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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邦末代土司的命运
2013.07.19撰文：朱诺
1954年1月的一个清晨，一艘满载乘客的大型邮轮在仰光码头靠岸。船上的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船被几十艘缅甸小木船包围了。从邮轮高高的甲板上往下看去，身穿鲜艳服装的少女们正在把花瓣从船上抛进水里，嘴里还尖声地叫着唱着。微风吹动岸上拉起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回家。”
乘客们大概都能猜到，这一定是来迎接船上某位重要人物的。奥地利姑娘英格·萨金特（IngeSargent）兴奋地招呼丈夫苏甲盛：“快来看，快来看。这里好热闹！”她和苏甲盛在美国科罗拉多念书时相识，当时，萨金特因获得了“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在科罗拉多女子学院做交换学生，而来自缅甸的苏甲盛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主修矿业工程。不久前，他们刚刚在丹佛举办了婚礼，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丈夫的故土。
迎接土司的仪仗
然而，与她的欣喜雀跃完全不同，苏甲盛显得有些紧张，甚至坐立不安。他把妻子拉进空无一人的餐厅，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这些人，是来欢迎咱们的。”
“别开玩笑了！欢迎一个矿业工程师？哪需要这样的排场？”
苏甲盛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的全部。在这里，我比一名工程师更重要，我是掸邦的王子，7年前我就正式继位成了昔卜的土司。”看到妻子吃惊的模样，他继续解释道：“掸邦，很大的一片土地，四分之一个缅甸，相当于美国的康州那么大。这些人都是从昔卜来的，一个离仰光1500多公里的地方。”
萨金特还想埋怨丈夫几句，结婚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穿着是不是不够得体？不过，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苏甲盛已经拉着她的手走下甲板，登上了岸。岸上欢迎的人群可谓相当隆重，亲戚、朋友、掸邦高官和商人、在仰光念书的掸族学生，林林总总，足足有几百口人。乐队开道，鼓乐齐鸣，欢迎人群一路将他们送至距离码头不远的“滨江酒店（StrandHotel）”。在路上，苏甲盛告诉妻子，今后，在别人面前，她将不能称呼他“苏”或者“亲爱的”，得代之以一个掸族的正式称谓“苏披帕（Saopyipha）”，大意是：“当政的土司大哥”，而她的名字也将改为：“苏杜桑迪。”
在仰光接下来的几天里，夫妻俩参加了没完没了的欢迎宴会，与很多做政府高官的掸族人会了面，包括当时的缅甸外交部长苏昆雀（SawHkun Hkio）。萨金特学习了缅族和掸族的礼仪，订制了自己的第一条隆基 ——一条天蓝色的丝质隆基，为自己还没见过的新家采购了一些日常用品，还去苏雷宝塔拜访了一位女巫——苏甲盛去美国留学前，曾找这位占星大师卜过一卦，女巫告诉他，他会在第三国娶一位外国女子，那女子会有一个缅甸名字：苏杜桑迪。然后，萨金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丈夫登上了开往掸邦的飞机。一段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启，可她实在没把握迎接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掸邦高地
从曼德勒开往腊戌的火车经过品乌伦——一个英国殖民时期的避暑小镇，就进入了掸邦高地。这里的气候显然比伊洛瓦底河谷的温度要低一些，空气中散发着一丝湿润的泥土气息，当地人已经穿上了皮夹克和毛衣，而我还是一身夏天的装束。邻座的英国小伙子马克从背包里掏出一件套头绒衣递给我，“如果你还想活着到达昔卜的话，就穿上它。”
果然，不一会儿，天空中就飘起了小雨，雨丝透过窗户，落在车厢内的木板椅子上，也打在我倚靠车窗的手臂上。雨水让丰盈广袤的掸邦高地更显出勃勃生机，道旁凤凰树上的红花和灌木丛里的野玫瑰愈发明艳亮丽，炊烟从远处山坡上的农家草棚和寺庙里升起，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遥遥地向火车挥着手，车厢里的外国游客们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相机。
尽管现在的掸邦是缅甸最大的行政省区，占了缅甸将近四分之一的领土，但历史上的掸族领地却远比现在的面积还要大出足足好几倍：从印缅边境横跨缅北、泰北、云南南部和老挝北部，包括了今天的缅甸克钦邦、中国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地区、泰国的清迈到清盛，以及老挝北面的会分高原。掸族人与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以及中国的傣族同属一个民族，源自云南南部。不过，在缅甸境内的这些掸邦领地，几百年来一直以由土司当政的城邦小国为主（英国人占领缅甸后，正式承认了34个城邦国，其中昔卜的掸族王国是第二大的，为北掸邦的中心），从来没有形成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国家（掸族建立的因瓦等王朝不算，因为他们不管辖掸邦高地），因而历史上受到北方中国王朝和南方缅族王朝的背腹夹击，常常要双向纳贡。
直到缅甸第二帝国时期，莽应龙大帝才正式将掸邦纳入王朝的版图，不过，其后的几百年，缅甸王朝照例赋予掸族土司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就连英国人占领后，也没有像治理内陆的所谓“缅甸本部（BurmaProper）”那样、建立一整套现代行政管理体系，而是让土司们继续各自为政，相对独立地管理自己的地盘。
掸邦高地位于缅甸的东部，流经全境的萨尔温江，将掸邦一切为二，分成东西两部分。这里矿产丰富，著名的抹谷红宝石矿区原本属于掸邦，后被缅甸皇帝强行夺去，划进了曼德勒省。90年代新发现的几处宝石矿区也大多属于掸邦领地。除了红宝石之外，掸邦还出产银、锡、铅等稀有金属，英国人占领缅甸后，为了更好地控制这片地区，就于十九世纪末期修建了这条铁路。今天，让这条铁路广为世人所知的原因之一，却是一座横跨峡谷、号称“世界第二”的高架桥。
沟泰克高架桥
车厢里爆发出一片惊呼，乘客们兴奋地涌向火车的左侧。从车窗望出去，透过茂密的灌木丛和油菜苗，一座白色的高架桥隐隐约约掩映在视平线下方的山谷里。火车缓慢地走在之字形铁轨上，逐渐下降，在接近大桥的地方作了短暂的停留。车厢里的欢呼声更加响亮了，人们雀跃着拿出相机，纷纷跳下车去。
资料上介绍说，“沟泰克（GoteikViaduct）高架桥”修建于1899年，由英国人监制，美国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和马里兰桥梁建筑公司设计制造。桥梁主体结构的钢架和附属构件都是在美国生产后，运到这里组装的。桥长689米，由15座单体支架和一座双体支架支撑，从桥面到谷底的溪流，最深处高达102米。这座桥建成的时候，曾经是世界第一高的高架桥，后来，它的记录相继被美国加州、奥地利、德国和法国的几座高架桥超过，但缅甸人似乎仍然以之为豪，当他们数到“二”的时候，就再也不肯往下降了，以至于我在缅甸看到的很多介绍资料上，还将其称为“世界第二”。
火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徐徐启动，喘着粗气，颤颤巍巍地开上了桥面。话说缅甸的窄轨火车沿用的还是100多年前英殖民时期的老铁轨，年久失修，颠簸厉害。沟泰克高架桥的两侧没有栏杆，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往窗外前方看去，长长的弯曲的列车仿佛在山谷里缓缓飞着，又好像是汪洋里一条起伏不由己的小船……浪漫与危险同在。我拉着车门的把手，探身向下望了一眼，深深的谷底流水潺潺，两边的悬崖陡壁上覆盖着苍绿的树影。不过，只看上一眼，就足以让小半身挂在车外的我腿脚发软、头晕目眩。目光回收，桥面上铁钉脱离的枕木映入眼帘。所谓无知者无畏，下次若再有机会坐火车过这顶“世界第二”高，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积攒足够的勇气坐上车去。
1975年，旅行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完成了从伦敦到远东的火车之旅，并以自己的旅次经历写下《铁路大巴扎》（TheGreat Railway Bazaar）一书。他在缅甸也走了我这一段铁路线，为的就是来看看这座沟泰克高桥。不过，当时的掸邦境内还不安定，一路上，他遭遇到政府军和掸邦自治武装的层层盘查，人人都告诉他，大桥不对外国人开放。但索鲁还是排除重重困难，最终看见了大桥，他在书中惊叹道：“在粗旷的岩石和丛林中，它像一只银色的几何状怪兽，神奇地架在那里。”
这条铁路的终点站是距离中缅边境最近的大城市腊戌。缅甸境内的腊戌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二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和日军曾在腊戌有过殊死的激战。日本军队为了切断通向中国的重要补给线，曾经炸毁了滇缅公路，也轰炸过这座大桥，后来，日本军队转而利用沟泰克大桥，为自己的军队输送物资。据说，那段时间，大桥上曾发生过这条铁路线最大的一次客车坠落事件，死伤3000多人。另外一次，日本第二师团也在此翻车，造成40多人的死亡。战争后期，盟军的轰炸机也轰炸过这里，大桥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虽然没有像泰国北碧的桂河大桥那样被彻底炸断，但还是因此停运了一些年，直到1954年，沟泰克大桥才被修复通车。
马克问我：“这里距离中国这么近，为什么没有从中国直接进入缅甸的路线？”我告诉他，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说，游客是可以从缅甸边境的木姐市过境的，但是，进入缅甸之后，就没有公共交通了，必须雇当地导游作陪同、雇私家车开到腊戌。这样走的成本远高于从昆明直接飞到曼德勒，所以，大多数中国游客宁愿选择从空中入境。我还听说，几年前两国已经开始探讨修通从腊戌到昆明的火车，但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开工的动静。
“掸王宫”和“圣王妃”
相比于仰光、曼德勒、蒲甘，昔卜绝对算不上缅甸旅游热点。特意山水迢迢赶去昔卜的外国游客，逃不出两个流派——一是暴走派，去昔卜周遭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里徒步旅行，少则两三天，多则五天以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另一个是朝圣派，听闻了萨金特的故事后一心想去土司王宫看一看、亲历传奇现场。我当然属于后者。
昔卜土司的王宫叫“掸王宫（Shan Palace）”，坐落在昔卜城北的山脚下。当年，苏甲盛携妻回到故乡后，就住在这里。带着从美国学来的知识，他决心重建因战争而百废待兴的家乡。回到昔卜不久，他很快就宣布，废黜封建的土司特权，把辖区内的土地分给昔卜老百姓。他还开办了学校和医院，让家仆的儿子和自己的孩子进一样的学堂，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因此，苏甲盛深受昔卜人民的爱戴。
他的这些理念和行动肯定是得到了妻子的支持，萨金特自己也逐渐熟悉了她的新环境和新角色，对昔卜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她学会了掸族的语言，经常走访百姓的家庭，到医院义务帮忙。1956年，萨金特正式被册封为昔卜的“圣王妃”。实际上，即使没有正式封位，她也早已成为了掸族人民的王妃，昔卜百姓因为她的亲民、奉献、以及她的美丽而尊敬她，赞美她。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前去掸王宫拜访。萨金特带着孩子们离开缅甸后，这里由苏甲盛的侄子唐纳德帮忙照管。不过我听说，几年前，唐纳德因为说了军政府几句坏话，被抓进监狱关了起来。此后的掸王宫是否还能进去参观，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在路上遇到了一对苏格兰老夫妇，老太太的父亲曾经是二战时盟军的坦克兵，在密铁拉等地参加过战斗。他们告诉我，掸王宫的大门上着锁，进不去。我望着他们带着遗憾离去的背影，决定拿出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精神，亲自去掸王宫碰碰运气。
掸王宫的白色铁栏杆大门确实上着一把大锁，从大门向里望去，一个很大的院子出现在我眼前：院子里长满荒草和大树，一条土路蜿蜒通向远处的一座高大建筑，比昔卜城里的其他民居显得气派许多，但它被环抱的大树遮住了大半部分，只露出暗红色的瓦顶。
大门一侧的围墙是土坡堆成的，上面的铁丝网已经被人踩塌破损，我顺着斜坡爬了上去，却没敢直接跳进院内，因为我听说，这院子里养着两条凶猛的狼狗，容不得非法入侵。
就在我略带失望、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发现院子里的王宫前，远远的有人影晃动。没有丝毫迟疑，我兴奋地扒着墙头高喊起来，像是回应我的呼唤，那个人影慢慢转向了大门方向！
我赶紧跳下斜坡，三步两步就回到了大门口。不一会儿，一位穿着端庄、戴着银边眼镜的中年女士沿着土路走了出来，快到门口的时候，她用纯正的英语对我喊道：“进来吧，大门开着。”我吃了一惊，低头摆弄了一下，原来那把铁链子大锁只是虚搭在那里，根本就没有锁上！却把我们这些“朝圣者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女士一直把我带到王宫主楼前，让我先在院子里随便转转、拍拍照。这座1924年修建的王宫主楼是砖石结构的双层建筑，建筑风格有些东西合璧，窗框是柚木的，正门前伸出的门厅由几根粗大的圆形石柱支撑，柱顶雕刻着精致的卷花，大概是年久失修的缘故，顶棚和外墙上的白漆有几处脱落，露出后面的红砖。院子很大，靠近主楼处花木齐整，远一点却是荒草萋萋、砖残瓦断，有一幢用来祭祖的柚木楼阁已成危楼，无法攀爬登临了。那两条狼狗被主人关了起来，我刚进院子时冲我狠狠叫了几声，随即被喝止。
等我转悠够了，女士一边将我引进客厅，一边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叫“芬（Fern）”，是唐纳德的妻子。我连忙说：“我听说他被抓起来了，现在……”
没等我问出来，芬就打断我说：“几个月以前就放出来了。但是，他现在不在这里，去东枝老家休养去了。”
“休养？难道说他在监狱里受了虐待？还是身体有什么不适？”
“那倒也没有。只是我们觉得，缅甸刚刚开放，一切还都存在变数。他是上次特赦出来的，可谁知道将来怎样呢，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让他先回老家避一避。”
“那他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啊？”
“整整7年！2005年9月进去的，2012年10月放出来。原来是判了13年的，幸亏遇上大赦……”
“听说是因为对政府有一些评论？”
“不是。我们俩照顾这幢房子，一直都对游客开放，从来没什么事。谁知，抓他进去的时候说，罪名有两个，一是和外国游客说话，这个判了8年；另一个是‘无照经营旅游性质的场所’，这个判了5年。可这是我们自己的房子啊，又不收费，怎么算是‘旅游性质的场所’呢？可是你又怎么能跟军政府讲通道理啊？”
唏嘘了一阵，我坐进茶几边的竹椅里，打量了一下客厅的四周。柚木地板发光锃亮，雪白的墙壁一尘不染。屋子的一角被长椅隔开，里面陈列着几件老旧家具，芬说“那都是原来土司王宫的旧货”。靠墙的几个书柜里放满了书，有一些是来探访掸王宫的人捐赠的，里面也有中文书。书柜上摆放着不少装入镜框的旧照片，墙上挂着一些有关掸族民俗的图画和手工艺品，壁炉上方还挂有一张装裱好的仿赵大年中国山水画，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芬转过话题，给我介绍起末代土司苏甲盛回到昔卜以后的生活，其中大部分内容我已经从萨金特后来的自传——《暮色中的缅甸：我的掸族王妃岁月》（Twilight Over Burma：My Life as a Shan Princess）一书中得知了，但还是向她核实了一些细节，比如苏甲盛回国的年份、萨金特受封的日子等等。
“圣王妃是什么意思？”我问。
“那是我们掸族的一种荣誉称谓。以前的土司会有好多妻子，他会册封其中一位为‘圣王妃’（Mahadevi），相当于正宫娘娘的意思吧。苏甲盛只有这么一位妻子，但他还是按照传统，正式册封一下，也让萨金特名正言顺。”
然后，芬向我一一介绍了书柜上的照片。穿着掸族王公服装的是苏甲盛的爷爷、昔卜的老土司；戴眼镜穿西装打着领带的是苏甲盛的父亲，剑桥的留学生；少年苏甲盛与父亲的合照和手绘的家族族谱放在一起。另外一组是苏甲盛和萨金特的生活照，从科罗拉多留学到返回昔卜，从受封仪式到女儿出生，其中一张最著名的照片是萨金特身穿掸族服装，斜靠在王后的龙榻上，这也正是她那本自传的封面照。
背弃《彬龙协议》
缅甸独立前夕，掸邦的领袖们参与制订了昂山将军发起的《彬龙协议》，并在协议上签了字。1947年签署的《彬龙协议》，其主要宗旨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缅甸联邦，赋予各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相互间平等的权力。经过多年的征服和融合，加上共同的佛教信仰，掸族是缅甸各少数民族中，与缅族关系最好的民族，缅甸联邦的第一任总统就是掸族人、娘水土司苏瑞泰（SaoShwe Thaik）。建国初期的缅甸联邦政府中，也有不少身居高位的掸族人。所以，尽管《彬龙协议》中明文约定，联邦成立10年后，一些民族有权决定是否脱离联邦而独立，但掸族人一直遵守各民族团结的原则，从来没有要求过独立。
然而，从打缅甸独立一开始，联邦政府就遭遇到缅共起义和其他民族要求独立的压力。当时的缅甸军队中，从士兵到高级将领，都以勇猛善战的克伦人和克钦人为主，他们在二战中加入了盟军的阵营，受到良好的培训，又与加入日军阵营的缅族人有过正面的交战。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联邦军队的共同旗帜下，但各怀心思、互不信任。
不久，克伦族率先武装起义，他们被《彬龙协议》摒弃于外，根本就没有受邀参加签字。而且，克伦人要求的自治领地远大于联邦规定划分给他们的区域，令他们早有不满。很快，克伦军队就占领了下缅甸地区的大部，直逼首都仰光。之后，克钦军官从镇压缅共的军队中倒戈，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整个缅甸被割据成四分五裂的状态，虽然缅甸政府最终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将各方起义镇压了下去，并将少数民族势力驱赶到远离内陆的边境地区，但人心所背，联邦已经名存实亡。
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过程中，缅甸政府意识到自己缺少一支强大的、缅族为主的军队。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大力招募缅族年轻人入伍，并从国外购置了先进武器，逐渐使联邦军队壮大成为一支以大缅族为核心，以捍卫统一为首要目的的强大国家机器。军中的高级将领也在政府决策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并自此逐渐走向政治的前台。
50年代初期，缅甸政府以中国国民党军残部进入缅甸为由，在掸邦各地部署了大量的军队，试图限制并赶走国民党军队，也同时监视掸邦各土司城邦的动向。苏甲盛刚刚回到昔卜的时候，就发现了附近缅军驻扎的堡垒，这使他很不高兴。历史上，掸邦的土司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人军队的进驻总是被视为一种不信任或挑衅，但是，他还是以重建家园的大局为重，将自己的不满压了下去。但是，掸邦其他地区的头人并非都像他这样深明大义，小股武装造反时有发生，这反过来又使得缅甸军方更加坐卧不安。
1961年，缅甸独立已经超过13年了。从总统位置上卸任多年的苏瑞泰召集掸邦各地土司开会，并在会上通过了一项给联邦政府的建议，希望得到更大更广泛的自治权。苏甲盛也受邀参加了会议，并在建议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建议书上明确写道，掸邦各地不要求独立，但缅甸军方还是将这份建议书解读为掸邦寻求分裂的信号。紧接着，1962年3月2日，军队总司令奈温将军发动了军事政变，逮捕了总理吴努、首席大法官、5位联邦部长，也逮捕了包括苏瑞泰在内的30位掸族和克伦族首领。苏瑞泰的儿子在冲突中被军队射杀，成为那起号称“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中少有的流血事件。
素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奈温将军，头天夜里还在剧院里观看了一场中国芭蕾舞团的表演，没有人看出他有什么异样。然而，2号早晨不到9点，他已经指挥若定地完成了大规模的拘捕行动，解散了国会，并来到电台宣布：由于我们的联邦面临日益恶化的局面，军队已经接管了国家各部门。
惊变与流亡
萨金特在她自传的第一章开篇处，就描述了1962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政府军冲进土司王宫搜寻苏甲盛的情景。士兵们翻箱倒柜，里里外外搜查了八遍，还是一无所获。最后，一位军官冲着惊魂未定的萨金特咆哮道：“告诉我苏甲盛在哪儿！”
一方面暗自庆幸丈夫没有落入军队之手，另一方面又担心苏甲盛下落不明，萨金特如实地回答：“我丈夫在仰光参加国会的会议。”
“他没在那里。我们的人没有找到他。”
萨金特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士兵们离开后，她急忙打电话给仰光的朋友，得知丈夫确实提前离开了仰光，去东枝看望一位病危的亲戚。但是，东枝还没有修通电话，她无法将军队搜寻丈夫的消息告诉他。也许他风闻了一些恐怖传言后，会找个地方躲一躲？她只好如此安慰自己。
几天后，苏甲盛托人从东枝附近的军队拘留所里送来了两封信，一名看守他的士兵告诉他，自己身为受缅族压迫的克钦族一员，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愿意帮他做一些事，但只限于传递家书。在信中，苏甲盛告诉了妻子自己所在的位置，是掸邦南部小镇劳索（Lawksawk），并说自己一切尚好，叫她不必担心。
可是，那以后，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萨金特再也没有收到过丈夫的音讯，没有人知道苏甲盛的下落。有人劝萨金特离开缅甸，出国去躲一躲，但她没有想到过逃走，她要等待丈夫的出现。而且苏甲盛许多身为土司的责任还得由她来接替：矿业公司正准备接收第一批海外运来的设备，盐业公司马上就要生产出第一批产品了，实验性咖啡厂就要扩大为工业性规模，昔卜土司基金会还在等着遴选下一批资助出国的留学生。萨金特自己还担负着语言学校和母婴保育医院的管理工作，她是“一城之母”，她关心“子民们”的生活和发展，所有的这些项目都必须继续下去。
还有她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她不能走，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不能离开掸宫。
实际上，她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很快，她就收到了军政府的限制令：没有军官的特准，她不许离开掸王宫，不能接待来访客人，不能接听电话。她的来往信件必须经过军方之手。然后，军人们带走了她的秘书和助手，遣散了大部分仆人，留下萨金特和女儿们……她们被软禁在了诺大一幢王宫里。
芬端坐在藤椅里，表情坚毅而柔和。这位同为掸族土司的后人与丈夫守护了这幢大房子许多年，经历了丈夫入狱、自己独守空房担惊受怕的痛苦，她一定能够深刻体会到萨金特当年的心情。
“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苏甲盛的消息了吗？”我问。
“没有。至少没有官方的消息。”芬无奈地摇摇头，“但是萨金特还是通过自己的关系，证实丈夫遇害了。”
“她的消息确定吗？”
“她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她有人证和物证。苏甲盛被抓进监狱，死在那里了。她说苏甲盛告诉她自己的位置后，她曾经找了关系，设法去营救他，但终究没有成功……”
我知道，第一任总统苏瑞泰是在当年11月被毒死在监狱里的，但他的死被正式报道过，而关于苏甲盛的下落，至今也没有任何出自官方的声明。
“很年轻啊！就……”我感叹道。
“他被捕的那年，应该是36岁吧，反正，不到40岁，生命就消失了。”
“那她大概是哪一年离开这里的？”
芬擦了擦眼镜，缓缓地说：“1964年吧，大概是苏甲盛失踪了两年之后。在军事政变之前，苏甲盛大概是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可忧，他曾告诉萨金特，一旦自己发生不测，她可以等他两年。两年后，她应该设法离开缅甸，回到父母那里。她正是这样做的。在确认了丈夫遇难的消息之后，她借着去仰光的机会，私下托了奥地利大使馆的人帮忙，偷偷逃了出去。当时，她带着两个女儿，一个8岁，另一个才5岁。她身上只有三只皮箱子，里面都是她和女儿们的衣物，没有什么钱，也没带珠宝首饰，基本上两手空空逃走的。”
“军政府放松了对她的监视？”
“没有！但是，她还是奥地利公民，至少他们没有权力长期软禁她呀。”
萨金特辗转回到奥地利，身无分文，甚至没有钱在路上给父母打个电话。她在奥地利父母那里居住了两年后，带着女儿回到她与丈夫相识、结合的科罗拉多，一边教授德语，一边供养女儿念书。两个女儿每年都写信给缅甸政府，询问父亲的下落，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信。现在，萨金特还健在，已经年届八十，她后来又结了婚，并在丈夫的鼓励下出版了自己的传记。她将全部稿费捐赠给了泰国边境的缅甸难民，又与丈夫共同成立了一个旨在救助缅甸难民的非营利组织，名叫“缅甸生命线”（BurmaLifeline），总部就设在丹佛。
“那她离开之后，这房子……”
“噢。她走后托人捎过话来，让唐纳德的父亲，也就是苏甲盛的弟弟，代为照管这座房子。父亲去世后，唐纳德和我一直在照看着。”
城头变幻大王旗
萨金特1994年出版的自传一度在缅甸被禁，但随着吴登盛总统领导的改革步子越迈越大，《缅甸的黄昏》终于获得解禁，已被翻译成缅文出版。芬指着茶几上的几张缅文报纸对我说：“这不，好几份报纸都在连载萨金特的故事。”
像苏甲盛和眼前的芬一样，掸族的末代土司及其后代们大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少年时都曾在东枝的英式寄宿学校读书，之后，出国留学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娶回外国媳妇的也不止苏甲盛一人。吴努时期的外交部长苏昆雀曾留学剑桥，并在那里与英国姑娘梅宝（Mabel）结了婚。苏昆雀的父亲是掸邦莫密（MongMit）的土司，听闻儿子娶了外国妻子后大怒，扬言要与儿子断绝关系。即使后来梅宝为他生下一个孙子，老土司也不愿接受这层关系，最后几乎是被“不肖子”给活活气死的。苏昆雀继任土司后，也册封了梅宝为“圣王妃”。1962年军事政变后，他也没能逃脱被捕的命运，不过，幸运的是，几年后他就被放了出来，逃到英国剑桥，并于90年代初在那里终老病逝。
一众土司相继入狱后，掸邦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很快，掸邦境内就出现了多个自卫部队，其后，各主要武装力量合并成“掸邦民族军”（SSA— Shan State Army），继而按地理区域分为南掸邦军和北掸邦军，与政府军相抗衡。这些武装中，有的是继承老土司们的愿望，不求独立，只要高度自治；而另一些则干脆打出掸族独立的旗号，他们已经受够了大缅族主义的气。
此后，到了中国的“文革”初期，缅共的部队也在中国境内受训后，带着一众中国国际主义知识青年志愿兵，从掸邦回到缅甸境内，与政府军作战；坤沙和罗星汉等人又在掸邦的金三角自立旗帜，靠走私贩毒换来的钱养出了各自的军队，成为声名狼藉的大毒枭；后来，这些部队中又衍生出实力强大的佤邦部队和汉人组成的果敢部队。整个掸邦高地终于变成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邦之地。
直到90年代中期，军政府才先后与各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当时，出面签署协议的武装组织多达17家。不过，即使在停战协议签署之后，由于一些组织仍旧保留了军队，所以小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以至于在掸邦东部与泰国的交界地区，以及掸邦北部与中国的交界地区，至今仍不对外国游客开放，当局的理由是：不能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如今的昔卜却是一幅和平安宁的景象。我告别了芬，走出掸王宫，在“爆米花女士庭院餐馆”里吃了顿丰盛的掸族美食。几名身穿民族服装的布朗族妇女从餐馆庭院外走过，我赶出去为她们拍了几张照片，并用随身带来的数码相片打印机将照片打印了出来，送给她们。午后，我在市中心的农贸市场里转了转，看到了缅族人和掸族人争相采购的繁荣场景。黄昏时分，我坐在多哈瓦底河边的咖啡馆里，看河里的孩童们戏水，听游客们讲述咖啡厅掸族男主人和一位澳大利亚女士之间的三角恋故事。入夜，我走进旅店旁边一家父辈来自云南的汉族裁缝家里，和主人许先生闲聊了好一阵……
这是昔卜留给我的一段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