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知青上山下乡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一场悲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
前言
本文所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指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表前后，全国一千七百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农场、林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城市各届的初高中毕业生。
我们这一代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对过去这段经历有着挥之不去的情节，不管是赞扬也好，诅咒也好，亲情也罢，仇恨也罢，好像人到晚年还总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情和事，以至于困惑苦恼。为了搞清楚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我认为下列问题是必须回答且无法回避的：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
2、城市知识青年为什么必须上山下乡？
3、知识青年若不上山下乡有否其他就业出路？
4、文革前与文革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何不同？
5、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何评价？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它的逻辑脉络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的是什么？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这些都需要对那个时代加以梳理后，才可以对这场运动做出客观的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因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如下：
（一）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重大的失误
首先，建国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顺利，这使老人家对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公产主义的实现产生了过于乐观的想法，其结果是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时期，过快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用全面的公有制取代了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在农村方面是迅速地将合作社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高级社，个别地方甚至不考虑农民的意愿直接过渡到人民公社。在城市则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政策。以一九五六年全面完成城市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全面转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变为公营经济和集体经济。
其次，“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但没有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它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否认价值规律的存在，取消了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一切生活需要全部纳入计划的轨道，几亿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都由国家管起来，这种想法的愿望虽好，但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哪怕是放到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也是不可能的。“大跃进”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就是计划经济的杰作，它不仅仅是心血来潮，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加“左倾”冒进思想的必然，缺一个条件都不会产生“大跃进”。例如大家熟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了完成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全国男女老少齐动员甚至连家里的锅全拿去炼铁，也没完成计划。“大跃进”的结果得不偿失，既浪费了时间人力物力，又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对国际局势判断的失误
在国际局势上的判断失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一九五九年美国杜勒斯曾多次表示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老人家认为杜勒斯讲话的目的是企图瓦解并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在党内部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正可谓无风不起浪。
二是一九五八年，苏共“二十大”报告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批评本身是正确的，而老人家却认为赫鲁晓夫是通过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达到全面推行修正主义的目的。基于这个判断，老人家明确提出“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进而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为了使帝国主义预言家的希望彻底破产，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千百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形成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脱离了正确轨道，由于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一九六二年一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脱帽致歉承担了最高领导责任。但在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老人家提出在社会主义向公产主义过度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论断，把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使过去“左”的做法得到发展并逐渐演变为较系统的思想体系。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产生
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前的三年多时间里，老人家对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新问题，如何判断国际国内局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过于相信坚持自己的判断，把党内不同意见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生资产阶级，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公产党有变质的可能。这些错误的判断和担心促使老人家下决心自下而上地发动一场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的思想政治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铲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消灭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
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从一般认识逐渐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境界，最终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石和极“左”的思想体系，并写进了“九大”和“十大”的党章。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还存在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该理论的核心是政权问题。一九六三年开始了以“四清”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一九六六年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建立新生革命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五）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白热化增加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压力
建国以来中美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朝鲜战争的结束，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停战，朝鲜半岛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直到今天中朝美三方在板门店的停战监督机构都没撤销。六十年代后，为了反对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入侵，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援越战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阵营不被瓦解，保证我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出兵参战并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抗美援越战争。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前，中苏两国的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影响到国家关系，最终发展到团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和国家政权的政治颠覆。比如，一九六二年的新疆“塔城事件”和一九六九年的黑龙江的“珍宝岛事件。
到文革前，美苏两国军事势力已经形成了对我国”半月牙形“的战略包围。北部西部有苏联，东部有日本和南朝鲜，东南部有台湾菲律宾，南部有南越泰国老挝，西南部有印度。尤其是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他的反攻大陆气焰十分嚣张，两岸之间的陆海空战事频发。美、中、苏三国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斗争关系对我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上述变化迫使老人家做出”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核战争“的安排。为此我国的国防体系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产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逻辑脉络和内在原因是：党在背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后，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条件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在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要求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旨在通过上山下乡的方式安置城市青年到农村就业的同时，达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根本目的的错误运动。它们相互之间环环相扣，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
题，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二、城市知识青年为什么必须上山下乡？
（一）政治思想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
1、老人家不满意党内接班人的表现
“八大”以来的党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认识不同，党内斗争愈加激烈。老人家对同甘共苦的同志战友产生了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许多不同观点的问题，从意见转变为成见，最后形成思想政治分歧。那个时候老人家在党内经常对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不满，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全党之上，党内几乎到了不许有不同意见的地步。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问题始终萦绕在老人家脑海里，种种的担心和忧虑挥之不去，忠言逆耳使老人家感到十分恼火。他把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全部推向他的对立面，从感情上的不容，发展到思想上的对立，最后形成政治上的决裂。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迎合老人家的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产生也就相继破土而出了。
文革中支持老人家的两个集团要想掌权就要在思想认识上和老人家一样“左”，而两个集团之间就得一个比一个“左”。从林彪俯首帖耳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全面超越老人家而独树一帜，最后“左”的连老人家在思想理论上与“四人帮”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望而不能企及。林彪只要权力没有思想，“四人帮”既有思想又要权力。“四人帮”棋高一着，他们上台要比林彪集团的危害大得多，恐怕比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集团的“红色恐怖”也要残忍得多。老人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只提到“再教育，很有必要”，而“四人帮”上升到建立“铁派”队伍，扎根一辈子的政治高度。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错上加错。而作为知青的我们若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将面临的是“终身流放”式的“苦役”。
2、老人家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不满
建国以后老人家不担负国家政务工作，政府工作也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他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里，教育部门全部被旧知识分子所把持。他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培养的新一代人能否接好班表示怀疑。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老人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放心过。他认为知识分子始终是与工农两大阶级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对立的，属于资产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阶段任务的不同，知识分子可能是党团结的对象也可能是党所打击的对象。党对新旧知识分子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脱胎换骨彻底改造。一时间“臭老九”的美名在民间也就不胫而走了。
根据党的性质，他始终坚持认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唯一途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和实践上，从灵魂到肉体与工农完全相结合，或者说必须改变这些孩子的阶级成分，亦工亦农都可以。他认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在正确的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是可以彻底改变思想的。
如文革中通过从工农兵中选派优秀青年，在工厂里直接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方式来培养大学生，这种方法是直接与“旧教育制度”相对立的，与上面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由之路。
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尤其是老人家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举动，激发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激情，也使老人家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以及可以依靠的忠实力量。老人家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绝不仅仅是为了就业，更深一层的政治含义是在解决就业的同时，让城市青年通过在农村的劳动脱胎换骨和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以利于“反修防修”，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培养锻炼出一大批符合五项条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即便上山下乡的人再多一些，对党和国家的未来也是值得的。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模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堵死了就业渠道
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病就是人为的资源配置机制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社会发展物质部门的生产计划和人员编制，大到卫星上天小到针头线脑全由国家计划安排。计划经济体制否定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使城市中原本许多可以自谋职业的就业途径都堵死了。比如，就业容纳能力极强的城市商业、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和服务业，这些非常适于私营经济发展和个体经营的行业在计划体制下都无法发挥其就业安置蓄水池的优势。
如果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大城市不仅可以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而且还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为缩小“三大差别”，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转变创造条件。
（三）减缓就业和降低财政支出和城市粮食供给压力的需要
建国初期中国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为六亿五千万。十五年间自然增长了两亿人。五十年中后期，马寅初提出通过计划生育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但被好心人痛批，以至后来周总理后悔不已，错批一个马寅初，国家多了几亿人。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严重脱节。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上下粮食严重不足，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跟着忍饥挨饿。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缓解城市粮食供给的困难，国家迫不得已将两千万城市人口转移到了农村。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不得不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或者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解决粮食供给和就业问题。
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国家的家底儿不厚，加上文革初期的折腾，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社会生产总值较上年下降9.9%和4.7%，国民收入较上年下降7.2%和6.5%。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相当困难。
（四）国防上备战备荒的需要
从“反帝反修”的战略方针出发，根据文革前国际斗争的实际情况，基于准备打仗的思想，老人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一九六八年前后，我国的沿边沿海省份先后在国营农场的基础上组建了在各大军区直接领导下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准军事组织的战略任务是“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平时种地打粮，战时扛枪打仗，这种体制最大的优点在于战时可以迅速地为部队提供大量的经过一定训练的成建制的后备兵员。
（五）社会治安上降低管理压力的需要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年中间，以红卫兵为主体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完成造反夺权的革命大任后，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进展不是十分清楚，除少数红卫兵自行组织去农村插队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游荡在城市里无事可做。当时社会上“流氓”滋事非常多，打群架、马路劫人及抢东西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城市社会治安。非常典型是不少党政军机关大院的子女用古典的方式“约架”。即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双方参加人数和使用器具的“公平”情况下，或徒手或棍棒砖头进行街头群殴。他们“约架”的原因五花八门，大多数的群殴没有任何政治目，纯属领地占有的动物本能，或打抱不平的绿林草莽意识。我所在的学校就有过“参战”双方人员几十人，围观人员几百人之多的场面，不少电视剧对此都有所描述。三届初高中学生云集城市，成为社会上游手好闲之人，他们没有工作，既是社会的隐患也是社会的包袱。他们血管里留着红卫兵的血液，就像一群桀骜不驯的脱缰野马，对社会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这在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一件令政府头疼的事。
据上述分析，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现实目的：一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二是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兵团、农林场除外）和降低国家的经济负担；三是从速集中下乡安置就业缓解城市社会治安的压力；四是孩子参加了工作，哪怕是插队不挣工资，它也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五是城市青年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战斗序列，加强了国防体系建设，维护了国家安全。
以上几点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需要是根本，其他几点都是当时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正常工作，没什么大错。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显得扑朔迷离让人不容易看懂了。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和必须下乡的现实和长远原因了。
三、城市知识青年若不下乡有否其他就业出路？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知识青年首先应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不是农民。作为有产阶级的农民只是革命的同盟军。农民具有先天的弱点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简单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不利于青年们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为什么只号召到农村去呢？
这是因为文革使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内形成了混乱的政治局面，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引发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几乎造成了国家的权力真空。这种状况是任何社会制度的政府绝不能允许的。为了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全面停课，工厂停产半停产，连农村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曾经在国家经济部门工作过，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与国有大中型企业打交道。我清楚地知道，以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营企业停产半停产搞运动是玩火，是十分危险的，其损失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企业停产意味着国家经济运转停摆，财政没有收入。意味着本来封闭的国家经济全面衰退，意味着社会陷入人为制造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如果当时没有人们对老人家的信赖和崇拜，中国必将大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在当时的形势下，老人家实际上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即要给革命小将找到继续革命方向，又要在没有其他分流渠道安排的情况下，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实现城市青年的就业安置。以当时的情况到农村去是唯一的选择，没有其他办法，而去农村既可以就业也可以培养接班人，二者在此时高度契合真是千载难逢。我想这是老人家发号召的主要原因。如果只是一般号召没有革命的内容，仅靠政府安排，且不说当时各级政府几乎停摆，即便在正常情况下，让当时这么多城市青年没有理由地离开城市去农村是不可想象的。有了老人家的号召，一时间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谁都没意见争先恐后的，那时的人积极的不得了，拦也拦不住不去都不行，真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慨。
就业是世界难题，时至今日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包括我国都不可能解决社会的全员就业。客观地讲，文革初期实现城市青年就业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即便中国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也要通过上山下乡的途径实现就业。
四、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有何不同
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想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恶劣影响，逐渐变成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国家正常的就业安置工作，被极“左”思潮所利用，上山下乡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政治目的不同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一切称之为“运动”的事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二十世纪初的反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一九年反对列强分裂中国反对军阀统治的“五四”爱国运动，一九三五年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目的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七五年反对“四人帮”统治的“四五”运动都有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目的。
文革初期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所有的红卫兵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不知该干点儿什么。而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在他们心中产了强烈的共鸣，孩子们似乎又找到了革命前进的方向。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荡涤身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崇高的“事业”。
当我们这代人的远大理想和上述现实的政治要求相结合时，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演变成为一场有着明确思想要求和政治方向的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这场运动的规模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亚于“五四”运动，其持续时间要远远长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的政治目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解决的是“全球山河一片红”的问题。
想想当时的我们的那股子激情，谁又把“美帝苏修”放在眼里当回事。极少数热血青年借上山下乡的机会，学习“格瓦拉”的职业革命精神，擅自出境去第三国，与当地的革命组织一起搞武装斗争。这些事实值得朋友们去仔细体会为什么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
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只是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不断地积极寻找探索城市青年就业安置的方式和途径。减轻国家在就业安置上压力。在政治上，城市青年除了到农村安家落户，利用他们知识和聪明才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三大差别”的积极意义外没有其他什么更多目的，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是青年政治运动。
（二）思想特点不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老人家的有关指示发表以后，城市青年去不去下乡已经成为了政治问题。其思想表现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考查评价家长和孩子政治上是否要求进步的分水岭；二是验证青年是否听党的话忠于老人家的试金石；三是衡量家长是否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准；四是判断当时青年的革命信念是否坚定的基本标志。如果符合条件不去下乡，孩子父母单位的领导和家庭所在街道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就要到家里几次三番的做思想动员和说服工作，实在不行就采取当时解决问题最流行的组织措施办“学习班”，直到想通为止。
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不同了。他们完全是个人就业方式的自我选择，不去下乡也不会对个人和家庭带来思想和政治上的压力，更不会办“学习班”，上升为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而受到组织的批评或批判。
（三）组织方式和手段不同。
文革初期的上山下乡是激进的红卫兵自我安排无序进行的。一九六八年底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发表后，上山下乡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当时每个家庭只许留一个孩子在城里，其他的必须下乡。看似个人自愿，可以在几个不同下乡方向上进行选择，可是在没有其它就业渠道选择的情况下，就是变相的国家强迫。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以后矫枉过正的“大返城”也就顺理成章了。
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完全是自愿的，即便“动员”也不会强迫，没有人告你必须怎么做。那时的上山下乡是在党和各级政府的从容安排下有序地进行。这个时期的下乡青年回城重新安置的不是很多。文革前和文革后同样是上山下乡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
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一场悲剧
1、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具体实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政治上讲是错误的
首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问题，而阶级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人的核心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式方法培养人的问题。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任务是铲除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土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生活中是与“地富反坏右”做坚决的斗争，不允许其兴风作浪。最终保证红色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字面理解似乎无大错，但问题的关键在支撑其背后的思想理论的内容是错误的，它的时代悲剧特点就表现在这里。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社会实践是在为极“左”的错误理论服务，而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把国家引向了几乎崩溃的边缘，把一代热血青年整体上推向了历史发展的反面。他们的历史任务似乎只是捍卫老人家的革命思想和路线，防止党和国家再出现类似刘少奇邓小平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就毫不客气地夺权，为了毫不客气，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而思想教育则必须身体力行，工厂不能进就下农村。这就是知青成为政治错误牺牲品的思想轨迹和实践逻辑。
这场运动最终使千百万知青十年辛劳的结果变成了一场政治笑话和历史幽默。这场运动与中国现代史上的历次青年学生运动相比，其历史作用孰优孰劣岂不昭然若揭。
其次，从老人家的一贯思想来看，他实在想在自己手中实现共产主义。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分析，这个良好的初衷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实践的结果向世间宣告了在错误理论指导下，以运动的方式，脱离中国的实际，用简单的方法，从精神和肉体上强制城市青年与农村结合，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探索的失败。
时到今日，还有不少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对运动的否定和对个人在那个时代的付出的评价不是一回事，似乎否定了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个人的努力。试想如果这场运动的主流是对的，那又拿什么理由去解释1700万人（包括您）又全部回到城市呢？
2、践踏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的基本原则
一九五五年开始到一九六五年前，以安排解决就业为目的的上山下乡基本是政府组织下的自我选择。而文革背景下的上山下乡完全剥夺了青年的就业选择权，进一步剥夺了青年选择个人发展道路的权力，更谈不上“各尽所能”了。以我国现在的人权观念，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其次是发展权等其他权力。而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应该由公民个人决定。这个普通的基本常识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是根本做不到的，仅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从这个观点出发，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其逐渐走向死亡的必然轨迹。如果不这样搞，在正常的国家生活中，我们这代人中间自愿下乡的青年也不会也不可能回城。
3、上山下乡运动严重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上山下乡运动伊始，来自于家长和知青的意见始终不绝于耳。知青们为了离开农村农场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家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千方百计把孩子弄出来。一些青年不要档案逃跑回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过集体大规模的逃离事件，一些知青在下乡期间受到不公正的斗争批判伤害等等。一九七四年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写给老人家的一封信，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了。主席一句容当统筹解决，表示出他老人家极大的无奈。怎么解决？不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无法解决的。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知青包括他们的家庭与党和国家形成了严重的情绪对立，激化了社会矛盾。一九七七年后出现了各地知青的大游行、罢工、卧轨拦截列车等要求回城的极端做法。
4、上山下乡运动使国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
（1）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
这么多青年集中下乡，如果不开荒是不能养活自己的。我国的特点是人多地少，能开垦的可供种植的荒地不是很多。在内陆农村，由于可适用于粮食种植的土地资源非常稀少，不少地方几乎到了无荒地可开的地步，尤其是山西陕西等地的情况。在全国“学大寨”的运动中，北方地区向荒山河滩荒原要粮，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向沿海滩涂要地，西北西南地区用毁林开荒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自然的事了。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享受过度开荒带来的“好处”。
比如，沙尘暴让身处首都的北京尝够了苦头。追其源头就是在不适宜粮食种植的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草原过度开荒造成土壤沙化的直接结果。内蒙古地区的大开荒造成了两千多万亩的草地沙质化，六千多万的可利用的草原面积已有四千多万以上退化。实际上内蒙古草原许多表皮下面就是沙石，根本不适宜开荒。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家大面积荒山造林城市绿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建立的“三北森林防风带”仍不能完全阻挡沙漠的东移和沙尘暴的蔓延。今年春天大陆的沙尘暴已经刮到了台湾岛。
再比如，黑龙江的三江平原是地势低洼的沼泽湿地。据2003年12月12日黑龙江日报的报导，三江平原湿地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34000平方公里因过度开荒缩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6316平方公里，到2002年只剩下4490平方公里。湿地中100多亿立方米的地表水流失了87亿，尚存21亿立方米。三江平原地面腐殖质土的形成需要千年亿年的时间，随着气候干燥土壤的逐年流失，也许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就会流失殆尽而不能再生。那时三江平原是个什么样子？肥沃的腐殖质土没了，只剩下寸草不生的白浆土，落得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
（2）上山下乡运动加重了农村的负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由于全国可耕地的不足和青年集中下乡，使本来粮食就十分困难的农村雪上加霜，国家承诺的接纳城市插队青年给予生产队的补助也没有了。十年中，城市里上千万年轻人到农村找饭吃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土地和产量，就等于是从农民嘴中虎口夺粮！记得几个从兵团转插回山西晋北地区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在农村奋斗一年，凭着壮劳力的身子骨，每天挣十个工分没问题，可是到了年关时，队上会计一算账，他们反欠了队上十几块钱。当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土地有限，粮食产量低，僧多粥少，经营亏损造成的工分贬值。这种做法使党和政府与农民和下乡青年的关系、农民与知识青年的关系日趋紧张起来。这种做法严重地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其实这是建国以来党在“三农”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在文革时期的延续。
（3）上山下乡形成全国性的城市农村人口倒流，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当城市青年几乎全部离开城市后，随着形势的相对稳定，大多数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一旦企业产能恢复或通过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形成产品能力或扩大生产规模，工厂对工人的需要就变得十分迫切，必然招新工人进厂，且不能耽误。那时留在城市的青年明显的不够用，只得从城郊农村中招募青年农民进厂。北京就是明显的例子。城里人下乡了，郊区农村的青年却进厂当了工人。这种做法也违背了世界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发展的基本规律。
按国家的人口管理办法，国家按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管理，农民不吃商品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大量的城市青年由国家财政出钱安排到国营农场、林场和各省在农场局基础上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拿俸禄的国家农业工人。国家给去农村插队的青年也安排了住房和其他补贴。反过来进城当工人的农民改为吃商品粮拿工资，这就大大的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4）上山下乡运动降低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文革期间，国家没有培养出正规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就更不用说了。仅靠工农兵学生撑起国家的大梁是远远不够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夜大学五年毕业取得本科学历后，来到了国家机关工作。对当时机关缺干部体会颇深。那时机关里三十岁往上的人，最小也在四五十岁上下，中间基本少了一茬半人。真有事到临头无人可用的感觉，到时也只能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吧。对国家而言，人才匮乏、人才断档和干部素质的下降势必降低整个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政策能力，降低了国家的软实力和竞争力。老人家明确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试想如果不结束文革，一个文化素质低下无知无畏的深受极“左”思潮毒害的极端狂热的领导集体，会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何方？这帮孩子不把“革命”火种燃遍全世界才怪。那时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中国的“格瓦拉”们也许现在还在老挝、泰国、缅甸的崇山峻岭中，在茫茫的西伯利亚林海中带着革命的后代打游击呢。
（5）这场运动在文化上形成了一代人的心理阴影和不可磨灭的心灵创伤
根据我的观察，反映在他们心灵上的创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上山下乡的特殊历史背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错误理论的实践者和牺牲者。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场政治运动中。他们和这个国家一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代青年是新中国第一代人，从小到大在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不断成长中，他们有远大革命理想。这一代人真的是想接好前辈的班，把革命红旗插遍全球，在他们手中完成老人家的夙愿，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历史任务。他们忠于党忠于老人家，这是他们身上最突出的时代特点。而最后的结果使革命的“宠儿”差点儿成为历史的“弃婴”，一些人会在心里产生被愚弄和羞辱的感觉。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越来越感到不被人理解。一些人背上了本不该由他们完全承受的历史包袱。
二是失去了读书的黄金时光。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代人本应该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更多各类高水平的“又红又专”的人才，随着文革中红卫兵和上山下乡两场运动使得学习的机会彻底地丧失了，选择自我发展的权力在运动中也被剥夺了。虽说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一生的事，“活到老学到老”，在道理上也是对的，但是人生中获取知识和系统学习的最好时间是青少年。老人家毕业于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少说也是个大专学历。而他却逆潮流而上违背客观规律，其后果是退了化的土豆一窝不如一窝。想想国共两党创始人的文化水准，绝对令无知无畏的孩子们汗颜，他们凭什么本事接班呢？由于知识的匮乏，他们回城后难以与后生竞争。工作上不少人一辈子不尽人意。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产生出的不平衡阵痛感，会在失意落魄时不断地刺激着他们。
三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负面影响。在文革整个过程中，包括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联系十分密切的两场政治运动中，亲历者之间会因为各自的出身不同，在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和地位的不同，对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不同，一经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必然形成相互之间的激烈的争辩和争论。这中间过激言行在所难免，受伤害和伤害别人也是经常的事，客观的说大多数“伤害”都不是主观故意的。那期间不管遇到什么事或问题都要在纲上线上分清是非。运动往往使人谨慎自危，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就显得十分冷漠紧张。
一九七一年恢复大学招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不是采取过去高考的老办法，而是从工农兵中直接推荐选派优秀者上学。其实文革已经剥夺了一代人的系统学习权力，已经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平，选派推荐的方式对国家教育发展是杯水车薪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因为没有统一量化的考核标准，什么是“优秀者”完全凭领导的直觉和偏好来判断。每一次选秀都会产生激烈的矛盾。
一九七五年宣传建立“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铁派”队伍时，各个单位采取组织措施办学习班，逼着青年们表态。如果不从的话，将来个人前途都会受影响。可以想象在那个是非不分的混乱年代，政治上吃错了“药”，思想上高度“禁锢”的青年人会怎样的“胡说八道”，很多善良的人说了言不由衷的话，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虽然历史会理解，但当事人会因内疚终生得不到解脱，也许难受之处就在这里。
四是改革开放使这一代人整体上处于城市生活的底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沉重包袱。回到城市后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要与比自己小8-10岁，而文化水平高出他们一截的孩子们争夺工作机会。他们拼命地去补习初高中功课，争取尽快拿到学历，否则只能从事熟练工种的“低级”工作。到现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收入低下家庭困难生活拮据。时代的发展不再眷顾这些过去的尖兵。
总之，这一代人身上背负了党和国家的未来，背负着民族振兴的重任，也背上了由此带来的“苦难”。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知青会议时总结这件事时有过这样的说法，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返城使全国性的社会问题解决了，可是党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带给他们心灵上的创伤和后遗症将会伴随一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值得肯定的积极方面
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对抚慰这一代人的心灵，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地认识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都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在否定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错误的同时，又要必须肯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十年中对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这一点上，应该多说两句。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既然上山下乡错了，其中还会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呢？错误的事物中是不会有正确因素存在的。这样分析事物未免偏颇。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错误的，但是其中发生的人和事不能一概而论。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放弃了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做法，放弃了毛泽东同志依靠根据地的政治优势，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形成数倍于敌变战略劣势为战役战术的优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正确军事思想。而采取了“堡垒战术”，正面对抗步步为营打消耗战错误方针，尽管战斗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但却不能扭转战略的被动形势，根据地越缩越小，最终导致了根据地的丢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由江西红都出发时的十万人打得只剩下一万多人，付出了极端痛苦的牺牲。红军西路军由于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导致了西路军将士除少数人外的全军覆灭。战略错误导致的失败，绝不可能抹杀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浴血杀敌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鲜血付出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谁也不能否定他们为全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如此混乱的国内环境下，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仍然把“两弹一星”送上了天，在工业战线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我国进步的会更快，不仅不会落后世界发达国家二十年，还有缩小追上的可能。文革时期科技人员的重大贡献和各条战线的取得的成果，不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质。但是，这期间各条战线取得的具体成绩是被历史肯定的，不可能被抹杀的。
同样的道理，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十年农耕为国家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和稳定了粮食和经济作物总量，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口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仅以我下乡的黑龙江为例。据资料统计，1978年黑龙江垦区总面积2723.4万亩，比1966年增加42.5%；实现粮食总产46.9亿斤，比1966年增加51.3%；实现工业总产值6.3个亿，比1966年增加3倍。我所在的黑龙江建三江管理局，到一九七八年离开时，可耕种的农田面积已达495万亩。现在三江管理局每年所生产的商品粮可供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老百姓吃一年。2003年SARS期间，在全国其他粮库无余粮可调的情况下，国家为解决上海的粮食紧急需要，也只能从建三江管理局征调。它充分发挥出战略储备的功能。这对于一个有十三亿人口始终处在粮食安全线上下浮动的大国来讲，不能不说是个巨大贡献。
2、生产建设兵团与部队一起构筑了战时国防体系，修筑了新的“万里长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美苏的关系十分紧张，对美国我们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而后者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与苏联自五八年以来关系不断恶化，文革前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边境的局部军事冲突规模不断升级。当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做好打大仗，打核战争的准备。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经中央批准同意，在祖国的边疆省份先后组建了12个兵团和3个农建师，共563个团场。截至一九七二年的统计，全国兵团系统职工292万，其中知青100余万人。如果按“三三”编制换算，在战时可编成63个军，188个步兵师，这与当时我国的陆军数量相当，但人员大大地多于正规部队。可以说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与正规部队相互间的支撑构建了当时的战时国防体系。在当今世界上也只有我们有这样省钱省事有效完善国防体系的军事组织形式，“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充分体现了我党长期以来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
如果战争爆发，知识青年将是抗击外来入侵保家卫国不可替代的基本力量。他们将会在战争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三个生产建设兵团和当地部队共同牵制了当时苏联五十个正规满员师的兵力。其中黑龙江正面就拖住苏联二十五个师，当时住黑部队只有23军和6个省军区的独立师，总兵力在10个师上下。这种战略牵制使苏联面临东西作战两面为难。生产建设兵团这颗棋子在战术上举轻若重，在战略上却是举重若轻十分潇洒的一部妙棋。用围棋术语叫做形成“厚势”。
他们在战争中可以担负直接作战、协同作战、后勤运输、伤员救治、军事侦察、兵员补充和敌后破袭等等战略和战术任务。知青们的努力实践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战略意图。这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朵奇葩。正像我的战友安彦中所言，知识青年以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修筑了一条新的“万里长城”。
3、知识青年下乡加强了农村农场的文化建设，加强了城乡之间的文化沟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年中，他们通过与农民老职工的共同劳动和交流，在改变自己和农村落后面貌的同时，也在积极影响改变着农村中的农民和农场中老职工的许多生活观念。老人家曾经讲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对农民也实施了无意识的反教育。比如农村中的不良的卫生习惯、陈规陋习、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少知青担任农村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孩子们，在信息封闭不知城市为何物的年代，使那里的孩子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感觉到了新生活的气息，看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日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向。
在那个年代里，农村中只要是城市知青云集的地方经常会有知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的文艺汇演。在没有电视的年代，文艺演出使当地的孩子们亲眼享受了“时尚青年”奉献的精彩的文化饕餮大餐，即丰富了农村农场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也满足了自身的精神需要。
不少知青都有利用探亲假的机会把老乡老职工的孩子带回城市玩儿的事情，看似简单的行为，它会使孩子终生难忘，视野的开阔也许会改变孩子一生的追求。
四十年后的今天，知青们还对下乡的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有着极其深刻的感情。他们在特殊年代里，在艰苦的条件下，与老乡、老职工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丰富的群体感情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情感之一。
4、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创造出时代的精神财富
农村农场生活真正地锻炼了一代人，他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真正地了解融入了这个国家。上山下乡十年艰苦生活的磨练使这批人形成了吃苦耐劳的坚强人格和性格，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忍耐力和承受能力是罕见的。真正的人生历练造就了这代人坚韧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作为特殊时代产生的社会群体，知识青年的魂是什么？我认为是无私的奉献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老人家一句话，几百万乳臭未干的孩子，在几天内背起行囊离别父母千里下乡。未经训练的孩子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如此之快的反应，连军队也得竖起大拇指。如果不是无私的奉献，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奉献，那还能是什么呢？这种无私的精神追求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社会财富，是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党团羡慕而得不到的，恐怕这也是个世界奇迹，可以进世界吉尼斯记录。
在近二千万的知青群体的人生旅途中，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把这些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当社会上对“八零”后的孩子们抱有非议时，说他们这也不行那也不成时，莫非中国真断了香火？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奥运志愿者中这些孩子们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为之一振，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能说这其中没有知青的后代，没有奉献进取精神的遗传呢？
5、锻炼出一批国家的栋梁之才
十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练中也确实锻炼造就了一批人才。从这个群体中产生出来一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才。这些人才的出现并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功劳，但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与大地与农民“零距离”接触的宝贵机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的少数领导人没有基层工作的机会，脱离实际盲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教条主义盛行。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思想给党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在这点上，这代人与前人相比，他们是幸运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和体验，会使他们在工作中会少一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多一些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给老百姓和国家办点儿实事。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还要靠这批人的实践。
这段历史对于所有亲历者会是终身受益的。我相信知青群体中的产生出的领导人会比前人少犯“左”的错误，他们中的佼佼者会引领这个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和国家的第四代领导人中已经了出现了他们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老人家无奈之举中的意外收获。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间得到的最积极成果，可谓歪打正着，不幸中之万幸。
结束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依据的思想理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社会存在土壤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代人是错误理论的实践者和牺牲者，同时也是祖国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开拓者、建设者、保卫者、捍卫者和奉献者。
三十年来，他们勇于反思反省，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向上没有退缩没有沉沦，他们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三十年来，他们成为社会中最稳定最坚强最能干最让人放心的社会群体。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父母向子女向自己乃至国家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有着极强的自我检讨、自我学习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这代人没有堕落没有气馁没有放弃，对于行将老者的我们，更应该心胸开阔向前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让大家在相互理解相互搀扶中走完人生路岂不快哉！
我本人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仅凭自己的感受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知青”运动作些探讨。文笔有限，文章也长了些，有耽误时间之嫌，不对之处请战友们批评指正。
作者：潘海迅
1969.8--1973.6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五大连池农场）
1973.6--1978.1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团（前进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