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陵十二钗”考释
张晓琦
内容提要《红楼梦》是一部史书和谜书。“金陵十二钗”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作者对自己确保《红楼梦》的史书性质和品格时所采用的特殊的创作方法即谜语手法的概括和总结，是在与相关的历史人物的联系中来写顺治和曹宣父子的结果。“十二钗”正册所涉及到的12个人物，是清代之前的历史上能够指代和影射顺治和曹宣的12个帝王。“十二钗”副册所涉及到的12个人物，是顺治和曹宣，以及顺治出家五台山时清代还活着的两代10个皇子。“又副册”所涉及到的12个人物，除顺治和曹宣外，其他10个人都是随康熙去五台山的皇室成员。因此索隐考证是研究和阅读《红楼梦》的最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红楼梦》文本中的大量内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百余年的红学研究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十二钗；十二个帝王；十二个皇子；五台山；史书；谜书；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规划2013年度基金项目13B056；
在甲戌本的凡例中，关于“红楼梦”等书名的命名问题有如下具体说明：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戒妄动风月之情也。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这个说明起码透露了如下一个重要信息：“红楼梦”命名与“金陵十二钗”命名的寓意是完全相同的。“金陵十二钗”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就是“金陵十二钗”。宝玉入太虚幻境就是“红楼梦”，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即“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就是看正册、副册和又副册之事，也就是“金陵十二钗”了。“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的说法，其实就是对“金陵十二钗”寓意的解释，把这一点暗示得已经很明白了；庚辰本十七、十八回夹批“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把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既然如此，“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金陵十二钗”自然也具有“总其全部之名也”的功效了。《红楼梦》第一回中又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的说明，可知“金陵十二钗”这个命名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有密切关系。如此说来，“金陵十二钗”这个书名就是五个书名中最为重要的了，因为它不仅具有“总其全部之名”的内涵，同时也具有暗示作者曹雪芹身份的内涵。下面就对“金陵十二钗”这个命名的真正内涵给予简略的考证说明。
“金陵十二钗”命名的寓意
发现了作者“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的谜语手法即通过历史上的相关人物来隐写顺治和曹宣（荃）父子的身份特征，自然不难发现“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史实寓意了。
在清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当了皇帝的皇九子共为五人：1、梁敬帝萧方智。2、唐高宗李治。3、唐哀帝李柷。4、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忠懿王钱弘俶。5、宋高宗赵构。由于他五人和顺治的身份完全相同，都是当了皇帝的皇九子，因此便具有了指代和影射顺治的功能和作用。当了皇帝的皇七子共为七人1、吴会稽王孙亮。2、梁元帝萧绎。3、唐中宗李显。4、唐昭宗李晔。5和6、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文穆王钱元瓘和忠逊王钱弘倧。7、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由于这七个人都是皇七子，并且都当上了皇帝，因此能够指代和影射曹宣的皇七子和皇太子即皇位继承人身份。就是说，单是皇九子不足以完全指代和影射顺治，单是皇七子不足以完全影射和指代曹宣，只有皇九子和皇七子并同时是皇帝者才能最为准确全面地指代和影射顺治和曹宣父子。
由于孙亮的生日、登基日和死日都没有确切记载，故无法通过他在可以具体考证的意义上来影射和指代曹宣。而吴越国的这三位所谓的皇帝即“吴越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皇帝。如《新五代史》把十国都列入《十国世家》，明显是在否认十国国君们的帝王资格；而《旧五代史》只将吴越国列入《世袭列传》，其地位等同于李茂贞等人，连《僭伪列传》都没有资格进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便有充分理由把这四人排除在外。但上述12个人，却可以十分完整地起到如下暗示作用：“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清代的当了皇帝的皇九子和应该当上皇帝的皇七子的故事。
排除这四个人后，再添上其他相关人员，自然就能发现“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具体内涵了：这是通过历史上的12位帝王，来指代和影射顺治和曹宣父子二人。这12个帝王是：
1、梁武帝萧衍。由于他的儿子萧绎可以指代和影射曹宣，故相应地他就可以指代和影射顺治了。萧衍生于464年，死于549年5月2日，活了86岁。
2、梁元帝萧绎。他生于508年8月6日，死于554年12月19日，活了47岁。
3、梁敬帝萧方智。他生于543年，死于558年4月3日，活了16岁。
4、唐高宗李治。他生于628年6月13日，死于683年12月4日，活了56岁。
5、唐中宗李显。他生于656年11月5日，死于710年6月2日，活了55岁。
6、唐懿宗李漼。由于他的儿子李晔可以指代和影射曹宣，故相应地他就可以指代和影射顺治了。李漼生于833年11月14日，死于873年7月19日，活了41岁。
7、唐昭宗李晔。他生于867年2月22日，死于904年8月11日，活了38岁。
8、唐哀帝李柷。他生于892年9月3日，死于908年2月21日，活了17岁。
9、宋高宗赵构。他生于1107年5月20日，死于1187年10月8日，活了81岁。
10、宋孝宗赵昚。由于宋高宗可以指代和影射顺治，故相应地作为宋高宗皇位继承人的宋孝宗，就可以指代和影射同样是顺治皇位继承人的曹宣了。宋孝宗生于1127年10月22日，死于1194年6月9日，活了68岁。
11、金世宗完颜雍。由于他的儿子完颜永济可以指代和影射曹宣，故相应地他就可以指代和影射顺治了。完颜雍生于1123年3月1日，死于1189年1月2日，活了67岁。
12、金卫绍王完颜永济。他生于1151年8月10日，死于1213年8月25日，活了61岁。
由此我们就不难发现“金陵十二钗”命名的寓意了：梁朝萧衍建都建康，即古金陵地区，也就是清朝的江宁即今日的南京。萧方智也是在建康登基的。萧绎虽然不是在建康而是在江陵登基的，但建康仍然可以视为梁朝的国都。以梁朝为代表，这12个帝王就好比“金陵人”了。古人有男为阳，女为阴，生为阳，死为阴的观念，据此，历史上的这12个皇帝早就都死了，也就好比十二个“阴人”也就是“女子”了，因此也就可以将他们比喻成“金陵十二钗”了！
就是说，如果以唐朝的李治、李显、李漼、李晔和李柷等人为代表，就是“长安十二钗”了；以南宋的赵构和赵眘为代表，就是“临安十二钗”了。后两种说法怪诞不通因此容易暴露作者的构思，“金陵十二钗”的说法更通俗易懂因而更具有隐蔽性，即人们更容易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十二个女子。另一方面，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有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应该是最早将金钗与妇女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同时还可以暗示这里的“金陵”与梁朝的内在联系。
“假用汉唐等年纪添缀”，是作者确保《红楼梦》的史书性质的最为重要的谜语手法或者说创作方法，但这种方法当然不会是作者独特的谜语手法的全部内容。我们自然不难进一步发现，在与清代相关人物的联系中，来写顺治和曹宣父子的经历遭遇，便是“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说法的内涵之所在了。
“金陵十二钗”的第二层寓意，即所谓的副册上的12个人，是指在顺治出家五台山的时候，即在史书的记载中顺治死亡的1661年1月时，清代的皇子中还活着的12个人：
1、太宗四子叶布舒，生于1627年10月18日子时，死于1690年9月22日子刻，活了64岁。
2、太宗六子高塞，生于1637年2月16日子时，死于1670年7月22日子刻，活了34岁。
3、太宗七子常舒，生于1637年4月19日寅时，死于1699年12月25日寅刻，活了63岁。
4、太宗九子福临即顺治皇帝，生于1638年1月30日戌时，在正史的记载中死于1661年1月7日夜子刻，活了24岁，而《红楼梦》写他死于1725年即活了88岁。
5、太宗十子韬塞，生于1639年2月8日戌时，死于1695年2月9日卯刻，活了57岁。
6、顺治二子福全，生于1653年7月17日丑时，死于1703年6月26日酉刻，活了51岁。
7、顺治三子康熙，生于1654年3月18日巳时，死于1722年11月13日戌刻，活了69岁。
8、顺治五子常宁，生于1657年11月4日申时，死于1703年6月7日戌刻，活了47岁。
9、顺治六子奇授，生于1659年11月21日申时，死于1665年11月6日，活了7岁。
10、顺治真七子曹宣，生于1660年3月9日。这是我通过作品索考出来的，贾琏的3月9日生日就是在暗示这一点。1662年他被康熙保姆孙氏带到曹家。由于孙氏是在1662年嫁到曹家的，故曹家对外说曹宣生于1663年2月12日。曹宣在1698年2月随康熙去五台山看望亲生父亲顺治，父子二人相认。曹宣又受父命在1701年年底去五台山和顺治团聚。曹宣一去不回，于是曹家不得不对外说曹宣于1705年死亡。曹宣和顺治被康熙在1710年从五台山接回到北京畅春园居住。曹宣在顺治创作《风月宝鉴》的基础上重新创作了《红楼梦》一书。他的卒年不详。
11、顺治假七子真八子隆禧，生于1660年4月22日丑时，死于1679年7月15日申刻，活了20岁。
12、顺治假八子真九子永干，生于1660年12月23日辰时，死于1667年12月2日卯刻，活了8岁。
这就是所谓的“金陵十二钗”副册的寓意所在了。
由此就不难发现前12个古人为什么居正册，后12个今人为什么居副册了：前12个人只是在影射顺治和曹宣父子二人，后12个人中还有父子二人之外的其他10个人，此其一。前12个人都是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后12个人中的曹宣并没有作为顺治的皇七子和皇太子载入史册，在这个意义上，后者的史实性自然要比前者差一些，此其二。
那么为什么还有了“又副册”的说法呢？
在《康熙实录》的记载中，康熙五次去五台山同去的皇室成员有：1、顺治生母孝庄文皇后和顺治的第二位皇后即康熙朝的仁宪皇太后。2、康熙的两个兄弟即顺治二子福全和五子常宁。3、康熙的八个儿子即允礽、允褆、允祉、胤禛即雍正、允祥、允禩、允e、允禵。上述人员算上康熙共13人，去掉和副册中重复的福全、康熙和常宁，还剩10个人，再加上隐居在五台山的顺治和曹宣，还是12个人。这就是又副册的内涵：在与康熙五次去五台山之事的联系中，来写顺治隐居在五台山之事以及顺治和曹宣父子最终团聚于五台山之事。
由此自然也不难看出副册和又副册的区别所在了：副册中没有载入正史记载的只有曹宣一个人，而又副册中没有被载入正史记载的是顺治和曹宣两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前者的史实性自然要强于后者。而且，副册中的12个人是固定的，不可更换的，而又副册中的12个人，把孝庄文皇后和仁宪皇太后换成福全和常宁，在人物数量上也是成立的。在上述意义上，“副册”的史实性显然要强于“又副册”，故才有了副册、又副册的次序之别。
而从时间顺序上看，也是正册在前，副册其次，又副册又次这样的顺序。
这就是说，正册、副册和又副册，从历史、顺治朝和康熙朝三个角度，对顺治和曹宣父子的关系，作了十分精确的概括和说明。正册、副册和又副册的36人，其核心只是顺治和曹宣父子二人而已。
由此才能发现作品中的正册、副册和又副册这三册在人数上的奥秘：正册12个人，因为历史上的这12个人都被载入了史册。副册中只有一个人即香菱，因为清代的这12个人中只有曹宣一个人没有被载入皇室家谱。又副册中两个人即晴雯和袭人，因为顺治隐居五台山之事，曹宣曾去五台山并也隐居到五台山之事，在正史中都没有得到记载即两个人的这段经历都没有被正史记载下来。也就是说，正册中的人数与被载入史册中的人数相符，副册和又副册中的人数与没有被载入史册中的人数相符。这就等于说，《红楼梦》作者在尊重史书记载的基础上，弥补了清代史书记载上的欠缺之处，从而充分体现了《红楼梦》的史书品格。
庚辰本十七回和十八回有批语：“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这个批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有什么“末回情榜”吗？
实际上哪里有什么末回情榜。《红楼梦》的批语和作品一样，实际上都是谜语，批语中的话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知道了顺治出家五台山之事是真的，发现了作者的史书笔法，自然又不难发现这个批语故意披露三副、四副之册的寓意了：副册中的12个清代皇子，少了太祖的16个儿子、太宗的6个儿子和顺治的两个儿子，即少了至顺治朝便已经死亡的24个皇子。如果把这24人再算上，正好合三副、四副各12人之数。这就是作者通过批语又虚构出“末回情榜”中的“三副、四副”的说法的目的：在三代皇子实际上是36人以及康熙五次去五台山所涉及到的皇室其他10个成员的联系中，进一步从人物背景关系上来写顺治和曹宣的父子关系。
在作品中，具体展现和体现“金陵十二钗”命名寓意的情节和细节很多，下面就具体地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来对“金陵十二钗”的三层寓意即正册、副册和又副册的内涵加以概括说明。
宝钗生日时骰子点数、送宫花和中五鬼等
作品中与“金陵十二钗”命名寓意有最直接关系的细节，就是宝钗生日时，李纨所掷的骰子。别人所掷的骰子，都明确地写明了骰子的点数：薛姨妈掷的是四个幺（因为用四个骰子掷），李纹掷的是两个四和两个二，贾母掷的是两个二和两个三，宝玉先是掷了一个二、两个三和一个幺，后来又掷了两个三和两个四，鸳鸯掷了两个二和两个五，只有李纨掷的骰子点数没有说，鸳鸯说掷的是“十二金钗”。两个二和两个四是十二点，一个一，两个三，一个五也是十二点，一个二、两个三、一个四还是12点，就是说，四个骰子组成12点的方式有许多种，为什么作者却不说呢？这是因为，为了突出这里的“金陵十二钗”以及其他说法的谜语性质即特殊寓意，作者故意不写出“金陵十二钗”的具体点数，从而暗示：众人所掷的点数，都是有着特殊寓意的谜语，其真正谜底，是需要一些正确的考证工作的。比如宝玉两次所掷点数的寓意是：1、宝玉先是掷了一个二、两个三和一个幺的寓意是：一个二表示曹宣在曹家兄弟二人，他排行为二；两个三指他与曹寅和其他部分兄弟的关系：正数，曹寅、顺治六子奇授、曹宣，曹宣排在三个人中的第三位。反数：永干、隆禧、曹宣，他也是排在三个人中的第三位。这与宝玉生日时香菱和宝琴对了点子，掷的都是三点寓意相同。一个幺表示曹宣是大清朝的第一位皇太子。2、宝玉后来又掷了两个三和两个四，两个三即六点表示曹宣作为顺治的皇七子他共六个姐姐，没有妹妹；两个四点为八点，是指他的亲兄弟共有八个人，也就是在史书的记载中顺治共有八个儿子。
由此我们自然就不难发现李纨所掷的“金陵十二钗”的具体点数及其寓意了。鸳鸯说完后有如下一个细节：“宝玉听了，赶到李纨身旁看时，只见红绿对开，便说：‘这个好看的很！’”这里最关键的就是“红绿对开”这个说法，即红色和绿色各为六点。在骰子中，只有一点和四点为红色。在古代的《宣和牌谱》中，四点也大多用来代表红。绿谐音为陆，陆即六，故这里的“绿”实际上是一个六点和绿色的隐语。故这里的“红绿对开”，指的是一个四点、两个幺和一个六点。这就是说，如果四个骰子的话，要想形成红色六点，绿色六点即“红绿对开”的结果，两个骰子各为幺、一个骰子为四点、一个骰子为六点，是唯一的选择。
由此可以把上述正册中的12个人按照“红绿对开”的原则作出如下分配：李治和李显各占一个红点，因为二人关系与顺治和曹宣的关系完全相同：父亲都是皇九子，儿子都是皇七子，这个特征在其他10个人四组人物身上是不存在的。萧衍、萧方智、李漼、李柷、赵构、完颜雍六人共占一个骰子为六点代表顺治，萧绎、李晔、赵昚、完颜永济四人共占一个骰子为四点代表曹宣，上述分配方案层次分明，次序井然。
同时也可以把上述副册中的12个人按照“红绿对开”的原则作出如下分配：
四点指代的是顺治出家五台山时，他活着的四个兄弟即太宗四子叶布舒、六子高塞、七子常舒和十子韬塞，六点指代的是此时还都活着的顺治的六个儿子：二子福全、三子康熙、五子常宁、六子奇授、假七子隆禧和假八子永干。两个幺即两个红点指代的是顺治和曹宣。在这个构思中，除顺治和曹宣因其重要性而各自独占一个骰子外，其余十人则是相同辈分者共占一个骰子，也是层次分明，次序井然。
又副册中的12个人也可以按照“红绿对开”的原则做出如下分配：
两个幺仍然代表顺治和曹宣二人。一个六点代表康熙第五次即最后一次去五台山带去的六个儿子：二子允礽、三子允祉、八子允禩、十子允e、十三子允祥、十四子允禵。一个四点代表随康熙去五台山的其他四个人：孝庄文皇后和仁宪皇太后（第二次）、允褆（第三次）、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第四次）。这个分配方案相当巧妙地囊括了康熙的五次五台山之行。表面上看，虽然没有包括康熙的第一次五台山之行，但实际上此次康熙只带了允礽一个人，而在上述分配方案中允礽并没有被遗漏，即康熙第五次五台山之行中的允礽同时也就包含了康熙的第一次五台山之行；而且，康熙第一次去五台山和第二次去五台山在同一年即都是1683年，故知道了孝庄和仁宪同去的第二次，自然就不难知道允礽单独随康熙所去的第一次了。
按照署名瞿祐的《宣和牌谱》中的说法，一点为白色，但这是牌谱刚产生时的情形，在清代一点也许逐渐变成了红色，正像我们现在用的骰子一点为红色一样。当然这点还需要证明。如果把一点按照白色算的话，则李纨掷的“金陵十二钗”，便是上头两个四点，下头两个六点，即两张上四下六的骨牌所组成。则下头12点象征12个人，上头两个四点为花，为人，起到暗示12点为“十二金钗”的意思，正像早就有人所指出的那样。
按照这个理解，则“十二金钗”表示的则是副册的寓意了，即上头的两个四点表示太宗的11个儿子中和顺治的9个儿子中所死了的共八个人，下头的两个六点表示其他还活着的12个人。看看最后能否找到清代的骰子一点变成红色的材料，若没有，就采用这个说法。则对李纨所掷骰子点数的理解仅适用于对“金陵十二钗副册”的理解了，另外两种解释作废。而且这种理解更有力，即不仅能把两代皇子中活着的12个人写到，而且还能把死了的8个人也写到。就是说，即便在清代有一点为红色的情形下，也不排除作者采用牌谱刚产生时一点为白色的说法，从而把“金陵十二钗副册”的寓意表现的更全面些。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是个重要情节。这里的“宫花”，就是通过十二支假花，来披露作者关于“金陵十二钗”副册的构思。副册中的香菱即英莲隐写的是曹宣，而一部红楼梦的核心内容，就是感叹曹宣的身世遭遇，故回目为“送宫花周瑞叹英莲”（甲戌本）。
薛姨妈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儿拿来。”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来。薛姨妈乃道：“这是宫里头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十二支。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旧的，何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的巧，就带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两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凤哥儿罢。”
“这是宫里头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的说法，是在暗示作者关于“金陵十二钗”的构思是“新鲜样法”，其寓意不能从普通的男女角度去理解，如果“十二钗”真的是在说12个女子，也就不成其“新鲜样法”了。
在分得假花的六个人中，迎春、惜春和可卿隐写的是顺治，探春、黛玉和凤姐隐写的是曹宣。之所以每人两枝，是因为，在1698年康熙第三次去五台山也就是顺治和曹宣父子相认的时候，“金陵十二钗副册”中所涉及到的12个人物，活着的只剩下了六人：太宗七子常舒、九子福临即顺治皇帝、顺治二子福全、三子康熙、五子常宁和真七子曹宣。所以先是给了凤姐四枝，这是喻指顺治的四个儿子；然后再由凤姐分给秦可卿两枝，这是喻指太宗的两个儿子。
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宝钗居然没有在分得假花之列。作品的解释是：“宝丫头古怪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其实这个细节的真正寓意是：从曹宣没有作为皇七子被载入皇室家谱《玉牒》这一点来看，他不属于“十二钗”之列，只是《红楼梦》作者本着还历史本来面貌的实事求是精神，才将曹宣加入十二钗之列的。而宝钗即“金玉良缘”的承载者，正是曹宣的皇七子和皇太子身份的写照，故此事必须通过宝钗来给予交代。所谓的“古怪呢”，其寓意是：顺治的皇七子没有入皇室家谱，顺治所立的皇太子竟没有当上皇帝，实在是清代历史上的稀奇古怪之事。
作品中的中五鬼事件，是在披露作者关于“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构思。先看作品对“中五鬼”事件的交代：
那婆子出去了，一时回来，果然写了个五百两欠契来。赵姨娘便印了手模，走到橱柜里将梯己拿了出来，与马道婆看看，……马道婆……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千万小心，不要害怕！”
宝玉和凤姐中五鬼之事，写的是顺治与曹宣二人在1710年被康熙从五台山接回到北京畅春园居住之事。其时父子二人虽然都活着，但在世人的眼中却早都成了死人。把“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12个古代皇帝，去掉萧方智和李柷，剩下的10个人是萧衍、萧绎、李治、李显、李漼、李晔、赵构、赵昚、完颜雍和完颜永济，如此安排，是因为这十个人的关系，恰好可以与顺治和曹宣二人的关系对应。代表顺治的萧衍、李治、李漼、赵构和完颜雍五个人早就成了死人好比五个鬼，代表曹宣的萧绎、李显、李晔、赵昚和完颜永济五个人自然也好比五个鬼，于是顺治和曹宣实际上还都活着却被当成了死人自然就是“中五鬼”了。此时分得五个鬼的凤姐指代曹宣，同样分得五个鬼的宝玉指代顺治。
由此自然就不难发现马道婆得到了500两银子的史实内涵：从宋高宗禅位和宋孝宗登基的1162年，到顺治在正史的记载中死亡（实际上是禅位）和康熙登基的1661年，为500年。
此处500两银子（庚辰本等本）的异文是50两（程甲等本），则是指，从顺治离开皇宫去五台山的1661年，到康熙最后一次去五台山把他和曹宣接回北京畅春园的1710年，共为50年。金钏死后，王夫人给了金钏母亲50两银子这个细节的寓意也是如此。
而1162年干支壬午，是马年，这或许就是马道婆这个称谓的寓意所在了：从1162年到1661年，好比一匹野马奔跑的历史路线即“马道”了。则此处的“马道婆”就只能是喻指顺治的了：因为宋高宗指代和影射的是顺治。至于中五鬼事件还如何具体地写出了顺治1661年出家，1710年返京以及顺治和曹宣父子1698年相认之事的，此处无暇细论。
在中五鬼事件中，故意遗漏了萧方智和李柷两个人，这是因为，萧绎和萧方智的父子关系，李晔和李柷的父子关系，和四人所要指代和影射的顺治和曹宣父子关系，并不如上述十个人那样能够完全对应顺治和曹宣的关系，而是相反：萧绎和李晔即父亲是皇七子，萧方智和李柷即儿子是皇九子，而顺治和曹宣则是父亲是皇九子，儿子是皇七子。但是只要让时光倒流，或者是反过来记述历史也就好比脂批一再强调的“看反面”，后出生的萧方智和李柷就变成了“父亲”，先出生的萧绎和李晔就变成了“儿子”了，四人的父子关系也就和顺治与曹宣的父子关系完全一样了：父亲都是皇九子，儿子都是皇七子。在这个意义上，“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12个人，萧绎和萧方智、李治和李显、李晔和李柷这三对父子在指代和影射顺治和曹宣父子关系时比其他六个人要更加充分和完美。53回出现了一件重要物品，便对此给予了巧妙的暗示，因此是对中五鬼事件寓意的一个重要补充。
元宵节时，贾府有一件稀世珍宝：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庚辰等本53回）。这幅璎珞共十六扇，是指皇九子算到他自己兄弟九人，皇七子算到他自己兄弟七人，故皇九子和皇七子算到他们自己两代兄弟共16人。简单地说，16这个数字是皇九子和皇七子的排行之和，也就是父子关系一个是皇九子，另一个是皇七子这一点的隐语。绣璎珞的姑苏女子慧娘只活了18岁的寓意是：李晔活了38岁，李显活了55岁，从一个人的38岁到55岁为18年，也就好比该人活了18岁一样了。这就是妙玉18岁进大观园的寓意：妙玉是作者通过李显隐写曹宣的重要人物，他18岁指的是曹宣55岁时的1714年。
慧娘的刺绣品先是被称为“慧绣”，后来一干“翰林文魔先生”说这个绣字不能尽其妙，便将绣字隐去，换了个纹字，于是“慧绣”便改称“慧纹”了。作者如此构思的寓意是：“慧纹”谐音就是“回文”，好比把萧绎和萧方智、李晔和李柷的父子关系颠倒过来一样，也就是让皇九子变成父亲，让皇七子变成儿子了。92回假借宝玉给巧姐讲古代女子故事，提到苏蕙回文感主的典故，就是对这个构思的进一步凸显。
作品还交代，贾府只有两三件慧娘的绣品，这是指在上述12个帝王中，父子关系是皇九子和皇七子（或者反过来）的，只有萧绎和萧方智、李治和李显、李晔和李柷这三对。贾府将其中的两件进了上，目前只留下了这一副璎珞的寓意是：萧绎父子、李晔父子与顺治父子的排行正好相反，尽善而不能尽美，故要进上；李治父子和顺治父子的排行完全相同，尽善尽美，故应该留下。
大观园中的十二个女戏子，则是为了配合“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构思而设计出来的。23回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宝玉和众女子搬进大观园的日子是2月22日。这是大有寓意的史笔。《康熙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二月，丙午朔。……丁卯，上回驻畅春园。”「1」丙午若是2月1日，则丁卯就是2月22日了。康熙37年即公元1698年康熙第三次去五台山，并应顺治之嘱将当时身为侍卫的曹宣也带去了，顺治和曹宣父子相认。该年康熙回到畅春园的日子如上所记就是2月22日。所以，作品写众人2月22日搬进进大观园的寓意有二：一是以此来暗示大观园就是畅春园，二是暗示因建大观园所买的十二个女戏子，是在影射与康熙五次去五台山有密切关系的12个人也就是所谓的“又副册”中的12个人。
当然，至于这十二个女戏子本人，则都是用来隐写顺治和曹宣的，与又副册中的其他10个人无关。同时，当作者通过这12个女戏子来写顺治和曹宣的时候，自然又不拘泥于又副册中的其他10个人，而是着眼于如何能准确和隐晦地写出二人的身份遭遇，即所谓的“得鱼忘筌”者也。比如12个女戏子中的宝官和玉官，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宝玉”，正是顺治和曹宣父子二人的指代符号。作品中的甄宝玉，是通过李柷来隐写顺治的结果。故他的父亲就名甄应嘉。因为李柷的父亲李晔的生日被命名为嘉会节，“应嘉”实际上是“嘉会”的隐语：应字有应该的意思，《说文》：“应，当也。”会字也有应当的意思，“长风破浪会有时”。据此，“嘉会”就是“嘉应”了。但李晔是父亲，李柷是儿子，与二人所影射的曹荃和顺治的关系正好相反，故需要将“嘉会”即“嘉应”反过来变成“应嘉”，也就是让李晔这个父亲反过来变成儿子。而且，李晔生日2月22日与李柷死日2月22日（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一个日子，但生与死是相反的，故在这个意义上“嘉会”即“嘉应”也应该变成“应嘉”了。而且，把应作为一种乐器来看，恰好与柷这种乐器是相应的，《周礼·春官》：“应长六尺五寸，象柷，有椎连底，左右相击，以应柷也。”据此，李晔对应的是李柷这一点就通过一个应字暗示了出来。而且，李晔即“甄应嘉”所指代和影射的曹荃是儿子，李柷即“甄宝玉”所指代和影射的顺治是父亲，父大儿小，《乐书》对应这种乐器的解释是：“犹鹰之应物，其获也小，故小鼓小舂谓之应，所以应大也。小鼙曰应鼓。”据此，“甄应嘉”即李晔这个父亲所对应的人物即曹荃是儿子小，“甄宝玉”即李柷这个儿子所对应的的人物即顺治是父亲大这一点也给暗示了出来。所以作品中的一个小丫头就名佳蕙，其实就是“嘉会”的谐音。因此甄应嘉才是“金陵省体仁院总裁”，因为《周易.乾》中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的说法，与“体仁”所对应的是“嘉会”。故甄应嘉就字友忠，因为朱友恭等人受朱全忠的指使弑杀了李晔，朱友恭和朱全忠名字中含“友忠”二字，等等。甄宝玉就是“真宝玉”，是说顺治的皇帝身份是真实的。贾宝玉就是“假宝玉”，是说曹宣没有当上皇帝，他的皇帝身份是虚幻的即假的。当甄宝玉不在作品中出现的时候，贾宝玉一人就具有指代和隐写顺治和曹宣父子二人的功能了。而宝官和玉官这两个人物，就是对这一点的暗示和交代：贾宝玉隐写的是生活中的两个人，因此可以分成宝官和玉官两个人。宝玉的小厮中有双瑞、双寿者，也是对这一点的暗示和交代：顺治和曹宣都是有高贵身份者即“双瑞”，二人都是长寿之人即“双寿”，等等。
所以“梦游太虚幻境”者即“红楼梦”者也就是“金陵十二钗”者实际上就是贾宝玉和甄宝玉两个人。93回通过包勇之口，交代了甄宝玉的一个重要经历：有一次他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这就是对甄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事的明确暗示，因为他的经历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经历一模一样。在贾宝玉的梦中，女子并没有变成鬼怪和骷髅，因为这是“假话”；而在甄宝玉眼中的骷髅和鬼怪，则是真话：正册、副册和又副册中所涉及到的30多个人物，大部分在顺治和曹荃父子相认的1698年时都已经死了。这就是说，一部“红楼梦”其实就是甄宝玉和贾宝玉二人实际上也就是顺治和曹荃父子二人的“梦幻情缘”。所以才会有“《仙缘》中伏甄宝玉送玉”的这个重要批语。就是说，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仙缘”，其实也就是贾宝玉和甄宝玉的“仙缘”，即绛珠仙草和甄宝玉隐写的是顺治，神瑛侍者和贾宝玉隐写的是曹荃。所谓的“甄宝玉送玉”，指的是在1698年顺治和曹荃父子相认时，顺治告诉了曹荃他的皇太子身份（曹荃的皇七子身份在1685年曹家回到北京时就已经被皇宫私下承认）。为元春打三天平安醮时在张道士处得到一个金麒麟，通灵宝玉丢失后和尚来送玉，其实就是“甄宝玉送玉”这个说法的具体内容，因为张道士和送玉的和尚与甄宝玉一样，隐写的都是顺治其人。甄宝玉的太虚幻境之梦在93回通过他人之口说出，也并非闲文闲笔。“九十三”反读就是“三十九”，1698年顺治和曹宣父子相认于五台山便是父子二人“梦幻情缘”的开始，该年曹宣就是39岁。而甄贾宝玉的梦中相会就一定要写在第56回：1698年时曹宣即“贾宝玉”39岁，而李柷即“甄宝玉”活了17岁，两者之和就是56岁，等等。
《红楼梦》的史书品格和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无论“正册”、“副册”还是“又副册”，以及“三、四副”，其实都是在隐写顺治和曹宣父子两个人，这些说法只是在与相关的历史人物的联系中来确定和强化作品的史书品格的结果，至于如何具体地来写顺治和曹宣父子时，就不再受这些人物在不同的册子中的区别的限制了。也就是说，“金陵十二钗”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作者对自己确保《红楼梦》的史书性质和品格时所采用的特殊的创作方法即谜语手法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而已，并不是说作者在隐写顺治和曹宣父子二人时，只涉及到了“金陵十二钗”诸册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其他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可以涉及。
发现了作者的这个创作方法和谜语手法的意义是巨大的。一方面我们由此才可以发现：在作品中和批语中所出现的作为《红楼梦》作者的“曹雪芹”，只能是曹宣而不可能是顺治或者其他任何人；另一方面我们由此才能使《红楼梦》的索隐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考证性的研究而非猜测性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因此证明一个笔者早就指出和强调的重要结论和观点：科学的索隐考证，是研究和阅读《红楼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法，也是打开红楼谜宫的金钥匙，是解决作品本身及与作品相关的诸多问题的必由之路「2」。
下面举几个例子对《红楼梦》的史书品格和研究方法加以简单的论述说明。
作品为什么将宝玉喻指为“石头”呢？因为“石头”恰好可以通过中国古代的补天说法来暗示曹宣的皇七子和皇太子身份。
顺治本来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真正的皇七子即后来流落到曹家的曹宣，但顺治生母矫诏让康熙继承了皇位。康熙登基的日子是1661年1月9日己未。《康熙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己未，上即皇帝位。”「3」据此可知，康熙登基的日子即公元1661年1月己未的日子是9日，即1日若是辛亥，己未就是9日。
曹宣从皇宫被孙氏带到曹家后，曹家对外所说的曹宣生日，是花朝日，也称百花生日、花生日、花神生日。曹寅《支俸金铸酒鎗一枚寄二弟生辰》：“百花同日着新菲”，自注：“生辰同花生日。”「4」花朝日古代有2月2日、2月12日和2月15日三种说法。黛玉和袭人都是2月12日生日，就是由此而来，作者通过二人的生日暗示：《红楼梦》所隐写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在曹家花朝日生日的曹宣其人。
由于孙氏是1662年嫁给曹玺的，所以曹家对外说曹宣生于1663年癸卯。这一点可以从曹寅的诗句中得到求证，“疏柳长窗坐卯君”「5」，“卯君茶癖与吾同”「6」。这是仿苏轼称生于己卯年的弟弟苏辙为卯君的做法，称生于癸卯年的曹宣为卯君。
现在把康熙登基日即公元1661年1月9日，和1663年2月12日即曹宣在曹家的生日这两个日子连在一起，就可以传达如下信息：康熙的这个皇位，原本是属于曹宣这个人的。而这两个日子月减日加，结果就是1月21日。
这就是宝钗生日是1月21日的真正内涵：曹宣才是顺治皇位的真正继承人。所以海棠结社的时候宝钗才被李纨（指代顺治）封为蘅芜君，宝钗在大观园中的居处才名为蘅芜苑。蘅芜取典汉武帝梦李夫人的故事，晋王王嘉《拾遗记》卷5：“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尤（犹）著衣枕，历月不歇。”「7」唐代徐夤《咏梦》诗句“武帝蘅芜觉后香”，即咏此事。作者之所以通过蘅芜君和蘅芜苑把宝钗和汉武帝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汉武帝为汉景帝的皇十子，而康熙是顺治的皇三子，曹宣是顺治的皇七子，兄弟二人的排行之和，正好是皇十子，即汉武帝在这里具有将康熙和曹宣合二为一的作用和功能！
“宝钗”这个命名就是由这两个日子而来的，康熙登基日即“宝”，1663年2月12日就是“钗”，因为这个日子的干支是辛亥「8」，而辛亥的纳音五行是“钗钏金”，《三命通会》卷1：“庚戌辛亥钗钏金”「9」。
这两个日子即康熙登基日和曹宣在曹家的花朝日生日，也就是特殊意义上的1月21日，就是补天石的内涵和寓意所在。这是因为，古代民俗，称女娲补天日为天穿节、穿天节、补天补地节，时间在正月20日前后，其中就有21日的说法，如宋庄绰《鸡肋编》卷上：“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10」
所以蘅芜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入门后便见“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作者以此来披露宝钗生日与补天石也就是“石头”的内在联系。
所以甲戌本中才有了该本独有的如下一句说明：“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早就有研究者指出，这个说法表明，仿佛脂砚斋对“石头记”这个书名情有独钟似的。现在我们明白，这是由于脂砚斋指代的是顺治，而上述有关“补天石”的说法中，具有“得子之祥”的寓意，正好可以影射《红楼梦》里的这块“石头”即曹宣实际上是顺治的儿子这一重大历史隐秘。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了古代有关穿天节的民俗与“补天石”的内在联系，即使在不知道脂砚斋和石头为何许人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脂砚斋对“石头记”这个名字的情有独钟现象做出如下的推论：脂砚斋可能并且应该是“石头”的父亲。
现在再看作者关于“石头下凡历劫”之事的描写。
作品第一回交代，甄士隐在梦中遇见和尚道士将石头变成通灵宝玉携带其下凡历劫，造历幻缘之时，香菱是3岁。石头变成通灵宝玉，是指在皇宫中没有生命的曹宣即“石头”，流落曹家后就有了生命即“灵气”；同时通灵宝玉就是康熙这个皇位的标志和象征。作品同时还交代，和尚将石头变成通灵宝玉是“大展幻术”的结果，这个细节的寓意是：由于顺治在史书的记载中已经成了死人，故他出面证明曹宣就是自己的皇七子和皇太子，也就好比梦幻一样不真实即“大展幻术”了。曹宣是在1662年被孙氏带到曹家的，他作为顺治七子和太子的身份经历并没有在史书中留下痕迹，故他在人世间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就是1662即他3岁之时了，这就是香菱出场时3岁的寓意。
其中最有史笔性质的说法是下面一句：“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此处甲戌本有侧批：“若从头逐个写出，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这个批语的寓意是：如果把这里的“一半”所指的具体人物挨个写出来，《红楼梦》也就成了普通的史书了，也就不成其谜书和小说了。《石头记》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者既采用了史书的写法，同时也采用了谜语的写法，即在写出历史事实的同时又不让读者发现，这就是该书的“得力处”。
当我们了解了该书的真正谜底后，自然不难发现“如今虽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这个说法的寓意了：清太祖努尔哈赤16个儿子，清太宗皇太极11个儿子，在正史的记载中顺治8个儿子，总数是35人。在1662年即曹宣被孙氏领到曹家即石头“下凡历劫”之时，这35个皇子全都已经出生完了。而康熙共35个儿子，故到康熙朝为止，三代皇子总数共为70人。因此，在1662年时，三代皇子自然是“有一半落尘”即已经有35人出生完毕。
由于曹宣作为顺治的皇七子没有被记入皇室家谱《玉牒》，1662年时康熙的儿子们一个也没有出生，所以作品便说：“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解，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将就将此蠢物夹带于其中，使他去经历经历。”其中的“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是指康熙五次去五台山前后所带去的八个儿子当然同时也包括康熙的其他儿子们都没有出生。而“将蠢物夹带于其中”的说法，一是暗示石头即曹宣在1698年康熙第三次去五台山时也一起去了，康熙第四次去五台山和第五次去五台山时曹宣都和顺治在一起，否则他就不能和康熙的去五台山的儿子们并列在一起即“夹带于其中”；二是暗示石头并不在这“一半落尘”的皇子之中即曹宣并没有被载入皇室家谱，即已经“落尘”（出生和死亡）和还没有“投胎入世”（出生）的共70名皇子中没有曹宣的位置，否则他就无须“夹带于其中”。三是暗示曹宣也是皇子，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加入在这些皇子之中，即“夹带于其中”。
通灵宝玉反面所题的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也并非闲文闲笔，这是在与唐宣宗李忱的联系中，来写顺治和曹宣长寿之事。李忱生日是元和五年即公元810年6月22日，《旧唐书.宣宗本纪》：“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讳忱，宪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郑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11」李忱的生日为寿昌节「12」，“仙寿恒昌”中含“寿昌”二字，便是在昭示顺治和曹宣二人与寿昌节即6月22日的内在联系。曹宣的皇七子身份被顺治的皇八子隆禧取代了，在世人眼中，隆禧就是顺治的名正言顺的皇七子，所以不妨用隆禧来指代曹宣。隆禧死日是康熙十八年即公元1679年7月15日「13」，把这个日子和顺治在史书的记载中死亡的日子——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的1月7日「14」连在一起计算一下，月减日加，就是6月22日了。这就是作品故意将寿阳公主人日（即1月7日）卧于含章殿下的典故，改写成“寿昌公主”的缘故：意在突出和强调“寿昌”二字在《红楼梦》中的特殊寓意。同时在这个典故中，一个关键之处是涉及到了人日即1月7日，正是在史书的记载中顺治死亡的日子。所以舒序本便将“寿昌公主”写成“寿长主”，直奔主题：顺治乃长寿之皇帝。至于旁添一个公字，表面上是在扣合“公主”之说，其实却是在使用欲盖弥彰之手法。
《红楼梦》42回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
这个8月25日得遇花神的说法，是作者用来写曹宣的皇七子和皇位继承人身份的最为重要的细节。这是因为，金世宗的皇七子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的死日，就是金至宁元年即公元1213年的8月25日。《金史.卫绍王本纪》：“至宁元年……（八月）癸巳，逼上出宫。……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于邸。”「15」《大金国志》卷23：“（八月）二十五日癸巳，赫舍里执中弑帝。”「16」这就是说，当作者用花神来喻指和影射曹宣在曹家的假生日并进而用花神来指代曹宣的时候，用金卫绍王来指代和影射曹宣的皇七子和皇位继承人身份的时候，这个细节就是体现上述构思的最为精确和重要的文字了。
作品为什么写元春死于12月19日呢？这是通过梁元帝萧绎来写曹宣的皇七子和皇位继承人身份。因为萧绎死于梁承圣三年即公元554年12月19日。《梁书.元帝本纪》：“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时年四十七。”这个辛未日就是19日「17」。
本文只论述到了“金陵十二钗”和“石头记”两个书名的内涵，我们由此也不难发现“是书题名极○○○○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中的几个空格可以作如下的填充：是书题名极富寓意，《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象以往的研究者所填充的那样，“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虽然也算通顺，但我实在看不出这种表述有什么值得隐而不写之处。
《红楼梦》诞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近代以来的红学研究，也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首先是部小说，故只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研究，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是有小说批评派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红楼梦》的作者和批者为谁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和说明，《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到底是否为一个作者所写也是个无头案，《红楼梦》在版本上的繁富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凡此种种，都昭示了和证明了考证派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无论作品文本本身的大量现象，还是大量批语的提示，都十分明显和充分地证明了《红楼梦》是一部用谜语方法创作的隐藏了真实的历史隐秘的谜书和史书，即“真事（史实）隐藏在假语村言（谜语）之中”，这才是索隐派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索隐派也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是许多研究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也是很晚才认识到这一点而已。
纵观百余年的红学历史，一个十分严重的事实是：《红楼梦》的许多重大问题和根本问题这三派都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正确解决。小说批评派虽然成绩最为显著，但大量文本上的问题是此派根本就无从解决的，不要说“一从二令三人木”这个怪谜（其实这个谜语是《红楼梦》大量谜语中比较简单和史实性最强的），连“虎兔相逢大梦归”之类实际上极其简单的谜语小说批评派也毫无办法。小说批评派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存在着大量单方面从研究者主观愿望出发的误读，比如认为前八十回中的林黛玉是个封建道德的叛逆者，后四十回中的林黛玉是个封建道德的顺从者之类。这说明，只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小说批评派是有其局限性的，《红楼梦》文本中的大量现象和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小说批评派研究的范围。所以墨守成规地站在小说批评派立场来简单地否定索隐派，表面上看起来挺有道理，其实却是十分错误的。至于小说批评派本身的发展，似乎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地步了。这一点也从反面说明，该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似乎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否则就难免炒冷饭之嫌。
考证派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有关《红楼梦》的一些重大的史实性问题基本弄清，一些相关材料也基本完备。如果没有新的材料的出现和发现，该派和小说批评派一样，似乎也已经发展到了辉煌的顶点。但十分不幸的是，该派并没有正确地解决属于该派研究范围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作者问题、批者问题以及后40回为何人所作问题等等。产生这种现象只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问题由于材料的限制是谁都无法解决的“死结”；二是传统的考证方法，根本就无法适应《红楼梦》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可以解决的，只是传统的考证派无法发现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和途径。如果是后者，则考证派唯一的出路，或许就是转向索隐。如果考证派没有得到足够的充分发展，这个结论下得似乎还有点早，但现在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适应了红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趋向。周汝昌先生晚年决绝或者说悲壮地转向索隐，或许就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典型例证。当然，他晚年的许多索隐观点多为猜测和臆断，并不属于科学的索隐研究范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索隐研究如何坚持学术品格和规范的问题，此处无暇细论。而当考证派转向索隐后，其已经取得的成绩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就说，考证派虽然没有解决它份内的问题，但其取得的成就并没有白费，它是科学的索隐派所赖以依靠的坚实基础。其实考证派和科学的索隐派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差别仅在于，考证派主要是围绕曹家家世及相关问题来展开研究工作的；而索隐派则是围绕《红楼梦》文本中所隐藏的历史真相来展开研究工作的，即两者的研究目的和内容范围有所区别。但是两者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手段却是基本一致的。而从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上看，则索隐派的外延要更大一些，它可以包纳和兼容考证派。科学的索隐，其实也就是一种考证，只不过这种考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已，所以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考证派所面对的大量问题，其实在科学的索隐研究中，都是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比如只要在谜底的层次上发现和证明了前80回和后40回的内在联系，自然就能发现和证明《红楼梦》决不可能是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写的，高鹗续书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索隐派的历史最为悠久，但成绩却最差。这主要是由于发现《红楼梦》的谜底难度非常大的缘故。当然大量索隐研究走火入魔、想入非非乃至胡说八道，主要还是这些研究者学术素养较差所致。但我们显然不应该因噎废食，只凭一些索隐研究的离奇古怪，便简单地否定索隐派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况且是在《红楼梦》本身还有大量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情况下。所以，索隐如何从猜想乃至胡想走向科学，就是索隐派乃至红学研究今天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和任务。
最后再从如何坚持科学创新精神这个角度说明一下科学的索隐考证研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人类精神世界或者说人文精神，主要由十个方面组成：1、娱乐精神。2、勤劳俭朴精神。3、健康长寿精神。4、理性精神。5、爱的精神。6、理想主义精神或者说乌托邦精神。7、悲剧精神（意识）。8、公平正义精神。9、民主法治精神。10、科学创新精神。由于自由精神过于空泛和不确定，很难在行为上给予规范和落实，并且实际上自由精神已经分解到其它十大精神之中，故不必单独列出。但应该指出，人类精神主要具有积淀性和生成性两种属性，而自由精神是人类精神生成性的催化剂和灵魂。这十大精神是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发展所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爱的精神则在这个精神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根据这十大精神及爱的精神的核心地位，结合人类发展的现状，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提炼出既具有民族特色而又与人类的普世价值相吻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团结友爱、乐观向上或者积极乐观、勤劳俭朴、健康长寿。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此处无暇细论。
中国传统文化在娱乐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和理性精神（主要在实践理性方面而不是在逻辑理性方面）这三个方面贡献较大或者说并不逊色于西方文化，但在民主法治精神、悲剧精神和科学创新精神这三个方面比较薄弱或者说逊色于西方文化。这就是说，缺乏科学创新精神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这便是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始终缺乏学术民主的一个历史性原因。而缺乏科学创新精神是与我们实现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相悖离的，是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以克服的文化痼疾。
从认识论或者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主动培育和加强提高科学创新精神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实际出发即实事求是。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并不是理论自觉的产物即当时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而是坚持了事实求是精神的结果：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促使改革者认识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二是不受传统知识包括正确的知识的束缚。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牛顿力学的正确观点的束缚和限制，对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给出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人类的知识积累，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加速度过程。旧有的知识尤其是正确的知识，在帮助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成为人们进行进一步的知识创新的障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任何正确的知识都是有边界条件的，即它们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边界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比如牛顿力学只是在物体的运动速度远远落后于光速时才是正确的。再拿《红楼梦》来说，作品文本和批语中的大量现象，已经十分明确地显示：《红楼梦》不同于任何一部小说的地方，就是它是本谜书和史书。所以，只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就必然会对《红楼梦》首先采用索隐考证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不排斥把《红楼梦》只作为小说来研究的传统方法。把《红楼梦》只当做小说来看待的研究，本来也没有什么错误，是在传统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必然结果。但问题在于，传统的正确的文学观念，只适用于其他不是谜书和史书的小说，而不完全适用于《红楼梦》这部特殊的小说，也就是说，《红楼梦》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正确的文学观念的范围和边界条件。从上述角度和高度来看待问题，才能真正地发现和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
笔者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终于从《红楼梦》的谜底“是什么”和作者通过什么样的谜语方法和手段将谜底表现出来即“如何写”这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本文对作者“如何写”的全部内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给予了简单扼要的概括说明（这个重大发现的作用和价值，只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具体解读大量作品文本的过程中才能更全面地体现出来），不当之处，还祈方家教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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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晓琦《红楼谜话》，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页。
「4」「5」「6」胡绍棠《楝亭集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67页、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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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5页。
「9」万民英《三命通会》，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810册，第38页。
「10」庄绰《鸡肋编》，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39册，第142页。
「11」《旧唐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68册，第426页。
「12」《唐会要》，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06册，第10页。
「13」「14」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33页、16页。
「15」「19」《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90册，第192页，93页。
「16」《大金国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3册，第959页。
「17」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3期，略有改动，因刊物发表的是旧稿而不是修改稿，补全了由于篇幅限制而删去的结尾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