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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01章 涉足人世02章 主笔·骁将·书记
03章 特科牛刀小试04章 红都初露锋芒
05章 从莫斯科到宁沪杭06章 一身二任的“八办”主任
07章 出入魔穴的特殊人物08章 淮南与陕北
09章 “不管部部长”10章 新上海的常务副市长
11章 “覆盆”廿七载12章 零落成泥香如故
后 记
楔 子
潘汉年，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层中的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但却令人敬佩；虽然光照千秋，但却叫人叹息。他有着特殊的功绩，也有着特殊的遭遇。
潘汉年用智慧和生命踩出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早在二十年代中叶，这位被称为宜兴“奇才”的潘家三公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薰陶下，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到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羽檄文坛兴队伍”，立下了“笔阵戎行双胜利”的“奇功”。
三十年代初，这位才华横溢的艺苑骁将，又奉命调往中央特科工作，出任情报科科长一职，卫党除奸，干出了一番鲜为人知的英雄业绩。
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潘汉年长期活跃于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尽管这里没有硝烟，无法冲锋陷阵，但依然处处有漩涡暗礁，时时险象环生。潘汉年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凭借着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八面玲珑，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所无法获得的辉煌业绩。
正因为战斗环境的特殊，有人在惊诧他“神出鬼没”之余，曾经编造了许多离奇荒诞的故事强加于他的身上。事实上，他是一个战士，是一个智勇双全、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战士。在森森敌垒中，他出生入死，与敌人殊死斗争，创造了令人神而往之但却又是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
如果说，潘汉年活动于敌人阵垒时是一个神秘而“狡黠”的人物，那么，当他一旦返回革命队伍时，却又是一个热情而赤诚的同志。他对自己的战友，对自己的部下，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同胞，总是满腔热情，赤胆忠诚，这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在复杂而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总是战友和部下的“保护神”，总是朋友的引路人，又总是人民的贴心人。他以千秋功绩而彪炳史册，又以敦厚忠良而英名永存。他无愧为“党人魂魄”、“民族精英”！
1955年4月3日，对潘汉年以及追随潘汉年左右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灾难之日。这一天晚上，他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遭到秘密逮捕，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
被捕不久，他被按上了“内奸”、“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名正言顺”地被送进了监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囚下徒”。待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四人帮”又在他的上述罪名之前，一律冠之于一个“大”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冤案，而且历时长达27年之久。这个大冤案，曾经引起了世界多大的震惊，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也收到了多少沉痛的历史教训！“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情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纠正了众多的冤假错案，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一大批历史的功臣，一个个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桃花依旧笑春风”，潘汉年又回到了历史的怀抱，回到了人民的心坎里。
传奇党人潘汉年，永垂不朽。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传奇 作者:张云 前页 目录 后页
01章 涉足人世
一、采樵儿
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潘汉年出生于宜兴县（今宜兴市）归迳乡陆平村。
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地处江苏南端，东濒太湖，西接溧阳，西北靠金坛，东南部与武进毗邻，涌湖镶嵌其间，南枕天目山之余脉群山，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据宜兴县志记载，早在商代之前，这里即有建置，以荆溪河名之，称荆溪地。至春秋战国时，设荆溪邑。公元前223年，即秦始皇24年，宜兴设县，县名为阳羡。
这是一个得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的好地方。“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著名的灵谷天府，深藏于静卧平川的石牛山之中，可谓大自然之杰作； “井底相连藏洞府，惊奇广厦天生成”，堪称洞天世界的仙宫佳境。善卷洞与张公洞配有符信，四颗巨大的印材，镌刻着颇有意味的印文，其中善卷洞两颗为：“欲界仙都”、“万古灵迹”；张公洞两颗为“洞天福地”、“海内奇观”，这就是遐尔闻名的“洞天四宝”。宜兴古迹，亦令世人瞩目。“岳堤”、“百合场”是岳家军大败金兵的历史见证；海会寺、芙蓉寺、显亲寺等处，成了文人墨客的吟唱之地；宜兴碑林的诗书绝唱、勒史志记，亦为世人刮目。
最使宜兴人得益的是，此地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宜兴有“陶都”之称，其均釉陶器——“阳羡名陶”，名扬中外；阳羡文化群体为学界所瞩目，文学史上的阳羡词派，曾独领风骚数十年；宜兴培养的众多知识分子，分布于全国各地，有学生，也有教授，因而素有“无宜不成教”和“无宜不成校” 的美谈。
宜兴悠久的历史环境，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为潘汉年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氛围。
家庭的薰陶，也为潘汉年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潘姓大户是陆平村一个世代沿袭以“耕读传家”为祖训的书香门第。“有祖高魁父秀才”，他的曾祖父潘理卿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他的父亲潘萃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父辈兄弟三人中间，两人是秀才，另一兄弟文才出众，但因在科举中被官宦子弟顶替，愤懑之余，誓不科举，就在村中设立蒙馆，以教育村上子弟为荣。潘氏祖辈历经科举制的腐朽、衰亡，因而定其祖训为“耕读传家，不入仕途”。不过，潘氏的“耕读传家”有两个信条是必须遵循的：一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忧患意识； 二是淡泊名利的“布衣精神”。潘氏子孙就在这么一个 “以塾师为业并兼务农桑”的家庭中成长、繁衍：一方面必须及早入学，但在学习之余，农忙之际，又都必须下田务农；另一方面，学成之后决不入仕途为官，他们不是在外地从教，就是回家乡以塾师为业，辅以祖传的田产为生，并躬耕田畴。潘汉年来到这个世上后，遵循祖训，自幼学文识字，但又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参与农活。 潘汉年的堂兄， 我国著名心理学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在其《怀乡吟》中，曾对他们幼时的活动，作了如下抒写：
门对紫云是旧居，
紫云书屋幼攻书。
窗前方丈有花卉，
出墙腊梅无恙否？
曾随邻童学采樵，
亦曾伴为剖毛栗。
舟山山下嬉戏地，
时到重阳最堪忆。
潘汉年涉足人世，即在“紫云书屋幼读书”、“曾随邻童学采樵”的日子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个采樵儿不仅在此时打下了文学底子，又从采樵等农活中，逐步接触农民，学到了农民淳朴、正直、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也逐步了解到农民的贫苦，体验到社会的黑暗、腐朽，为他日后反抗旧社会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的父亲，身为清末秀才，仍以塾师为业。潘汉年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父亲：学究式的脸庞，嘴唇上留着长长的八字胡须，脸带和蔼的微笑。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潘的父亲又不是一位墨守陈规、不愿接受新思潮的迂腐之辈。他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也容易接受。辛亥革命后，在乡人的拥戴之下，曾担任过乡董，后又接替其兄为区董。1913年，被推选为宜兴县议会议员。不过除例会之外，他仍在乡间执教。潘父先后结过两次婚，共有八个子女，潘汉年排行第三， 为后母巫大宝所生。 出于家庭和自己的身份考虑，父亲给他起了个乳名：厂（An）儿。厂（An）者，庵也。旧时文人的书斋多称庵。足见父亲对他的期望了。潘汉年后来曾用“厂人”及“水番三郎”等化名，就是因其乳名及排行老三而为。
1912年，潘汉年刚过六周岁，父母将他送进陆林村初等小学读书。小学期间，尤其在暑假里，潘汉年经常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到野外玩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对此，潘汉年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他在《苦哇鸟的故事》中追述了他的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断：
“记得那年我还在家乡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歇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荧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咕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近大姐身旁，要求她打扇。”
这种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 潘汉年是十分留恋的， 每每回忆，总觉得是一种 “清福”。但“清福”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里，潘汉年对父亲抽水烟的情节作了描述，显然没有一丁半点的恶感。不过，现实生活中父亲的烟瘾，差点中断了他的学业。
原来，潘汉年的父亲在晚年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致使家道中落，入不敷出，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几次迫使潘汉年濒于失学的困境。
1916年，潘汉年初中毕业后，随即进入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该校创办于清朝末年，曾几度易名。创办时为凌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正式成为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时任该校校长的储涵奇，是位清末秀才，他不仅文才满腹，而且治学严谨、管理有方。他所要求的教员，即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扎实的学识功底，还要教学有道、方法得体。潘汉年自幼天资颖悟，秉性机灵，加之良好的学习环境，很快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于伶笔下的“凌霞奋起”，就是指他在第三高等小学奋发读书，成为高材生的故事。
1919年，潘汉年在第三高等小学毕业。旋即与同班同学潘庆生赴沪报考第二师范学校，这是潘汉年第一次到上海。未果而归。由于家庭经济拮据，险些失学，幸亏他的外婆吴氏借债资助，潘汉年才得以考入和桥彭城中学。不料翌年暑假期间，潘汉年因腿上患疾，只好中途缀学。下半年病愈后，又因家里无法交纳学杂费，便在堂兄潘文年办的本村小学代课。
1921年，潘汉年在武进县延陵公学继续求读，终因家庭困难，一年之后，便不得不离开学校。此后，他虽然曾经先后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及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求学，但只不过数月。1922年缀学之后，基本上结束了读书生涯。
二、勇斗“四凶”
潘汉年度过了“耕读”兼容的少年时代，向生活迈开了新的一步。
由于书香遗风的薰染，父亲和学校师长的严教，使潘汉年打下了良好的旧学根底。如果说，这首先应归功于父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却是他品格特征养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潘汉年的母亲巫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平时，她总是任劳任怨，全身心地为丈夫的健康和孩子们的生活操劳，她那“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深深影响着潘汉年。潘汉年在日后能够适应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不过，为人后母的母亲，又有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这也为潘汉年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家道衰落，使潘汉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了解劳动者的疾苦。宜兴历来是个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之地，但自民国以降，却成了新旧军阀混战的是非之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兵匪灾祸的蹂躏，使得秀丽的宜兴到处充满了沉疴积垢，出现了一幅黑暗腐败的景象。1924年12月间，郭沫若曾亲赴此地，调查江浙战争后的社会状况，他如实地写道：“黑暗、路烂、臭不可堪是宜兴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
郭沫若目睹的这一切，潘汉年却身临其境。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潘汉年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人民、同情穷苦者的品格。每当村上来了乞丐或逃荒的人群，他总是默默地跟随他们。村边宗祠是无家可归者的一个宿地。孩童时代的他，经常爬上宗祠边的高树，看着逃荒的人在哭泣，看着乞丐在寒冬用唾沫擦着身上的泥污，这生活中的惨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激起了他反抗旧社会，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志向。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际，也没有丝毫改变。1976年，潘汉年在湖南，×××××之风，正弥漫在湖南农村。加上水旱灾害，湖南农村许多地方颗粒无收，饥民纷纷远走他乡，以乞讨为生。一天，农场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乞丐，潘汉年问明情况，不禁长叹一声，拿出一张人民币。年长的见了吓得掉头就跑，因为那是一张拾元钱。当年 10元钱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末了，潘汉年将钱塞给了小孩，“杯水车薪哪！” 潘汉年摇了摇头，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难以辨认的笑容。
潘汉年出身和成长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变迁之时，在这么一个旧中国行将完结，而新中国尚未建立的漫长而动荡的年代里，潘汉年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和历史大事件，从武昌城头的枪声到天安门广场的呐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到第一次大革命洪流的勃发，潘汉年不断地接受到浩大革命风潮的冲击和推动，逐步走向了成人之路。
1922年，潘汉年被迫离开校门，涉足社会后，他所选择的第一个职业，便是教师。他通过同乡、小学教员徐应荪的介绍，先后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刚满16周岁的潘汉年，继承了父辈的衣钵，开始执教鞭于乡间。与父辈的情趣一样，潘汉年非常喜欢教学工作。执教之际，他不仅认真备课，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消化课堂内容，补充新的知识。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亲自动手，与学生一起定期出黑板报，开辟了一个《小研究》专栏，发表学生自己撰写的文章；同时，他还组织每星期六的演讲会，让学生们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潘汉年的这些举措，使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潘汉年对教学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潘汉年认为，教学的好坏，最关键取决于教员。一个教员的最大作用，就是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获得牢固扎实的知识。不仅如此，还应该启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这是教师的责任。基于上述认识，潘汉年对那些不联系社会现实的旧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提出了改正意见，对那些混迹于教学岗位，但又得过且过、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教员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由于教师的不负责任，“胡乱地敷衍”行事，使得那些“好好的儿童，无故地受摧残”，这是误人子弟。对于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迅速走开，从小学教师队伍中将他们清除出去，“以免误人误己”。潘汉年强调，作为一个教师，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要“言而能行”，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同时，还要积极的工作，“努力发扬中国教育”。潘汉年认为，这样的教师，才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教育者”。至于受教育者，潘汉年认为，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灌注的课堂知识和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实际，学习无字之书。为此，他大声疾呼，提出了 “到乡间去”的口号，主张学生在暑假期间，组织起来到乡间去，去领略乡间“那种敦厚的自然美。”以“陶养出幽美情绪”，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这些想法虽然未必精当，但不失为卓识之见。尤其在那个年代里，能有如此的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况且，这些想法出自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教师的笔下，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了。
潘汉年在执教期间所形成的上述想法，显然与当时沉闷腐朽的教育界是格格不入的。客观的环境，为他走上反抗旧制度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
时代的风潮和激烈的实际斗争，是潘汉年迅速成长的催化剂。如果没有“五四” 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激励，没有“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没有大革命狂飙的冲击，或许潘汉年也会遵循其“耕读传家，不入仕途”的祖训，在乡间执一辈子教鞭，过一辈子田园式的“清福”生活。一场与恶势力面对面的斗争，打破了祖辈为他设置的生存模式。事情发生在1923年夏天。当时，宜兴教育界由学阀、教育局局长周聘高把持。他在教育界安插的亲信，人称“四凶”、“五恶”，他们排斥异己，敌视民主与科学，气焰十分嚣张。而周的父亲“周瞎子”也利用儿子的势力，在宜兴县城城隍庙附近设案焚香，专事算命卜卦、以迷信活动骗人钱财的勾当，害人非浅。这年暑假，为打击周聘高和其父的丑恶行径，潘汉年与《宜兴评论》的进步青年，自编自演以“周瞎子”迷信害人为内容的讽刺剧。潘汉年在剧中扮演“周瞎子”，他以自己天才般的表演，把“周瞎子”演得维妙维肖，将其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既使人愤恨，又引人捧腹。该剧的演出，曾哄动一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 但事情并未完，8月12日下午，周聘高等人在教育局开会，潘汉年又同李.D谷、鲍文蔚等百余名进步青年，赶到会场，与周聘高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周聘高及“四凶”、“五恶”有恃无恐，气势汹汹出来指责，激起了众人的愤怒，遂将教育局局牌焚毁，将周聘高关禁一室，一天后才放其回家，大煞了周聘高及“四凶”的威风。但周聘高不甘心，他向江苏省高等审判厅提交诉讼状，潘汉年等四人随即遭关押。事发后，潘父亲自到上海“某机关”请了一位法律顾问设法营救，化去了五百元顾问费，但未能解决问题。后来潘父又请到了当地警察厅厅长的上司，由他出面斡旋，潘汉年等四人才获释出狱。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周聘高不久被免职，树倒猢狲散，“四凶”、“五恶”从此也在宜兴教育界销声匿迹了。这场轰动宜兴的斗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是潘汉年对旧社会、对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投枪；是他背弃祖训的定规，踏上革命征程的开端。
三、步入文路
潘汉年几乎在执教的同时，就开始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
对于文学艺术，潘汉年从小就有特别的爱好。凭着他聪颖和机灵活泼的天性，早在就读期间，他就自编自导剧本，和同学们一起演出。这些故事中曲折的情节和他维肖维妙的表演，曾经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也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潘汉年的文艺创作活动， 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大约开始于1923-1924年他在小学任教期间。他的处女作是以诗文形式出现的。1923年10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署名潘汉年的一首题为《不敢》的诗：
我心里十分爱伊，
却不敢直截地对伊说：
“我很爱你！”
每每展着洁白可爱的信纸，
不知不觉地，
在伊名字上加上“我爱”二字，
倘复谈的时候，
心弦便紧张着好似要断！
这封信已不敢寄给伊了。
一个月之后，潘汉年又在同一张报纸、同一个版面上，发表了《怅惘》的诗：
伊在瞬时间向我微微一笑，
使我梦中留恋一回。
长时间的相思怅惘，
我才这样的祈祷。
愿伊常常向我微微一笑，
使我永远留恋梦中，
哪知——
微微一笑，只是一笑，
长时间的怅惘，却是继续的怅惘。
潘汉年这两首诗，均以爱情为题材。从现代意义上而言的爱情诗，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五四”运动打破了文学界的这种旧框框，开始出现了以白话文形式的现代情诗。这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在文学领域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潘汉年的这两首诗，尽管显得清浅，却表现了某种反叛封建世俗的思想倾向。
就在潘汉年发表《怅惘》这首诗的同一天，《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还登载了他的另一首诗：《可怕的路》，诗文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路，
曾立誓不再逗留，
蓦地见那路中一枝冷黄色的无名花，
顿时引起我的好奇心，
两足不由我自主很快地
走向前去，
采撷那黄色的无名花了。
显然，这是一首朦胧的但又是含蓄的爱情诗。这首诗一改前两首诗中所表露的意境，既增加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又不见了没有爱情结果的怅惘，从文字到思想内容，均给人以遐想和美感。如果说，前两首诗还带有某些伤感的话，那么这首诗却表达了作者纯洁的心声和坦率的气度。
诗是潘汉年步入文坛的发轫点。但潘汉年的擅长，不仅在于写诗，在他步入文坛之初，他对杂文、故事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社会政治斗争的多彩风云，为他提供了写作的题材。1924年前后，中国政坛派系倾轧，局势动荡，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正处于决战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在屡遭挫折、历经磨砺之后，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革命统一战线，揭开了大革命的壮丽序幕。此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正在演出一幕幕狗打架的闹剧。先是，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逼走总统黎元洪， 并贿买国会议员，自己当了大总统。1924年9 月，江苏直系将领齐燮元进攻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挑起“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乘机举兵，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当战争激烈之际，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此后一段时间，北洋政权由奉系及皖系轮番执掌。
面对动荡的政局， 频繁的战乱，1924年9月25日，潘汉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题为《武人的枪》一文，文章指出，“国内发生战事，本来从辛亥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不是甲省和乙省战，便是南方和北方战”，待到江浙之战爆发之际，“有钱的人们，便作逃避沪上租界的计划，可怜没有钱的人家，只得坐着等死”。江浙战争给两省人民带来了灾难，“真的完了，一切都完了！素称最文明最富饶的江苏、浙江，都在武人们的枪一举起来后就完了！”文章的末尾，潘汉年发出了内心的自鸣：“为什么中国武人的枪，一举起来，一切就都完了？”此文是潘汉年杂文的开首之篇，潘的杂文素以思想之深刻、笔锋之犀利而见著于世，从开首之篇，也可略见一斑了。
1924年，潘汉年19岁。这一年是他人生旅途中一次重要的转折之年。这年春天，他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宜兴，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数篇文字，使沪上文化界对这位宜兴青年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潘汉年此次沪上之行，不同于上次。上次是一门心思去求学，求学不成再返回家乡，这一次则做了开辟新天地的长期准备。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同当年北京一样，此时上海文化界各种流派与团体，打出各类旗号，争长竞短，呈现出一派五光十色的景象；而反动势力则加紧了对进步文化运动和文化团体的摧残。潘汉年到上海后，原打算继续求读深造，但斗争的现实需要在召唤着他，这个刚刚涉足于文坛的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他才华的机会。这年冬天，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有意扩大，需增加工作人员。《小朋友》杂志的创办人是黎锦晖。这份杂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很有特色，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中是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回忆中华书局及《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很深情地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 …还得感谢常在我手头、帮助我坐在学生中间朗诵的《小朋友》。是它，循循善诱地引起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
潘汉年也有幸与《小朋友》结下了不解之缘。经陈伯吹向黎锦晖推荐，他当上了《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但潘汉年不是那种甘心以校对为业的人。他利用工作之便，在自己的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儿童故事和儿歌，这些故事和儿歌，大概也是向陈伯吹展示的“美好的学习榜样”之中的一种吧！
在《小朋友》第147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他第一篇题为《五姐妹》的儿童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户人家，养了五个“穿着同样的衣服、玩着同样的玩具、学着同样的功课”，并且怀有“同样喜怒哀乐”的小姐妹。有一天早晨，她们一起拒绝吃祖母为她们烧好的粥，祖母一气之下，将她们关在小屋里读书。她们设法从窗口逃出去玩耍，但出乎意料之外，玩耍没有给她们带来快乐，相反招致许多麻烦，遇上不少困难，最后还是饿着肚子回到了小屋里，吃了祖母的粥，更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她们规规矩矩起来，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十分勤快，再也不敢胡闹了。这则故事浅显易懂，寓教育于情节之中，对小朋友而言，读来确有一种亲切感，也易于接受故事中所阐发的劝学思想。
在《小朋友》 第189期上，潘汉年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告哥哥得悬赏奖品》的故事。故事以“我”为主人翁，以写信给他哥哥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儿童在为《小朋友》 杂志寄去征文后， 极想知道自己“有希望没有希望获奖”的焦急和他得到《小朋友》征文作品奖后的喜悦。通篇情节只有一百来字，却活灵活现展示了《小朋友》杂志的一个儿童撰稿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同陈伯吹一样，这个故事正是潘汉年对《小朋友》一种感激之情的自我表白。
在《小朋友》 第195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要买……》的儿歌，歌词是这样的：
爸爸要买一头牛想它耕田好种豆。
妈妈要买一只鸡想它天亮高声啼。
姐姐要买一只猫想它赶着老鼠跑。
哥哥要买一只狗想它牢牢把门守。
我也要买一匹马想它驮我去玩耍。
这首“豆腐块”式的儿歌，运用排比、押韵的手法，反映了家庭成员中各自的要求，而牛、鸡、猫、狗、马等又都是儿童见之则喜的动物，很合儿童口味，读起来琅琅上口，记起来简单容易，在当时新儿歌题材中，算得上是一首上乘之作。从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潘汉年步入文路之际，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其知识性、趣味性，创作的动机也比较单纯，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追求，也反映了他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
1925年7月，潘汉年在周作人创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苦哇鸟的故事》，较之上述作品，显然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篇故事描述了他儿童时听到“苦哇鸟”声声凄苦的叫声之后，由他姐姐讲述的一则悲伤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家人家为其独生儿子领了一个童养媳。媳妇上门后不久，儿子生病死了。凶狠的婆婆断定媳妇克夫，对她非打即骂，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将她关在一只大水缸里。几天之后，媳妇变成了一只鸟，从水缸里飞了出来，整天在夫家门前的树上哭叫“苦啊！”“苦啊！”于是，世上就有了这种“苦哇鸟”了。潘汉年在描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写道：“现在世上许多童养媳听到它的鸣声，没有一个不暗地掉泪的。”这淡淡的一笔，烘托了潘汉年对那些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们的同情之心。这同以往作品中所反映的格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仅于此，故事之后还附有一封潘汉年写给周作人的信。
信中说明了他创作此文的动因：“我想鸟的故事各省各乡都有，因为听其鸡声而拟以世间故事，正是许多无名的民间文学家的成绩。”因此，“我们如能汇集许多民间的鸟的故事，却是很可观而且很有兴味的罢”。“我写《苦哇鸟的故事》，正想借此引起许多读者留心其他各种鸟的故事来。”周作人十分赞赏潘汉年的见解，他在复信中也强调：“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都来搜集记录这类鸟——以及兽虫鱼草木的故事，不但是传说学的好资料，也是极好的民间文学。”
从通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潘汉年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的民众化倾向，这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的一个特点，也是他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基础。当然，潘汉年要从一个一般的文化人，转变为文化界的革命战士，这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奋发磨砺，但《苦哇鸟的故事》将他与周作人的通讯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就已见其端倪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潘汉年能在《语丝》杂志上撰文，可谓大不容易的事。这份杂志创刊于1924年11月，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潘汉年的文章被刊用，亦见他文字功夫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四、“小伙计”
就在潘汉年走出家门，步入文路，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际，一件令他极不满意、极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发生了。1924年冬，父亲潘莘华给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信上说他身患重病，要他立即回去。潘汉年接信后火急返回宜兴，可一到家方知父亲生病是假，要他完婚是真。父母为他物色的对象名叫许玉文，是本县一字圩人。因许父许祝轩与潘父潘萃华同是一介书生，都在私塾执教，两老意气相投，感情甚笃。经双方父母作主，撮合了这门婚事。
一方面出于突然，另一方面也出于内心深处的感情，潘汉年对自己的这桩婚姻大事，表示坚决反对。但胳膊扭不过大腿，由于父母的逼迫，在几乎是被挟持的情况下，潘汉年与许氏完婚。这给潘汉年的婚姻生活投下了阴影。
潘汉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涉足社会的，他不仅有远大的志向，而且还是一个文才横溢，崇尚个性解放的旧制度的叛逆者。他理想中的伴侣，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式的农村妇女。但父母之命难违，潘汉年最终只得违心地接受了这桩婚姻。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潘汉年性格的两重性：他虽然有着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勇气，却又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一刀两断；他虽然不爱许玉文，知道接受这桩婚姻意味着精神上的痛苦，却又不敢悖逆父母之命。
因此，潘汉年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结婚伊始，许玉文就遭到了丈夫的冷落。对于她这样一个深受封建传统道德影响的农村妇女来说，丈夫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唯有在其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发泄自己的不满。婚后不久，潘汉年曾将许玉文带到上海。由于双方在文化水平、情趣爱好等方方面面的明显差异，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斗嘴、争吵成了夫妻间的家常便饭。对此，与潘汉年早年相处甚密的沈松泉先生作了如下记述：“潘汉年在宜兴的夫人也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住在海宁路附近一条里弄里。不知为什么他们夫妇俩经常吵架，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还跟踪潘汉年，闹到中华书局来，还有一次我曾去他们家劝架。一对年轻夫妇，经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事。”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政治上的成熟，同时也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潘汉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一个与他下半辈子朝夕相处的伴侣——董慧，他与许玉文也终于离婚。这是后话。不过，在他们生活的共同日子里，许玉文对潘汉年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潘汉年对此，更没有任何异议。当然，潘汉年与许玉文的婚姻悲剧造成了潘汉年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事业上的奋进。结婚之后，潘汉年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为了填补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痛苦，他甚至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到了工作上。这期间，他在中华书局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引导下，参与了书局工会的活动。1924 年冬天，中华书局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争取改善职工待遇的斗争，潘汉年被推选为编辑的代表，并与文化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张秋人等有了一定的交往和接触。
1925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从上海发起，席卷全国，潘汉年同中华书局的工友们一起，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年11月，潘汉年经中共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中国济难会负责人阮仲一、王弼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潘汉年的政治生涯开了一个新生面。1928年潘汉年父亲临终前说过，“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就是指潘汉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这件事。
潘汉年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乡播种革命火种。这年年底，他在陆平村度过了春节。期间他几乎每天活跃于村上的茶馆里，利用“搓麻将”的公开形式作掩护，联系和发展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筹办陆平农民夜校。据宜兴革命史资料记载，潘汉年此次宜兴之行所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宜兴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在1927年震撼大江南北的宜兴农民暴动中，陆平村农协组织农军进城参加暴动，就是潘汉年宜兴之行结出的硕果。
顺便提及一事。在潘汉年的帮助和影响之下，潘氏兄弟纷纷参加革命，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体，他们中间除潘汉年之外，还有潘梓年、潘菽（潘有年）、潘企之（潘渭年）、潘美年、潘卜年等，他们互相映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春，潘汉年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立即返回上海。从此，他奔走南北，往返东西，却再也没有回过宜兴，直至客死他乡。
潘汉年一到上海，经他同乡周全平介绍，离开了中华书局，前往创造社出版部报到。
创造社，是“五四”运动后涌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其成员大多为当时留日的学生，他们中间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 1922年，他们出版了《创造季刊》。接着，又于1923年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日》；于1924年出版了《洪水》；于1926年创办了《创造月刊》。由于出版物较多，校对、发行、通联等工作十分繁忙，创造社因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出版部，负责具体事务。
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一条名叫“三德里”的弄堂里。这条弄堂不太引人注目， 但却是当时许多文化机构汇集的地方。A·16号经营的是一个小小图书馆 ——上海通信图书馆， A·11号即为创造社出版部，附设一个门市兼编辑处。门前的横幅市招， 为郭沫若亲笔所写，字作颜真卿体。这是郭沫若最早写的市招。离A ·11号不远，便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小小弄堂里呈现出浓浓的文化气氛。潘汉年身处这种环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薰陶，因而有人把潘汉年参加创造社工作，作为他正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开始。
与潘汉年一起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还有另外几名热血青年，其中潘的同乡周全平算是个小头目，还有云南豪士慷慨悲歌的柯仲平，自称唯美派的叶灵凤，以及周毓英、邱韵铎、成绍宗等人。成绍宗是成仿吾的侄子，在出版部担任会计，管银钱出入；邱韵铎跑印刷所及负责校对；潘汉年及叶灵凤帮助周全平搞编辑工作。他们自称是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这群“小伙计”风华正茂，又不怕辛苦，他们的工作量很大，出版部所有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编辑、出版、征订、发行、包装、邮寄、通联，事无巨细，全都包揽了下来，但得到的收入却很少。“人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我们出版部里的小伙计，每天十二小时工作还不啻，我们所得的，只有每月十元或五元的工钱。”这段文字出自潘汉年之手，是对“小伙计”们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的真实描写。如此菲薄的收入，足见潘汉年等“小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是够艰苦的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潘汉年的一个女友来他住处，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女友一进门便嚷着要吃几颗花生米，不料潘汉年拿不出花生米，而且身无分文，于是只好借故拿了件暂时不穿的白夏布长衫，跑到当铺里，换得“一只洋”，挽回了颜面。这期间，“他常常口袋里一钱不存，随处向朋友借车钱，要朋友请他吃饭”，“今天连买草纸的小钱都没有了，买烟卷更属无望”。但是，就是这种艰苦的日子，“小伙计”们却从不发牢骚，用潘汉年的话说，“我们也不怨谁，也不可怜自己生在这个畸形的时期，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且让自己做先锋，杀开一条血路，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难怪他们是一群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生活中道地的乐天派！曾在A·16号经营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楼适夷，在与“小伙计”们接触的过程中，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他曾写过下述一段回忆：“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干义务劳动。 而对出版部又都是五块钱的股东身份，就常常上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
足见“小伙计”们的活动圈子里，是多么的和睦，又是多么富有生气！楼适夷在上述文字中回忆小伙计们写文章，办刊物这件事，主要指1926年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后， 由他牵头所创办的几份刊物。其中《A·11》周刊，则是潘汉年经手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A·11》周刊，实际上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取三德里出版部的门牌号而为之。潘汉年是这份小小刊物的始作俑者。对此，另一个经办人叶灵凤曾回忆说：“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系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为什么潘汉年对这份小小刊物有如此大的兴趣？为什么将其取名为“A·11”？其目的何在？对此，潘汉年作了如下说明：“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意味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小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 四周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那四周沉闷的炭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 “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A·11》。”
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要通过这份刊物，去呐喊，去发泄他们对黑暗、丑恶的社会现状的愤懑，他们要用手中的笔，去打破四周所弥漫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沉闷的炭酸气”，这就是他们创办《A·11》周刊的用意所在。《A ·11》 周刊从1926年4月28日创刊，至5月26日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了5期，每期都有潘汉年的杂文和短评，少则二三篇，多则四五篇，几乎占了刊物文字的一大半。他“那些《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嬉笑怒骂，鲜明尖锐，无情地批判了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鞭挞了文化界形形式式的歪风邪气，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封建官僚和外国侵略势力。虽然，当时潘汉年以杂文的形式，四面出击，斗争的方式方法既简单又不乏其盲目性，但却显露了他“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气概。潘汉年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于杂文方面，《A·11》周刊的问世，是他得以施展才能的第一块耕地。
《A·11》 的停刊，完全出于反动势力的干涉。这份小型刊物所发出的巨大呐喊声，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慌。北洋政府上海警察局通过警厅扣留、邮局不予寄送等卑劣手段， 向《A·11》施加压力，迫使其停刊。刊物是停止了，但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计” 们却并没有屈服，并没有被恶势力所吓倒，就在《A·11》停刊之际，编辑部即发表紧要启事，郑重声明：“我们闷居在黑暗里总得要追求光明的，埋身在疲乏苦闷中，总得要企求兴奋、愉快的。……我们还要找其他说话机会的。”
潘汉年，这位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正在努力寻觅“其他说话的机会”。
五、“新流氓主义”者
果然说到做到。 1926年6月12日，就在《A·11》周刊停刊不到1个月，一份以《幻洲》为名的周刊诞生了。这份刊物之所以取名为“幻洲”，其含义为沙漠中一块小小的“绿洲” 。潘汉年在《幻洲》周刊第1期上发表的《幻想的OAZO》一文，则说明“幻洲”也取之于世界语“OAZO”的译音兼译意。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份杂志， 用小伙计们的话说，是因为《A·11》这份小小的刊物“不幸只满五周的小孩儿因为意外的意外而不能不让它夭折了。”因此，“寂寞又象毒蛇般在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是忍耐不住的，我们要逃奔，要逃奔，要在这荒凉的沙漠中找一片幻洲！”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顺利。《幻洲》创刊后，由于印刷方面的原因，到6月18日，即在发行第2期后，便告停刊。但潘汉年并没有气馁，与编辑部同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于1926年10月，又把一份新的《幻洲》送到了读者手里。
新的《幻洲》系半月刊。编辑部发表紧急启事，告之读者这份刊物“是由同人私自集资发行”，与前几个月出版的《幻洲》周刊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这则启事不仅在创刊号上发表，而且一直延至第7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幻洲》周刊原先是由潘汉年和他的同乡周全平合办的。周是潘汉年进入创造社这个圈子的引荐人，但周一向标榜自己是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与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观念上有较大的差距。如上文所述，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计”们经常在一起说三道四，天南地北地讨论政治、文学，无所不谈。但言以见志，周全平的许多观点，潘汉年绝对不能苟同，甚至不能不表示反对。比如在谈及胡适、陈独秀等“五四” 运动人物时，这位自称不想当官的“清高派”就说：“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
这时，潘汉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周的非议之论，潘汉年是持异议的。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听了周的这番议论，也“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几年之后，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经费，逃之夭夭了。
编辑部在声明《幻洲》半月刊与过去的周刊“性质完全异样”之后，对于新刊物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要求，作了如下明确说明：“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缚束，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同时代的青年朋友投稿。稿件性质，并非限制，一切创作、诗歌、杂文、图画、批评、介绍、翻译、讨论，均所欢迎，惟文字须精炼确实，勿冗长虚泛。”
从后来《幻洲》半月刊所发表的文字看，大部分符合于上述的规定和要求。
与周全平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之后，潘汉年即与叶灵凤合作。《幻洲》半月刊是他俩合作的产物。这份64开的小型刊物，每期均分上下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名为《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面一部分名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封面装帧和题饰都出自叶灵凤之手，署名LF。有趣的是，这份刊物一开始就显示了这两位编辑在思想、 意趣和风格上的差异。 当然，我们也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把《象牙之塔》完全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园地。正如姜德明所评介的那样：“《幻洲》、《幻洲》，我们只能说在两位编者的心目中，各自描绘着一块理想的绿洲而已。”
潘汉年与叶灵凤的合作同潘汉年与周全平的合作相比较，潘、叶之间在思想上有分歧，但却能求同存异；而潘、周之间在思想上却为水火，不能继续合作下去。对于自己与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合作，潘汉年曾用下述文字作了描述：
“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小说家、天才、预言者；不过整天的徘徊十字街口，也会遐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巍巍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轩轾，依然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
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更有合作的基础。《幻洲》半月刊的问世，《十字街头》的出现，使潘汉年又一次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以手中的笔，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苦闷中“企求兴奋、愉快”。
《幻洲》创刊伊始，潘汉年提出了一个让世人吃惊，令正人君子们不寒而栗的命题：“新流氓主义”。
众所周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发展，文化界曾经提出过许多风云一时、流行极广的口号，许多人自称为这个主义，那个派别，不过像潘汉年那样自标为“新流氓主义”者，实属罕见。
由于篇幅的关系，潘汉年所写的《新流氓主义》一文分五期刊登。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当时的某些思想情绪及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发现其思想上的独立见解和斗争方法上的独具一格，算得上是潘汉年斗争生涯中的一奇了。潘汉年在开首第一篇《新流氓主义》中，开宗明义声称：“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 只有实行新流氓ism（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潘汉年分析了中国在那些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武人、丘八的愚弄、压迫之下，“弄得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因此，狂喊打倒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中国“或者有一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呼吁“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骗” 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主义不行”。何谓“新流氓主义”？它的标准是什么？潘汉年的定义是：“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 ” 作为在组织上已经入党的潘汉年，他那种 “没有口号，没有信条”的标榜，一方面应该说他当时确实“在政治上还没有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薰陶，思想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他当时向黑暗势力投枪的一种斗争艺术，向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奋力反抗”的精神，这就是他自豪地宣称的“新流氓主义”的精神。在“新流氓主义”的总题目之下，潘汉年提出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内容，即为“好管闲事”。潘汉年认为，“少管闲事” 是我们过去的中国正人君子们的“安详端正的态度”，是预备忍受着一切侮辱、羞愧、冷讥、热讽，“一步步走到坟墓里去的现象”。潘汉年分析说，这仅仅是对个人而言，而对于国家的命运，对于整个社会，危害就更大了。他指出：“中国正因为‘好管闲事’的新流氓太少，所以还有小皇帝要复辟；大学校行跪拜礼；小贩被外国水手打死；万县被英舰轰击；你带几本研究社会问题的书，你就是该‘杀头’ 的赤党；你说他什么都不懂得，不配提倡什么主义，他就告发你是‘扰乱治安’”，如此等等，潘汉年叹道：“‘少管闲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原来，潘汉年所说的好管闲事的“事”，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压迫之事，也是政治上的大事。
潘汉年将“新流氓主义”中的第二个实质性内容，称之为“骂人”。为强调这个“骂”字，提倡这个“骂”字，潘汉年分析说，“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争斗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的。更何况，“世界上新与旧要争斗的，是与非要争斗的，妥协与不妥协要争斗的，虚伪与真实要争斗的，老与少要争斗的……一切的一切，凡是并立而绝对的两样，非争斗不可”。既然“争斗是永远存在的，于是‘骂’也暂时不会消灭”。至于骂人的态度呢？潘汉年提倡“要痛快、干脆、真切”。他认为，“在骂人的范围之下，没有‘朋友’存在，不论平素的友谊交情如何，到思想和事实起冲突的时候，就都在敌人的地位”。当然，潘汉年谓之的“骂”，不是没有分寸的。对于恶势力，他的原则是“要用争斗来制服他们，在没有拿出争斗实力以前，也是用骂来做导火线”；至于朋友、同仁之间的“骂”，那还是另外一种结果。他说：“我们新流氓主义者是最爱朋友，也是最会骂朋友；惟其是朋友我们要求由冲突而争斗而统一，这种情况之下的朋友，方才是新流氓主义者的真正朋友。”
话虽然这么说，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既然对“骂”产生了“崇拜”，就不免有所偏激。在他充满火药味的“骂人”的杂文里，他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恶势力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对内镇压、对外屈服的丑恶嘴脸，抨击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旧的传统观念、陈腐的伦理道德，等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傲然正气！这是潘汉年“骂人”的主流。不过，他在当时也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人，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事。他在痛骂胡适、吴稚晖以及国家主义派的同时，也骂过朱湘、刘半农、徐志摩等文人学者，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被他骂过。他在《幻洲》 第3期《信手写来》专栏里，自己也承认“我们虽然出了两期，倒骂了不少名人、学者、女人、××家”。尤其使他感到内疚，一直引为憾事，并且多次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是，他曾经骂过鲁迅——这位也是以“骂人”为斗争手段之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主帅。后来，潘汉年知错认错，登门求教，亲自向鲁迅表示歉意，并获得这位主帅的谅解，这一老一少握手言欢，从此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共同“骂人”。这段情节，笔者将在下章叙述。
除提倡“好管闲事”和“骂人”的主张之外，潘汉年还将爱情、婚姻与妇女解放等问题，纳入了“新流氓主义”的范围。潘汉年认为，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但还有许多青年男女“深中十八世纪宗法社会的礼教的恶毒未去，任那传统观念支配自己”。这就需要提倡“新流氓主义”的“自由恋爱”，提倡“妇女解放”。所谓 “妇女解放”，“就是要从非人的奴隶生活，解放到自由、独立的全人地位”。要达此目的，就必须“真心诚意从社会的根本错误，从他们奴隶地位，痛下攻击，要促起一般有新流氓精神的女同志醒悟，自己立起和恶势力、旧社会争斗，达到男女性爱的自由大路”。他呼吁妇女同胞们，应该“看重自己身份，要自由、独立，发展你们天赋的本能，争得与男子有同等位置，取消那般野蛮男子占有女子的权威”。潘汉年提倡妇女解放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论及爱情和婚姻问题时，也常常出现过激和片面化的倾向。例如对一般女性的无情鞭挞，对“上海女人野鸡化”等武断评论，都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尽管如此，潘汉年的“新流氓主义” 还是以其藐视一切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战斗风貌和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凛然正气，为时人所称誉，为后人所敬仰。姜德明曾对他在这个时期的斗争实际和思想状况，作过一个中肯的分析，他写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要经过一定的曲折，需要一定时间的。潘汉年同志只能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丢掉种种幼稚的东西。那时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要求一个二十岁的潘汉年在政治上如何成熟也是不客观的。但是，潘汉年在迎接着一个新的斗争考验，很快走向了一个转变时期。”
这个新的斗争考验终于来临了。潘汉年也很快走向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传奇 作者:张云 前页 目录 后页
02章 主笔·骁将·书记
一、置身营幕任主笔
1926年11月23日上午九时， 日本DA—F00客轮发出一阵长长的笛声，缓缓地离开了上海虬江码头。紧靠岸边船弦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浅灰色西装，脚踏皮鞋，白衬衣领子下系着一条格子领带，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好一派上海滩小开风度。他，正是自诩为“新流氓主义”者的潘汉年。
潘汉年何以离开《幻洲》编辑部登轮远行？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从1926年春潘汉年加入该部后发展很快。许多新书刊在该部附设的门市部常销售一空。顾客天天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赤足拖木屐”的工人，有穿着学生装的读书人；有些人往往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买书。由于读者多，营业额急剧上升，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26年3月至7月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出版部的营业额就超过了 16000元。 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德里这条小弄堂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注目。此时，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军阀之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兼任淞沪督办。这位被称之为“恪威大将军”的直系“联帅”，正面临国民革命军在浙、闽、苏、皖、赣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对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极严。8月7日，由淞沪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四个“小伙计”。这一天，潘汉年不在现场，免遭了一次牢狱之苦。事发后，潘汉年为营救同伴四处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阮仲一，请他们设法营救。经各方串联呼吁，加之警察厅“证据不足”，该厅厅长只好顺水推舟，于8月12日放出了这四个“小伙计”，并批准创造社出版部重新开业。
这件事发生后，潘汉年与中国济难会的关系又深了一层。经组织同意，潘汉年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成为该组织一名得力骨干。当时，中国济难会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们中间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汉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26年11月23日，由该组织推荐，潘汉年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的筹备会，商议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
临行前， 潘汉年将《十字街头》第6期的编辑工作作了交代。《十字街头》既是他投枪的战斗阵地，又是他精心培育的果实，待船离开码头后，他便一头钻进船舱，伏在木板桌上，奋笔疾书，为《十字街头》撰稿。稿子写成后，潘汉年分别在镇江、南京两次邮寄编辑部。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潘汉年在当时就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讲到在船上寄稿给你，颇费一番苦心，现在从天津到上海，各地不是都在戒严期中吗？来往的信件都要检查，他们认为‘有犯戒严条律’的时候，便可任意扣留或把它充军到火炉里去的。我们的稿子是不是在扣留或充军之列，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要看大爷们的高兴与否。
“为了第6期不好延期的缘故， 我们的稿子又不得不寄，要寄又怕‘没收’，没有办法之中，我想出一项骗着自己的办法：你收到我的信和稿子不是都由樱岛女士转来的吗？你的名字下面不是有‘妹妹’两个字吗？我想当你们收到我的信的时候，一定要骂我有意打趣，开玩笑，是不是呢？谁知我是小心翼翼，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开玩笑； 信面上写的是‘A字11号樱女士转邱小姐收，和秀英缄’等，是特别请蔡先生模仿女子的袅娜纤字；信封里面，第一张信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韵铎吾妹妹’等字，所以要这样写的用意，无非是想告诉检查信件的大爷：‘这是小姐和小姐的通信，并无赤化嫌疑，请你放它过去吧！’
“但‘大日本’ 公司的DA—F00船上竟会没有一只信箱！我们上了船，占定房间以后，就‘穿山甲’似的找寻信箱之所在，后来问茶房才知道没有为我预备。” 船到镇江，停泊在江中的‘渡船屋’旁边，‘渡船屋’上当然没有邮筒的，不得已只好将一大捆信件交给茶房，再三恳求他要设法付邮，不好‘拆烂污’！”一个有极强事业心的十分机灵的青年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他日后能够胜任情报战线工作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第二次邮寄是在南京。船停靠江边码头后，潘汉年将夜间写好的三段杂感放入信套里，照第一次一样，如法炮制写上“樱女士转邱小姐” 等几个字，贴足邮票，自己上岸寻找邮筒：
“果然，一上岸没有几步，就见一只绿色圆形的邮筒立在路旁，我多么高兴呀，把信塞进邮筒里的时候，好象一对情人久别重逢一般的心醉神迷。”
潘汉年的此次武汉之行，收获甚大。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陈潭秋、李硕勋等当时中共一些最主要的领导人。会议期间，他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李立三的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的国际国内问题报告以及李硕勋的学生运动报告，大大开阔了视野。
当时，武汉三镇刚被北伐大军收复，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潘汉年多次参加了武汉的群众集会，并同与会代表一起赴湘参加长沙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薰陶，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许多。这些变化，不久后即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在他的笔下，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会议结束后，中国济难会全国代表大会因故未能召开。惦记着《幻洲》《十字街头》的潘汉年，无心逗留，于1926年 12月下旬返回上海。
就在潘汉年往返沪汉之际，北伐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击东南各省，向长江中下游推进。国民革命继续呈蓬勃发展的趋势。当时，执掌北伐帅印的蒋介石正盘算着发动反共阴谋，但在表面上，依然标榜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赞成国共合作。尤其是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他还需要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于是，中共的知心朋友，大名鼎鼎、闻名大江南北的创造社盟主郭沫若，被请到了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辅佐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按当时规定，总政治部的活动范围是第二、三、六军等部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江西地方的民众工作。
郭沫若走马上任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他与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李一氓协商后，决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一份小报，定名为《革命军日报》。
《革命军日报》是一张八开的宣传性的军中小报，其内容要求不仅政治性强，而且文字活泼，融理论性、可读性于一炉。郭沫若与李一氓在南昌和武汉两地居然未能物色到合适的编辑人选，便把主意打在了潘汉年身上。
郭沫若和李一氓虽已投笔从戎，但他们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关注着上海文坛，很欣赏潘汉年主编的《十字街头》，对这些“如同李逵的板斧，排头一路砍去”的杂文、小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急需合适的编辑人才，潘汉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郭沫若亲自出马，向上海的潘汉年发去邀请，并在南昌恭候他的到来。
潘汉年返沪后，继续主编《十字街头》。当他接到郭沫若的邀请信后，立即向所在地下党支部书记丁晓元作了汇报，党组织经过讨论，很快答复潘汉年：同意他去南昌工作，并为他开具了组织介绍信。
1927年2月上旬， 潘汉年在《幻洲》第九期《十字街头》的最后一页，发表了一则启事，内容如下：“我不日要离沪他往，幻洲下部仍由我负责编辑，但投稿诸君惠稿时，切勿由我个人转交，请迳寄宝山路三德里B22号幻洲编辑部，俾免遗误，至要，至要。”把一切工作交待完毕，潘汉年自虬江码头登船，溯江西行，经九江，于是月中旬抵达南昌，拜见了郭沫若、李一氓之后，便脱去西装，换上了一套国民革命军军服，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丘八”。此刻，他感到别有一番风味，用他的话说，叫作“置身营幕、军书旁午”。
潘汉年到任后，总政治部任命他为《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作为一个主笔，他以忘我的革命热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全身心地投入了编辑部的工作。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这份报纸越办越有特色，很快成了国民军将士爱不释手的读物了。对于这件事，李一氓曾经作过如下回忆：“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大概他编辑了半年，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达安庆，准备进到南京、上海，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
这段文字，是对潘汉年主编《革命军日报》期间工作的一个概括性的叙述。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李一氓在这段回忆中有一个情节记错了，那就是潘汉年并非半路由安庆折回九江。潘汉年此后的活动是这样的：
4月初， 潘汉年随总政治部大队人马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的军舰，从九江东下， 经安庆，于4月10日驶抵南京。这时，蒋介石公开反共的调子越唱越高，上海方面也传出了越来越坏的消息。为此，政治部党组织让潘汉年先行赴沪探听虚实。于是，潘汉年脱去戎装，改穿便服，只身乘火车赶到上海。他先到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出版部， 找到“小伙计”叶灵凤、柯仲平等人，叙谈别后的思念之情，了解到上海政局正处于动荡之中。同日，他又到南市总政治部临时驻地联系。第二天， 4月12日，一场腥风血雨席卷浦江两岸，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反革命“四·一二”大屠杀。
潘汉年身临其境，看到了昔日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他们把屠刀架在了共产党人的脖子上。作为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似乎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丝毫的惧怕。但白色恐怖使他一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有些着急了。
几天之后，他在袁文彬负责安置的联络点，找到了李一氓等人，接上了组织关系，立即请示应变的对策和下一步的工作。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总政治部在沪隐蔽的同志，立即分别转移到武汉，继续参加国民革命。
潘汉年奉命后， 再次化装登船，离沪赴汉。抵达汉口时，已是4月底了。他一下船，立即向武汉政府所属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报到，遂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宣传科编纂股当股长。任务是起草宣传大纲，拟定宣传口号。和他共事的副股长是著名的诗人汪静之，两人的合作甚为融洽。不久，潘汉年又担任了宣传科内的党支部书记，并经恽代英推荐，出任过一段时间的总政治部革命法庭庭长。加之郭沫若、李一氓等又先后抵达武汉，在这种环境下，重新穿起了戎装的潘汉年，工作干得挺欢。
可是好景不长。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这位自诩为国民党的 “左派”领袖，高叫“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的伪君子，终于撕下了他的假面具，与蒋介石歧路同归了。
上海的“清党”与武汉的“分共”，就这样把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志士推向了血海之中，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屈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埋葬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7月下旬， 潘汉年随郭沫若等总政治部机关一行人，从武汉抵达九江。原来他们打算共赴南昌参加起义，不料受张发奎阻止，未能去成，李一氓在同一篇回忆录记下的正是这件事，他写道：“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赶到南昌，政治部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潘汉年也无法去南昌了。由于他在这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特别是政治活动的特殊才干，以及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政治局势敏锐的洞察力，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是必然的。在当时这种复杂而动荡的形势之下，中共总政治部党组织决定由潘汉年担任返回上海同志的领队。他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一路之上操碎了心，将同志们安全带到了目的地。
二、“听车楼主”
潘汉年又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依然为严重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四·一二”大屠杀使宝山路三德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小伙计”们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已改为江南书店，搬到了北四川路；潘汉年称誉的“象徘徊陈列着山珍海味的厨房里一般”的通信图书馆虽然还存在，但此时已关上了大门。然而，使潘汉年得到安慰的是，在这场劫难中，《幻洲》的其他几个“小伙计”有幸免难。非但如此，他们还对潘汉年寄以无限的思念，在第一卷第十一期上有一篇题为《本刊迟迟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的文章，就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真挚的战友之情。这里且摘录两段：“3月1号，第9期《幻洲》 出版时，汉年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时正是革命军预备收复东南，打倒孙逆传芳，汉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从事军队中的工作，到4、5月中，蒋介石坐镇东南，汪精卫偷跑到武汉；于是武汉派与沪宁派遥遥相对，你骂我诋，武汉派骂沪宁派反革命，沪宁派骂武汉派为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党之流。谁是谁非，一般目光短浅之青年，顿时彷徨歧途，不知是从。汉年就在这个时候，行踪不明，不知去向。
“大概因为沪汉间裂痕之鲜明，看不过孙中山先生手创之国民党，被人家你剖我切，好象一块肉骨头抛下，一群狗相争，大有非我不足以吃肉骨头之概。汉年生情憨直，好管闲事，说不定就在这个时期中，悠悠他往，去过他的漂游生活去了。”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提心吊胆地怀疑，潘汉年是否已不在人世间了。因为“清党”、 “分共” 期间，只要告发有什么共产党之嫌疑，“岂不是几个小脑袋，立刻成为6 月里的西瓜”，文章表达了其他“小伙计”思念潘汉年，并为潘汉年的安危担惊受怕的真情实感。
很快，潘汉年找到了叶灵凤他们，大家异常高兴，并决定继续过去的宗旨，再唱《幻洲》，仍由叶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严酷的战斗洗礼，在潘汉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留下了沉痛的伤痕。他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一个飞跃，他不仅从大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更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醒悟到更多更深层次的道理。革命是一条艰巨弯曲之路，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要以流血牺牲作抵押。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动荡年代里，才会有严重的分化，既有不屈的斗士，也有落伍的懦夫、叛党的鹰犬，还有许多人徘徊于十字街头，他们更需要激励和帮助。为此，潘汉年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闪光的杰作《我再回上海》。文中写道：
“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在1927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八个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暇的细细回忆未亡的中国。在这八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扎！ 这个， 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 ‘时代’。”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发现这时的潘汉年，不仅对政治形势有着较深邃的洞察力，并一改昔日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义”的文风，潘汉年显得老练了。更可贵的是，他还从失败的教训中，去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革命者对人、对事，对自己乃至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境界，他才敢于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向自己的“错误”开刀，这也就为他此后不久更好地促进左翼文化界大团结，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姜德明先生曾著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这期间发表的政论和不可以数计的小品文也都是积极的、健康的。”
《我再回上海》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从政治思想到文学艺术发生转轨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潘汉年回上海后，宝山路三德里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
1927年9月间， 也是潘汉年和叶灵凤合编《幻洲》快一年的时候，他们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间临街的楼上。说楼房，实际上是楼梯旁的一间小屋，即上海人谓之的“亭子间”。在当时，上海滩上有许多文坛名人都曾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发表过力作。虽然这里如潘汉年所描述的“局促得简直连腿也伸不直”，但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