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志刚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名普通煤矿工人，也是一名基督徒，四年前，由当地教会推荐，高志刚参加了燕京神学院的入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北京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级的神学教育学府。现在，他已经是神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了，并担任该校的学生会主席。
“我立志要进入燕京神学院的动力来自于我的信仰，我的父母和妹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经常在当地做礼拜，”这位29岁的小伙子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的时候说。
高志刚生活的小镇位于内蒙古东北角的呼伦贝尔盟大草原上，地处煤矿区，当地人大部分都是煤矿工人，十多年前，高志刚的父母从邻居那里结识了一些基督徒，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到当地的教堂参加了几次礼拜活动，后来便成了基督徒。在这个不到十万人的小镇里，有5000个基督徒。在最近的七八年里，这个小镇共有5名基督徒在各地神学院校学习。毕业的已经有1个了，在校的还有4个。
在当地做礼拜非常方便，小镇的中心有一座教堂。以前教堂是一个很小的平房，因为聚会的人多，一个礼拜天要聚三堂会才能做完，3年前，当地信众捐资，新建了一个大的教堂，能容纳1000多人，这样聚一堂会就能做完。
“但相对于当地教众来说，传道人员还是非常缺乏的，”高志刚说。
高志刚学习的燕京神学院地处北京北部郊区的清河镇，占地18亩，拥有神学院校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礼拜堂--清河教堂。这所教堂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所正规的教堂。
“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改革开放初期神学院刚恢复的时候简直是天壤之别，”燕京神学院副院长齐铁英牧师告诉北京周报记者。
1983年，北京基督教开办了北京神学院（燕京神学院的前身），招收了7名学生。齐牧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神学教育后北京神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我们7个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只能抱着黑板到处找地方上课，”齐牧师谈起过去的经历，仍然很动情。
后来在崇文门教堂的帮助下，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开设了教室，教室上面也有了学生宿舍。虽然很简陋，但他们总算有了固定的学习场所。
1984年，天津基督教会开办了天津神学院。1986年6月，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十省、市、自治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合合办了燕京神学院，吸收了北京神学院和天津神学院并入，成为华北地区最主要的神学院，院址暂设于北京市东单北大街43号。1997年9月，在政府的帮助下，燕京神学院从老校址搬迁过来。
现在在校有87名学生，全部来自上述10省市，其中来自内蒙古和河北农村地区的有20多人。他们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在现在的中国，非基督徒家庭接受神学教育还是有些难度。而且，城市青年并不多，只占3%左右。”说到这里，齐牧师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
也正是因为燕京神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地区，家庭比较贫困，学费成了学生家庭最大的负担。“一年2000元的学费对于有些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一年全部得收入，可是这笔钱相对于神学院的教学支出，还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一年的教学支出，分摊到每个学生的头上，要超过20000元。”齐牧师介绍说。于是，燕京神学院决定，从去年起，免除学生所有的学费，只收取每天5元钱的伙食费。这也远远低于北京的平均饮食标准，神学院每年也要向食堂进行补贴。
那么，神学院的资金从哪里来？“神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10省市教会的奉献，某种意义上是北京教会的奉献支撑着学校的开支，”齐牧师说。北京教会的奉献一般是每年四五十万，好的时候能达到70多万。另外，政府每年都会给神学院提供一定的资金来帮助神学院的发展，每年大约10万左右。从去年开始，政府加大了对宗教团体的资金支持，去年，燕京神学院获得了政府75万元的资金帮助。“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决定为学生免掉学费。”
同时，神学院还在节约开支上做足了文章，压缩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在采访中，齐牧师提供的名片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纸片的反面已经印过别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部分资金来自海外和民间的捐助，这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上。校内的清河教堂是全国神学院里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的礼拜堂，也是附近基督徒做礼拜的主要场所，能同时容纳500人。这个教堂就是美籍华人基督徒黄光普先生捐资50万美元兴建的，2004年7月建成，9月份投入使用。清河教堂完全仿照东城区灯市口公理会教堂的主体设计，原教堂始建于190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神学院的宿舍后是国内的一个企业家赵展岳捐款300万元修建的。赵展岳的太太是基督徒。宿舍楼于2002年8月建成，9月入住。同时，神学院的图书馆楼，也是由海外教会和那达素基金的捐款修建。
虽然有了政府和各地教会的大力支持，齐牧师还是深感神学院教职人员的缺乏。教职员工在册的有十多位。真正在此执教的有五六位。有的教师目前正在海外深造。这些教师都毕业于各地神学院，多数都是来自于全国唯一一所全国性神学院，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按照现有的师资力量和正常的教学进度，燕京神学院每年只能培养二十几名神学生，而且，学生入学时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齐牧师认为，就目前情况来说，神学院要为10省市教会提供服务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依照燕京神学院每年毕业学生的数量，要完成为这个地区每个教堂配备一个传教人的任务还很艰巨。该地区平均每个省市有30个教堂，而在恢复神学教育的20多年里，燕京神学院只培养出500传教人员。目前，全国牧师人数才几千人，与1700万信众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距。齐牧师认为，一个传教士所牧养的人数最多不应超过50人才合理，但在中国，一个牧师所牧养得人数大大超出了这个数字。
同时，神学院教师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北京有一个重要的宗教学术活动，是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举行的中国基督宗教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参与者大多是宗教领域的研究人员。“按理说，我们燕京神学院，作为一个专门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在这种研讨会上有很强的声音，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我们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所占的份额，几乎淡得没有颜色。”齐牧师略有担忧地说。他认为，神学人才培养是相当重要的，也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重要举措，最基本的就要抓好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神学人才。
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神职人员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能力，燕京神学院除了教授宗教课以外，还有一些非宗教学科，比如大学英语，大学语文，哲学，中国历史，世界通史，书法文化等等。近几年，神学院还开设了一些前沿的人文自然学科，包括宗教建筑，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计算机等等。“这些课程都要请其他大学的老师来授课。这些课程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神学院的学生除了圣经以外什么都不认识。”齐牧师说。
“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环境相当宽松.而且，我们神学院和其他的神学院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还开了体育课和游泳课，因为学习是件苦差事，4年下来，我脖子都出了毛病。体育课和游泳课能让我们彻底放松下来。”高志刚非常高兴地说。
高志刚认为，作为新时代的教会传教人，或者宗教工作者，他们所掌握的不应该仅限于宗教这个狭小的范围。
“我非常感谢燕京神学院给我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深刻地领悟神学课程，还可以学到包括园林艺术，基督教建筑，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在内的别的知识，等我们毕业以后回到自己各自的家乡，就会成为当地一笔宝贵的资源，在有些地方是花钱都买不到的，”说到这里，高志刚非常自豪。
据高志刚介绍，现在神学院学生的课余生活相当丰富，宿舍里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而且阅览室里有二三十种报纸，随时供学生阅读。同时，神学院还组织了专门的篮球队，经常和其他院校的篮球队比赛。
“我曾经是个工人，上帝给我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也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希望我在学成之后能够回到家乡为基督教的发展服务，”高志刚说。
组织与海外神学院的交流是齐牧师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目前，美国有两个宗教组织和燕京神学院的联系非常密切，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神学院和洛杉矶福勒神学院。其中燕京神学院和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神学院交流最为密切。去年齐牧师带领一个访问团对达拉斯神学院进行了一次交流考察活动。今年晚些时候，达拉斯神学院也将组团来访问。
“只要是能够客观看待中国神学教育发展，对中国友好的宗教组织，我们都希望和他们加深交流，”齐牧师说。5月31号，美国匹兹堡神学院来燕京神学院进行了交流。另外，美国犁铧学会也将在近期来到燕京神学院，和全体师生一起，研讨中国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应该起的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现在是相当好，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代，”齐牧师强调说。
2007-02-08 •北京周报记者 倪延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