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907年起，一位俄罗斯人的作品就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他那充满革命豪情的散文诗《海燕之歌》等，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同黑暗、反动、怯懦进行斗争的精神食粮。而他所著的《母亲》、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至今仍然震撼和启迪着中国读者的心灵。他就是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高尔基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的一生对俄国革命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其作用是指高尔基在同反动的封建制度进行斗争时，同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患难与共，并以其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拥有的信任和爱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所谓影响，是指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停滞不前，进而从立场到行动都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形成了与十月革命水火不容的关系。十月革命发生前夕，他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公开侮辱并谩骂列宁，发表了其他革命领袖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使革命队伍发生分裂，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多年来，中国读者对高尔基的正面知道得较多，而对其反面却知之甚少。其原因是从列宁到斯大林，都不愿承认高尔基这样一位天生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竟然仅仅是革命的同路人。为掩盖这个事实，列宁不得不动员高尔基长期移居海外，而斯大林则在将其请回国内，“仁至义尽”后又令其神秘地死去。
真实的高尔基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不论在沙皇时期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都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搏击，在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既是革命的，也是反革命的“海燕”。
（一）在苦难中崛起
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出生在伏尔加河上游的下诺夫哥罗德（一度改称高尔基市）。父亲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在高尔基只有四岁的时候就离他们母子而去。七年之后，他又失去了母亲。从此，高尔基成了孤儿。吝啬的外祖父在母亲下葬后就对他说：“阿列克谢，你不是一块奖章，不能总在我的脖子上吊着。到人间去挣口饭吃吧！”从此，阿列克谢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学历，艰难地迈开了在人间挣扎的脚步。
流浪中的高尔基先后在皮鞋作坊和建筑工地当过学徒，后来又到客轮上当洗碗工。在这里，他遇到了厨师斯穆雷。此人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喜欢读书，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内容广泛的图书。斯穆雷有时替高尔基洗碗，同时让男孩为他朗读。在他们以这种方式阅读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时，两个人常常被书中的情景感动得流下眼泪。从这时起，高尔基感悟到了书的魅力，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善良”号轮船的厨房里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张开了飞翔的翅膀。
不久，高尔基被辞退了。临别时，斯穆雷亲吻着他那充满稚气的脸说道：“读书吧，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高尔基的回答是：“我已经知道了读一本好书是多么快乐。”
1892年，高尔基在民粹主义者亚历山大·卡留日内地鼓励下，将自己的流浪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他把手稿交给报纸《高加索》的主编，当他再次去编辑部打听情况时，编辑只问他小说发表时如何署名。从此，一颗巨星开始在俄罗斯文坛上冉冉升起。
从1892年处女作发表到1899年，是高尔基创作史上的一个高产期，此后，他便成了斐声海内外的职业作家。
高尔基的经历决定了他早期作品的内容和立场，在他当时的作品中，不仅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还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暗示人们要想改变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反抗。高尔基的立场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拥护，自己的世界观也日趋成熟，逐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从20世纪初，高尔基开始进行戏剧创作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据《火星报》记载，他创作的《小市民》不论在哪个城市演出，都会引起“爆炸”。观众们在看完演出后，常常带着从作品中汲取的力量，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专制主义！打倒独裁！自由万岁！”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1902年，为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所作的贡献，俄国科学院文学院将他接纳为该院名誉院士，虽然此事因沙皇直接干预未能实现，但从这以后，在人们心目中，高尔基已经成了当时与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人齐名的文学家。
（二）游离于革命队伍之外的革命家
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不会同意将这种荣誉授予高尔基的，在他的眼里，高尔基这个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作家，从一开始就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此，他们曾几次将其逮捕、流放。
在高尔基被沙皇迫害的年月，后来成为十月革命领袖的列宁、斯大林等正与他“享受”着共同的遭遇。当时，他们都在积极探寻革命道路，在为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而斗争。共同的理想和命运使高尔基与这些革命家走到一起。从1901年起，他开始阅读列宁主办的《火星报》，受到深刻地启迪。可以说，他真正自觉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思想这时才刚刚确立。
明确了斗争方向，与革命组织有了直接联系的高尔基，在他的作品中明显表现出了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精神，1901年4月，他发表了他的浪漫主义散文诗《海燕之歌》。这篇作品本来是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之一部分，当局在进行审查时，不允许发表整篇小说，却放过了《海燕之歌》。
《海燕之歌》是在高尔基参加的一场学生运动，刚刚被镇压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势下发表的，它对于鼓舞人们斗志，号召人们重新振奋革命精神，投入新的战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作品中，作家歌颂革命者的化身—海燕，赞誉它英勇顽强、百折不挠、以与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搏击为幸福、而自豪。作家在作品中以海燕的身份发出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以认为，《海燕之歌》的发表是高尔基向旧世界发起挑战的宣言，是作家将自己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熔为一体的升华。
1905年，俄国暴发了“零五革命”，高尔基因为撰写《告社会书》而被捕。此举引发了俄罗斯和整个欧洲的抗议风暴。最后，当局虽然同意高尔基取保候审，但明令禁止他参加政治活动。
出狱后的高尔基没有理睬沙皇的禁令，他认为他的自由是人民赐予的，所以，他要把他还给人民。此后，他主办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成了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他所创办的基金会，为当年参加莫斯科起义的队伍筹集了大量经费。在这场战斗中他认识了列宁，并有幸与之并肩战斗。
从1906年起，被驱逐出境的高尔基在意大利定居下来，而且一住就是7年。第二年，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列宁邀请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前身）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08年，高尔基在卡普里岛的住处开办了一所培养宣传员的高等学校，但列宁不仅拒绝到这所学校讲课，还在巴黎附近创办了另外一所学校，并且拉走了几位在高尔基学校讲课的教师。因为列宁怀疑在高尔基聘请的教师中，有人企图建立反马克思主义组织。
此间，尽管高尔基没有与列宁直接发生冲突，但他仍然为这项义举的失败感到心灰意懒。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对其中的斗争策略和技巧更是一窍不通。他从狂热中镇静下来，决心回到作家的位置，以优秀作品报效祖国。关于高尔基这个时期思想方面的变化，他在写给朋友和亲人的信中都有十分诚挚的坦露。
冷静下来的高尔基很快就发表了一大批作品，其中既有后来被列为世界文学遗产的传世之作，也有暴露出他当时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内容。列宁在读了高尔基《忏悔》一书后，对作家在作品中宣传“造神论”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列宁在文章中指出：“您粉饰、美化了教权派……因为事实上神的观念帮助他们奴役人民。您美化了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了他们用来束缚落后工人和农民的锁链。”他还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而是为了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1913年，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迎来了建立300周年的日子，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创造喜庆气氛，发布了对部分政治犯的特赦令，高尔基于这年12月也回到祖国。在这里，他受到了人民地热烈欢迎，也时刻都受到警察地监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主张，他认为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要比打赢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有意义。1915年他先后创办了《年鉴》和《帆》杂志，宗旨就是宣传上述观点。由于沙皇对出版物检查很严格，所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时观点比较暧昧，而这种做法恰恰是《年鉴》的主要撰稿人列宁、季诺维也夫等所不能容许的。列宁曾经因杂志修改了他的文章做出了激烈地反应。他说：
我那篇关于帝国主义的手稿到了彼得堡，现在他们却通知我，主编（就是高尔基！噢，那个笨蛋！）不满意我的指控…您认为我指控谁？……指控考茨基！看来他想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信，真是又可悲，又可笑！
列宁还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
在政治上，高尔基根本没有主见，总是感情用事。
虽然高尔基的做法常常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但他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已经占据了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人们把他当成精神领袖，拥戴他，信仰他，按照他的意志行动。关于这一点，就连沙皇都看得很清楚。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在把列宁等赶到国外，将斯大林等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情况下，没有动他们眼皮底下的高尔基。
（三）精神领袖与政治领袖的决裂
1917年，俄国发生了资产阶级推翻沙皇封建统治的二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在高尔基看来，这就是他所盼望的一天，就是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终极目标。但是列宁不这样看待二月革命以后的局面。他认为必须进行二次革命，通过武装斗争，让无产阶级彻底掌握政权。于是，在是否应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上，高尔基与列宁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凭着多年来对列宁的了解和他通过各种渠道掌握的情况，高尔基知道布尔什维克不会就此罢休，对此，他坚决反对。对于即将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他的看法是：
这意味着我们将再次看到载满人的卡车，车上的人害怕得双手哆哆嗦嗦，拿着步枪和手枪；这意味着这些枪将射向商店的橱窗、行人、任何地方……一群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的闲散人员在街上活动，这些人中有的是冒险家、小偷职业杀手……总之，我们将再次看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疯狂的血腥屠杀，它曾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了革命道德及其文化意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斯大林等人在首都彼得格勒领导工人和士兵再次举行起义，高尔基在起义即将举行的前两天，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声明，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把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计划告诉了敌人。
十月革命胜利后，高尔基仍然没有改变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大量与上述内容相似，反对包括列宁在内的十月革命领导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还被高尔基汇编成册，准备进一步充实再版。这里，我们仅抄录他在那个阶段发表的文章的一段，就会让中国读者大吃一惊。
高尔基于1917年11月20日在《新生活》报第174期上发表了题为《致民主派》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这条道路上，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可以犯一切类似彼得堡城郊的屠杀、毁坏莫斯科、消灭言论自由、毫无意义逮捕人的罪行，干普列维和斯托雷平干过的所有卑鄙的事情。
……
工人阶级不会不明白，列宁只是在用他们的皮、用他们的血作一场试验，他力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发展到最极端的程度，以便看一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不难看出，高尔基和《新生活》报当时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于是，托洛茨基等人利用强大的舆论机器向高尔基发动了反击。《真理报》和《彼得格勒真理报》在1918年6、7月间，发表了大量社论、评论员文章和属名文章，谴责高尔基在“为民主战斗了20多年后”，“扔掉了面具”，“背叛了人民”；这些文章称《新生活》报是“一家卑鄙的报纸”；高尔基及其同伙是资产阶级豢养的代言人；这些文章揭露《新生活》报为了拿到银行家的金钱不得不表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文章还对高尔基的人格进行攻击，说他报社里“谦恭的小姐们”非常“喜欢肥胖的银行家们那要付出代价的亲热。”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在经过几次短期查封后，《新生活》报终于在1918年7月16日经列宁批准被取缔。考虑到高尔基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列宁在下令《新生活》报停刊的同时，强令他的下属不许对高尔基进行人身攻击。
1918年8月列宁被刺的事件使高尔基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俄国社会各阶层与革命的关系，认识到所谓“好人”和“坏人”随着社会地位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高尔基还是难以接受在列宁被刺后“契卡”对几十万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迫害。他凭借与列宁的特殊关系，为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被投进监狱的人求情；为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知识分子申请面包。很快，他成了布尔什维克眼里最令人讨厌的“客人”，同时还被那些不可能都得到他救助的知识分子骂作无产阶级的“新贵族”。里外不讨好的高尔基很难过，他动摇了，同时开始寻找摆脱这种处境的办法。
列宁为他选择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出国，但原因是到国外“治病”。
至1928年回国，高尔基这次又在国外“流亡”了7年。此间，他完成了自传体小说的第三部分《我的大学》，创作了《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等作品。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一年后，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党中央开始号召全国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迎请高尔基回国。1925年，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书写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高尔基居住的索伦多，使年近花甲的高尔基一次次潸然泪下。
1928年5月20日,高尔基又一次踏上了祖国母亲的土地。当他乘坐的列车进入俄罗斯后,在每一个车站都能看到欢迎这位海外游子的场面，到处都是红旗、鲜花、演讲和国际歌声。
回到祖国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为革命的“海燕”安排了一套花园式住宅，在郊外和黑海之滨还特意为他建造了两套别墅。
与此同时，高尔基在政治方面也有了很高的地位和荣誉。
从1934年底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在苏联展开。斯大林本来希望高尔基能站出来，表明立场，实现布尔什维克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一致。但让他遗憾的是，高尔基不仅没有积极参与这场斗争，还对在一次次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的“敌人”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常常为他认为无辜的人奔走呼号，其中包括“钦犯”加米涅夫。开始，斯大林也给了高尔基一些面子，但随着作家对此类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他终于在领袖眼里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与此同时，当作家感到自己在领袖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轻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积怨。最后，他不仅怀疑这场令人发指的“大清洗”的必要性，还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立场。
1936年6月18日，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天才的语言艺术家、劳动人民的忠实朋友、为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时党和政府就是这样评价他的。
斯大林决定为高尔基举行国葬，而且在向遗体告别时，亲自为作家守灵。6月20日，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高尔基的骨灰被安放在列宁墓后面的墓穴中，与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等十月革命领袖们获得了同样地位和荣誉。
关于高尔基的死因，至今在俄罗斯仍旧有几个版本：从正常死亡，到被“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谋害，再到被斯大林谋害，让人们在猜测中过了大半个世纪。然而真正的知情人，作家的遗孀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对此却始终一言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