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500年历史：经商的大忌就是轻诺寡言，乱开空头支票。-爱华网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美国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托马斯?索威尔博士在其著作《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也提到，犹太人、日本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能赚钱的人。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漫长发展积淀了丰富的商业文化，涌现出了很多名商巨贾。计然、白圭、范蠡、沈万三、乔致庸、雷履泰、胡雪岩、张謇、朱葆三、虞洽卿、陈光甫等。他们在商场上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最终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商人。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达到了顶盛，出现了十大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徽州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其中山西商帮、徽州商帮负有盛名。

晋商是十大商帮之首，商号曾遍及全国各地并波及日本、阿拉伯、东南亚。他们雄霸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创造了不朽的辉煌，出了乔致庸、雷履泰等商界名人。太谷有白银谷之美誉，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为什么在那个商帮四起的年代，晋商占据鳌头，独领风骚?晋商雄霸商界的赚钱秘笈是什么?

徽商作为明清一支著名的商业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南洋东瀛，“无徽不成镇”，引领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时期，几执商界牛耳，也涌现出胡雪岩、张小泉等巨贾名商，就连乾隆皇帝也为之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徽商的成功经营大道又是什么?

宁波帮、龙游帮是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在国内外商场上十分活跃、成就卓著，“无宁不成市”、“遍地龙游”，产生了范蠡、虞洽卿、张元济、朱葆三、黄楚九、刘鸿生等天才商人。发展到今天，“浙商”横空出世，散居各地的浙人商铺、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浙商强大军团，无不向世人证实：浙商已当之无愧为新时代中国第一商帮。浙商的创富秘诀在哪里?

时至今日，晋商、徽商辉煌不再。山西企业家能上富豪榜名气较大的也不过有李海仓、孙宏斌、李彦宏；安徽企业家能上富豪榜广为人知的也不过有史玉柱、祝义才、张近东、王传福。浙商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第一大创富团体，屡次在福布斯富豪榜上表现非凡，其人数之众多，名次之靠前，财富之巨大，已非山西商人、安徽商人所能比。丁磊、郭广昌、陈天桥、鲁冠球、楼忠福、叶立培、马云、李书福、宋卫平、王均金、胡成中、南存辉、王振滔、徐冠巨、吴良定、宗庆后、苏增福、李大鹏、黄巧灵……一个个为中国人耳熟能详。

晋商、徽商后来为何衰落?浙商又因何崛起?说史自省，读古明今。深入感受中国商道之精髓，剖析其经营思想，细辨其成败得失，其中蕴涵的中国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和致富秘诀，对当代商人仍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上篇晋商经营之道

好男儿当立志为商(1)

以商致财，用财兴业

山西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兴业”的创富之道，也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这种重商观念，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好男儿当立志为商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一般是读书做官，重名轻利，不屑经商。而当时的山西整体民风却是以商为本，晋地人崇重商业，励志为贾，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这种崇商思想作为社会风气渗透于民众意识之中后，变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

王锡纶在《怡青堂文集?卷一》中说，“朝廷贵农，而不乐于耕；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为商贾之利胜于农也。”由此言论可知，晋地人普遍视商贾为自己的本业。当时人心思富，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晋绅”，让人羡慕不已。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尤其是晋中一带，在子弟出路选择上，优秀者学商，已成风气。

能经商的人，在晋地人看来是最有才干的人。当地有民谣：“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岁羽)，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雷履泰是山西首家票号日升昌的掌柜，毛鸿(岁羽)是二掌柜，程大佩是三掌柜。显然，这三位掌柜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好男儿，人们对其的敬慕胜似官员。“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励志为贾，在晋地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晋中一带，子弟优秀者学商，已成风气。

晋中一带的老人们常教儿孙一首歌谣：“咚咚喳，娶来了，俺的女儿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在这种利益的熏陶和教育下，十四五岁的男孩就进字号学习生意了。

山西榆次常氏八世祖常威，在商铺林立的张家口开设了常家第一个商号“大德玉”，生意兴旺，逐渐成为晋商中的大户。常威在自己苦心经营商业的同时，他还精心培养他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商业能手。

常威先是将大儿子常万已带在身边，让他学习经商。在商海波涛中，常万已耳濡目染，很快成为精通商务的行家里手。三子常万达从小聪明好学，一直留在老家私塾中学习，经历了十年寒窗之苦，考取进士很有希望。常威回乡后，经过了解，发现常万达的品德与学业皆非庸俗之辈，处处高人一着，如果搞商业同样一定会有所成，就执意让常万达弃儒而继承父志，走商贾道路。结果，常万达和常万已一样，均不负父望，弟兄二人很快都成了晋商中的佼佼者。

时至今日，山西人仍有“弃儒从商”励志为贾的典范，姚增起就是其中的一个。几年间，这个山西人将一个小小的软件企业折腾成中国最大的软件批发商——北京正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许家乡人不一定知道他现在掌管着一家知名的软件公司，但一提起姚增起，许多人还记得当年曾经为全乡学生做学习辅导报告，后来跳级上大学、读硕士、攻博士，一路飞奔的那个聪明的学生。这个聪明的学生再次演绎了当年晋商“子弟优秀者学商”的风气。

1978年，15岁的姚增起跳级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进了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本科毕业后姚增起就顺理成章地考上了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硕士以及博士。到1988年他25岁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才发现对自己所从事的控制系统研究并不是真的感兴趣。对于自己，一向能领先争第一的姚增起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茫和困惑——我应该干什么呢?

在那段困惑的日子里，他看什么都很模糊。许多同学都出国了，但自己就是没兴趣；专业研究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但就是提不起精神；要说搞个公司吧，又不知从何处下手。一个偶然的机会，姚增起买了个“好易通”之类的东西，觉得还挺好用，可就是价钱太贵了。能不能开发一种便宜的专门针对学生市场的呢?他顿时来了精神，觉得创业的机会到了，赶紧出去进行市场调研。可一调研才知道，当时自己根本做不起——这样的产品光开一个模就要15万元。算了吧。

想想做软件应该成本低一些，于是姚增起将目光移向了辞典软件，准备创办公司，要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于是一向发怵与工商税务等部门打交道的姚增起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企业运作。就这样北京正普电子技术公司于1993年8月诞生了。

公司开张后，姚增起便开始琢磨各种各样的软件。由于与自动化学报很熟，他先替编辑部编了一套管理软件，边用边修改，最后形成产品。令他意外的是，这种管理软件最后居然以每套88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100多套。随后，他自己开发了信封打印软件，又卖出去了几百套，接着又琢磨信函广告软件，同时还卖过游戏手柄、股票卡……小小的公司总算滚动起来了，但姚增起的心中依然没有燃起期待已久的激情。

如果姚增起只是满足于每年二三十万的获利，那肯定就没有今天的姚增起和如此规模的正普公司。当时市场上普通软件价格约五六百元一套，而游戏软件光盘猛降到60多元的水平，这让姚增起看到了机会——软件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家庭，软件市场上原有流通销售渠道肯定会出现巨大的空缺。于是正普公司开始在媒体上打出广告开展软件邮购业务，由于软件的巨大市场需求，很快姚增起发现正普做邮购还只是“小儿科”，干脆转向做批发吧。

1996年起姚增起率领正普公司大规模介入软件市场，从软件销售渠道的建立着手，设立正普软件销售组织。经过5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全国6大软件批发中心架构，及遍布全国的3000余家代理商的销售网络，所拥有的代理商总数居同行首位。目前正普公司在中国软件销售市场的份额超过15％。随着INTERNET在技术及应用上不断成熟，正普公司又及时启动了自己的网络战略，开发出自有品牌2688系列商务软件。

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感，姚增起终于找到了运筹帷幄的感觉，也在多次的往复震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好男儿志在商界。他发现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而他所擅长的正是此项。

做官入阁不如为商入市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山西人却选择了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道路，实为另类。

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与义在给朝廷的一个奏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刘与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分析：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雍正皇上就在这个奏片上留下御批，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此时的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慨叹：“近十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由此可以看出，晋地重商的风习既浓厚又普遍，“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令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显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山西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练达，颇有才华，弃儒就商，开始创造了侯氏的辉煌。侯培余开设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号。道光初年，侯培余又适应市场变化，把蔚字号均改为票号，又经过其子侯荫昌的大力经营，业务飞速发展，使蔚字号成为国内著名的票号。

生意兴旺的同时，侯培余在旧堡东门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处宅院，个个巍峨华丽，前庭后院，过厅书房，富丽堂皇。新堡新院过厅有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形象地道出了培余读书治家理财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无论是已入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还是已在府、州、县学考取的庠生或诸生，皆义无反顾地弃文经商了。那些尚未入学的孩子，也把经商视为成才之路，而非读书做官这一条途径。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常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晋商“重商立业”的借鉴

昔日的山西人“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对今人来说可资借鉴。旧时商贾富豪兴盛的经验告诉我们，重商能把经济搞活，可以兴邦富民。相反，忽视商业，本地人自己不干，势必丢失掉本地市场，更谈不上对外开拓，结果本地的经济很难搞活。

昔日的山西人，一流人才大都经商，现代的山西人，经商观念却十分淡薄，更不能与浙江人和广东人相比。当然，这与建国后忽视商品经济有关。过去，山西产品出省计划调拨比重高，人们习惯于依赖计划调拨而疏于自我开拓市场，以致集市上商贸老板大都是浙江一带南方人，商品大多是外省市产品。今古比较，思想开化，似乎远不如先人。

因此，旧时晋商“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能只满足于门前设摊，小富则安，要有胆略和气派远足千里，做大生意，干大事业。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1)

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在山西广为流传，山西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把握市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从南国海滨到塞外朔方，万里逐利而动，经营诚信有笃，需要有非凡的才干才行。此外还要能够读写精算，了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风习，具备强烈的市场意识和信息资源，能对时局及时进行准确的预测，擅长有效的公关交际……做到这些，商人必须是人中之强者、智者。这些经商素质，仅有勤劳和俭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厚重的知识底蕴来支撑。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贾为业”，重商不轻学，重学为经商，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走出了一条商学互补的路子，不断为其商号培养出了德才兼备的子孙。继承祖业，或弃官，或弃文，皆以商为本，200多年竟长盛不衰。

常氏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人称“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人称“北常”，一南一北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职，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著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砺炼，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晋商“商而优则仕”的借鉴

晋商“学而优则商”的思想有其可取之处，实现人生的价值除了从政之外，经商也是其中的一个途径。而“商而优则仕”的思想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晋商捐输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仅仅是“虚职”，仅仅是为了荣耀门庭，并非教人去真正的做官，否则就失去根本，不务正业了。毕竟经商与从政是不同的“行业”，商人真正去做官未必就能做得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商发展到后期，有些就想当官了，纷纷花钱买官、捐官；有些虽然还在继续经商，但投靠官府，成为官商、皇商。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晋商跟着垮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仍有一些企业家总想捞个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总想靠着政府、靠着批文、靠着上面的关系，靠着钻政策空子致富发财，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这一倾向是近视的，不长久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应是主体，而企业家则应是主角。当代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当然，如今的一些企业家“优则仕”与地方政府用人导向有关。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暂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以山西无线电厂为例：当年该厂开发的“春笋”牌电视机，比四川长虹要早七八年，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市场占有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成为电子工业部的“金牌产品”。可惜的是，这任厂长因为能干被提拔到太原市当副市长，后来又提了一个厂长，干得也挺好，又被提拔成省经贸厅副厅长。第三、第四任厂长就差点，结果长虹也起来了，康佳也起来了，而山西电视机业却败落了。

山东和山西在这方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92年青岛市就有人提名让张瑞敏当青岛市副市长，结果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开了常委会，最后一致决定不予提拔。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张瑞敏不好，而是他们认为在山东大地上，在青岛大地上，找一个副市长比较容易，找一个能够做成国际名牌，能够在美国搞一条“海尔街”的企业老总非常难。

企业家应该心无旁骛，在商言商，以商为本。当了企业家就不要再追求当大官，而要实业报国。历史上晋商后代以及徽商衰败的例子，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像流星一般仅仅风光了10年。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所谓企业家“各领风骚三两年”的闹剧，还有这几年每出现一个贪官，就会连累一批企业家倒台。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惊醒和深思。商道二艰苦创业忍耐克己

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500年，与其“不畏艰辛，忍耐克己”的开拓创业精神有关，西方学者称之为“山西精神”。正是依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品格，晋商在经商实践中战胜了许多无法想像的苦难，从而在大漠风沙、崇山峻岭、浩瀚大海之间，走出了一条条沟通四海财富的商业之路。

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1)

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敬业执著

晋商先辈创业的艰难在各大商帮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餐风露宿向长城边运粮，还是服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海东去日本贩铜，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其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像。白手起家创业，需要的是忍耐、坚毅、果敢和聪慧。被创造财富的激情所驱动，他们会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最终走向成功。

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天寒地瘠，地物鲜少，生存艰难。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出身的山西人，养成了与自然抗争的品格。他们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以求生存。生计困难迫使山西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正是这样，在山西一些州县形成了“重迁徙，服劳商贾”的风俗。

往来于“茶马之路”的晋商，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一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是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逾越语言和生活习惯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虽然“商之利倍农”，但远地贸易却是一件相当艰苦和危险的事业。明代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为北方边镇80万驻军筹措粮草，允许商人运粮运草到边镇驻军之地，领取卖食盐的执照——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这一政策开始实施时山西人便捷足先登，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运粮的艰难远远超出了人的想像，试想，千里迢迢，驱车服牛，风雨无阻，昼夜兼程是何等的辛苦?同行倾轧，强盗出没，官府勒索，是何等的凶险?

在古代交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出外经商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但明至清乾隆年间，数十年毫无音讯、病死在异乡、甚至旅途被杀或货物被抢也时有发生。出外经商的失败与危险，丧财亡命，令人心寒。即使同治光绪以来，国内安定，交通条件改善，但出外经商之苦依然如故。这种苦，主要表现为：数年才能回籍探亲一次，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加之长年劳累无一休息之日，因此积劳成疾，死在回籍的途中。

出外经商尽管有苦和危险，但毕竟比死守在家，日不腹饱强些。出外经商可以养家糊口，改善家庭生活，以至稍有积蓄甚而发家致富。所以受雇于人出外经商的人也愈来愈多，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理念，又进一步扩大了商人的群体。

山西人如不具有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敢外出经商的。晋商的活动区域，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在广袤的欧亚大地上，都有晋商长途跋涉的身影，晋商活动范围横跨了欧亚非澳四大洲。正是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国内外创造了辉煌成就。

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并非是山西商人的专利，而是成功商人的共同特征。创业之初，往往没有什么资金投入，开创者只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的积攒，此外难有别的选择。李嘉诚从当茶馆跑堂开始，王永庆16岁卖米为生，霍英东20岁就有了南沙群岛冒险采海草的经历。

香港富翁霍英东幼年家境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收入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他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霍英东7岁那年，年仅40多岁的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此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霍英东就是在这样的贫困状况下渡过了他的童年。他18岁时找到第一份工作，在一艘轮船上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的工作就是铲煤。那时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他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后来，霍英东又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到机场当苦力，到仓库去帮人磅米。直到他母亲倾其所有和他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霍英东才结束打工生涯，开始管理这家杂货店。

霍英东20岁时，买了一条旧的运输船雇人到南沙群岛冒险采海草卖钱，结果没有赚到钱，几乎丧命于荒岛。25岁那年，霍英东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再后来，霍英东苦尽甘来，时来运转，从房地产发迹，又从挖海沙、承包工程中赚到很多钱，事业逐步发展，最终累积了亿万家财。

在20世纪30年代里，印度尼西亚富商林绍良还只是一个小伙计或者跑单帮，出卖劳动血汗的人。他每天必须在三更半夜，大地一片黑暗的时候就起身，用手工磨碎咖啡豆，然后用旧报纸分包成1盎司(1盎司=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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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500年历史：经商的大忌就是轻诺寡言，乱开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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