时期作家是否一定选择沉默呢？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是，如果作家觉得写作就是自渎，沉默则是最好的选择。孙犁一生写作与沉默的轨迹，让我们看到，他有个底线，创作一定要尊重自我。写作有违本性，他宁可不写。
今天，文学创作有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忽视传统，幻想在云端翻跟头撞彩头的现象；不尊重文学，把文学当作敲门砖的现象；不尊重自我，随波逐流的现象还很多。在这种情形下，重温孙犁和他的小说，无疑会让人清醒许多。
孙犁笔名的由来
孙犁，童年时名叫孙振海，上学后取名孙树勋，“孙犁”是他参加抗日战争后，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芸夫”是孙犁在本名之外所用的第一个笔名，最初是字，后来作笔名使用，在时间上，比“孙犁”及其他笔名都要早。
1931—1933年，孙犁在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时，以“芸夫”为“字”。1934年，孙犁在北平做小职员，开始使用“孙芸夫”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36年，孙犁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书，学生们都称呼他为“孙芸夫老师”，甚至在他的《芸斋小说》里，别人也称呼“我”为“孙芸夫”。
孙犁为什么对“孙芸夫”这个名字情有独钟呢？秘密就藏在“孙芸夫”的“芸”字里。
“芸”通“耘”，本义指农业生产，又引申为从事某种劳作。孙犁属牛，出生于农历四月初六，大体上也属于农耕季节。孙犁喜欢牛，当是毫无疑义的。“芸夫”的名字，正表达了孙犁希望在文学的田野里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的志向。孙犁后来使用的其他笔名，如孙犁、芸斋、耕堂、纵耕等，都表达了“耕耘”的含义。“芸”即“耘”，亦即“耕”———这与他后来的“(孙)犁”“耕(堂)”在涵义上是一脉相承、互相印证阐发的。我们知道：古人起字，在涵义上往往是对本名的注释与发挥。孙犁本名树勋，是要建立勋业之意；他中学毕业后去北平就是抱着靠写作谋生、过文人生活的理想的，而“芸夫”也就是自己树勋之途径与身份的说明。可以说，孙犁一生的几个主要笔名，正是他本人以文学为职志的表白，是对自己把人生目标锁定在文学创作上的隐喻。
一个世纪的孙犁
孙犁的文学人生，开始于抗战困难时期的1939年，最初写的是小叙事诗、散文，后来才是写作小说。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小说《荷花淀》使他蜚声文坛，久享盛誉。
以笔代犁
1913年，孙犁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体弱多病，“智不足商，力不足农”，但酷爱读书。在村子里就借阅了《封神演义》《红楼梦》，又喜欢听地方戏曲和大鼓书。在安国县上高级小学时，开始阅读“五四”新文学优秀作品，特别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文学给他的影响最大。初中时，孙犁就创作了小说《孝吗？》《弃儿》和剧本《顿足》《孝吗？》。《顿足》描写的是朝鲜青年受到日本人的欺侮，决心抗击日本侵略的故事；《弃儿》揭露旧社会传统礼教迫害妇女的罪恶。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揭示社会重大问题，为孙犁的文学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孙犁高中毕业，他的父亲先后托人在北平为他谋得小公务员、小职员的工作。但是，孙犁不满官场上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的恶浊风气，蹉跎两年时光，愤然辞职回到农村。1936年暑期，经老同学引荐，他到安新县同口完全小学任教。“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可惜，仅仅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怀揣一支笔投身民族解放的战斗行列，在冀中的政治刊物《红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并第一次用了笔名“孙犁”二字。1938年，孙犁正式参加革命队伍，翌年春天，被调到冀西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做通讯指导工作，后来还做过报刊编辑和教学工作。
孙犁的文学人生，开始于抗战困难时期的1939年，最初写的是小叙事诗、散文，后来才是写作小说。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小说《荷花淀》使他蜚声文坛，久享盛誉。
他在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曾总结体会说：“对于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不使生活中断，长期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里去，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原始状态的文艺，创作的源泉，才能永远像长江大河一样。”孙犁正是这样做的，在冀西山区，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的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说：‘尝尝吧。’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赠。”
尽管生活这样地艰苦，孙犁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定不移，丝毫没有过动摇。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冀中。在晋察冀山地、在冀中平原，孙犁写出了后来收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之中的各种作品。
津门岁月
孙犁是在1948年底，从冀中调到天津外围的胜芳镇待命，准备进入即将解放的天津市，创办《天津日报》的。在那里领导宣布，他的职务是副刊科副科长。再后来他担任过报社编委、顾问，但他实际做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副刊《文艺周刊》，却并无主编的头衔，只是二审。几十年间，他从未提升为主任、副总编之类的职务。
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幸好，他在这几年给最亲密的老战友康濯写了约200封信，有一些毁于战争时期行军途中，有一些毁于“文革”之灾；万幸的是康濯还为他保存下七八十封，可以让后来者真实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孙犁。
新中国诞生前夕和初期，孙犁给康濯的信中，说了这样的一些话：“我仍不死心，恋恋写作，春天冀中建政、大生产，我想回去写小说，不知能否成功。”(1949.2.21)“最近我可能到工厂去。”(1949.4.1)他劝导康濯：“望排除一切写成它，写好作品，就是根本。”“埋头文墨，应是我们的阵地。”(1949.4.19深夜)他还劝导康濯：“我希望你不要去做什么全国文协吧”，“有稿子交出去，比什么都好，何必站在文坛之上，陪侍鞠躬行礼如仪。”“我们是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的年纪了。”(1949.5.26)“我希望你能安静下来写东西。”(1949.6.22)
孙犁没有浪费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生活，没有忘记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上世纪50年代初，从报社下班之后就躲进报社宿舍的小楼上埋头写作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边写边在报纸上发表。他说：“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他是用作品，作为献给家乡人民的最好的礼物，也为新中国文学史增加了宝贵的篇章。
孙犁不满足于写过去的生活，又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关注当前的生活。他抽出宝贵时间到津郊白塘口村和国企棉纺二厂体验生活，用速写这种形式，迅疾地写出，翌日见报，及时地反映人民幸福的新生活。后来汇集成册，即散文集《津门小集》。
更主要的，他终于又回到他所熟悉的、故土难离的冀中地区，创作出优秀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他在《天津日报》做编辑工作，在编辑《文艺周刊》的同时，还组织了工人业余作者的写作小组，给他们做报告，指导写作，点评他们的习作，发表后再听取群众的反映，以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很快就培养出了阿凤、万国儒、张知行、艾文会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工人作家。他写的文学评论，后来编成《文学短论》出版，这是继在冀中时写的《文艺学习》(原名《农村和连队的写作课本》)之后他辅导工农群众写作的最好的教材。
庾信文章老更成
“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对革命文学，孙犁是有卓越贡献的大作家，可在十年浩劫中，他依然受到残酷的迫害：被批斗、关牛棚、进干校，多次查抄他的书籍、文稿，并“扫地出门”，迁出报社宿舍，谪居于一间透风漏雨的小屋。在迫害最厉害时，他曾几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动。最终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战胜一切。后来“幸遇清明，得庆重生”，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他精神焕发，老当益壮。短短20余年间，他写出了从《晚华集》到《曲终集》10本著作，后人为他取名《耕堂劫后十种》，约一百二三十万字，与“文革”前的著作相当。
“文革”结束时，孙犁已63岁，到了离休的年龄，但他一直未办离休。最初参与报社的《文艺增刊》(后改名《文艺双月刊》)的编辑工作(绝非主编)，后来主持文艺部工作的年轻人主动争取他的支持和帮助。他把自己做的事谦虚地说成“展吐余丝”。对于写作，他说：“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他认为：“文人之业，殆将不死不休乎？”
最初，他说：“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回忆它。”又说：“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可是后来，他终于写了，写出30余篇《芸斋小说》。在给韩映山的信中，他解释说：“我近来写了三篇小说，是写我在‘文革’中遭遇的。本来是不想写这些东西了，但有时想，我如不写，别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细节。为后世计，我还是写一点吧！”
孙犁是很重友情的人。他不忘“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的那些日子。所以，在他又能写作时，第一篇写的，即是《远的怀念》，怀念冀中的老战友远千里；之后写的是《伙伴的回忆》，怀念晋察冀时的侯金镜和郭小川；再后写的是《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以上都是死于“文革”时期的“文士”。在新时期过早去世的李季、田间、丁玲、曾秀苍、曼晴、邹明、万国儒、邵红叶、李麦、陈肇、康濯等，他也都以深厚的感情怀念他们，写出那些难忘的往事，彰显逝者的高风亮节、崇高品德。写于“文革”前的，有回忆沙可夫、邵子南。对文学前辈茅盾和何其芳，他也深切地怀念，无比敬仰。
孙犁对青年一代作家的关怀、帮助和指导更是无微不至、无比精诚。《读作品记》，专门评价他们的作品；为他们的作品集写序，“极有情致，极有分寸”，实事求是，不落窠臼；直接与他们通信，言简意深，和蔼可亲，娓娓道来，沁人心脾。文论所涉及的青年作家有贾平凹、铁凝、古华、贾大山、谌容、刘心武、李杭育、赵大年、关鸿、李贯道；较年长的有刘绍棠、丛维熙、林斤澜、宗璞、柳溪、张贤亮；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舒群、李凖等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孙犁的耐心、细致、有力的谆谆教导，使青年作家获益匪浅，给他们的影响深远。铁凝的一段话，是很深刻有力、很有代表性的。她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次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这可以说，是与孙犁有过来往的青年作家的共同感受、共同认识。
1993年，他80岁生日时，由于过度辛劳，日积月累，写作不息，多年的胃病终于暴发，不得已做了大手术。1994年，孙犁写了“努力学习，自强不息”八个大字以自励，又写了多篇作品。可叹，1995年5月一天早上散步回来，偶受风寒引起老年病，即一病不起，2002年7月辞世，给他的文学人生画上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句号。
冀中平原上的文学灵魂
如果说鲁迅是绍兴之子，沈从文是凤凰之子，那么孙犁就是冀中之子，这位文学大家，应该属于整个华北冀中大平原。他和他开创的“荷花淀派”，已经成为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高峰。
冀中之子
读孙犁晚年的作品，不管是芸斋小说还是回忆散文，一路读来，一路轻嗅，总能闻到故乡的馨香味道。
而故乡，对于孙犁来说，绝不能狭隘地认为就是他的老家安平县东聊城村，而是整个冀中大平原———孙犁从少年到壮年，用脚丈量过的山林、河流、城市、村庄、田野……比如他少年读书的药都安国、古城保定；比如他教书的安新白洋淀同口镇；比如他战斗过的阜平革命老区；比如他土改时蹲点的饶阳、蠡县等等。记忆中，故乡的山水、花草、绿庄稼，故乡的父老乡亲、袅袅炊烟，神灵一样保佑着他再次涅槃。
尤其是他曾经任教小学的白洋淀同口镇，他曾经放舟于这片天然之水，念念不忘。抗战胜利之后，他又从延安回到冀中地区，由于他恋栈的这片水乡，又多次来这儿深入生活。这儿的每一只舟影，每一朵荷花都和他文学的神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而，尽管小说《荷花淀》诞生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但小说之魂却怀胎于这水天一色的乡野。
作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从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孙犁直接写白洋淀的作品，收入《白洋淀纪事》中的有《芦苇》、《琴和箫》、《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嘱咐》、《采蒲台》、《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织席记》、《采蒲台的苇》、《安新看卖席记》、《一别十年同口镇》、《渔民的生活》等十二篇小说和散文，这些文章共同构成了“荷花淀派”的基础作品库。这些作品中，小说以《荷花淀》、《芦花荡》的艺术价值最高，在散文中则以《采蒲台的苇》等为最。这些作品因为具有相似的风格而被以《荷花淀》篇名命名了“荷花淀派”。这些小说和散文中的人物、风景、事件、语言，莫不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冀中尤其是保定人，读起来有令人欣喜的亲切感。
如果说鲁迅是绍兴之子，沈从文是凤凰之子，那么孙犁就是冀中之子，这位文学大家，应该属于整个华北冀中大平原。
读孙犁晚年的作品，那些以故乡为背景，以记忆中的人和事、情和景为内容的小说和散文，有一种别样的味道。自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孙犁，将一颗洁净的文学灵魂，化作一缕轻烟，在冀中大平原上袅袅升腾……
孙犁与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以清新、明丽、婉美的风格和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影响广泛的文学流派。文学流派形成原因各异，但常与大作家的示范、带动相关，如鲁迅影响下的乡土小说作家群、赵树理影响下的山药蛋派等。荷花淀派的形成则与孙犁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文学青年的培养密切相关。
1945年，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为风沙弥漫的西北高原带来了白洋淀水乡的清新之风；同时，充溢其中的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浪漫主义精神和灵动脱俗的美，给残酷战争条件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心灵的鼓舞和精神的提升。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读到《荷花淀》原稿时“差不多跳了起来”，“《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在当时的创作中都显得别开生面。”此后，孙犁接连发表了《嘱咐》、《光荣》、《钟》等短篇小说，以清新明快、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村歌》、《吴召儿》、《山地回忆》等，艺术风格更加成熟。1950年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在《天津日报》上连载，其风采就像：“早晨的一片云霞，淀上的片片白帆，林间黄鹂的鸣转，平原上摇曳的红高粱，带着奇丽的色彩，诗一般的意境，浓重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溪流，出现在新中国的文坛上。”发表于1956年的《铁木前传》，更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些作品以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现当代文坛和热爱追随他的文学青年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影响力。文学青年们自觉地追随孙犁，接受其创作理念、审美趣味，学习其写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其风格，这是荷花淀派形成的重要原因。
1949年孙犁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在《天津日报》负责编副刊。孙犁的办刊方针是：“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他以“文艺副刊”为阵地，通过发表作品、改稿、通信、交谈、报告会等方式，扶植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刘绍棠曾深情地说：“孙犁同志培养和影响了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也在更广泛更深入地影响着比我年轻的同志们。孙犁同志的巨大艺术成就和培植后生的劳绩，应该大书特书于当代文学史上。”在孙犁的指导下，这些文学青年创作出了如刘绍棠的《大青骡子》、《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丛维熙的《七月雨》、《故乡散记》，韩映山的《瓜园》、《鸭子》、《水乡散记》、《作画》，房树民的《引力》、《渔婆》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小说。这些小说师法孙犁，写得清新灵动，充满了诗情画意。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孙犁为旗帜，以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为代表的作家群落形成。“《荷花淀》这曲‘水乡牧歌’，以风光明媚的白洋淀为背景，其朴素、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的诗情与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流派风格的集中体现。孙犁影响下的荷花淀派作家，都自觉地以孙犁作品的美学趣味为追求目标，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其具有流派特征的作品都流溢出华北泥土和北方水乡的清新气息。”从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孙犁名作《荷花淀》命名的，具有全国影响并延续至世纪之交的小说流派—————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以炽热的感情对河北农村生活的诗意描绘，地方色彩浓郁。荷花淀派作家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家乡的山水田园、风俗人情既熟悉又充满着热爱与眷恋。孙犁的创作跨越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时代，但他的文学之根始终深深扎在河北农村的厚土中，不断开拓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新境界。年轻一代虽然与孙犁面对的生活有所不同，但作品同样紧贴时代，描绘出了一幅幅气韵生动，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农村生活画卷。刘绍棠以描绘运河两岸农村生活见长，他说“只想住在我的运河家乡的泥棚茅舍里”写小说。韩映山以描写白洋淀边生活为主，他说：“我热爱那里勤劳朴实的人民，热爱那里的河堤淀水，热爱那里的风光及一草一木。我把这种感情融进了自己的作品里。”而丛维熙早期小说散发着冀东农村的泥土味；房树民的作品多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乡土，格调清新，地方特色鲜明。
其次，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发掘美的意蕴。孙犁是“美的极致”的追求者，歌颂者，他的作品虽然跨越了不同的时代，但始终看重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发现美的极致。孙犁说：“要看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显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是荷花淀派小说共同审美方式和艺术手法。他们少有全景式、大规模、长跨度的表现时代生活的作品，多是通过时代生活中的几朵浪花儿，时代潮流中的一片微澜，心灵世界一闪间的光亮来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从家常事、儿女情中发现人情美、人性美、心灵美，并以此来折射时代生活的内蕴，从而构成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诗意画卷。
第三，是特别善于塑造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水生嫂、吴召儿、妞儿、双媚、春儿、小满儿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画廊中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受引路人孙犁的影响，荷花淀派的年轻作家们也擅长以清新淡雅的笔调刻画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刘绍棠《蒲柳人家》中的望日莲、《二度梅》中的青凤、《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等；韩映山《晚香玉》、《玲君》、《串枝红》中的女主人公；丛维熙笔下的李翠翠、蔡桂凤、石草儿等。这些妇女虽没受过多高的文化教育，除个别女性外，一般也没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她们秉承大自然的灵气和民间传统道德浸润，性格或含蓄深沉，或欢快活泼，或野性泼辣，但都心地芳洁、质朴自然，以清新健康的美，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和亲和力。她们体现着人性、人情美的极致，更承载着荷花淀派的美学理想。
荷花淀派虽是一个以自己鲜明特色而影响全国的小说流派，但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大的流派。它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1976年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刘绍棠、丛维熙等重返文坛。孙犁也再度执笔，发表了许多评论、随笔和散文，中断了十多年的荷花淀派又开始复苏。刘绍棠陆续发表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蒲柳人家》、《烟村四五家》等一系列以京东家乡运河为背景的小说；韩映山以描写白洋淀边生活的中篇小说创作成就突出，陆续发表了《采菱村》、《串枝红》、《金喜鹊》等；丛维熙经历了人世沧桑和艰辛后，开创了“大墙文学”，创作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雪落黄河静无声》等，这些作品具有悲壮苍凉的风格，与荷花淀派风格大相径庭。说明“荷派”在经历了时代沧桑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
鉴于荷花淀派创作的影响与成就，1980年9月，中国作协河北分会、河北省文联、《河北文学》编辑部、《长城》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关于荷花淀派的座谈会，并正式确认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流派，并以“荷花淀派”命名。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健男先生编选的《荷花淀派作品选》。1997年冯健男先生主编的《河北当代文学史》有专章对荷花淀派进行了梳理，认为“尽管新时期以来只有韩映山高扬荷花淀派大旗，但荷花淀派的艺术影响却不断在扩大。”
荷花淀派一如它的名称，早已经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审美追求、艺术精神、艺术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将恒久地惠及后人。(本报综合)
一生布衣
孙晓玲/文
父亲进城后不久，就被定为行政十级(比山西赵树理低一级)，那时他只是《天津日报》副刊科的副科长，工资为216元。父亲收入虽不算少，但家里老老小小人口多，生活也不是多富裕，待孩子们都工作以后，按说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但父亲仍保持着简单朴素、爱好劳动的生活习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友人陈乔曾有一首自题诗，与父亲的情形很贴切：“乐道修德求善果，崇俭养廉守清贫。言行谨慎勤自律，笔墨耕耘爱劳神。”
我一直认为，父亲“吃草挤奶”，太不会享受生活，不上街不消费不娱乐更不理财，青灯黄卷、箪食瓢饮地近于苦行僧。有时候，我不禁慨叹，总觉得父亲平时的生活，还不如我这个一般干部的生活水平。
1993年手术后，父亲曾在医院病床上感慨地对我说：“现在老了，得加强营养了，以前净凑合，以后拿自己重视一点吧！专家都说我这儿好、那儿好，以前以为是多病之身，要不人家那么大信心呢。你有一样脏器不好，人家也不敢做这手术，就是因为我几个脏器都好，人家才敢做手术。内科给打下一些基础，输这输那的，刚进来时血色素太低，营养不良，吃饭太不讲究……”
我刚开始负责为父亲买菜时，他每月给我一百元，因为我什么都想买，根本不够用。几十年来，父亲不上市场，也不知道食品价格。而我当时一个月只挣130元，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万般无奈之下，我提了一回“意见”。父亲好像恍然大悟，由“不理解”，一下子“变明白”了，马上补给我2000元，还彻底纠正自己的“过错”，把生活费迅速从每月100元涨到300元，又涨到600元，后来干脆把存折及工资卡全放在了我这里，由我负责支配、开销，直到他去世。
父亲不像一般的老人，不会因为你给他买的东西多、买得贵而高兴，相反他会不高兴。上世纪90年代，我就因为买菜买多了而挨过他的批评，也曾为冬天给他买茄子、春天买五月桃挨过责备。父亲不吃太贵太时令的鲜果嫩蔬，他只吃大路货，什么菜下来了吃什么菜，像普通人过普通日子。父亲在生活上只求温饱，没有过高的要求，更不为吃喝花费心思。我每次给他送熟食，他总是说：“我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剩下的给孩子们带回去吧！”
父亲身体尚好时，吃饭会到当时我住的中单元来吃，只要热乎乎有稀有干他就知足了。过去他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在经过那次手术之后，他在饮食习惯上有了变化，经常吃米饭了。但他不让多做菜，一顿饭只炒一个菜，最多不过两个。常吃的菜都是家常菜，比如炒芹菜、炒白菜、炒扁豆、炒丝瓜、炒土豆丝、炒西红柿鸡蛋，但佐餐的酱菜和酱豆腐是不能缺少的。
父亲也经常吃农家饭：蔓茎粥、玉米粥、蒸山芋、蒸倭瓜，甚至常吃大葱蘸酱，像地环、嫩笋、韭菜花、雪里蕻等。每年冬天，也由杨姨用小罐或坛子自己腌制，有时她也会从自家带来一点儿，我们都很爱吃。父亲坐在桌边吃饭时，若有饭粒掉在桌上，他便用筷子夹起放进碗里，绝不糟践粮食。如若掉在了地上，他便弯腰去捡，放在桌边一小块卫生纸上，他的这个习惯与动作，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
父亲的住房布置极为简单，除了吃饭用的四方木桌和四个木凳，还有我姐姐从石家庄运来的两个自家打的简易书柜。另外，屋里还放着两件我的家具，一件是一个单人小衣柜，一件是我结婚时，婆家给的一个当时必备却不实用又占地方的酒柜。因为我家住房小，又是四口人，起初我担心父亲不一定会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微笑着答应了，这两件家具后来就放置在父亲居住的中单元的角落里了。他宁肯自己少用一点面积，也不会因此向组织上给闺女要一小间房屋，改善改善住房条件。如果父亲开口，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1987年我们单位分房时，我写过一份申请，有一天，我到局长办公室送文件，领导帮我出主意说：“你可以找报社要房呀。”其他领导也有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这样或许更容易些。可我心里明白，他们不了解我父亲，若我跟报社要房，父亲肯定不会同意。父亲历来是组织上给多少，他就要多少，从不自己提出额外要求。
有一次，我整理小衣柜里的几个包袱，竟发现杨姨将我父亲的一个装有旧衣物的白布包袱，也放在了柜子里面。我无意中打开了这个旧包袱，我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些旧衣服已经存放了很多年，仍然舍不得处理掉，布面是那么旧、那么硬，而且还很瘦小，肯定是父亲年轻时刚进城那会儿穿过的，有一件旧毛衣，大部分毛线已改作他用了，只剩下两只衣袖，边儿都磨破了……我还在其他包袱里，看见父亲穿过的带补丁的衬衣、带补丁的袜子。
其实，父亲还是有一些新衣服的，大姐、二姐都给他买过、做过。二姐还给他织过一双“毛窝”(袜子)。有一回，大姐在天津看上一件既宽松又轻软的防寒服，便赶紧给父亲买了一件黑灰色的，到了冬天，父亲清晨在外面活动时就常穿上它。由于穿得仔细，好几个冬天过后，防寒服仍然显得很新。
1993年秋，在父亲住院期间，二姐给父亲洗衣服时，看到秋衣、秋裤都已破旧，并已缩水，她回北京后便按尺寸给老人买了两套纯棉的寄来。父亲接到衣服后，马上给二姐寄去一些钱，让二姐特别感动。
那次父亲病重后，大姐为他做了一身褐色绸质的丝绵棉袄、棉裤，是防备老人遇有不测时穿用的。大姐将衣服放在我的小单人衣柜里，嘱咐我千万不要压上褶子，要包好放在最上面。我一直小心地保护着这个包袱，每次从柜里取衣物时，先要小心翼翼地抱下它放好，取完东西之后，再把包袱放回上面，始终牢记大姐的叮嘱。直到2002年7月11日清晨，父亲平展展地用上了它们。(孙晓玲，孙犁幼女，曾著《布衣：我的父亲孙犁》)
孙犁箴言
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有拉拢过什么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
———孙犁：《我与文艺团体》
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我七岁时，入乡村小学，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牌，却原是一家农舍，处在一条陋巷之底。
……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
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孙犁：《<陋巷集>后记》
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他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孙犁：《文集自序》
这如果是我，我如果是一条鱼，看见有人把水搅浑了，我就赶紧躲开，游到远处去。如果躲不开，我就钻到泥草里去。不然，就有可能被钓住，穿在柳条上，有被卖掉的危险。
———孙犁：《悼万国儒》
余于朋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
———孙犁：《书衣文录·三唱集》
老年人，回顾早年的事，就像清风明月，一切变得明净自然，任何情感的纠缠，也没有，什么迷茫和失望，也消失了。而当花被晨雾笼罩，月在云中穿度时，它们的吸引力，是那样强烈，使人目不暇接，废寝忘食，甚至奋不顾身。
———孙犁：《芸斋小说·石榴》
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
———孙犁：《致铁凝信》
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写出这些，这本来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触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这就无怪自古以来，名篇范作如凤毛麟角了。
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困难的。
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
———孙犁：《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那么多人写孙犁、回忆孙犁，莫如我们从他自己的文字中去触摸那个名叫孙犁的人。在文字中，他和真实的自己相对，老实、真诚。这个人，经历时代的跌宕起伏与人生境遇的起起落落，但他无时无刻不在保留诚实。1982年，《孙犁文集》出版。在《自序》中，孙犁自省：“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本版选取《孙犁文集》的自序部分和散见于他文章中的片言只语，他谈文学创作、谈政治、谈乡土、谈人情……这些文字，让我们慢慢拼凑出一个真实的孙犁。
人言，大道低回，大味必淡。信然。
《孙犁文集》自序
孙犁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首度编定《孙犁文集》，收入著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杂著以及部分书信，按部类分卷，共列七卷，分为五册，1982年3月印行。1991年9月第二次编辑，根据作者本人的意见，保留首版七卷原貌，列为前编，又整合新著，补入当时发现的旧作，循原例另成续编三集，前后两编合为八册，于1992年8月印行，是为“珍藏本”。1982年版本，正值孙犁所言“七十岁”之时———编者注)。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击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丛残，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我害病十年，遇到动乱十年，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汗沾衣之辱，成一家百代之言，其所传之人，可谓众多。然其自身，赖班固以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亲笔，并非别人的想当然之词。文章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十三、我幼年尪怯，中年值民族危难，别无他技，从事文学之业，以献微薄。近似雕虫，不足称道。今幸遇清明之世，国家不弃樗材，念及老朽，得使文章结集出版，心情十分感激。……
1981年8月5日写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