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甲流的防治看中西医之争 郑州防治非典实现三无

■非典甲流与中西医的防疫之争

 

【byb.cnXJ】2003年春,中国爆发非典(SARS),此温疫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引起一片恐慌。2009年夏、秋,我们又遇到了甲流。但相比非典,此时的国人少了一丝恐慌,多了一丝坚定。

如今,非典已经过去7年了,甲流也过去1年,但当我们回顾这场瘟疫时,我们不能不体会到这其中的中、西医之争,它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有多少人知道,依靠西医治疗过的非典患者,有多么惊人的后遗症?

★有多少人知道,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37例非典病人创零死亡率、医护人员零感染率?

★有多少人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肯定过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但民众至今也不知道?

★又有多少人知道,甲流的危害,居然被人为的夸大了......

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本期,别有病网站的编辑,将用大量公开的资料,来与网友们一起回顾抗击非典、甲流里的是是非非,坚定我们对温疫防治的信心,坚定我们养生的信心,由此坚定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信心!

■央视首次报道非典后遗症患者

编者按:下面这段视频,是央视新闻1+1栏目,在2009年12月4日所做的一期节目(国际残疾人日,每年12月3日),在这段节目中,我们第一次知道并了解了依靠西医治愈后,幸存下来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悲惨生活近况。



2007年4月4日,来自北京卫生界的同仁,悼念因公死于非典的9位同事



央视新闻1+1 “非典型”后遗症



评论员:白岩松



主持人:董倩



非典后遗症患者 李桂菊



非典后遗症患者 王英



 

下面,我们再通过文字,全方位了解一下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生活窘况。

■仅北京就有三百多非典后患者

编者按:下面这篇文章发表于2010年1月4日的《新京报》,题目是:被遗忘的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生活

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状态。这个群体一直未进入公众视野,直到国际残疾日后,央视“新闻1+1”报道:他们活得艰辛。

长期以来,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他们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几年来,政府也做了诸多努力,包括定点免费治疗及进行生活补助。但“非典后”依然对未来恐惧,他们担心疾病的发展,担心丧失生活能力,而因“非典后”具家族性特征,他们也担心谁来照顾患病的家人……他们还在想着办法,找寻着过得更好的希望。

暗夜的酒馆很安静,几杯下去,酒精的作用让方渤有些漂浮。9月28日,这个患有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的中年人,试图猜想如没有非典后遗症,他现在会过着怎样一种生活。许多的镜头在他脑海里放大。回忆和猜想让他不安、焦躁。他砸碎了酒瓶,用玻璃片儿,朝着脑门戳了下去……

目前在医院等待手术(右肩肱骨头清创)的方渤,脑门上有个明显的疤痕。

“群”里其他人听说了方渤自残的事,没有太多惊讶,几年过来,他们都深刻体会过这种绝望的感受。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非典后遗症患者。

★重新成为病人

作为“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方渤一度“沉醉”,直到半年后腿疼症状出现。

六年前,2003年的北京,被非典包围。方渤是成功突围的人。患了非典的方渤,在东直门医院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当年6月,治愈出院。门诊楼上大幅祝贺患者康复的标语、家属手捧鲜花感谢医护人员,这样的画面,至今深印在方渤脑海里。那段时间,他是媒体的“宠儿”。作为“被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他还上了王志采访的“面对面”。时至今日,自豪感还时不时会在语气等细节中显现。

从视频资料看,当时的他显得年轻、健康。他甚至有些侠义:听说治愈者的血清对研究有帮助,他拉着全家人去捐。他还签署了协议,死后捐献眼角膜及遗体。“那个时间段里,我是名人,活过来了,总想回馈。”方渤回忆说。变化出现在半年后。

半年后,他感觉腿疼,呼吸不畅,去医院一查,发现是因激素过量使用而导致的非典后遗症。方渤很快发现自己不是个体。2004年北京市政府对非典治愈者进行筛查,登记注册,这群人自发聚集了起来。方渤认识了张金萍等病友。

★有症状共性的“群”

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以及抑郁症,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共性”。张金萍的遭遇,如同方渤故事的重演。

2003年5月8日,张金萍出院。她现在回忆认为,那可能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死里逃生,心存感激。但这种幸福,只持续了两天。两天后,疾病重新袭来。她先是眼睛干涩,视力退化,随后出现了呼吸急促的问题,心脑血管也出现问题。自此之后,她开始因各种疾病症状而转辗于医院。后来北新桥六院的医生提醒说,不会是非典后遗症吧?去照一个核磁。

“有症状的一查一个准,都是骨坏死。”方渤说。他目睹了不少非典康复者被确诊股骨头坏死的过程。“非典后”的群体,其他人的经历与张金萍大同小异。

目前北京市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包括章玮、杨志霞、李朝东、李桂菊、王春秀、边幻云……他们自身有不同症状,但有两样共同,一是股骨头坏死——实心的圆球变成中空,稍微有压力,即使是人的重量,也会让骨头无法支撑而塌陷;二是肺纤维化,炎症导致肺部肿胀,成为一个布满伤疤的气球,外壁厚重,没有弹性,收缩困难,导致呼吸不畅。

其实他们还有个共同症状:心理问题。“抑郁症”、“狂躁症”等字眼频频出现在“非典后”健康检查报告中。

50岁的章玮就被疾病所带来的心理阴影缠绕。他说至今不敢乘坐小区电梯,因为电梯布满非典时喷洒消毒水留下的白斑。因为疾病的存在,隐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生活变成封闭的圈

健康的失去,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让他们封闭在“非典后”的圈里,不敢也不愿出去。张金萍住在东四十条的胡同里,周围人口稠密、高耸的楼房,让大片阴影始终在胡同停留。在张金萍低矮、潮湿的小屋里,是望不到天的。大多数时候,她以这样的方式度日:靠在床角,没有表情,没有言语,等待黑暗吞没屋子的最后一丝光亮。

她的泪腺干涸,每隔一两个星期需要购买一瓶人工泪液,37元。这给她每年2万元左右的医药费,又带来一个负担。因疾病无法工作,她和脑瘫的女儿,靠丈夫养活。病友杨志霞说,张金萍有过几次自杀的想法,病友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沮丧的时候,张金萍说,她不愿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了。与张金萍一样,“非典后”们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失去工作能力而疾病缠身,如何重拾往日生活。

2006年8月份,方渤和病友汪永红等人设计了一份针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调查问卷,共回收了有效问卷110份。调查显示:88.2%的非典治愈者出现了骨坏死症状,80%的患者因为骨坏死离开工作岗位,失去一部分经济来源。

极度压抑、焦躁,对生活缺乏热情和希望———这些词汇是非典后遗症群体总结出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非典后遗症患者中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大约占到39%,不了解自身状况的占26%,中度抑郁症患者22%,轻度的则是13%。

婚姻是一个非常显性的变化。在非典之后,有60%多家庭出现了变故。章玮说,用“家破人亡”四个字来形容非典家庭一点也不为过。非典带来的毁灭带有明显家族性特征,不少患者一夜间失去数位亲友,而活下来的亲人,则普遍出现后遗症。杨志霞共有9名亲人感染非典,其中4人死亡,她和大嫂活下来了,但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对于非典后遗症家庭,他们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家里都是病人,将来谁照顾谁?

非典后遗症患者们普遍认为,自己无法再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活得没尊严,要健康没健康,要钱没钱,要家没家。”他们说,“我们只能互救,生活在‘非典后’的圈子里,不敢出去,也不愿出去。”方渤说,非典后遗症患者走出圈子还面临社会歧视的问题,知道他们是“非典后”,会“退避三舍”,甚至有人来家里都不敢喝水。在方渤的女儿们相继结婚离家后,他不再去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跟人谈起家庭,也不愿听任何人谈起家庭。

★不可逆转的损害

曾经,方渤以为后遗症不可怕,“非典都治好了”,但后来,一切变成未知数。方渤回忆,在刚刚得知有非典后遗症时,他其实还是幸福的,因为当时还保留着对生的渴望,也寻求过救助,比如手术。

2004年,方渤接受了双侧股骨头植骨手术,那是全国首例。媒体称这例可能为骨坏死患者治疗带来破冰的手术,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医生抽取方渤腰椎部的骨髓,分离出干细胞,再注入股骨头内,促进成骨细胞生长。他说当时抱着很大希望:“非典都治好了,还担心这个?”

当时的方渤一度自己感觉症状减轻,X光片反映出骨密度增加和骨小梁成长也是好转迹象。但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并没能遏制住骨坏死趋势,“股骨头还是塌陷了。”

接下来的两年,方渤陆续接受了两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将人工的股骨头植入体内,替换掉已坏死的部分。 一轮接一轮的手术没有重新换来健康。“双膝骨坏死”、“双肩骨坏死”等症状接踵而来。“做这种手术就像一场赌博。”方渤感慨,“换完了,得爱惜着用,束手束脚。坚持五六年之后,人工的骨头还是会坏掉的。

虽然一般的人工股骨头科学上的使用期限是15到20年,“但关节的使用,好比是穿鞋,你散步和打篮球、跑步使用的鞋子的年限是有区别的。而且还要排除一些意外因素,”2009年12月15日,望京医院骨科主任陈卫衡说,“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如果再次置换,医生需要将方渤坏死的股骨头截断,重新从大腿处植入新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方渤将永久失去自己的双腿。

“骨坏死的1期、2期可能通过药物治疗得到改善。而对于3期及以上的骨坏死,置换手术是最能遏制骨坏死趋避的有效手段,但也只能维持,无法好转。”陈卫衡说。方渤的骨坏死已发展到3期了,这意味着是不可逆转的伤害。不可逆转——这个后果让方渤难以接受,也刺激了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在他的身边,骨坏死已到3期的病友并不罕见。

2004年,方渤号召大家聚到一起,决定为自己和这个群体讨个说法。

★政府正视与“错失时机”

技术成熟再向民间推广?“非典后”们认为,这或许让他们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事后方渤回忆,治疗非典的医院及医护人员,并没有告知连续大量使用激素所带来的风险,也未采取任何相关的预防措施。病友们也都是相同遭遇。方渤开始整理和搜集任何与非典后遗症相关的资料。他们希望引起政府的关注。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去市卫生局、民政局等部门沟通。

方渤了解到,其实在非典发生前,一部分国内医学专家已认为使用皮质激素造成股骨头坏死是医学定论。根据医学统计,超过58%的骨坏死患者是由于超量使用激素(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所致。望京医院骨科主任陈卫衡也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结束后,发表了“激素使用过量可能导致骨坏死”的相关文章,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注意。

诸多非典后遗症病友疑惑的是,为什么治疗前,医护人员没有将激素的利弊告知。“我们不仅不知情,而且无从选择。”他们希望从政府部门得到一个说法。开始时这些呼吁并未引发关注。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见到我们就跟见到瘟疫一样。”到2005年7月份,北京市卫生局开始正式承认非典时接受激素治疗会引发后遗症。“但当时我们不少病友的骨头已经彻底坏死了。”方渤说。

其实早在2003年8月,卫生部医政司已注意到激素治疗可能引发一些问题,于是召开了相关会议,开始在患过非典的医护人员中全面筛查骨坏死患者。同时科技部也成立了一个863科研项目,为一部分非典后遗症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不过,直至2004年3月底,国家卫生部才正式成立了非典后遗症专家组(现称为骨坏死与骨关节专家组),包括陈卫衡在内的6名专家担任小组成员,研究将哪些症状属于非典后遗症范围之内、要采取怎样的治疗方法。

一部分医护人员开始集中在小汤山医院接受治疗。随后,方渤这批非“因公感染非典”的患者才被纳入治疗体系。“当时统一的意见,是等治疗手段成熟之后再向民间推广,所以治疗过程也是一个优化过程。”陈卫衡说,“因为非典是一种全新的疾病,后遗症的确认和治疗方案的制定都需要时间。”

方渤与病友们慢慢形成一个特定的小圈子后,非典后遗症的消息,也才逐渐传开来。患者们对政府部门有不解:为什么没有专门的机构公布消息,积极引导病友们来治疗骨坏死?方渤认为,在这段“被延缓”的时间里,部分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期已错过。

★尚不完全的救治

北京市登记在册的约300人。专家认为,那些未统计在册的、潜藏的患者更令人担忧。2007年,北京市政府将望京医院设为治疗非典后骨坏死疾病的市级定点医院。当年3家中医院又被列入名录,2008年3家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也被纳入,以便非典后遗症患者治疗除股骨头坏死及肺纤维化之外的疾病。

目前,为了治疗非典后遗症患者,北京市在各区都设立了专门的定点医院。不过只有望京医院每周二下午开设免费门诊,集中接待非典后遗症患者。一部分骨坏死患者每隔一周,会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到望京医院骨科室,看病取药,交流各自的疾病情况。据陈卫衡透露,北京目前登记在册的骨坏死患者接近300人,包括医护人员140多人。根据病情,其中约有半数的人能得到免费治疗。陈卫衡坦言,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但从直观感受来说,普通患者的病情普遍要比医护人员严重。

潜藏的骨坏死患者也是令人堪忧的人群。“有些年轻人往往为了工作、生计问题,拒绝来医院接受检查治疗。”陈卫衡对此表示无奈。非典后遗症患者常常会向陈卫衡提出疑问:“为什么仅有骨坏死和肺纤维化这两类疾病才能享受政府医疗减免政策?”陈卫衡给出的答案是,目前为止,医学上很难分清疾病的诱因到底是接受了激素治疗还是后来经历所致。他说,这些还需要专家组来论证,需要一个过程。

★“后患”与长效机制

共性的症状得到免费治疗,但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忧患。眼下,方渤又住进医院,等待下一轮的手术。他已经打算好死后把眼角膜和遗体捐出去,虽然这种“回馈社会”的心理一度动摇过,但他觉得“还是应该做正确的事情”。

李朝东就住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时不时需要吸氧。张金萍一边继续坚持着治疗,一边期望得了脑瘫的女儿可以有些好转。章玮除了忙于照顾瘫痪的母亲外,还要盘算着怎么应付支出……

“孤独”是他们共同的感觉。不过他们既封闭在小圈子里,又希望能让公众关注,不被遗忘。曾经有一百多名“非典后”定期聚会,商量怎么吸引公众目光,以及去信访。随着时间推移以及遇到各种问题,他们目前不再集会。他们也还依然只在小圈子里被知道。

5年来,“非典后”们不断与政府部门交涉。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除了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及精神抑郁症也都纳入了免费治疗的范围;报销之前发生的用于治疗非典后遗症的医疗费用,同时由红十字会提供补助。他们还得到生活补助,有工作单位的每年每人补助4000元,无工作单位的补助8000元。但方渤他们依旧有些失望:“这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他和诸多“非典后”面临的现实是:一旦住院动手术,他们请不起护工;而一旦出现任何意外,同样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家人无人照看。

方渤说,他们这些人将来的遭遇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无法工作,但总会步入老年,他们将成为家人的负担,他们将拄着拐杖行走或坐在轮椅上,艰难呼吸,随时需要吸氧,股骨头则会像脆弱的石膏一样继续塌陷下去——直到他们死去。他们列举香港在SARS后的援助措施。香港政府于2003年成立SARS信托基金,非典后遗症患者最多可获援50万元。2006年,香港政府又建议取消50万元的上限,并计划向立法会申请,向基金拨款五千万,以应付未来三年需要。而天津市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规定,非典后遗症患者可受资助,特定疾病的诊断治疗均可享受医疗赞助。

方渤说,他们对此很“艳羡”,他们也因此对政府抱有更多期望。

面对西医“治愈”后的残疾人,中医治疗非典的情况,好得令人目瞪口呆。

■中医在治疗非典中绝无后遗症

 

编者按:以下两页,源自2003年5月24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年5月5日,以吕炳奎为首的一批中医药专家紧急上书温家宝。作为建国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任局长,中国温病学派传人,90岁高龄的吕老先生郑重请求,在此次抗非典战役中,“发挥中医重要作用”。5月8日,温家宝总理为一份建议书做了批示,“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的结合”,“并转吴仪同志阅”。

科技部中医药战略地位课题组成员、中医药专家林中鹏教授认为,此次中医在抗SARS中赢得国家高层的肯定,广东经验功不可没。
从非典甲流的防治看中西医之争 郑州防治非典实现三无

4月13日,林中鹏教授、贾谦教授、杨巨平教授专程飞赴广东,就广东中医治疗SARS效果进行考察。

“效果完全超出我的预料”,林教授说,广东同行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中医药能够有效防治非典。因为此前存在严重的人为地对中医药加以限制和排斥,“我回到北京后就四处呼吁,尽快让中医介入”。

令他们兴奋异常的是极具说服力的数字: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截至4月14日,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感染。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广东省中医院,自1月7日接诊第一例SARS患者开始,到4月上旬,共收治SARS患者112人,除7名合并有严重心脑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死亡外,其余105例均治愈出院。

此后,两医院经验得到其他以西医为主的医院重视。2月10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刘仕昌教授应邀去第八人民医院为SARS患者会诊,广州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主任彭胜权先后到佛山医院、中山二院、三院等进行支持,在彭胜权介入中医治疗的38例中,只有一例病重出现死亡外,其他全部痊愈出院。

■中医如何认识非典的发病机理

那么,中医在抗SARS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它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

87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导邓铁涛教授认为,非典是温病的一种,此次温病发于春初,湿邪内侵所致,而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以用中医治好。

林中鹏教授则认为,中医的优势在于辨证论治,从中医的角度讲,要尽可能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临床治疗中关键要抓住感染中毒、呼吸衰竭和循环衰竭这三个关键,争取能够缩短疗程,降低死亡率,并在后遗症善后方面摸索经验。

西医是对抗疗法,需要找出敌人,再用药品予以消灭。迄今西医未找到病因,因而未有针对性疗法。即使找到病因,还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该病毒的药品;待开发出新药,病毒可能早就又发生了变异,需要重新确定病毒,再行开发新药。

林中鹏称,中医不进行对抗治疗,而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或说自康复能力,让机体自组织能力去杀敌。因此中医从来是辨证论治,根本不必去识别敌人。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医能解决历次瘟疫的原因。

“人体基因有3亿多条,SARS病毒目前可知只有上万个,这些基因自身产生的抗体,足可以摧毁病毒。”林教授将此通俗地解释说,经过中医整体施治后,7至12天人体自身就可以产生抗体,清除“入侵”病毒,不像抗生素等西药,好坏细菌均被杀掉,“有些滥杀无辜”。

林中鹏进一步解释,一见非典,西医就用激素、抗生素,但激素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一旦被破坏,人体容易遭到其他疾病的攻击。在香港,之所以出现病人愈后复发的情况,跟大量使用抗生素、激素有密切相关。

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急诊科主任朱敏教授讲,该院的主要做法是:静脉滴注清热解毒中药针剂,并联合使用抗生素;严格掌握激素应用指征;及时针对病情变化按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施治;保证呼吸道通畅和血氧饱和度,对症处理高热脱水等。他们所收治的病人,无一人使用免疫球蛋白等支持治疗,但感染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主要与中药可调整机体自身免疫、增强抗病能力、抑制了感染等有关,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在采访中,许多中医专家更加强调的是,从经济角度讲,中医介入治疗的费用非常低,“完全中医治疗的每个患者平均只花费5000元,而西医则至少3万元,严重些的在10万至20万元,在香港,该数字则是约30万港币”,中国中医研究院应用科技研究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黄明达表示,SARS还是疑难病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医学还是经济学角度讲,中医介入一线SARS更具有战略意义。

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也被世卫组织充分肯定。

■世卫组织对中医治非典的肯定

 

编者按:下面文章来自于2003年10月17日《中国教育报》

WHO如是说:中医治疗SARS安全且有潜在效益

——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综述

本报记者 郭铭

10月10日,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首次肯定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安全有效,并且具有潜在效益,这在中医药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全球在治疗SARS的临床中,都使用了大量的抗病毒药和糖皮质激素,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明显,且对如何使用存在争议。而研讨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在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减轻病人的气短、呼吸急促等症状;在促进肺部炎症吸收,改善免疫功能、减少糖皮质激素和抗病毒药的用量及减轻常见副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肯定的结果,显示出较好的临床疗效,而且费用较完全采取西医方式治疗的要低。

WHO总部传统医学项目官员张小瑞女士称,中医治疗SARS是安全的,具有潜在效益。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说,在抗御SARS期间,中国政府紧急启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临床特别专项”,全国中医药系统全面参与SARS的预防、临床治疗和康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96所中医医院派出了医疗队参与救治工作,在全国内地5326例SARS确诊病例中,中医参与治疗的达3104例。临床疗效确切表现在明显降低了病死率:全球SARS的总病死率为11%,中国为7%,中国香港为17%,中国台湾为27%,加拿大为17%,新加坡为14%。

中医最主要的特点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审证求因”的认识观、“辨证论治”的治疗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等。对一些新的尚不知病因的疾病,中医药学能“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合理进行病因病机分析,实施恰当的中医辨证治疗,开出方药。中医治疗首先是复方的优势:中医复方是针对疾病当时的病理状态,进行多部位、多靶点、多途径的综合调整,恢复机体的平衡状态。第二是辨证施治的优势:针对病人不同的症候,采用最优化的原则,进行个体治疗,最大程度地使药物应用符合疾病的实际。第三是疗效的优势:在改善病人症状方面变化明显。

世卫组织的肯定,并未给中医的现状带来多大的改善。2009年,我们又遇甲流。

■甲流疫苗被曝出背后的大阴谋

 

2009年夏、秋,甲型H1N1流感来袭。有了非典的经验后,全民总动员。非常有趣的是,当甲流疫苗研究成功后,在并未广泛拉种之时,甲流居然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在此之前,早有中医专家对甲流爆发有过论述。只可惜,人微言轻无人理会,而面对大量存贮的甲流疫苗,又有谁来买单呢?

据2010年06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作者:王卓铭 张旭 ):世卫组织3名美国官员受贿,甲流或是一场阴谋

《英国医学期刊》和英国调查采访局6月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3名专家从生产达菲的药厂收受贿赂,有意制造了甲流病毒的恐慌。

受贿赂的世卫组织专家分别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病理学专家弗雷德·海顿博士、密歇根大学的阿诺德·蒙托博士,以及莱斯特大学的卡尔·尼科尔森博士。作为回报,这3人为厂商出谋划策,并使世卫组织听从他们的建议,使达菲成为治疗甲流的首选药物。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达菲为罗氏制药独家生产。调查结果称,各国政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量购买达菲,为罗氏公司等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这项调查结果还指责了葛兰素史克公司,但没有提及相关产品。不过,在中国市场,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乐感清,一度是官方公认的两种主要的防治流感药物。

无独有偶,欧洲委员会议员代表大会下属社会、卫生委员会日前在法国巴黎发布的报告也认为,世卫组织没有如实评估甲流威胁,疫情对策引起“广泛且不必要”恐慌,致使多国家因采购达菲、疫苗等浪费巨额资金。

但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新闻官陈蔚云6月9日在给本报的书面回复中表示,“我们没有过度渲染和夸大这个危险,一直认为疫情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接触各类机构以寻求帮助,避免疫情扩散。同时努力保证收集的信息不被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左右。”

对于世卫组织专家“涉嫌贿赂”的指责,陈蔚云表示,“所有专家都签署了保证书,以保证制衡和不被商业利益所左右。”

去年6月,世卫组织把甲型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6级,这是该组织41年来首次将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6级。

但是这一做法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质疑。一个名叫沃尔夫冈·沃达格的德国流行病学专家早前就提出:甲流疫情其实是“本世纪最大的医学丑闻之一”,“在我们眼前,其实只有轻微的流感和一场造假的疫情。”

今年1月份,欧洲委员会决定对世卫组织的甲流对策是否恰当进行调查,而主持这场调查正是沃达格。

另外,据本报记者了解,为回应外界质疑,世卫组织已组织专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审查自身应对甲流疫情的措施。

非典我们经历过了,甲流,我们也经历过了,如今和未来,在面对疾病时,我们应该如何护卫我们的健康之躯呢?

■非典甲流过后面对健康的思考

 

如今,甲流爆发离我们已经过去一年了,现在的人们又有几个能回忆起那时有人的终告呢?2009年7月,正当甲流大爆发时,刘逢军就在其网站上刊发文章,根据五运六气的原理,他认为甲流到了冬天,就失去了存活的基础。大家可以参看这篇文章:http://www.byb.cn/doc_1158.aspx,只可惜,人微言轻,他的话,根本就没有得到相关部门和机构的重视,而当国家号召人们免费接种疫苗时,许多人竟然不以理会。这不能不说,经过非典以后,人们在对待疫情时,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

其实,中医一直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面对温疫,不管是非典也好,甲流也好,只要把我们自身的健康管理好,练就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想必任何的温疫也奈何不了我们。只可惜,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全民逐利的时代,只有45岁以上的人才会记得做眼保健操、广播体操、太极拳、八段锦、全民长跑这些以官方名义推广的保健运动。为什么那会儿国家会提倡这些呢?因为当时医药费,大都是国家买单,因此,国家、单位都有积极性,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而如今,尽管有医保,但个人负担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而且住院用的药,医生也尽可能多地给你推荐自费的,不在医保报销之列。因此,现在人们更多地开始意识到养生和自我保健的重要性,这也就是产生目前养生热的社会大背景。

但是,当媒体胡乱批张悟本之后,几乎所有的当红养生名人都被牵涉进去,官方推荐的专家观点没人信,做的讲座不爱听。而那些养生名人们,又被批不正统,是歪理邪说。这无疑给目前的养生热泼了盆冷水,很多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茫然。

想要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养生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想在中国自上而下地提倡养生,那是不可能地。但如今,中国人自己不珍惜,不看重的东西,老外们反而如获至宝。6月20日,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出席了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全球首家中医孔子学院成立于2007年,在伦敦由英国伦敦南岸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承办。)



习近平出席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习近平强调,文化教育交流,贵在心灵沟通。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中澳两国虽然历史文化不同,但多年来两国在人文领域相互借鉴和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目前,全球有90多个国家开设了近300家孔子学院)。而中医孔子学院目前也在逐步推广中。

什么是文化?文以载道,以化成天下。中医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国内不重视、排斥它的时候,在国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文化,包括中医文化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千家万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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