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鄰，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中國國民黨新桂系首领，曾任首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

廣西省桂林西鄉村出生，父親李培英是名教師，育有五子三女。

1910年參加中國同盟會。以實力軍人，加入在廣州的孫文陣營。之後與白崇禧、黃紹竑合作，統一廣西，拥戴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時，帶領廣西軍隊一路由湖南進攻至山海關。北伐以後十年期間，屢次發動和参與中原大戰等國民黨內戰，亦苦心經營廣西。抗戰時，動員廣西將士抗日，指揮多次大戰，在台兒莊大捷中名震一時。

1948年國民黨行憲，當選副總統。蔣中正下野後，一度任代總統，欲以和談挽救國民政府未果。之後出走美國，後偕夫人郭德潔經瑞士回到中國大陸，文革期間病逝於北京。

目录

早年經歷

1908年，李宗仁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堂第三期，1911年毕业。1913年，廣西陸軍速成學堂畢業。1913年至1914年，在广西将校讲习所任中尉教官。

1916年加入護國軍第六軍林虎部任排長，參與護國、護法諸役，因作战英勇，富冒险精神，于1921年晋升至统领（相当于团长）。

統一廣西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率所部1,000余人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吸引附近败撤之桂军来投，更主动联络黃紹竑、白崇禧，得其效力麾下，军力迅速增至6,000余人，控制玉林、梧州等7县市。1923年10月，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宣誓加入正在实行联俄容共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1924年5月23日，李宗仁发表统一广西宣言，采用合纵连横策略，至1925年夏，消灭陆荣廷、沈鸿英、陆云高各部势力，统一广西。

在李宗仁与省内最后一个劲敌沈鸿英决战期间，孙中山於北京病危。滇系军阀唐继尧乘机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刘震寰等企图东下入粤，消灭新兴之中国国民党。唐继尧向李宗仁开出700万元银洋借道费，被李宗仁拒绝。唐遂派龙云、卢汉、唐继虞等率领7万滇军，兵分三路入桂。

自1925年2月至7月，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以2万人之军力，终将三路7万滇军击溃。至此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装备精良之滇军，不再成为中国军界主要势力之一。

北伐

1927年1月底，苏俄派鲍罗廷游说李宗仁，希望其取代蒋中正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遭李拒绝。李返回南京后，全力支持蒋反苏清共，并警告张发奎需警惕叶挺反对国民政府。但李亦曾在九江劝蒋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以免予人口实而被指为“新军阀”。

1927年4月，新桂系联合蒋发动清黨，处决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内左翼人士。李宗仁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南京警戒可能左倾之军队，在采石矶将意图暴动之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包围缴械，并在国民革命第一军刘峙师逮捕中国共产党员。白崇禧在上海直接指挥清共，黄绍竑、李济深同时在广西、广东进行“清党”，处决大批中国共产党分子、中国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李宗仁表弟李珍凤在北伐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清黨期间被捕，后枪决于广西桂林。清黨使新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

1927年7月初，武汉汪兆铭派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共20余万大军东征南京，欲打倒蒋。8月，新桂系成功聯合何應欽逼迫蔣下野，南京与武汉兩国民政府統一，史称“宁汉合流”。蒋下野后，李立即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师、第三师分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原第二师师长胡宗铎任第十九军军长，第十三军军长则由白崇禧自兼，将第七军广西留守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黄绍竑任军长。随后，李宗仁指挥第七军，在白崇禧、何应钦配合下，在栖霞龙潭战斗中全歼渡江南犯之孙传芳13个整建制师，孙传芳仅以身免，从此淡出政坛。

消灭北洋直系军阀后，李宗仁着手将汪兆铭逐出南京。9月21日，汪兆铭返回武汉，唐生智部东下进攻南京国民政府。10月19日，新桂系部队西征武汉，讨伐唐生智，史称宁汉战争。战至11月11日，唐生智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收编，唐生智东渡日本避难。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江南扩展到两湖，并与粤系首领李济深（时称半个桂系）紧密融合，使新桂系势力进入广东。

11月16日，张发奎在汪兆铭指示下趁李濟深不在，在广州发动政变，企图刺杀黄绍竑。在爭鬥中新桂系获胜，第四军元气大伤，张发奎、黄琪翔下野，流亡海外。新桂系在军事上消灭唐、张两部后，遂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要求凡是在四一二清共期间，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态度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皆须要检讨自咎，并不得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矛头直指汪精卫。李宗仁在党务大会上直称汪精卫卖党卖国，是党贼国贼。汪精卫一系终被新桂系打倒，被迫于12月15日全体总辞职。新桂系主导国民政府。

1928年初，蒋中正趁广州事变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1月9日，蒋正式在南京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新桂系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江南要害富庶之地，发展受挫。蒋与宋美龄结婚时，李是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委员中唯一未送结婚贺礼之人。

1928年4月，蔣命令駐兩湖各軍加入北伐，編為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李宗仁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李宗仁指揮部隊北上，开始“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第四集团军進至北平、天津、山海關。桂系控制的地區從两廣、两湖至平津，總兵力逹二十余萬人。

当时，对于是否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投诚，国民革命军内部分歧极大。不同於阎锡山、冯玉祥主张国民革命军一定要进驻东北，全部遣散奉系军队的主張；李宗仁则主张接受张学良投诚，并可继续管理东北事务。最终蒋采纳了李的意见。

中原大戰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召开国民革命军善后编遣会议，李宗仁主張“赏罚奖惩公平”，即：裁无军功之军队，留有功之军队；裁军功小者，留军功大者。會議最後因各方分歧太大而沒有實際結果。李宗仁後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同年初，李宗仁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主政湖南之程潜，任命何键、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但鲁、何二人不和。

1929年2月，鲁涤平暗地投向蔣中正，蔣中正并绕过武汉政治分会接济鲁涤平部大批军械弹药，何键查扣后当即上报武汉政治分会，新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叶琪等人大惧，在未得到李宗仁同意，亦未与三号人物白崇禧商讨之前提下，于2月21日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同日，夏威、叶琪二人率军进入长沙，将鲁涤平部缴械，鲁逃离长沙。

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态度暗昧。李宗仁为表和平态度，长驻南京、上海，此举在军事上使新桂系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境地。最后新桂系被击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逃往法属安南（今越南）、香港。

蔣中正随后任命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郑介民主政广西。俞、李二人因政治面貌左倾亲共，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共产党人进行活动，宣传赤色革命。郑介民将此情形密报蔣中正，南京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10月将俞、李二人免职。而郑介民则因离间、监视桂系的特殊功勋，其后成为军统局首脑人物。杨腾辉则与俞、李分道扬镳，联同大批原桂系军官对李宗仁表示重新效忠，李宗仁、白崇禧遂在此一片混乱的局势下返回广西，重新掌握了俞、李、杨三人之部队及湖北陆续逃回的桂军官兵。

1930年5月，新桂系北上参加中原大战，李宗仁对此次北伐信心十足，专门委托香港印钞厂印制大批中国国民银行钞票，准备占领武汉后公开发行。初期大捷，自桂林北上后势如破竹，6月初即攻占长沙、岳阳，迫近武汉；但终因黄绍竑态度犹疑，行军迟缓，致使新桂系部队被各个击破。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中原大战中都被蔣中正击败。

整顿广西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蒋中正于12月15日通电辞职下野。1932年發生一二八事變，中國國民黨各派系謀求妥協，一致抗日。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形成“后李白黄”体制。

抗日

1936年4月，李宗仁发表了《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一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阐述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后的胜利者必是中国，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全国为焦土，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

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长官。1938年1月至6月，李指揮國民革命軍抗擊日軍。在臺兒莊会战中，李亲临前线督战指挥，獲得國民革命軍抗戰中首次大勝。在台儿庄会战中，李成功化解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宿怨。同年，李先后指揮徐州会战、武漢會戰。徐州大突围中，李成功指揮60万大军突围，国民革命军未出现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撤退时之混乱。

1939年后，指挥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抗擊日軍。

事後，在《李宗仁回憶錄》中，李自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要求所部官兵“宁肯吃树皮，决不可扰民”；并成功警诫全军禁烟禁赌。李自稱在1939年9月，与史迪威、朱可夫分别晤谈期间，曾准确预测法国之马其诺防线不足恃，英法联军必败；而英法一旦失败，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成废纸，希特勒必然东进，斯大林此时自以为得计，实大祸不远矣。

1944年6月，曾分别致备忘录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卫阿特将军，希望“盟军不要急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此期间应全力消灭日本，待德、苏皆奄奄一息，再行东西对进，德苏两雄自将俯首就擒，战后之世界自由和平指日可待”，李宗仁尤其反对“美英企望苏军加入中国战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

1944年底，蔣中正为防止以李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指挥第一、五、十3个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

国共内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李宗仁与蒋中正之间产生诸多分歧。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名义上统帅冀、鲁、察、绥、热、平、津、青五省三市。实则并无调兵遣将、驭控下属之实权。李韬光养晦，结交胡适、齐白石、甘介侯、司徒雷登等文化名流。他与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即已相熟。主政北平后，他为徐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解决了用地问题，徐感念此举，将校内一建筑命名为“德邻纪念堂”。^[2]

1947年底，李宗仁拒绝在无实权（即“生杀予夺”）下总责华北地区、东北事务，且其“东北华北剿匪方略”亦被蒋中正否定。李三度拒绝指挥东北战事，坚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副總統

1948年3月，國民大會召開，選舉第一任行憲總統和副總統。李宗仁在蔣中正反對和壓力下，最終在4月29日，以1438票對1295票，擊敗蔣屬意的孫科。李宗仁當選為國府副總統。^[3]:11948年副總統競選，当广播员报告李票數已超過过半数当选时，蔣盛怒之下，把收音机踢翻。^[4]就職前夕，蔣手諭說，要李在就職典禮上穿用軍常服。^[4]5月20日，在正副總統就職典禮上，蔣並未穿軍常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4]李當時心頭一怔，「感覺到蔣先生是有意使我難堪」^[4]。

1948年5月底，蔣调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强烈反对蒋设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认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应由华东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若硬要一分为二，也应由白崇禧出任华东剿匪总司令。李在与亲信将领闲谈时，曾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理应派一只虎去，至少也要派一隻狼，结果却派了一头猪”。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離開北平飛往南京前，對記者發表談話，希望對中國共產黨恢復「和談」。^[5]8月17日在南京雖否認其事，而態度模稜兩可，對前途已喪失信心。^[5]

1948年年底，国军在中国共产党发动之三大战役中大敗，國、共軍事力量逆轉为150万：400万。經濟上，上海爆發金圓券風暴。外交上，杜魯門上台後表示對蔣中正失去信心。12月25日。李和程潛要求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和談，並且要求蔣介石下野。^[6]

代总统

1949年1月1日，蒋发布元旦文告。1月19日，蔣約見李宗仁商談時局，表示引退。^[7]1月21日，副總統「李宗仁宣佈就代總統職」^[8]，聲明願就中國共產黨「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8]。1月24日，李宗仁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9]「又飭令孫科行政院長，辦理「七大和平措施」，「取消全國戒嚴令」^[9]。1月27日，李宗仁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10]並謂：「政府業已承認，以共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10]李宗仁在中國國民黨內未具有中央常務委員身份，又與中央政治委員會代主席孫科關係不洽，與黨關係益加隔閡，進而引發「府院之爭」、「黨政之爭」。^[11]:312

1949年2月9日，李宗仁自稱「共黨壓迫我完全脫離美國，為唯一條件」^[12]2月20日，李宗仁「飛往廣州」^[13]。2月21日，李宗仁「復飛桂林」^[13]。2月25日，李宗仁返回南京，立即準備換行政院長，強何應欽「繼任」^[14]李希望透過和談，依仗長江天險，阻止人民解放军進攻。另一方面，希望爭取到美國支持，以挽救國民政府。可是李上台後，國民政府處處受蔣操控；美國亦沒有提供先前承諾援助。孫科在蔣支持下，無視李命令，將行政院搬至廣州。李宗仁力压。

1949年3月，孫科辭職，改由何應欽擔任行政院长。何在李与蔣之间无法自处，为明哲保身，终于辞职，由阎锡山接任。李试图稳定货币，因蔣命令蒋经国、汤恩伯、桂永清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美钞外汇转运台湾，亦告失败。3月22日，李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15]。李虽多次飞台，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将金银运回大陆，终无果。3月24日，明告美國駐華大使，「謂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請求其諒解」^[16]。

1949年4月，李宗仁等曾多次要求蔣出國，蔣均不為所動。^[17]4月1日，李派以張治中為首的六人談判團抵達北平，與中國共产党展開談判。4月7日，毛澤東覆李電稱：「根據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18]。4月10日，乘閻鍚山至溪口晉見蔣之便利，李曾托其帶書請示機宜。^[19]同日，李電陳蔣介石謂：「萬一和談破裂，則實難肩此重任；故決心『引退』以謝國人」^[20]。4月12日，蔣戒其勿為脅迫而自餒。^[19]4月17日，李乃致電蔣，請其復職，繼續領導戰爭。^[21]李拒絕在《國内和平協定》上簽字，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反共決心。^[3]:1和谈最终宣告破裂。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過長江。4月22日，李要求蔣復職；蔣說明只討論時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變動」^[22]。李於會後即回南京。^[22]。4月23日，解放军攻佔南京，李宗仁乘追雲號在明故宮機場「飛往桂林」^[23][24]。國民政府遷往廣州。

1949年5月5日，李宗仁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25]5月8日，李宗仁返廣州，惡意攻擊蔣，更變本而加厲。^[26]李宗仁發表講話，表示將“決心戡亂到底”。之後半年，解放军席卷全國。

1949年6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九七次會議通過非常委員會名單，終於定案。^[11]:310李在委員名單確定後，頗為關心非常委員會成立工作，除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索取該會組織條例外，並致電蔣氏，推薦由吳忠信兼任秘書長、程思遠出任副秘書長。^[27]1949年7月30日，李宗仁由台北飛返廣州。^[28]

1949年8月1日，李在非常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稱，保衛廣東，決戰應積極，不可延誤，但部隊不聽調度，即無法完成部署。今後大決策應請總裁指示，小的如軍隊調動等，應聽國防部命令。總裁說過他領導黨不問政事，曾見諸文告。^[29]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30]10月13日，李宗仁自廣州出走桂林，國軍撤離廣州。^[31]李宗仁發表談話，重申反共決心。^[32]

1949年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復發，十二指腸出血，蔣中正复出在即。11月20日，「代總統李宗仁託言就醫經由桂林經南寧飛赴香港」^[32]，將中樞軍政交由閻錫山主持。

1949年12月4日，李宗仁藉口胃疾復發，須出國治療，偕其妻及隨員7人，乘包機一架，離港赴美。^[33][34]。12月5日，李宗仁離職赴美。^[32][35][36]。12月8日至12月10日，國府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政府公務員及兩蔣紛紛離開成都飛抵台北。12月19日，在纽约哥倫比亞大學醫院切除四分之三只胃，此後滯留在美國達十六年。

旅居海外

鑒於李自知不能去台灣，遂借口就醫去美國。^[3]:2李在海外不歸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中国国民党與蔣中正本人多次邀其重返中樞繼續行使總統職權。1949年11月22日，蔣在重慶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討論，決定派居正、朱家驊、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持函赴港探訪李，勸其回國。蔣在函中保証，將以“充分權力”交給李。同日，蔣約白崇禧談話，仍然表示本人此時決不復職，要求李剋日回渝，商定對內、對外大計，唯李婉拒。11月29日，再遣朱家驊、洪蘭友赴港，仍未有结果。^[37][38][39]李曾加入第三势力，1949年曾資助自由民主大同盟，并曾公开建议“台湾可成为美国之一个自治州”。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

1950年1月20日，监察院致电李，促请由美國返台視事^[40]，李以身体有恙仍需调养为由復电婉拒^[41]。

1950年2月5日，国民大会代表胡钟吾、刘宜达等人再电李^[42]，未有结果。政府多次電請在美國之代總統李回台主持政務，否則將被視為放棄代總統職權^[43]。李電覆監察委員，表示短期內不能返國。^[43]2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联名致电李，劝其回国，并称若再不归国将请总裁复职。^[44]这是中华民国方面最后一次劝说。李則覆電：「仁以病尚未痊，醫囑不宜遠行」^[45]為由，滯留美國。

1950年3月1日，在各界劝进中，蔣在台北宣佈復行視事^[46]，正式宣告復行總統職權。李聲稱蔣此舉違反憲法。蒋于复职文告中稱：“李代總統自去年十一月積勞致疾，出國療養，迄今健康未復，返旆無期，於是全體軍民對國事惶惑不安，而各級民意機關對中正責望尤切。中正許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同日，蔣致電李，希望李早日康復，並請代表其訪問美國朝野後，從速返回台灣，共濟艱危時局。^[47]

1952年1月11日，「蔣把『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交給監察院」^[48]。監察院通過彈劾副總統李宗仁違法失職案。^[49]通過此后李仍具副总统之地位。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蔣：「以憲法規定國大代表任期六年，用臨定條款來延長代表任期是非法的。」蔣不理。^[50]2月，第一屆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第二届总统、副总统。3月10日，第二次会议六次大会审议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并举行投票。同意弹劾比率高达94.4%，符合了三分之二同意门槛。^[51]李被蔣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之一介平民。^[3]:2至遭罢免后，李已无可能去台。在此前后，有资料表明他参与孙立人案，同时积极策动仍留在大陆的广西旧部袭扰新政权，杀死新政权军政干部及平民多人，中共“广西剿匪”即由此而发。他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世界冷战背景之下，或遇到挫败，或乏人响应，后渐与中國共產黨联系热络。

到中國大陸

1954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聲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內政問題，美國造成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3]:2周聲明消息傳到美國後，李異常高興，立即寫信給程思遠，囑其同海外人士交換意見，替他准備一個文件，並於1955年8月，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3]:2他在建議中談到：

据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回忆，1955年5月，李歸來事宜最早提出。^[3]:5當時，曾擔任李政治秘書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正寓居香港之程思遠隨港澳代表團到北京訪問，與曾經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之舊交李克農﹙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會晤。^[3]:55月7日，李克農向周恩來當面滙報，積極建議中央爭取李宗仁回國。^[3]:5同時，李濟深也曾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建議過此事。^[3]:5

195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得知李宗仁決意歸來，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來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灣方面，指出美國毁蔣陰謀，叫蔣注意。^[3]:5注意之點在美國，不在李宗仁。^[3]:5

從李方面來說，也有一個試探中國共產黨中央態度之過程。如他曾將自己收藏之一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11萬美金購買。^[3]:6但其實不少是贋品，按當時價格，頂多值3,000美金。^[3]:6毛澤東得知此事，答應給他12萬美金。^[3]:6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3]:6他要11萬，就給他12萬。^[3]:6李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3]:6

爭取李歸來中國大陸，先後花費10年時間。^[3]:6期間，程思遠「同志」多次到北京，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李聯繫牽線搭橋。^[3]:6另外，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舊部劉仲容等，也起到重要作用。^[3]:6毛和周歡迎李歸國，周為此費盡無數精力。^[3]:6

1963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歡迎李归來時機已經成熟。^[3]:6周特意事先向台灣打招呼，以免引起誤會。^[3]:6程思遠在由周當面交代任務和有關政策後赴瑞士蘇黎世與李面談。^[3]:6程向李講明周提出「四不」：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和「過五關」：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族關、社會關、生活關之要求時，李一一答應。^[3]:6對李之出處，周提出可重回美國料理些事；回來看看，住一時期再回去，保證來去自由和保密；留歐，如考慮願為祖國做些事，歡迎，經濟上有困難可幫助；決心回國，歡迎。^[3]:6李當即表態說：「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國定居，安度晚年。」^[3]:6

1965年2月3日，在獲得李決意歸來之確切消息後，毛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應歡迎李回國，去年向美報投書問題，無關大局，不加批評。^[3]:7因為他已自己認錯了。^[3]:7

1965年6月18日，程思遠第五次來到北京。^[3]:7領受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和全國政協秘書長平杰三等按照周恩來意見，交代任務（當時周離開北京出訪非洲14國）後，程即於第二天上飛機，前往瑞士迎接李。^[3]:7

1965年7月12日11時，周和徐冰及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黨外人士舉行一個談話會，向黨外通報李要到中國大陸之消息，並闡述有關方針政策。^[3]:8據有關記載，參加此重要會議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盧郁文、李俊龍、傅作義、黃琪翔、朱蘊山、李任仁、劉仲容、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楊東蒓、覃異之等。^[3]:8會議還通知蔡廷鍇與劉仲華參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3]:87月15日，中央有關部門就李回國後發表聲明問題電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李回國後的簡短聲明稿，仍請李決定。」^[3]:8發報之前，此電報稿送呈毛審閱。^[3]:87月15日早上，毛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幾天，同李面商聲明稿，並同機回北京。^[3]:8李回國，周應到機場歡迎。^[3]:8可在上海住幾天，商量好簡短聲明後再到北京。^[3]:87月17日，周根據毛指示飛抵上海出迎李。^[3]:8

抵達北京

7月19日，周與李在上海文化俱樂部長談，李誠懇全部接受周之意見。^[3]:10

7月20日，李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遠陪同下，終於回到北京。^[3]:10在機場，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

在北京機場大廳裡，李先生莊嚴宣讀聲明，說：「16年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於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之下，高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紅旗，堅決奮鬥，使國家蒸蒸日上，並且在最近已經連續爆炸成功了兩顆原子彈。這都是我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國人，除少數頑固派外，都深深為此感到榮幸。我本人尤為興奮，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今後自誓有生之日，即是報效祖國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3]:10-11

他說：「我深望海外僑胞和各方面人士也應該堅決走反帝愛國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談協議，至今猶感歉疚，此後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勢力」運動，一误再误。經此教訓，自感作為中國人，目前只有兩條道路可循：一就是與中國廣大人民站在一起，參加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一就是與反動派沆瀣一氣，同為時代所背棄，另外沒有別的出路。」^[3]:11 7月20日晚，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隆重設宴歡迎李和夫人郭德潔。^[3]:11

7月26日，毛在游泳池接見李夫婦和程思遠先生，交談友好親切。^[3]:11毛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3]:11李說：「我們這一次回到祖國懷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首先應對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3]:11毛說：「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蔣介石比你高一級，你是他的部下，他回來我們更歡迎。」^[3]:11

7月31日晚，劉少奇和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並宴請李和郭德潔。^[3]:12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張曉梅，及羅青長、劉仲容等人。^[3]:12

9月26日下午3時，李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3]:12

參觀海南島

1966年2月，李堅持要參觀海南岛，很想了解。^[3]:19當時，李很想了解具體戰況與軍事設施。^[3]:19在海口時，李很注意戰鬥機不時在空中飛行，並問空軍是否24小時在空中巡邏？^[3]:19美機是否經常飛來？^[3]:19解放軍高射炮打多高？^[3]:19在去榆林港途中問訊雷達設備，見到飛機就觀察兩邊山頭，當時接待李之軍方人員十分尷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艦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見到一些軍事設施。^[3]:192月28日，李宗仁偕郭德潔和程思遠等，從湛江乘專機飛南寧，受到韋國清和夫人許其倩等熱烈歡迎和宴請。^[3]:19

郭德潔逝世

1966年3月8日，廣西醫學院曾懷瑞大夫便向李宗仁和平副部長報告說，郭德潔病情隨時可能突然惡化。^[3]:223月16日，李接到南寧來電，報告郭德潔夫人病情惡化。^[3]:21於是，李決定中止參觀，提前返回南寧。^[3]:213月21日零時30分，妻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3]:22在郭潔德遺體告別儀式上，周恩來再三囑咐李要節哀，保重身體。^[3]:24同時，周還建議李之舊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轉換環境，排遣情懷。^[3]:24

郭潔德去世後，誰來照顧李晚年生活，成為實際問題。^[3]:25-26經人介紹，李結識北京某醫院護士胡友松。^[3]:267月25日，李與胡友松履行正式結婚手續。^[3]:26经张成仁介绍，周恩来同意，著名影星胡蝶女兒、27歲之胡友松与76岁之李宗仁完婚。^[52]婚後，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3]:26

保護

8月31日，其宅遭北京红卫兵抄家，理由是郭德洁涉嫌梅花党案。周得知此事後，當即指示：不能進到李宗仁家裡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裡搞鬥爭。^[3]:269月15日，周親自安排由國務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宗仁到三〇一医院保護起來。^[3]:26

保重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應邀參加國慶典禮之李宗仁，特意與李熱情握手。^[3]:26毛對李說：「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3]:26隨後，毛請李來到休息室去吃茶。^[3]:26在休息室，毛和李最後一次談話，中心意思是談「文化大革命」之事。^[3]:26同時，毛明確告訴李，紅衛兵要砸爛政協，要徹底否定統一戰線，這是不對。^[3]:26接著，毛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之必要，對李作說明。^[3]:26毛明確說，民主黨派不能取消，人民政協還是要。^[3]:26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3]:26

逝世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當時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現一張大字報，說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負責人，負有中央情報局特殊使命來中國做特務工作，說該組織用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3]:23還把當時被誣陷成「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期潛伏的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和郭聯繫起來。^[3]:23此案成為大型寃案之一。

1968年8月以後，李身體每況愈下，晚年在美國已患肺氣腫，經常患感冒發燒住院，同時發現有十二指腸癌。^[3]:269月30日，李扶病參加周恩來舉行之國宴，但回家後即感身體難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醫院，天安門城樓檢閱觀禮也未能出席。^[3]:26李此次出席國宴，便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政治活動。^[3]:26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醫院報告到中央統戰部。^[3]:26周極度緊張工作，見到關於李病重之報告。^[3]:26他立即做批示：要盡一切可能搶救。^[3]:26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惡化，醫護人員用盡一切措施搶救，延續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幫助呼吸也無效。^[3]:27午夜12時，李溘然長逝，享年78歲。^[3]:27但据唐德刚表示，據聞其是遭慢性中毒而死。^[53]

對於李去世，中央統戰部立即寫下治喪報告^[3]:27周審閱報告，贊同舉行一個骨灰安放儀式，在報告上批示：由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3]:27毛澤東批准報告。^[3]:27 2月初，李宗仁骨灰安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3]:27周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是最高之禮遇。^[3]:28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有10來個人，是有影響有分量人士。^[3]:28周宣佈李骨灰安放儀式開始，大家分別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別^[3]:28隨後，周走過來握著胡友松之手說：「李先生逝世了，以後你有什麼困難，國家會照顧你的。」^[3]:28

197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提到李中毒致死的疑案時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谁的手中，当然康生有最大嫌疑。”^[54]

评价

李宗仁當年崇敬孫中山，響應孫中山主張，統一廣西，促進兩廣統一，為北伐奠定基礎。^[3]:2他率領精锐的广西第七军加入北伐军行列，参加北伐战争，第七军被稱为北伐最精锐主力之一，被誉为北伐“钢七军”。在北伐中，李宗仁之廣西部隊打到山海關，立下不少功勞。^[3]:2在中國抗日战争时提出“焦土抗战”，号召全国军民誓死与日军血战到底，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的桂系部队是全国第一支主动接受改编成中央军的地方军阀部队，他用以起家的桂系十万老兵几乎全部在上海、徐州、武汉对日作战中损失殆尽，予日军沉重打击。「在抗日戰爭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血戰台兒莊，並領導所轄戰區部隊積極作戰，建立了一定的功勳。同時，李宗仁長期堅持反共立場，對中國共產黨犯有罪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緝的首要戰犯之一。」^[3]:2對中共篡奪中國政權起到阻礙作用。

李在同蔣長期共事，最後與蔣決裂，分道揚鑣。^[3]:3他對於美國懷有幻想，曾企圖依靠美國，搞「第三勢力」。^[3]:3他開始轉變政治立場。^[3]:3

他开放了以前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广西，同意中央政府在广西征兵，在抗战时期，全省人口共1,200多万的广西，由于此前实行的“寓兵于农”的民团制度，大部分青年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兵员比较优秀，所以有130多万广西青年应征入伍，差不多近8个广西人中就有1个出省当兵抗战（这还不包括那些留在广西后来参加游击和修铁路的人），其中大部分被蒋中正编入中央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样评价他：李将军一生做过三件大好事，第一是北伐，第二是台儿庄大战（我觉得应该说是抗日），第三是回归祖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评李宗仁：「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他曾是地地道道的军阀，拥兵自重思想极重。在宁汉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内战中给平民造成巨大危害，在湖北，他的桂军在占领武汉时无恶不作，被湖北人民称为虎狼之兵。

1930年代，他在广西实行全省皆兵的民团制度，与中央对抗，使广西被外人称为“斯巴达式”的广西，他统治下的广西成为半独立于中央的省份。加剧了全国军阀割据的状况，不利中华民国统一。

參看

註釋

1.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5頁
2. ^ 傅宁军著，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人民文学出版社
3. ^ ^{3.0003.0013.0023.0033.0043.0053.0063.0073.0083.0093.0103.0113.0123.0133.0143.0153.0163.0173.0183.0193.0203.0213.0223.0233.0243.0253.0263.0273.0283.0293.0303.0313.0323.0333.0343.0353.0363.0373.0383.0393.0403.0413.0423.0433.0443.0453.0463.0473.0483.0493.0503.0513.0523.0533.0543.0553.0563.0573.0583.0593.0603.0613.0623.0633.0643.0653.0663.0673.0683.0693.0703.0713.0723.0733.0743.0753.0763.0773.0783.0793.0803.0813.0823.0833.0843.0853.0863.0873.0883.0893.0903.0913.0923.0933.0943.0953.0963.0973.0983.0993.1003.1013.1023.1033.104}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4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2月，ISBN 7503410655
4. ^ ^4.04.14.24.3 “以退為進”：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始末
5. ^ ^5.05.1 李守孔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9月，第165頁，ISBN 9571406635
6. ^ 翁元口述、王丰記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11月新版，第11頁
7.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36頁
8. ^^8.08.1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58頁
9. ^^9.09.1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42頁
10. ^^10.010.1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44頁
11. ^ ^11.011.1 劉維開：〈1940年代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之分析〉，刊呂上芳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ISBN9789620764264
12.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53頁
13. ^^13.013.1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57頁
14.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60頁
15.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71頁
16.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72頁
17.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59頁
18.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79頁
19. ^ ^19.019.1 李守孔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9月，第169頁，ISBN 9571406635
20.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81頁
21. ^ 李守孔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9月，第170頁，ISBN 9571406635
22. ^^22.022.1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88頁
23.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89頁
24. ^ 程思遠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2頁
25. ^ 李宗仁「表示彼將迎合美國對華政策之改變」，見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96頁
26. ^ 李守孔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9月，第171頁，ISBN 9571406635
27. ^ 〈李宗仁呈蔣總統寒電〉，1949年6月14日，《蔣總統引退與後方佈置》﹙上﹚，《革命文獻》第28冊，《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28.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230頁
29. ^ 〈洪蘭友致蔣中正電〉，1949年9月1日，台北「總統府」編，《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上，《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三十一冊
30.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1頁
31.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1-62頁
32. ^^32.032.132.2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2頁
33. ^ 李守孔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9月，第176頁，ISBN 9571406635
34. ^ 李宗仁謂其「胃疾復發，赴美就醫」，一俟「短期內病愈後，即續負應盡之責」見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276-277頁
35. ^ 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長子李幼鄰、幼子李志聖及前內政部長李漢魂」，隨從由香港「飛抵紐約，入長老會醫院割治胃潰瘍宿疾。臨行前囑程思遠帶他的親筆信以專機飛海口晤白崇禧」，見程思遠著，〈李宗仁與蔣介石決裂的經過〉，刊《大對抗》，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2年
36. ^ 蔣經國著，〈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277頁
37. ^ 程思远：我在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前前后后
38.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民國三十八年
39. ^ 杨天石：「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前后」
40. ^ 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7页
41. ^ 《中央日报》，台北，1950年2月2日
42. ^ 《中央日报》，台北，1950年2月5日
43. ^^43.043.1 張之傑等：《20世紀臺灣全紀錄》，台北：錦繡出版社，1991年，第309頁
44. ^ 《中央日报》，台北，1950年2月21日
45. ^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台北：中正文化基金會，2004年，第11頁
46.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3頁
47. ^ 《中央日報》，台北，1950年3月2日
48. ^ 程思遠：〈李宗仁與蔣介石決裂的經過〉，刊《大對抗》，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2年
49.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69頁
50. ^ 程思遠：〈李宗仁與蔣介石決裂的經過〉，刊《大對抗》，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2年
51. ^ 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华民国选举史》，台北：中央选举委员会印行，1987年
52. ^ [1]
53. ^ 唐德刚撰，《中华百科全书》·李宗仁篇
54. ^ 尹冰彦：「李宗仁回大陆最后的日子」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2/1354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