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叫魂》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的力作，他以1768年发生在乾隆盛世的所谓叫魂妖术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此一“透彻”并不在于他挖掘叫魂风波的内情——这在事实上是无法办到的，而在于他深刻分析了这一案件的制度隐疾。
简言之，叫魂妖术是指通过割取人的发辫或衣襟，对其施法，从而将此人的魂从身体上带走，附着在纸人纸马等上面窃取财物，供叫魂者所用。这一年，这个只有笔记小说里才有的传言，从浙江、江苏波及山东、河南，甚至达到直隶，影响渗入满人原住地。
孔飞力斌要还原的并非叫魂妖术的真相，但他从历史文献、判案文书以及乾隆朱批中，确实勾勒了一个接一个的民间故事。他用严谨的学术才能为本书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然后，孔飞力开始将分析集中在叫魂案所引起的制度反应上，以及乾隆本人的焦虑。
换言之，因为不可知论所导致的妖术传言，时常隐现与民间社会。何以乾隆皇帝对此大动干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围剿？原来，动力在于乾隆对满人汉化的深层次恐惧，以及对遭受谋反之逆的深切忧虑。乾隆是要利用叫魂案达到整肃汉人、尤其是江南的目的。
乾隆当然没有在一开始就点明叫魂案的政治因素，这对他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因此，乾隆在与各省总督机密的通讯系统中，原先是避讳将叫魂命名为政治罪的。乾隆既要利用这个案件挽回满人精英入关后的统治质量，又要打压实质上占据满庭的汉文化，隐情多端。
在乾隆的驱使下，大半个中国行动起来，捉拿想象中的叫魂妖党。不出所料，无论是游方和尚，还是浪荡乞丐，均成为最大的被怀疑群体。然而，所捕获的嫌犯，能提供的只是相当含糊的证词，屈打成招、反致陷害的比比皆是。乾隆帝掌握全部进程，不舍不弃。
从结果看，叫魂案并未坐实任何一个妖孽。乾隆及其官僚集团似乎是在与恐惧心理战斗，然而在孔飞力看来，乾隆仍旧赢得了一个回合。这就涉及到孔飞力的研究范围，他借此观察官僚制度与乾隆皇帝的冲突，两下使出了基于地位与权力的手段，一较高低。
叫魂案就此过渡到制度讨论上。在一个常规的官僚制度下，乾隆帝也不能阻止整个帝国秩序的失控。官僚体制自动产生了对抗或抵消皇帝权力的力量。乾隆以经办不力、奏请滞后为由惩罚了一大批官员，但叫魂案同样隐含着行政权对皇帝权威的挑战。
孔飞力提到，官僚集团尽管满轩，效率低下，但他们在处理乾隆的焦虑时，同样利用了制度做掩护。乾隆是要把叫魂案做成一个“事件”，他利用朱批奏折持续强化这个紧张态势。但官僚集团则试图将叫魂案导入日常轨道，以抱团的集体策略，降低风险。
在叫魂案波及最厉害的三个月里，乾隆在廷寄的信息系统中施加了最苛刻的看法，朱批的用词毫不掩饰皇帝的焦躁，乃至是毫无修养，对官员冷嘲热讽，异常刻薄。一个被假想敌所控制的皇帝，与一大帮各怀心事暗中自保的高级官僚，被比叫魂术更厉害的权术所围困。
有意思的是叫魂案的终结。在几个忠心耿耿、干预直言的军机大臣的婉言之下，乾隆不得不接受此案无果而终的结局。但是，乾隆在投入了巨大的道德威信的前提下，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须的。要继续缉拿“主犯”，同时，一份整饬官员的名单出炉了。
至此，乾隆皇帝加诸叫魂案的思路无法进行下去。案件的政治定性已然失败，但乾隆又不甘心接受行政定性，只好闭着眼睛，敷衍了事。可以说，乾隆帝试图用叫魂案达到一箭双雕（整肃官场、震慑江南）的用意落空。孔飞力接着又将议题带到深一层。
这就是1768年的社会态势与民众心理。在孔飞力看来，其时的商品社会与人口繁殖不不能同步，前者无法满足后者。大量的人群无法外迁存活，只能向下流动，沦为像僧道、乞丐那样的边缘人群。而因叫魂等谣言存在，这些陌生人受到了严重歧视。
要害在于，所谓的盛世徒有其表。乾隆治下的官僚系统有自立的一面，而整个统治集团所面对的社会，发展出人人互害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受困扰的社会”或“零和社会”。社会基本问题无法通过改进生产来解决，不得不“对损失进行分摊”。
正如孔飞力所言，“‘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这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几乎完全没有了解”。叫魂术是一种体现，可即使到今天，叫魂术何曾断绝？
陌生人受到严酷的指认与治罪，这意味着人际关系萎缩到最圆滑的地步。冤冤相报就此成为“最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叫魂案中大量出现本地人陷害外来人、胥吏陷害无辜、胡乱指认一面之交的人。当各级官员绞尽脑汁对付乾隆朱批时，下层同样在相互攻伐。
孔飞力区分了叫魂术与巫术。前者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后者则是天赋所有。叫魂术的一个认定标准是为了“增强个人的能力”。若按照这个标准，宽泛地看，乾隆出于汉化的焦虑，围剿叫魂术士，也是在增强自己对帝国体制的叫魂术。
贯穿《叫魂》全书的，是当时的信息通讯系统。有两套，一是公开对所有人的，一是只有特定精英享有的。而乾隆的朱批奏折，盘踞在通讯层级最高处。从实际用处看，这是乾隆与少部分近臣联手信息垄断，从而超越官僚制度控制的一种信息系统设置。
巡抚、总督、江南织造、按察使以及皇族近亲都负有往廷寄系统注入信息的义务，乾隆通过朱批这些奏折信息，获得了稳定地对抗官僚制度的小集团效忠与政治威吓力。这个高级别的控制系统，与叫魂妖言流传大半个中国的民间信息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有反讽意味。
乾隆所借重的这个精巧的信息系统，凌驾于官僚制度之外，却能对叫魂案件的所有细节进行远程调度。研究传播史的人不可错过这个实例。事实上，乾隆皇帝用廷寄系统获得了进退空间，掌控信息、进而掌控对帝国体制的秘密惩戒，看来是早有依据的。
此书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比比皆是。除了上述之外，孔飞力对“事件”这一词汇的讨论鞭辟入里。“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在叫魂案中，它是乾隆与群臣之间，是否将叫魂妖术政治化的划分手段。对“事件”的掌控，展现了政治上的收放自如。
“当我们解读由‘事件’而产生的文件时，都必须要么把它们当做关于现实的描述，要么将它们视作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孔飞力之所以能对叫魂案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剖析，大概是将此一事件作为后者。乾隆与近臣之间近乎辩论的大量朱批即属于此类。
与常人的理解并不一样，通过叫魂案可见，最反对将“事件”政治化的，反而是官员。当乾隆借助朱批向办案官员释放政治化信息时，官员们深谙其道，也深知其风险，为了以防万一，不约而同地将案件往行政习惯上牵引。这是“事件”让人深思之处。
“事件”成为原料，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皇帝在此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并转化成权力和地位。“君主和官僚都可以通过文献的制作来影响人们对某个事件的界定和看法。对叫魂危机当然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加以操纵”。当然，乾隆对妖术意义的界定并未完全自主。
当叫魂案的基础崩溃时，乾隆帝恼羞成怒地在官僚群体中寻找替罪羊来代替对叫魂案的清剿。皇帝与群臣的对抗，就此沦入两败俱伤的乱局中。即使乾隆仍能凭天子资格毫无拘束地惩处大臣，但官僚制度与皇帝的分野还是明显。孔飞力就此提出了官僚君主制的定义。
在政体的界定上，往往最讨巧的在于跨界法，而且这也更能概括一个政体的多面体特征。就孔飞力在叫魂案中的写作思路看，官僚君主制无疑是他的立论基础，也是他之所以能将轻盈的笔记小说写成政治著作的依据所在。读者最终都要回到这个定义上思考乾隆在现世的化身。（完）
