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四世达赖的政治生命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
本刊记者
《统一论坛》
2013-10-23 15:05
记者：十四世达赖生于何时何地？何时经中央政府确认和批准，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
王小彬：十四世达赖俗名拉木登珠，1935年7月6日(藏历木猪年5月初5)，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的当才村一户农民家庭，今属青海省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岩(音ai)村。七百多年来，众多民族在这里往来迁徙，逐渐成为藏、汉、回等民族混居地区。清代以来，回族人逐渐成为这条山沟的居民。早在明末清初，这里的藏族居民已经很难看出他们与当地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了。村里人大多说青海汉语，只在生活中涉及少量藏语词汇。
拉木登珠1937年由西藏地方摄政五世热振活佛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40年经国民政府确认和批准，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因此，十四世达赖的政治生命可分三段。1935年至1949年在中华民国治下14年；1949年至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10年；从1959年至今在国外流亡54年。
记者：谈到十四世达赖，不能不先了解他出生地的文化环境。达赖经常说他的家乡被“汉化了”，“我们没有权利热爱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习俗和语言”。请用实例说说达赖家族语言、生活、习俗方面的情况。
王小彬：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长期交流、影响、融合而成的复合体，它在推动和促进各个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同时，还包容并扩展各个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空间，中华民族文化与包括藏族文化在内的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莫不如此。
达赖家乡和家族汉文化气息比较浓厚，他们到拉萨后，实际上是接纳吸收了拉萨文化，同时也部分地保留了青海地区的民族文化，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汉化”。我用六则史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1.1991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重刊吴忠信随从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三种合刊，第21-24页)内载：灵儿祁姓，名拉摩敦珠(指拉木登珠，引注)，生于青海贵德境之祁家村，现年仅四岁，父母业农，家道小康，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余等194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至瑙布林噶(今作罗布林卡，引注)参拜灵儿。礼毕已12时，余等乃便道往返灵儿父母，所居大殿甚近，转折即至；父着汉装，长袍马褂，母则青海土装，年均四十许，态度诚恳，以馒头招待余等午餐；食时顿谓“西藏糌粑吃不下”，勉余等多吃馒头。
2.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47页)，内载民国二十九年(1941年)一月二十六日，西藏代理藏王热振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呈文称：“青海阿多(今作“安多”，引注)塔尔寺之东，地名大泽(指当才，引注)之所，有一家焉，名为祁家。父名曲却策仁，庚子岁生；母名四朗错，辛丑岁生。于乙亥汉历六月六日，正值日出时，生下一子，名曰拉木登珠……父母即不识藏语。”
3.1941年1月31日，吴忠信前往罗布岭冈(今作罗布林卡，引注)访唔灵儿。其日记载：“灵儿能通汉语，对汉人十分亲切。嗣又往访其父母。彼等皆久习汉化，内向之情尤为殷挚。”(出处同2，第149页)
4.上午十时左右，余等(指朱少逸等，引注)随吴氏抵瑙布林噶(指罗布林卡，引注)……据云，总堪布等日督促灵儿习藏文藏语，严禁以国语应对，则数年之后，灵儿将不自知其为何如人矣，惜哉！(出处同1，第62-63页)
5.1941年3月29日，吴忠信日记：“午刻，在行辕宴达赖父母及其两兄弟并童养媳。据云……家人情话均用汉语，决不会忘记……”
6.1997年，嘉乐顿珠的儿子凯珠顿珠完成并出版了他姐姐央宗卓玛的遗作——十四世达赖母亲口述自传(英文版)。1998年台湾人麦慧芬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该书反映达赖家庭的文化、语言、习俗的实际。如语言方面，达赖母亲回忆：“那个时候我不会说藏语，花了两年时间才学会了拉萨话。”(英文版第112页)文中提到他们从青海来到热振寺后，会话交流是通过一个叫泽丹的翻译进行的；也回忆说到拉萨后，噶厦给他们派了强佐、管家、马夫、仆人，还有翻译；还提到有一次因为噶厦送来的燃料太湿，达赖母亲训斥仆役，把翻译吓得发抖。如服饰方面：达赖母亲婉绝佩戴藏政府送来的西藏巴珠头饰，坚持使用她从16岁时就戴的安多地区传统头饰赫利。但她的丈夫和二儿子很快就在耳朵上打了孔，带起了绿松石耳环。(英文版第117页)如饮食方面：嘉乐顿珠的儿子凯珠顿珠回忆，“祖母坚持安多饮食习惯。我们都跟她学习做饭。她常常给达赖喇嘛做菜、烤面包。她还教来自卫藏的厨师做安多菜。直到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吃他孩提时代母亲就给他做的同样的饭菜”。(英文版序言)再如丧葬习俗：达赖母亲在传记中回忆，“我丈夫在生前就明白表示他的骨灰要葬在西宁他父母墓旁，要我千万不要把他的尸体水葬或鸟食葬。我儿子塔泽(指当才，引注)仁波切将他父亲的骨灰葬在了祖父母墓旁”。(中文版第150页)
文化也好，语言也罢，有相互交融的特点，也有个性发展的特点。前述达赖喇嘛及其家人讲汉语、着汉装，保持汉族一些生活、语言、饮食、习俗，以后到拉萨后又受藏文化影响，讲藏语等，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相反这正能说明他自己所说的“西藏人民没有热爱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的权力”是不符合事实的。
记者：十四世达赖家族从青海到拉萨后，与西藏上层关系如何？当时十四世达赖的政治境遇怎样？
王小彬：我想先谈谈1949年前这一时期。达赖的政治处境比较险恶，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朝不保夕。
1.灵童寻访时期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噶厦经过会议确定热振活佛为摄政王，同时命朗顿·贡嘎旺秋继续出任司伦协同热振执政。热振与朗顿共事五年多时间里，在处理公务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上政见不合。朗顿极力推举十三世达赖侄女的儿子(也即朗顿本人妹妹的儿子，后被认定为第五世德珠活佛)为重点候选人，热振坚持认为青海当才祁家川拉木登珠为真身。后热振以辞职为名，迫噶厦辞去司伦。从此热振活佛在国民政府支持下顺利进行寻访和转世各项事宜。1941年1月31日，吴忠信在罗布林卡看视灵童，复查噶厦所述灵童灵异情况后，认为确实属实。吴忠信将查看转世灵童经过情形及噶厦请求免于掣签报告中央。2月5日，国民政府特准拉木登珠免于掣签，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拨发坐床大典经费令。2月20日，热振会同吴忠信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
2.佛公祁却才仁被毒害期间
热振活佛摄政期间，先后欢迎黄慕松进藏致祭十三世达赖，欢迎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典礼。又赞同并支持国民政府在拉萨成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建立无线电台、小学、测候所。摄政7年来密切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因而也招致英人及分裂势力的嫉恨。在各种污蔑和压力下，热振选择了隐退。达扎摄政后，受分裂势力的蛊惑，不仅不交还摄政的位置，而且还毒死了忠于热振的达赖生父祁却才仁。
1942年，达扎要西藏“民众大会”讨论惩罚尧西公(指达赖生父祁却才仁)的问题。11月向噶厦提议要约束和制止达赖父亲的违法行为。不久还就此问题张贴布告于拉萨的街头巷尾(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201,1943年1月10日周末英国使团发自拉萨的信。转引《喇嘛王国的覆灭》英文版第373页)。这则材料得到中文档案的印证。1943年1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给蒙藏委员会的函称：“藏政府日前突将达赖佛父之各种不法行为逐条明文张贴于浪子夏(指市政府，引注)门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中国藏学出版社，3149页)
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陞祺的夫人陈乃文(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女儿)在《忱挚的回忆》一文中说，达赖父亲祁却才仁和母亲徳吉才仁，会说汉话，爱国敬教，与热振关系很好。驻藏办事处也将达赖家族作为重点关心照顾家庭，租其二层木楼作医疗所，柳先生就住在那里。大家经常宴请拜访他们，关系很融洽。正是这个原因，佛公才会同意其次子嘉乐顿珠去南京学习。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英人嫉恨及亲英派对佛公的不满。
陈锡璋先生在《西藏从政纪略》中记载，约在1946年(应为1947年年初，引注)，佛公突然病故，我和李国霖前往吊唁，而见佛母，询及病况，佛母只说：“忽然得了急病，以致无效而亡。”此外不再多说，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当时均感觉惊异。见到佛公的女婿黄国桢以及家下人等，提起佛公病况，也都和佛母的回答一样，好像是“讳莫如深”。佛公死后，过来些时，传说佛公偶有小疾，摄政达扎的大管家送来一剂汤药，他服后就死了。因他家中始终守口如瓶，无法印证。而佛母因处在恶势力之下，为保护她爱子达赖和全家的安全，是否忍痛在心，留作他途，一时无人能断定。佛公因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然这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主要的是，他诚倾中央，怀念热振，不满达扎，又因心直口快，往往于无意间流露出来，这是深中达扎摄政之忌的。佛公知识有限，藏语也说不好，不善交际。
200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书中采访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对其父亲被害一事，他说：“我敢肯定我父亲是被人害死的。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对政治一窍不通，尤其是对两个摄政之间的事。我们和热振像一家人一样亲近。他和我父亲非常要好。有人告诉我达扎集团想要废黜当时的达赖喇嘛。因为是热振让把他迎请到拉萨来。他们的计划是除掉热振，又害怕将来达赖喇嘛掌权后会报复他们。所以他们就想用他们的人——一个叫第珠仁波切的年轻喇嘛接替现在的达赖喇嘛。如果我父亲没死，他肯定会想法告诉热振阻止他们的计划。因此我父亲是被他们毒死了。”
对此，同书中达赖母亲回忆说：“热振和我丈夫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的爱好就是对马的钟爱。如果我丈夫没有遇害，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逮捕和杀害热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我丈夫是被毒死的原因。”
3.热振活佛被害时期
热振隐退后，尧西公(达赖父亲)和达赖喇嘛一直关心他的情况。尧西公通过一个叫斯巴的人给热振捎信。信中特别提到达赖喇嘛询问热振现在如何？要他来见。还说，中央给噶厦来电，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已是国际公认的，中央要派员驻藏理事，藏王要选藏人拥护的，特别要选懂得汉藏团结的人，只有热振能胜任。尧西公还特别叮嘱斯巴，这些话只能告诉热振一人，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拉鲁·次旺多吉：《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扎摄政王“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达赖的母亲曾著有口述史《我的儿子达赖喇嘛》。“达扎是我儿子的经师之一，我儿子很怕他。他当摄政后把我的三儿子从达赖身边支走，还做了新的规定，不准我们时常去探望达赖喇嘛。更不允许私下会面，必须要有他派的人陪同。在达赖陛下真正继位之前，他一点权力也没有，整个土地上最有权的人就是达扎。”(英文版，第132-133页)“我丈夫去世后一个月，热振就遭到监禁，后来被暗杀。热振外甥(也即热振扎萨，引注)在热振被捕前来到我们家求救。那时候我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噶厦已经派人到我们家门口，他们是来逮捕热振的外甥的。此前我已经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他。我听说噶厦要把我家所有的男性都抓进牢房，把女性都遣送回西宁。我们全家都是亲热振派。这样就可以消弭所有的反对力量了。那年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完全孤立，儿子都不在身边，丈夫也刚去世，我从未感觉到如此孤单无助。其实真正阻扰达扎计划的是安多的马步芳。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会派兵前来相助，达扎和噶厦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因此不敢贸然行动。”(台湾中文版，第145-149页)
梅·戈尔斯坦曾采访过功德林扎萨，采访记录刊印在《喇嘛王国的覆灭》英文版第521页。“显然，年仅13岁的达赖喇嘛对达扎处置热振阴谋集团首要人物的行为和方式并不满意。例如，据说当热振扎萨和卡托活佛遭受鞭打时，他目睹后很不愉快。指派其司膳堪布的侍从给他们送食物、提供卧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当他听说热振死于狱中时也非常气恼。这些事件加上早先对他的父亲的当众侮辱，使达赖喇嘛对达扎及其党羽充满了敌意。”
4.“达赖真身事件”时期
热振倒台以后，达扎和噶厦开始考虑如何清除热振最潜在的势力。达赖母亲回忆：“这个时候，拉萨开始传言，当今的达赖喇嘛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据说是搞错了。还说我的孩子应该是德珠仁波切，而德珠仁波切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最后他们决定将两个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入器皿中，在宗喀巴大师的佛像前摇动，看哪张纸条先出来。他们连续摇了三次，每次先出来的都是写有我儿子名字的纸条。所以达扎和噶厦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的儿子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我的儿子达赖喇嘛》英文版，第135-136页)
梅·戈尔斯坦采访过一位前噶厦官员，称噶雪巴·曲吉尼玛在热振倒台后曾和一些人讨论过达赖喇嘛真身问题。“如果认定达赖喇嘛的人(指热振，引注)，不如另一人(指达扎，引注)，那么这个认定达赖喇嘛的人也可以让另一人顶替。”一些噶伦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不是真的。当时，噶雪巴说，如果不是真的，我们应该在布达拉宫观世音菩萨面前通过抽签用神断的办法来确认。后来噶伦们去布达拉宫做了神断，结果他(指拉木登珠)是真正的转世。(《西藏现代史——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第203页)
达赖母亲称：“达扎担任摄政以来，是我们生活在拉萨的最困难的时期，直到汉人进入西藏。”(英文版，第136页)
记者：中央政府与噶厦的预备谈判过程说明了什么？西藏和平解放对达赖的政治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小彬：1950年8月，中国外交部在回应印度的照会中告诉印度新任驻华大使，中国希望在不采用武力手段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并表示，中国同意在印度同西藏代表团举行预备会谈，然后再在北京举行最终谈判。(美国国家档案，793B.00/8-2350,与印度外交秘书长会谈的报告，其中传达了印度驻华大使的言论，转引自美国驻印度大使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国大使馆代办申健也明确：所有谈判都必须在北京进行，德里会谈只是正式谈判前的一个序幕。
9月8日，夏格巴在见尼赫鲁时就提出：如果中国人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不作出担保，他们就不会去北京。谈判的焦点也在此。尼赫鲁回答说，印度政府将继续英国时期的对藏政策。即对外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内部实行自治(The Government of Indiawill continue the policy of the British period in considering Tibet outwardly apart of China but internally autonomous.夏格巴的著作中将“自治”改为“独立”)。夏格巴答，因为西藏是独立的，请不要谈在中国治下的内部自治(Because Tibet isindependent please do not talk about “internalautonomy” under China)。尼赫鲁有点恼怒，坚定地对藏人说，断言西藏是独立的(证据)远远不够，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法律所证实的。(Nehru was a bit irritated by this and sharply to theTibetans that is was not enough to speak about Tibetan independence: suchstatus had to be proved according to the law.)
1950年8月2日和19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两次关于我对西藏代表团的方针给申健代办的指示均指出：“我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9月16日，西藏代表团同中国新任驻印大使袁仲贤进行会谈。袁仲贤提出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基本观点，其中有一条：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9月17日，夏格巴向噶厦发去了电报，汇报了同印度官方和中国大使会谈的情况，并向噶厦提出了建议：不要再坚持全面彻底的独立。建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只是名义上承认。9月28日和10月4日，噶厦两次回复西藏代表团，事关重大，以拖待变。10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昌都战役，终于迫使噶厦立即赴德里与中国大使进行磋商。10月21日，噶厦指示夏格巴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建议。当日得知情况后，达赖表示反对，并建议乞求护法神通过卜卦来决定。卜卦的结果是，“噶厦不应当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随即噶厦又立即向德里的夏格巴发急电，取消了先前作出的决定。10月31日，噶厦又发出电报，取消了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的指示。原因是噶厦已决定向美国求援。
中国的抗美援朝促使西藏部分人产生了向美国求援的遐想。夏格巴的任务由赴京谈判改为向联合国送交呼吁书。联合国当时态度是，西藏不是联合国成员，且电报是由西藏境外的一个代表团发来的，不是西藏政府直接发来的。于是例行公事，归档记录。只是把呼吁书的副本非正式地散发给了安理会的各位代表。后来有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萨尔瓦多支持了西藏的呼吁书。西藏第一次向联合国呼吁以失败而告终。它的意义在于至少说明：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共识。
真正促使西藏内部决定派出代表进行谈判的重要会议是1951年1月9日的亚东噶厦会议，总结了一年来争取外援的活动没有成效，感到还是要与中共方面进行会谈。
土丹旦达回忆：“我们动身前，噶厦给每位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证书外面注明西藏全权代表五人姓名及身份，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同时，还有不得做任何许诺，还嘱咐我们向尼赫鲁请求指导，签订协议时请印度在中间做证人等。我和凯墨及译员抵达新德里后，就去拜访尼赫鲁。面交了达赖信件和礼品，同时请他对汉藏和谈给以指导，希望印度政府充当汉藏和解的证人。尼赫鲁说，估计北京会提出三条：一是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承认这一条没法谈，国际地图早已标明西藏属中国，所以必须承认。二是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因此也得承认。三是解放军要进驻西藏。承认了这一条，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且我们印度与西藏毗邻，对我们也危险，所以不能同意。”
阿沛在1989年7月31日有一个谈话，达赖喇嘛和噶厦关于和平谈判的委托书分内部掌握和公开谈判两种。对外口径是，藏汉之间只有深厚的施主关系，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我们祝贺这个政权的昌盛等，但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口径说，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外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必须是独立自主的。
因此，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在正式谈判之前，英、美、印、苏等国就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成了国际共识。而正是这个国际共识推动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在谈判代表赴京前接受和承认了历史和现实，达成了国内共识。
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内部迅速分化，主和派力量占了上风，主战派处于弱势。昌都战役直接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毛泽东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代表他祝贺达赖喇嘛亲政。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感召下，在爱国力量的支持下，达赖喇嘛派出了和谈代表到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及其“附件”。协议和附件从法律意义上保证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指导下，通过取消伪人民会议，撤销司曹，加强了达赖喇嘛对噶厦的实际领导权力。
尤其是中央正确处理达赖与班禅两方关系，打消了达赖和噶厦的顾虑。1954年8月2日，中央在发给全国各省《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招待、宣传方针》的电报中指出：“在有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做得恰当，避免刺激他们任何一方，避免引起他们的猜疑，并适当地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并强调：“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一卷第76－77页，中国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让李维汉起草的，毛主席用两个指头比划着说：“达赖、班禅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两个指头并列)，而是这样的(两个指头一上一下)，出门还有先有后嘛！”(《张国华将军在西藏》第88页，赵慎应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中央这一电报指示，使西藏工委更加明确该怎样处理与达赖、班禅的关系了，所开展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效果也更好了。在争取团结达赖、班禅两个集团的大多数的基础上，《十七条协议》中的主要条款得到逐步实现。
同年，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他不仅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脑，还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达赖喇嘛何曾享受过西藏和平解放后的这种自由？在解放前，达赖连自己的父亲、经师的生命、甚至自己的佛位都保不住，新旧社会对比一目了然，连他的母亲都能客观承认这一点。当十四世达赖个人、家族、集团的利益与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一致时，达赖尚能做出一些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有益的事情。相反，当其集团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相违背的时候，他们就铤而走险，从否定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否定“十七条协议”起步，一步步滑向深渊，开始了其无可挽回的败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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