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了探讨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让我们把视野转向当时我国的物质生产条件及生产关系，具体分析一下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
新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但到1958年时生产力的状况变化不大，尤其是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镰刀、锄头和铁锨等手工工具；靠个体劳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十几亿亩耕地。但是，生产关系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据统计，到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为11782．9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为10742．1万户，占总农户数的87．8％，参加初级社的为1014．7万户，占总农数的8．5％(转引自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以土地公有为特征的高级社了。
由于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农业劳动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一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这就给农业生产和建设准备了新的条件。从农业基本建设看，首先是为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准备了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水灌溉，农作物就能增加产量，水浇地比旱田能够增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一家一户既没有这种经济实力，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从农业生产看，生产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状元田”、“试验田”等新的生产形式。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每户平均十几亩耕地，两三个劳动力，根本不可能专门抽出土地和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验。而实现集体化之后，就有可能抽出少量土地和劳力，专门从事科学实验，“试验田”就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农业生产条件、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必然要出现大跃进运动，可以说这才是大跃进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至于思想、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对大跃进运动的深度、广度、形式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5年冬至1956年春，农村就出现过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至于单个的生产社、地区所出现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事例就更多了。由于反冒进，农田水利建设一度消沉下来了。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不过是反映了大跃进运动的客观要求，是大跃进的必然性在他头脑中的反映罢了!这样认识思想、政治的性质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也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由于这方面的分歧尖锐，有必要引用一些历史的、事实的材料来加以说明。
1957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的社论，其中指出；“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土地、劳力的分散，要在群众中大规模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在大面积上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在合作化以后，就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单薄，顾了基本建设就顾不了当前生产，使兴修农田水利和当前生产的结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把兴修农田水利和当前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有的文章说：“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是根本谈不上修什么水利的。解放后，经过了土地改革，该乡也曾多次筹划兴修水利，但是成绩不大，当时还有许多困难。例如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不能统一使用。1954年新和初级社要利用新民初级社社员王顺昌的土地修塘，经社干、社员动员了21次，王顺昌都不答应，所以修水利的计划没有实现。1955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之后，为兴修水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谁说高寒山区不能高额丰产》陈永昶《新华半月刊》1958年5月号第45页)“赤土乡土地虽有七万亩，但是能耕种的却只有八千亩，而且大部分还仅能种些高梁、玉米等旱地作物，每亩只能收五六十斤。如果赶上干旱、涝灾，经常是颗粒不收。……很多人想开稻田，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因为种稻子很重要的就是水源问题。这个乡虽然靠近金钟河，可是每年五、六月间正是枯水时期，有时发生海潮倒涨的现象，就要闹半个月的咸水，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种稻子呢?”
“解放前，有个姓盂的大地主，他想开稻田捞一把，雇人开了三千亩，种上稻子，结果因为闹咸水失败了。以后又有个地主李疤眼子开了一千七百多亩，平德山开了两千多亩，也都失败了。
解放后农民魏振声、魏慎古等也试验开了廿多亩，同样失败了。
1952年有几个乡干部计划出来一个治咸水的办法：就是修水库……因为单干的农民人力物力都不济，还有些人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所以只把引水沟挑了一小段就停止了。1954年虽然又干了一阵子，但加起来还不到计划的一半，很多人失去信心便不干了。……
1955年底到1956年初，合作化高潮来到了赤土乡，全乡一千一百多农户组成了一个高级社……乡党支部在这时向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提出了修水库、挖沟渠、开一万亩稻田的号召，……六百多名社员投入了这场战斗，不到十天的工夫就开成了一条咸水沟和一条甜水沟。1956年5月，开完了总长28华里、两丈七尺五宽的六条大干渠和纵横无数的毛渠，以及大闸门、七座大小木桥、两千多个小水闸等工程外，并且把开荒的土地翻耕了两遍。
……由于合作化组织起来后，都把咸水治得服服在地。从来不收稻子的地，每亩竟打800斤稻谷，少的也打了三百来斤”。(小华：《曙光照耀着赤土乡》)
类似的事例还很多。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典型有天津地区的洼地改造和河南济源县的治理漭河流域等。
“天津专区低洼地区改造工作从1955年开始以来，……一直向前发展，第一年大面积试改的二百一十万亩得到丰收，产粮4．8亿斤。第二年在全区合作化的基础上，转入了大规模的改造，改造面积一跃达到四百万亩，产粮6．6亿斤。第三年秋前改造的五百万亩又获丰收，产粮8．8亿斤。随着改造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1957年全区巳由缺粮区变为余粮区”。(《人民日报》1958年3月8日)
“这个县(河南济源县——引者注)的农民曾经贫困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就是平常年景，人们也多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正如农民所形容的：‘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
因为几年来在山区、平原地区、低洼地区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济源县的农业生产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1956年全县耕地面积已由1947年的706，336亩扩大到797，788亩，其中水浇地及水田面积由6．9万亩增加到26万亩，每个农村人口平均有1．1亩，……农田水利建设加上各项农业技术措施使全县获得连续四年的丰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下同)由1947年的94斤增加到168．4斤，增长了78．9％；总产量由6638．75万斤增加到19778．71万斤，增长了198％；每个社员占有粮食由527．4斤增加到698斤。(《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0日)。
前面提到过的《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的社论还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第一次兴修水利的高潮。从那以后，不少地区在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成就。本报今天发表的河南济源县一带治理漭河等项报导，以及10月22日发表的河北天津地区征服洼地等项报导都说明在我国各地不仅出现了一个社、一个乡由于兴修水利而使生产大跃进的事例，而且开始出现了像漭河流域和天津专区这样的由于兴修水利而使得整个流域、整个专区大大增产的典型。这些典型事例都说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社论把因兴修水利而出现的生产跃进归结到农业合作制度的建立，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之处是没有进一步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事实是由于合作制的建立，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已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而集体劳动对于个体劳动来说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尤其是对兴修水利这类基本建设来说，能显示出更高的生产率。因此，由农业合作制所引起的农业生产力的变化，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带来农业的大跃进，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人们的意志或者是顺应这种趋势，促进其发展，或者是阻碍这种趋势，延缓其前进，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扼杀、消灭这一趋势。那些认为大跃进运动是急于求成思想的产物，是骄傲自满的结果，是主观主义的产物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
既然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大跃进运动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呢?这与大跃进运动中盛行的高指标、浮夸风是分不开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一讲大跃进运动根本不研究大跃进的生产和建设，专门讲高指标、浮夸风，在他们心目中，大跃进就是高指标、浮夸风。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争锋》的书，其中第一卷就是《大跃进与反冒进》。它在关于大跃进的部分中写了《全国争放大卫星》、《新华社女记者制造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的典型》、〈1070万吨钢的计划提出〉等几小节，内容就是高指标、浮夸风。它在放卫星一节中写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着就列举一系列虚报产量的事实；在〈1070万吨钢的计划提出〉一节中讲毛主席在听汇报时说；“今后就采取此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这种写法很像原苏联一些人说斯大林只是看地球仪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把大跃进归结为高指标、浮夸风，而高指标、浮夸风又是人们意识的表现，因此一些人会得出“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的结论！
大跃进的1958年，高指标与浮夸风盛行是客观事实。不要说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报纸的报导等，就连政府正式发表的公报都包含着很多的虚假成分。例如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就宣布：“1958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5％，……粮食总产量达到7500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棉花总产量达到6638万担，比上年也增加了一倍。”(《人民日报》1959年4月14日)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我国工农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32％，虚报了一倍；粮食总产量只有4000亿斤，仅及公布产量的53．3％。棉花总产量只有3938万担，只及公布的产量的59．3％。直到198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才达到7500亿斤，棉花总产量才超过6600万担。这就是说，过了24年之后，粮食、棉花产量才达到和超过当时公布的产量。所以现在人们谈及这些数字时都觉得可笑。这里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验不足、生产技术知识缺乏的原因。但是，仅从人们的主观意识是说明不了这一现象的，必须从物质生产本身来找原因。
实现集体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面已经讲过，由于实现了集体化，个体劳动改变为集体劳动，土地实现了公有制，从而掀起了大兴农田水利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开始了我国农村大规模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逐步改变了旧中国封建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河山面貌。这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方面。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集体化以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平均每户十几亩耕地，一、二个劳动力，多数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扩大再生产，更谈不上搞什么科学试验，运用科学种田之类的新技术。集体化之后，土地、劳动力、资金集中之后，合作社不仅能够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而且也能抽出一些土地、一部分劳力、物资和技术力量，从事简单的科学试验。如推广良种、适当密植等等，开辟了科学种田的广阔前景。“麻城县……早在1953年以前的农业互助组时，就出现了‘状元田’、‘丰产田’等试验。1953年全县建立了28个初级农业社，就有18个社由‘状元田’等试验形式发展到有专人负责的小面积试验，有的是由．三、五人共同试验，称为试验组。”(《中国青年报~1958年1月11日)以后发展成为试验田。
由于集体经济能集中较多的人力、物力在小块土地上进行试验，有些试验田的农作物长势异常，出现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从没有见过的现象。例如，有的棉花长得有一人多高等等(参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13日)。类似的事例还不少。当时党和国家不少领导人抱着不同的态度，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毛泽东同志就看了不少地区的试验田。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康濯的报导：“毛主席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主席问这个所的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秦杰同志回答说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详细地看了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在这里合种的棉花试验田。这块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长得像棉花树一样，估计每亩能收五千斤籽棉。毛主席亲手剥开棉壳，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已长64个棉桃。”
陈毅同志在《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中》写道：“最近，我因陪送西哈努克亲王到广州，听说广东有亩产一百万斤蕃薯、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是一次插秧而不是并田的)的高产试验田，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震动，所以有番禺之行”。
9月4日上午，我们走出了广州市郊，过了两重渡口，便到达番禺县大石乡了。……我首先参观那块蕃薯试验田。这块试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住我。……这块一亩五厘地的试验田是用土垒成了七垅高达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畦插播薯苗六千株，一共四万二千株。乡党委书记解释说，每株年产二十五斤(采取分期挖薯块和间补薯苗的办法)，合计一亩全年便可产一百零五万斤。……我看，亩产一百万斤是有把握达到的。退一步说，即使亩产六十万斤，这在农业科学上也是空前的创举。”（〈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
类似的事例还不少。所以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对农业生产的增长率都深信不疑。当时不仅是党政领导人的在这种现象面前惶惑或相信了，有一些科学家也被这种奇特的现象所迷惑。
科学家钱学森当时在《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短文中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亩产打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地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为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干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倍！”
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小麦增产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一文中说；“我国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了今年夏收的高产记录决不是不可超过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农业合作社今年共种小麦一千六百九十亩，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其中第一队六十二亩小麦平均亩产达一千一百一十斤。这个社的试验田的产量达到了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他们总结了今年获得大丰收的经验，认为还有更大的潜力，因此，他们计划明年种小麦两千亩，亩产五千斤，并搞八十亩试验田，亩产达一万五千斤。楼上还有楼，天外还有天。这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今年冬小麦高产中得出的结论。”顺便说一句，笔者当年正在北京上学，曾自费到徐水县参观，亲眼看了毛主席视察过的棉田，田里的棉株比人头还高，由于棉株过密，还要用鼓风机帮助通风。
总之，集体化之后，集体经济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指导，在小块土地上作试验，加上当时良好的气候条件，1958年农作物的长势很好，创造了一些高产典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不仅一般农民没有见过，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没有经历过，甚至有的科学家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这种情况为人们把特殊当成一般，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提供了物质原因。当然，最后形成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这里有政治上压力的原因，有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的原因等等，但决不能忽视或无视农业生产本身的变化，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搞试验田等的原因。
有人说：“这里有一个问题，1958年的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来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还是光凭主观的意志、愿望、直觉、老经验提出来的?看来是后者。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虚报的产量而提出的。”(《晚年》第124页)从上面所述的事实说明，这个论断不完全符合实际，是缺乏细致研究的结论。
实际上高指标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拔高的。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的社论，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农业总产量五年增长20％至30％，每年平均增长3．8％至5．5％之间。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为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分别比上年增长5．9％和6．7％，与上面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的要求变化不大。
“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一来，‘反右倾保守’空气一膨胀，地方对农业的‘大跃进’充满了信心，地方提出的指标，粮食4316亿斤……比1957年增加616亿斤，……棉花产量4093万担，……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加813万担，这就有点玄乎了”(《回顾》第687～688页)。
5月17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时讲；“……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粮、棉、油等农产品一定会有较大比例的增长。例如，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新华半月刊》1958年11号第11页)这个指标与上面那个‘有点玄的’相比，还相差不多。
夏收开始以后，高指标就上升得离谱了。6月中旬谭震林在华东协作区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上总结发言时说：“一般规律农业只能增长4％、5％，最多6％，一般的跳跃可达10％、20％，华东今年增长70％，这是飞跃。他说，根据华东的经验，原来估计今年全国增产1000亿斤(粮食——引者注)就少得不像样子了。……10月，谭震林同志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称：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l万亿斤是可能的”(《回顾》第688～689页)。这期间关于试验田高产的报告更是节节上升。《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的社论说：“截止今天收到的消息，全国最高记录出现在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在那里，有二亩九分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3530，?5斤。”这就不是什么放‘卫星’，而是放‘大炮’了。此后‘卫星’越放越大，指标越来越高，达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试验田对于大面积农田来说是一种特殊、个别人们在一定时期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技术力量，投入小面积试验田，使农作物出现与大田显著不同的现象和产量。可是决不能用这种特殊现象来推导一般，否则必然要脱离实际。用少数试验田的产量来推算大田作物的产量是大跃进中出现高指标，、浮夸风的原因之一。
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高低，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社会关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技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作物的产量大体上是一定的。只有提高技术水平，农作物的产量才能提高。例如把旱田改为水浇地，产量就能提高。因此，对于估计产量高低之类的技术问题，不能用插红旗、拔白旗、大鸣、大放、大辩论之类的方法来解决。对农作物的估产是一个技术知识水平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性。像生物学领域中不能把李森科学派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把摩根学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样；也不能把估产高的人叫革命派，把估产低的人叫保守派。生产技术知识没有阶级性，不能用插红旗、拔白旗、大辩论等政治斗争之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由于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技术问题，造成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高（低）估产与虚报(包括瞒产)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主要是技术问题，不具有政治性；而后者则是经济问题，具有政治性。虚报直接关系到国家与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国家根据上报产量决定征购量，集体经济也据此进行分配、消费。用插红旗、拔白旗之类的方法来解决估产问题是造成虚报、浮夸风盛行的重要原因，是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着浮夸风，一度还很严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大跃进本身是物质生产和建设运动，它不等于浮夸风。用浮夸风代替运动本身显然不符合实际，把造成浮夸风的原因归结为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由农业合作制所引起的农业生产力的变化，带来农业的大跃进，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才是大跃进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